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四

译华虫、宗彛的图案。正面日一个，月一个，升龙四条，山十二座，上下衣襟绣华虫、火各六对，虎虽各六对。背面星一个，升龙四条，山十二座，华虫、火各十二对，虎虽各六对。中单用白色罗单层制成，领子、袖口、衣襟都镶罗边。裳一件带袖口衣襟，用红色罗夹层制成八幅，上面绣藻、粉米、黼、黻，藻三十三个，粉米十六个，黼三十二个，黻三十二个。蔽膝一件带袖口衣襟，用红色罗夹层制成八幅，上面绣升龙两条。绶带一幅，用六色丝线织成，用红罗做衬里，小绶三色和大绶相同，绶头销金黄罗齐全，上面间饰两个玉环，都雕刻云龙纹。绯白大带一条，销金黄色带头，钿窠二十四个。红罗勒帛一条，青罗抹带一条。佩玉两组，上、中、下璜各一个，半月形各两个，都雕刻成云龙纹，玉滴子各两个，都用珍珠穿缀而成。金箆钩，兽面水叶环钉齐全。凉带一条，红罗做里子，上面镂刻金饰，为玉鹅七个，挞尾束各一个，金攀龙口，玳瑁衬钉。舄鞋一双，双层底红罗面，白绫做里子，如意头式样，销金黄罗镶边，玉鼻八个，装饰以珍珠。金绯罗锦袜一双。

　　请广学制

至元十三年，中书省博果宻上疏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无不设有学校，所以那时的政治在上兴隆，风俗在下淳美，因而被后世所效法。到了汉朝，也建立学校，下诏让各地生员参加考试补授官职。魏武帝从北方起兵，平定中原之后，增设生员三千人，儒学因此而兴盛。这些都是历代都有学校的例证。臣等现在再取平定江南的君主中建置学校的事迹，为陛下陈述：晋武帝曾经平定东吴，开始设立国子学。隋文帝曾经灭掉陈朝，使国子学不再隶属于太常。唐高祖曾经灭掉萧梁，下诏各州县及乡都命令设立学校。到了太宗时，多次亲临国学，扩建学舍达到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都增加了生员，其中书学、算学各设博士。以至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入学。国学之中，达到八千余人。高宗沿袭此制，于是命令国子监统领六学：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各设生员名额不等，都是秉承高祖的意愿。然而晋朝平定东吴，所得户口不过五十二万而已。隋朝灭掉陈朝，所得郡县不过五百而已。唐朝灭掉萧梁，所得户口不过六十余万而已。而他们尊崇重视学校已经如此。何况我朝堂堂大国，拥有江岭之地，统计已亡的宋朝户口，不下千万。这是陛下的神圣功业，自古以来所未有，绝非晋、隋、唐所能相比的。然而学校的政令，尚未全面推行。臣私下为此感到惋惜。臣等以前蒙受圣恩，得以学习儒学。恭敬地想来，圣上的恩德，难道不是因为各族人担任官职的常常很多，而蒙古人担任官职的还很少，因而想要臣等通晓熟悉世务，以备陛下差遣任用吗？然而学校制度尚未确定，学习的同伴人数很少，就好比在数株禾苗中求嘉禾，在数匹马中求良驹一样。臣等担心这不容易做到。为如今的打算，如果想要人才众多，普遍通晓汉法，必须像古代那样普遍设立学校，然后才可以实现。如果说来不及全面推行，那就应当先在大都大力弘扬国学，选拔蒙古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资质优良的一百人，以及百官子弟和平民中的俊秀子弟一百人，给予他们的廪食供给各有定制。选拔德行学业都完备、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担任司业、博士、助教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的教育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晓事物的道理，为学生讲解经传，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此外再设立若干科目，如小学、律学、书学、算学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自按照本业加以训导。小学科则让学生诵读经书，教授应对进退、事奉长辈的礼节。律科则专门让学生通晓官吏的实务。书科则专门让学生熟习书法。算科则专门让学生熟练

译算术。有的学生一门技艺精通之后，就可以改学别的科目；有的一天之内，轮流学习各科。让国子学的学官总领这些事务，经常加以检查考核，务必要求都能通晓，仍以义理为根本。有余力的，听凭他们学习作文。随着年月的推移，根据学生资质的聪敏或迟钝，各自要求他们取得相应的成就。功课按照勤奋懒惰的程度加以考核，予以赏罚。勤奋的就升入上舍，懒惰的就降入下舍。等他们改正过错，就再升回上舍。放假的日子就允许他们练习射箭，如果不是假日，没有特殊缘故不允许他们离开学校。数年之后，上舍生学业有所成就的，就听凭学官加以保举。蒙古人可以任什么品级的官，其他各族人可以怎样出仕，其中尚未学有所成的，就仍旧让他们继续学习，等到可以从政了，再每年让学官举荐其中贤能的人，让他们按例入仕。其中实在不可教诲的，三年后就听凭他们离开学校。凡是学校政令的因革变化，生员数额的增减，如果能够及时上奏朝廷知晓，那么学校就不会有弊政，天下的人才也都会有所观感而振奋兴起。然后再逐步推广设立郡县的学校，以此来教化百姓、成就良好风俗，就没有做不到的了。臣等年幼愚昧，从书中所见、从老师那里所闻的就是这些，不敢断定一定可行。恳切希望陛下的圣恩能将臣的这份奏章下达，命令各位老先生与左丞相、王赞善等一同商议、逐条上奏施行。臣等不胜殷切期盼之至。

　　教育人材

至元十三年，翰林集贤学士程巨夫上奏说："臣听说国家治理天下，必定需要人才来供使用，而人才的兴盛，并非自然而然兴盛的，全在于国家勤于教育培养，人才的衰落也是相反的道理造成的。参照历代的情况，是可以考证的。国家自中统建元以来，朝廷内外的大臣，也时常听闻有杰出卓越的人才，这都是过去的年高德劭的老儒熏陶培育出来的。经过的时间已久，这些人相继去世，近来人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了。臣不知道再过十几年之后，人物又将会怎样地平庸琐碎呢？而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却安然不以为怪，把学校看作不急迫的事，认为诗书没有用处，却不知道人才的兴衰，正是根源于此。曾经有旨意推行科举，访求优秀的人才，皇上的本意不是不恳切，可是奸邪之人却暗中阻挠此事，凡是遇到重大事情就召集商议，如此反复商议、搁置不知有多少次了。既然如此，也就难怪选拔任用的人才不是真才，政治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了。如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应当怎么办呢？臣愚昧地认为，希望陛下明确诏令有关部门，重视学校之事，慎重选拔师儒。京城是首善之地，尤其应当兴建国学，选拔一时的名流作为国人效法的榜样，用优厚的俸禄供养他们，用隆重的礼节礼遇他们，使四方观感所及，有所兴起振奋。在外地的名都大邑，教官出现空缺，不能只是照常例选用平庸之人来充任，一定要让朝廷大臣推荐选拔可以作为人们表率的人，逐条开列上奏，让他们有俸禄可以供养而不……

译匮，职位相当于亲民官而更受优待照顾，教化的兴盛或废弛，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标准。那些学问通晓、德行修养好的诸生，时常给予蠲免赋役的待遇。依照这些办法降下诏旨施行，希望国家教育有法可依，众多士子受到鼓舞而不懈怠，日后随时选取人才都能充足，没有临事缺乏人才的感叹，那真是天下的大幸了。

译、呼兰、伊拉齐三条河流，水势逐渐壮大，这才开始称为"黄河"。又分岐为八九股支流，流经二十天到达大雪山，名叫"腾格哩哈达"，也就是昆仑山。从昆仑山向南到库济、克特两地，各支流才重新汇合在一起。又经过哈喇伯勒齐尔一带，汇合细黄河及奇尔穆苏二水，向北流，又折而向西流经昆仑山以北，再转向东北方向流去，大约二十多天后到达积石山，这才进入中国境内。大约从黄河的发源地到进入中国境内，估计有一万里之遥。然而其间众多的溪涧支流，多得难以尽数记录。昆仑山以西，人迹稀少，山上都是草地和岩石，一直到积石山才开始林木茂盛。世人常说黄河有九曲之折，大概那些地方就有其中两折。

　　经畧使

至元十八年九月，设立经略使，负责询问民间疾苦，招抚晓谕反叛者，如果确实有执迷不悟、始终不改的人，就予以治罪。统辖大小官吏，整治军备、聚集粮草，精心训练士卒，审慎运用既定的方略，申明纪律。先安定江西、湖广、江浙、福建等地，合力互为犄角，务求收到平定安抚的成效，不崇尚屠戮的威势。江南各省忠君亲上的义民，如果姓名不能上达朝廷的，也要优加抚恤存问，衡量其才能、考核其功绩，授予官爵；表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德高望重的老者，常常命令有关官府抚恤鳏寡孤独之人。选派官员二人担任经略使的参谋官，征辟名士一人掌管文书案牍，设置行军司马一员，官秩正五品，掌管军中纪律。

　　不召之臣

至元十九年，征召隐士刘因，任命为右赞善大夫，不久他便辞官归乡。到至元二十八年，朝廷又以集贤学士之职征召他。刘因上书宰相说："我刘因自幼读书，广泛听闻大人君子的言论，虽然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进，但对于君臣大义，却看得十分明白。凡是我们能够安居乐业、闲适饮食，得以享受生养聚居之乐的，都是君上所赐予的。所以有的人出力役、有的人贡献才智，各自都必须有所报效。我刘因未曾出过一分一毫的力，来报答国家养育成全之德，然而恩命却接连而至，我怎敢傲慢不出仕，贪图清高的虚名以自我标榜，辜负

译国家的知遇之恩，从而得罪圣人中庸之道的教诲呢？况且我刘因立身处世的心志，从小到大，与我交游的人都能知晓，阁下您或许也已知晓。从前先太子以赞善大夫之职召我前去，奉旨令我教学，后来因老母中风而回家侍奉，不幸后来又遭逢母丧守制。如今圣明天子给予我刘因破格的恩宠，安置我在优厚崇高的职位上，即便是原本隐居避世的人，恐怕也会因此而出仕，何况我刘因本来就不是一向隐居避世的人呢？因此我人虽留在这里，心意却已飞往朝廷，君命与我的心意相违背，我卧病在空荡的书斋中，惶恐不安地等待获罪。我刘因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去年丧子以来，又接连患上疟疾，今年从夏天到秋天，病情发作，腹痛下血不止，自叹身旁没有近亲，家中也没有能干管事的仆人，恐怕一旦如朝露般骤然去世，必定会连累他人。我已经在先人的墓旁营建了一间屋舍，以等待生命的终结。使者到来时，我起初听闻此事，惶恐无地自容。私下认为供职之事虽然还不能带病前往，但对于恩命却不敢不带病叩拜谢恩。如果稍有迟疑，不仅臣子之心会感到不安，而且行迹显得过于孤高，已经不近人情了。所以暂且留下使者，等候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与他一同前往，这样拖延到如今，服药治疗却毫无效果。希望阁下能够俯加怜悯，多方为我周全保全。我刘因实在是疏远卑微之人，与帷幄之中的诸位大臣进退情形不同，还望阁下成全我。"奏书上呈朝廷之后，朝廷没有勉强征召他。皇帝还说道："古代有不受征召的臣子，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

　　行海运

至元十九年，开始施行海运。当初巴延平定宋朝时，曾派朱清、张瑄用船装载宋朝库藏的各种财物，从海路运往京城。朱清、张瑄二人因此上言海路可以通行，于是朝廷停止了开凿新河的事务，专门采用海运。设立万户府两处，任命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蒙古岱为万户府达噜噶齐。这条航路从平江的刘家港出海，经过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出海后沿山岙航行，抵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境界，驶向

译灵山洋，转向东北方向航行，这一带多有浅滩沙洲，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成山。计算其水路，从上海到扬州码头，一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认为这条航路险恶，又重新开辟了一条新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却沙，转过沙嘴，到三沙洋子江，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驶入大洋到青水洋，再经黑水洋到成山，过刘家岛到芝芣、沙门二岛，驶向莱州大洋，抵达界河口。这条航道相对更为径直。第二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了新的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崇明州三沙驶入大洋，向东航行进入黑水大洋，从成山转向西行到刘家岛，再到登州沙门岛，从莱州大洋进入界河。当船只顺风航行之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左右，与前两条航道相比是最为便捷的。

海运的船只有仙鹤哨船，每三十只船编为一纲。总计船只九百多艘，漕运粮米三百多万石，船户八千多户。又将各纲分为三十份，每纲设押纲官二人，以正八品的常选官员担任。负责行船的人，又雇募水手，安置在扬州，事先加以教习训练。统领这项事务的官员，则设置专职官员，官秩三品来担任。又专门责成朱清、张瑄等人负责，只是加升他们的官秩，而不更换负责的人。这也就是海运之利能够享用几百年的原因。

　　京畿都漕运使司

至元十九年，设置京畿都漕运使司。到至元二十四年，另在河西务分设都漕运司，只负责统领京城各粮仓的出纳粮米，以及新运粮提举司驿站车辆的转运事务。设在河西务的机构，则掌管御河上下从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地转运粮米的事务，各设运使二人。

　　上林苑署

设置上林苑署，署令、署丞各一人，直长一人。掌管宫苑栽种花卉，供应蔬菜果品与苜蓿，用以饲喂骆驼马匹，并储备煤炭以供营造修缮之用。

　　增给官吏俸

至元二十年，崔彧进言说："如今百官的月俸不能满足赡养家人的所需，难以要求他们保持廉洁勤勉的操守，应当重新商议增加各级官员的月俸。所增加的俸钞，虽然出自向百姓征收，但如果官吏不再贪污，百姓必定会因此受惠。若有人仍因贪污

译而获罪，那时又还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呢？"于是下诏，将内外官吏的俸禄以十分为等差，增发五分。

　　盗跖阿衡

至元二十二年，御史陈天祥弹劾卢世荣，说卢世荣向来没有文才艺业，也没有武功战绩，只是凭借经商贩卖所得的钱财，趋附权臣，谋求入仕，用车装载赃款贿赂，输送到权贵门下，从一介白身被擢升为江西榷茶转运使，此后专门贪婪聚敛，所犯赃私之罪动辄以万计，却不悔改从前的过错，反而更加狂妄悖乱，以苛刻百姓作为自安之策，以横征暴敛作为求取升迁之门，既怀有贪得无厌之心，又广泛设计搜刮聚敛的手段，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虽然官位在丞相之下，但朝廷、中书省的大政方针，实际上都由他独自专断，这就如同让盗跖来担任伊尹的职位，不仅会祸害当代，恐怕也会长久遗害后世。朝廷相信了他虚妄狂诳的说辞，让他身居相位，名义上说是"试相"，实际上授予了正式的相权，然而考察他的能力，败露的过失竟然如此之多，考核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都是他以往行事的真实痕迹，可以说已经是经过检验的明证。如果说一定要再作试验，那也只能授予他其他官职，宰相之权，怎么可以轻易授予呢？治理天下，譬如制作锦缎，起初要验证工匠是否称职，应先用普通布帛来试验；如果不能奏效，所受的损失还比较轻。如今却拿相位来试验此人贤能与否，就好比舍弃美锦不用而用来衡量工艺的巧拙，一旦导致败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国家与百姓，上下如同一体：百姓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百姓的肌肤身体，血气充实则肌肤身体强健，血气损耗则肌肤身体羸弱多病，从来没有损耗血气反而能使肌肤身体丰盈茂盛的道理。因此百姓富裕国家就富裕，百姓贫穷国家就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困顿国家就困顿，这个道理本来如此。百姓必须赋税减轻才能富足，国家必须等百姓富足才能丰盈。《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遍考历代，因百姓富裕安定而导致祸乱、因百姓困穷而导致大治的事情，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未听说过。财富

译，是土地所出产、民力所聚集的，天地之间，每年出产都有一定的数目，只有取用有节制，用度才不会匮乏。如今卢世荣想在一年之内，聚敛出十年才能积累的财富，危害万民的性命，来换取一时的荣华，广泛谋求增收盈余的功绩，不顾百姓颠沛流离的祸患，只求锱铢必较地征敛，用引诱上下交相征取的手段，把百姓视如仇敌，替国家招致民怨。这实在是不为国家的长远考虑，只求眼前收到速效，肆意搜刮，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然而他生财的根本已经不存在了，敛财的办法还能依靠什么呢？将会看到民间因此而凋敝损耗，天下因此而空虚，其中安危利害的关键，实在难以尽言。计算他任事以来，已有一百多天，检验他的所作所为，都已十分明显。如今就拿他所说的话与实际不相符的地方，各举出几条：他起初说能让钞法恢复如旧，如今钞法却愈发虚滥；他起初说能让百货物价自然低落，如今物价却愈发昂贵；他起初说要增加课税三百万锭，且不需向百姓征取就能办到，如今却逼迫各路官司增加数额、强行包认；他起初说能让百姓安乐，可如今所做的种种事情，无不是败坏法度、扰害百姓的行径。如果不及早加以更改整顿，等到它自行败坏，就正如蛀虫虽已除去，树木的病根却已深入了。当初嫌恶别人"曲突徙薪"的建议，最终却落得"焦头烂额"的下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想挽救又怎么来得及呢？臣也知道，如果阿谀依附权贵要臣，便可以期望获得宠幸荣华；如果违逆冒犯重臣，便会招致难以预料的祸患。臣本可以缄默自保，难道就做不到吗？正是因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牵涉不浅，臣忧虑深切，不能不进言。卢世荣身居中书专擅权柄，自恃威势，没有人敢于进言。陈天祥的奏疏呈上之后，皇帝下诏命令丞相以下的官员共同审问卢世荣的罪状，最终下令将他处死。

　　刑狱不宜遥制

至元二十二年，哈喇哈逊由掌管宿卫之职被任命为大宗正，执法公平允当。当时朝廷打算将江南的刑狱案件划归大宗正府管辖，哈喇哈逊说："江南刚刚归附，朝廷的教化政令还未取得民众的信服，况且相隔

译数千里之遥，若想从远方遥控当地的刑狱案件，难道不会造成冤案吗？"此事于是作罢。

　　肃政亷访司

将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负责查核治理帅府、漕司以及军民各司所属机构，同时查核各司文书卷宗中的迟延错误，追究处罚玩忽懈怠的官吏。运司的官吏，年终也要照此进行审查问责、查核卷宗。每一司设廉访使二员，为首的称为"监司"，其次称为"大使"。监司留守本司，其次官员则于每年九月分赴各地巡视，次年四月返回本司。唯独大使在西厅设立分司，负责查核治理本路所属各司，若大使空缺，则由次官代理。副使以下的官员，分别在夏季六月、冬季十二月两次巡按审理囚犯案件，并顺便查核所巡按路分及所属机构上下半年的文书卷宗，其余不在分按审囚月份的时间，则安坐本司处理日常政务。

　　清冗职

至元二十三年七月，皇帝下诏说："我朝祖宗初创中原基业之时，虽然中书省已经设立，但官制却未能顾及施行。到了朕图谋大业、定都中原之后，想要继承先志、完成大业，便集合儒臣共同商议，效法前代的典章制度，于是设立了省、部、院、台，用以端正朝廷的纲纪。由于疆域辽阔，光照所及甚远，中央省台与地方也有内外之分，官员日益增多、月月增添，导致官职冗滥、人员泛滥，朕曾经敕令有关部门加以清理淘汰。本以为能够遵循旧制施行，近来听闻近侍所言，说反而更加重了从前的弊病。那些不能胜任重职的人，有的阻塞了下情上达，如果还依然蹈袭这种不合法度的旧习，那时过错就在于朕自身了。所以要清理冗余的职位，恢复从前的规制。唉！官职不必求全，只求得当其人。朕恪守已经确立的法度，你们也应当勤勉尽职，永远怀有图报国家的心志。"于是重新铨定省、院、台、部的官员编制：中书省除令之外，左右丞相各设一员，平章设二员，左右丞各设一员，参政、佥省各设二员；枢密院除院使外，知院设一员，副使、佥院各设二员，院判设二员；御史台大夫设一员，中丞、侍御史、治书各设二员；行台与六部相同，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各设二员。其余各衙署，一并委托都省酌情裁减。并将此诏晓谕中外。

　　大司农司

至元二十三年，重新设立大司农司。赵天麟上言说："圣朝考察古代治国之道，既已设立司农司，又命令治民的官员兼管辖境内劝课农桑之事，都是因为把这当作当务之急啊。伏望陛下以圣明的心思加以体恤，重视农桑之事，亲自耕种藉田，皇后亲自养蚕，作为天下的表率。凡是农家中孝顺

译友爱、努力耕田的人，由乡里三老如实举荐，免除其当年所耕田地租税的一半。凡是百姓仗着富裕，没有其他缘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养蚕的，由乡里三老如实举报，命令其在当年加倍征收其荒废田地的租税。凡是百姓因年老年幼而有田不能耕种、有桑不能养蚕的，命令下达之后，限期一年之内必须雇佣佃户、置备耕牛农具，逾期不办的，按照无故不耕不蚕之例处理。凡是劝农官所辖境内有田桑无故不耕种养蚕的，委托廉访司考察劝农官的失职情况并加以处罚。凡是逃户遗留的田桑，命令下达之后，限期一年由官府招募人员耕种养蚕，逾期不办的，也委托廉访司考察劝农官的失职情况并加以处罚。凡是劝农官都应当自备饮食，如果以后仍有骚扰农家的情况，委托廉访司加以查察，按照受贿之罪论处。如此一来，官员都会谨慎从事，百姓也都会努力耕作，男子会有余粮，女子会有余布了。"

　　钱钞之议

至元二十四年，中书传达旨意，商议更改钞法、改用铜钱。吏部尚书刘宣进献议论说："交钞的起源，是汉唐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宋朝绍兴初年，军饷接续不上，于是造出交钞来招诱商旅，作为沿边地区籴粮采购的手段。交钞比铜钱携带方便，百姓觉得十分便利。如果交钞流通稍有阻滞，就用现钱来兑换，这还保留着古人钱钞相权、以子权母的用意。可是日积月累，这套法度渐渐弊坏。如果想在眼前求得速效，我未见有什么良策。如果一定要创造新钞，用来代替旧钞，那也只是更换了名目而已。如果没有金银作为本钱，仅凭空头调剂军国的开支而不加抑制损减，用不了三五年，恐怕也会像前朝旧钞一样贬值了。宋朝、金朝的弊病，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至于铸造铜钱，也应当详细考究秦汉隋唐金宋各朝的利弊得失，这些都已记载在史册之中，不必详细陈述。本朝废止铜钱已经很久了，一旦重新施行，其耗费的功力资财将难以计量，并非长远之计。大体上，要有利于百姓、调剂物价，其关键在于自身不妄加滥用开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贪欲私壑的需求，不仅铸造出来的钱数不够用，而且用不了多久也会自行败坏。"当时正逢桑哥图谋设立尚书省，以

译专擅国家权柄，于是这场关于铸钱的讨论便作罢了。三月甲午日，桑哥因交钞与中统元宝钞流通已久，物价上涨、钞值贬低，于是建议重新铸造"至元钞"。其发行面额从一贯到五十文，一共十一个等级。每至元钞一贯文，相当于中统钞五贯文。当时宋朝宗室赵孟頫说："当初创制中统钞时，是以白银作为本钱，虚实相权衡。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轻重相差竟达到几十倍之多。所以即便改元中统钞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之后，至元钞也必定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了。"如果按照以钞抵罪计赃的法律，恐怕定得太重了。有人因为赵孟頫年纪尚轻，又是来自南方的人，心里对他的言论颇为不满。质问他说："如今朝廷使用交钞，所以犯法之人便以钞来计算赃款，你认为这不对，是想要阻挠、废止至元钞吗？"赵孟頫说："我孟頫是奉诏参与议论的，不敢不进言。如今中统钞已经贬值，所以改用至元钞。如果说至元钞将来永远不会贬值，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您不依循道理，却想要以权势相压，这样可以吗？"那人感到惭愧，便不再追问了。

　　专官劝农

这一年，诏令大司农所属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各地劝课农桑，考察官吏的勤惰情况，每年将府州县劝农官的实际政绩上报，以此评定政绩的优劣等第。各路经历、县尹以下的官员，都听从其裁决。如果有人仗势作威作福，侵害官府、损害农事的，交由提刑按察司加以查究治罪。又招募百姓能够耕种江南荒废土地以及荒芜的……

译公田，免除差役三年，缴纳的租税减免三分之一。

国学议

至元二十四年，翰林检阅官袁桶上呈《国学议》说："成周国学的制度，大略见于《大司乐》，其遗留下来可以效法的礼制，见于《文王世子》。三代以上，其详细情况就无从得知了。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后汉时尤为兴盛。唐朝的制度稍加增益，使其制度更加详密，如今还可以考证。宋朝承袭唐朝的旧制，但国学的制度日渐败坏，到绍兴年间，国学更加荒废，虽然名为三学，但国学已经不是真正的国子学了。所谓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病，到秦桧时又变本加厉，每月记录、按季考核，其弊病又甚于唐代明经科帖括之弊。唐代杨绾曾说：『进士只诵读当代的文章而不通晓经史，明经科只是死记帖括，有的人投递文牒自我举荐，这不是虚位以待贤才的本意。』宋朝末年，大都不出这个范围。如今科举既已废除，而国学定下制度，深有掌管学业、教育贵族子弟之意，倘若能像唐朝的制度那样，五经各自设立博士，使他们专门治理一经，互相诘问辩难，以穷尽其中的义理。至于当世的要务，则大略仿照宋代胡瑗设立湖学的方法，像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务，也朝夕讲习，这样才足以体现经世济民的实际才干。从前朱熹议论贡举制度，也想要把各家经说汇集精粹，比如《诗》则汇集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诸家之说；《书》则汇集孔氏、苏氏、吴氏之类诸家之说。前代儒者的用心，实在是想要将其付诸实行。近来江南学校的教法，仅限于四书，年幼的学生相互效法成风，字义背得精熟，没有遗忘的，但一旦有人诘问责难，就茫然不能应对，更有甚者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通达，于是就用大话来掩盖。议论礼仅止于诚敬，谈论乐仅止于中和，那些不涉猎史学的人，就说自汉代以下都是霸道；那些不能作词章的人，就说这是玩物丧志。又认为古时大臣表现在行事上的，都本于『节用而爱人』这一句话，功业的成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却不知道通达学问深厚的人，必定要通晓天下的利害，就像灌溉膏泽、培养根本一样，最终必须依靠六经的格言不可。再者古代的教学方法，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钥，像射箭、驾车、书写、算数，都可以称为学问，不像如今所谓的只学四书而已。儒者学识广博但不得要领，所以世人常常以此诟病讥讽儒者。如果由国学的教化而推行于天下，将会看到儒者的用处，多得数不胜数，儒学又怎么会成为世上的弊病呢！』"

译相职进贤

至元二十五年，集贤学士程巨夫上疏说："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举荐贤才更重要的。如果不把举荐贤才当作急务，而只是一心谋取财货，这不是对上尽德、对下为民的用意。从前汉文帝拿判案和钱粮的事询问丞相周勃，周勃答不上来。陈平进言说：'陛下问判案的事，应责成廷尉；问钱粮的事，应责成治粟内史。'宰相的职责，对上要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夷族，对内亲附百姓。看他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臣奸佞当权，设立尚书省苛细钩考钱粮，把剥削百姓当作要务，所任用的人，大都是贪婪逐利之徒。江南盗贼私下起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私下认为，应当整顿尚书省的政务，削减行省的权力，罢免言利之官，推行体恤百姓的政策，这样对国家才有利。"程巨夫本名文海，因避国讳，改用表字行世。

修会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议，开凿河道设置闸门，引汶水到达舟船通行的御河，以便利公私漕运贩运。中书省派遣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查勘地势，商议核算工程用度，于是绘图上呈可开凿的情形。朝廷下诏拨出纸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石，盐五万斤，用作雇工费用及备置器具。征调邻近郡县民夫三万人，用驿马派遣断事官莽苏尔、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人督办此项工程。工程于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己亥日开始，从须城安山的西南开始，到临清的御河为止，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建闸门三十一座，根据地势高低，划分远近段落，用来调节蓄水泄水。六月辛亥日完工。总共动用工役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八人。朝廷赐名叫会通河。

燕京路总管

至元二十七年，设立燕京路总管府，改称大都路都总管府。设置逹噜噶齐二人，都总管二人，官阶正三品，即相当于京尹之职。副逹噜噶齐、同知、治中、判官、推官各二人，经历、知事各二人，提控案牍各四人，照磨兼管勾一人。管辖一府一州十一个县。凡是本府的官吏，只有逹噜噶齐一人以及总管、推官专门管理路的政务，其余的人都分别负责供应需求方面的事务，所以又称为供需府。

户口之数

二十七年，天下户口的数字，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查考宋徽宗宣和四年，户部所献户数为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到这时户口的数字，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从宣和壬寅年到至元庚寅年一百六十余年，与宣和年间相比，不到宣和时的三分之二。

加封五岳四渎四海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下诏说："朕想到名山大川，是国家依例祭祀的对象。如今五岳四渎四海，都在我朝疆域之内，百姓万物丰盛安康，正是神明所赐的福佑。但是封号尚未加授，无从彰显回报神灵的恩赐。可加封：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南岳为司天大化昭圣帝，西岳为金天大利顺圣帝，北岳为安天大贞玄圣帝，中岳为中天大宁崇圣帝。加封江渎为广源顺济王，河渎为灵源弘济王，淮渎为长源溥济王，济渎为清源善济王。东海为广德灵会王，南海为广利灵孚王，西海为广润灵通王，北海为广泽灵佑王。仍各自派遣官员前往祠庙致祭告知，以表明朕敬奉神明的心意。"

都水监

至元二十八年，丞相谔勒哲奏请在京师设置都水监。设监、少监、丞各二员。河道提举司官员三人，幕官一人，通惠河闸官二十八人，会通河闸官三十三人。所辖河道有：通惠、金水、卢沟、白沟、御沟、会通七条河。通惠河所属

译有广源、会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庆丰、平津、溥济、通流、广利等闸。会通河所属有会通土坝、李海、周店、七级、阿城、京门、寿张、土山、三义、安山、开河、冈城、兖州、济州、赵村、石佛、新店、师庄、枣林、孟阳、泊金、沟沽头等五十五座闸。阜通河所属有千斯、常庆、西阳、郭村、郑村、王村、深沟等七座坝。都城内外共有一百五十六座桥。皇城西边的积水潭，也隶属其中。凡是河道或坝体淤塞，就用测量水平的方法疏浚。闸门桥梁的木料若腐朽开裂，就加以修理。设置闸门是为了水到时开启，用来控制水量的枯竭与泛滥。积水潭的水一并供应皇宫食用的金水流入大内，凡有敢在其中洗澡的、洗衣服的、倾倒土石砖瓦的，赶马牛前去饮水的，都要抓起来鞭打。若房屋建在河岸道路旁因而使道路狭窄妨碍通行，牵船的人就拆毁这些房屋。在金水上游安设碾磨的，也一并拆除。有人说某处的水可以开渠、可以筑塘、可以修筑堤防以拓地为用，或说某处的水淹没了百姓田地房屋，就受命前往查看并决定处理方案，制止水患。大致南到黄河，东到淮河，西到蜀地，北到燕晋一带及朔漠，凡与水利有关的政务都归都水监管辖。

修通惠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于是建议疏浚开凿从通州到大都的河道，改为引浑水灌溉旧闸河沿线的农田，另外引清水，从昌平县白浮村起，引神山泉水，向西折转再向南转，经过双塔、榆河、一畆、玉泉等诸水，到西门流入都城，向南汇聚为积水潭，再向东南流出文明门，向东到通州高丽庄流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堵塞清水口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建坝闸十处，共二十座。这样节制水流以便通漕运，确实有利便民。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工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开始，到三十年秋告成，赐名为通惠河。共动用军士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人，工匠五百四十二人，水手三百一十九人，没官囚徒一百七十二人，共计工时二百八十五万工。耗费纸币一百五十二万锭，粮食三万八千七百石，木材石料等物资也相应耗费。工程兴起之日，命令丞相以下官员都亲自拿起畚箕铁锹带头劳作。设置闸门的地方，往往在地下挖出旧时的砖木，当时的人为此深感佩服。船只通行之后，公家私人都得便利。此前从通州到大都五十里陆路运送官粮，每年运量若干万，百姓不堪其苦，到这时都免除了。那些坝闸的名称是：广源闸，西城闸（分上、下两闸，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分上、下两闸，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分上、下两闸，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在西距上闸一里处），籍东闸（两座，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两座，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两座，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两座，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两座，上闸在万亿库南一百步，下闸距上闸一百步）。成宗元贞元年，改西城闸名为会川，海子闸名为澄清，文明闸仍沿用旧名，魏村闸名为惠和，籍东闸名为庆丰，郊亭闸名为平津，通州闸名为通流，河门闸名为广利，杨尹闸名为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中书省大臣上言：通州到大都运粮河的闸门，当初为求速成，都用木料建造，年久木材朽坏，一旦全部败坏，再想补救就将不堪其劳。如今为求长久稳固，应当依次改用砖石修治。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到泰定四年，才修治完成。

颁农桑杂令

至元二十八年，下诏颁布农桑杂令，每村以五十家设立

译一社，推举年长且熟悉农事的人担任社长，增至百家的，另设社长一人，不满五十家的与邻村合为一社，路途遥远不能合并的，允许自行立社，专门负责教导督促农民。凡种田的人家，在田边立木牌，写上某社某人的名字，社长按时巡查督察，对不遵从教导的人，登记其姓名交由提点官处罚，还要在其门上大字书写所犯之事，等改过之后才除去，若不改过就罚他代替全社人服役。社中如有因丧事疾病不能耕种的，大家合力帮助他；一社灾病人多的，由两社共同分担帮助。疏浚河渠以防旱灾，地势高的地方建造水车，贫穷不能建造的，由官府供给材木。田地没有水源的打井，井挖深了仍不能得水的，允许改种区田。此外每个成年男子须种枣树二十株，杂果树十株，土质不适宜的改种榆树柳树等，数量以能成活为准，愿意多种的听凭其便，没有土地的和有疾病的不强求。各社种植苜蓿以防饥荒，靠近水源的人家允许挖池养鱼、放牧鹅鸭、种植莲藕菱角芡实蒲苇以补助衣食所需。荒废闲置的土地全部交给百姓耕种，每年十月由州县指派正官一员巡视，若发现有蝗虫遗留的虫卵，设法清除。

禁止民间祭东岳

至元二十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天子祭祀天地以及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祭祀社稷以及在其封地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祀五祀，士祭祀宗庙，平民百姓在自家寝室祭祀祖先。上位者可以兼行下位者的祭礼，下位者不能僭越上位者的祭礼，都有制度加以节制。如今国家依礼祭祀，各种祀典规格齐备。既有礼部及太常寺、侍仪司来规定其礼节仪文，又下诏命令各地官府按时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节士等载入祀典的对象，这些都是合宜的。臣私下看到如今小民不安于正常的祭祀制度，胡乱祭祀所谓神明，这类情况很多，不可一一列举。东岳是太平盛世天子告祭成功之地，是东方诸侯应当祭祀的名山。如今却有唱戏调笑之徒、经商屠宰卖酒之人，每年春季，四方之人像云一样聚集，有的甚至举家前往，扰乱国家法度，亵渎神明，荒废产业，耗费财货，这已经太过分了。从前季氏，是鲁国的上卿，去泰山祭祀，孔子尚且想让他的家臣去劝阻他，何况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呢？在上位者施教，如果不用名分器物来区分等级，教化就会紊乱；小民的心思，如果不用名分器物来约束，就会放纵无度。况且滥行淫祀的人，出于诚心事奉神明的极少，贪求福报的却很多。况且父慈子孝，何必焚香？在上者安、在下者顺，何必用纸钱？不然的话，即便耗尽天下的香连续不断地焚烧，用尽天下的纸做成纸钱来焚化，臣知道那也绝对无益。然而圣人设立祭祀之礼，是为了回报事物本来应当的根本，践行我们应当遵循的道义。伏望陛下重申先前的诏令，让天下郡县官吏各自祭祀在其辖地内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节士。凡是百姓应当祭祀的神明，如祖先以及门户庭院灶神等，任凭其祭祀；凡是不合祀典规定而擅自祭祀的，加以禁止，不要让人胡乱亵渎神明。凡是祈神赛社、用酒肉祭祀、装饰塑立神像、用泥金雕刻木像的，加以禁止，不要让人白白浪费钱财。这样做的话，不但可以使巫风邪俗逐渐消除，也能对百姓的富足有所助益。"

金水河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书右丞玛蘓库上言："金水河所经过的运石大河以及高良河西河，都有横跨河面的水槽，如今已经损坏，请求重新修建。"这一年六月开工，第二年二月竣工。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的水注入光天殿西花园石山前的旧池，设置四座闸门以调节水量。闰七月开工，九月完工。据考，金水河的源头出自宛平县玉泉山，流到义和门南水门进入京城，所以得名金水河。

译修白河

白河在漷州东四里，向北发源于通州潞县，向南流入通州境内，再向东南到香河县界，又流入武清县境，到达静海县界。至元三十年九月，漕运司上言："通州运粮河全靠白河、榆河、浑河三条河的水汇流，名叫潞河，行船运输由来已久。如今新开凿了闸河，分流引用浑河、榆河二河上游的水，因此从李二寺到通州三十余里的河道变得浅涩。今年春夏大旱，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二尺，粮船无法通行，改用小型料船搬运装载，延误了时日，导致粮食数目亏损。"此前都水监曾勘察地形，白河从东岸吴家庄前沿着大河向西南斜开一条小河，长约二里，引榆河的水汇流到深沟坝下，以便通行漕运船只。如今测量从深沟榆河上湾到吴家庄龙王庙前，白河向西南到坝河共八百步。经过巡视得知榆河上游源头堵塞，河水都流向通惠河，只有白佛、灵沟一带的几条小河水流入榆河，泉水水量微弱，不能行船。拟议从吴家庄靠近龙王庙前将白河堵在西南方向，开凿小渠引水从坝河上湾流入榆河，这样也许可以维持漕运。此外深沟的乐岁五仓积存新旧粮食七十余万石，用驿站车辆搬运艰难缓慢，因此查访得知通州城北通惠河的积水到深沟村西的水渠，距离乐岁、广储等仓很近，拟议从积水之处沿旧渠向北开凿四百步到乐岁仓西北，用小型料船运送十分便利，朝廷批准施行。

克谨天戒

至元三十年，平章政事博果宻因为彗星侵犯帝座星宿，上疏说："风雨从天而降，人们就建造屋宇来抵御；江河是大地的界限，人们就用船只来通行。天地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人却能够做到，这就是人能够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原因。而且父母发怒时，做子女的不敢心生怨恨，只应生出敬畏、生出孝顺之心。所以《易经》的象辞说：'君子因此心存恐惧、修身反省。'《诗经》说：'敬畏上天的怒气。'又说：'遭遇灾异就心生畏惧。'夏商周三代圣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很少有不得善终的。汉文帝在位时，曾在同一天发生二十九处山崩，日食地震也频繁发生。他善于运用这种敬天之道，上天也因此收回了灾祸，天下得以安定，这是前代可供借鉴的明证。臣希望陛下效法古人。"

传国玺

至元三十年，御史中丞崔彧得到一枚玉印，认为是传国玉玺，进献给朝廷。当时穆呼哩的曾孙硕德已经去世且家境贫穷，他的妻子拿出一枚玉玺想要出售，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崔彧。崔彧召来秘书监丞杨桓辨认玉玺上的文字，写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是历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于是就进献给朝廷。已故太子妃鸿吉哩氏遍示群臣，丞相以下官员依次进献祝寿之词。庆贺说："这枚神宝的出现，正当先帝驾崩之后，这是上天的旨意，表明大统应当归属皇太孙。"于是派遣右丞张九思带着玉玺授予皇太孙。进献玉玺的奏笺说："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禀奏：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春正月初一日，臣在御史台值宿宿卫，通事臣库库楚前来向臣禀告说：太师国王的孙子名叫硕德，曾任同知通政院事，如今已经去世，家产散尽，家境十分窘迫。他的妻子托克托眞如今卧病在床，独子刚满九岁，想拿玉器出卖，来维持早晚生计。等到拿出这枚玉印时，库库楚是蒙古人，不识汉文，因此前来禀告。臣听闻之后既惊讶又疑惑，便回到私宅取来查看。玉色青绿中带有玄色，光彩照人，方正约四寸，厚度不到方长的三分之一。玉玺背面盘绕雕刻着四条螭龙，压住四边至玺台边缘的上方，中间贯通一道横孔，直径约二分。原来是用皮条穿系，正面刻有似象形文字八处，深浅位置匀称适宜，都像虫鸟鱼龙的形状。另外还隐约有似'命'字、似'寿'字的痕迹，臣心中更加惊骇，猜想莫非正当此昌运之时，传国玉玺应运而出？急忙召来监察御史杨桓前来，当即辨读出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正是传国宝玺上的文字。听到这话正好印证了先前的猜测，臣心中肃然起

译敬。于是用干净的丝绵包裹，再用白色绢帕覆盖，率领御史杨桓、通事库库楚径直赶往东宫。因镇国上将军都指挥使詹事王庆、端嘉议大夫家令阿斯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布萨寿的引导谒见，向皇太后御前（徽仁裕圣皇后）进献并禀告说：'这是古代的传国玉玺。是秦国用和氏璧雕琢而成的，此后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把它当作宝物，用来统御万国。但是从前代起就已经失传很久了。如今正值先帝驾崩之际，各位大臣共同商议迎立皇太孙（即成宗）继承大统之时，不曾寻求就自行出现，这是上天显示的祥瑞征兆。应当及早送到皇太孙的行殿，以应验神灵的恩赐。'已经蒙受嘉纳。第二天，命资善大夫中书右丞詹事张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布萨寿传旨，由皇太孙亲自接受授予。这大概是皇太妃深谋远虑的安排，不是臣愚钝所能想到的。臣此前又禀告收藏此宝玺的人家，他们不知道加以辨别，按照惯例当作普通玉器出售。臣看见后认出了它，特意拿来进献。他们家还不知道其中缘故，希望能体恤救济他家的困境。皇上传旨赐给收藏玉器之家纸币二千五百贯，并且赏赐臣等参与辨认宝玺的三人，各赐衣服一套表里，绫罗锦缎金饰各有等差，作为日后表彰功绩的凭证。臣等已经前往官府领受完毕。自己想来实在没有什么功劳，深感惭愧。"又附上宝玺考证，据许慎《说文解字》所说："壐"，是玉制的印，用来守卫疆土，所以这个字从"尔"从"土"。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上天付予你这件器物，让你用它来守卫你的领土。到了周朝太史籀，把这个字改为从"尔"从"玉"，意思是取上天付予你这块玉宝，让你用来统治天下作为君主。三代以前玺文没有史籍可考，参照宝玺篆文图说记载：传国玺方四寸，其上面的文饰如前所述。是楚国用卞和所献的璞玉雕琢成璧，后来求娶赵国公主时用作聘礼献给赵国。秦昭王曾请求用十座城池交换而未能得到，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得到此璧，命李斯篆写玺文，玉工孙寿雕刻。《太平御览》又说是用蓝田玉雕刻而成。秦二世子婴捧着玉玺在轵道旁向沛公投降，汉高祖即位后佩用此玺，因此世代相传，称为传国玺。此后汉朝孺子婴还未即位时，玉玺藏在长乐宫中。等到王莽篡位，派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交出玉玺，太后怒骂而不肯交出。王舜逼迫得更加急切，太后把玉玺摔在地上，玉玺因此归于王莽。等到更始帝灭掉王莽，校尉公宾得到玉玺送到宛城，献给更始帝。赤眉军杀死更始帝，拥立刘盆子，玉玺就归刘盆子所有。后来刘盆子反绑双手向光武帝奉上玉玺投降。到了汉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管玉玺的人把它投入井中。孙坚征讨董卓时在井中得到，袁术从孙坚手中夺走。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得知献帝被曹操迎接到许昌，就把玉玺送到那里。汉献帝后来禅位，玉玺也一并归于曹魏。魏高贵乡公禅位，玉玺归于晋朝。晋怀帝遭刘聪杀害，玉玺归于刘聪。刘聪死后归于刘曜，刘曜被石勒所灭，玉玺归于石勒。石氏灭亡后归于冉闵，冉闵战败被将军蒋干俘获收缴。晋朝征西将军谢尚购得玉玺，把它送还东晋，那时是晋穆帝永和八年。玉玺流落在刘曜、石勒之手共五十三年，晋朝重新得到它。此后经过宋、齐、梁、陈相继传承，一直到隋朝。隋灭陈朝后，萧后与太子杨正道一起带着传国玺，一并归入突厥。唐太宗即位时，玉玺还未寻获，就自己刻了一方玉玺，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杨正道从突厥把传国玺送归唐朝，唐朝这才重新得到它。朱温篡夺唐朝，玉玺归于后梁。后唐庄宗平定祸乱，玉玺归于后唐。庄宗遇害后，明宗继位，再传给养子李从

译珂，即后唐末帝。石敬瑭篡位建立后晋，末帝自焚，从此玉玺下落不明。到宋哲宗时，咸阳百姓段义献上一枚玉玺。等到宋徽宗被金人俘虏，凡是所有的宝玺，金人都一并取走了。当时内府共有玉玺十四方，其中一方青玉传国玺，颜色与如今所献的这枚玉玺相同，由此可知宋朝南迁后二百年间是没有这枚宝玺的，这是很明显的。然而从金朝取得此玺之后，玉玺的下落得失，也未见有明确的记载。等到我大元朝时，恰逢皇太孙受命继统之际，应运而出。臣职任御史，亲身经历这一盛事，不可以不记录下来。此外图册中另有一方玉玺，其文字也是八处，旁边注明说：'这是传国玺的背面文字。'如今所见的宝玺背面，都刻着蟠曲的螭龙形状，凹凸不平，遍压四边，没有地方可以容纳这些文字。查考《太平御览》记载，秦光十九年，雝州刺史郄恢上表说慕容永称藩，进献一方玉玺，六寸见方，厚七分，用盘曲的螭龙作玺鼻，如今高四寸六分，四边有龟纹，下面有文字写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追究它的来历，未详其始末。据此而言，这应当是另外一方玉玺，并非如今这枚传国玺。这一点也不可不加以辨明。臣崔彧诚惶诚恐，叩首再叩首，谨恭敬奉上此奏笺以闻。伏望陛下垂听御览，微臣不胜仰望之至。"

金齿进象

至元三十一年，云南金齿路进献驯象三头。赵天麟上言说："如今各类丝织锦绣、金珠玉贝，从未缺少过；远方异物、珍禽犀象，也从未拒绝过。至于珍馐异馔，从山海各地运来的很多；歌舞俳优这类不足道的东西，作为供人一笑之资的也不少。这中间造成的危害各不相同，容我试着略作陈述。"贫富人家的差距，相去悬殊。富人看到在上位者的奢侈华丽，虽然天天听到崇尚节俭的诏令，却不肯听从。这是因为人们跟从行为而不跟从言语，以至于风俗大变，穷人更加贫穷，怎能不出现为非作歹的百姓呢？严寒过后，风雪飞扬，打渔砍柴之人、乞讨之人，手脚冻裂、皮肤如粟粒，衣衫褴褛，体内饥饿难忍，体外遭受严寒冻馁。追究其中的根源，是由于富人奢侈的缘故。穷人的内心，并非不想奢侈，只是形势所迫不能那样做罢了。一旦侥幸得到些微利益，又跟随世俗习气而挥霍，这就是穷人更加贫穷的原因。牛马鸡犬这类家畜，是中原地区常有的，是上下人家共同饲养的。饲养它们不失时宜，就能得到实际的利益从而使国家的根基壮大。至于那些斑斓的珍兽、色彩绚烂的骏马，有它们不足以增添光彩，没有它们也不足以感到遗憾，近年以来却接连不断地送来，翻山越海，车载金帛，有的经过辗转翻译前来进呈，有的望风追随蜂拥而至。官府里没有哪个月没有这样的事，史册上不断记载。如果从冠带百蛮、车同轨书同文、疆域万里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不世出的美好成就、莫大的神圣功业；但如果从帝王治国的大体、古今通行的道理来说，接受了这些贡品而不加拒绝、开了这个先例而不加禁止，也不是能够充分体现圣明本心的做法。查考大禹依据土地物产制定贡赋制度，而召公劝诫他的君主说：'不做无益的事，不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珍异物，看轻日用之物，那么远方的人才会归附。'这真是知晓治国之道的话啊。东周时期，楚国不尽臣道，包茅贡品不进献，没有用来滤酒的东西，齐桓公仗义讨伐问罪楚国，《春秋》对此大加赞许。西汉时期，大宛国未曾臣服，天马未能进献，激怒了中原，汉武帝仗恃国力入侵大宛之地，当时的人对此颇有非议。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中原地区应当进贡的物品，是理所应当的事，而远方之物却不宜索取。岂止是远方之物不宜索取呢？至于中原本土无

译益的东西，也不应该索取。因此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汉元帝罢黜齐地三服官的进贡，仁厚节俭的美名如日月般昭彰，即便想让天下百姓不受感召，又怎么可能呢？况且奇珍异物动摇人心，这是第一层危害；使外国听闻此事而认为我朝有特殊嗜好，这是第二层危害；水陆运输，役使百姓非同小可，这是第三层危害。有这三层危害却没有一点好处，又为什么还要崇尚这些呢！伏望陛下昭示美德声望，使其远播四方。凡是四方远国前来归顺纳款的，只需上书表文奏闻朝廷，而不必索求他们进献物品；允许他们的子弟入朝为质，而不必索求他们纳贡财物。若能如此，就是用德行来教化天下，向天下人展示无所贪欲的胸怀。将来必能看到西域边陲的君主、北方毡帐灵州一带的酋长，都感念皇恩而前来朝贡，仰慕王道而前来称臣。

开治三呉水利

至元三十一年，中书省奏准大兴工役，开挖疏浚太湖、练湖、淀山等湖以及沟通江海的河港。此前都水监任仁发向尚书省上言说："三江既已疏通入海，震泽（太湖）便可安定。三江是指娄江、东江、呉松江。震泽就是太湖。太湖容纳众多河流的水再注入三江，三江把太湖的水排泄入海。水有归聚之处，又有排泄之路，那么震荡的水势就能平定，还有什么霖雨积涝值得忧虑呢？如今三江已经淤塞，只剩呉松一条江尚可通行。如今下游沙滩淤高，水流浅涩，水势不再湍急。如果趁早开挖疏浚，工程费用较省而且容易施工。数年之后，越拖延淤塞越严重，工程费用会加倍而且难以见效。这是应当预先谋划的事情。"如今谈论水利的人，都认为水性向下流，只要疏导使其畅通就可以了。河港堤塘，狭窄的加宽，高的降低，堵塞的疏浚，泛滥漫溢的筑堤防护。这些道理人人都能说出口，却不知道治水的方法，必须辨识潮水涨落的规律，顺应地势的高低，观察泥沙的聚散，考察隘口的水流缓急，追溯源头顺流而下，各自得其恰当的处理方式。应当开挖的就开挖，应当封闭的就封闭，应当筑堤防护的就筑堤防护，这样才不至于白白耗费民力，而百姓才能享受无穷的水利之益。从前从唐朝到宋朝，陈令公、丞相裴度、范文正公、叶内翰、朱晦庵、苏东坡、欧阳文忠公等人，都曾建言疏浚水利。有的因为耗资浩大而不肯施行，有的因受浮泛的议论迷惑而不加讲求，有的开始施行而中途又生疑惑，有的督办施工却未能掌握治水的方法，就这样因循岁月，很少见到实际效果。归附我朝以来，江河淮海一带缺少官吏管理，堙塞情况更加严重。二十余年间，水利大坏，导致苏州、湖州、常州、秀州一带的良田，大多荒废为荒芜之地，深为可惜。范文正公刚到任时，正要开凿疏浚，当时有人加以阻挠。有人说："江水已经很高，容纳不了这股水流。"有人说："每日都有潮水涨来，水怎能顺势向下流？"有人说："泥沙随着潮水而来，几年之后又会重新淤塞。"有人说："开挖疏浚这项工役，会大大加重百姓的劳苦负担。"范公认为："江海之所以善于处在下位，所以能成为百川汇聚之王，怎能不比这里更低呢？"说江水已高不能容纳此流，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潮水一天之内，有涨有落，把一天分为三段，退落的时间占其中之一。趁着潮水退落时疏导水流，这种形势又有谁能够阻挡呢？说每日都有潮水涨来水怎能向下流，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开凿的新河道，必定要设置多道水闸，平时关闭起来，泥沙就无法淤积堵塞。每年春天疏理河闸，外面所需的工程量能减少数倍，又何必担忧呢？说泥沙随潮而来数年后又要重新淤塞，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江南所种植的主要是水稻，一旦发生大

译水，秋收便没有指望，让百姓专心疏通沟渠，使他们摆脱饥饿死亡的困境，用正道役使他们。百姓即使辛劳也不会怨恨，说开挖疏浚工役会大大加重百姓劳苦负担，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于是极力排除各种浮泛的议论，疏浚了积滞的涝水，百姓因此受益。又有人对苏东坡谈及吴中地区的水患，说这是天理注定如此，不能再靠人力去修治。苏东坡说："不是这样的，父老们都说水患的由来，不过一百四十年罢了，这是因为人事没有整治好的缘故，并非天时造成的。"范仲淹、苏轼二人的说法，臣虽然愚钝，却深以为然。

立义仓

至元年间，赵天麟上策说："隋朝开皇五年，长孙平上奏请命令各地军民以社为单位共同设立义仓，收获的时节，按照各家所得，各自拿出粟麦储存起来，由本社的社司负责检查管理，不使其损坏，本社若遇饥荒，就用来赈济分发。到隋朝末年，公私仓廪的积蓄，足够供应五十年之用，这都是长孙平的功劳。到我朝至元六年，有旨规定，每社设立一座义仓，由社长主管，每逢丰年，每个成年男子须纳粟五斗，服役的男丁纳二斗，没有粟米的允许缴纳其他杂色物品，官府一律不得拘留检查、借贷或强行支用。等到遇上歉收之年，就分给本社百姓食用，社长要按时登记收支的账簿，不得有所损耗浪费。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二十余年了。然而各地的社仓多有空虚匮乏的情形，近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蝗虫遮天蔽日，饥荒频繁降临，四方百姓交相遭殃，辗转迁移就食，老弱不能远行，因而饿死的人很多。隋朝设立义仓因此而富足，如今设立义仓却依然贫困，难道是如今的百姓比不上隋朝的百姓吗？臣试着陈述其中的原因。如今的条令规定按人丁数目缴纳粟米，用意是在饥荒之时，按人丁数量发放，以求均平。又有条令规定服役男丁按成年男子的一半缴纳，那服役的男丁也是人，尊卑虽然有别，但肚腹饥饱并无不同，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服役男丁怎能唯独只吃一半的口粮呢？又按人丁数目来出纳，那么妇女不缴纳，难道就不吃饭吗？又同社中居住却没有田地的人家，难道可以坐着吃粮却唯独不能耕种缴纳吗？丰年时粮食堆积如山，讨饭的人上门乞讨，尚且还给予施舍，何况是本社之人到了艰难困苦之时，怎么可以分彼此呢？这大概是当时议定法令的大臣，有违背陛下本心的地方。伏望陛下普遍颁布明诏，详细晓谕农民，凡是一社设立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中各家共同挖掘修筑仓窖一处作为义仓。凡是庄稼成熟的时候，缴纳时按田产顷亩的多少来收聚。凡是缴纳的常例，平常年份，每亩粟米大约缴纳一升，稻谷大约缴纳二升，凡是遇到大丰收的年份，允许各家相互劝勉督促而增加缴纳的数量。凡是遇到水旱蝗灾，允许相互免除缴纳。凡是同社之内丰歉不均的，应当免除歉收之家所应缴纳的数额。凡是遇到不得已的饥荒之时，发放时按人口数量的多少来分发。凡是发放的常例，每人每天一升，储粮多的每人每天二升，作为固定的规矩。凡是社长、社司掌管义仓，不得私自动用。凡是官府不得拘留检查、借贷以及许可缴纳……

译至元三十一年皇帝驾崩，安葬在起辇谷。此谷在漠北，此后历代皇帝都葬在这里。于是形成这样的制度：凡是皇帝去世，棺材用香楠木制作，剖成两半，中间挖出人形，宽窄长短，仅够容纳身体而已。入殓用貂皮包裹，帽子、靴袜、腰带都齐备，盛放器物的盒钵都用白粉皮制成。随葬用金壶瓶两个，酒盏一个，碗、碟、匙、筷各一件。入殓完毕，用黄金打成四条箍，将棺材束紧。灵车用白毡镶青边，用讷克实（一种毛毡）做帘子，覆盖棺材也用讷克实制成。前面由一名蒙古巫婆开路，穿着新衣，骑马，另牵一匹马，用黄金装饰鞍辔，用讷克实罩着，称为"金灵马"。每日祭祀三次，用羊来祭奠。到了安葬的陵地，挖穴时起出的土，按原样成块堆放整齐。棺材下葬后，再依次将土块盖回原处。若有多余的土，就运到远处别的地方去。送葬的官员三人，驻扎在五里之外，每日一次烧饭祭奠，三年之后才返回。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

吏部侍郎孙承泽 撰

○成宗朝

建郊祀坛

元贞元年四月，因世祖曾在丽正门东南七里建台以祭祀天地，但当时还没有坛。于是在丽正门外丙位（西南偏南方向），共占地三百零八亩有余，建坛三层，每层高八尺一寸。上层纵横五丈，中层十丈，下层十五丈。四面台阶贯通南北，子、午、卯、酉四个方位各设台阶，共十二级。外面设两重壝墙，内壝距坛二十五步，外壝距内壝五十四步。壝墙各开四门，外垣南面设棂星门三座，东西棂星门各一座。圜坛周围上下都用砖包砌，内外壝墙各高五尺。壝墙四面各有三个门，都涂成红色。

至大三年冬，因三层坛不够容纳陪祀神位，便用青绳代替一层，绳子共二百根，每根长二十五尺，用来凑足四层的规制。燎坛设在外壝内丙巳方位，高一丈二尺，四面各宽一丈，周围也用砖包砌。东、西、南三面设台阶，坛顶南面开一个口子，宽六尺，深处可容纳柴薪。香殿三间，位于外壝南门之外偏西，朝南。馔幕殿五间，位于外壝南门之外偏东，朝南。省馔殿一间，位于外壝东门之外偏北，朝南。外壝的东南方为别院。院内神厨五间，朝南。祠祭局三间，朝北。酒库三间，朝西。献官斋房二十间，位于神厨南垣之外偏西，朝西。外壝南门之外为中神门五间，两侧各有执事斋房六十间，都朝北。两翼末端都有围墙，与东西周垣相连，各开一门，以便出入。齐班厅五间，位于献官斋房之前，朝西。仪銮局三间、法物库三间、都监库五间，位于外垣内的西北角，都朝西。雅乐库十间，位于外垣西门之内偏南，朝东。演乐堂七间，位于外垣内的西南角，朝东。献官厨三间，位于外垣内的东南角，朝西。涤养牺牲所位于外垣南门之外偏东，朝西。内牺牲房三间，朝南。

贡举人才

元贞二年，学士王恽奏言：选拔举荐人才，始于唐尧虞舜之时，而制度完备于周朝。汉朝兴起后，设孝廉、秀才等科，以经术策问，按州郡大小限定每年推举的名额，用赏罚来督责地方长官，力求精选人才，这仍是古代贡士之法的延续。历经魏晋直到北周，其间随时代变革，做法不尽相同，但总体不出汉制的旧规。到了隋朝，才始设进士科，以文章程式考试，这是时势所趋、不得不然的做法。到了唐朝，设有明经、进士等科，考生既通晓一经，又要考试文章、对策，中第者虽少，却号称得人，甚至有"龙虎将相"的美誉。明经科设立标准较浅，容易考中，当时不太受重视，又另设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才。所以前宋改明经为经义，考试经义法度严格，考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