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曰世系乡里无法

译《柏良器传》末尾说：“儿子柏耆，另有传。” 《柏耆传》说：“父亲柏良器，是当时威名显赫的将领。” 卢怀慎的儿子是卢奕，卢奕的儿子是卢杞，卢杞的儿子是卢元辅；他们的传记彼此称述，世系次序清楚可见。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难以全部列举。现在姑且像上面这样列举几篇传记，以说明这一体例。既然体例已经如此，其余人物也应当遵循同一原则。《新唐书》按例称述旁支、远裔别传的情况。《崔日用传》说：“滑州灵昌人。” 《崔元翰传》说：“父亲崔良佐与齐国公崔日用是堂兄弟。” 《李邕传》说：“扬州江都人。” 《李墉传》说：“北海太守李邕的从孙。” 《崔玄暐传》说：“博陵安平人。” 《崔戎传》说：“崔玄暐的从孙。” 《严震传》说：“梓州盐亭人。” 《严砺传》说：“严震的从祖弟。” 《陆贽传》说：“苏州嘉兴人。” 《陆扆传》说：“宰相陆贽的族孙。” 《令狐德棻传》说：“宜州华原人。” 《令狐楚传》说：“令狐德棻的后裔。” 《新唐书》中按例本应记载父祖、子孙的别传，却没有记载的情况。《李素立传》、《李承传》、《李藩传》。《李素立传》说：“赵州高邑人。” 《李承传》说：“赵州高邑人。” 《李藩传》说：“他的先祖是赵州人，父亲李承任湖南观察使，在当时颇有声名。” 现在考察，李素立生李休烈，李休烈生李至远，李至远生李畬，李畬生李承，李承生李藩。从李素立到李藩共六代，都有声名和事迹，分别列为三篇传记，却没有一句互相叙述，只说父亲某人、祖父某人、儿子某人另有传。虽然《李藩传》说父亲李承任湖南观察使，在当时有声名，但始终没有明说其事迹见于别传，后人难免产生疑问。《孟简传》。孟简是德州平昌人，曾祖孟诜在武后时期任同州刺史。现在考察，孟诜列在《隐逸传》中，他自己的传记说是汝州梁人。这样看来，平昌是孟氏的郡望，而梁是他居住的地方。如今《孟简传》既不依据汝州梁来记载他的居所，只记郡望，又不在“诜”字下说“见《隐逸传》”，只说他在武后时期任同州刺史，这就好像孟简与《隐逸传》中的孟诜并不是亲属。《陆长源传》。陆长源是吴地人，字泳。祖父陆余庆在天宝年间任太子詹事，享有清誉。现在考察，陆余庆列在《陆元方传》之后，另有自己的传记。如今《陆长源传》不说祖父另有传，这一失误与《李承传》、《孟简传》相同。《李景让》被说成李憕的孙子，又似乎是曾孙。《李彭传》说：“我跟随天子入蜀，后来过了几年李憕去世。”【李彭就是李憕的儿子。】“李彭有孙子李景让、李景庄、李景温，分别有传。” 现在考察《李景让传》说：“景让死后追赠太尉，是李憕的孙子。”但按照《李彭传》的说法，景让等似乎是李彭的孙子、李憕的曾孙。可是在《景让传》中却说是李憕的孙子，颇为难以解释。张镒被说成张后胤的五世孙，又似乎是曾孙。《张镒传》说：“国子祭酒张后胤的五世孙。父亲张齐丘，任朔方节度使、东都留守。” 现在考察《后胤传》末尾说：“孙子张齐丘，历任监察御史、朔方节度使，最后任东都留守；儿子张镒，另有传。”按照《后胤传》的说法，张镒是张后胤的曾孙，而不是五世孙。袁朗的乡里。《袁朗传》说：“他的先祖是雍州长安人，父亲袁枢在陈朝出仕，任尚书左仆射。” 现在考察，袁朗的先祖出自后汉司徒袁滂；《后汉书·灵帝纪》记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禄勋、陈国人袁滂任司徒【袁滂字公喜，《魏志》作字公熙】。这个袁滂是陈国人，在汉史中首次出现时记载得十分明确。至于他的儿子袁涣在魏国出仕，任郎中令，本传也说是陈郡扶乐人；到袁涣的曾孙袁瓌在东晋出仕，本传也说是陈郡阳夏人；袁瓌的族孙袁湛在宋朝出仕，本传也说是陈郡阳夏人。此后袁湛一族，如袁淑、袁洵、袁濯、袁顗、袁觊、袁粲、袁昂、袁彖、袁君正、袁敬、袁宪、袁枢、袁朗，凡数代都在江左出仕，没有人到北方做官，直到陈朝灭亡，袁朗才在隋朝出仕。所以袁昂曾自称“陈国贱男子”。既然如此，袁朗的先世都出自陈国，从未迁徙，如今新史却说他的先祖是雍州长安人，不知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说法，难道不是失实吗？况且自从后周平定江陵、隋朝平定建邺以后，南朝士人渡江到北方做官的很多。因此唐初这样的家族仍然很多，如殷开山、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王方庆、颜师古、陆德明等人都是如此。《新唐书》都记载了他们的先世乡里，使后世有所考察，唯独《袁朗传》这样记载，实在是非常错误。崔行功的乡里。《崔行功传》说：“恒州井陉人；哥哥的儿子崔玄暐，另有传。” 现在考察《崔玄暐传》却说是博陵安平人，两处不同，不知道哪一个正确。又考察《宰相世系表》，崔损也是崔行功的族人，而《崔损传》也说其家世本出博陵。难道说博陵才是正确的吗？或者只是郡望属于博陵，实际居住地是恒州？无法知道。但史家只应当考察订正，采用其中一种，不应两说并存而不加辨析。《新唐书纠谬》卷七。钦定《四库全书》。《新唐书纠谬》卷八。（宋）吴缜撰写。第七条：尊敬君主和父母不够严谨。杨隆礼曾因避讳改名，但传记没有记载。诞节的名称和皇帝祝寿的仪式，本纪、传记都没有记载。《裴守真传》、《裴耀卿传》的次序。杨隆礼曾因避讳改名，但传记没有记载。《杨慎矜传》说：“父亲杨隆礼历任州刺史，善于考察监督属吏，凭借严明办事而著名。开元初年任太府卿，任职二十年，年过九十，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去世。” 现在考察《宰相世系表》，记载杨隆礼名为杨崇礼。这大概是杨隆礼在开元年间因避唐明皇的讳，改“隆”为“崇”，按理说也是应当的；然而史家遗漏了这件事，只记载旧名，这是它的过失。有人认为这只是史书的小毛病，也不值得说。我认为不是这样。史书的撰写，难道只在于劝善惩恶吗？史书下笔、删削和取舍，必须使后世有所考察。开元年间，君父既然名叫“隆”，作为臣子和儿子的杨隆礼仍叫“隆”而不改名避讳，难道称得上尊敬君主、严肃事上吗？如今杨隆礼既然曾经改名，而史书却不记载，使后世不知情的人或许归罪于杨隆礼，或许竟拿这件事作为不避讳的依据，这实在是史家的重大责任，哪里只是小毛病呢？何况韦思谦曾经避讳而以字行世，王绍、陆质也曾因避讳改名，史书都记载在他们的传记中。按这一体例来说，杨隆礼的传记有失载之处，显而易见。诞辰节日的名称和祝寿仪式，《纪》《传》都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