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书事失实

译现在考察《胶东郡王道彦传》，大略说：高祖初年封道彦为义兴郡公，按例后来得以封王。当时唐朝刚兴起，致力于扩大宗室支系、镇抚天下，所以堂兄弟和侄子只要已经能够穿衣，以上的人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查阅宗室谱牒，询问大臣说：“把宗室子弟全部封王于天下，可以吗？”封德彝说：“汉代所封的只有皇帝的儿子；至于亲兄弟，如果关系已经疏远，不是有大功就不封王。像周代的郇、滕，汉代的贾、泽，尚且不能得到封地，这是用来区别亲疏的。先朝把他们一概封王，爵位过高而劳役繁多，等于把天下作为私产供养自己，并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皇帝说：“朕君临天下，是为了使百姓安定，不能让百姓劳苦来供养自己的亲属。”于是，关系疏远而封王的人都降为公爵，只有曾经立过功的才不降。因此道彦等人都降封为公。由此说来，道彦等人最初所受的封爵都是郡王，太宗即位后降封的都是郡公。比如《本纪》在贞观八年记道彦为胶东县公，以及《旧唐书》记道彦为胶东郡公，并在传中说当时宗室大都因亲属关系疏远而降为郡公，正是如此。如今《新唐书本纪》却写成县公，大概是旧史《本纪》本来就这样错误，而《新唐书》没有考证，沿袭错误记载，所以最终失实。如今《新唐书·道彦本传》开头仍写作郡王，也同样错误。又考察这次降封宗室，是武德九年十一月的事；这一年八月甲子日，高祖刚刚退位，自称太上皇，而太宗新接受禅让即位，才不过三四个月，封德彝的回答却立即把高祖称为“先朝”，这也是史官记事非常错误的地方。《陆贽传》《李晟传》记载唐德宗幸梁州的事情。《陆贽传》说：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怒他的军队使其叛乱，便上奏说军粮微薄，和神策军不相等，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他的变故，于是请求移军驻屯。皇帝派陆贽去见李怀光商议事情。陆贽回来后奏报说：“李怀光攻打敌军，敌军逃跑却不追击；军队疲惫而不使用；各位将帅想进兵，他总是阻止他们的谋划。这一定会反叛，应当采取措施控制他。”于是劝皇帝允许李晟移军，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和李晟一同驻屯东渭桥，假称李晟兵少，不足以抵挡贼军，让他们形成掎角之势。李怀光虽然不愿意，但既已派出军队，又无话可说来阻止和推托。皇帝仍然犹豫，说：“李晟移军，李怀光本来就怏怏不乐；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同向东，他还会找到借口。暂且等一等。”李晟已经迁移营地，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夺取了两位节度使的军队。李建徽挺身逃脱，阳惠元战死。行在震惊，于是迁驾幸临梁州。又《李晟传》说：几天以后，李怀光兼并了李建徽、阳惠元的军队，阳惠元战死；当天皇帝进幸梁州。现在考察《本纪》记载：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日，任命李怀光为太尉；李怀光反叛，丁卯日皇帝前往梁州。三月，李怀光夺取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的军队，阳惠元战死。《韩游瓌传》大略说：李怀光叛乱，诱骗韩游瓌发动变乱，韩游瓌把他的书信上报。皇帝说：“你可以说是忠义之人了。”韩游瓌回答：“臣哪里知道什么忠义？只是李怀光误使臣惊动乘舆，后来又挟持臣，想为自己解脱。”皇帝赞赏他的诚实，向他询问计策，想知道如何安定局势。韩游瓌劝皇帝以邠州、灵武、河中、振武、潼关、渭北的守军分兵，解除李怀光的兵权。皇帝赞赏他的意见。适逢李怀光诱骗浑瑊，浑瑊得到书信后加强戒备，最终因韩游瓌没有及时发觉而发怒，辱骂浑瑊。皇帝怀疑发生变故，当天就幸临梁州。又《李怀光传》说：李怀光派将领赵升鸾在奉天谋划，赵升鸾告诉浑瑊：“李怀光派达奚承俊火烧陵墓，让我作内应，以此胁迫乘舆。”浑瑊上奏揭发他的奸谋，请求皇帝决定幸临梁州。皇帝命浑瑊戒严，戒备尚未完成，皇帝就从西门出发。又《严震传》说：李怀光和贼军联合讲和，奉天危急，皇帝想迁驾山南，严震驱马奉表迎接，派五千军队前往，皇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从奉天出发。这样看来，这三传所记的事情大体相近：大概起初是因为李怀光与贼军相通，想发动变乱，奉天已经危急，所以商议幸临梁州；后来李怀光暗中诱骗浑瑊，浑瑊加强戒备，韩游瓌又辱骂浑瑊；当时严震的军队已经到达。如今《陆贽传》《李晟传》却说因为李怀光夺取二人的军队而使行在震惊，于是当天就幸临梁州，这就失实了。因为按照《本纪》的记载，幸临梁州和夺取军队并不是同一天，错误显而易见。并且阳惠元只是神策军兵马使，《陆贽传》把他和李建徽合称为两位节度使，也错了。宪宗的儿子棣王、彭王、信王同时受封，记载失实。《十一宗诸子传》中，《宪宗子棣王惴传》说：大中六年，惴开始封王，和彭王、信王二王同时受封。【彭王名愓，信王名憻，另一个字作“■〈忄丐〉”；其中“■〈忄丐〉”字恐怕有误，另有专文说明。】现在考察《本纪》：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弟惴为棣王，并没有彭王、信王二王同时受封的事情；《大中三年纪》记载十一月己卯日封弟弟愓为彭王，《咸通元年纪》记载七月封叔父“■〈忄丐〉”为信王。这样看来，彭王、信王从未和棣王同时受封，这是很清楚的。《王勮传》把寿春等五王降封后入合写成出合。《王勮传》说：长寿年间，王勮任凤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合，有司准备礼仪时忘记载入册文，群臣已经到场，才发现缺少册文。宰相惊慌失色，王勮召来五名官吏，拿笔分别分头撰写册文，文辞灿然，不久全部写成，人人都赞叹佩服。现在考察《宁王宪传》【宪起初名为成器】：文明元年，武后因为让睿宗做皇帝，所以立宪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改册为皇孙，并和诸王一起出合，开府设置官属。长寿二年，降封寿春王，并和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时受封，又下诏入合。【“这三王同时受封”的文字应作“四王”，大概史官误漏了临淄郡王一人，另有专文说明。】又考察《武后纪》：长寿二年腊月丁卯日，降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为巴陵郡王，赵王隆业为彭城郡王。这样看来，王勮传所谓长寿年间寿春等五王的事情，就是此事。考察《纪》《传》，实际是五王降封后又入合，王勮传却说成出合，因此失实。张锡任宰相的天数。《张锡传》说：韦后临朝听政，下诏任张锡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天后出任绛州刺史。现在考察《睿宗纪》：张锡在景云元年六月壬午日任同三品，到七月壬戌日被贬为绛州刺史，共四十天，并不是十天。《辛云京传》《京杲传》记事失实。

译《辛云京传》说：加授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太原军队发生叛乱，皇帝厌恶邓景山治理部下不得其法，因辛云京性情沉着刚毅，所以授任他为太原尹。现在考察《肃宗纪》：宝应元年建卯月癸丑日，河东军队发生叛乱，杀死节度使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按照《辛云京传》的说法，这是朝廷任命的；按照《本纪》的说法，则是辛云京自行拥立。两者究竟应当相信哪一个？考察唐代藩镇的实际情况，事实应是辛云京自立之后，才以军中的意愿请求朝廷承认。因此《邓景山传》说，众人愤怒而作乱，景山遇害；肃宗认为他统驭失当，没有再追究查验，派使者晓谕并安抚他的军队，军中请求任云京为节度使，诏令准许。这大概是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大多如此的情形。如今史官在《辛云京本传》中却替他委曲隐讳，不再说他因兵乱而自立，那么当时的史官对辛氏兄弟是有私心的。再举事例来验证：仆固怀恩之祸，起初难道不是辛云京刚愎嫉妒、激怒触犯所造成的吗？后来又和宦官内外勾结、互相构陷，促成仆固怀恩叛逆的人，实际上也是辛云京在背后起根本作用；可是《本传》只记载他的美德，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些。这是第一个验证。又，云京的堂弟京杲任湖南观察使，因为贪赃残暴而导致王国良作乱；而嗣曹王皋是贤者，京杲却陷害他【这两件事见于《嗣曹王皋传》和《西原蛮传》】；又因个人愤怒杀害部曲【此事见于《李忠臣传》】。这些事情全都没有见于《京杲本传》，这是第二个验证。如此看来，说当时史臣偏私辛氏兄弟，难道不可信吗？如今《新唐书》只是沿袭旧史记载，没有加以刊正，也是编修史书的一项过失。崔圆辞去大学士。《李泌传》说：贞元三年，李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加授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李泌提出意见说，学士加“大”字，是唐中宗时期以及张说任职时才有的，于是坚决辞让，朝廷便只让他以学士身份知院事。到崔圆时，又任大学士；崔圆也援引李泌的做法辞让，事情于是停止。现在考察《明皇帝本纪》和《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这一年为丙申】，六月，剑南节度使崔圆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到乾元元年【这一年为戊戌】五月罢职；《崔圆本传》也与《本纪》相同。《本传》末尾说他大历年间去世。考察大历止于十四年【这一年为己未】，而李泌到贞元三年才任宰相【这一年为丁卯】。假如崔圆在大历十四年去世，等到李泌拜相那一年，崔圆去世也已经九年了，怎么会说“到崔圆又任大学士，也援引李泌辞让而停止”呢？而且这本来是李泌认为学士不应加“大”字、于是辞谢朝廷任命的话，后来却完全没有说朝廷是否听从，突然叙述崔圆任宰相时的事，怀疑这一句前后颠倒错乱，其中脱字一定很多，完全无法考察。王播进献财物。《王播传》说：王播从淮南回来，进献玉带十三条、银碗数千只、绫绢四十万匹，于是再次做了宰相。现在考察王播第二次任宰相，是太和元年文宗刚即位几个月时的事。当时皇帝新即位，有意使天下太平，正以恭敬节俭施政，所以《庄恪太子传》说皇帝继承宝历年间的荒怠，亲自勤俭，率领天下以身作则。考察《本纪》，文宗刚即位后所实行的简约节俭、减少开支等措施，都可以概见；没有理由因为王播进献如此多的财物就任命他为宰相。何况文宗虽是中等资质的君主，但他刚登基时正锐意求治，不会做到这种地步。考察《王播传》：穆宗时，他兼领盐铁使；敬宗时，王涯取代他，使王播失去职务。王播见王守澄正得皇帝宠信，便用金钱感谢王守澄，趁机推荐自己，皇帝有意重新任用王播，于是他又兼领盐铁使。又考察《李景让传》：宝历初年，李景让升任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用十万钱买通朝廷的欢心，求领盐铁使。又考察《独孤朗传》：王播贿赂权贵近臣，回来后重新主管盐铁。又考察《王播传》：文宗即位，他随即进升为检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为左仆射，再次辅政。但《文宗纪》说：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日，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任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这大概是王播在敬宗时用财物贿赂权幸，又把财物进献朝廷；当时敬宗荒淫奢侈，因得到他的贡奉，才恢复他盐铁使的名号。后来文宗即位，权贵近臣长久习惯并贪享他的赠赂，于是向文宗进言。文宗刚登基，还不知道实情，便从淮南召回他，让他再次辅政，仅此而已。如果说文宗是因为王播进献玉带、银碗、绫绢而任命他为宰相，那就近于诬蔑了。玉带、银碗、绫绢的进献是在敬宗时，他所得到的只是再次担任盐铁使；所谓“从淮南回来”以及“再次做宰相”，都是记事者的错误。郭英乂接替高适。《班宏传》说：高适镇守剑南时，上表推荐班宏为观察判官；郭英乂接替高适，便上表推荐班宏为雒县县令。现在考察《郭英乂传》和《崔宁传》：永泰元年严武去世，众人请求任郭英乂为节度使，朝廷任用郭英乂，于是授任他为剑南节度使。事情十分清楚。这里说郭英乂接替高适，是错误的；接替高适的是严武，不是郭英乂。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的事情。《中宗本纪》记载：景龙元年七月辛丑日，皇太子率羽林军和千骑兵诛杀武三思，未能成功，皇太子因此死去。现在考察《节愍太子传》和《武三思传》，武三思父子都已经被节愍太子诛杀，只是太子的部众自行溃散，所以太子才遭到杀害，不能说成“诛杀武三思没有成功”。应当说：“太子率羽林军和千骑兵诛杀武三思，后来部众溃散，太子因此死去。”这样才完全符合事实。《新唐书纠谬》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新唐书纠谬》卷四 （宋）吴缜撰写。第四类是前后自相矛盾。王瓌是恭宪太后的弟弟，却被说成惠安太后的弟弟。把三月二日定为中和日。《太宗纪》记载的享年相差三岁。杜佑去世时的官职与《桑道茂传》不同。《明皇帝本纪》记载的公主数目多出一人。《穆宗纪》记载的初次封爵与《宪宗纪》不同。建王已经改名，但去世时仍记作原来的名字。说八王的去世年份已被史书遗漏，但实际上有一王的去世年份可以自行查见。说九王的世系已被史书遗漏，但实际上有九王的世系可以自行查见。韦云起曾任麟州刺史，但《本传》没有记载；而且当时还没有麟州。《虞世南传》和《天文志》叙述星变、灾异的事情，与《纪》《志》的记载不同。李源享年七十四岁，而《本传》却说是八十岁。《王同皎传》《李多祚传》记载讨伐二张的地点，与《桓彦范传》及《皇后传》等不同。独孤怀恩是献皇后的弟弟，却被说成侄子。张鷟被贬官的年份相距很远，互相不合。《本纪》记载浑释之的死因，与《本传》不同。《杜求仁传》前后错乱，有错误。贤妃徐惠既是齐聃的姐姐，又被说成齐聃的姑母。《萧至忠传》叙述萧德言的世次，关系不清楚。徐州的戍卒庞勋等人擅自返回。三篇传记记载诛杀张昕的事情，各不相同。刘禹锡得志时的三件事，与别传的记载都不相同。《张巡传》记载用兵人数有误。王焘等人的世次不清楚。裴寂的字记载不同。《刘审礼传》与表中的记载不同。虢王的儿子排列次序不同。馆陶公主所嫁的人记载不同。《崔良佐传》有误。《武攸暨传》记载年号有误。两篇传记记载周贽安置太清的事情不同。《郝玼传》和《马璘传》的记载不同。《苏定方传》有误。《江夏王道宗传》和《李靖传》等传记的记载不同。《刘澭传》记载他入朝的事情，与《本纪》不同。《孔戢传》有误。《刘弘基传》《殷开山传》有误。王瓌是恭宪太后的弟弟，却被说成惠安太后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