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六

译官员便养

至大三年，下诏规定：铨选官员时，父母年老体衰、势单力薄的，可以就近迁调补授官职，尤其便利有益。如果确实有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另外又没有次子可以侍奉的，应当由原籍官府核实保勘清楚，酌情决定。

孔庙不受宦官之祭

至大四年，朝廷派遣宦官李邦宁去祭祀孔子。李邦宁受命行礼，刚要就位，忽然大风骤起，殿上以及两侧廊庑的蜡烛全部熄灭。烛台底部的铁鐏都被风力拔起深入地下一尺多，没有一个不被拔起的。李邦宁惶恐不安，伏地很久，大风才平息。

饬行钞法

至大四年（当时仁宗已经即位，还未改元），下诏说：我世祖皇帝斟酌参考古今制度，制定了中统钞、至元钞的钞法，通行天下，公私都蒙受其利，至今已经五十年了。近来，尚书省不深究其中的利弊，轻率地加以变更，既创设了至大银钞，又铸造了大元至大铜钱，钞的倍数太多，轻重失当，铜钱的鼓铸又供应不足，新旧钞法的资用，还没到两年，弊端就已经很严重了。于是征询朝廷议论，大家意见一致，都希望加以变通，恢复旧有制度。现罢除资国院以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买卖铜器听凭百姓自行处理。凡是尚书省已经发放到各处的钞本以及至大铜钱，即日起封存于民间，由使者前往行用库兑换。

○仁宗朝

重名器行久任

皇庆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上奏说：「自从先帝即位之时，大局刚刚安定，因此对左右三五个有功之人，封爵过高，于是使得亲近宠幸的臣子相互效仿沿袭，王公、师、保等高位大臣在朝中接连不断。近来虽然下令追缴印信、裁减罢免，但还不到一年，又重新纷纷出现这种情况。《春秋》说：『穿的衣服不合身份，是自身的灾祸。』这说明朝廷的名位爵禄贵重，那么斗升的俸禄就足以激励人才；如果名位爵禄泛滥，那么即使每天都拜授卿相，人们也不会受到激励了。」又说：「国初设置官职，在朝内任职须满三十个月，在外地任职须满三整年，考核他们的政绩优劣，来决定升降。近来省、院、台、部的官员，任职长的一两年，短的三五个月，甚至还有在十天之内多次迁调更换的，忙于奔走往来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宣扬教化、参与谋划政务呢？请求从今以后，只有对紧急需要补任的重要职位可以急速选任，其余内外大小官员，必须等到任期满了，才允许破格提升，这样才能避免朝廷早晨任命晚上就改动，助长奸邪之弊。」

国学贡试之法

皇庆元年，命令集贤学士赵孟俯、礼部尚书元明善等人重新制定国子学贡举考试之法。

第一是升斋，分等第共六斋，东西相对的下两斋，左边叫游艺斋，右边叫依仁斋，凡是诵读经书、讲解小学、对课属对的学生隶属其中。中间两斋，左边叫据德斋，右边叫志道斋，讲解四书、学习诗律课业的学生隶属其中。上面两斋，左边叫时习斋，右边叫日新斋，讲解《易》《诗》《书》《春秋》，学习明经义等应试文章的学生隶属其中。每斋学生名额不等，每季考核他们所学经书课业以及是否遵守规矩，依次递升。

第二是私试的规矩：汉人考核时习、日新两斋；蒙古、色目人考核志道、据德两斋。凡是在国子学实际坐斋满两周年以上，未曾有过失的，才允许参加私试；实际坐斋满三年以上的，才允许参加贡举考试。汉人私试，孟月（每季首月）考经疑一道，仲月（每季次月）考经义一道，季月（每季末月）考策问、表、章、诏、诰、内科一道。文辞义理都优秀的定为上等，算作一分；义理优秀而文辞平常的定为中等，算作半分。每年年终统计当年积分，达到八分以上的，升为高等生员，名额为四十名：蒙古、色目人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年

译终考核贡举名额不必凑足，只取真才实学之人；如果考试成绩相同而名额不够，就按坐斋月日的先后多少来决定。

第三是黜罚的规定：凡是参加私试积分的生员，如果有不认真上课或者违反规矩的，初次犯规罚一分，再次犯规罚两分，第三次犯规就除名。凡是已经补为高等生员的，如果有违反规矩的，初次犯规停止参加殿试一年，再次犯规就除名。由学正、学录检举纠察，学正、学录明知而不检举纠察的，也要交由学正、司业议定处罚。凡是在学生员，年终统计实际坐斋不满半年的，一律除名。除了按月放假的时间外，其余请假的日子都不计入坐斋时间。学正、学录年终统一考核，凡是在学生员，除蒙古、色目人另行商议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晓一部经书或者不肯用功学习的，勒令退学。其余的处罚规定依照旧有规矩执行。

行科举

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说：我朝祖宗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世祖皇帝设置官职、划分职守，征召任用儒雅之士，崇尚学校作为培育人才之地，议定科举作为选拔士人的方法，规模宏大深远。朕以浅薄之身承继大统，继承先志、遵循前事，以祖训为法式。若考察三代以来，选拔士人各有科目，考究其根本要领，举荐人才应当以德行为首要，考试的科目应当以经术为先，词章其次，浮华不切实际的，朕不采取。于是命令中书省参酌古今制度，制定相关条文。定于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推举贤能之人，由有关部门赋予应试资格，次年二月在京师会试，被选中的人朕将亲自策问。具体应当执行的事宜如下：科场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从本籍官府在各色户口中推举，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为乡里所称赞孝悌、为朋友所信服义气、通晓经典且品行端正的士人，出具保结，以礼相送前往应试，供给沿途所需的路费，如果有徇私滥举，或者应当举荐而不举荐的，由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查察治罪。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用朱熹的章句集注，义理精明、文辞典雅的定为中选。第二场考策问一道，以时事出题，要求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两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也用朱熹的章句集注，并要求用自己的见解加以总结，要求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自专攻一经，《诗经》以朱熹的注为主，《尚书》以蔡沈的注为主，《周易》以程颐、朱熹的注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代注疏，《春秋》允许用三传以及胡安国的传，《礼记》用古代注疏，要求五百字以上，不拘泥于固定格式。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之内的一科，古赋、诏诰要用古体，章表则参用四六骈文和古体。第三场考策问一道，从经史、时务中出题，不追求浮华辞藻，只求直陈其事，要求一千字以上。如果有蒙古、色目人愿意考汉人、南人的科目并且中选的，加一等授官。蒙古、色目人另编一榜，汉人、南人另编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从六品官，第二名以下以及第二甲都授正七品，第三甲以下都授正八品，两榜都是这样。所在官府如果延误开考日期，由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查纠治罪。世袭荫叙官员的子孙，仍依照旧制授官，愿意参加考试并中选的，优先升一等授官。在官府任职、尚未入品流的人，如果愿意应试，也听凭其便。如果中选之人已经有九品以上的官阶，比照原有官阶从优授官；如果没有品级，就依照考试常例从优授官。乡试的地点，以及其余的具体条目，命令中书省商议执行。啊！经义通晓、品行端正，才能真正发挥儒者的作用；使风俗改易，才能更加达到天下大治

译的隆盛。希望各方士人，体会朕的这番心意。

服色等第

延佑元年十二月，制定服色等第制度，下诏说：近年以来，各地士人百姓，竞相崇尚奢靡华丽的服饰，尊卑等级混淆不清，僭越礼制、耗费钱财，这是朕所不取的。贵贱应当有明确的等级区分，这样才能更加彰明国家的制度；崇尚节俭、抑制奢靡，才能使百姓财富充裕。命令中书省制定服色等第，规定如下：

一、蒙古人不受此禁令限制，以及现在正参与集会宴赛的各色人等，也不受此限制，只是不许穿龙凤纹样的服饰。

一、职官除了不得用龙凤纹样外，一品、二品官可穿浑金花纹服饰，三品官可穿金荅子纹服饰，四品、五品官可穿云袖带襕服饰，六品、七品官可穿六花纹服饰，八品、九品官可穿四花系腰服饰，五品以下官员可用银及减铁饰物。

一、命妇的服饰，一品至三品可穿浑金服饰，四品、五品可穿金荅子服饰，六品以下只能穿销金以及金纱荅子服饰；首饰方面，一品至三品可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可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可用金，只有耳环可用珠玉。

一、器皿方面，除了不得使用钑造龙凤纹样的器物外，一品至三品可用金玉器皿，四品、五品只有台盏可用金制，六品以下台盏可用镀金，其余都用银制。

一、帐幕方面，除了不得用赭黄色龙凤纹样外，一品至三品可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可用刺绣纱罗，六品以下可用素色纱罗。

一、车舆方面，除了不得用龙凤纹样外，一品至三品可用门金装饰、银螭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可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可用素云头素带青幔。

一、鞍辔方面，一品官可用金玉装饰，二品、三品官可用金装饰，四品、五品官可用银装饰，六品以下都用瑜石、铜、铁装饰。

一、内外官员中出身考满、应当入流待任职的人员，服饰规定与九品官相同。

一、被授予各投下令旨、钧旨、持有印信、现任差事的人员，服饰规定也与九品官相同。

一、平民百姓，除了不得穿赭黄色服饰外，只允许穿暗花纻丝、绫罗以及毛毳帽笠，不许用金玉装饰，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首饰只允许用翠花以及一件金钗饰物，只有耳环可以用金珠碧甸装饰，其余都用银制，酒器只允许用银壶瓶、台盏、盂等，其余都禁止使用，帐幕用纱绢，不得用赭黄色，车舆用黑油、齐头平顶、黑色布幔。

一、各色目人，除了行营帐幕外，其余的规定都与平民相同。

一、各职官致仕后的服饰规定与在任时相同，被降职的按照应得的品级规定，被削籍不叙用的与平民相同。

一、父祖曾经担任官职、去世已久且不属于犯罪除名不予叙用的情况，他们的命妇以及子孙服饰规定与现任官员相同。

一、各类乐艺人等的服饰规定与平民相同，凡是承应表演装扮所用的服饰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一、皂隶、公使人只允许穿绸绢。

一、娼家出入只能穿黑色褙子，不得乘坐车马，其余依照旧例。

一、从今以后，汉人、高丽、南人等投充怯薛的，也都在禁止之列。

一、服色等第的规定，上等品级可以兼用下等的服饰，下等的不得僭越使用上等的服饰，违反规定的，现任官员解除现职，一年之后……（原文至此中断）

译违反规定的降低一等叙用，其余的人打五十七下。违禁的物品交给告发抓获的人作为赏赐，官府禁止管理不严格的，由监察御史、廉访司追究处置。皇帝赐予的物品不在禁止之列。

译经理田税

延佑元年，平章章闾说："经理土地税赋这件大事，世祖已经推行过了，但其中弄虚作假隐瞒的情况还是很多，未能全都核实。有的把熟田说成荒地，有的害怕承担差役而分家立户，也有富户买了贫民的田地却仍然沿用原来的户名交税的。因此每年的赋税收入不见增加，百姓深受其苦。如果推行经理田税之法，让有田的人家以及各王府位下的寺观、学校、财赋等田地，一律如实自行申报，或许赋税收入就不会再有隐瞒，差役也能均平了。"于是派遣官员去经理田税。其办法是先期张榜告示百姓，限期四十天，把自家所有的田地如实向官府申报，或者是把熟田说成荒地，把田地说成沙荡地，或者是隐瞒占有逃亡人家的产业，或者盗用官田冒充民田，或者把民田指称为官田，以及僧人道士借田地作弊的，都允许别人举报告发。十亩以下的，田主和管田佃户都要杖打七十二；十亩以上加一等；一百亩以上的流放到北方边地。隐瞒的田地没收归官，郡县正官如果不加以查核，以致有漏查的，酌情论罪，情节严重的罢官除名。然而由于限期紧迫，官吏贪刻用事，富民与狡猾的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把没有的田说成有，虚列在册籍上，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于是百姓生计无着，盗贼纷纷兴起，其弊端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到泰定、天历初年，全部革除了虚增的田数，百姓才重新得以安定。

进十儒从祀

延佑二年，下诏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一并配享孔子庙庭。

追封孟子父母

延佑三年十月，皇帝下制说："朕想到从孔子到孟子，相隔一百多年，而道统的传承唯独孟子得其正传。虽说孟子是命世的亚圣之才，但也是靠父母教养之功。他父亲很早去世，母亲用三迁其居的教诲，激励了天下后世的人。推究其根源，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查考历代，实在缺乏褒扬尊崇。功劳大而地位没有相应的酬报，事迹显著而名分不能彰显，这难道是朕怀念贤者的本意吗？于是特颁恩宠之命，永远彰显神明的美善。可追封孟子的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

追封周子

延佑三年制文说：听说孟轲去世之后，道统就失去了传承，孔子精微的言论，人人各自妄加解说，幸而斯文并未丧失，终于有真正的儒者相继而生。濂溪周敦颐禀受天地元气中最精纯的部分，独自继承已经断绝的学统，绘制太极图而精妙地阐明万物的变化，撰写《通书》而将各种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使圣人的教化重新灿然彰明。他的美好功业理应不被泯灭。朕继承先业，重视德行、尊崇贤能，追念前代先贤，长久以来未及施行常典，已经让他配享庙庭祭祀了，何不再加封他的乡国呢？啊！霁月光风的气象，仿佛想见他清正的风范犹在眼前；玄衮赤芾的礼服，希望这恩宠之命能够承受。

举录隐逸

延佑七年十一月，下诏说："近年来设立科举，以此选拔人才，但还担心有些高尚之士，隐居山林田园之中，无从得到延揽任用。各地凡是有隐居而行为合宜、才德高远、深明治国之道而不求闻达于世的人，所在的官府要列具其姓名，行文报送本道廉访司核实考察，然后奏报朝廷以备录用。"

英宗朝

庙室之制

至治元年，中书省大臣上言："关于宗庙制度之事，已召集御史台、翰林院、太常院大臣商议。"谨按前代宗庙庙室的多少各不相同，晋朝是兄弟同为一室，正室增加到十四间，东西各一间。唐朝为九庙，后来增为十一室。宋朝增加庙室到十八间，东西夹室各一间，用来收藏祧主。如今太庙虽分为八室，但兄弟算作一世，实际只有六世而已。世祖所建的，是前殿后寝的格局。前几年寝殿遭火灾，请求把现在的殿改作寝殿，另建前庙十五间，中间

译三间合为一室，用来供奉太祖神主，其余依次为室，或许在情理上比较适宜。谨此呈上太常庙制。皇帝下制说："可以。"限定来年营建。

夹室

中书省、御史台集议夹室的制度，太常博士议论说："《尔雅》说'室有东西厢称为庙'，注解说：'夹室在前堂。'《礼记》说：'西夹南向'，注解说：'西厢就是夹室。'可见明确有东西夹室。夹室就相当于现在的耳房之类，但它的具体制度已经无从得知了。晋朝太庙十六间，东西各有储室一间，所说的储室，不就是夹室吗？唐朝贞观年间的旧例，迁出宗庙的神主藏在夹室的西壁，南北共三间。宋哲宗也曾在东夹室奉安神主。可见唐宋的夹室与其他各室的制度并无太大差异。如今宗庙的制度都不合乎古制，只是权宜行事，应当在现在庙宇十五间中，南北六间、东西两头各二间，比照唐制南北三间的规制，垒砌到栋梁高度作为三间，墙壁涂以红泥，用来对准东西厢房，南向开门，如同现在室户的规制，虚空外部以对应厢房，这就是所说的夹室前堂的做法。虽然未能完全合乎古制，但在当今是适宜的。"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七月辛卯日，工程落成。

拜相

至治二年十二月，任命拜珠为右丞相。诏书说：帝王的职责，在于任用一位好的宰相，用来表率百官、统领各项政务。朕承继大业，励精图治。然而恩泽仍有未能普及之处，政事仍有未能施行之处，难道是委任大臣的方法有所欠缺吗？现特命中书左丞相拜珠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全面革新政务，使邪正分道而行，四海安宁，以恢复中统、至元年间的治绩。啊！朝廷既已端正，就应当彰显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功业；风俗既已淳厚，就要推广崇尚道义、渐染仁德的教化。

考正祀典

至治二年，皇帝下旨商议南郊祭祀之事，中书平章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埜、学士蔡文渊、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政等在都堂会议：一是关于祭祀的年份，按前代大多是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满三年，常常有旨钦定遵行。二是关于神位，《周礼》记载大宗伯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注解说昊天上帝就是冬至时在圜丘祭祀的天皇大帝。又说苍璧礼天，注解说这是在冬至用礼来祭天，指的是天皇大帝，位在北极，也就是北辰。又说北辰就是天皇耀魄宝，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因为它尊贵广大所以有多个名号。今按《晋书·天文志》，中宫勾陈口中一星称为天皇上帝，其神称耀魄宝，《周礼》所祭祀的天神正是昊天上帝，郑玄以星经推算，认为就是天皇大帝。然而汉魏以来的名号也不尽一致，汉初称为上帝、太一、皇天上帝；魏称为皇皇帝天；梁称为天皇大帝；只有西晋称为昊天上帝，与《周礼》相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为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等名号都不见于经典。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图议，正是依《周礼》祭祀昊天上帝。三是配位，《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天更大的。"又说："郊祀时以后稷配天，这就是郊祀之所以设有配位的缘故。"汉唐以来无不如此。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以太祖皇帝配享是正确的。四是告配礼器，《记》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定先在頖宫祭告，注解说："这是祭告后稷。"祭告的目的是要用他来配天，祭告时用一头牛。《宋会要》记载在致斋第二日于庙中祭告配位之事，凡是派遣官员用牺尊、豆笾举行一献之礼。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将明时举行仪式，初献时由摄太尉与太常礼仪院官一同前往太庙奏告。五是大裘冕，《周

译礼》记载司裘负责裳制作大裘，作为帝王祭祀所穿的服饰。郑司农说："黑羊皮做的裘服用来祭天，表示质朴。"弁师掌管王的五种冕服，注解说冕服共有六种，而只说五种，是因为大裘之冕大概没有旒不便计数。《礼记·郊特牲》说："郊祭的时候，是迎接白昼最长的一天到来。"祭祀那天，君王披上衮服来象征天，头戴冕冠、垂十二旒的璪，这是天的数目。陆佃说："礼制不隆重则服饰不完备，大概是先穿大裘再加穿衮服。"这是加穿的意思，说的是冬季祭祀时穿大裘，外面再披上衮服。开元礼和开宝通礼记载，銮驾出宫时，穿衮冕到大次，天将明时才改穿大裘冕出次。《宋会要》记载，绍兴十三年，车驾从庙中前往青城，穿通天冠、绛纱袍，祭祀当日穿大裘衮冕。图议主张用衮冕。六是匏爵，《郊特牲》说："郊祭的时候，器皿用陶器和匏器，用以象征天地的本性。"注解说用陶制的瓦器，匏器用来斟酒献祭。开元礼、开宝礼都有匏爵。大德九年，正位配位都用有坫的匏爵。图议主张正位用匏爵，配位饮福时用玉爵。七是戒誓，唐代《通典》引《礼经》说："祭祀前十天，皇帝亲自告诫百官及宗族之人。"太宰总管告诫群官之事。唐代祭祀前七天，宋代前十天，纂要记载太尉南向而立，司徒作亚献、终献，一品二品官员从祀时北向而立，行事官依次北向。礼直官把誓文交给太尉宣读。如今天子亲自主持大礼，只让礼直局管勾宣读誓文。图议主张让管勾代替太尉宣读誓文，由刑部尚书监临此事。八是散斋致斋，《礼经》规定祭祀前十天，唐宋金都是七天。散斋四天在别殿，致斋三天在大明殿。图议主张依照前制为七天。九是藉神席，《郊特牲》说："用莞席竹簟来求安适，用蒲草和禾秆来表示崇尚俭朴。"注解说蒲越、藁鞂是垫在神座下的席子。汉代旧仪，高帝配天用绀色席子，祭天用六彩绮席共六重。成帝即位后，丞相衡、御史大夫谭认为天地崇尚质朴，应当停止不再增修，皇帝下诏依从了。唐代麟德二年下诏说："自己享用从厚，奉事上天从薄，这不合适，应改用褥垫，祭祀上帝用青色，其余各依方位之色。"宋代把褥垫加在席子上，礼官认为这不合礼制。元丰元年奉旨不设褥垫。本朝大德九年，正位用藁鞂，配位用蒲越并覆以青缯。至大三年加设青绫褥、青锦方坐。图议主张应依照至大三年的做法，在席上加设褥垫，各依方位。十是牺牲，《郊特牲》说："郊祭只用一头牲畜而社稷用太牢。"又说："祭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小如茧、栗。"秦代用骝色的马驹，汉文帝时祭五帝共用一头牲畜，武帝时三年一祭改用太牢。光武帝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天地共用一头牛犊。隋代祭上帝、配帝各用一头苍犊，共两头。唐代开元年间用牛，宋代正位用苍犊一头，配位用太牢一份。本朝大德九年，用苍犊两头，羊、猪各九头。至大三年，用纯色肥壮的马一匹作为祭祀正副之用，鹿十八头，野猪十八头，羊十八头。图议主张依照旧仪，神位、配位除用犊之外，仍旧用马，其余都依照旧制。这天已经举行了典礼。十一是香鼎，重大祭祀有三种开始的仪式。禋祭是为了感通神灵。宗庙祭祀则焚烧香蒿、灌浇香酒，这就是所谓香气上达于墙屋的做法。后世焚香大概就是本于此，但并非礼经的正式规定。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座。每个神座配香鼎、香合、案各一件。图议主张依照旧制。十二是割牲，《周礼》记载司士，凡是祭祀都率领属下割取牲畜、进献爼豆之物。又记载诸子在大祭祀时要摆正六牲的躯体。《礼运》说：腥祭时牲肉放在爼上，熟祭时牲肉煮

译熟后放在爼上，牛羊犬豕要按躯体分解陈列。注解说：腥祭时放在爼上，是指用豚解法把牲体分解为七部分并使之保持生的状态。熟祭放在爼上，是指用体解法把牲体分解为二十一部分并烹熟。犬豕牛羊躯体的分解，是按骨肉的贵贱区分放在不同的爼中。七体是指脊、两肩、两拍、两髀。二十一体是指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横脊、正胁、短胁、代胁，加上肠三、胃三、拒、肺一（祭肺）、肺三（也是祭肺）。宋代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的说法：古代祭祀用牲，有豚解法，也有体解法。豚解分为七部分用来进献生肉，体解分为二十一部分用来进献熟肉。大概犬豕牛羊要分辨骨肉的贵贱，但分解为若干体这一做法是相同的。本朝马、牛、羊、豕、鹿都依此办理。至大三年割牲用国礼的做法。应当依照旧议。十三是大次小次，《周礼》掌次记载，天子在旅祭上帝时张设毡帐。按唐代《通典》，祭祀前三天，尚舍直长在外壝东门之内、道路北侧、朝南设置大次；在午阶之东、朝西设置小次。《曲礼》说："践阼"，郑注祭祀正仪说"阼"指主人所立的台阶。天子祭祀时踏上主阶行礼，所以称为"阼"。宋代元丰详定礼文所说的：《周礼》记载宗庙祭祀并无设置小次的规定。古代人君临位在阼阶上，阼阶就是东阶，只有君主才能在阼阶上就位主持仪式。如今本朝太庙的仪注，大次小次都设在西边，大概是国家崇尚右方、以西为尊的缘故。图议主张依照祭庙的仪注办理。

文献通考

至治二年六月，饶州路采访得知乐平州的儒生马端临，是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他通晓前代的典章制度，明白当时治国的要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编撰成一部书，名叫《文献通考》，共分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包括天文、地理、礼乐、名刑、财用、贡赋、宦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等门类。可以说是济世的儒者，有用的学问。命令在本路刊印，进呈朝廷。

鄱阳马端临自序说："从前荀卿说过：'想要观察圣王的事迹，那么在昭然可见的地方就能看到，这指的是后代的君王。'君子考察后王的治国之道，就能议论到百王之前的事情，就好像端然拱手就能议论一样。那么考订制度、审查典章，广博地见闻并牢记于心，本来就是通儒应当做的事。"《诗》《书》《春秋》之后，唯独太史公号称良史，创作了纪传、书、表，用纪传来记述治乱兴衰，用八书来记述典章经制。后世执笔撰史的人，始终没有改变这种体例。然而自班固之后，各代分别断代成史，没有会通因袭的连贯之道，读者以此为病。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取一千三百多年的事迹、十七部史书的记载，汇集成一部书，此后读书人翻开卷帙，古今之事便都在眼前了。但司马光的书详于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这并非司马光的才智有所不及，而是简牍浩繁如烟海，著述本来就有其体例和要旨，势必不能两者兼得。我私下认为，治乱兴衰是彼此不相因袭的：晋朝得国的方式不同于汉朝，隋朝丧国的原因也不同于唐朝，各朝代自有其史书，足以概括一代的始终，无需参照对比。而典章经制却是彼此相因袭的：殷因袭夏制，周因袭殷制，此后各朝的增损变化，百世之后都可以推知，圣人早已预言过这一点了。从秦汉一直到唐宋，礼乐兵刑的制度，赋敛选举的规章，以至官名的更改、地理的沿革，虽然最终不能完全相同，但起初也不会骤然相异。比如汉代的朝仪官制，本是沿袭秦制；唐代的府卫租庸，本是沿袭周制。其中变通张弛的缘故，如果不加以融会贯通、探究本末，实在难以说清楚。那些不相

译因袭的事情，还有司马光已经写成的书；而那些本来相因袭的典章制度，却还没有专门的著作，这难道不该是后学应当潜心研究的吗？唐代杜佑最先撰写《通典》，从上古开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凡是历代因革损益的缘故，都清楚可考。此后宋白曾续写此书，写到后周显德年间；近代魏了翁又撰写了《国朝通典》。但宋白的书写成后流传学习的人很少，魏了翁的书曾经起草却未能完成，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杜佑的书而已。天宝以后的事情，大概都缺漏了。像杜佑的书那样纲领宏大、考订详备，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时代有古今之别，记述有详略之分，那么在细节上就未能明晰完备，取舍之间也颇欠精审，不能没有遗憾。比如古代按田制来定赋税，赋本是米粟一类的东西，不能把它从田制中分离出来；古代按土地情况来定贡纳，贡本是包裹装的物品，不应当与税法混杂在一起。至于叙述选举，把秀才、孝廉和铨选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分；叙述典礼，把经文和传注混杂在一起；叙述兵事，则完全遗漏了赋税征调的规制，只是略微涉及成败的事迹。诸如此类，难免有些小的疏漏。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书各有专门的志，而《通典》却没有记述。司马迁、班固两部史书，都有诸侯王、列侯的表；范晔的《东汉书》以后就没有了，但历代分封诸侯王的制度并未废止。王溥撰写《唐及五代会要》，开篇首先设立帝系一门，用来记述各位皇帝在位年数的久暂、传位承继的始末，其次涉及后妃、皇子、公主的名号、封爵，此后编写会要的人都仿效这种体例，但唐代以前却没有这样的书。这两方面，都是历代的纲纪统绪、典章制度所系之处，而杜佑的书也未能涉及，所以也算不上集著述之大成。我自年少以来，就有志于编纂缀集这样的书，只是百般忧虑萦绕心头，闲暇时间很少，就像吹竽已经生涩、汲水的绳索已经废弛一样，哪里还敢自诩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从前孔子谈论夏、殷之礼，深深感慨文献的不足以证明，解释的人说："文，指典籍；献，指贤人。"生在千百年之后，却想要评述千百年之前的事情，如果没有史传的真实记载留存下来，凭什么去考证前代儒者的言论？年代不远还可以稽考，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凭空臆造出这样的说法。我私下想到，家业承继祖辈，家中藏有典籍，插架的收藏、庭训的问答，其余的文献，大概也算是具备了。常常担心有朝一日散失遗漏，无从传给后来的学者，因此不顾自己的浅陋，就加以考订评述，广泛搜求、远为参考，分门别类：叫做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都仿照《通典》原有的规制。从天宝以前的部分，增补其中事迹不完备之处，分解梳理其中门类不详尽之处；从天宝以后到宋代嘉定末年，则续写完成：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这几类，是《通典》原本没有论述的，是我采集摘录各种书籍才编成的。凡是叙述事情，都以经史为依据，并参照历代会要以及诸家传记之类的书籍，凡是真实有据的就采用，凡是相互矛盾、传闻可疑的就不予收录，这就是所谓的"文"。凡是评论事情，先取用当时大臣的奏疏，其次参照近代各位儒者的评论，一直到名流的谈论、稗官野史的记载，凡是一句话可以用来订正典故的得失、证明史传是非的，就都采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献"。那些记载在史传中却令人怀疑之处，以及先儒论辨中未能妥当之处，我深入研究思考，有所领悟之后，就私自把自己的见解附在后面。我把这部书命名为《文

译献通考》，分为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至于每一门著述的体例规制、考订的新见解，都分别用小序详细说明。从前江淹曾说过："修史最难的地方，莫过于志。确实因为志所关系的是典章制度，不是精通典故的人是写不了的。"陈寿号称擅长叙述，李延寿也被称赞熟悉旧事，但他们所著的两部史书都有纪传，却唯独不能作志，就是因为看重这件事的缘故。何况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个朝代，却想凭我浅薄的学识，在其中动笔删改，即使穷尽一生精力，呕心沥血，又能有多少新的发明呢？姑且辑录自己的见闻，用来防备遗忘罢了。后世的君子，倘若能够删削其中繁芜之处，增补扩充其中的缺漏，体谅我这种仰屋著书的辛劳，使我能够免于重蹈前人覆辙的愧疚，那么或许有志于经邦治国、考订古今的人，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参考。"

大元通制

至治三年，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人编纂汇集历朝的格例，并加以增删。共编成条文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曹伯启说："所谓五刑，是刑罚分为五个等级。如今黥刑、杖刑、流放服役到千里之外，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的，这就等于一个人身上承受了五种刑罚，而不是五种刑罚分别落在五个人身上。"这个说法应当改正，丞相认为对，但最终没能实行。

躬享太庙

至治初年，皇帝亲自祭祀太庙，下诏命中书省及太常礼仪院、礼部制定卤簿五辂之制。由平章政事张珪、留守王伯胜、将作院使明埒栋、侍仪使乙刺徒满负责此事。这一年，玉辂制成。第二年，皇帝亲自祭祀乘坐玉辂之后，又下令制造其余四辂，工程还没完成就停止了。

皇帝亲自祭祀太庙，备齐法驾，穿上衮冕来行祭礼。礼成回宫，鼓吹齐奏，百姓争相围观。这一荒废了百年的典礼，一朝重新出现，甚至有人因此感动落泪。

辞制佛经序

至治三年，皇帝因为金字藏经写成，命学士吴澄为其作序。吴澄推辞说："皇上写经是为百姓祈福，这是很盛大的举措。但如果用它来追荐亡灵，我却不能理解。福田利益的说法，虽然是人们乐于听闻的，但轮回之说，不过是说行善的人死后灵魂上通高明，最高等的能与日月同辉；作恶的人死后堕入污秽，最低等的与沙虫为伍。佛教信徒于是就创出追荐超拔亡灵这一套说法，用来迷惑世人。如今列位先帝的神灵，已经与日月同辉，何须再追荐超拔？况且从本朝立国以来，凡是写经追荐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了。如果没有效验，那就说明根本没有佛法；如果已经有效验，那就是诬蔑了列祖列宗。写成这样的文辞，是不能拿来昭示后世的。"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七

吏部侍郎孙承泽 撰

泰定帝

开经筵

泰定元年，开设经筵，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和塔拉多尔黙色、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王结等人，用《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此后，翰林学士承旨库库曾说："天下之事，宰相应当进言；宰相不能进言的，则由台谏进言；台谏不敢进言的，则由经筵进言。我忝居经筵之职，能够在天子面前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这个志愿也就满足了。"

求言成法

泰定元年，皇帝晓谕说："朕即位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既定的法度来对朕进言。知道却不进言，那就是不忠，并且会使人陷入罪责之中。从今以后，凡是有所知晓的，都应当如实上奏，让朕明白法度，绝不敢自行放纵。不仅朕本人如此，天下一切政务，能够遵守法度去施行，那么百姓都能安定；反之，天下就要遭受忧患困苦。凡事在小的时候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