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曰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

译《肃宗本纪》说：朔方留后、支度副使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河西行军司马裴冕，迎接太子，在朔方整治军队。现在考察《裴冕传》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征召裴冕为行军司马。玄宗入蜀后，下诏任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授裴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作为副职辅佐太子。当时裴冕正在河西，刚被召回，途中在平凉遇到太子，于是跟随太子到灵武。他与杜鸿渐、崔漪一同进言说：“主上已经厌倦勤劳政务，并且要向南巡幸蜀地。国家的宗庙社稷和神器，总要有一个归属。如今上天的意旨和人事的趋势，都归于殿下。应当立即正定帝位名号；如果迟疑不决，失去亿万百姓的拥戴，大事就会失去。”太子说：“我平定叛乱，护送皇帝车驾回京，退居太子之位来侍奉饮食起居，难道不快乐吗？你们为什么说得这样过分？”裴冕等回答：“殿下居东宫已经二十年。如今国家多难，正是开启圣明、安定社稷的时候；而跟随您的将士都是关辅人，日夜盼望回乡。军众一旦骚动，就再也难以重新聚集。不如趁此抚慰他们，以成就大功。臣等冒死请求。”太子坚决推辞，前后五次请求，最终才得到同意。太子于是即位。《杜鸿渐传》又说：安思顺上表推荐杜鸿渐为朔方判官。安禄山作乱时，皇太子在平凉统领军队，不知应当前往何处，商议出萧关，前往丰安。杜鸿渐与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划说：“刘氏、石氏扰乱常道，东西二京都已覆没。太子在平凉统军，但散处各地的力量难以依靠。如今正是朔方建立功勋的机会；如果迎接太子，向西诏告河陇地区，向北联结回纥，回纥是我国的友邦，收集其精锐骑兵，与大军会合，向南进军，洗雪社稷的耻辱，岂不是很容易吗？”于是，他们详细记录军队招集整编的势态，清点军资库中的器械和仓库中的储备，派李涵前往平凉拜见太子。太子非常高兴。恰逢裴冕从河西到来，也劝太子前往朔方。杜鸿渐和崔漪到白草顿迎接拜见，劝说道：“朔方是天下的精锐部队，灵州是用武之地。如今回纥请求和好，吐蕃也已结交归附，天下各城坚守以等待王命。即使被贼军占据，也都日夜盼望官军收复。殿下统领军队长驱直入，叛胡不足以消灭。”太子高兴地说：“灵武是我的关中，您就是我的萧何。”到达灵武后，杜鸿渐立即与裴冕等人劝太子即皇帝位，以系结内外人心。前后六次请求，太子才答应。《魏少游传》说：魏少游多次升迁，任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考察这几篇传记可知，杜鸿渐只是朔方判官，但《本纪》却说他是朔方留后、支度副使；魏少游原本是水陆转运副使，《本纪》却称六城水陆运使；《杜鸿渐传》又称六城水运使。裴冕以河西行军司马的身份，已经被授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任天下兵马副元帅，赴召回朝；但《本纪》只称河西行军司马。这是职衔不同。《杜鸿渐传》说支度判官是卢简金，《本纪》却说是崔简金，这是姓氏不同。《裴冕传》说劝进五次，《杜鸿渐传》说劝进六次，这是劝进次数不同。《李岘传》和《毛若虚传》记载谢夷甫一事不同。《李岘传》说：凤翔七马坊的押官盗掠百姓，天兴县令谢夷甫杀了他。李辅国暗中指使他的妻子上诉说冤枉，于是下诏让监察御史孙蓥审理。孙蓥判定谢夷甫无罪；他的妻子又上诉，便下诏让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组成三司审讯，供词没有不同。妻子不承认，李辅国又帮助她，于是命侍御史毛若虚复查。毛若虚把罪责归给谢夷甫，说御史执法不公。崔伯阳大怒，想当面责问毛若虚，毛若虚急忙入宫自行申辩。皇帝把毛若虚留在帘内。不久崔伯阳等人到来，弹劾毛若虚倚仗宦官而放过有罪者。皇帝大怒，斥责他们，贬崔伯阳为高要县尉，权献为杜阳县尉，李晔流放岭南，孙蓥流放播州。现在考察《毛若虚传》说：乾元年间，凤翔七坊的士人多次在州县之间劫掠，有人杀了人。县尉谢夷甫忍无可忍，杖杀了他。死者的妻子向李辅国申诉，李辅国请御史孙蓥彻底审理此案，但很久没有结论。于是下诏让御史中丞崔伯阳会同三司审讯，仍未判决，便派毛若虚复查。毛若虚立即把罪归给谢夷甫，崔伯阳据理力争，毛若虚轻慢地拒绝他。崔伯阳发怒，毛若虚便急忙入宫向皇帝申诉。皇帝下诏暂且放毛若虚出去，毛若虚哭诉说：“如果臣出去就会死。”于是皇帝把毛若虚藏在殿中，召崔伯阳进来。崔伯阳详细弹劾毛若虚欺骗皇上，皇帝先前已听到这些话，便斥责崔伯阳，令其出去，并把他的属官全部贬到岭外。并且，《李岘传》说谢夷甫是天兴县令，《毛若虚传》却认为他是县尉；《李岘传》说御史中丞、刑部、大理组成三司，《毛若虚传》却说下诏让崔伯阳会同三司审讯，那么御史中丞之外，是否另有三司呢？《李岘传》说孙蓥判定谢夷甫无罪，妻子又上诉，三司审讯后供词没有不同，妻子仍不承认；《毛若虚传》却说案件很久没有结论，三司审讯未决，毛若虚才去复查。《李岘传》说崔伯阳被贬高要县尉、权献被贬杜阳县尉、李晔流放岭南、孙蓥流放播州；《毛若虚传》却说属官全部贬到岭外。这些都是两传的不同之处。《吴士矩传》和《狄兼谟传》记载有异有同，而且各自叙述的事情都不完整。《吴凑传》末尾说：吴凑的兄长是吴溆，儿子是吴士矩。开成初年，吴士矩任江西观察使，宴饮奢侈放纵，一天耗费总有数十万。刚到任时，府库有钱二十七万缗，晚年只剩九万缗，军用物资困乏，无法供给。事情被皇帝听闻，朝廷内外共同申诉求情，吴士矩因此能够亲自参与议论此事，文宗没有彻底追究，只把他贬为蔡州别驾。谏官坚持要追究他的罪行，皇帝不接受。于是御史中丞狄兼谟进言说：“陛下提拔任用吴士矩，并不是出于私情；吴士矩辜负陛下，依法治罪，也不是出于私情。请派御史到江西立即审讯，以此杜绝江淮及其他藩镇相互沿袭的恶习。”皇帝听从了，于是把吴士矩流放到端州。现在考察《狄兼谟传》说：江西观察使吴士矩增加军队给养，擅自使用上供的钱数十万。狄兼谟弹劾说：“观察使替陛下守土，宣布国家诏令，知道临战时赏赐士卒，州中本有定数；但他却把赏罚取舍都归自己决定，使一方受到弊害，也使各道都失望。请交给有关部门治罪。”吴士矩因此被贬为蔡州别驾。由此看来，两传记载吴士矩所犯的罪本来就不同；至于有关部门弹劾、审理和贬责的先后，也各有不完整之处。这大概是删修史书时，没有把两传相互校勘、补足其事迹和意义。《高智周传》记载蒋洌等人的事情，与《乔琳传》不同。

译《高智周传》说：高智周所结交的义兴人蒋子慎，有位客人曾观察他们二人说：“高公的官位已达到人臣极位，但子嗣少而且软弱；蒋侯的官位虽不显达，后来却会兴盛。”蒋子慎最终做到安尉。他的儿子蒋缯去拜见高智周时，高智周正显贵，便把女儿嫁给蒋缯。生子蒋挺，历任湖州、延州刺史；又生蒋洌、蒋涣，二人都考中进士。蒋洌任尚书左丞，蒋涣在永泰初年历任鸿胪卿。日本使者曾赠送金帛，蒋涣不接受，只取一幅笺纸写信送给使者的副使。蒋挺去世后，蒋洌兄弟在墓旁结庐守墓，种松柏一千多株。蒋涣最终任礼部尚书，封汝南公。蒋洌的儿子是蒋炼，蒋涣的儿子是蒋铢，二人又都有清白的声誉；但高氏后来就没有闻名的人了。现在考察《乔琳传》末尾说：当时又有一个叫蒋镇的人，是蒋洌的儿子。他与兄长蒋炼都凭文章才华显名，考中贤良方正科，多次升迁为谏议大夫。大历年间，淫雨毁坏河中盐池，盐味变苦变坏。韩滉主管度支，担心减少通常的赋税，便谎称盐池生出瑞盐。代宗认为这是美德带来的祥瑞，唐代宗怀疑其中有诈，命蒋镇乘驿车赶去查验。蒋镇内心想讨好韩滉，便据实夸大此事，上表请求设置祠室，把盐池称为“宝应灵庆”。后来又升任工部侍郎。蒋镇的妹夫源溥，是源休的弟弟，因此蒋镇同源休交往。朱泚叛乱，源休逃到鄠县；他伤了脚，不能前进。朱泚先抓到蒋炼，蒋镇身边的人逃回来，告诉他所在之处。源休听说后，告诉朱泚，朱泚派二百名骑兵将蒋镇抓到。蒋镇知道自己不能免死，藏刀准备自杀，蒋炼阻止了他。他又谋划出逃，却懦弱犹豫而未能决定。朝廷中逃亡藏匿的大臣，源休杀了很多，幸亏蒋镇营救。建中十五年，原先蒋洌和弟弟蒋涣在安史之乱时都做过伪官，蒋炼兄弟后来又向叛贼屈服。《朱泚传》又说：朱泚僭越称帝后，任蒋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蒋炼为御史中丞；又说朱泚亲自进逼奉天时，以蒋炼、李子平为宰相。这样看来，蒋洌、蒋涣兄弟若按《高智周传》的说法，都是值得称许的善士；若按《乔琳传》《朱泚传》的说法，则父子都是身污伪官、成为叛臣、为名教所不齿的人。况且崔涣是贤者，只因被元载厌恶；蒋涣却审理他的罪行并将他驱逐。由此便可知道蒋涣的为人。然而《新唐书》在两传中各自记载这些事情，竟然没有褒贬取舍，也没有明白说明两处记载相互矛盾，后人又凭什么取信呢？【崔涣的事情记在《崔玄暐传》中，没有另立传记。】《李知本传》和《李华传》各自记载李太冲因何得名，但说法不同。《孝友李知本传》说：李知本是赵州元氏人，北魏洛州刺史李灵的六世孙。父亲李孝端在隋朝任获嘉县丞。他与族弟李太冲都有世代显贵的门第，但李太冲的官位和婚姻最为显赫，乡里人说：“太冲没有兄长，孝端没有弟弟。” 现在考察《李华传》说：李华字遐叔，是赵州赞皇人。曾祖李太冲在宗族中名声最高，乡里人说：“太冲没有兄长。”太宗时，李太冲被提拔为祠部郎中。这样看来，这个李太冲的姓名、郡望、时代和乡里俗语都相同，所以两传中的太冲确实是同一个人。现在一传说他因官位和婚姻最为显赫而得此称誉，另一传说他因在宗族中声名最高而得此称誉，二者让后人究竟应该听从哪一种？况且《李知本传》已经详细记载，为什么《李华传》又要再写一遍呢？《薛存诚传》和《孔戣传》都记载李位的事情，但说法不同。《薛存诚传》说：薛存诚任御史中丞时，江西监军高重昌妄自弹劾信州刺史李位谋反，朝廷将李位押入宫禁之内审问。薛存诚一天上三道表章，请求把李位交给御史台审理，后来查案果然没有事实根据。现在考察《孔戣传》说：孔戣升任尚书左丞时，信州刺史李位喜好黄老之道，多次祭祀祈祷。部将韦岳告发李位聚集方士图谋不轨，监军高仲谦上报紧急变故，逮捕李位，并在宫禁之内弹劾他。孔戣上奏说，刺史即使有罪，也不应被关押在宫禁之内，请交给有关部门审理。皇帝下诏把李位送回御史台，孔戣与三司共同审治，查无谋反事实。韦岳因诬告欺罔获罪被杀，李位被贬为建州司马，宦官更加恼怒。这件李位的事，在《薛存诚传》中说是高重昌弹劾，薛存诚三次上表请求交御史台审理，结果没有事实；在《孔戣传》中则说是高仲谦上报变故，在宫禁中弹劾李位，孔戣请求交有关部门审理，查无谋反事实。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公主传》和《张茂昭传》都记载娶公主的事情，但说法不同。顺宗的女儿襄阳公主，最初封为晋康县主，下嫁给张孝忠的儿子张克礼。现在考察《张茂昭传》，张克礼是张茂昭的儿子、张孝忠的孙子；而且传中说他娶的是晋康郡主，不是县主。《韦温传》记载尉迟璋的事情，与《陈夷行传》《曹确传》不同。《韦温传》说：乐工尉迟璋被授为光州长史，韦温封还了诏书。现在考察《陈夷行传》说：仙韶乐工尉迟璋被授为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面论奏。郑覃、李嗣复认为这是因小事而争论，说窦洵直是在沽名；陈夷行说：“谏官当面论奏，正应当议论宰相的得失，那个卑贱的乐工有什么值得说的？”但也认为不能置之不理。皇帝于是把尉迟璋改任为光州长史，并赐给窦洵直一百匹绢。《曹确传》又说：文宗想任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坚决争论，最终只授尉迟璋光州长史。由此说来，尉迟璋起初被授为王府率，因为窦洵直争论，才改授光州长史。韦温为何还要封还诏书？莫非史书记错了？或者虽然已经改授光州长史，但还没有平息公议，所以韦温封还诏书，朝廷最终又停止任命？事情虽然无法确知，但总之，《韦温传》记载此事，却没有说明朝廷是否听从。若不是史笔有误，那么事情的始末和是非必定有所遗漏，使后世不得不产生疑问。《王璠传》所记载的石刻文字，与《五行志》不同。《五行志》说：浙西观察使王璠修治润州城墙时，在城中得到一块方石，上面刻着文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现在考察王璠本传，只说“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没有“瑕即休”三字；又说术士称：“王璠的祖父名崟，崟生础，础生璠，都是远离灾祸、得以安休的意思。”这大概就是石刻所应验的事情。既然如此，史书的作用就是传信；王璠的石刻谶语尤其应该如实传信。即使文字鄙俗、隐晦难懂，既然已经记载下来给后人看，就应当保存原文，怎么可以有的增加、有的删减，使后世产生疑惑？即使确有增删，也只在一处记载，尚且会使读者产生疑问；何况《五行志》和本传都记载了，文字多少又不相同，后世究竟应当相信哪一个？《杜悰传》和《南蛮传》记载秦匡谋的事情不同。《杜悰传》说：杜悰任荆南节度使时，黔南观察使秦匡谋讨伐蛮兵失败，逃奔到杜悰那里。现在考察《南蛮传》说：坦绰侵犯成都，到达新津后返回；蛮军又侵犯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害怕，逃奔荆南。在《杜悰传》中，说秦匡谋讨伐蛮贼后逃奔；在《南蛮传》中，则说蛮军侵犯黔中，秦匡谋因害怕而逃奔，也就是他未曾讨伐蛮军。两说既不相符，而且观察使、经略使的官名也不同，这两种说法必有一种不符合事实。《崔湜传》和《周利贞传》记载内兄、外兄的关系不同。《崔湜传》说：崔湜提拔了他的外兄周利贞。现在考察周利贞，周利贞是崔湜的内兄，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

译《刘晏传》和《艺文志》都记载包融、包佶的事情以及他们所任官职，但说法不同。《刘晏传》末尾说：包佶字幼正，是润州延陵人。父亲包融任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若虚在当时齐名，号称“吴中四士”。包佶考中进士，历任谏议大夫，因与元载友善获罪，被贬岭南。刘晏奏请起用他为汴东两税使。刘晏罢职后，包佶充任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升任刑部侍郎，改任秘书监，封丹阳郡公。现在考察《艺文志》说：包融的诗有一卷，注称他是润州延陵人，历任大理司直；他的两个儿子包佶、包何齐名，世人称为“二包何”。包佶字幼嗣，大历年间任起居舍人。包融与储光羲都是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县尉丁仙芝、缑氏县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县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县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县主簿樊光、横阳县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县主簿马挺、武进县尉申堂构，共十八人，都以诗歌著名。殷璠汇编他们的诗，编成《丹阳集》。这样看来，包融、包佶已经见于《刘晏传》末尾，如今《艺文志》又记载，难道不是重复吗？而且其中叙述的事情又互有不同。不如将两处记载合并订正，或者全部载入《艺文志》，或者全部补载在《刘晏传》末尾，这样才便于后世考查，也可以避免异同造成的疑惑。《王晏平传》和《韦温传》记载韦温封还诏书的事情。《韦温传》说：给事中王晏平罢免灵武节度使之职时，把马匹和铠甲兵器带在身边，因此被贬为康州司户参军。他重金贿赂权贵近臣，过了十多天便改任抚州司马。韦温封还了诏书。现在考察《王晏平传》说：王晏平因功劳以检校常侍身份任灵盐节度使。父亲去世时，他擅自取马四百匹、兵械七千件作为自卫，回到洛阳。御史弹劾他，皇帝下诏把他流放康州；他没有立即出发，暗中向河北三镇求援，三镇上表说明他的困境，于是改贬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老、卢弘宣等人封还诏书，不敢下达，皇帝改任他为永州司户参军。韦温坚持不奉诏，文宗劝谕后才停止。以两传相互校勘，一处说贬为康州司户，靠重金贿赂近臣；另一处说流放康州，向河北三镇求援，两者已经不同。而且《韦温传》说改任抚州司马，韦温封还诏书，却没有说朝廷是否听从；《王晏平传》则说韦温等人封还诏书，改任永州司户参军，韦温坚持不从，文宗劝谕后才停止。这些都是差异很大的地方，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此外，《薛廷老传》《卢弘宣传》也都遗漏了这件事，没有记载。《苏味道传》和《张锡传》有错误。

译《苏味道传》说：延载年间，苏味道以凤阁舍人检校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元年，他与张锡一同因犯法被关进司刑狱。张锡虽被交给司法官审讯，神态仍然自若；苏味道却席地而坐，吃粗菜饭，显得恐惧不安，令人怜悯。武后听说后，释放了张锡，把苏味道仅仅降为集州刺史。圣历初年，苏味道又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任相。他重新安葬父母时，侵毁乡人的墓地，萧至忠弹劾他，于是被贬为坊州刺史。现在考察《张锡传》说：张锡在久视初年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因泄露宫中机密，又收受谢巨万的贿赂而获罪。当时苏味道也因事获罪，和张锡一同被审讯拘押在凤阁，不久转送司刑三品院。张锡策马沿专道而行，神色毫不畏惧，每日饮食丰盛鲜美，没有一点被贬抑的样子；苏味道却徒步前往受审，席地吃蔬菜。武后听说后，释放苏味道，准备斩杀张锡，后来又把张锡流放循州。《武后纪》又说：延载元年【甲午】三月甲申，凤阁舍人苏味道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天册万岁元年【乙未】正月戊子，苏味道贬为集州刺史；圣历元年【戊戌】九月辛巳，试任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庚子】闰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张锡任凤阁鸾台平章事；长安元年【辛丑】三月，张锡流放循州；七月，苏味道按察幽州、平州等州兵马；长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苏味道任同凤阁鸾台三品；长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因宰相萧至忠弹劾，苏味道贬为坊州刺史。根据宰相表考察，以上记载都相同。这样看来，苏味道一生两次任宰相：第一次在延载元年甲午年，贬集州是在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年；当时张锡还没有任宰相。到圣历元年戊戌年，苏味道再次入相，当时张锡也还没有入相。直到久视元年庚子年闰七月，张锡才开始任相，与苏味道共事；长安元年辛丑年，张锡被流放循州。这就是事情的大概。可是《苏味道传》却说，证圣元年他与张锡一同因犯法被关入司刑狱，武后释放张锡、仅降苏味道为集州刺史，这是大错。大概后来的史臣吴兢、刘知几追记此事，不知道苏味道被贬集州的原因，只听说张锡曾与苏味道一同下狱，张锡因高傲抗拒而被流放，苏味道因恐惧自责而获免，于是把这些事附会在一起，认为苏味道正因这件事被贬集州。却不知道证圣年间张锡还没有任宰相，苏味道被贬集州另有获罪原因；他与张锡一同下狱，是在再次入相之后、久视至长安年间。张锡虽被流放，苏味道却获释，一直没有受到责罚。现在姑且逐条陈述，并且另列旁通图谱，排出他们的年份、年号和二人历任官职的先后次序，以便阅览者明白易见。所谓证圣年间张锡尚未任相，考察《武后纪》《宰相表》和《张锡传》，都说张锡到久视元年才开始任相，这才符合事实。久视元年干支为庚子，证圣元年干支为乙未，两年之间相隔六年，事情根本不相连，这是第一点。所谓苏味道被贬集州另有获罪原因，考察《武后纪》和《宰相表》：延载元年九月壬寅，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尉【李昭德当时由检校内史贬职】；第二年天册万岁元年正月戊子，豆卢钦望贬为赵州刺史，韦巨源贬为鄜州刺史，杜景佺贬为溱州刺史，苏味道贬为集州刺史，陆元方贬为绥州刺史。这五个人都是宰相，同时被贬。现在考察他们的传记，四人的获罪原因都与李昭德相同：豆卢钦望传说，李昭德获罪后，有关部门弹劾豆卢钦望阿附顺从李昭德，不主持正义，结党欺骗皇帝，于是贬为赵州刺史；韦巨源传说，因李昭德之事，屡次被贬，麟州刺史【麟州是鄜州二字的错误，另篇有说明】；杜景佺传说，适逢李昭德下狱，杜景佺极力为他申救，武后认为他当面欺骗自己，于是左迁溱州刺史；陆元方传说，因附会李昭德，贬为绥州刺史。这五人既然同时任相、同时被贬，而其中四人的获罪都因为李昭德，那么苏味道的获罪原因也不言而喻。由此可知，苏味道被贬集州本来是因为李昭德，张锡与此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二点。所谓苏味道与张锡一同下狱，是在再次入相后的久视、长安年间，而且只有苏味道获释，没有受到责罚。考察《武后纪》和《宰相表》，久视元年张锡开始任相，当时苏味道也同任宰相；长安元年三月张锡被流放循州，而苏味道没有受到任何贬责。《张锡传》也说，武后听说后释放苏味道；而且这一年七月苏味道才奉使按察幽州、平州，足以证明他没有受到责罚。这是第三点。这样看来，《苏味道传》只把证圣元年与张锡下狱一事记错了事实，其余事情由于考察本纪、列传，便全都参差错乱，不能相互符合，后人产生疑惑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若把事情按正确次序排列，应当说：“证圣元年，有关部门弹劾苏味道与豆卢钦望等人附会李昭德，因此被贬为集州刺史；召回任试天官侍郎。圣历初年，又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任相。长安初年，与张锡一同因犯法被关入司刑狱。张锡虽被司法官审讯，神态仍然自若；苏味道却席地吃粗菜饭，恐惧不安，令人怜悯。” 武后听说后准备斩杀张锡，后来把他流放循州，释放苏味道。这一年，苏味道奉使按察幽州、平州等州的兵马，回来后第二年升任同凤阁鸾台三品。他重新安葬父母时，朝廷下诏让州县办理丧事；苏味道借助役夫经过的机会，侵毁乡人的墓地，萧至忠弹劾他，于是被贬为坊州刺史。这样一来，《本纪》和《列传》就都能相互符合，事实也可以没有疑问了。（图表略。） 《吴凑传》和《韩皋传》的记载不同。《吴凑传》说：贞元十四年夏天大旱，粮食价格昂贵，百姓流离逃亡。德宗认为这是京兆尹韩皋的过错，罢免了他，立即召吴凑代替韩皋。现在考察《韩皋传》说：韩皋被任命为京兆尹后，上奏任命郑锋为仓曹参军。郑锋横征暴敛，官吏便劝说韩皋，把府中的杂钱全部搜集出来，折价购买粟麦三十万石献给皇帝。韩皋很高兴，上奏任命郑锋为兴平县令。贞元十四年大旱，百姓请求免除租赋；韩皋的府库已经空虚，内心忧虑恐惧，便不敢如实上奏。恰逢宦官出入时，百姓拦在道路上申诉，事情被皇帝听闻，韩皋被贬为抚州员外司马。由此看来，韩皋任京兆尹时政绩极差，而《吴凑传》所说却像是韩皋本来没有过错，德宗却把这当作他的过错，意思显然与《韩皋传》不同。史书这样记载，难道可以吗？《本纪》和《列传》记载苏干的死因不同。《本纪》说：长寿元年五月，杀冬官尚书苏干。现在考察《苏干传》说：苏干升任冬官尚书，来俊臣一向嫉恨他，诬陷苏干与琅琊王李冲互通书信，将他逮捕下狱。苏干愤懑而死。这与《本纪》不同，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武延秀传》和《安乐公主传》记载他们被诛杀的地点不同。《武延秀传》说：韦后失败后，武延秀仍与安乐公主住在宫禁之中，一同在肃章门被斩杀。现在考察《安乐公主传》说：临淄王诛杀韦庶人时，安乐公主正对着镜子画眉，听到变乱后逃到右延明门，士兵追上来，砍下了她的首级。两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张说传》和《许景先传》记载张说评价许景先文章的话不同。

译《许景先传》说：张说评价道：“许舍人的文章，虽然缺少高峻的山峰和激荡的水流，但文辞意旨丰富优美，具有中和之气。” 现在考察《王勃传》《骆宾王传》之后记载张说评论文章的地方，说：“许景先像肌肤丰润、纹理细腻，虽然浓丽华美、令人喜爱，却缺少风骨。”这与本传记载的不同，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吴凑传》和《刘晏传》记载议论王缙等人罪行的事情。《吴凑传》说：元载被赐死后，王缙、杨炎、王昻、韩会、包佶等人都应当连坐获罪。吴凑进言说，法律有首犯和从犯之分，从犯不应当处死；如果一概使用极刑，就会损害德行、伤害仁义。王缙等人因此得以免死，改为减轻刑罚。现在考察《刘晏传》说：元载获罪后，皇帝下诏让刘晏审讯。刘晏畏惧元载党羽势力强大，不敢独自审理，于是又命李涵等五人与自己共同审治。王缙因此得以免死，是刘晏请求的。《王缙传》又说：王缙获罪后，刘晏等人审理他的罪行，按与元载同罪论处死刑。刘晏说：“重刑判决还要复核，这是国家一贯的法典，何况是大臣呢？法律有首犯和从犯之分，不能让他们一同处死。”于是把意见上奏皇帝。皇帝怜悯王缙年老，没有加刑，只贬为括州刺史。由此可知，王缙以下的人因为从犯身份而免死，是刘晏请求的；《吴凑传》只说是吴凑进言，便错了。大概当时刘晏、吴凑都各有进言，只是史书叙述得不完整。《刘悟传》和《贾直言传》的记载不同。《刘悟传》说：刘悟与监军刘承偕不和，刘承偕当众侮辱刘悟，放纵部下扰乱法纪。刘悟不能忍受这种残酷对待，刘承偕便与都将张问谋划捆绑刘悟，送往京师，由张问代行节度使事务。刘悟知道后，率兵包围监军府，杀死小使。他的属官贾直言当面质问刘悟说：“李司空死后如果有知觉，看见您做到了这种地步，军中将领还会有谁像您这样呢？”刘悟急忙道歉说：“我不愿听到李司空这个称呼。”不久应当作出决定，刘悟便指挥军队退去，藏匿了刘承偕。皇帝不愿过分违背刘悟的心意，只贬了刘承偕。但刘悟从此颇为专横放纵，上书多有不恭敬的话，天下获罪逃亡的人多归附他；刘悟还强行替他们申诉冤屈。现在考察《贾直言传》说：监军刘承偕与刘悟不和，暗中与慈州刺史张汶谋划捆绑刘悟，送到朝廷，以张汶代任节度使。事情泄露后，刘悟率兵包围刘承偕，杀死小使。贾直言急忙入内责备说：“司空放纵军队胁迫天子的使者，难道是想效法李司空吗？”后来，刘悟又被军中人指责嘲笑；刘悟听说后感到悔恨，便把刘承偕藏在自己的住宅中，使他免于祸患。刘悟每有过失，贾直言必定争辩劝谏，因此刘悟能够以臣子的节操在朝廷中显扬。然而《刘悟传》说刘悟从此专横放纵，上书不恭，强行替获罪逃亡者申诉冤屈；《贾直言传》却说刘悟能够以臣节显扬。在《刘悟传》中，谋划者是都将张问；在《贾直言传》中，则是慈州刺史张汶；而且贾直言质责刘悟和刘悟回答的话也都不同。读者不知道应该听从哪一种。这大概是从未把两传互相考订，只是各自按照本传直接删改，所以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文宗本纪》和《杨志诚传》的记载不同。《文宗本纪》说：太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杨志诚拘捕春衣使边奉鸾和送奚、契丹使者尹士恭。现在考察《杨志诚传》说：杨志诚果然心怀怨恨，军中有轻慢朝廷的言论，便囚禁宦官魏宝义以及其他使者焦奉鸾、尹士恭。这与《本纪》有同有异，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新唐书纠谬》卷十。●钦定《四库全书》。《新唐书纠谬》卷十一。（宋）吴缜撰。○第十一篇：记载有脱漏和错误。《衡王传》有误。《唐义识传》的字记载有误。常山和薛谭的字记载有误。程处亮的名字记载不同。《韦伦传》记载襄州的事情有误。《严善思传》有误。《王同皎传》有误。《狄仁杰传》有误。宰相世系表中有脱漏、没有记载的人。宰相世系表中虽有姓名，却在统计目录中脱漏的人。《宁王传》漏记临淄王的一个名字。武后所撰文字有缺漏。《杜悰传》漏记授任司徒。《南蛮传》漏记李福战败。《本纪》记载韩建杀害诸王的事情不完整。《裴行立传》漏记平定李锜的功劳。《裴行立传》误记授任泌州刺史。《王志愔传》有误。《胶东郡王道彦传》有误。《孔颖达传》有误。温曦娶凉国公主一事未说明清楚。《李道古传》记载李道古逼迫驱逐柳公绰以及诬陷李听的事情。《贾至传》漏记放弃汝州、贬为岳州刺史的事情。《刘蕡传》《陈少游传》有脱字。《李晟传》的世系有脱漏。《袁朗传》有误。《长孙无忌传》漏记一件事情。《崔戎传》脱漏了世代次序。韩曅是韩滉的族子。大历十二年秋天发生雨灾。《邢文伟传》有缺漏。《西河公主传》漏载了一件事。《李光颜传》漏载了他立功的事迹。有些诸王有传记，却没有列入记录。《隐太子传》记载李轨的事情有误。《纪志》关于贞观四年日食和火灾的记载有脱字。《蜀王愔传》漏掉了晋王治这一人名。《李子和传》有脱字。《霍王传》可以用来证明《本纪》有脱漏错误。《高纪》错误地记载了战地，并漏记了四名将领被擒的事。《衡王传》的记载有误。《十一宗诸子传》中，宪宗的儿子是衡王憺。现在考察宪宗诸子中的《鄜王憬传》，说长庆元年，憬开始受封为王，与琼、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时受封；又考察《穆宗纪》，长庆元年三月戊午，封弟憺为衢王。这样看来，憺受封的封号是衢王，而《衡王传》却写成衡王，这是错误的。“唐义”二字有误。《公主传》说，太宗的女儿豫章公主下嫁给唐义识。现在考察《唐俭传》和《宰相世系表》，都作“善识”，这样看来，“义”字是错误的。“常山”和“薛谭”的字有误。（原文缺失） 汉水、沔水的漕运道路断绝后，韦伦调兵驻扎在邓州，优厚地安抚投降的贼寇。贼寇更加懈怠，于是他把楚元捆绑擒获，献给朝廷，并收取租庸二百万缗；朝廷召他任卫尉卿。不久又兼任宁、陇二州刺史。乾元年间襄州发生叛乱，诏令韦伦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但当时李辅国正骄横跋扈，韦伦不肯去拜见他，李辅国因此怨恨韦伦，后来将他罢为秦州刺史。现在考察《肃宗纪》：乾元二年己亥八月乙巳，襄州防御将康楚元、张嘉延反叛，驱逐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张嘉延攻陷荆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被处死。上元元年庚子四月戊申，山南东道将领张维瑾反叛，杀死节度使史翙。到了己未年，来瑱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讨伐张维瑾。又考察《杜鸿渐传》，说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人反叛，商州刺史韦伦平定了这场叛乱。这样看来，《韦伦传》所说康楚元作乱、韦伦讨伐平定的事，正是《肃宗纪》和《杜鸿渐传》所说的乾元二年之事；至于次年上元元年的张维瑾之事，则是朝廷任命来瑱前去讨伐的。现在《韦伦传》先叙述楚元作乱并被讨平，之后又说乾元年间襄州发生叛乱。这样一来，就不知道康楚元作乱究竟是哪一年，也不知道“乾元中襄州乱”这一段指的是什么事情。参照考察这些记载，就可看出其中的差错。《严善思传》的记载有误。《严善思传》说，谯王重福失败后，严善思因与他相互勾结而被判死罪。吏部尚书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认为他的罪行较轻，给事中韩思复又坚持请求，于是改为流放静州。现在考察《睿宗纪》和《宰相表》所载《宋璟传》：景云元年八月，重福因谋反被处死。当时宋璟任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宰相。如今舍弃宋璟宰相的身份不写，却记载他的检校官职，这是舍大事而记小事，错误之一。又《李邕传》说，重福谋反时，李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捉其党羽；玄宗即位后，召李邕任户部郎中。这样看来，重福反叛时李邕还没有任户部郎中，这是错误之二。《王同皎传》的记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