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史才之难，自古就是如此。子游、子夏是孔门的高等弟子，却不能替《春秋》写下一句话。从秦、汉直到今天一千数百年，像司马迁、班固、陈寿、范蔚宗这些人，在撰写史书时难道不想把优点充分写出，使其流传无穷吗？然而最终仍免不了后人的诋毁指斥。唐代只有刘知几最受称道，能够在修史之外毅然奋笔另写一书，贯通古今，讥评前代史书。他以史自命的意旨，几乎认为自己古今无双；可是拿他曾经评论的内容来考察其中的谬误，也同前人没有不同。由此说来，史才的艰难，难道不确实如此吗？一定要做到：编排史实，详略取舍，褒贬评价和文章文采，无不恰当；考察前人的记载而不传错，传给后世而没有疑问，灿然如日月星辰般明亮，像符节相合一样无误，使后学者看到后不敢轻易议论，这才可以称为信史。否则，篇卷越多，讥刺责难也越多，又能把天下后世怎么办呢？我朝兴起以后，历经一祖五宗，盛世相承，尊崇儒学、敬奉道统，积蓄心力于艺文，日益崇盛广博，兴办学校，修撰文史，因此名臣接连编纂，未曾断绝。当时前朝旧史，如《唐书》以及五代实录，都已修成新书，颁行天下。其中只有《唐书》自颁行至今将近三十年，学者传习它，已经与司马迁、班固诸史相同。我吴缜愚昧，利用公务空闲，私下曾查阅《新书》，遇有不通之处，就反复参究；若有错乱、驳杂、脱漏和讹误，就拿笔记下。年岁稍久，所记事项越来越多，深深感到此书抵牾、穿凿、错漏实在太严重，考察前代史书，从未有像这样严重的。推究它产生弊病的根源，修书之初有八种过失：一是责任不专一，二是进度期限没有确立，三是起初没有义例，四是最后没有审核复查，五是大量采录小说而不精心选择，六是只求因袭旧文而不加推考，七是刊修者不知道刊修的要旨，各自顺从个人偏好，八是校勘者不履行校勘职责，只求苟且容忍。什么叫责任不专一？古代修史多出自一家，所以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等人，都是父子相继撰述，几十年才完成；这样就能通晓始末，使史实前后贯通而不相抵牾。只有东汉的东观，群儒共同纂述而没有统一主持，前代史家还讥议它，何况唐朝立国将近三百年，所记史事也已经很多，修史功业也已经很大。这可以说是一代的大典，却把它交给多人，而不专门确定责任，那么它不能成功也就很自然了。如今《唐史》本来是一部书，但本纪、志、表由欧阳公主持，列传 则由宋公主持。二人的主持既然不同，又不致力于通晓彼此所记的史事，所以本纪有错误而列传不知道【例如胶东郡公道彦等人，本纪记为降封县公，列传却仍记作郡公之类】；列传有错误而本纪没有反映【例如朱宣传，列传叙述天平节度使只有四人，本纪却有七人之类】。这难道不是责任不专一造成的吗？什么叫进度期限没有确立？修撰一代史书，事情不是小事；如果不限定年限、不考核进度，便看不出有什么可行性。我曾听说，修《唐书》从设立修书局到印行、撤销修书局，前后将近二十年。修书官起初没有固定员额，都兼任其他职务，有的还外出担任地方官；因为书稿没有规定期限，他们便得以安闲放纵，只求混过岁月。这样过了将近十五年，书仍没有头绪。等朝廷惊讶它拖延太久，多次加以督促，往往还派使者到官署催取，修书者这才仓促赶工，拿书上报。这样看来，这部书不能完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难道不是因为没有确立进度期限吗？什么叫起初没有义例？史书的义例，就像网有纲、工匠有墨线。因此唐代修《晋书》时，敬播、令狐德棻等人先制定体例。义例一经确定，一部史书中凡是执笔者都应遵守；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须使后人都有据可考。如今的《新书》却不是这样：拿这一篇的体例去和另一篇比较，彼此不同；拿前一篇传记和后一篇传记相比，也不相合；详略不一【如中宗本纪前后与各帝本纪不同，各帝本纪自身也详略不同之类】；取舍标准不明【如皇太子改名、诞节名称以及上寿之事都不记载，而皇帝上尊号却记载】。一部史书之中，体制各不相同，难道不是因为起初没有义例吗？什么叫最后没有审核复查？新书刚上呈时，如果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委派官员反复审定，允许诘问、纠驳，审定后再刊修，然后交给朝臣广泛讨论是否可以施行，这样，最初修撰的人一定不敢草率，审核的人也不敢模棱两可，或许才能成为完整的史书，可以流传长久。如今这部书颁行已经很久，其中的疏漏、错误和驳杂，直到现在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最后没有审核复查吗？什么叫大量采录小说而不精心选择？唐人的小说大多虚妄荒诞，修书之初只求广泛搜取，所以所载内容有的整篇都与事实相违【如代宗母吴皇后的传记之类】，难道不是因为大量采录小说而不精心选择吗？什么叫只求因袭旧文而不加推考？唐代史臣中，按照个人意愿记事的人很多【如吴兢记载魏齐公之事，可以由此推知当时史臣记事时的取舍全在笔端；又如辛云京自行拥立，而传记只说是奉朝廷命令；李德裕执政时增修其父李吉甫的美事之类】。怎么可以全部依从旧文照录呢？如今的《新书》却完全不加参校，只是沿袭旧文而已，所以它的过失同唐代史臣没有区别【如唐太宗释放三百九十名死囚、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四十岁仍未出嫁之类】。难道不是因为只求因袭旧文而不加推考吗？什么叫刊修者不知道刊修的要旨，各自顺从个人偏好？修史的要旨有三点：第一是事实，第二是褒贬，第三是文采。有这样的事实，就应当这样记载，这叫事实；依据事实寄托惩戒和劝善，这叫褒贬；事实和褒贬都具备了，还必须借助文采来流传，这样才成为史书。至于事情已经得到真实记录，而褒贬和文采有所欠缺，即使未能成为完整的书，仍没有失去史书的本意；如果事实尚未明白，却只把褒贬和文采当作要务，那么既不能成为史书，又失去了史书的本意。《新书》的弊病正在这里。起初不考察事情的虚实有无，不核对彼此的同异；修本纪、志的人专以褒贬和删削取舍自任，修列传的人则只把辞藻华美放在首位。彼此不通晓，各自听从所好；最后竟合成一部书上呈。因此如今的《新书》中，有些地方拿来互相校对，往往简直如同黑白、方圆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不考察事实、彼此不通晓造成的，难道不是刊修者不知道要旨而各自顺从个人偏好的缘故吗？什么叫校勘者不履行校勘职责，只求苟且容忍？新书上呈时，朝廷把它交给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让他们负责校勘。一代三百年的史书，又修了将近二十年，将要垂示万世，朝廷的用意难道是徒然的吗？如果校勘者只满足于拿着书逐字唱读，按照原文互相核对，那么两三个胥吏就足以办理此事，何必借助馆阁之士呢？如此看来，朝廷委任他们的用意是很重大的。接受此书负责校勘的人，怎么可以不思考呢？一定要讨论质疑，删削修正，缮写完善，使它成为一家之言的史书，这才称得上履行校勘职责。然而这五个人从未听说提出过什么意见，只是沿袭旧例，惯于沉默，结果书中的讹文谬事仍清清楚楚地存在，此后便颁行天下了。难道不是因为校勘者不履行职责、只求苟且容忍的缘故吗？正因为有这八种过失，所以《新书》不能完全美善，不能符合朝廷纂修它的本意。魏齐公的事迹，可以推知当时史臣记载史事、作出取舍，不过都在自己的笔端；又如辛云京自行立传，传文只说是奉朝廷命令，李德裕执政时增修其父李吉甫的美事之类，怎么能够全都依从旧说而照写呢？如今的新书却完全没有加以参订考核，只是沿袭旧文罢了，所以它的缺失与唐代史臣没有不同。比如唐太宗释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四十岁还没有出嫁之类，难道不是由于一味因袭旧文而不加推考的缘故吗？所谓刋修者，是不知道刋修的要领，却各自顺从个人偏好。编修史书的要领有三项：第一是事实，第二是褒贬，第三是文采。有这样的事实，便如实这样记载，这叫作事实；依据事实寄寓惩戒和劝勉，这叫作褒贬；事实和褒贬都具备了，还必须借助文采来表达，这样才成为史书。至于事实已经得到真实记载，而褒贬和文采有所欠缺，虽然还不能成为完善的史书，却还没有失去作史的本意；如果事实尚未弄清，却只把褒贬和文采当作要务，那么既不能成为史书，又失去了作史的本意。新书的弊病正在这里：起初既不考察事实的虚实有无，也不核对彼此的异同；编修本纪、志的人，专门把褒贬和删削文字当作自己的责任；编修列传的人，则只把文辞华美放在首位。彼此互不沟通，各自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到最后，竟合成一部书进呈朝廷。因此，如今的新书其中有些地方如果相互对照，往往简直如同黑与白、方与圆那样完全不同。这大概就是由于不考察事实、彼此又不沟通所造成的，难道不是刋修者不懂得要领、各自顺从个人偏好的缘故吗？所谓校勘者，是没有履行校勘的职责，只是一味求得苟且容忍。新书进呈时，朝廷把它交给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五人，让他们负责校勘。一部三百年的一朝史书，又编修了将近二十年，打算把它传示万世，朝廷的用意难道会是徒然的吗？如果校勘者只是拿着书卷朗读，按照原文彼此核对，那么这件事只要二三名胥吏就能办成，哪里还需要文馆之士呢？既然如此，朝廷委托他们的用意就很重大了。他们接受这部书并负责校勘，怎么可以不加思考？一定要讨论辨难，删改文字，修缮完备，使它成为一家之书，这才算履行了校勘的职责。然而这五个人，竟没有听说提出过什么意见，只是沿袭旧例、因循常规，一味保持沉默，致使其中错误的文字和谬误的事实仍然清清楚楚地存在。此后，这部书终于颁行天下了，难道不是校勘者没有履行职责、只求苟且容忍的缘故吗？正因为有这八种过失，所以新书不能完全完善，不能符合朝廷编纂修撰它的本意。

译我常常对此感到愤慨叹息，认为一定要再次加以刊修，才可以留给后世。何况我当时正任官在巴峡，那里偏僻闭塞，见闻很少，没有其他不同的书籍可以考证，只能以本史互相质疑、订正；我已经看出确实如此，心里想，如果再广泛地用其他书来校对，那么其中的穿凿、错漏和破碎之处，应当还不止这些罢了。书中所记的事项杂乱无次，查阅很困难。后来我解除官职，回朝任职，途中在船上无事可做，便取出那些相类似的内容，略加整理编排，分为二十门，列在下面，取名为《新唐书纠谬》，意思只是摘举它的谬误而已。这样浅陋的见解，哪里值得留给同道之人？姑且把它投入箱笥之中，以便查寻，也用来备忘罢了。咸林吴缜序。进呈《新唐书纠谬》原表。臣吴缜说：依据尚书省札子中的有关条文，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胡宗愈上奏说：近来承蒙恩命担任侍读，我私下担心将来轮到讲读《唐书》时，按照《新唐书》来看，它是欧阳修、宋祁依据旧史撰成的；欧阳修、宋祁都是当世名儒，所撰《唐书》又杂采各家异说。欧阳修修撰帝纪、表、志，宋祁修撰列传，各自依据所闻，取舍有所不同，所以所记史迹在详略、先后方面，难免有差误。我私下看到左朝散郎、前蜀州知州吴缜撰成《新唐书正谬》，分为二十门，订正其中差误。希望圣明慈恩下令有关官员，让吴缜缮写进呈，请圣上裁决。三省共同奉圣旨，准许缮写投进。唐代新史久经刊印颁行，蜀地一个浅陋书生忽然著书私下议论，近臣替他请求，圣旨竟俯允了。恭敬奉读诏文，实在深感戒惧。臣吴缜诚惶诚恐，叩头。臣私下认为，唐朝距本朝最近，撰写唐史至今将近三百年，传世的唐朝皇帝共有二十位。其国家兴衰的迹象、君臣治乱的端由、贤人君子功名德业的成就，以及大恶大奸祸败灭亡的明显鉴戒，都杂见于众多简编之中，善恶混杂；直到唐朝末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史书。到了五代天福年间，有大臣赵莹等人搜集旧闻，编次实录，草创成书，卷帙大致形成，体例规模勉强完成篇章，只能姑且充数。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不逢太平盛世；人才也不是宏伟杰出之士，文辞文采不足以发扬幽隐，史书笔法不足以使观者振奋；纪述取舍乖谬错乱。仁宗皇帝因此读到有关文章时咨嗟感叹，身居朝廷仍为之感慨，想在盛世完成史书，希望为后世长久树立法则。于是再次命令名儒，广泛招揽当时才俊，访求朝廷士大夫的著述，发掘秘阁藏书，不使遗漏，全部搜集，讨论润色，经过十七年删削增补，完成二百多卷。然而篇章浩繁，史事杂多；刊修官员已经分散，编集人员又不止一人，爱好崇尚各不相同，责任也不专一；记事只凭笔端，定论出于言辞，竟不互相参校，毫无所适从。善恶有很多不同说法，本纪和列传记有不同史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又有缺漏、重复、抵牾和驳杂。这部书既已流传很久，大家只习惯沿用，却没有人知道问题。我虽然极其愚钝，常常私下对此愤慨；利用任职的空闲，翻阅史书，岁月渐久，瑕疵越来越明显。恭敬地想，仁宗皇帝可称得上圣明之时，聚集当世名臣，完成前朝大典，期望流传万年，自成一家，怎么能容许后来还有不同议论？因此我早晚都在思考，坐卧不安，想冒死陈述，依据文献加以刊正。正要拟写稿子时，已经看到奏章封缄。我哪里敢料到皇帝陛下曲意赐予允准，允许缮写进呈？诏令光彩显赫，使我的寒室也增添光辉；而我的浅见疏漏却惊扰了圣上，因而更加恐惧。自知此事不当，难逃严厉诛罚，只能仰求圣上慈悲，特别予以怜恕。这份文字起初名为《新唐书正谬》，后来因为并未刊正，只是指摘错误而已，便改名为《新唐书纠谬》。全书分二十门，编成二十卷，现已缮写完毕，谨随表附上进呈，敬请知悉。臣吴缜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言。臣吴缜上表。钦定《四库全书》。《新唐书纠谬》卷一。（宋）吴缜撰。第一类：把没有的事说成有。代宗母吴皇后的传记。李吉甫谋划讨伐刘辟。刘兰拒退颉利。马璘击溃史朝义的军队。裴巨卿、窦孝谌没有传记，却说有传记。代宗母吴皇后的传记。《肃宗章敬吴皇后传》说：吴皇后幼年进入掖廷。肃宗当时在东宫，宰相李林甫暗中图谋不测，太子内心忧虑，鬓发斑秃。吴皇后入宫谒见玄宗，玄宗见到太子后很不高兴，便到太子的宫中临幸，环视庭院屋宇，既没有洒扫，乐器也蒙尘损坏，左右没有嫔妃侍从。玄宗忧然对高力士说：“我的儿子居处竟然如此，将军难道不让我知道吗？”于是下诏挑选京兆良家女子五人，侍奉太子。高力士说：“从京兆挑选人，容易被人借此制造口实，不如取掖廷中衣冠子弟的女儿，可以吗？”玄宗下诏准许，选得三人，吴皇后也在其中，受到宠幸。她忽然睡去，昏迷不醒。太子问她，她回答说：“梦见神灵降临，披甲持剑刺入我的胁部，几乎不能忍受。”点烛照看，伤痕仍隐约可见。后来她生下代宗，代宗是嫡出的皇孙。出生第三天，玄宗亲自来为他洗浴。皇孙身体蜷曲羸弱，抱他的乳母嫌他丑陋，另取其他宫中的孩子来进呈。玄宗看了很不高兴，乳母叩头说：“这不是那位皇孙。”玄宗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赶快把那个孩子抱来！”于是见到了嫡皇孙，玄宗大喜，向着阳光观看，说：“他的福气超过他的父亲。”玄宗回宫后，把宫中乐伎全部留下，置办宴席，回头对高力士说：“可以和太子痛饮一天了。一天之内见到三个天子的快乐，真是难得！”吴皇后性情谦和柔顺，太子待她非常优厚。现在考察《本纪》：代宗在大历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这一年是己未年，推算他的出生年，实际应是开元十五年丁卯年。而李林甫到开元二十年才任宰相；再考察《李林甫传》，他在任宰相以前，也没有暗中图谋不测、倾害东宫的事情。这是第一条证据。又考察：开元十五年，太子李瑛还住在东宫，直到开元二十五年李瑛才被废，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才成为太子。这一年是戊寅年，那么代宗已经十二岁了。这是第二条证据。况且肃宗既然已经成为太子，他宫室之内的庭院洒扫和乐器整饬，都应有专门官员负责；玄宗既然亲临他的宫中，主管人员就应当洒扫整治，预先做好准备，哪里会有皇帝的车驾已经到来，而主管官员仍安然不加整饬清除，以等待皇帝的道理？即使肃宗确实忧虑李林甫暗中构陷，他所怀的恐惧也不过是内心隐忧，与掌管洒扫、主管乐器的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些人也不履行职责？这是第三条证据。代宗既是玄宗的嫡长孙，又在出生第三天由玄宗亲自为他洗浴，这件事的体制和分量已经很重。那个乳母竟敢轻率地拿别的孩子来替换他，对上欺骗皇帝，对下调换皇孙；静心考察她所说的话，简直像戏剧一样。即使臣下之家也不至于如此，何况是在至尊面前？这是第四条证据。由此可见，《吴后传》中所说的话是虚妄错误的，显然出自传闻小说的增饰，不足以取信于后世。李吉甫谋划讨伐刘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