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吴中金石新编卷七明陈暐编杂纪

译《吴中金石新编》卷七，明陈暐编，杂纪 《文正书院记》【祝颢】书院位于苏州城中吴县西隅的交通大道上，是祭祀宋代大贤范公的祠堂。据考察，范公的祖先从北方迁到南方，居住在吴地。范公出生于武宁官舍，长大后在朝廷做官，死于徐州。他的子孙奉柩归葬河南万安山，而在这里建祠祭祀，是因为这里是范公父母的故乡，而且此地原本是范氏的旧产业，范公曾经经营义庄，用来赡养宗族。宋咸淳丙戌年，太守潜说友首先向朝廷请求，建立专祠祭祀范公。元末至正甲戌年，郡守吴秉彝又上奏改为书院，并以范公的赠谥题表门闾，推举范氏一族的嫡系后嗣主持奉祠事务。义庄的田地、房宅，全都附属于天平山三太师墓所。到了昌盛的国朝，大力更新礼制，于是把书院列入祭祀典章，春秋两季举行祭享，郡中官员、属吏、师生以及范氏宗族子孙，都聚集在祠堂下行礼，并制定为固定规制，明白详备，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从国朝初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祠宇厅堂日渐毁坏，虽不时修治，但工程费用浩大，往往不能恢复得像旧日那样完美。如今主持奉祠的从规和范氏族人多次想要经营修缮，只是力量达不到。所幸郡守刘侯替他们筹划，又遇到灾年，公私事务繁多，最终没能完成。正好监察御史刘公奉持符节巡察来到这里，他一到任，便彻底洞察幽隐之情，揭发奸恶、查出隐伏之事，使下属不敢隐瞒；为冤屈者洗雪、为积滞案件疏理，使监狱没有积压案件。他也不一味迎合众人、追求表面同调，不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多次延请访察，以革除猜疑防范，因此政务没有被耽误，废弛的事项也都得到振举。于是郡守得以把祠堂之事向刘公说明。刘公说：“祭祀神灵、治理百姓、敦厚崇尚教化，是郡县最重要的事务。若有不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宪司职责所应查究的吗？事情有常规也有权宜，时势有可行和不可行，贵在通权变通，使各方面不致偏废罢了。何况先贤祠宇关系风俗教化，更应立即办理，不可懈怠。我也替你们安排这件事。”于是他亲自到祠堂中，细微之处全都察看，默默运思斟酌，安排措施，把全部事务交给长洲县令刘辉、典史张灏主持，并责令他们完成。县令廉洁谨慎、老成持重，办事十分认真。不到多久，祠堂中凡是破败的地方，全都拆除重建，处处焕然一新，比旧日景观更加显赫。当地士人百姓前来瞻仰，无不惊叹，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缘由。原来，这个筹划是由上级供给材料，而官府没有增加费用；劳力由下民承担，而百姓没有诉说劳苦。神灵享用了修成的成果，范氏宗族也依赖它得到庇护。一次举措便使众多好处全部具备，若不是善于谋划、办事敏捷而且用心公正的人，很难达到这样。众人正要举行落成礼，适逢监察御史戴公巡察来到郡中，前往祠堂看见修缮后的景象，极力称赞说：“这是盛大的事情！不可没有文章记载于……”于是县令和主持奉祠的人多次到我的园居，请求我撰写记文。我想，文正公的高尚风范和重大节操，充满天地之间，冠绝百代，已经载入国史，记入郡志，又散见于家谱传记，纷纷传播在各种品评文章中，实在多得无法书写。直到今天，平庸之人和儿童只要一听到范公的名字，都知道敬仰。所以他一生所到之处，有保存的生祠，也有建庙祭祀的地方，大家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秉持常性、爱好美德的诚意，并不因古今、彼此而有所隔阂。何况这里是范公父母的故乡，是他的精神和手泽留存之地，那么凡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做官的人，哪有不更加用心的呢？这正是贤能的监察官和良好的守令用心于此的原因。只是我祝颢是晚辈末学，见识浅陋、闻见很少，不能增添丝毫光彩来彰显这件盛事，实在惭愧。但我曾听说，撰写记文，是为了记载事实，使今日可信、后世流传而不失真实，这才可以。因此我冒昧考察事情的始末，删略过多的文饰，直截记述如下：“侍御公名魁，字士元，是高唐人；戴公名仁，字以德，是句容人；郡侯名瑀，字汝器，是蠡吾人。” 他们都以进士身份历任显要而荣耀的官职，所到之处都有声望；与此事无关的内容，就不记载了。《新修道山亭记》【黎扩】苏州是南方的大郡，学校制度的雄伟华丽、池塘园圃的幽静深邃，尤其是江南各地学校中的第一。尊经阁向西几步，有一座小丘，高高隆起，高约四五丈，宽约一亩有余。它的三面山脚都浸在大池中，想来当初一定是因开凿池塘堆积泥土而形成的，大概与道家所说的蓬莱、方壶相类似，所以命名为道山。道山上下四周，遍植松柏和杂树，树荫浓密，森然高耸，树干直冲云霄，遮蔽日光。登上山顶，可以把城内外的景色尽收眼底。国朝宣德年间，南昌况钟公奉诏担任苏州知府，开始在山顶建亭，四角的柱子用石头，四面的窗户用魫，亭子的深和宽各二十尺，高度与宽度相当而减少四分之一，形成如鸟翼伸展般奇特雄伟的景观，师生在勤学的间隙，可以到这里游览休息。后来将近三十年，亭子日渐毁坏，虽更换了几任太守，都没有在意。幸好去年夏天，四明人姚堂公恭敬地奉行皇命，来任此地太守，在到学校巡视、劝勉督促学习之余，登上这座亭子，俯仰徘徊，叹息说：“前人的遗迹，难道可以坐视它废弃吗？何况它有益于师生舒缓劳累、解除疲惫呢？”于是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各种材料，把腐朽的换成坚固的，把残缺的补充完整，又加以彩绘，题写华美的匾额。工程完成以后，景象焕然一新。姚公和两三位属官登上亭子，只见天光云影在上下之间相互映荡，官府民居、仙宫佛寺在远近处相互簇拥，至于吴山、震泽那幽深而辽远的景色，也无不尽在眼前。姚公高兴地对众人说：“这里值得欢乐，应当写篇文章记载它。”这所学校最初是宋代大贤范文正公范仲淹捐出钱氏的土地建成的，但文正公一贯的志向，在于实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我们姚公生在数百年之后，却仰慕数百年前文正公的风范，恰好实现了自己的仰慕，能够掌管文正公的乡郡，难道能不把他的平生志愿和言论落实于行动，而甘愿把它托付给空谈吗？况且在这以前几年，水灾旱灾接连发生，饥荒屡次到来，苏州百姓的生活很少能够顺遂。姚公即使想修建这座亭子、观赏这里的景色来享受这种快乐，也不可能做到。幸好如今圣明天子在位，聚集福泽赐给百姓，年成丰收，百姓生活大为安定，姚公怎么能不在这里修建、在这里观览、在这里享受快乐呢？而且姚公在这里的快乐，并不只是个人的快乐，而是要与当地百姓共同享受快乐，只不过借这座亭子把它表达出来罢了，这又怎么违背文正公所说的话呢？” 唉！地方因人而显著，名称因事情而流传。从今以后，滁州的丰乐亭、岐山的喜雨亭，也不能独自专享前人的美名了。因此撰写这篇记文，刻在石上，使苏州后人有所考察，也有所思考。《长洲练氏义塾记》【宋濂】

译皇上颁布重大号令的第八年，认为天下已经安定，而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方法仍有不完备之处，于是下诏郡县：凡是乡里都要开办私塾、设置教师，守令按时考核督促。于是即使偏僻贫困的乡村，也无不设有学校。吴郡长洲县尹山一带居民繁多，风俗喜爱财利，长久不懂得教化，有关官员偶然遗漏，没有办理此事。大姓练则成自称其父文达从睦地迁来居住，曾经有志于此却没有实现。如今圣明诏令如此，如果私塾不及时建立，恐怕不合朝廷教善百姓的意旨，于是他便和弟弟箎谋划，平整土地、置办材料，建造三间堂屋作为讲习场所，旁边建四间房供住宿、做饭和沐浴，聘请儒士、高平人范焕为老师，让乡里的子弟来这里学习。又划出三十亩田供给他们食用。工程始于洪武十一年正月，到七月才完成。他把全部情况向县、郡禀报，郡里认为合宜，于是派人送信来请我撰文记载成绩。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方法虽然详细，却不超出养育和教化两件事。养育失去正确方法，百姓就会贫困；教化失去正确方法，百姓就会暴乱。贫困就会流离而成为盗贼，暴乱就会走向邪道，这两者都是祸乱的开始。因此先王十分重视这些事。二十五家组成的闾，必定设有左右两所私塾；私塾必定有教师；教师必定由出仕后年老还乡的人担任。所以那时没有不受教育的百姓，没有没有私塾的地方，也没有邪僻淫靡的风俗；刑法设置了却用不上，祸乱灭亡没有由此发生的地方。后来强大的诸侯想图谋满足自己的志愿，便相互毁坏《诗》《书》和六艺的典籍，使教化败坏而不能施行，但仍然过了几百年才彻底断绝。一个百姓都不忍心背叛君上，教化感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自秦代以来，没有教化的国家就灭亡，有教化的国家就保存；得到正确方法的就兴盛并延续，失去正确方法的就衰败并短促。这是千年以来一贯的规律。皇上奋然怜悯前代的弊病，想使四海之内的百姓都沐浴礼义，于是大规模设置学校来教育他们，这与先王的心意有什么不同呢？练则成并没有承担教化百姓的职责，却能够用这种办法改善乡里的风俗，这难道不是君子吗？君子的作为，贵在能够成为天下的法则。将来三吴的巨大家族，如果人人都奉行皇上设学施教的意旨，教化乡巷百姓，使他们都知道崇尚礼义、以触犯法律为耻，像成周时代那样，或许就要从今天开始吧？姑且把这件事刻下来等待后世验证。《大塲镇重修义塾记》【王直】大场镇在嘉定县东南六十里。元代设有义塾，是本县士人沈文辉所建。中间是大殿，用来祭祀先圣，四配、十哲侍列其旁。其他贤人的画像则绘在东西两庑的墙壁上。还有堂和室，作为教师和弟子讲习的场所。其规制仿照县学，只是规模稍小。划拨田地一千亩，收取田租来供给祭祀和师生饮食的费用，称为“义塾”。这大概是当时所赐的名称，赵文敏公题写了匾额，揭文安公撰写了文章，并刻在碑上。进入国朝以来，田地归于有司，师生没有了供给，讲习于是废止。到现在七十多年了，大殿、讲堂、门和两庑日渐毁坏。[原文“防”字疑误]朝廷命令下达，兴办社学；百姓居住地远离郡县、子弟无处求学的，就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而大场镇也应当有所建设。于是乡里的士人沈轩把原来的义塾情况告诉县丞张鉴，想修缮它来教育乡里的子弟，但力量有所不及。当时工部侍郎、庐陵人周公巡抚各郡，毅然把兴学育人作为职责。张鉴便写信向周公请求，周公为此嘱托县令扆昭以及县丞俞观等人，让他们合力办理。扆昭曾任监察御史，也非常重视教育之事，于是筹划设计，购买材料，命令工匠施工，修建大成殿三间、明伦堂五间、东西两庑各十二间，仪门的数量与堂相同。正统八年八月开工，过了一个月就完工了，建筑壮丽宏伟，焕然一新。乡里的子弟得以在这里接受教育，于是不断称颂周公的德行和贤能县令、县丞的功劳。张鉴又和众人商议说：“这项工程，如果没有巡抚大人的力量，就不可能完成；他给求学者的恩惠十分深厚，不能没有一篇记文来流传久远。”于是通过长洲县学教谕萧彦清，请我撰写记文。古代二十五家称为一里，里中一定设有门，门的左右设塾；里中退居的官员，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主持教化。每年农事刚开始，弟子们都离开学校，跟随农事；父师、少师便早晚坐在塾中，教导他们孝、悌、忠、信、恭敬、谦让。农事结束后，众人都回到学校。十五岁进入小学，学习小节，践行小义；十八岁进入大学，学习大节，践行大义。其中才智出众的，就按次序选拔任用。如今住在这个镇上的人家数以百计，远不止二十五家，做弟子的很多。而且这些人多半聪慧并且喜爱文章，都不以务农为职业，很能专心读书；这样在这里求学的人，取得成就应当比古人容易。然而我听说，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塾已经修好了，想要培养贤才、改善风俗，以符合修建义塾的本意，对于教师怎么能不慎重呢！如今即使不能找到致仕的老者，也一定要选求德行成就、品行修养完备的人来担任教师，使所有求学者从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到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深入探究并努力实行，使内在积累的修养发于外在，文采显著，立身卓然；开始成为乡里的荣耀，最终成为国家的光荣，这样才不辜负这所义塾。当初沈文辉创建它时，凡是教育和供养的费用，全都由他自己出资；这是义举，所以命名为“义塾”。如今仍沿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周公认为，兴办学校来教育人，以及勉励人们求学，都是理所应当做的事，不能拖延，所以这样命名。然而这样说来，做教师和弟子的，难道可以安逸居处、懒散游荡而已吗！张节妇唐氏旌门铭【有序，宋濂】

译皇帝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命运，广泛施行文教，凡是关系到民众伦理的事情，总是加以旌表和宠赐，这就是《尚书》所说的“表彰他的住宅乡里，树立他的风声”的意思。自洪武七年春三月起，姑苏守臣某上奏说：“吴县编户百姓张成的妻子唐氏，名妙坚，生了两个儿子，张成便去世了。妙坚当时二十七岁，于是忍受贫困抚养孩子，指天发誓说：‘飞鸿尚且不再配偶，何况人呢？’于是再不施脂粉沐浴，每天处在寒冷的孤灯和破旧的帷帐之中。有人怜悯她，想改变她守节的志向，她总是哭泣着拒绝。”如今她五十七岁，两个儿子都颇有成就，州里乡亲都称赞她，没有不同意见。里中老人某把她的事状报告给县里，县里上报府中，监察御史又加以复核，都认为应当按照制度为她表彰立署。如今臣因此冒死上报中书省，请求知悉。皇帝下诏说：“可以。”于是符令下达到有关官署办理此事，四方前来观看，没有不羡慕赞叹的。她的儿子彦存私下认为，皇帝的恩光自天而下降临大地，不能没有文字来宣扬皇上的德意，以昭示久远，于是请求大都督府照磨马嗣能征召我撰写铭文，刻在碑石上。我认为，做妇人的身份，是上天大伦所系，所以士人的婚礼中有“下达纳采用雁”的说法，解释者说：“这是取大雁不再匹配的意思。” 大概有了夫妇，之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之后才有君臣。夫妇之道守正，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圣王在位，掌握教化的枢机，治理天下，褒奖贞节，是为了使教化推行四方，使民众获得更新。宋濂忝任国史，按制度应当详细记载这件事，又为它系上铭文。铭文说：“圣人登上帝位，敦厚地叙明天伦，广泛施行大教，暗中掌握教化的枢机。树立道德风声，什么事物不会受到感动？掌握人的内心，近处的人奔赴，远处的人振奋。有位妇人姓唐，嫁到张家，能够生育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却去世了。眼泪流尽，继之以血；相随到九泉之下，这就是我的节操。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若不是亲生母亲还能依靠谁？忍受死亡般的艰苦把他们养大，内心的苦楚只有上天知道。寒风萧萧，青灯映在墙壁上；月落参横，还能听见夜间织布的声音。有人怜悯她孤苦，劝她改变打算；难道没有甘甜的荠菜，为什么要忍受苦菜？她含着眼泪陈述拒绝的话：大雁不会再配偶，人作为万物之灵，难道反而不能胜过它吗？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才华出众；苦守节操能够得到好结果，是因为她持守得坚定。地方长官上奏，请求加以褒奖赐予，皇帝说：‘好啊！’朕难道吝惜给你们吗？乌头双表，高大的门上矗立着旌表；银板上用漆书写，光彩灿烂。皇帝并不是偏爱你们一家，而是用来劝勉世人；推广开来，民众没有不改变的。儿子就应当竭尽孝道，臣子应当竭尽忠心。三纲既已确立，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表；太史撰写铭文，刻在碑石上，奉行并宣扬皇帝的宏大恩德，以昭示无穷无尽的恩泽。” 节妇黄氏旌门颂【苏伯衡】姑苏吴县的阊门里有一座旌门，是朝廷用来宠幸褒奖姚节妇的。节妇姓黄，名妙清，嫁给姚氏，成为讳荣的妻子。生了一男一女，姚荣因病去世。姚荣去世时，节妇二十九岁，儿子文聪才两岁，家中非常贫困，她努力纺纱织布来勉强抚养孩子。有人劝她改嫁，节妇说：“丈夫死了不再嫁，是妇人的常道，何况我还有儿子可以依靠，为什么还要改嫁？这件事只要一改变，我就不是人了。”她不听从。后来过了十二年，张士诚进入并占据姑苏，乱兵掳走文聪。她多次向别人打听消息，过了两年仍没有音讯。有人说：“从前有儿子时，可以说你不改嫁；如今儿子已经被俘，不论是死是活，即使活着回来，也不敢指望。你不嫁又将依靠什么呢？”节妇说：“我难道会因为儿子生死而决定去留吗？”始终不听从。又过了四年，文聪才脱身回来。节妇又惊又喜，并且哭着说：“姚家有后代了，我死也没有遗憾。”又过了八年，里中老人把她的事状列报给县里，府及监察御史加以复核查实后上报。诏令下达，旌表她的门为节妇之门，这就是洪武七年春三月的事。如今节妇守寡居住已经三十四年，年纪已经六十三岁。文聪害怕没有办法扩大皇上的赏赐并昭示无穷的恩德。他听说伯衡曾经在太史氏任职，便通过朱恪到金华山中请求我书写这件事，刻在碑石上。伯衡认为，唐虞三代的时候，教化已经明确，风俗已经形成，民俗之美达到了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表的程度。在那个时候，旌表门闾、表彰住宅乡里，尚且不敢缓慢。那么所谓树立道德声誉、使百姓更加勉励行善，即使是唐虞三代的圣人，也不能不把它作为职责。何况在世道衰落、风俗浇薄之后，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不善于表彰善行来进行劝勉，怎么可以呢？皇帝承受上天的重大命命，君临万国，凡是关系到风俗教化的事情，总是加以表彰异数，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姚荣的妻子黄氏以贞节著称，能够得到这样的宠爱褒奖，这就如同唐虞三代的民众又增加了唐虞三代的美好典章。远近听到这件事，谁不会感动仰慕而奋发起来呢？这就是所谓奖赏一个人而劝勉一百个人。不是很美好吗！不是很美好吗！推明圣上的旨意并传播于声诗之中的，是史官的职责。因此我不推辞，为她作颂。颂说：上天眷顾圣明神武的君主，使他成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不只是说要治理百姓，也要引导他们。圣明神武的君主奉行上天的意旨，用来调和民众的法则，暗中掌握教化的权力，使万国焕然一新。褒奖嘉许节操义行，赐给旌表文书，风声传遍四方，谁不会奔走趋赴？不需要外在的管束，人们自然遵循规矩。四维既已张立，五伦也由此得到叙明。吴县有位妇人，是姚氏之妻黄氏；二十九岁时丈夫突然去世，家中储粮不足一石，室内贫困得像悬挂着磬一样空虚，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霜风凄冷，落月照进帷帐，织机和梭子的影子与她形影相随。有人怜悯她，劝她改嫁，为什么还要像吃苦菜一样受苦？明明有像荠菜一样的生活可取，她却慷慨发誓，辞语和眼泪一同流出。难道可以把自己当作人，却像狗猪一样行事吗？我不立即去死，也不会改变志向；我死后到地下去追随丈夫，我的孩子又怎么办？孩子还没有长成，就被乱兵掳走；她倚着里门盼望，寒暑已经更替两次。众人都说：“完了！”怎么知道他不是已经死了？没有儿子还依靠什么，不改嫁又等待什么？妇人说：“住口！你的话多么卑下！”我的志向可以改变，泰山也可以被铲平；泰山可以被铲平，我的志向不能改变。她仰天痛哭一声，血泪如雨般聚集。时局已经安定，儿子也活着回来；虽然没有甘美的供养，奉养母亲的志愿却得以实现。郡守、御史都认为应当褒奖，于是备好奏章，请求朝廷批准，终于得到诏令，在她的乡里旌表她。苦守节操所得到的报偿，大概就在这里了。从前看她家门，门上只是用席子遮蔽；如今经过她家门，门上已有高大的旌表木牌。旌表木牌高高矗立，皇帝的恩光闪耀。这不是只给你个人的私恩，而是让世人看见并仿效。唉！臣子侍奉君主，就如同妇人追随丈夫。所有在位的臣子，为什么不以此为鉴、以此谋划？妇道没有亏失，尚且使圣上忧念；臣节竭尽，又怎么会没有宠异？把铭辞刻在坚硬的美石上，以昭示皇帝宏大的恩德，宣扬清美的芳名，告诫后代子孙。朱孝子旌门记【吴宽】

译论天下户口的繁多，没有比苏州府更多的；十户人家的小邑中，必定有忠信之人，何况苏州府这样大的地方呢？如今朝廷有大庆典颁布恩典，诏令总是让有关官署把节妇、孝子具名上报。然而自从建国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苏州府每年都有节妇，为什么孝子却寥寥无几呢？难道是孝行对人来说很难，能够举荐的人很少吗？见于公文的，洪武年间只有一位张孝子，可以说太少了。到了成化年间，又得到一位朱孝子；正值乙未年旌表门第的典礼，下面的士大夫为他撰文表扬的，不止一篇。于是朱孝子的名声传播于众人之口。我因此猜想，苏州府中的孝子本来一定很多，只是那些居住在穷僻地方的人，恰好没有人替他们表彰罢了。像张孝子，如果不是把事迹托付给公文，他的名声也早已消失了。由此可以看出文章是有用的。朱孝子的为人，以及他的姓名、里居，见于《山西参政祝公传》，那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他将近八十岁，身体健康而没有衰退。近年凡是孝子奉诏赐予仕服、用来荣耀自身的，他恰好也在其中。他安葬父亲以后，曾经在墓旁结庐守墓。我既已为他写作《听乌轩记》，如今他的儿子存理带着旌门铭、颂、诗、赋几十篇到京城给我看，又想得到我的文章来作记。大概是知道文章有用，唯恐父亲的名声不能流传，这也是他的孝心。东庄记【季东阳】苏州一带水多，葑门以内，有吴翁的东庄。菱濠汇聚在东面，西溪环绕在西面，两条港汊从旁边通达，都可以乘船到达。从櫈桥进入，便是稻田；转向南面，是桑园；再向西，是果园；再向南，是菜圃；再向东，是振衣冈；再向南再向西，是折桂桥。从艇子浜进入，便是麦田；从荷花湾进入，便是竹田。各区域分布相连，面积共六十亩。在其中建了一座堂，名叫“续古之堂”；建一座庵，名叫“拙修之庵”；建一座轩，名叫“耕息之轩”；又在南池建了一座亭，名叫“知乐之亭”。亭子建成后，庄园的设施才算完备，总名为“东庄”，于是自己号称“东庄翁”。这座庄园作为吴氏的居所，已经有好几代了。从元朝末年直到国初，邻近人家死去或迁徙的十有八九，只有吴氏巍然独存。吴翁年少时父亲去世，迁居到西面。成年以后，又深深想到祖上的产业，不敢废弃；每年扩展，随时修葺，谨慎守护疆界、疏浚水道，督促耕作种植，并且按时劳作休息。吴翁的次子原博以状元及第，进入翰林，任修撰，因他的官位而封赠吴翁为朝士。与修撰君交游的人，听说吴翁贤能，多为东庄作诗。诗作成后，东庄的名声更加显著。修撰君对我说：“幸好您能了解这件事。”人的事业，没有不因勤劳而成就、因奢侈而败废的。吴翁经营东庄，承接过去的破败而加以修整，辛勤劳苦，经历几十年才完备，这已经很艰难了。而且吴翁遵循正道、敬畏法度，虽然处于富贵之中，却淡泊得像平民一样；那么他用来保全产业的做法，难道会是随意的吗？《易经》说：“继承父亲留下的弊病，有子孙能够考察，无咎而终获吉祥。”由此看来，吴翁的产业即使传到百世，也可以预见了。又听说吴翁积聚财物却能分散施舍，遇到人衣寒食饥，便急切救济，好像没有空闲。这样看来，这座庄园难道只是用来供自己游乐宴饮而已吗？如今修撰君科举登第，受到朝廷重视，文章名闻天下，爱民忧国之心常存于胸中，也显现在眉目之间；那么把吴翁的心意推广到天下，难道只是足以保全自己的产业、增加这座庄园山水的声望而已吗？然而君子评论家业的艰难，考察世代德行的归宿，确认文献不可缺少，必定要从这座东庄开始。于是作《东庄记》。《吴中金石新编》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