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

译较为公允恰当，直到金朝灭亡时达到极致。后世有不可废弃的地方，但论及文章者，认为所学出于剽窃，不根植于经史，而且士子自己投状求取功名，德行操守无人知晓，廉耻之道丧失，这很不符合三代贡士之法的本意。恭逢圣天子登基之初，继承基业、遵守成法，以设科取士为当务之急。若只沿用先皇帝已定的格法，与时代相宜，可以照行；如果要超越前代、创立新制，也不可不细加思量，揣摩其中本末，参酌古今而施行。我认为古代贡士都出自学校，不如采纳唐代杨绾、宋代朱熹等人的建议施行。杨绾的办法是："命州郡考察孝友信义并通晓经学之人，由州府考试其所习经业，推荐给礼部，问经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道，全部通过为上第；经义通过八条、策通过两道为中第；孝经、论语、孟子合并算作一经。"朱熹的建议是："将各经史分科，如易、诗、书、周礼、二戴礼记、春秋三传各自成一科，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为四科，附于以上大经之后，逐年通试并在殿试对策，兼用经史，以己意断案，来说明时务的得失。"我认为如今的做法，应先选拔教官，确定所要精通的经史作为学习科目，按州郡大小限定生徒名额，挑选没有污点的优秀人才充任，按生徒人数限定每年贡举的人数，规定学习年限，让他们充分修习学业，然后由州郡官员考察品行、考核学业，务求精当，推荐给礼部，经科考试经义作为一场，史科考试议论作为一场，殿试对策兼用经史，以己意断案，阐明时务。这样一来，士子就没有不通晓的经典、不熟习的史书，进退取舍全部出于学问，既恢复了古代的取士之道，又革除了历代虚文妄举的弊病，必能收到崇尚实学、学以致用的效果，岂不是很了不起的事吗？至于以诗赋设科，实行已久，也不宜骤然停止。等经史实学兴盛之后，诗赋自然会相形见绌。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封缅王

大德元年二月，封的立哇拿阿廸提牙为缅国王，并下诏说："我朝自祖宗开国以来，天下万国百姓，无不敬畏皇威、感念恩德。以前先朝在位之时，你国使者禀命入朝觐见，朝廷诏许了他们的请求。你却马上违背前言，因此我朝统兵大臣对你国用兵。近来，你派儿子信合八的奉表来朝，理应表示宽宏大量，特加恩宠。现封你为缅国王，你的儿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同时告诫云南等处边将，不得擅自发兵。你国官员百姓各自安分守业。"

保举职官

大德二年，规定各廉访司所巡查治理的城邑中，凡廉洁谨慎、有才干政绩的官员，每年推举二人。大德九年，诏令御史台、枢密院及各部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通晓治理之道、有识见的人才三名；行省、御史台、宣慰司、廉访司各推举五人。

争罢詹事

大德二年，因裕宗去世，朝廷议论想要撤销詹事院。张九思当时任詹事丞，据理力争说："皇孙关系到江山社稷，是人心所系，詹事院正是用来辅佐培养他的德行的，怎么能撤销呢？"于是此事作罢。

重翰林国子师

大德七年，诏令：文学翰墨、儒学师范之官，难以与一般官员同等对待。翰林院应选用精通经史、擅长文辞的人；国子学应选用年高德劭、擅长文辞的人。必须选求相称的人才。若布衣之士果真才德素著，理应破格提拔的，应另行奏闻。又谕告大学士阿鲁军撤里说："集贤院、翰林院是养老之地，从今以后凡年老任满的老臣都应予以升迁，不要让他们轻易离去；如有让他们离去的，罪责将追究到你身上。"

岁计之数

大德二年，皇上问："每年天下金银钞币的收入有多少？诸王驸马的赏赐及一切营建的支出有多少？请汇总奏报。"右丞相旺扎勒奏报："每年收入的数目是：金一万九千两，

译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但仍不够用度，又从至元钞本中借了二十万锭。"从今以后请以节约用度为准则。皇上嘉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停止了国内外的土木工程。

太史官不致仕

当时诏令内外官员年满七十岁的一律准许退休，唯独太史官郭守敬因为是先朝旧臣，掌管历法、水利之事，多次请求退休都未获批准。从此以后凡是翰林院、太史院的官员一律不许退休，并定为法令。

论井田

大德二年，御史郑介夫上疏说："上古之时没有豪强兼并之名，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而兼并之风兴起，于是强者日益富裕，弱者日益贫困，豪强日益猖獗，几乎无法遏制。这是因为强者必定欺凌弱者，富者必定欺压贫者，贫弱之人无力与之抗争，于是归附听命于富强之家，这是形势使然。我朝开国以来，体恤百姓忧苦，禁止惩治豪强，法令十分严厉，但始终未能稍稍遏止这种风气。如今上至府县、下至乡都，到处都有豪强存在，大小不一，但危害百姓则是一样的。他们如蜂拥水涌般兴起，诛杀不尽，即便有智者，也无可奈何。我曾日夜思考此事，若不探究其根源，只是堵塞其末流，是难以真正制止的。制止之法，唯有井田一法，但如今已不可能施行了。因为自古以来天下的田地，无不属于官府所有，百姓不能私自占有。只是强者力量多，能兼并众人的利益而致富，而无力者不能自己耕种自己所有的田地。至于流离转徙的百姓，先王授田于民，使贫富强弱不能相互超越，各自拥有自己的田地，能够自行耕种，所以天下没有极富极贫的百姓。到了周成王时代，此法已经十分完备，划地为井田，八家为一井、五井为一规，二十五家为一牧、九夫为一区，按地势高下加以区分，用沟洫畎浍、川涂畛径来设立田界。田界疆域一旦确定，就不能侵占夺取，即便想要贪婪兼并，也办不到。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井田制逐渐松弛，已不再有井田的旧制，于是开辟阡陌。阡陌一开，就有了豪强兼并的祸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但那时还没有明说田地归百姓私有，官府不能治理，而百姓却可以自己占有为业。到了汉朝末年，三国鼎立，历经兵火之后，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当时天下的田地，既不归官府所有，也终究不归百姓所有，因为若说归官府，官府又无人接管；若说归百姓，又没有簿册契约，只是随其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耕种而已。北魏推行均田制，做法稍稍接近古制。唐朝沿袭北魏制度并加以增减，法令虽然完善，但允许百姓出卖其口分田、永业田，从此才有了契约文书，日渐一日，公田全部变成了私田。先王的制度，从此彻底败坏，天下纷纷扰扰、互相吞并兼并，井田制永远不能恢复了。百姓既然可以自己拥有田地并公然买卖，官府又怎么能加以禁止管制呢？田地既然归百姓所有，若要夺取富者的田地分给无田的百姓，必然引发祸乱纷起，这是必然的道理。董仲舒在汉武帝朝时，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井田之法尚可追溯恢复，他便说："井田虽然难以立即施行，但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定百姓占田的名额，来救济不足者。"这话说得很对，但未能付诸实行。到了汉哀帝时，孔光、何武说："官吏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逾期违犯者田地没收入官。"当时丁、傅两家外戚当权，董贤地位显贵，此法对他们不利，于是搁置未行。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朝三十个农夫的份田。一人独占三十夫之田，已经算是过多了。而限期三年，又似乎太过急迫。为今之计，豪强终究难以完全禁止，唯有限田之法可以加以制约。斟酌古今，应

译当制定为一定的制度：每一家，不论门第贵贱、人口多少，都以十顷田地为标准。凡拥有十顷以上、乃至千顷田地的，允许分割出售，或者分给兄弟子侄姻亲，或者立契典卖给外人，但要保留十顷为止。有的因家道衰落而剩余不足十顷的，也听任自便；十顷以下、乃至一亩以上的，允许增买，但也以增至十顷为限。宽限五年，如果超过期限仍不遵守规定、田地富余如故的，除保留的十顷外，其余全部没收入官。但没收的田地不必归官府所有，而是将没官的田地招人购买卖给贫民，所得田价一半上缴官府，一半给原主。那些富人也会甘心接受而无话可说，不出十几年，豪强兼并之风不用治理便会自然消失。这个办法不惊扰百姓，不动用众人的力量，不实行井田制却能获得井田的好处，即便周公再世，又怎能改易此法呢？但是寺庙道观遍布天下，田产超过了世家大族，最终未能像唐武宗会昌年间那样加以并省废毁，而僧道之人自恃没有差役赋税，因而广置田产房产，侵夺百姓的赋役，为害不小，也应当立下限额，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超过十顷，中等寺观限五顷，下等寺观限二顷。超过定制的，依照上述办法没收入官，这样也足以稍稍抑制僧道过分的僭越行为。良法美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用数千年未能完全恢复的制度，一旦在今日重新实现，这岂不是超越古人的伟业、太平盛世的盛况吗？只是担心皇上左右的臣子如丁、傅之流，因为妨碍自身利益，会百般阻挠，使此法不得推行。皇上必须果断决断，不被谗言所间，坚持执行到底，才能最终有所成就。希望圣朝能够采纳嘉许这个建议。

日食不应

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日，太史官上奏说："这一天巳时应当发生日食二分有余。"到了预定时间却没有发生日食，众人都很惊惧。保章正齐履谦说："该发生日食却没有发生，古代已有此类先例。况且巳时接近正午，此时阳气盛而阴气微弱，所以应当日食而未食。"于是他考证唐朝开元年间以来应当发生日食却未发生的事例，共十件，上奏朝廷。

马政

大德二年，御史郑介夫上疏陈述说："古今立国，从未有怠慢马政的，因为边疆防守作战需要马匹，不可缺少，而且车驾出入、百官随从，以及檄文传递、驿站接力传送，都不可一日无马。我朝开国以来，畜养放牧成为习俗，羊马成群，遍布山谷原野，水草十分便利，不需耗费喂养的劳力，随意取用，就像从自家马厩中取用一样，因此出兵打仗，所向无敌，都是依靠马力的缘故。近年来因为偃武修文，用马的地方日渐减少，因此对马政不再上心。古时按官定价格换取马匹，已经不是长久之计，如今竟然到民间强征马匹，尤其是弊政。况且南北的风土不同，生长在南方的马，不能忍受寒冷；生长在北方的马，不能忍受炎热，应当按照各地土产的适宜情况来使用才对。如果征用东南的马匹供西北使用，很快就会看到马匹大量死亡。而且放养在野外的马，习惯于水草，善于奔驰，用来临阵作战，容易驱使鞭策；养在私家的马，喂饱了草料豆料，勤加梳理照料，一旦放到荒郊野外，便已瘦弱无力，何况面对箭石交加的战场，又有什么用处？朝廷在筹划上有失误，只图眼前苟且，不遵循广泛牧马的成规，反而推行强征马匹的下策，虽然名为和买，与白白掠夺又有什么区别？况且强征马匹的政策，出自灭亡的金朝，那时邻国交相进攻，疆土日渐削减，不得已才向民间征马，以应付一时之急。堂堂天朝上国，不应当重蹈亡国的旧辙。而且强征来的马匹，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而民间的怨恨都归咎于朝廷，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如今民间都畏惧忌惮，不敢养

译马，长此以往，民间马匹已经稀少，万一国家急需用马，又从哪里获得呢？应当趁着闲暇时早做打算才是。唐朝初年得到牝马三千匹，迁往陇右，命张万岁掌管，繁殖增至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设监使统领，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就可以换一匹马。到唐玄宗时任用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东封泰山之时，已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数量与此相当，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成效了。如今我朝的疆土，数倍于唐朝，水草丰美之地，都在版图之中，应当选择适宜放牧的地方，各设牧马监，由官府提供牝马，选用能干的官吏，让他们专掌牧马之权，赋予重要的职责，给予优厚的俸禄，责成他们做出成效，用不了十几年，马匹便会用之不尽了。以往家家自行放牧，衣食的来源，都仰赖于此，取其余利来用，尚且用之不竭，何况如今凭借国力全盛，又辅之以官府的力量。"依照旧俗来施行，也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以强征马匹作为政策，白白结怨于民间呢？

僧道

大德二年，御史郑介夫上疏说：我私下认为，自唐尧虞舜三代以来，国运长久，百姓安康，从未听说有佛教道教。三国六朝以后，僧尼道士才开始遍布天下，求福田利益的人，不是求助于道教就是求助于佛教。君主的喜好，往往过分。福分并非像粟米布帛金银财宝那样可以求取得来的东西。君主崇尚节俭，则百姓财力丰足；减少劳役，则百姓不至困顿；生养死葬没有遗憾，那么四海之内都能达到仁爱长寿的境界，百姓生活安乐便是好事，诉讼案件没有冤屈便是布施。何必张扬浮华、耗费财力，用繁琐的文书、泥金玉简去祈求那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一个僧人、一个道士的祝祷，比不上百姓大众共同的心愿；一座寺庙、一座道观的祈祷，比不上千家万户齐声的祈求。古谚说："福从赞叹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西方是佛祖诞生之地，佛是圣人，怎么肯作威作福来求取人们的敬奉？佛教教导人们不要贪婪嫉妒，不要伤害生灵、损害万物，以此为善，所以说"即心是佛"。何曾要人陈列玉帛、庄严香灯、日夜诵经礼拜，甚至杀生祭祀、纵放囚犯以示恩德，而称之为做好事呢？如今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流入西藏红帽喇嘛僧人手中，他们竟公然出入宫禁，满朝官员争相效仿，无不倾囊供奉。这都是庸俗僧人制造的妖妄之说，并非佛法的真心本性。道教以老子为祖师，本应清净无为，其祖师又是赤松子的传人，本应追求辟谷修炼、摒弃人间俗事。如今张天师纵情声色、宠爱姬妾，广置田产庄园，招揽权势，欺压官府，简直是江南一大豪强恶霸。他祖师的门风本不应如此。诸佛三清在天之灵，是不可欺瞒的，往往是继承法统的人失去了祖师的初衷罢了。愚昧百姓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天师，只见剃了头就以为是佛，戴了黄冠就以为是天师，即便说破嘴皮也不能解开他们的迷惑，这实在令人对世道感慨万千。朝廷特别加以宠信优待，另设宣政院管理，认为道教既然抛弃世俗、出家修行，就不是一般官府所能管辖的。但他们却依仗宠信作威作福，贿赂公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僧道之间的诉讼案件数倍于民间，诸如奸淫、盗窃、杀人等各种不法之事，他们之中也都有发生。学习佛道之人，本应远离嗜欲、摒除贪嗔，与世俗不同才对。可他们却妻妾成群、艳丽奢华，污秽不知羞耻，争名夺利、竞逐不休，即便是俗人也不屑去做的事，他们却做得心安理得，这实在不符合僧道应有的本分。僧道之盛，莫过于今日；而僧道之弊，也莫过于今日。朝廷若不稍加裁抑，正好会加重日后的祸患。若能用礼法加以约束，用名分加以

译节制，使他们不至于骄奢无度、败坏祖师门风，这才是真正的敬奉之道。如今各寺已有讲主、长老，各观已有知观、提举，足以担负管理的职责。而各地又滥设僧録司、道録司，各县都设有僧纲、道纪，这些机构反而成了僧道中的蠹虫，应当予以裁革。况且僧道另设衙门管理，历代以来从未听说过。金朝末年抛弃人伦、崇尚鬼神，所以设立僧録、道録二司，与御史台、中书省鼎足而三，难道说我朝巍巍圣朝，竟不效法古代圣王的常法，反而沿袭衰亡金朝的弊政吗？况且担任僧録、道録的人，大都是无赖之徒，一朝得遇机会，便骤然授予此职，就可以与三品正官平等往来公文，以一介平民之身，一旦身居这样的荣贵之位，得来既然容易，看待也就轻率，难怪他们会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珍惜之心。近来命令宪司（御史台）稽核甄别他们的文书案卷，僧官们局促畏惧，而普通僧人都欣喜能够得到安宁，这就是明显的验证。所欠缺的是道教方面还没有一并稽核审查罢了。如果僧道中有潜心修炼寂灭之道、摒除尘世俗念的，必定不会自陷于法网，即便没有官府的假借庇护也无妨。如果行为不检点，身陷刑罚，这也是佛法道教所不能容忍的，应当命有司加以管理，严加追究惩治，等罪状明白之后，比照常人加重一等判处，责令还俗，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如今僧道不养蚕却有衣穿，不耕种却有饭吃，都能完全免除赋税徭役，而愚昧的百姓大多将财产假托其名寄存，或者全部舍入寺观常住财产，以图隐蔽逃避差役，使国家的实际利益流向无用的空门，看看民间除了缴纳赋税之外，还要担任里正之首，还要承受官府和买和顾的摊派，这不只是舍本逐末，实在是劳逸负担极不均衡。今后寺观常住的税粮，应当依照古法，全部令其缴纳给官府，等到有佛法高深、道行超群的人出现，由众人推举，然后才免除他的徭役，蠲免他的税粮，这样才能养成清净的风气，也足以激励浇薄的世俗风尚。此外还有白云宗一派，尤其荒诞不经，起初他们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教派门户，只是在家念佛，不吃荤，不饮酒，不荒废耕种蚕桑之事，不拖欠赋税。前宋时认为他们夜聚晓散，恐怕会滋生变故，还曾加以禁止，但那时也不过只有几户人家而已。如今他们都不遵守戒律，荤酒不忌，只是假借这个名义来逃避差役，人数多达数万，都以诵经礼拜为借口。他们既自认为有别于普通百姓，又自认为不同于一般僧道，朝廷不察其中的虚伪，还特意为他们另立衙门，如今宗摄之人贪财如镜、恣意妄为，不法程度甚于僧司道所，也应当加以裁革，来清除国家的蠹虫，以宽舒百姓的负担才对。

俸禄

大德二年，御史郑介夫上疏说："孟子说：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做官的人不耕种却有饭吃，所以设立俸禄来代替耕种所得。俸禄若不充足，用什么来培养廉洁之风？"汉宣帝曾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正，治国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臣们都勤于政事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扰盘剥百姓，是很难做到的。"近来贪官污吏习以为常，蔚然成风，俸禄有余的人，把它当作意外之财，丝毫没有节俭的心思；俸禄不足的人，就借口无法养廉，肆意侵扰盘剥百姓。上下交相征敛，相沿成习，廉耻之道丧失，人们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应当想办法加以整顿救治才是。当今急务，虽然未必专门在于此事，但俸禄的不均，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大缺失政务。如今亲民官吏，凡应得俸禄十两的，配给职田二顷，唯独江南地区减半配给。江南的土地并非贫瘠，江北的土地也并非肥沃。况且江北少有刁

译蛮健讼的风气，江南多有豪强狡猾的习俗，而给田却有轻重之别，这是俸禄不均之一。再看中央和地方，管军、管民、管理站赤驿传的各色官员，同样都是为君主效力，同样都是食用国家的俸禄。而职田却唯独给予路、府、州、县及廉访司的官员，其余的都得不到，为什么厚此薄彼？这是俸禄不均之二。如今各处的职田，原来有官田的地方就有职田，原来没有官田的地方就没有职田。又有些地方虽有官田却不用来配给职田，有职田的地方，除去丝、麻、豆、麦之外，所收的粮食，路一级正官不下八百石，即便是巡检这样的小官也能收一百多石。没有职田的地方，官员空得职官的虚名，得不到一点实惠。何况外任官员的俸钞，从五品的止有三十两，从六品的不满二十两，九品的只有十二两。用俸钞来买东西，能买到多少？十口之家，除去一年的衣着开销，每日的饮食花费，非二两钞不可。九品官一个月的俸禄，仅够六天的伙食费。而所得的俸钞，又大多被指派用于公事开支。若再没有职田，老幼又靠什么来供养呢？又比如小吏都已经增加了俸禄和米粮，原来请领俸钞六两的，增加为八两，每一两钞，每月再加米一斗。这样比较起来，六品以下没有职田的官员，反而不如一个小吏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要求他们保持廉洁，做得到吗？这是俸禄不均之三。如今京城内任官员的俸钞是外任官员的一倍，而京城的米价，平常也是半锭一石，饮食衣帛，件件都昂贵。以钞的数目来算，虽然多了一倍；但以实际日用来算，实际上还不到外任官员的一半。况且又没有职田可以供给，比如外任三品官，每月得俸钞八十两，职田米八百石，一个月该得米六十多石，甚至九品官也能收职田米一百多石，一个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数。而在京任职的三品官每月请俸钞三锭一十五两，既然没有职田，又不增加俸米；四品官除俸钞外，每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说来，那么在京三品、四品的官员，反而不如外任九品簿尉的俸禄多。这是俸禄不均之四。俸禄制度不均，人心就不能统一，肆意妄为、荒淫奢侈之事，就无所不为了，这其中的流弊怎能说得尽呢！况且俸禄这件事，自归附以来，进言的人不知有多少了，但所说的都没有抓住要害；朝廷施行整顿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所施行的都未能达到公平。每变更一次，又是一番混乱，始终无益于弥补缺失政务的分毫。朝廷中的冗余职位，实在难以一一列举。比如各处的巡检、各路的提控案牍，每年收取职田米，尤其是白白的浪费。各县既设有县尉司征募弓手来专门负责巡逻警戒，又另有分镇军官来协助，何必再多设巡检司？甚至一个县内，有设置三四处的，白白蠹害民间，对官府却毫无帮助。各路既已有经历、知事等官，足以担任案牍事务，又让行省多派一名官员，白白蠹害官府，对民间也没有益处。这类情况相当多，都应当裁汰去除。这样既可以节省俸禄开支，又可以整肃选官之法。比如处州、徽州等路的总管，没有职田可收，纵使每月增加米一石五斗五升，而省里派来的札付人员一个月反而能得米八石有余。像这样的不公平，朝廷何曾知晓？当今的弊病，不在于俸禄微薄，而在于俸禄的不均；不在于俸禄的不足，而在于设官的过滥。将有余的部分调剂给不足的部分，取用滥设职位所得的米粮供给该设的官员，那么国家没有损失，而官员也有实惠。议事的大臣，日夜商议俸米的说法，纷纷扰扰却始终抓不住要领。俸禄中有俸钞又有职田的，就过于丰厚；既无俸钞又无职田的，就过于微薄。尸位素餐的人，空

译自遭受浪费国家仓廪粮食的讥讽；勤勉效力的人，却有衣食不足的叹息。如果能够多取有余的补充不足的，截取有余以弥补不足，职田所收的粮食，自然可以够用。如今有额外多支出二十八万余石粮食，这对国家储备大有损耗，实际上对官吏却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况且丞相职位居于百官之上，每月俸禄不过八锭有余，一天的俸禄不到十四两。如果像晋朝的何曾那样，每天饮食耗费万钱，还找不到下筷子的地方，即便耗尽私人财产，也无法自给自足。天子设立丞相，必须给予厚禄以示优待。要求大臣自我约束应当从戒除奢侈、崇尚节俭做起，怎能先以微薄的待遇来对待他们呢？如今俸禄在三锭以上的，不能再增加米粮。官位越高，俸禄反而越薄，这很不符合尊崇高位、看重贵人的道理。又比如京城内的大小官员及各处行省、宣慰司，都是朝廷的枢要重臣，既无法从百姓那里取得额外收益，又没有职田可收，纵然增加些许俸米，又怎么足以供养他们？廉洁能干的官员，就像良马一样，若要要求它日行千里，却不给它喂饱草料豆料，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应当将原来拨给的职田所收的子粒钱粮全部收回，由官府统一收贮，将中外该设置的人员分别等级而普遍分配俸禄。京城内的官吏俸禄虽然丰厚，但米价高昂，凡俸禄五两的，每月配给米一石；外任官吏俸禄虽然微薄，但米价不贵，凡俸禄五两的，每月配给米二石，五两以上按俸禄比例增加，不愿领取米粮的，按当时的时价折算成钞。内外御史台、察院、廉访司事务繁重、劳心费神，官员清廉而人情往来断绝，与一般官府相比，应适当增加优待，以此来重视风纪监察官员。和林、上都、后山、河西等州城，不是产米的地方，应按当地的时价折算，不应当拘泥于二十五两的定额，以此来重视边疆地区的官员。不论军民各色官吏，凡是领取俸钱的，按所给钞数按月配给米粮；原来没有俸钱的，按所授的品级依例增加。将官府所收的职田钱粮，先满足外任官员的需要，剩余的部分，全部运往京城，以供给京城的官吏，估算他们所得会比以前多出一倍，又可以不用过多耗费国库的粮食，这就是所谓利国利官的良策啊。俸禄一旦均衡，政务自然公平，可以避免饥寒的忧患，自然能保有廉耻的节操，然后再用惩治贪赃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专官治河

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上奏说，黄河在蒲口儿等处决口，淹没归德府数郡，百姓遭灾，派官员修筑堤坝，估算共需修筑七道堤坝、二十五处，总长三万九千零九十二步，共需苇料四十万四千束，长一经尺的木桩二万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零二人。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司上奏说，黄河决口泛滥千里，遭受水灾祸害的城郭被淹浸，房屋被冲毁，庄稼被破坏，百姓已经遭受其害，然后才寻访治理的办法，而且众人议论纷纷，各自陈说利弊，主事的官员疑虑不决，必须上报朝廷。等到议定方案，灾害已经更加严重。这就是所谓不能在灾害发生之前预先防备的弊病。大概黄河在河槽以下水位时，水势看似平缓，看上去不足为害，一旦遇到连绵大雨，湍急的水流迅猛异常，从孟津以东，土质疏松单薄，又夹杂着沙碱，再加上失去疏导宣泄的办法，崩溃决口，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近年来亳州、颍州一带的百姓……

译宣谕日本

大德三年二月，侍臣劝说朝廷用兵讨伐日本。皇上因为日本民俗信奉佛教，就派遣僧人一山携带诏书出使日本。诏书说：「有关部门奏陈，从前世祖皇帝曾派遣补陀禅僧如智以及王积翁等人，两次奉玺书与日本通好，都因为途中受阻而返回。自从朕即位以来，安抚怀柔各国，四海内外，没有遗漏未加安抚的。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应当重新沟通。如今如智已经年老，补陀僧一山向来道行高深，可以派他前往晓谕，搭乘商船前去，或许能够到达。朕特意听从这个请求，也是想成全先帝的遗愿罢了。至于敦睦友好、体恤百姓的事情，日本国王应当仔细谋划。」日本于是派遣使者随同僧人一起奉表进贡。

迁官之法

大德三年，制定官员升迁的法规：从七品以下，归吏部管辖；正七品以上，归中书省管辖。三品以上官员，不是有关部门能够决定授予或罢免的，要由中书省呈请皇帝裁决。从六品到九品的官员为敕授，由中书省发牒任命；从一品到五品的官员为宣授，用皇帝的制命任命。三品以下用金印，二品以上用玉印。有皇帝特旨的，就配有诰词。计算任职资历以月日为准，官员迁转依据散官内任的资历，以三十个月为满；掌管钱谷的官员，以两年为满；而资历合并计算通算，以三十个月为标准。京城内任职官员一般每满一考升一等，十五个月进一阶；京官一般每满一考比照外任官减一资；外任官有的每满一考进一阶，有的两考升一等，有的三考升二等。四品官则内外任职的资历合并计算，这一点丝毫不能逾越。但是若前任任期不足，就由后任补足；若前任任期超出，就累积到后任。一考的要满二十七个月，两考的要满五十四个月，三考的要满八十一个月以上，遇到升迁的情况就先借予升职，而以后来的任期补足。

职官荫叙

大德四年，规定各类职官子孙荫叙的等级：正一品官的儿子，按正五品叙用；从一品官的儿子，按从五品叙用；正二品官的儿子，按正六品叙用；从二品官的儿子，按从六品叙用；正三品官的儿子，按正七品叙用；从三品官的儿子，按从七品叙用；正四品官的儿子，按正八品叙用；从四品官的儿子，按从八品叙用；正五品官的儿子，按正九品叙用；从五品官的儿子，按从九品叙用；正六品流官子弟，在巡检之内任用，杂职子弟在省札钱谷官之内任用；从六品官的儿子，任近上钱谷官；七品官的儿子，任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官的儿子，任近下钱谷官。

合祀南郊之议

大德六年，把五方帝合祀于南郊。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进呈十条议论说：「天没有两个太阳，天既然不能有两个，五帝就不能称之为天。因此撰写昊天五帝议。祭天有的年份为九次，有的为两次，因此撰写祭天名数议。圜丘之名不见于五经，郊之名不见于《周官》，因此撰写圜丘非郊议。后土就是社，因此撰写后土即社议。三年一郊并非古制，因此撰写祭天无间岁议。燔柴见于古经，《周官》以禋祀为大礼，二者的用意各有所指，因此撰写燔柴泰坛议。祭天所用的牛角要小如茧栗，郊祀用牲牛用两头，把它们合并配祀而言，增加群祀而合祭，这不是周公的制度，因此撰写郊不当立从祀议。郊祭崇尚质朴，是尊天之义；明堂崇尚文饰，是亲近之义，因此撰写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祭用辛日，这是鲁国的礼制，占卜不一定总能得到辛日，因此撰写郊非辛日议。北郊之礼见于三礼，尊崇地祇而遵行北郊之制，这是郑玄的说法，因此撰写北郊议。」礼官推重他学识渊博而有德行，采纳了他的意见。

献官法服

当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在日月山祭天，使用冕服，从此开始。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在丽正门外丙地祭天，命令献官以下各执事官员都穿戴公服行礼。这时，大都还没有

译郊坛，大礼使用公服，从此开始。大德九年冬至祭祀，使用冠服，依照宗庙祭祀时所用的制度制作。此后，历次祭祀有的合祀天地，增加配位从祀献官摄职之事，陆续把冠服存放在法服库收藏保管。法服共二百九十九件，公服二百八十件，容紫二百九十五件。至大年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佑上疏陈述：「皇帝亲自祭祀时，冕上垂九旒，穿大裘，外加衮服，用黑色羔羊皮制作。臣下从祀所用冠服，历代所崇尚的制度各不相同。」经集体商议，决定依照宗庙祭祀所用冠服的制度。

凡是献官及各执事官员行礼，都穿法服。只有监察御史两人戴獬豸冠，佩青色绶带。凡是迎香、读祝以及祭祀之日遇到阴雨天，都穿紫罗公服。六品以下官员，都可以借用紫色服饰。

谏伐远夷

大德六年，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疏谏阻讨伐西南夷，说：「八百媳妇国不过是边远荒僻的小夷，攻取它不足以获利，不攻取也不足以为害。可是刘深欺上瞒下，率兵征讨，途经八番，恣意妄为，中途生变，所到之处都发生叛乱。他既不能平定祸乱，反而被叛乱的部众所制服，粮食耗尽、计策用尽，仓皇撤退，损失了十分之八九的军队，丢弃了千余里的土地。朝廷又调发四省的军队，让刘二巴图总督其事，企图收复失地。湖南湖北大规模征发运粮的民夫，人数多达二十余万，何况正值农忙时节，驱使这些愁苦的百姓，往返数千里，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近来听从征败退的士卒说：西南各夷族聚居之地都是重山峻岭、深涧密林，其中狭窄的通道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过，上山如同攀登高处，下山如同坠入深井。敌人如果凭借险要之地拦击，我军即使人数众多，也难以施展。或者各蛮族远远逃遁，凭借险阻使我军疲惫，前进不能，四周又无处可以掳掠，那么军队将不战自困了。况且自从征讨倭国、占城、交趾、缅甸等夷族以来，将近三十年，从未获得过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好处，计算所耗费的钱粮，怎能说得尽呢？去年西征以及这次的举动，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请求早日按重罪惩处刘深，同时颁布明诏加以招抚晓谕，那些叛乱者必定会自行归顺，不必远远劳烦朝廷大军，与这些小丑争一时的胜负。为今之计，应当把军队驻扎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多多购买军粮，对内安定、对外巩固，逐步使其归服，这才是王者之师、万全的良策。如果说事已至此，欲罢不能，那也应当仔细审察成败得失，谋划周全后再行动。那些蛮族都是乌合之众，必定不可能长久齐心协力抵抗我军。只是逼得急了他们就会互相救援，放松了他们就会互相猜疑，可以用计谋使他们互相仇视，等到他们出现可乘之机，我方有可以行动的时机时，再从容命令各军分几路一同进击，对归顺的用仁德安抚，对抗拒的用武力震慑，恩威并施，事情才容易成功。如果再舍弃恩德只用威力，深陷以往的覆辙，恐怕日后的祸患会比今日更加严重。」朝廷没有回复，他于是称病辞官离去。

赴任程限

大德八年，规定赴任官员在家整理行装的假期，限二千里以内三十天，三千里以内四十天，更远的不超过五十天。骑马每天行七十里，坐车每天行四十里，乘驿马的每天走两驿，超过百里以上的只走一驿。乘船逆水而行每天走八十里，顺水而行每天走一百二十里。职务紧急必须赶赴的不受此限，超过期限一百天以上的，按例作为旷职处理。

止兵马司问盗情

中书省大臣上奏说：「按旧制，京师州县捕捉盗贼只由兵马司负责，有关部门不参与，以致案件积压拖延。从今以后，轻罪请让有关部门审理判决；重罪则交由宗正府听审判决，这样就不会积压案件，百姓也不会蒙受冤屈。」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疏浚吴淞

大德八年，都水庸田使玛哈穆特召集商议整治吴淞江的方略，仔细考察后认为浙西田地大多依靠太湖的水来灌溉，得到的好处很大，如果河港堵塞不能通畅流水

译，太湖之水稍遇大雨便会泛滥，淹没庄稼，危害不轻。吴淞江原本承接太湖、淀山湖等处湖泊上游急流冲刷疏浚，自古以来可以敌得过千条水浦，浙西的水既有来源，也有去处，因此不会形成水患。近年以来，因为上游吴江州一带桥梁、堤岸打入了木桩、筑起了堤坝阻塞水路，水流不畅，又因为沿江水面以及左右淀山湖等处，有权有势的人种植芦苇，围垦成田，靠近江湖河港狭窄出口处的沙滩上滋生了茭白芦苇，阻塞了上游太湖水势，导致湖水没有力量不能冲涤潮沙，于是把东大江的沙泥淤塞满了江边，虽然还有江水冲刷，水势也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河道。水性向低处流动，因此潮水就顺着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流动，这是天地间自然的道理。如今太湖的水不流入吴淞江，而是向北流入至和等塘，经由太仓从刘家等港口注入大海，同时淀山湖的水向东南流入大曹港、柘泽塘、东西横泖，泄入新泾、上海浦，注入江水最终入海。如今张桂荣、何珍、朱文祥所说的，吴淞江已逐渐形成痼疾，很难救治。当即与平江路总管李通商议，并召集昆山州官常从仕、嘉定州达噜噶齐燕特穆尔、松江府上海县熟悉水利的石县尹以及张桂荣、朱文祥、何珍、徐铸、边江等久居本地的千户一同商议，认为应当根据地势的适宜情况，顺应水性，分流疏泄使水流入江通海，以此消除湖水泛滥的祸患。计划将上游吴江州一带石塘桥洞一百三十余处，每处拓宽一丈，使太湖水势泄流更加畅快。将太湖东南淀山湖以东堵塞的河道、东西横泖等处疏浚拓宽加深，用来泄放淀山湖、长泖等处的水，以及把平江路、昆山州、嘉定州境内所有堵塞的河道也一并开挖疏通，分泄太湖水势，增加注入刘家港泄入大海的水量。又把各处江湖河港凡是被围垦成田、设置鱼簖、种植菱芦葑草阻碍水流的地方全部清除，禁止各类人等再像以前那样违犯阻碍水利。同时命令吴淞江沿岸所辖的嘉定州、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将与海潮相通的河港，劝谕附近百姓在港口筑起土坝，安置透水的木槽，名叫水窦。潮水涨来时关闭水窦，阻挡浑浊的泥沙；潮水退去时打开水窦，放泄湖水。这样江道才有望渐渐畅通。

议郊祀礼

大德九年，右丞相哈喇哈逊等人上奏说：「去年发生地震、星象异变，雨水不按时节降下，连年歉收，祈求上天、保佑百姓的事情，有天子应当亲自主持祭祀的三种：一是祭天，二是祭祖宗，三是祭社稷。如今宗庙、社稷每年按时都是委派官员代为主持，祭天是国家的大事。陛下虽然还没能亲自主持祭祀，也应当像宗庙、社稷一样派遣官员代祭。每年在冬至举行，各种礼仪器物由有关部门预先准备好，到了日期就上奏。」皇帝下诏说：「爱卿说得对，就预先备好礼仪器物以待祭祀之事。」于是翰林院、集贤院、太常寺的礼官都在中书省聚会商议。博士上疏说：「冬至圜丘祭祀，只祭祀昊天上帝。到了西汉元始年间，才开始合祭天地。历经东汉直到宋朝，一千多年间，分祭与合祭，始终没有定论。」集体商议后说：「《周礼》规定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时节既然不同，礼乐也应有所不同。王莽所定的合祭制度，怎么可以效法呢！如今应当遵循唐虞三代的典章，只祭祀昊天上帝，至于方丘祭地的礼仪，再继续商议后上奏。」按《周礼》记载祭坛的坛壝为三层，近代又增加为四层，用来扩大天文从祀神位的安放。集体商议后说：「依照《周礼》三层的制度。但是《周礼》的注疏说：每层高一尺，却看不出纵横的尺度，恐怕坛上过于狭窄，礼器难以容纳。拟定在四层的制度基础上减去一层，以符合阳数为奇的数目。每层高八尺一寸，以符合乾卦九九之数。上层纵横

译各五丈，中层十丈，下层十五丈。四面设台阶，每边台阶十二级。外面设两重壝墙，内壝距离祭坛二十五步，外壝距离内壝五十四步。每重壝墙各开四门。祭坛设在丙巳方位之地，以顺应阳位。」按古时候皇帝亲自祭祀，冕上不垂旒，穿大裘外加衮服，臣下从祀所用冠服，历代所崇尚的各不相同。集体商议后说：「依照宗庙祭祀现用的冠服制度。」按《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奏乐，用圜锺为宫音，黄锺为角音，太簇为徵音，姑洗为羽音，用雷鼓、雷鼗、竹管、云和琴瑟，演奏云门之舞。冬至日在地上的圜丘演奏。如果乐奏六遍，天神都会降临，就可以以礼相待了。」集体商议后说：「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感应鬼神的，必须访求深通音律的人，审定五声八音来主管乐事。」夏四月壬辰日，中书省又召集商议，博士说：「旧制神位牌用木料制作，中书省议定改用苍玉，用金字白玉座。」博士说：「郊祀崇尚质朴，应当依照旧制。」于是仍用木制神主，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二寸，上圆下方，红漆金字。木料用松木、柏木，用红漆匣盛装，用黄罗帕覆盖。制成之后，有关部门商议应当如何收藏。有人又说：「神主只有宗庙才设置，如今是在祭坛上祭祀，是对着上天而言，不像别的神祇看不见形象，因此所制的神主最终没有采用。」七月九日，博士又说：「古时候祭天，器物用陶器匏器，坐席用干草编的席子。自从汉代甘泉宫、雍畤的祭祀开始，一直到后汉、晋、魏、南北朝、隋、唐，其祭坛、玉帛、礼器、仪仗日益繁复奢华，逐渐失去了古人崇尚质朴的本意。宋朝、金朝大多沿袭唐朝制度，其祭坛、礼器，若考之于经典，固然未必能完全符合古礼的仪法，但都具备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历代名儒辈出，也未尝不援引经典来加以厘定。斟酌古今来制定礼仪，也是应当的。如今检讨唐、宋、金亲祭、代祭的仪注，以及雅乐的节次，应当依照集体商议的意见执行。」太常寺商议说：「如今想要修订礼制，不可能一次就完全齐备，但是最初商定的时候，也必须斟酌古今的仪礼，为后人垂立法则。请中书省会同翰林院、集贤院礼官以及通晓礼制的人士，讲明取舍后上奏。」中书省集体商议后说：「所应实行的礼仪，不是仓促之间所能齐备的。唐朝、宋朝都有代行祭祀之礼，除了从祀、受胙这两项之外，其余一切仪注都依照唐朝制度来修订。」

吴淞水利记

大德九年吴淞水利记。前海道千夫长任仁发，因为吴淞江的旧河道淤塞，使太湖的水失去了顺势下流的本性，成为浙西百姓的祸害，已经将近二十年。他慷慨地上疏，陈述其中的利弊，以及疏导的办法。中书省将此事上奏朝廷，特命平章负责主持这项工程。于是察看当地山川地形的适宜情况，测量高低宽窄的尺度，估算工役的数目，钱粮的花费，畚箕铁锹等工具的使用，饮食的需求。命令百姓搓制绳索，修建屋舍准备好草席稻秸，用来防备低洼潮湿；准备医药，用来防备疾病瘟疫；按时督促劳作，用来防止懈怠。上面以诚心感召下面，下面以诚心响应上面，官吏百姓于是欢呼四方聚集，乐于奔赴工程效力。工程始于大德八年冬十一月十三日（望前二日），西起上海县境内的吴淞旧江，东至嘉定石桥，蜿蜒入海，长三十八里一百八十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宽二十五丈。征发民夫一万五千人，用工一百六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有余。到大德九年二月月底完工。又设置了闸门水窦，按时开启关闭，百姓没有遭受灾病，没有夭折伤亡，事情终于办成。又开挖了江东西的河道，安置了木闸。大德十年监行，又开挖疏浚吴淞江东西两处河道，工程始于闰正月初三日，从

译上海县境内的赵屯浦、大盈浦、白鹤江、分庄觜、樊浦、西浜、盘龙旧江，共长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其中樊浦是第一段河道，往下接通新泾旧江，河面宽二十余丈，都深一丈五尺。工程于三月二十九日停工。共用民夫三百四十五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之后又在庙泾、盘龙以东开挖出水口五处，并且在新泾安置了两座水闸，一座距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座距江一里四十七步。

重制衮冕

大德十一年九月，博士议定：唐朝制度天子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用丝带作为冠缨，颜色与绶带相同，用黄绵塞耳，用玉簪固定，穿玄色上衣、纁色下裳，衣裳共十二种纹章，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下裳绘藻、粉米、黼、黻四章，衣袖口、领口都是升龙纹，都是织成的图案。龙纹以下每一种纹章一行，每行十二个白纱中单，黑色领子，青色袖口和衣边下裳，黼纹上加龙、山、火三章，毳冕以上有火、山二章，绣冕有山一章，玄冕没有纹章。革带、大带、玉佩、绶带、袜子都与上述相同，鞋子加金饰。祭祀宗庙、朝谒宗庙以及朝见先帝、出征归来告祭、即位、加元服、纳皇后、元日受朝以及临轩册封王公时，都穿这套衣服。又，宋朝制度天子衮冕，宽一尺二寸，长四寸，前后各垂十二旒，两侧各有黈纩，都贯穿珍珠，又有十二串珠旒，用碧色凤鸟衔着，在珠旒之外。冕板用龙鳞锦包裹表面，上面缀玉制成七星形状，两侧装饰琥珀饼、犀角饰各二十四枚，四周缀有金丝网，用珍珠杂宝玉装饰，加紫云白鹤锦作里子，四根柱子用七宝装饰，用红绫作里子，用金饰玉簪固定，用红丝绦作组带，也称为平天冠。衮服为青色，绘日、月、星、山、龙、雉、虎七章，红色下裳，绘藻、火、粉米、黻五章，红色蔽膝，绘两条升龙，都是织成的，间以云彩纹，用金钑花钿窠装饰，装点珍珠、琥珀、杂宝玉，红罗襦裙，绣五章，青色袖口、衣边、衣裾，六色绶带，一大绶三小绶三个结三个玉环，素色大带，红里子，青罗四条绅带，二条绣有四种绅带的盘结从带子中垂下，中单为青罗色，红罗束带，配镂金鹿卢玉具剑，玉镖首，镶嵌白玉的双佩，金饰贯穿珍珠、金龙凤的革带，红袜赤舄，金钑花四绅，玉鼻。祭祀天地宗庙、接受册封尊号、元日受朝、册立皇太子时，都穿这套衣服。此事最终没有实行，到延佑七年七月，英宗命令礼仪院尽快制作法服，八月中书省会同翰林院、集贤院、太常礼仪院官员讲议，依照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命令有关部门按照那种式样制作。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六

吏部侍郎孙承泽 撰

○武宗朝

追尊孔子

至大元年，加封孔子尊号。诏书说：「在孔子之前称圣的人，没有孔子就无从彰明；在孔子之后称圣的人，没有孔子就无从效法。这就是所谓的祖述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为百代帝王树立典范，为万世师表的人。可以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派遣使者前往阙里，用太牢之礼祭祀。啊！父子之亲情，君臣之大义，永远是圣人教化所遵循的准则。天地的广大，日月的光明，怎能用言语完全表达其中的奥妙？还望依靠孔子的神圣教化，护佑我大元王朝。」

行铜钱

至大二年十月，下诏说：钱币的制度，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三代以来，历经沿革，变化不定。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交钞，用来权衡百姓的用度，已经含有钱币兼行的用意。大概钱用来衡量物品的价值，钞用来衡量钱的价值，二者如同母子相互资助，讲求信用而有凭证。如今钞法刚刚更新，希望公私两方都能得利，慎重考虑长久之计，必须恢复鼓铸钱币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