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曰尊敬君亲不严

译《礼乐志》说：“千秋节”是玄宗在八月五日出生，因而以这一天命名节日，君臣共同举行放纵的宴乐。当时世俗多传述此事，认为这是盛况。后来大盗兴起，攻陷两京，从此天下用兵不止，离宫苑囿也因而荒废湮没。只有残余的声音和遗曲流传民间，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到悲凉而受触动。这件事正好只能作为警戒，却不足以作为考察制度的依据，所以不再详细记载。肃宗以后，都以皇帝生日为节日；德宗没有设立节日，但也只是群臣举杯祝寿罢了。” 现在考察《唐会要》说：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求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并载入正式法令；群臣每年都在这一天进献万寿酒。又据宪宗元和十五年七月的诏书说，朕在生日迎请皇太后，入宫祝寿。文宗太和七年的庆成节，这一天皇帝在宫中迎请皇太后设宴奏乐，群臣到延英门祝寿。这大概是君主因为生日而感念父母生育抚养的辛劳，不敢把这天同平常日子一样对待，于是设宴奏乐，以表达爱敬之心。做臣子和子女的，又因君父在这一天出生而高兴，希望他享有无穷的福禄，于是相继举杯献寿，表达诚挚的祝愿。这些都出于臣子子女的感情，又用礼仪加以修饰，所以后世不能废除。因此历朝沿袭，没有改动。况且祝寿的礼仪由来已久，古人每逢吉庆喜乐之事，便向君主和亲长祝寿，以表达诚意。《诗经》所说“举起那牛角杯，祝愿万寿无疆”，就是这种情况。像汉高祖时车千秋、东方朔，只因一件事情尚且得到祝寿，何况君主和亲长诞生的日子呢？臣子如果像平常一样漠然处之，丝毫不表达诚敬，按人情和礼意岂能心安？由此说来，因生日设立节日名称、献上寿酒，也只是臣子奉侍君亲的礼仪罢了，不可突然删去而不记载。况且天宝年间发生祸乱，盗贼兴起、战争爆发，唐朝于是衰落；招致这些祸患，当然另有原因，是刑法政令逐渐败坏、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并不是因为设立千秋节。即使当时不设节日名称、不献寿酒、不宴乐，也未必能够避免盗贼兴起和唐朝衰落。后来肃宗、文宗以及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八朝，都曾设立诞辰节日名称，也没有听说因此招致祸乱；到国家灭亡时，也不是从诞辰节日起因。这样看来，史书所记、可以使后世引以为戒的，在于刑政的得失和任用人才是否贤能。设立诞辰节、祝寿宴乐以表达臣子子女的情感和礼意，并不是应当警戒的事情。结果只是使后世主管史事的官员想考察旧例时，反而要到其他书中费力寻找，这不能说是善于修史。又考察《唐会要》，肃宗以后，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六朝都没有设立诞辰节日名称；如今《礼乐志》却认为只有德宗没有设立，也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裴守真、裴耀卿传》的编排次序。现在考察，裴耀卿是裴守真的儿子，但裴耀卿的传记列在第五十二卷，裴守真的传记列在第五十四卷。这样的次序，按道理说恐怕不太妥当吧？《新唐书纠谬》卷八。钦定《四库全书》。《新唐书纠谬》卷九。（宋）吴缜撰写。第九条：本纪、志、表、传互不相符。《百官志》记载太宗确定内外官员的数目，与《曹确传》不同。天平军节度使的姓名和次序，《纪》《传》不同。刘总献出所辖土地时，州名记载不同。《宋璟传》记载东巡泰山的年份，与本纪不同。《李光弼传》记载平定袁晁的年月，与本纪不同。程知节担任葱山道总管的时间，与本纪不同。《桓彦范传》记载中宗复位的日期，与本纪不同。《宰相世系表》记载苏瓌的字，与传记不同。《崔龟从传》记载他的官职，与本纪不同。《郭正一传》记载他任宰相的年份及其事迹，与本纪、百官志不同。敬晖被流放的地点，《纪》《表》与传记不同。杜元颖任宰相至罢相的记载，《纪》《传》各不相同。孙处约任宰相时的官名，《纪》《传》不同。岑羲受命为宰相时的官职。《李吉甫传》记载的星变，《纪》《志》没有记载。干符五年五月发生风雹之灾，《纪》《志》记载不同。垂拱二年新丰县庆山之事，《纪》《志》记载不同。《侯君集传》记载岑文本的官职不同。褚遂良被贬的官职，《纪》《传》不同。柳璨的官职，《本纪》与《表》《传》不同。毕王璋的儿子韶，其世系没有说清。摇山玉彩的字。元结的猗玕子。员俶的年龄次序有误。萧颖士。李素立的世系不同。《崔沔传》。《王方庆传》与世系表不同。睿祖的名字，《纪》《传》不同。崔行功的祖父，《表》《传》不同。德宗本纪与《李怀光传》不相符合。李揆的世代次序，《表》《传》不同。袁滋的儿子均等人的记载。崔祐甫册立皇后的记载。窦怀贞的官名，与本纪不同。苏味道被授官职的记载，《纪》《传》不同。《韦巨源传》记载的州名，与本纪不同。李进贤被逐的记载，《纪》《传》不同。《萧至忠传》引述其父官职有误。苏瓌、苏震的世代次序不清。韩休的父亲和兄长。刘瞻入朝任宰相。王玙的任职年份，与本纪不同。《瑶山玉彩》记载的修撰者不同。萧俛任仆射之事，《表》《传》不同。邓康王迁徙封地之事，《纪》《传》不同。下土雨之事，《纪》《志》记载的月份不同。韩王改封之事，《纪》《传》记载的年份不同。武德年间地震，《纪》《志》记载的月份不同。贞观年间地震，《纪》《志》记载的日期不同。发生石然之事，《纪》《志》记载的月份不同。李绩等人征讨辽东时，宰相世系表所记日期有误。薛万彻的官职及高丽城名，《纪》《传》不同。《百官志》记载太宗确定内外官员的数目，与《曹确传》不同。《百官志》说：起初，太宗裁减内外官员，确定编制为七百三十人，说：“我用这些职位来接待天下贤能之才，足够了。” 现在考察《曹确传》说：太宗颁布法令，规定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人，并对房乔说：“朕设置这些职位，是用来接待天下贤士的。”这同《百官志》所载的语意相同，但数目不同，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天平军节度使的姓名和次序，《纪》《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