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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吴中金石新编》目录，类二【金石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明代陈暐撰写。陈暐字耀卿，河南人。弘治年间任苏州通判，和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人搜集郡中的石刻，汇编记录下来。书中从校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等碑碣，分类编排，分为七类，共一百多篇，全部载录全文，采用朱珪《名迹录》的体例。搜集金石文字的著作，原本着重于搜寻隐僻遗迹、考核旧闻，所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都专注于搜求古刻。这部书认为汉、唐旧迹多已见于各种著作，唯独选取明初的各类碑文。体例虽然不免稍显狭窄，但所收如《济农记》《永农仓记》等，详尽陈述了积贮粮食的制度；《许浦记》《湖川记》《塘记》等，也详细列举了防守、疏浚的要务，都是选取与郡中利弊有关的内容；至于歌颂德政的文章、阿谀墓主的作品，则一概删削而不收入。它的用意颇为谨严，而且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志、文集所没有记载，只有依靠此书才得以流传的，也很足以成为治理地方者考察借鉴的资料。因此，作为《舆记外篇》，确实不是没有益处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吴中金石新编》卷一《》明陈暐编　学校 苏州府重修孔子庙学碑【宋濂】蒲圻魏公任姑苏知府的第二年，铲除暴虐，树立良善的德政，使上下得到安抚，教化得以施行，百废俱兴。只是孔子庙学倾危而没有修治，魏公久久地回顾观望，感叹说：“皇帝大力兴办文教，下诏设置明经、六艺等科，嘉惠众多士人，将要通过人文教化来成就天下。如今弊陋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不是用来恭敬承受皇帝旨意的样子。”魏公立即捐出俸禄倡导修建，一心谋求兴修。属官和郡中的士人都欢欣地赶来参加。就庙宇而言，建成了高大的殿宇和修长的廊庑，敞开设有櫺星门；就学校而言，明伦堂居中，两侧庑廊相向，夹着六斋，一直通到前门。至善堂、尊经阁，又高高地耸立在后面。过去屋梁弯曲、台阶倾塌，昏暗而没有光彩；如今丹青彩绘鲜明灿烂，屋檐参差，像鸟翼一样飞举。后来泮池上有了桥，采芹处有了亭，先贤有了祠，也都依次完工。魏公接到任蜀省参政的命令，将要赴任，又有诏令让他回来继续任守姑苏，百姓大为欢欣庆贺。魏公又命令补修墙垣四千八百尺有余。只是庙学前面原是吴江▯氏开辟的园林，局促在界限之内，狭窄得十分厉害。到这时，吴从化全部把那块六百尺的土地划归学宫，才得以在前面开门，使地势得以端正。庙学内部经过洗马、来秀二池，架设桥梁以便往来；外面临近交通大道，左右设有牌坊，分别题为“状元”“昼锦”，这些美好的名称与此相符，仿佛只要有开创之举，就必定首先在这里实现。尊经阁后面的土地被邻居侵占，魏公察知其中的奸诈，查考官府文书作为证据，邻居在诉词中认罪服输，那块土地于是归还。又担心年代久远后土地可能被湮没，于是绘制庙学四至图，刻石记载此事。工程始于洪武六年正月甲子日，至十一月完工，与太平时代旧日的规模相比，或许有超过之处，却没有不及的地方。魏公率领属员，执持祭祀用的豆、笾，备办脯、醢，以工程完成告祭孔子，观看的人没有不感叹的。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各地学校都被践踏成为废墟，而姑苏幸而仅存；如果不是魏公到任治理，怎么会不和它们一起废弃呢？教授贡颖之从始至终都出力，又让训导张田请求写下这件事，以流传不朽。苏州的学校，实际上始建于范文正公；范公景祐初年出任乡郡长官，选定南园，请示朝廷后在那里建学。担任学校老师的，则是安定胡文昭公。计算当时的人才，确实曾经兴盛。数百年以后，人

译们仰望他们的声名光彩，仰慕他们的风操功业，每每使人发出无法企及的感叹。此后虽然守臣有贤有愚，学校的兴废没有定规，但两位先生教化所及之地，流传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终究没有泯灭。何况如今遇到有道的朝廷，又得到贤能的二千石长官作为师帅，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然而魏公兴办学校的志向，并不低于范公。那么，那些坐在皋比上讲授经艺的人，难道不应当以文昭公为榜样吗？明体适用之学，我知道一定会逐渐兴盛。在家就孝敬父母，出仕就忠于君主，不辜负魏公兴办学校的心意。如果不努力懂得这一点，只摘取精英、采撷华辞，把它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那不是我这种小小的愿望所敢听闻的。请把这些话刻在丽牲碑上，希望苏州士人或许能够知道自我勉励！魏公名观，字杞山。这块碑是为修建学校而作的。前代兴建的情况，各自都有记文，这里都不再书写，接着作诗说：‘姑苏的废墟，有河水滔滔流淌，曲折流向南园，汇合后向东流去。神灵的气息在这里开启，光彩灿烂而无尽。如果不是圣贤之师，谁能协助成就这番美好？从前有位哲人，出任郡守，于是营建学宫，于是建立庙堂。庙堂光明显赫，学宫堂堂正正，儒生盛多，纷纷来到这里翱翔求学。盛衰相互因循，按照事理本来就是这样。风吹雨蚀，屋顶漏水，旁边穿裂，何况又遭逢艰难忧患，烽火连绵。谁能举臂一助，扶持危急、挽救倾颓？’大明正当盛世，九服归于一统，欃枪收敛了阴翳，奎宿、璧宿吐放光芒。顾念我魏公，前来治理大郡，多次把这些事形诸言语，我怎敢懈怠？既已率领属员划定界域，又登临府署召集僚属，分派劳作、交付事务，完备地制定教令。还不到一年，工程的功效就非常显著。把这些腐朽的东西化为高耸的建筑。谁能敦厚教化的本源？谁能筑立教育的根基？谁能启迪百姓的常性？不是学校又能靠什么呢？我告诉苏州人，魏公难道是私自为你们做的吗？耳目只要具备，就一定应当思考这件事。应当思考什么？就是效法孝与忠，做到这两方面而无愧于自己的行为。上通震泽，有一块坚硬如铜的石碑。史官刻写辞文，用来使此事永远昭明。苏州府孔子庙学新建南门记【王彝】苏州学校的基础始于范文正公父子，学校左边另有孔庙，而櫺星门向南不到十几步就被邻墙阻隔，于是只好向旁边转到东侧作为校门，因而地势闭塞，实在很不相称。邻墙之地大约有若干亩，宋代是钱氏园林，到元代产业又转归▯氏。前后任郡守多次想拓展它，但不能用强力取得。至正年间，郡守六十公才用学校廪膳余钱向▯氏买下这块地，开拓得到其中三分之一。进入本朝以后，前国子祭酒魏公凭借端正的学术和深厚的德行出任此地长官，政事修明、命令推行，大力修建庙学，规模宏大、建筑壮丽，确实超过旧日。没过多久，吴从化把这块土地全部归还了。魏公于是命令教授贡颖之绘图并经营规划，郡中士人愿意拿出私钱相助，于是从櫺星门修通道路，一直延伸到南城的道路，共若干丈。原有洗马池，正好位于道路前面；又有状元、昼锦两座牌坊，正好拱卫左右，于是就在洗马池南面标明文庙的道路，并架桥通入这条道路。南北道路的中间，原来又有假山。山的北面有一池，名叫来秀池；池水从太湖流入南城的池中，再注入来秀池。从来秀池向南流，就汇入洗马池而止；向北流，则归入学校的泮池而止。又在来秀池南面利用假山遗址开辟校门，以端正南面的格局。到这时，庙与学的出入道路才各不相同。因此，进入校门后就沿池东边走向孔庙；出了校门则转向西，再转向北，经过两次桥渠，通到泮池的桥，才转向学校，以表示神圣之地与人的居处不能混杂。庙学将要完工时，翰林侍讲学士、金华人宋公已经为它写了记文；贡颖之认为，这次工程是范公当年没有能够完成，而魏公却能够自始至终完成的，经过将近三百年，庙学才大体完备，有不能不特别

译记载的地方，于是写状请我王彝记述。王彝我有幸跟随魏公交游，不敢坚决推辞，于是详细记下魏公建造校门以及归还土地的始末，让人刻在碑上。至于孔子的道，是万世都应遵行的，谁不知道呢？这里不敢抄袭旧说、烦琐地谈论它。校门新建于洪武六年正月甲子日，到十月丙申日落成，耗费钱若干，役使工匠若干。魏公名观，字杞山，是武昌蒲圻人，世上的学者都称他为蒲圻先生。

译苏州府重修儒学记【胡像】姑苏是东吴的大郡，学校又是东吴学校中的第一。五十年前，我曾到过那里并四处浏览。我喜欢它地势广阔，却惋惜厅堂屋宇低矮倾斜，有些不相称。当时主持教育的人面对我，只是徒然兴叹而已。今年秋九月，教授丰城人何澄考校学业从闽地回来，向我叙述郡守况侯伯律勤于兴建的情况，请求我为此写记。大成殿和两庑建于正统丙辰年，第二年建至善堂、后堂；又过一年建明伦堂、斋舍和射圃。总共建成房屋一百间，估量材料、准备工匠，运输石料、烧制砖瓦，以及所需经费，都得到适当的调度安排。经过三年才完工，高大明亮、雄伟壮观，远远超过从前，丹青色彩交相辉映，光彩焕然一新。况侯奉行并宣扬文治，用来使当地百姓受到教化，在这里已经达到盛况。师生朋友早晚相互交往，能够依靠宽广的居所，使身心得以安适游息、气质得以改变，这是多么幸运啊！学校的创建已经很久了。唐代刺史李栖筠最初增建学校房舍。到宋景祐初年，范文正公主管乡郡，感叹学校教育废弛，于是因州人朱公绰的请求，把事情上报朝廷，获赐田五顷，便划出钱氏南园的土地来建学校。起初，范公在南园得到一块池沼，准备迁居那里，术士说在那里世世代代会出公卿，范公说：‘与其使我的子孙在一家之中显贵，哪里比得上使吴地士人多出贤才呢？’于是把那块地充作学校，聘请师儒教育学生，安定胡先生首先居住在那里。严格要求教师，确立教条，以经术和治道为内容，明体适用的学问，在当时得到彰显，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文正公嘉惠斯文，他的用心不也是仁厚而且广大吗？如今况侯协同谋划，和侍郎周公重新兴建，大概也是听闻文正公的遗风而受到激励吧？大体说来，国家把培育贤才作为达到治平的根本，贤人把努力学习作为施展才用的凭借，而守令又是承接教化、宣扬政令的人。作为执政者，既然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那么士君子在这里修习学业，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吗？一定要平息追逐浮华功利的心思，全力寻求圣贤的本领，获得切磋磨砺的益处，不要忽视师友之间的讲明阐发。由此使德行尊贵显达，礼义就会兴起而风俗淳厚；凭借经术得到任用，心术就会端正而功业显著。况侯是我的同乡。他的善政已经被吴地人传诵，这件举措尤其说明他懂得应当致力的事务，所以我乐意为他写下此文，使后来的人有所考验和取法。重修苏州府庙学记【金幼孜】苏州是东南的都会，学校和人才，确实在各郡中居于前列。从前宋景定年间，范文正公仲淹向朝廷请求，才开始在吴地建立先圣庙学，大概是划出钱氏南园的土地建成的。转眼三百多年过去，屡经兵火，学校屡兴屡废。可是近年以来，学校房舍和文庙倾倒毁坏，渐渐难以支撑。永乐甲辰年秋天，临江人陈孟浩来主管本郡教育，回顾看见后叹息说：‘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根本，竟然衰败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够用来表达崇敬仰慕之情、振兴士人呢？’正好监察御史李立巡按治理吴中，孟浩把这件事禀告给他，于是李立大力赞助促成。便召集有力量的大家富室，让他们拿出钱粮共同帮助。孟浩又和训导马寿、钱绅、韩阳各自捐出自己的俸禄来倡导。于是聚集工匠、准备材料，首先翻新大成殿，增修装饰塑像；其次翻新明伦堂，修整旁边的斋舍、廊庑和房屋；再修整池、桥、亭、栏杆、台阶、墙垣，没有不修缮完备的。这次工程不劳烦百姓，费用不从官府支出，却在一旦之间巍然焕然一新。来往的人只看见它已经建成，却不知道它所以建成的原因。孟浩请我记述此事，我不敢推辞，于是这样说道：‘学校是用来明白人伦的，人伦一天也不能废弃，学校难道可以一天废弃吗？’ 士人在其中学习，所讲的道理就是仁、义、礼、智，所讲的伦理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所学习的典籍就是《易》《诗》《书》《春秋》《礼》《乐》。像这样的学习，难道只是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吗？大概是要阐明这些道理以充实人的本性，细密地观察于极细微之处，谨慎地落实于实践，在积累中达到融会贯通，扩充它而达到广大境界。这就是学习的要旨，也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途径，此外没有别的了。吴地一向被称为礼义之乡，前后相继的大匠、鸿儒很多，这里来不及一一论述。比如我们的文正公，品行清正、修养深厚而博雅，文章和功业光明伟大，直到今天仍为天下后世所看重。士人生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必须以范公为榜样，不受邪说蒙蔽，不被利诱夺志，使内在修养充实而通达于外。将来出仕面对百姓，就要想着做一名良吏；立于朝廷，就要想着做一位名臣，真正履行、实践所学，力求不辜负自己的学问，不愧对前代贤达。那么我们孟浩对斯文如此诚挚恳切，难道只是空话而已吗？因此把事情全部记载下来，并把这些话一并写在这里，让他回去刻石，同时把它示给后来主管教育事务的人，希望他们也能想到自我勉励，以便接续不绝。这就是记。苏郡儒学兴修记【徐有贞】苏州是天下各郡中的第一，而它的儒学规制也在天下各郡中居首。这大概是因为有泰伯至德的教化、子游文学的风气、安定先生师法的传承在这里，并不只是由于财赋强盛、衣冠人物兴盛。学校的建立，从宋代越过元代直到我大明，已经将近五百年。其间有废弃后重新兴起的，有毁坏后重新修缮的，都依赖贤能的牧守。相关人物在郡志中可以考查，事情已经如此。近来从正统、景泰年间开始，国家多有变故，学校逐渐衰敝。于是历经几任政事长官，都曾有意兴修，却没有完成。成化初年，如今的巡抚都宪、琼崖邢公任郡守时，因荒废而谋求丰盛，革除旧弊而谋求更新。不到一个月，各项事务就全都协调妥当。于是教授南昌程君、兰司训余干张君、宪山阴李君、璞骆君巽，共同商议后向邢公请求。邢公说：‘这正是我的志愿。’于是考察旧日规制，有的保留，有的改变，将它全部更新。像大成殿、仪门、櫺星门、尊经阁、明伦堂，都是保留原有格局而重新修建的；像先贤祠、斋膳堂、四斋及直庐、射圃、泮池的桥，都是改建而更新的。工程始于丙戌年夏天，落成于丁亥年秋天。

译所有在学校中的人都欢欣鼓舞、共同庆贺。邢公升迁以后，巴渝人贾公来接替他的政务。他认为这是斯文的盛事，不可以没有人记载，于是率领学校的各位职官前来请求。我的郡籍在这里，又有儿子在学校，对学校的兴修，我也和他们一同庆贺。于是召集诸生，对他们说：‘学校的兴办，在于君长；教化引导，在于师儒；而进德修业的功效，则在于诸生自己勉励罢了。凡是求学的人，所要学习的是圣人和贤人。学习圣贤，是将要希望达到圣贤的境界。希望达到圣贤的境界，难道可以苟且吗？一定要通过《诗》《书》六艺的文章，来通晓唐虞三代的道理；处在学校时就进德修业，成就自己的德行和功业；出仕后就施展才能，建立政事。要使自己堂堂正正、卓然出众，立身于天下。像陆敬舆在唐代、范希文在宋代那样，或许就可以做到了！开始时希望成为贤人，最终希望成为圣人。不只看重言语，而看重行为；不只看重名声，而看重实际。困穷时只忧虑这些事，通达时也只以这些事为忧乐；只凭这些成就自己，也只凭这些成就万物；只凭这些使世上的评论者说，我们苏州是天下各郡中的第一，我们的学校是天下各地学校中的第一，我们的人才是天下各地人才中的第一。这是多么伟大啊！因为有足以征验的文献，这件事对于兴办学校、施行教化的意义，就没有辜负了。苏州府重修儒学记【王直】国家考察古制来制定制度，兴建学校、设置师长，用来陶冶铸造天下的英才，使他们各自成为有用之材；天子则在上面垂衣拱手，以取得天下太平的功效，这其中的意义深远啊。人刚出生时处于蒙昧状态，正当他开始接受约束的时候，如果没有礼义逐渐磨炼他，等到精气充足、血气旺盛，欲望的孔窍暗中开启，很少有不伤害人伦、败坏法度的。先贤中治理政事的人，缓于使用刑罚，却急于教化养育，实在是有道理的。苏州是东南的大郡，土地肥沃、百姓繁多，家家有做官的传统，户户都有诵读弦歌之声，泰伯谦让的风气依然庄严地保存着；但民性颇为轻浮放纵，间或喜欢争讼，也有夫差遗留下来的风气。如果不是依靠学校的教育来提携、劝诫和警醒，又凭什么纠正他们的轻浮，使他们归于敦厚呢？学宫在郡治南面，大约一里左右，旧传是钱氏的南园，文正范公买下这块地创建了学宫。经过的年月已经很久，虽然多次经营修缮，终究还没有达到大方宏观的气象。如今太守四明姚侯到任以来，政事教化大为推行，毅然把修复和兴举废弃坠坏之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查看印信三天后，恭敬地拜谒我夫子的庙宇，随后拜谒四配、十哲和两庑诸贤，看见神像倾斜，柱基歪倒，甚至有的不能遮蔽风日，感慨叹息说：“这是治理郡务者的责任啊。” 姚侯立即想要使它焕然一新，于是把这件事禀告给巡抚都宪万安刘公、巡按侍御南郡袁公，两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有人说：“年成不好，百姓尚且缺粮，突然兴起土木工程，只怕事情还没完成，忧患就先来了。”姚侯说：“不是这样。我上不窥探府库的储蓄，下不征敛百姓的钱财，按照义理办事并且亲自带头，为什么不可以？何况这是有名的邦郡，难道会没有一两个仗义的人来帮助我吗？”于是他首先拿出若干俸禄作为倡导，随后听到消息的人纷纷响应，争先递上名帖，只怕落在后面。姚侯于是命训导周谧负责督办，执斧的、拉锯的、刷漆的、涂饰的工匠，不到一年，工程便告完成。大成殿、明伦堂、两庑、四斋、尊经阁、至善堂、毓贤堂、道山亭、观德亭、棂星门、学门、仪门，没有一处不加以修治。又重新装饰圣贤以及历代诸儒的神像，修筑了一处杏坛，建立状元坊、解元坊两座牌坊，匾额都由姚侯亲自题写。他拆除了文昌祠、文正祠，把它们迁到开敞明亮的地方，见到的人都惊愕不已。郡中的老人们私下相互说道：“官吏没有惊扰，百姓也没有受到骚扰，怎么能这样成功呢？”教授临川黎扩与我有邻郡之谊，便派人送信来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自称有病辞官南归，已经很久疏于笔墨，本来坚决推辞，但实在无法推脱，于是勉强写道：唐虞时代，家家都可以得到封爵，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教化达到了极致。夏、商、周三代以后，虽然沿革不同，但其典章文献仍有值得观览的地方。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做官的只知道处理文书、使用刑杖罢了，哪里还有闲暇去歌咏青衿、采摘芹菜呢？姚侯这番作为，远远超过前人。姚侯名堂，字彦容，由名进士授任冬官主事，升为郎中，出任广信知府，多次以才能声誉著称。后来因遭母丧，苏州太守职缺空出。都宪崔公当时巡抚江南，每每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为难。正逢朝廷商议京师事务，听说姚侯服丧期满，立即向天官冢宰请求借调他。众人议论说这使姚侯受了委屈，崔公说：“使他暂受委屈，正是为了使他将来得到伸展。若不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锋利的器具怎能得到鉴别？这次如果他果真能符合我的话并把它发扬光大，不迎合众人的趋向，显明并弘扬名教，激励风俗，即使是文翁治理蜀地，难道能超过他吗？我知道苏州的人才经过这番教化，今后一定会增加数倍。将来建造明堂的栋梁、清庙的礼器、横渡大河的大船，必定会有胜任这些任务的人，那么姚侯的功劳难道能够泯灭吗？”因此写下这些话，告知后来的人。《修缮苏州府儒学记》【陆釴】《诗经》说“已经建成泮宫”，《春秋》记载给鲁桓公的楹柱涂上丹色。泮宫明明是修缮，却说成“建成”，是为了表明修复废坏之物的功劳可以与创制相提并论；一根楹柱涂丹，孔子也不遗漏记载，难道不是因为尊重宗庙之室本来就是应当珍爱的吗？苏州郡学自从范文正公划出南园的一部分土地建立后，规模才开始显著。此后有义行的人追溯源流，往往把重视和贡献归于这里，因此有的为它增置斋舍楼阁，有的为它附益田租，开创、修建、扩充，日益更新而兴盛。至于刻立丰碑、大加镌刻，铺陈记载其事的人，也不敢落后。他们的用意难道不都是如此吗？本朝文治日益兴盛，崇尚奖励尤其深厚，学宫的规模多达一百多楹，学生也很多，足以与之相称，教化的隆盛由此可以看见。成化甲辰年，襄城张公邦镇来巡按此地，巡视学校的闲暇，徘徊观望，看见它的规模虽然宏大，但朽坏破败接连出现；屋宇虽然完整，凋零衰落却逐渐显露。他认为天下的事情，在细小处着手容易，在重大处着手困难；既然如此，与其做困难的事情，哪里比得上先做容易的事情呢？于是审察轻重缓急的适宜程度，谋划兴复废坏、更新旧物的办法：可以更换的就更换，可以因循保留的就保留，昏暗的加以修饰，腐朽的剔除，摇动的加以筑固。

译工程在谈笑之间开始，却暗中增益了前人的功业，成就了永远巩固的事业，确实说明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有所见识！学校工程告成后，张公因任期届满而离去，副知府毛廷美实际督办了这件事。他看到成功的艰难，叹息说：“襄城公这次举措，不只是上可以安定神灵的祭祀、下可以使众人心悦诚服，实在也是为了教导我们的后人，激励后来的学者。”大概君子所重视的，人们都重视；君子所忽略的，人们都忽略。张公如此重视学校，所以能够感发人心、激励奋进的作用，已经在不言之中了。况且他规划钱财的使用，取自散漫财物中收取赎金的余款；选取学生、任用人员，又在农事三时以外的闲暇日子进行，事情完成而人们并不劳苦，我们这些人如果不知道重视，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他凿石立碑，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到我这里，请我为碑上作文。我当时正背负罪责，忧居在家，推辞不敢接受；但诸生皇甫信、朱华以及毛公的使者，诚恳而反复地劝请，一次又一次没有停止。我说：“古人有大功时尚且废寝忘食，又说三年之丧期间，别人问话也不回答，难道我怎敢因顾惜毛公而推辞吗？只是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安，而礼法又不敢违背罢了。”于是两位学生倚着我庭院的柱子相持，经过了很长时间，务必要得到我的允许。我于是更加不忍违背毛公的命令，又感念两位学生专诚勤勉，心想像这样又将如何处理呢？古人有奉邦君命令办事的，即使身着丧服也跟随办事，我难道可以拿这个作为推辞的借口吗？于是拜了两拜接受了这件事。我私下认为，储备人才、培养人才、使优秀善良的人得到升用，这是上位者日夜不敢忘怀的事。然而形势不可能把一切都照料周全，宪臣是君主耳目所掌管的职分，正是用来广泛访问、寻求人才的。张公大概是知道这一点的吧？自从我居家以来，听说张公修缮昆山学、修缮太仓学，又修缮郡学，三所学校都依赖他而得以完整，学生有了归宿，教学有了适当的场所，这就是张公的功劳。将来歌咏《菁莪》、吟诵《棫朴》来颂扬人才培养的人，不是张公还能是谁呢？张公能够举办公务，毛公能够奉行命令，而且都没有忘记其中的艰难。这两位公都应当记载；我又附上自己的文字并说明接受此事的缘故，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风俗教化。假如我能够找到适当的处置方式，学生们将会点头认可我；如果处理失当，他们一定会把过错归咎于我。而我也因此能够自我反省，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一并写下作为记文。《苏州府重建文庙记》【吴宽】苏州在城南有学校，实际是由魏国范文正公创建的。五百多年来，能够修缮并扩建它的，都是依赖贤能的太守。到了今天，规模更加壮大，天下谈论学校的人，没有能超过它的。因此四方贤士大夫经过郡城，都以到这里游览一次为快事。然而人们仍然遗憾文庙与学校不相称。原来它的建筑不只是比学校简陋，而且年久失修。于是成化壬辰年，鄱阳丘侯霁来任知府，政事已经能够顺利推行，境内全部得到治理。他叹息说：“侍奉神灵是我的职责，假如文庙破败简陋，谁来承担这个过错？”但我还不敢擅自决定，于是请示巡抚左副都御史洛阳毕公，毕公同意了。于是筹算财力、估量工程，选择日期开始施工。先在旧址北面改建大成殿，向西扩展二丈有余；又建棂星门，使它在南面与大成殿正相对。工程于甲午年三月开工，工程将要完成时，丘侯进京报告政绩，于是离任。这一年，蠡吾刘侯瑀由监察御史越级升任来接替他，政绩更加优良。他认为这项工程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前任的功业应当继续。不到一年，大殿和棂星门终于建成，随后像两庑、戟门、神厨等，也依次改建。建筑的高低、宽窄，全都符合规制。建筑的言语【原文“言言潭潭”疑有脱误】、气势深厚，远远不同于旧日的景象，文庙和学校这才相称。后来，长洲县知县刘辉、吴县知县文贵以及教授林智等人共同对我说，两位侯的功劳不可磨灭，希望我写文来给后人看。唉！孔子的道大如天地，可以与天地相参；高如日月，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万世以后，受到他的恩泽的人，难道是区区土木工程所能报答他的功劳的吗？而人们又做这些工程，不过是要把尊崇他的礼节尽到极致，以免有关官吏获罪罢了。近年儒臣上奏请求，有人想增加祭祀用笾豆和佾舞的数目，朝廷交给群臣议论，议论者也认为这些不足以使孔子的地位增减轻重，但朝廷最终还是采纳请求，在天下实行。凡是用来尊崇孔子的，确实没有不做到极致的。诏令下达时正值丙申年秋季，恰逢吴县县丞陶节、长洲县典史刘庆，都曾奉命督理工程，以工程完成来报告。到了丁祭的日期，笾豆已经陈列，佾舞也已排列，屋宇深广，足以容纳礼仪。观礼的人都赞美它。虽然如此，两位侯的心意，难道只是为了劳费钱财来充作郡中的美观吗？在这里举行礼仪，在这里演奏音乐，在这里表达尊崇，本来就是为了表达报答根本的诚意。至于瞻仰礼拜的时候，庙宇的形貌庄严高峻，神灵盛大地仿佛就在上方，仿佛就在左右，难道不会油然而生仰慕贤人、圣人的心情吗？《易经》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两位侯的深意，怎么知道不是出于这里呢？况且修建这座庙，完全是为了奉事神灵。正因为前后任能够相互接续，彼此没有嫌隙，而且都出于公心，所以工程最终没有废止。把这个道理推行到治理百姓上，不正是百姓能够共同归于治理的原因吗？我是学校里的学生，对两位侯并没有什么贡献。因各位的请求，难道敢顾惜自己的浅陋而不写吗？起初学门在庙街东面，凡是出入学校的人，都必须穿过街道行走。丘侯认为神庙与人的界限应当严明，环顾旁边有许多居民，百姓明白他的意思后，都乐意迁走。于是把学门迁到棂星门西面，又在泮池北面另建一门，以便通达文庙。这样以后，文庙在左、学校在右，界限分明而位置端正。后来如果有贤能的太守把文庙和学校作为要务，希望他们继续修缮，不要使这项成功毁坏啊！《长洲县学记》【金珉】

译长洲是苏州靠近城郭的县。自唐武后时期开始从吴县北部划出土地设置县邑，但当时还没有学校，曾借用浮图氏的房屋作为学校。到了元代，就在长洲驿舍修建孔子庙，十分狭小而不相称。后至元三年，县长元童扩建它，文庙和学校才基本完备。过了三十八年，长洲归入我朝，期间曾经修缮过，但新的建筑又再次破败，本来就是事物的常态。洪武六年，知县京口张翔亲自率领属官，捐出俸禄并当面劝告众位士人，把腐朽的木材更换，把剥落的墙壁重新泥饰，从里面到外面，没有一处不用力。前面的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以及中门左右两庑，倾斜的加以支撑，缺失的加以补充；破坏到了极点、不能支补的，就拆除旧的而重新建造。斋舍后面曾经各设置一座炉亭，又在文庙右面新建三间公廨和学门；泮池上架设桥梁，园圃中建造亭子五座，射圃等设施也各得其所。环绕四周的墙垣巍然壮丽，重新绘制两庑七十二弟子和诸儒的画像，祭祀延陵季子以下的先贤共七人。兴办学校又建祠堂，用来表明凡是对学校有功的人都必须报答。于是长洲县学既完整又美观。教谕周敏来信请求我写记文，我认为官府修学校，是职责本来应当做的事；但能够像这样加意用心、勤勉出力，也确实值得称赞。到了这个时候，士人求学，应当比官府修学校更加用心勤力才是。如果官府修缮了房屋，而士人不修养自己的学业和品行，那么寄居在学校中的人将要做什么呢？士人求学虽然不只在于这些，但能够借此勉励自己，勤奋不懈，将来学术大为振兴，确实从今天开始。学校房舍焕然一新，开始使听到和看到的人无不敬仰羡慕，难道不是伟大之举吗？这也是县中负责治理和教化的人所期望的。《苏州府长洲县重建儒学记》【夏时正】学校在郡城东北角，创建于前元至正年间。到了成化壬辰年五月，巡按监察御史古赵郑君铭、提学监察御史浮梁戴君到巡行部境，恰逢郡守鄱阳丘侯霁刚到任，便巡视拜谒文庙，举行入学礼。他环顾庭院屋宇，见其狭窄低洼而不相称，年代久远，快要坍塌而无人修治，众人都叹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他们准备拆除重建，丘侯承担了这件事，并把它告知巡抚右副都御史古汴毕公亨。毕公于是拿出公帑的余款作为经费，县令余金把这件事视作自己的职责，早晚恭敬勤勉地办理；主簿刘恩接受任命，严格督守并努力完成工程。经费充足而出自公帑，材料坚固而且优良，各项工程都兴办起来，群工和谐合作。工程于这一年八月开工，至第二年五月完工。左边是文庙，右边是学校，形式符合通常的规制；正屋有四柱，两侧廊序拱向中央，戟门列在其中，棂星门向外开辟，这些是文庙的规制。讲习有讲堂，会食有场所，厨房和粮仓相对而立，宴饮与私居分隔开来，这些是学校的制度。建筑高大华美，屋檐飞翘，丹色、青黑色和白色的彩饰都符合应有的规格，没有一项不完备。落成那天，郑君率领属官、长贰、师生举行释菜礼，礼仪容态恭敬谨慎，气象更加焕然一新。老人和士绅环绕观看，赞叹不已，知道应当受到感发而奋发。于是教谕陈裕与诸位讲学者为它的美盛而欣喜庆贺，认为应当有所记述，便详细说明兴建经过，请丘侯写记。丘侯只以不自夸为崇尚，谦逊地推辞，表示自己不能胜任；又请人代为书写多幅文字，诚恳劝请生员王泰、何天衢和远道而来的时正执笔。时正自认为旧学浅陋，年老后更加繁杂荒疏，坚决请求推辞。两位学生说：“这是太守的意思，也是我们师生的意思，怎么可以推辞呢？” 于是我写道：“道源自上天，而把重任托付给圣人；圣人自身具备此道，承接天命建立天下的准则。作为君主，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一道便能在天下施行；作为臣子，有皋陶、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一道便能在君主那里施行。时运遇到亨通美好的时代，政治达到兴盛和融洽，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我们的夫子生在周朝末年，正逢衰败否塞之时，他的道足以比得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但上天没有让他做君主；他的德行足以比得上皋陶、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但君主没有任用他为臣。然而我们的夫子之心，没有一天忘记天下。他受聘游历诸国，车迹环绕天下，最终老去后归来，编定并删述典籍，传给弟子，用来教导后来的世代，使天的道理得以明白，地的法则得以察知，人的准则得以建立；天地两仪各安其位，万物因此化育成功。所以说他的功劳胜过尧舜，说他的恩德等同于无穷无尽；天下人以他的学说为宗师，万世没有违背，天下都建庙祭祀他，没有间断。只是说到他的广大巍峨，本来不会因为有无庙学而增加或减少；然而由学校来尊崇文庙，常常可以预示并促成敬仰圣贤的教化；借文庙来表彰学校，也足以显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教化治理所系，难道不是重大的吗？想到这所学校已经历年久远，身穿绣服、手持符节来任职的官员，有多少人呢？眼看岁月如流水，却乐于因循而无所作为，究竟是什么心意呢？” 如今各位君子在开始处理政务之时，志向只在根本，能够按照原则办事，同心同德，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成效。由此确实可以知道，风俗教化最急切的先务是什么；他们重视圣道、兴举贤才，确实已经有了证明。现在这些才俊，有圣贤作为归依，有师友资助讲习，有廪饩、有居处，能够从容学习，沉浸饱览于《诗》《书》《礼》《乐》的领域，难道可以不知自己的根本所在而自我勉励吗？我国历代圣主相承，道德礼制日益完善，一举一动都以我们夫子的道为准则，必定考察夫子遗留下来的经典，异端邪说和其他道路不得混杂其中。这样也已经超越前代，恢复到虞舜、周朝雍熙太和的盛世了。国家用来建立千万年无穷无尽伟大根基，并借此资助那些担任股肱、耳目以及左右前后辅弼的人，正是寄希望于后来的贤者。现在这些才俊，幸逢昌盛的时代，应当穷究经典而用于实际，只担心没有这样的机会，不要担心有了机会却不能实行；只怕不能把所知付诸实行，却不怕在穷究经典方面没有所知。为什么呢？《易经》说：“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确立诚意，是用来守成事业的。”可见言辞必须以真实为依据。《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各种技艺应当排在实践之后。不要只是让口头和耳朵丰富、文章华美，却丧失实际的实行。只愿大家敦厚地践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辜负国家栽培教养的深厚用心，也不辜负诸位君子尊崇道义、振兴贤才的至诚心意。愿诸位成为藩篱和栋梁，成为柱石；能否使皋陶、契那样的诸臣，使尧舜般的君臣事业，在诸位俊秀士人的自我勉励中得以实现，就看你们自己了。至于那些奔走办事的诸人姓名，以及工费、材料、器具的数目，都一并刻载在碑阴。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重建记【杨荣】

译苏州是东南的名郡，吴县是苏州的名县。儒学是一县的名胜之所；如果施教却没有可供瞻仰的地方，那么自称善于治理政务的人，难道能不在心中究察吗？然而兴办学校，是盛大的事业；改建学校，是浩大的工程。举办公共大役，却使劳费全都出自百姓，难道能没有怨声，并且还能最终建成完美吗？如果能够用心筹划，使工程完美而又不动声色，这样的人难道不难得吗？吴县学旧在城西南角宾兴坊，那里地势低洼狭窄，庙宇和学校都很简陋，旁边又逼近军营，喧闹杂乱相互连接。春夏水涝从四面汇集，墙壁倾倒，诵读学习常常中断。郡县长官、副长官以及师生，往往对此慨叹，想要迁建改造，却一直没有能够承担此任的人。宣德七年，工部右侍郎、庐陵人周忱奉命巡抚东吴各郡，与知府、豫章人况钟一同拜谒庙学，见其不相称，于是共同谋划重新建造。后来在县治西南找到一块空地，比旧学地面宽广四倍，高爽平坦开阔，众人都说很合适。况钟将事情详细上报，请求朝廷批准；两人又相互商议说：‘这项工程不能加重百姓的费用。’于是计算郡中各仓所积存的苇席，共有五十余万，卖掉后可得米五千余石。所有木材、石料、陶器等费用，以及工匠制作和劳役的需要，全都从这里供给，一丝一毫也不牵累百姓。又选择德高望重的百姓王信主管此事，于宣德九年冬十月开工，第二年夏五月完工。按日计算，共二十三旬有余。工程完成得很快，人们却没有感到劳苦。举行享礼有殿，讲学诵读有堂，收藏图书有阁，宴饮休息有亭，以及门、廊、斋舍、厨房、浴室，都依次排列。总计房屋按间计算，有二百三十余间。所用材料坚固，人们却没有感到耗费。工程完成后，父老感叹说：‘庙学不相称已经很久了，没想到在数百年因循之后，一旦重新建成，却没有使百姓受困；那些苇席的积存也已经多次了。从前若不是被吏胥侵盗，便会腐烂化为尘土；如今竟用它们建成一县的伟观，这是多么好啊！’不久，教谕李让等人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派人送信到京师，请我撰写记文。我认为，学校是王政的首要事务，是教化的源头。我朝历代圣主相承，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到现在已有六七十年了。学校的兴盛，是古往今来未曾有过的，因此琴瑟和诵读之声，盛大流畅，远近都听得到；贤才接连出现，辅佐宏大的教化，前后相接，也无不由贤能的地方官敬承圣意而振兴学校。然而，像吴县学这样有方略地改建学校，也确实不容易得到。两位君子确实可以说是善于用心筹划的人了。后来到这里游学的人，希望都能懂得努力学习、探求道义，坚定志向，砥砺品行，以求不辜负圣明造就培育的仁德；这样一定能够在当世发挥作用，在后世留下美名，使这所学校增光，那么两位君子的用心，也一定会流传称颂到无穷无尽。这就是记。吴县修学记【吴宽】苏州有许多属县，只有吴县的建置最为古老。各县都有学校，只有吴县学校的迁建较近。原来学校起初逼近西城，非常简陋。宣德乙卯年，周文襄公巡抚吴中，与知府况侯开始把学校迁到现在升平桥东面，可以说已经很美好了。然而人们又认为还有可以改建的地方：门偏斜而不直，前任县令仍因循旧制，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改。适逢监察御史、海阳人吴一贯巡【缺】

译里，也在如今以文献闻名于天 下。然而它的学宫虽然旧有规模，却因世代破败而没有得到修整；科举名额虽然兴盛，世风却没有因此振作，评论者为此感到忧虑。此前治理这个县的人，大都只把文书、赋税、征收科派等紧急事务放在首位，却把学校事务放在后面。成化改元的秋天，澶渊人甘侯来到这里任县令，立即到学校察看，周遍巡视，慨然把兴修学校视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向学官和县里的贤者咨询，筹划、绘图、测量和估算，然后按次序营建。第二年春天完工，到秋天，文庙礼殿以及左右两庑、櫺星门、像设和祭器，没有不齐备的。又到第二年春秋两季，才修缮子游祠，接着修葺明伦堂、志道斋、据德斋，建造育贤门，开辟观德园，架设泮池桥，以及整治师生宿舍、仓库、厨房和供膳之处、四周墙垣及牌坊，没有不整齐修饰的。从开始到落成，经历了寒暑更替，历时三百余日，于是庙学的规制才相称。湖广参政、同县人钱景寅写信来对我说：‘希望您撰写一篇记文。’唉！兴办学校这件事，甘侯确实做到了。然而我对于诸位还有一些话要告诫。上面施行教化，没有不希望达到古代那样的；下面从事学习，也没有不希望达到古代那样的。考察其成效，最终却没有达到古代那样，为什么呢？难道是施教和学习的实际内容与古代不同吗？在上位者的情况无法追问，而在下位者还可以推诿。古代的士人是为了道德，不是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富贵；如今有的人却只是一味追求富贵罢了。为了道德而努力，功名自然包含在其中；为了功名而努力，富贵自然包含在其中；为了富贵而努力，就已经超出道德和功名之外了。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达到古代那样呢？言游氏，是天下儒学的先哲，也是常熟的乡先生。他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称，而他谈论学习，必定说到道、根本以及礼乐的本源。等到他的事迹见于《鲁论》《汉记》，更是清楚明白。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学问难道只是文章吗？子游所学的道，就是仲尼所学的道；仲尼所学的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学的道。学习只要合乎道，即使困穷而处在下位，也可以感到快乐；学习不合乎道，即使显达而处在上位，也可以感到羞耻。古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不这样，就不足以称为学习。我愿与诸位反省这件事：从子游那里探求仲尼之道，再从仲尼那里探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对于道来说，这就像逆着水流探求源头。把这种心志运用于天下，小范围施行，便可以形成弦歌教化的治理；大范围施行，便可以成就礼乐教化，如此或许就能达到古代那样了。我愿与诸位共同勉励。甘侯名泽，字弘济，以进士身份入仕，成为监察御史，后升任宪副，历任内外官职；因直言进谏而被贬，来此任县令，如今确实又升迁了，其中自有公道存在。他用来谋划建成庙学的助力者，是教谕、乐安人谢纮，训导、严陵人诸伦，开封人高旦，以及本县义士钱昌、刘效、耆彦徐旸、曾昂。吴江县重修庙学记【赵宽】本朝的制度是：县必定有学校，学校必定有庙宇，天下都这样。然而有的修整得好，有的荒废简陋，各自取决于当地的文献传统以及振兴学校的人做得怎样罢了。学校是用来明白人伦、培育英才的，应当宽敞、闲静、幽深，作为士君子增进道德、修习学业、存养心性之地。庙宇是用来尊敬祭祀圣贤、报答根本、追念先远的，应当高大、明亮、庄严、肃穆，使后人看见便产生敬意，从而萌发景仰和仰慕之心。吴江的庙学，自宋元以来就有；正统年间，巡抚、少司空、吉水人周文襄公开始扩建其基地并改建，规模宏大宽敞，其他县都比不上。岁月久了，日益颓败。弘治戊午年春天，我以刑部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湖南，顺道经过乡里，只去拜谒先圣庙庭，环视宫墙，周遍查看各处，见其高大华美，屋檐如鸟翼飞扬，红色涂饰光彩耀眼，映照着云日。殿叫大成殿，门叫列门、櫺星门，祠叫乡贤祠、去思堂，斋叫明伦斋、日新斋、时习斋，以及神厨、神库、膳堂、射圃、学官居所、诸生学习的房舍、仓库、厨房、浴室等处。从前低矮的，如今增高了；从前毁坏的，如今完整而崭新；从前污秽漫漶的，如今洁净明亮。穿着儒服的士人，在这里奏乐，在这里诵读，在这里藏书修业、休息游息，都能够安居其处，静定心志，把全部力量投入诗书礼乐的领域，不再有喧闹嘈杂之扰，也没有低洼狭窄、积水潮湿之忧。我高兴地问道：‘是谁建成的？怎么会这样兴盛？’众人都说：‘这是我们县令的仁厚恩惠。我们县令到任后，首先致力于兴办文教，这是近来主管州县的人中从未见过的。’我于是询问修缮工程的始末，他们说：‘县令在丙辰年冬天到任，第二年暮春之初开工，孟夏月底完工。’我又问经费从哪里出，他们说：‘材料取自官府，劳力由百姓承担，百姓都欣然赶来参加。’县令命阴阳训术吴钰主管工匠事务。吴钰公勤勉而有才干谋略，长于料理；学谕高君负责督察视察，尤其用心，所以工程完成得又快又精良。我听后称赞此事，县令的政绩难道不与众不同吗？县令以进士身份脱去布衣出任县令，刚开始处理政务时，钱粮、狱讼、文案堆积如山，本来似乎没有空闲办理其他事务，却能够从容有余力，致力于教化之地，他的才干远胜于常人。世上那些喜欢兴办事情的人，往往使百姓劳苦、厌恶劳役；百姓却因此耽误事务。如今这里有子游来此的快乐，却没有头痛皱眉的怨恨，这是怎样造成的呢？秉持常性、喜好美德，是人人共有的心；何况我们县本来就是文献之乡，县令顺应百姓的意愿来推行此事，所以百姓容易奔走效力。教化推行而风俗变美，思乐之风兴起，而美善有文的士人也会由此出现，必定从今天开始。高君与司训林君、陈君听了我的话，请我写下来，将刻在贞石上，以告示后来者。我推辞不得，于是写下此文交给他们。县令姓郭，名郛，字于蕃，是广平肥乡的世家子弟。他廉洁明察而严肃，通晓政务体制，治理此县一年，良法善政都已具备，值得称述，不只是兴办学校这一件美事而已。重建昆山县儒学记【谢迁】

译昆山县学在城西南面，是宋元以来的旧址。本朝正统、景泰年间，知县吴昭曾经改建。殿堂、斋舍都齐备了，但岁月久远，日益颓败破旧，有关官员一直没有能够重新修建。成化癸卯年，如今的副都御史、襄城人张淮，当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巡按经过这个县，看见后感叹说：‘如果连这个都不做，还能做什么呢？’恰逢县里没有长官，便命府判、沔阳人邵福和舂陵人李智主管此事。召集工匠，购买材料，又购置邻近土地以扩展地基；新建旧损之处，扩展狭窄之处，辨明方位，端正位置。一年后落成。重重门庭和大庭院，在学宫前巍然耸立的叫大成殿。殿的两旁排列着两庑。堂有三座，叫明伦堂、育贤堂、退省堂；斋有两座，叫居仁斋、由义斋。在退省堂前设置一座门，叫自修门；在射圃上筑一座亭，叫观德亭。凡是乡贤祠、师生宿舍、厨房和粮仓等处，没有不完整而美观的。房屋按楹计算，共一百三十九楹；围墙按丈计算，共二百三十丈。至于笾、豆、簠、簋之类，也考察《博古图》的式样，参照现行制度，重新制造了二百四十余件器物。当时没有人记载这件事。不久，巡抚都御史、四明人朱瑄巡行所属地区来到昆山，周遍查看学校房舍，感叹张公的功绩不应泯灭，却没有流传记述。于是知县张侯鼒恰好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城，便接受朱公的命令，请我撰文记述此事。我认为，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求取贤才作为要务的；然而不先培养士人就能得到贤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学校是士人居住并从事学习的地方。古语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可以居住学习的地方，却想让人专心求学，是很少有可能的；又怎么能得到贤才供国家任用呢？能够像张公这样兴办振作学校，他的功劳难道还不大吗？昆山是姑苏的大县，素来号称文献之乡，贤才接连出现，历代都不乏其人，记载在简册中，清楚可考。其中尤其著名的，讲理学的有李衡，讲志向节操的有范成大，讲功勋事业的有卫泾，都是一时杰出的人才，生长在这里，向往正道而喜好学习，自有其原因。何况如今又有人为之兴办振作学校呢？自然应当奋发激昂，比平常更加努力。然而学习的道理是什么呢？可以说：‘这并不难明白。’如今房屋一定有匾额，其中保存着劝勉和警戒之意。诸生在这里藏修、游息，早晚面对这些匾额，看见名称便思考其中的意义，映入眼中而警醒在心。登上明伦堂，就要想：‘我的人伦关系果真能够明白吗？’进入居仁斋、由义斋，就要想：‘仁道果真能够安居其中，义道果真能够遵循吗？’走到自修门，就警惕地说：‘自身难道还有没有修养的地方吗？’在观德亭休息，就惊惧地说：‘德行难道还有没有成就的地方吗？’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不在退省堂中独处反省时感到惭愧；相互切磋琢磨，不辜负育贤堂的意义。按照这种方式每天低头努力，以古代圣贤和本乡先达作为对自己的期许。即使所达到的程度不能完全相同，总之都是真实的学问。除此之外的求学方式，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好了，我已经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并把这些话用来勉励诸位士子。嘉定县重建儒学记【陈鉴】治理政务没有什么比教化更优先的；没有教化，就不会懂得天地生养万物的道理，也不会懂得做人之道，将会沦入异端邪说。正因为如此，先王特别重视教导百姓，不敢把它放在后面。三代以前，没有不接受学习的人，也没有没有学校的地方，所以才有可以封建治理的良好风俗，而没有苟且偷安的百姓。到了后世，利益的风潮一兴起，正义的源流便趋于堵塞，人们沉溺于嗜好欲望，颠倒在诡诈之中，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异类。因此世上善于治理的人，必定先从学校入手；学校建立之后，礼义才兴盛；礼义兴盛之后，民风才淳厚；民风已经淳厚，才可以希望天下得到大治。那些迂腐之人和庸俗官吏，认为学校不是首要事务而轻视它，难道符合先王兴建学校、教化百姓的本心吗？我朝效法古代治理天下，上至国都，下至边远地区，没有地方没有学校，所以历经百余年而礼义兴行，风气安宁，习俗美善，号称大治，实在是有原因的。我们苏州嘉定的学校，自从宋代建立县治时就已经有了，位于县治巽方，有庙、有两庑，有门和堂；左边通向津渡，右边环绕道路，前面担心释氏居所混杂文雅之地，便堆土加以遮挡。从开始建立直到今天，人才汇聚而出，民风日益淳厚，难道不是因为地方有学校、学校有教化吗？岁月日久，不能没有毁坏坍塌。天顺改元，吉水人龙侯晋以进士身份入仕，成为监察御史，因在朝廷谏诤而触忤权贵，被外放来治理本县。他一到任便拜谒庙宇，立即把兴修学校放在心上，每每都战战兢兢地挂念着。过了三年，政务通达，百姓和睦；在庚辰年，他召集县中崇尚义举的人到学校，供给饮食，把筹划恢复学校的办法告诉他们，众人欣然答应，勇于一定实行，于是相继聚集材料、召集工匠，务求材料优良、工匠勤勉。大成殿、櫺星门、斋舍和两庑，便加以重建；明伦堂、值庐、仓库和厨房，便加以修葺；堆筑土山以增加高度；教官官舍因狭窄而处在道路角落，便购买土地迁移安置。工程从此开始，于秋八月至第二年辛巳年暮春完工，建成后宽敞、明亮、平坦，规制宏大华丽，蔚然成为江南学校中首屈一指的地方。同乡友人、驾部副郎范诚夫来到京城，请我为此撰记。天下的治理并不难，难的是懂得什么应当优先；天下的事务也不难，难的是不扰民。懂得优先次序，就能顺应众人的愿望而不使人劳苦；不扰民，就能不耗尽力量而把事情办成。人们只知道这个县的百姓很快就受到龙侯的治理，却不知道这是由于礼义得以兴起和推行；人们只看见庙学兴建而没有劳累百姓，却不知道这是由于龙侯用礼义倡导和率领。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那么即使借来锄头、拿取扫帚，恶劣的脸色和责骂的话也会立即出现在父子之间，何况县令和百姓上下悬殊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呢？百姓不听从他，就无法实现他规划恢复学校的计划；学校不能建成，又凭什么使礼义兴起呢？想要追求善治，全都只是妄想罢了。那么龙侯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呢？也只能说是他的德行取信于人，百姓信任他。因此凡是在这里接受教化、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游息歌咏的人，都把龙侯的心志作为自己的心志；内心充实满足，不必等待外在的求取。在当地居处，可以使一乡变好；出仕任职，可以使天下变好。天地生养万物的道理、做人处世的道理，能够清楚明白地传到千百世而不泯灭。教导和教育别人，其功用竟然这样广大吗？龙侯因劳绩显著而升任大郡太守。我知道他日后凭借这种方法治理天下，也不会超出这个道理。我们同道之士，难道不可以相互勉励吗？崇明县修庙学记【徐有贞】

译成化纪元六年，崇明县新修的庙学落成。这年秋八月上丁日，已经在先师神位前举行了释奠礼。教谕武平人胡泰、司训余姚人李君义、宜阳人王岩，率领陆孟刚等诸生，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书来对我说：“这座庙学的重修，实在是当今知县事、广信人汪士达的功绩，希望您为它作记。”“如今天下只有崇明是新建的州县，它最初本是海上涌起的沙洲。沙土积聚而成为土地，土地形成而百姓聚居，百姓聚居而官府兴起。然而在唐代，它只是巡游警察驻守的镇，在宋代只是防守盐场的地方，当时还没有纳入职方所掌管的疆域。到了元代和我朝，才开始设置为州，隶属于江外的▯▯；如今又成为县，隶属于畿内的苏。县与江外相比，县的地位更重要。何况它位于国家东北方的险要枢纽，控制海上航道，其重要性比各个赤县更高。因此虽只是一个县，却常年驻扎重兵；守卫之地既然重要，官府的守备也随之更加重要。”“然而这里是沙滩之地，处在海中，受风涛侵蚀，又遭蛟龙啮咬，没有固定的时候。因此自从纳入职方管辖以来，不过二百年，县城和治所已经迁徙三次了。城治迁徙，学校也随之迁徙。大概地势北高南低，所以迁徙时越来越向北。” 到现在将近六十年，百姓没有陷入昏乱困顿的忧患，城池的防守可以说牢固了。然而学宫却有时建成，有时毁坏。建成后毁坏容易，毁坏后重建却困难。”“城池和治所的修建由守令负责，可以自行决定；学校的修建由教官负责，但教官不能自行决定，即使要修建，也要依靠守令。然而自洪武以来，在这里任县令的已有几十任，能够修建城治和学校并使其成功的，只有前任县令永平人王允威和汪士达。”“大概这两人都是著名进士。王允威凭才干谋略和治理政绩，屡次升任郡守、方伯，直到都宪。他离开崇明以后，又换了几任官员，政务日益繁重，事务也逐渐废弛。到这时，才由汪士达把它振兴起来。汪士达的才干谋略、治理和政绩大体与王允威相同，但劳绩更多。他所修建并使之成功的，不只是庙学，而庙学又是他最用心的地方。”“像大成殿、明伦堂以及两斋，是沿用旧址加以修葺的；像防门、櫺星门和学宫的大门，以及两庑，是在旧有基础上扩建的；像庙中的神厨和祭祀牲畜的场所、泮池以及池上的桥，都是过去没有而如今新建的；诸生的号舍过去只有几间屋，现在扩建增修，达到二十多间；学宫的墙原来低矮而且颓坏，防墙没有一堵完整的，现在扩展并加高，建成周长八百多丈的围墙；庙阶前原来狭窄而且不够严整，现在开辟为通道，在通道中间竖立科第题名榜，左右设置礼门、义路。规模因此雄壮，气象因此焕然一新，来这里游息居住的士人因而振奋志趣，往来的行人也因而惊叹观瞻，这已经很盛大了。至于处理政务之余，他还常常到学宫中来，和教官一起考课诸生，又礼聘乡里的贤人，辅助教导他们。凡是能够防止懒惰、勉励勤奋的方法，没有不尽力采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希望记载他的功绩的原因。至于崇明的城墙，原来只是土垒，现在用砖砌成而坚固了。社稷诸神的祭祀场所，原来只是荒芜的土坛，现在平整而庄严了。县治过去没有谯门，现在修建了谯门；海上航行没有舰船，现在修建了舰船；渡河没有桥，现在修建了桥。从部使者的署衙到属官的官舍，没有不整修的。这又是全县百姓希望记载他的功绩的原因。我听说后很赞许。一个国家刚刚建立，本来就难以治理；军民杂处，也难以教化。在这种地方能够做到善于治理、善于教化，那么其余事情大概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从前范忠宣公任襄邑知县时，从官署、学校到仓廪，全都焕然一新。他选择贤能的人来教导，又时常亲自劝勉学习，宋史称赞并彰显了这件事，直到今天仍有光彩。汪士达是听闻范忠宣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吗？假如从今天以后继续努力而不停止，那么他的功名事业，难道只可以与王允威相媲美吗？将要与范忠宣并列而同样光荣了。这就是我这番话用来为汪士达发扬声誉的原因。至于讲明道理的功效、造就人才的成效，则要靠各位师生努力了。于是作此记。《太仓州儒学记》【祝允明】起初，兵部尚书徐公晞说：“天下的武卫，没有可以附设官署的，都可以设置学宫。”于是下诏同意实行。正统戊午年，太仓卫士查用纯因为太仓卫和镇海二武卫共处一城，请求按照制度合建一所学校，得到批准。巡抚周文襄公周忱督促其建成，翰林张益、处士沈鲁记载了这件事。弘治十年丁巳年，开始建造州署，整顿各种制度，学校也随即改建。起初，守襄阳的李侯修补缺失、整饬弊端，又增建仁斋、惠斋，事事都尽力办理。后来学正甘泽等向李侯请求，李侯委托祝允明作记。我认为，天下的治理，在于君臣相遇合。治理的道理只有一个，但古今的运用有所不同。古代任用人才有两类，叫作士和民；如今任用人才有两类，叫作文和武。古代的学习，从明德、知类开始，通过弦歌诵读和讨论政事，直到狱讼、军旅的讲习，都是由学校产生的。凡是百姓中优秀的人，在这里学习成为士，等到进入官府，文武才能都具备了，随时任用便能成就功业。百姓则由官府教导并加以任用，所以当时文武并不相互对立，甲胄之士也没有专门的官署，都是由学校这一处一并培养出来的。后世把它分成两途，只要亲手掌握五兵，不必读书也可以从政。” 然而后来形势终究不能这样，于是按照班次重新制定等级，进行约束整齐：文官可以统摄武事，武官却不能以武力干预文事。譬如官府分掌典职，分为六类，兵、刑各占一类。刑职是较小的，兵职是较大的；刑职所管的，都是武道财万几一耳。至于镇守、巡抚、藩司、牧守以及各种官守，谁能够不执干戈来保卫社稷？像这样的人，都出自学校，这终究没有违背先王教人的本意。正因为学校是教导人才的地方，所用的方法不可不同，而文教又不可不居于首位。圣人洞察事物的机变而掌握枢纽，于是使各种方法合为一体，尊崇文教。功绩和劳绩由此收成，起初没有学校时，士人到乡邑学校求学而兴起；等到学校设置起来，便更加兴盛。于是文学、政事、军事、刑法等学业，分别辅助六官，协助处理万机，前后都显赫而有功，称得上是使教育之地和教育方法相互配合、显著有效了。如今又过了一个甲子，学校恢复以文为本的制度，圣人尊崇文教的意义更加深厚，于是士人必将大为奋发兴起，建立宏大、崇高、显赫的功勋，这正是圣人的意旨。将来应当怎样恢复呢？《诗经》说：“周虽是旧的邦国，它所承受的天命却是新的。”说的就是这个吧？我这个年轻人私下有幸位列下士，仰受皇帝恩泽，怎敢不加以赞颂。至于学宫的规制尺寸，前人编纂的记载已经有揭示；至于陆大参陆容曾怀疑传说中的礼殿是宋代旧建筑，学校地址原是万户官第，这些说法应当不符合事实，州志已经记述了这种说法。

译这次变更制度之间，能够保存旧有传统、造就新的百姓、承接圣人意旨，并使我们君臣相遇的机会得以畅通，其功劳正在于此。从前，季路曾打算因为百姓和社稷而废除学校，孔子却厌恶这种做法；如今又怎么敢不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呢？总领其事的，是都御史朱瑄、彭礼，御史方志、王鼎、刘丙、王约、袁经；郡太守曹鳯和李侯端。协助办理此事的，是州同知周明、丁隆，判官陈玺、龚诏、黄谱；掌管教席的，是甘泽以及训导林垍、邹纨、李相、周干云。《科第题名记》【徐有贞】皇帝继承大历服的第三年，命监察御史臣徐选提督南畿的学校政务，赐给他玺书，让他赴任。徐选到任后，便命知苏州府事、前御史臣奭图说：“明主对于学校政务，用心也很深了。这里只是兴王的根本之地，是治理和教化首先施行的地方，也是人才产生的地方，实在应当使它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加兴盛。玺书所告谕的教条，已经谨慎地宣布下去了。只是中吴自建国以来一百多年，历次科举中考取的士人，或名列天府，或在朝廷发挥才干，或在方面任职建立功绩，到如今最为兴盛。然而题名碑却还不完备，这难道不是典章上的缺失吗？”于是考察洪武初年以来直到现在，凡苏州士人登上贤科的，得到若干人，按照年份先后排列他们的姓名，刻在石碑上，立在府学明伦堂中左侧。徐选、臣奭认为臣徐有贞适合为此作记。我认为，科第题名之所以使士人感到荣耀，也是为了劝勉士人。天子把题名刻在国学，是为了使天下士人感到荣耀并受到劝勉；部使者和守臣把题名刻在郡学，是为了使一方士人感到荣耀并受到劝勉。然而，有的只能在一时之间带来荣耀和劝勉，有的却能在百世之久带来荣耀和劝勉，这取决于那些人的作为。像汉代的董仲舒、公孙▯，都是因贤良而被举荐的：一个端正义理、阐明道术，一个曲解学术、迎合世俗。唐代的裴度、皇甫镈，都是由进士科选拔的：一个忠心辅佐君主，一个奸邪而迷惑君主。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也都是由进士科选拔的：一个以义治理国家，一个以利欲扰乱国家。当他们被举荐时，各自都处在当时的情势中，名扬朝廷、显著于天下，他们所得到的荣誉大概相同。何况曲学妨害正道，奸邪嫉害忠良，利欲夺取义理，当时的君主被他们迷惑，当时的人又结党支持他们，甚至还要把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这样一来，其劝勉作用也未必知道应当听从谁。等到时代已经不同、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公认的是非有了确定结论，那么这些人的好坏、真伪才开始清楚地判然分明。一个流芳百世，一个遗臭万年；一个传为美谈，一个受到讥刺；一个成为科第的光荣，一个成为科第的污点。拿这个和那个相比，哪里只是薰草与臭草、鳯与鹗、玉与石之间的差别呢？因此，只能在一时之间带来荣耀和劝勉的，不值得珍视；能够在百世之间带来荣耀和劝勉的，才值得珍视。虽然如此，荣耀和劝勉在于后人对人的评价，并不在于自己本身。君子也只求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罢了。于是作此记。《苏州府儒学乡贡题名记》【徐有贞】起初，御史臣徐选到任后，接受皇帝颁发的玺书，公布教条，随即与郡守臣奭共同谋划兴办学校、劝勉士人的办法。已经把国初以来甲科士人的姓名汇集起来并作了记载。有人说还没有包括乡贡士人，于是又取乙科士人的姓名，准备续写题名记。于是再次嘱托臣徐有贞执笔。臣徐有贞曾私下议论：进士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周代制度，大概指才德成熟、被升用到王朝的人。然而当时只是根据实际才能品评士人，并没有以名称设置科目。科举的设置从隋代开始，唐、宋沿用，一直到本朝；制度虽然有所增减，但每代都更加受到重视。大概是兼取明经、宏词、对策等科目而形成的制度，有乡试、有省试、有殿试。乡试相当于古代的里选，省试相当于省考，殿试相当于制举。乡试通过而进入省试后，才分为甲、乙两科。甲科升入大廷，称为进士；乙科列入校官，或者进入胄监，以等待以后再次应举，称为举人。在古代都称进士，如今却分为甲科、乙科。因此世人对他们的待遇，有时把甲科看得高，有时把乙科看得低；士人得到它们，有时因此自满，有时因此自卑。为什么呢？因为科名有甲乙，只是一时的称谓，难道能用来作为万世的评判吗？” 皋陶、伊尹、孔子、孟子，哪里有科第？所以在科第出现以前，不必讨论科第；自从有了科第以来，士人也多得很。像濂溪周子、共城邵子，都是名闻当世的大儒，难道都出自科第吗？至于不通过科第的人，不必讨论；只从那些通过科第的人来说：昌黎韩子，是百世的文章宗师，但他的科名竟然与张童子列在一起；考亭朱子，是百世的道学宗师，但他的科名却列在王佐榜第五甲。那个张童子本来就不值得一提，王佐的学术，世上也没有听闻。由此看来，什么是甲，什么是乙？既然如此，评论士人，可以把科第的甲乙作为高下吗？士人自处，可以把科第的甲乙作为自满或自卑吗？那些把甲乙看作高下、把得失看作自满或自卑的人，全都错了。先儒君子曾经认为：不是科目选出了豪杰，而是豪杰通过科目而出仕。如今所有士人把科举作为出身的途径，可以；把科举作为立身的道理，却不可以。只有不把一时的名声当作名声，而把万世的名声当作名声的人，才差不多是所谓豪杰之士吧！因此叔孙氏论说三种不朽，只是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轲论说大丈夫，也只是居于宽广的居所，站在正确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罢了。臣徐有贞论说科第，也是这个意思。《苏州府社学记》【徐有贞】

译在三代以后谈论官吏治理，而能够把教化之道作为首要事务，本来就是君子所做的事。然而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像我们郡的太守朱侯，就是懂得首要事务的人吧！起初，朱侯到任后，已经推行三学，率领儒官专心办理教化事务。他又认为，古代求学的人，必定从小学进入大学，先使德性得到端正的涵养，然后再推进到成就德行，所以古代学者所达到的境界，不是后世士人所能赶上的。如今三学官署所施行的，固然都是大学的教育；然而乡校没有建立，小学教育松弛，士人的学习失去次序，越级而进，怎么能希望他们的才能达到古人那样呢？谋划建立乡校，这个责任难道不在于郡守吗？于是巡视郡城清嘉坊东面，那里有一块地，背阴面阳，旁边有开阔高爽之地，面对高明之处；占卜后认为是适宜建学的地方，主人是缪贤氏。缪贤本来就是贤良之士，也乐意把它作为学宫，于是献出这块地。朱侯便聚集工匠、置办材料，审定方向、确定位置，在中间建讲堂，两旁开设两斋。又察看它的左侧，建祠祭祀先师朱子，并以乡先生中应当配享从祀的人陪祀。四周环绕围墙，设置重门，廪库、厨房、浴室，没有不整治齐备的。工程始建于正统丁卯年秋，至戊辰年冬落成。礼聘知名儒者陈寛、孟贤、郑镠、德辉主持教师席位，选取吴县、长洲两县贡士中优秀的人充任弟子员，教导他们。三学之中遇有缺员时，就选拔其中优秀者补充。朱侯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常常到学校来，请师儒坐在讲堂，召集诸生亲自考课他们，因此民间的俊秀人才纷纷兴起求学，形成了古代邹鲁之地的风气。啊！朱侯在这件事上，可以和汉代的文翁、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范仲淹相比，虽然时代不同而功绩相同了。有人竟认为这迂阔而不切合急务，不是这样。事情要靠贤人才能建立，贤人要靠教化才能培养；如果不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道理，却想求得手执符节、为义而死的行为，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要治理政务以济世致用，必须明白义理以端正士人的习气，这本来就是君子的作为，与众人不同。我因此认为朱侯是懂得教化之道的人。朱侯名胜，字仲高，是金华人。凭经学入仕，从秋官主事升任郎中，奉诏出任武昌太守，后来调任我们苏州。他廉洁、公正、明察、宽恕，有操守，也有作为，大概无愧于古代的循吏。仅从兴建学校这一件事，也可以类推看出他的其他政绩。《乡饮酒碑铭》【王▯】大明已经统一四海，于是大力兴修礼乐，用来更新当今的风俗，恢复古代的正道，为千万世作打算。至于乡饮酒礼，自近代以来，很少有人讲习。洪武五年，才开始下诏命令各郡国在孟春、孟冬举行这种礼仪，并宣读律令。当时江夏魏公正任苏州太守，恭敬谨慎地奉行诏令。礼仪举行了一两次后，他仍担心不能充分宣扬皇上的德意，因此第二年又参照考订《仪礼》，交给经历李亨、教授贡頴之，让他们与郡中士人周南老、王行、徐用诚共同商议校订，并让张端和诸生一起练习。于是以释菜礼祭祀先圣先师，在孟冬月的吉日癸未，于郡学举行乡饮酒礼。大宾是前进士魏俊民，介宾是先圣第五十四世孙思赒，僎宾是推官王芳，三宾是范廷徴，众宾是邵允礼、钱琼等十一人。次僎是知吴县事曾黼、知长洲县事张其；乐正由张田担任，司正由滕权贤担任，能够得到这样合适的人选。又特意安排三位老人入席：一位是昆山周寿谊，年一百一十岁；一位是吴县杨茂，九十三岁；一位是林文友，九十二岁。他们都形体充实、精神完足，行动坐立都合乎礼节；老人中能够得到这样合适的人选，也同样如此。随后便安排就座：八十岁以上的十三人，七十岁以上的六十二人，六十岁以上的四十七人，五十岁以上、站立听候政役差遣的一百人。凡在职者的子弟前来侍立的二十八人。主宾、僎、介的赞相，以及执掌爵尊、豆笾、俎、洗等事务的人，都已齐备。又另设教授的位置，吴县教谕徐鼎、昆山教谕陈圭依次列在其后，训导十五人又依次列在其后。长洲教谕周敏因为侍奉他的父亲南老，常熟教谕▯着因为侍奉他的父亲玉，都降下位次面向北站立。乡学以及六县弟子员中站立的，共有一百六十人；文武僚佐中在位观看礼仪的有若干人；远近前来观看的农、工、商、贾，又以千人计。公年将近七十岁，面色却红润光泽，远远超过常人；一整天升降、揖拜，始终不感疲倦，而他的儿子子槃侍立在旁，进退趋走都合乎礼度。于是教化彰明，音乐和谐，众人都非常喜悦。随后又宣读律令，众人再次肃然恭听，都说：“今天子神圣英明，把我们这些人从水火之中救出，而这样的礼仪，我们亲身看见了，真是幸运啊！”过了五天，周老人返回昆山，公亲自到娄门郊外出来迎送，拜了两拜为他饯行。城中的士女和观看的人又都感慨不已，认为有幸得见，并且说：“公对于别人的父兄，正如对待自己的父兄一样；我们对于自己的父兄，应当怎样对待这位君子呢？” 由此可以知道，公治理政事、倡导孝悌，大概是很容易做到的。况且这位老人出生于宋景定年间，历经元朝一百年，又遇上圣明的时代；想来上天降生这位老人，是为了等待今天的仁寿盛世，他的寿数本来已经超过百年了。若不是公，谁能为他表彰呢？我彛住在公所治理的地方，因病废而行动不便，能够被人扶持牵引着前来观看，这真是旷世难逢的遭遇。因此我为堂下的碑撰写铭文说：“伟大的皇王啊，整治这片华夏。于是脱下戎衣，举行郊社之祭；祭祀、朝会，礼仪兴起，音乐制成，神人与人都得到和谐。又推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啊，天下各方都共同遵行，使孝与义一同达到，时世和美。显赫的魏公，牧治我们苏州人。公设有醇厚的酒，使我们的嘉宾欢乐。嘉宾来到，以僎、介相佐。公在泮宫，宾客到来便行拜礼；出迎祖道于东壁，酒食从东房端出；玄酒放在尊房，房门正对着它；有勺有勺，实在那爵中。拜了两拜，叩头行礼，献酒又回敬。吹笙，弹琴、瑟、箫，又间以歌唱，乐声悠扬。有的人头发已经黄白，背如鲐鱼，牙齿如孩童，年过百岁，长寿的眉寿哪里会止尽？公行拜礼并馈赠宾客，确实如同父兄。用什么来奉送呢？箱笼中有黑色和黄色的丝帛。宾客已经欢乐，便说返回、说归去，酒醉饭饱都由公供给。祝愿公享有期颐之寿，也祝愿我的子孙；公的子孙，就是公的父兄；我尽孝，我尽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年〕 公说：“不要这样说！天子明圣，天子万年长寿，养育你们的子孙后代。”啊，苏州人，如今你们又恢复了古道。我作这首歌诗，来告知后世。《吴县学射圃记》【王鏊】

译邝侯璠治理吴县第三年，彻底整修学宫，使正面曲折处改为端直，调整横向和纵向的尺度，开辟狭窄处，抬高低洼处，门、堂、庭院、廊庑都焕然一新，改变了旧日的面貌；但射圃仍在学校西侧，低洼狭窄，向下不能周遍行走，向上不能充分施行揖让之礼，实在使人十分忧虑。方考绩还任时，拜谒文庙，回头看它的东面，那里有一片平地，询问后得知：“是某氏丢弃的土地。”于是按两倍的地价偿付，从此开始经营。有一位带着书信来的人说：“我是长洲的百姓，恰好有一块地，邻近吴县学宫。听说侯崇尚学校、尊重文教，谨借下执事之手把它献给侯，望侯收下。”侯不接受，于是取得了这块土地。横向五十弓，纵向一百步，才开始建亭，题名为“观射”。宾主各有台阶，靶架高置，丰设在靶前，洗水、竹箱悬挂，无不各有安排。于是学谕李仁等来告诉我，请我记述这件事，使后来的学生知道设置射圃并不是不重视武事，而是其中也包含学习；只是这种礼仪废弃已经很久了。它的仪节虽然完整地记载在《仪礼》中，但一直没有人实行。从前天台陈公选以御史身份掌管吴地学政，才开始命令两名学生学习这种礼仪，从大江以西取得仪式后回来，使诸生每年按时练习。我当时确实列在众多耦的末位，参与观看进退周旋、揖让往来的盛况，举止从容恭敬，似乎劳累却十分舒适，似乎迂缓却非常庄重。在求学之余，便在这里游息、休憩、行揖让之礼，难道不也是学习吗？即使有傲慢懈怠的气息，又从哪里进入其中呢？所以这里不只是可以用来观察德行，也可以用来培养德行。故而说“仁者如射”，又说“射有似乎君子”。如今陈公离开吴地已经很久，我也在朝廷中任职将近三十年了，不知吴地各学校的射礼仪式如今还像从前一样吗？还是已经与从前有所不同了呢？邝侯在整治政务之余，仍能竭力留意此事，所以我为他把建成之事记在石碑上，使后人知道古礼中缺失而有幸保存下来的部分，固然依赖陈公加以修饰、整饬并使之发扬；而这种礼仪能够长久不废，则是邝侯的力量。《吴中金石新编》卷一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吴中金石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