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八
盖位序尊严,则观望隆重。朝廷典宪,莫大于斯。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院台正从二品衙门,次诸司局院,各验职事散官,序列正从班次,济济相让,与与而行。如有踰越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庶几贵贱有章,仪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礼,下耸中外之观瞻。」
皇后配飨
元统二年十月,以武宗正后配飨。先是,三朝皇后升祔未决。巴颜以问太常博士逯鲁曽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无子,不为立主,今所当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对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宝册,则文明二母皆妾。今以无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为正,是为臣而废其先君之母,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岂可复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贤学士陈颢素疾鲁曾乃曰:“唐太宗册曹王明母为后,亦二后也,奚为不可?”鲁曾曰:“尧母帝喾庶妃,尧未尝以配喾。不法尧舜而法唐太宗耶?”众服其议,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武宗,擢鲁曾为御史。
袭用旧元
诏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以继祖德。御史李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名而不蹈实,未见有益。」
争罢科举
至元元年十一月,巴延矫诏罢科举,时诏已书而未用玺。参政许有壬力争之曰:“科举若罢,天下才人觖望。”巴延曰:“举子多以赃败。”有壬曰:“科举未行时,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巴延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尔。”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辈,皆可任大事;如欧阳玄之文章,亦岂易及?”巴延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学。”有壬曰:“为士者,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举选人,实妨选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补官,受选者甚多,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科举于选法果相妨乎?不也。”巴延心然其言,而议已定,不可中辍。未几,巴延贬死。翰林承旨库库言:“古昔取人,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上采其言,诏下行之。
刋行名儒书
至元三年正月,婺州路总管府以金华儒士金履祥所著《论语孟子考证》来上,命刋行之。其门人东阳许谦序之曰:「圣贤之心,尽在四书。四书之义,补于朱子。顾其立言词约意广,读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以一偏之致自异,而初不知未离其范围。世之诋訾瞀乱,务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证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读,自以为了然,已而不能无惑。
译为第三篇。大宗是根本,藩属是支系,故作《帝系》为第四篇,以上都是君事,由蒙古局负责编纂。设官用人,共同治理天下,办理这些事务的人应当记录其成就,故作《治典》为第五篇。疆域之辽阔,古代未曾有过,人民贡赋,关系国家财用,故作《赋典》为第六篇。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朝廷郊庙礼制的增减损益都可考见,故作《礼典》为第七篇。从肇建基业,到混一天下告成,既有流传久远的功绩
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要领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录用名儒
七年召遗逸朱公迁至京,授翰林直学士,不拜。章七上,乃以为金华郡学正。公迁于经传子史百氏之书,礼乐律歴制度名物之数,无不通贯,而悉究之。用力于圣贤之道,以正心诚意为学,真知实践为功。天性仁孝,勤于著述。所著有《朱子诗传疏义》二十卷,《四书约说》四卷,《四书通旨》六卷。其序《诗传疏义》曰:「说诗之难,久矣。自孔子说《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说《北山》贤劳之意,而后世难其人。汉儒章句训诂详于诗,则病其继之者,说愈烦而意愈窒,辽辽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说《雄雉》两章,得孔子说诗之法,又数十年得朱子而备焉。盖诗主咏歌,与文体不同,词若重复而意实相承也。意则委婉而辞实甚倨也。是则说诗者之难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于孟子,又取法于程子,少以虚辞助字发之,而其脉络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读矣。然虚辞助字之间,似轻而重,似泛而切,茍有卤莽灭裂之心,未必不以易而视之。也是则读传者又当知其难也。诸家自立异者不论,惟辅氏《羽翼传说》条理通畅,甚有赖焉,而多冗长不修,亦时时有相矛盾者。且或传之约者与之俱约,微者与之俱微,犹若未能尽也。小子鲁钝肤末,何足与言?间因辅氏说而扩充之,剖析传文以达经旨,而于未发者必究其藴,已发者不羡其辞,庶几乎微显阐幽之意,而因传求经不难也。抑尝从事于斯矣,持其无敢欺之心,坚其欲自得之志,语助之声随而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从而与之周旋也。优游餍饫,积日累月,乃若有黙契焉。此不敏之资,困学之方,未敢以为学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过于斯。」其序《四书约说》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详说之余,能反说约,则举其槩而无不尽矣。」子朱子序《大学》则曰:「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则曰:「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二书之约,如此而《论语》《孟子》则又不然,记录之词章,各有旨,不能说约,虽详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归趣而言之也。虽然,详说有毫厘之差,则约说有千里之谬。详说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详而必精,精而后约,则脉络合于统体,其于讲求也,几矣。
亲祀太庙
至元六年六月,监察御史呈尝闻《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近年雨泽愆期,四方多旱,而岁减祀事,变更成宪,原其所致,恐有感召。钦惟国家四海乂安,百有余年,列圣相承,典礼具备,莫不以孝治天下。古者宗庙四时之祭,皆天子亲享,莫敢使有司摄也。
译,也有相应的规制,故作《政典》为第八篇。政令刑罚的设置,是用来辅助礼乐的,以仁厚为根本,以明察慎重为要务,故作《宪典》为第九篇。六官职掌中,工居其一,国家财力与百姓劳力不可不慎重对待,故作《工典》为第十篇,以上都是臣事。到至顺二年五月初一,草成全书,缮写呈上。臣虞集等人都以空疏浅薄的学识,谬蒙如此隆重的委任,才识既属平庸,见闻也不广博。有的因疏远朝廷而不知避忌,有的因出身草
盖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世祖皇帝自新都城首建太庙,可知所本矣。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伏自陛下即位以来,于今七年,未尝躬诣太庙,似为阙典。方今政化更新,并遵旧制,告庙之典,理宜亲享。时帝在上都,台臣以闻,奉旨若曰:「俟到大都,亲自祭。」
保全同气
至元六年六月,毁文宗庙主,削文宗后太皇后之号。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放之髙丽。御史崔敬上书言:「文皇获不轨之愆,已撤庙祀;叔母有阶祸之罪,亦削洪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疎;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阨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况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况蛮夷之性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匪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
秩满考核
至元六年,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巨夫奏:「国朝建御史台,虽有考课之目,而莫得其要,莫可致诘。乞照前朝体例,应诸道府州司县,下至曹掾等,各给出身印纸厯子一卷,书本人姓名、出身于其前,俾各处长吏联衔结状保明,书其歴任月日、在任功过于后。秩满,有司详视而差其殿最,则人之贤否,一览而知,考核得实,庶无徼幸。」命即举行。
考满升等之规
至元六年,制:凡随朝职官,一考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止。六部侍郎正四品,依旧例通理八十月,升三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考满,升二等。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三十月考满,升一等,两考通升二等。
宣文阁崇文监
至元六年,以文宗设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阁艺文监,増置官属有差。至是,大臣议悉革罢。库库曰:“民有千金之产,尚设家塾以延馆客,堂堂天朝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余悉罢之。
上制《宣文阁记》曰:大统既正,海内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天厯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母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
译野而不懂忧虑之事,谅察这份草稿的诚实用心,还望能进一步加以订正,疏漏之罪,臣等不敢逃避。窃自考察,唐代《会要》创始于苏冕,续修于崔铉,到宋代王溥才最终成书;宋代《会要》始于王洙,续于王珪,到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间三次修撰三次进呈。私下思忖,我朝祖宗的事业,岂是唐宋所能比拟,而国家万世千秋的基业,正源远流长、方兴未艾。如今所记述的,只是粗略确立了纲目,至于开国之初的旧文献,
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髙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斵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庋阁以栖图书而已。至于器玩之陈,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为处也,跬步户庭之间,而清严邃密,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争臣有所绳紏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而声色狗马不轨不物者,无因而至前矣。自古圣明睿知,善于怡心养神,培本浚源,泛应万变而不穷者,未有易乎此者也。盖闻天有恒运,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势,水土之载不匮矣;人君有恒居,则天地民物有所系属而不易矣。居是阁也,静焉而天为一,动焉而天弗违,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孙黎民于无穷哉!至顺辛未孟春二日记。按:顺帝有《宣文》《至正》二宝,又有《明仁殿》及《洪禧小玺》,皆杨瑀篆,极精工。
既改宣文阁库库请置检讨等官十六员,以备进讲。达官有不欲者,库库曰:“昔先皇以儒道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经书所藏,仿书当时裕宗于学生之下,新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重若此。世祖尝募召我先人,陈说四书及古史治乱,至丙夜不寐。喜曰:‘朕令卿从许平仲学,正欲以嘉言入告朕耳。’其向学又如此。今汝不好儒,寜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从之则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乱。尔欲乱而家,吾不汝禁,慎勿以斯言乱吾国也。”达官有惭色。
赐处士谥
至正元年,赐兰溪处士金履祥谥文安。履祥少从学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门,二人盖得朱熹之传者。宋将亡,遂絶意进取,屏居金华山中。尝以刘恕《外纪》记司马氏《通鉴》以前事,不本于经,舛谬不可信,乃断自《尚书》,旁采子史,损益之作《通鉴前编》。他于《论孟大学》诸经传及礼乐书,各有注疏,授其门人许谦以传。当时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柏之髙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克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仁山先生。及殁,有司以闻,赐谥文安。
开古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叅议博啰特穆尔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髙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
译以及四方陆续呈报的资料,还应进一步搜求访察,以待日后增修。再三思量当初纂修此书的初衷,实在是出自圣明独断,赐予我们岁月时间,供给我们丰厚的廪饷,提供我们官府的典籍,用各司的宴礼来慰劳我们,圣意如此优渥,圣明的谋划极为彰明,而纂修的臣僚们却贪冒这份恩宠私惠,未能称合圣意,惶恐战栗不胜其至,唯愿陛下垂怜宽恕,谨此作序。」
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髙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托克托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托克托排羣议不纳,终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版。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芦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髙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徼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髙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逺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埧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词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工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紏劾,建言者博啰特穆尔、傅佐俱伏诛。
译开挖一条新河,深五丈,宽十五丈,引放西山金口的水向东流到高丽庄,与御河汇合,以接引海运的粮船直到大都城内交纳。当时托克托任中书右丞相,因此人进言而奏请施行此事。朝廷大臣多说此事不可行,左丞许有壬说得尤其力争。托克托排斥众人的议论不予采纳,终究要坚持推行。许有壬于是分条陈述此事的利害,大略说:大德二年,浑河水发,成为百姓的祸害。大都路都水监便将金口下游用闸版闭塞。到大德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怕冲没田村、薛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以上的河道用砂石杂土全部堵闭。到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建言,说金口引水经过京城直到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所属官员、耆老等前往察看商议拟定,认为水流经过两城中间会有阻碍。又芦沟河从桥到与他河汇合之处,向来不曾有渔船上下往来,这正是不能行船的明证。况且通州距京城四十里,而卢沟只有二十里,当时若能行船,为何不在卢沟设立码头,诸事都近便,却要在四十里之外的通州设立呢?再者西山水势高峻,前朝金国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即便有冲决为害,损失也轻;如今则在都城西南,与从前不同。此水本性湍急,若再加上夏秋大雨积水泛溢,就不敢保证一定没有意外。这里是宗庙社稷所在之地,岂能容许在万分之一的侥幸上冒险?即便一时成功,也不能保证永远没有冲决的祸患。况且金朝时此河未必真的通行过,如今所存的河道遗迹,怎知不是开凿后又废弃的地方呢?再者地形高低不一,若不建闸,必然导致水流浅涩不畅;若建闸来节制水流,那么泥沙浑浊,必然导致淤塞,每年每月都要专人挑挖疏浚,这将是无穷无尽的事。况且郭太史当初兴建通惠河时,为何不用这处的水,反而远取白浮的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使用?就是因为白浮的水清澈,而这处的水浑浊不能用。这一议论刚刚兴起,传闻在外,众口一词都认为不可行。如果认为成就大事的人,不必与众人商议、众人的话不值得听从,那就是商鞅、王安石那一套做法,在当今是不适宜的。有了这样的议论,呈上给丞相,丞相终究不听从,于是在正月动工,到四月工程完毕,开闸放金口的水,水流湍急,泥沙壅塞,船只无法通行;而在开挖之际,毁坏了百姓的房舍坟墓,役夫死伤很多,又耗费钱财无数,最终一无所成,随后御史弹劾,倡议此事的博啰特穆尔、傅佐都被处死。
立登闻鼔院
立登闻鼓院于阙外,俾有寃抑及下情不上通者击之。
榷茶之害
至正二年,李宏陈言:“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朝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使,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聚,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要取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赆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上行下效,势所必然。提举司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已私。不知此等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戸之苦,有不可言。至于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例被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限不能足备,上司紧并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戸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情实堪悯。今若中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将给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散,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仍不许运司似前分司自行散卖据引,违者从肃政亷访司依例紏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戸免损乏之害。”命如所言,行之。
国从礼制
至正三年,中书左丞乌克逊良桢以国仍旧习,不遵礼制,上言曰:「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上是之,命会官议定。
修三朝史
至正三年三月,修辽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佑、天厯之间,屡诏修之,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修之。或欲如《晋书》例,以宋为世纪,而辽金为载纪。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尝称臣于金,以为不可。
译,来阐明今天的道理。
周文王身为诸侯,一共五十年,到了天下三分有其二的时候,才承受天命,来安抚天下。
但是仍然过了九年,大一统之业还未成就,一定要到武王十三年,取代商朝拥有天下,商朝的天命才算革除,大一统之业才算真正成就。
大概改朝换代之事,间不容发,前朝的天命一天没有断绝,新朝的正统就一天没有成就;前朝的天命哪一天断绝,新朝的正统就在哪一天成就。
宋朝的天命一天没有革除,那么我元朝的大统也就一天没有成就。
周朝并不急于把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就算作天下大统的成就,那么我元朝又何必急着把太祖开国后的五十年、以及世祖十七年就算作天下大统的成就呢?
再进一步说,道统就是治统所在的地方。
尧把这道统传给舜,舜传给禹,再传到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孔子去世后,道统几乎失传,过了一百多年才由孟子承传下来。
孟子去世后,道统又几乎失传,过了一千多年,才由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等诸位大儒承传下来。
到了杨时,道统就南传了。不久宋朝也南渡了。
杨时的道统,传给豫章罗从彦、延平李侗,再传到新安朱熹。
朱熹去世后,道统又传到我朝的许衡,这就是历代道统传承的源流始末。
既然如此,那么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朝,由宋朝再传到我朝,君子由此可以看出治统所在的地方了。
唉!世代相隔久了,议论才能公正;事情经过久了,评论才能确定,所以前代的历史必须由后代的君子来修撰,正是因为这样议论才公正、评论才确定。
晋朝的历史由唐朝来修撰,唐朝的历史由宋朝来修撰,那么宋朝历史的修撰,理应在今天,责无旁贷。
可是如今的君子却不以公正确定的议论自任,反而推托说要把公论留给后世的儒者来评断,我又不知道后世的儒者又会是怎样的儒者呢?
这就是我替今天的君子感到痛惜的地方。
如今堂堂大国,儒者济济,议事可以成为法则,出言可以成为经典,然而在正统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不能自己确立见解,又留下这个空缺遗留给将来,却
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说,着《三史正綂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士论,非不知宋为正綂,然终以元承金,金承辽之故,疑之,各持论不决。诏辽金宋各为史,凡再阅岁,书成。
杨维祯进《正统辩》曰:伏覩皇帝诏旨,起大梁张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离合之殊,固繋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綂,实出于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綂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綂犹未有归。恭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髙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髙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灭盗而不始于武德。稽之于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巴延平江南之时,适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祯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刋之典。冒干天听,深惧氷兢,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辨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厯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于人乎?故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于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綂也。五伯之权,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綂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絜綂者在蜀、晋,而抑綂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
译不把这看作是要给千载之后读《纲目》的君子留下笑柄的深重耻辱。
我又不知道,那些在我元朝背负着儒者名号的人,将如何有脸面去诵读孔子留下的经典呢?
恭惟我们圣明的天子,正当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之时,与贤德的宰相大臣亲自研读经史,有志于效法圣人《春秋》的经世体制,所以果断决定修撰三史,来继承祖宗未能完成的心愿,这真是极为盛大的典章之举啊。
朝廷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责任重大,认为仅靠史馆中的诸位贤才还不够,又派遣使者到民间去,聘请天下真正有史才的人。
承担这一使命前往的人,是有其人的。但如果问他们《春秋》的大法、《纲目》的主旨,他们大概都无话可说。
唉!司马迁把编年体改为纪传体,破坏了《春秋》的大法。
唐代儒者萧颖士能够对此提出议论,谁能说在如今众多的大儒之中,就没有一个像萧颖士这样的人呢?
这正是民间有识之士深感遗憾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些话向朝廷倡言进谏。
所以我私下撰写这篇论说,题为《宋辽金正统辨》,用来等待千载之后读《纲目》的君子来评判。
至于那些用子午卯酉方位以及五行运数之说,来划分正统与闰位的说法,这不过是术数家的小道之论,君子是不采取的。我对此不加论述。
赐处士谥
至正三年十月,朝廷赐给金华处士许谦谥号。
许谦曾在金履祥门下受业。
金履祥曾说:"读书人做学问,就好比五味调和一样,一旦加入了醋和盐,那酸味咸味立刻就会显现出变化。你来见我已经三天了,还是原来的样子,难道是我的学问不能感发启迪你吗?"
许谦听了这话,心中警惕震动。
过了几年,完全领悟了金履祥学问的精妙之处。
金履祥去世后,许谦更加尽力扩充阐发师说,多有自己的心得。
他自己说:"我并没有什么远远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做学问的功夫从不间断罢了。"
许谦平生律己甚严,但他应对世事的方式,既不拘泥于古法,也不随流于世俗。
他隐居到华山之中,四方的士人不远百里而来向他求学。
他教育人极为诚恳周到,内外道理讲解得十分透彻,唯独不
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于髙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羣盗既夷之后而不始于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綂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佑、天厯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二史正綂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于南之后,拘于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安巴坚,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势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安巴坚讫于天祚,凡七主,歴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固达,得全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簒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歴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词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綂;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为簒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于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簒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逺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茍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厯数自有归,代之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厯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
译教人写科举应试的文章,说:"这正是义与利分别的关键所在。"
他不曾走出乡里,前后近四十年。
朝廷内外的名臣列举他的德行道义上奏,先后有几十次。
地方以隐逸之才应诏推荐他,有关部门也请他主持科举考试,但都没能请动他。
世人称他为白云先生。
他去世后,有关部门上奏朝廷,朝廷赐给他谥号"文懿"。
黄河议
至正四年,余阙上言说:
"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像洞庭湖、鄱阳湖那样的地方作为汇聚容纳之处,所以黄河常常横溢决堤成为祸患。
按其形势,如果不多开一些支流,来分散消减它的水势,是无法单靠人力来制服它的。
所以大禹治理黄河,从大伾山以下,把河水分成三条渠道;到大陆泽以下,又分散成九条河道。
这样之后,黄河的巨大水量才有地方宣泄,水势也才能有所分散,水患才能平息。这就是大禹治理黄河的方法。"
自周定王的时候起,黄河开始向南迁徙改道,到汉代时黄河原来的河道就已经失去了。
所以西汉时受灾特别严重,即使凭汉武帝的才能,承接文景两朝富庶的基业,但对瓠子决口这样的小事,最终也无法堵塞,只能任其无可奈何。
自从瓠子口再次决堤之后,黄河的水流又分成了屯氏河等几条河道。
后来黄河改道流入千乘,而德州、平原一带的河道又分散成八条。
汉朝人所说的太史河、马颊河等,正是黄河支流众多的例证。黄河的巨大水量因此有所宣泄,水势也因此有所分散,这大体上和大禹治理黄河的方法暗合,因此从东汉到唐代,黄河不曾造成大祸患达一千数百年之久。
到了宋代,黄河又向南决堤,南渡以后又向东南流入淮河。
凭黄河如此巨大的水势和力量,却只有一条淮河作为它的归宿,没有别的水道可以分泄,所以如今的河患,和汉武帝时期没有什么不同。
从宋朝南渡到元朝,才不过两百年,黄河又转而向北,这是形势使然。
提出建议的人认为应当修筑堤防,从曹南开始,一直到嘉祥,东西长达二百里,用来阻挡黄河向北的流势,这样就可以逐渐设法引导它向南流。
朝廷听从了这个建
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疑已为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于五代之年,皆细注于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于宋矣。有待于宋,则直以宋接唐綂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阨,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絶为得綂,可乎?不此之察,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戹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疎逺、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茍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絶,我綂当续」之谕。是世祖以厯数之正綂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綂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咈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惜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之圣人为何君也哉?呜呼!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髪,一日之命未絶,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絶,则当日之统集也。
译议,并不是想把南边当作泄洪之地。
他们所顾虑的是,黄河一旦向北流,会通河的漕运就会因此废弃。
但我认为,即使黄河向北流,会通河的漕运也不会因此废弃,为什么呢?因为漕运依靠的是汶水,而不是黄河。
黄河向北流,汶水的水量必然会减小,水量减小,我们就可以对它加以控制、加以疏导,仍然可以行船、可以漕运。
《尚书》所说的"从汶水乘船而行,可以到达黄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概是想要防守巨野泽,使黄河不至于随意泛滥,等到黄河重新恢复流入千乘的故道,然后再根据水势的适宜情况来修治它罢了。"
皇上认为这是治理黄河的名论。
修复黄河故道
至正四年五月,黄河突然泛滥,靠近黄河的郡县都遭受了水灾。
朝廷命贾鲁以工部尚书的身份担任总治河防使,晋升为二品官,授予他银印,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的百姓十五万人,以及庐州等地驻军十八翼共两万人参加劳役,一切事务都由他统领办理。
大小军民都听从他的调度指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兴工修缮。
当月二十二日开始召集工匠动工,七月疏浚开凿完成,八月把黄河水引入故道,九月船只可以通行,十一月水利土木工程全部完工,各处的埽工、堤防都已建成,黄河于是恢复了故道,向南汇入淮河,又向东流入大海。
皇帝派遣大臣去祭告河神,并召贾鲁回京师。
论功行赏,破格授予贾鲁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的官职,其他出力效劳的大臣也按照各自的功劳分别升迁、赏赐。
朝廷赐给丞相托克托世袭"达尔罕"的封号,特别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撰写《河平碑》碑文,以表彰这次治河的功绩。
欧阳玄撰写完《河平碑》之后,又自己认为司马迁、班固记载河渠沟洫之事,只记录了治水的道理,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方法,使得后世担当治河之事的人无从查考,于是就向贾鲁询问治河的方略,又询问过往之人,核对官府文书,撰写了《至正河防记》,希望让后世遭遇河患的人可以按照这篇记载去探求方法。
文中说:
"治理黄河虽是一件事,但有疏、浚、塞三种方法,三者各不相同。
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濓、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歴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呜呼!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亲览经史,有志于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徃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槩乎其无以为言也。呜呼!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于上也。故私着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辨》,以俟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赐处士谥
至正三年十月,赐金华处士许谦谥。谦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酰盐既加,则酸醎顿变。」子来见我三日矣,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于子耶?」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传之妙。履祥既没,谦益肆充阐,多所自得。自谓:「吾非有大过人者,惟为学之功无间断尔。」平生制行甚严,而所以应世者,不胶于古,不流于俗。屏迹入华山,四方之士不逺百里而来受业。其教人至诚谆悉,内外殚尽,独不教人以科举之文,曰:「此义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闾,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义章,凡数十上。
译
分开河流,顺势引导它,叫做"疏";清除河道的淤积,顺势加深河床,叫做"浚";遏制河水的暴涨,顺势扼制它,叫做"塞"。
疏浚之法又分为四种:一是生地,二是故道,三是河身,四是减水河。
生地有笔直的,有迂曲的,顺着直的地方开凿,就可以接通故道。
故道有高有低,高的地方要铲平使它趋向低处,高低相互衔接,这样高处就不会阻塞,低处就不会积水成潭。这是考虑到阻塞会导致决口,积水会导致淤塞。
所谓河身,是指河水虽然通行,但河身有宽有窄,窄的地方难以容纳水量,水势就会更加凶猛,所以窄的地方要设法拓宽它;宽的地方难以维护堤岸,堤岸容易崩溃,所以宽的地方要设法加以防护。
所谓减水河,是水势过于浩大放纵时用来控制其狂暴,水势冲撞猛烈时用来消减其怒势的。
治理堤防虽是一件事,但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分。
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
治理埽工虽是一件事,但有岸埽、水埽之分,又有龙尾埽、栏头埽、马头埽等名目。
建造埽台以及推卷、牵制、埋压悬挂等方法,有用土的、用石的、用铁的、用草的、用木的、用木桩的、用绳索的等不同做法。
堵塞河口虽是一件事,但有缺口、豁口、龙口之分。
缺口,是指已经形成决口的地方;豁口,是指原来常被水冲开的地方,水退时口子低于堤面,水涨时就从这个口子溢出。
龙口,是水流汇聚之处,也就是新开河道汇入故道的交汇口。
此外的内容不能一一详尽记述,只能依照施工的先后次序,在下文中加以叙述。
建先儒祠
至正四年,朝廷下诏在博野县建立宋代大儒程颢、程颐的祠堂,命有关部门按时祭祀,因为二程是该县的乡人。
遣使巡行天下
至正五年,朝廷下诏说:
"朕自登基以来,至今已有十多年,身居亿万百姓之上,端坐在深宫之中,耳目所能触及的地方有限,怎能全都知晓天下的情况呢?
所以尽管朕日夜忧劳勤勉,希望使百姓安乐,但和气仍未达到,灾异时常发生,教化尚未普及,风
郡以遗逸应诏,有司请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称为白云先生。卒,有司以闻,赐谥文懿。
黄河议
至正四年,余阙言:「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河之大有所泻,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自瓠子再决,而其流为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埭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至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曹南,讫嘉祥,东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道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既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巨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上以为治河名论。
修复黄河故道
至正四年五月,黄河暴溢,近河郡邑皆罹水患。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帝遣贵臣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其宣力诸臣迁赏有差。赐丞相托克托世袭达尔罕之号,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文,以旌劳绩。玄既为《河平》之碑,又自以为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则乃从鲁访问方畧,及询过客,质吏牍,作《至正河防记》,欲使来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
译俗尚未淳厚,官吏的弊病尚未革除,百姓的疾苦更加严重。
难道是承担宣化职责的官员、负责纠察弹劾的部门,奉行朝廷政令还有做得不够周到的地方吗?
如今依照先朝已有的成规,派遣官员分道出巡,奉命宣抚地方,传布朕的恩德旨意,询问百姓的疾苦,疏理清除积压的冤案,蠲免除去烦琐苛刻的政令,体察了解官员的贤能与否,明确官员的升降赏罚。
如有犯罪的官员,四品以上的先停职、申报朝廷请示处理,五品以下的可以就地方便处决。
民间一切兴利除害的事情,都听凭巡行官员酌情举办施行。"
諌止外藩郡县
至正七年,顺江地方的酋长乐孙请求归附朝廷,并请求设立宣抚司以及设置郡县。
中书省的大臣们打算答应他,右司都事归旸说:"既然设置了郡县,如果有事而不去救援,就辜负了他前来归附的心意;如果去救援,就会使中原疲于奔命去侍奉外族夷人,这正是所谓的获得虚名而承受实际祸患啊。"
归旸与左丞吕思诚极力争辩。
丞相太平问他有什么办法,归旸说:"可以接受任命他为酋长、宣抚,不必要求他缴纳贡税,赐给他的使者金帛让他回去就足够了。"
最终朝廷采纳了归旸的意见。
选名臣为守令
至正七年,因为水旱灾害,百姓大多失去生计,朝廷选拔台阁中的知名大臣二十六人出任地方守令,并允许他们把民间利弊之事密封上奏中书省。
重三皇之祀
至正九年,御史台把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文殊讷所奏的话详细呈报给中书省。
文殊讷说:"三皇开创天地、确立人伦纲纪,功德惠及万世。
京师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却是命太医院的官员主持祭祀,从礼制上衡量并不相称。
请求仿照国子学宣圣庙春秋两季举行的释奠礼,由皇上派遣中书省的大臣代为祭祀,一切礼仪都仿照那个规制。"
中书省把此事交给礼部召集礼官商议。
这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哈巴哈、鼎珠等人把商议结果奏报皇帝。
皇帝下旨说:"可以。"
重东宫辅导
至正九年,翰林学士兼谕德李好文上言说:
"三代的圣明君王,没有不把教
故道有髙有卑,髙者平之以趋卑,髙卑相就,则髙不■〈土雍〉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讣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其为埽台及推卷牵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则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此外」不能悉书,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
建先儒祠
四年,诏博野县建宋儒程颢、程颐祠,有司岁时致祭,以二儒系其邑人。
遣使巡行天下
至正五年,诏:“朕自践阼以来,至今十有余年,托身亿兆之上,端居九重之中,耳目所及,岂能周知?故虽夙夜忧勤,觊安黎庶,而和气未臻,灾眚时作,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岂承宣之寄,纠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与?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问民疾苦,疏涤寃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员贤否,明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諌止外藩郡县
至正七年,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省臣将许之,右司都事归旸曰:“既设郡县,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疲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辨甚力。太平问其策安出,旸曰:“可受其酋长宣抚,勿责其贡税,使者赐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旸言。
选名臣为守令
七年,以水旱,民多失业,选台阁名臣二十六人出为守令,民间利病,许实封呈省。
重三皇之祀
至正九年,御史台以江西湖东道肃政亷访使文殊讷所言具呈中书。其言曰:「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上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中书付礼部集礼官议之。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哈巴哈、鼎珠等以闻。制曰:「可。」
重东宫辅导
至正九年,翰林学士兼谕德李好文言:「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徳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
译育太子作为首要任务的。
因为帝王的治国之道,根本在于"道";而圣贤之道,就保存在经典之中。
传授经典的目的在于阐明道理,而施行治理的根本在于做学问,其中关系最为重要的,就在于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来担任辅导之职。
如果德行不足以作为楷模典范,就不足以辅助培养太子的德性;如果学问没有达到精深的境界,就不足以启迪太子的聪明才智。
应当访求道德学问俱佳的大儒,来仰承成就国家的这件盛事。
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向来也没有多少声望,早已习惯了草野之人的作风而形成本性,章句之学也逐渐荒废。
如今我错误地承担了这样重大的托付,实在难以胜任,必须另外加以选拔,才能使国家得到贤才的辅助,也使我李好文免遭妨碍贤者的讥议。"
皇上命令李好文,选取史传以及前代儒者的论说中关系到治国体要而又符合经典宗旨的内容,加上自己的见解,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编成十一卷书,取名叫《端本堂经训要义》,写好奏表进献给朝廷,皇帝下诏交付端本堂,命太子学习这部书。
定更钞之议
至正十年,确定变更钞法的决议,皇帝下诏说:
"朕听说帝王的治理之道,要因时制宜,增减调整的方法,关键在于通达权变。
只有我朝世祖皇帝建立年号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铜钱作为计算单位,当时虽然还来不及制定鼓铸铜钱的规章,但钱钞兼行的用意已经具备了。
后来又印造至元宝钞,以一贯抵五贯中统钞的价值,名义上叫做子母相权,但实际上铜钱并未真正使用。
经过多年,钞法逐渐偏于虚浮,物价飞涨,奸诈作伪的事日渐滋生,百姓的日用财物日益匮乏。
于是征询朝廷大臣,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要挽救这个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变更。
决定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折合铜钱一千文,兑换至元宝钞二贯,同时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的铜钱一并通行使用。
至元宝钞仍旧照原来的钞法通行不变,新旧钱钞相互权衡使用、彼此补济,以此上合世祖当初立法的本意。"
分司农司
至正十三年,设
宜求道徳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寖以事废。谬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
上命好文,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
定更钞之议
至正十年,定更钞之议,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鼔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歴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歴代铜钱并用。以宝钞法至元寳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分司农司
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以右丞乌梁海、左丞乌克逊良祯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间,北抵澶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给钞五百万锭,以供工价、牛具、农器、榖种之用。又畧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名勅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从七品,就以领其所募之人。所募农夫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
京师大疫
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疫死者相枕藉。宦者保布哈欲要誉一时,请于上市地收瘗之。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隆福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赐金银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无算,布哈出玉带一,金带一,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以为费。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地及泉,男女异圹,人以一尸至者,随给以钞。舁负相踵,既覆土,就万安、庆寿寺建无遮大会。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
宋五贤从祀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淛行省据杭州路申,备本路经歴司呈,准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胡瑜牒,尝谓
译立分司农司,让右丞乌梁海、左丞乌克逊良祯兼任大司农卿,颁发分司农司的印信。
分司农司管辖的地域,西起西山,南起保定、河间,北到澶州、顺州,东到迁民镇。
凡是官地以及原来管辖的各处屯田,都由分司农司制定章程招人租种。
朝廷拨给宝钞五百万锭,用以支付工钱以及购置耕牛、农具、谷物种子等费用。
又大致仿照前任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到江淮一带招募擅长种植水田以及修筑圩堰的人各一千名,让他们担任农师。
朝廷颁发十二道空白的敕牒,规定招募到一百名农民的人授予正九品官职,招募到二百名的授予正八品,招募到三百名的授予从七品,并让他们就地统领所招募的人。
所招募的每名农夫,发给宝钞十锭,一年期满就遣散他们回乡。
京师大疫
至正十八年,京师发生大饥荒,因瘟疫死亡的人尸体相互枕藉。
宦官保布哈想要博取一时的名誉,请求皇上准许在市区之地收葬这些尸体。
皇帝赐给宝钞七千锭,皇后以及兴圣宫、隆福宫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也各自按等级赐给金银及其他物品。
中书省、枢密院捐助财物的人不计其数,保布哈自己拿出玉带一条,金带一条,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裘、银鼠裘各一件,作为费用。
选定墓地,从南北两城一直延伸到卢沟桥,挖地挖到出泉水为止,男女分设不同的墓穴,每有人送来一具尸体,就随即发给宝钞作为酬劳。
抬运尸体的人接连不断,掩埋之后,又在万安寺、庆寿寺举办无遮大会。
到至正二十年四月前后,共埋葬了二十万具尸体,用去宝钞二万七千零九十多锭,米五百六十多石。
宋五贤从祀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根据杭州路的申报,转呈本路经历司的呈文,其中收到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胡瑜的公文,胡瑜曾经说:
文治兴隆,宜举行于旷典,儒先褒美,期激励于将来,凡在闻知,讵容缄黙盖国家化民成俗,莫先于学校,而学校之设,必崇先圣先师之祀者,所以报功而示劝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已加封先圣大成之号,又追崇宋儒周敦颐等封爵,俾从祀庙庭,报功示劝之道,可谓至矣。然有讨论未尽,尚遗先儒杨时等五人未列从祀,遂使盛明之世犹有阙典。惟故宋龙图阁直学士谥文靖龟山先生杨时,亲得程门道统之传,排王氏经义之缪,南渡后朱张吕氏之学,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时者也。故宋处士延平先生李侗,传河洛之学,以授朱熹,凡集注所引师说,即其讲论之旨也。故宋中书舍人谥文定胡安国,闻道伊洛,志在春秋,纂为集传,羽翼正经,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圣人之门者也。故宋处士赠太师荣国公谥文正九峯先生蔡沈,从学朱子,亲承指授,著书集传,发明先儒之所未及,深有功于圣经者也。故宋翰林学士叅知政事谥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穷经,践履笃实,当时立伪学之禁,以锢善类,德秀晚出,独以斯文为己任,讲习躬行,党禁解而正学明。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举取士,已将胡安国《春秋》、蔡沈《尚书》集传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学衍义》亦备经筵讲读,是皆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处,详见《宋史》本传,俱应追锡名爵,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如蒙备呈上司,申达朝省,命礼官讨论典礼,如周敦颐等例,闻奏施行,以补阙典,吾道幸甚。本省以其言具咨中书省,仍命胡瑜赴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书判送礼部,行移翰林、集贤、太常三。院会议俱准所言,回呈中书省。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词头,宣命遣官赍徃福建行省,访问各人子孙,给付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
译文治兴隆,理应举行盛大的典礼,褒扬先儒美德,期望以此激励后来者,凡是听闻此事的人,怎能保持沉默。国家教化百姓、成就风俗,没有什么比学校更重要的,而设立学校,必定要尊崇祭祀先圣先师,这是用来报答他们的功绩并昭示激励之意的。我朝崇尚儒学、看重道统的用心,超越了前代,已经加封了先圣孔子"大成"的尊号,又追崇宋代儒者周敦颐等人的封爵,让他们配享庙庭祭祀,报功劝学之道,可以说已经做得很完备了。然而讨论还不够周全,仍遗漏了先儒杨时等五人未能列入从祀,以致使这兴盛清明的时代仍留有缺憾的典章。
已故宋朝龙图阁直学士、谥号文靖的龟山先生杨时,亲自得到程颢程颐门下道统的传承,驳斥了王安石经义的谬误,南渡以后朱熹、张栻、吕祖谦诸家的学问,其源流脉络都出自杨时。
已故宋朝处士延平先生李侗,传承了二程洛学的学问,用以传授朱熹,凡是《四书集注》所引述的师说,就是他们讲论的宗旨。
已故宋朝中书舍人、谥号文定的胡安国,闻道于程氏伊洛之学,志向在于研究《春秋》,编纂成《春秋集传》,辅翼阐明正经,明晓天理并扶持世间教化,对圣人之门有功劳。
已故宋朝处士、追赠太师荣国公、谥号文正的九峰先生蔡沈,跟随朱熹求学,亲自承受朱熹的指导传授,撰写《书集传》,阐发了前代儒者未曾论及之处,对圣人经典有很深的功劳。
已故宋朝翰林学士、参知政事、谥号文忠的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而穷究经义,践行笃实,当时朝廷设立"伪学"之禁令,用来禁锢善类之士,真德秀晚年出仕,独自以斯文(儒学道统)为己任,讲习躬行,等到党禁解除后正学才得以彰明。
这五个人,学问上承接了道统的传承,著述阐发了前代儒者未曾发明的精微之处,他们的功劳非常大。况且科举取士,已经将胡安国的《春秋》、蔡沈的《尚书》集传标举出来并尊崇采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也一并列入经筵进讲诵读之书,这些都是有补于国家治国之道的。各人的生平事迹,详见《宋史》本传,都应当追赠名号爵位,配享从祀于先圣庙庭,这样可以敦厚儒家风气,激励劝勉后学之人。
如蒙将此意呈报上司,申报朝廷,命礼官讨论典礼仪制,比照周敦颐等人的先例,奏闻朝廷施行,以弥补缺失的典章,这实在是儒家道统之大幸。
本省将这一意见连同咨文一并呈送中书省,仍命胡瑜赴京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书省批转礼部,行文翰林院、集贤院、太常院三院会议,都认可这一建议,回复呈报中书省。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礼部拟定五位先生的封爵谥号,都追赠为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分别颁给册封文书,宣命派遣官员携带前往福建行省,寻访各人的子孙,颁发给他们;如果没有子孙的,就在他们原来所居住的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奉祀,予以施行。
上都宫阙
至正十九年,叅议中书事陈祖仁疏言:「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茍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日夜痛心,宜亟为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逺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大都宫阙而已乎?」时兵破上都,焚宫阙,议欲修之,以祖仁之言而止,自是不复时巡。
大都杜鹃
十九年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鹃
尊崇朱子
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为献靖。其制词云:考德而论时,灼见风仪之俊观;子而知父,迨闻诗礼之传。久閟幽堂,丕昭公论。故宋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松,仕不躁进,德合中行。遡邹鲁之渊源,式开来学;阐图书之藴奥,妙契玄机。奏对虽忤于权奸,嗣续笃生于贤哲。化民成俗,著书满家。钦继志述事之光前,何节惠易名之孔后?才髙弗展,嗟沈滞于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于永世。神灵不昧,休命其承。可谥献靖。其改封熹为齐国公。制词云:圣贤之藴,载诸经义理,实明于先正;风节之厉,垂诸世褒崇,岂问于异时?不有巨儒,孰膺宠数?故宋崇文阁待制,累赠宝谟阁直学士太师,追封徽国公谥文朱熹,挺生异质,蚤擢科名。试用于郡县,而善政孔多;回翔于馆阁,而直言无隐。权奸屡挫,志虑不回。著书立言,嘉乃简编之富;爱君忧国,负其经济之长。正学久达于中原,涣号申行于仁庙。询诸佥议,宜易故封国。启营丘,爰锡太公之境;土壤邻洙泗,尚观尼父之宫墙。缅想英风,载钦新命。可追封齐国公,余并如故。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
吏部侍郎孙承泽 撰
○秘史
元人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前卷载沙漠始起之事,续卷载下燕京灭金之事。盖其本国人所编纪者,书藏禁中,不传。偶从故家见之,录续卷以补正史之所不载。
译上都宫阙
至正十九年,参议中书省事陈祖仁上奏说:「自古以来君主不幸遇上艰难忧患、多灾多难的时候,谁不想奋发有为,成就非凡的功业,来光复祖宗的基业呢?如果对上不能奉行天道,对下不能顺应民心,缓急处置失当,举措不得当,即使用这种办法来保持成业、守住基业,尚且可能招致祸乱,何况想要拨乱反正呢?上都的宫殿,是先帝创建、历代增修的,自从经历兵火焚毁殆尽以后,其情形令人不忍说起,这是陛下日夜痛心、应当尽快兴复的事。然而如今天下尚未平定,创伤尚未痊愈,仓库空虚告急,财用即将枯竭,如果这时驱使疲惫的百姓来承担大规模的劳役,荒废耕作、使田地荒芜,这与掐住百姓的咽喉夺走他们的食物、加速他们死亡有什么区别呢?陛下追念祖宗的宫阙,念念不忘,然而没有想到今天所应当兴复的事,还有比这更大的。假使上都宫阙不能修复,本来也不妨碍陛下的寝居起处;但如果因此而违背天道、失去人心,以致使大业毁坏废弃,那么天下也是祖宗的天下,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陛下又怎么忍心轻易地抛弃他们呢?希望陛下以养育民力为根本,以恢复天下为要务,赏罚分明信实,来驱使调动英雄豪杰;亲近正直之人,疏远奸邪谄媚之徒,来谋划治国之道。如果这样做,那么太平盛世的景象不久就会全部恢复,又岂止是上都宫阙而已呢?」当时敌兵攻破上都,焚毁了宫阙,朝廷商议想要修复它,因陈祖仁的这番话而作罢,从此以后不再按时巡幸上都。
大都杜鹃
十九年冬十一月,大都出现了杜鹃鸟。
尊崇朱子
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赠朱熹的父亲谥号为「献靖」。制词说:考察其德行、评论其时世,清楚地看出他风采仪度的俊秀出众;儿子能了解父亲,等到听闻了《诗》《礼》的传承。长久幽闭在墓穴之中,如今应当彰明公论。已故宋朝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松,为官不急躁求进,德行合乎中正之道。追溯邹鲁的学术渊源,开创后学之路;阐发图书的深奥义理,巧妙契合玄妙之机。奏对虽然触怒了权奸,但子嗣却诚实地生养了贤哲之人。教化百姓、成就风俗,著书立说家中满是典籍。恭敬地继承先志、传述先业,光大于前人,何必等到赐予美谥、更改名号才算尊崇?才能虽高却未能施展,可叹沉沦滞留于下级官位;道义博大而不为世所容,最终却在永世中彰明昌盛。神灵不会昏昧,美好的天命将会承续下来。可以追谥为「献靖」。将朱熹改封为齐国公。制词说:圣贤所蕴含的道理,记载在经书义理之中,实际上是由先贤阐明的;风节的砥砺激励,垂示于世而被褒扬尊崇,又何必问是哪个时代呢?没有大儒,怎能承受这样的宠遇恩数?已故宋朝崇文阁待制、累赠宝谟阁直学士、太师、追封徽国公、谥号文的朱熹,禀赋异于常人,很早就考中科名。在郡县任用时,善政很多;在馆阁任职时,直言无所隐讳。屡次受权奸的挫辱,志向思虑却始终不改。著书立说,其著作简编极为丰富可嘉;忠君忧国,怀抱经世济民的长才。他的正统学问早已通达于中原,天子的诏令也已在仁宗朝颁行天下。征询众人的意见,应当改换原来的封号。启用营丘之地,特赐予太公吕望所受封的疆域;土地邻近洙水泗水,还能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