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吴中金石新编卷二明陈暐编官宇【仓驿附】

译钦定四库全书 《吴中金石新编》卷二　明陈暐编　官宇【附仓驿】《愿治堂记》【王恕】我把“愿治”题写在堂上的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问我说：“圣明的天子把保厘地方的重任交给您，并赐给您可以便宜行事的玺书。凡是抚恤境内善良百姓的事，您都可以扶持他们；对于强横有势力的人，您可以加以禁制阻遏；对于有才德、对国家有益的人，您可以举荐任用；对于奸诈贪婪、对政事有害的人，您可以斥退驱逐；田野尚未开辟的，您可以开辟；学校尚未兴办的，您可以兴办；赋役还没有均平的，词讼还没有平息的，您都可以使它们均平、平息。至于救济贫穷、帮助困顿，伸张冤屈、审理枉曲，也全都是您的职责。如今这些事都已举措施行，也可以说是治理有成了。然而您仍以‘愿治’为堂名，为什么呢？”我说：“善良的人本来就很多，我哪里能够全部扶持他们？强横的人也很多，我哪里能够全部禁制阻遏他们？贤才应当举荐，却有时不能全部了解；奸贪之人应当驱逐，却有时不能全部察知；田野应当开辟，却有些流亡百姓还没有复业；学校应当兴办，却有时教养没有方法；里书作弊，赋役又怎么能够完全均平？教化没有实行，词讼又怎么能够完全平息？即使能够全部扶持、全部禁遏、全部了解、全部察知、全部开辟、全部兴办、全部均平，乃至全部平息，只要有一个百姓失去安所，有一件事情没有得到处理，也不能说是治理有成。治理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这不只是才能的问题，也是形势所造成的。我凭着浅薄的才能接受了这项任命，享受这份俸禄，哪里敢怠慢自己的职责？因此早晚勤勉不懈，希望实现治理却还没有做到。既然有愿望却还没有做到，难道可以忘记吗？所以把“愿治”二字悬挂在堂上，是想让自己经常看见它，并寻求实现治理的方法。”客人唯唯应答而退，我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观风题名记》【徐有贞】我朝拥有天下，在高帝开始建立大一统之初，定都金陵，把苏、松、常、镇作为京辅郡，就像汉代的扶风、冯翊对于长安一样。这些地方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事务和力量强盛，控制江海，屏障护卫皇室；而且所出的财赋，是国家用度的资助，在天下之中最为重要，扶风、冯翊还比不上它们。因此，凡是天子的命令，御史都出自朝廷巡按，以考察吏治、观察民风；对于这四郡，常常特别加以关注。到了成化三年，监察御史古沧张海，字朝宗，来到这里任职。由于这四郡都是京辅，而苏州又是首府，凡是国初以来历代政务交接的旧章和成案文籍，都收藏在这里。只是这座察院的规制虽然完备，题名的典礼却还缺少，于是在处理政务之余，考察寻求历任政务，得到五十七人，列出他们的姓名并刻在石上，命名为《观风题名》，将等待后任继续题名，使之昭示并流传于世。有人来请我作记，我说，观风只是御史出巡的一项事务；如果举出他的全部职责，难道仅仅是这一件吗？因为御史是天子的耳目之官。自成周开始设置以来，秦、汉以下历代沿袭，并且在制度上有所增崇，分为三院，总理五曹，监察各郡，掌管六察，这已经很重要了。到了我朝，才把历代的制度合并为一体，所以御史的官职比历代更加重要。在朝廷内部，就扩大天子的聪明，辨明正邪，区别善恶，公正判断是非，使朝廷没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国家没有蒙受冤屈的人，奸邪无从乘隙而入，四门之内形成肃穆和美的风气。出巡地方，就扩大天子的聪明，查究利弊，审察曲直，慎重处理举措，使官吏没有隐藏的弊端，百姓没有隐而不言的实情，暴虐贪墨之徒没有容身的空隙。这就是御史的职责，正如耳朵负责听辨，使清声浊声不相混杂，从而能够察知雅乐与郑声；又如眼睛负责观看，使白黑不相混淆，从而能够察知美丑。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没有尽到职责。人的四肢有不尽职的地方，还要依靠耳目来察知；耳目难道可以不尽职吗？百官有不尽职的地方，要由御史来察知；御史难道可以不尽职吗？听觉有所不足就会耳聋，视觉有所不足就会失明；耳聋眼瞎，是因为有所蒙蔽，而蒙蔽是由人造成的，尚且不可以，何况可以自己蒙蔽自己吗？天子的聪明受到蒙蔽，下面的事务就会混乱；君德将怎样端正？国是将怎样确定？奸邪官吏将怎样得到警戒？百姓的隐情将怎样得以上达？因此，天子对于御史，所委任的职责一向很重；御史自我承担的责任也很重。这种重要性，大概历代都是如此，难道只是我朝吗？” 而且我朝在天下之中尤其重视御史，难道只是京辅如此吗？京辅之所以更加重要，确实因为它是首善之地，距离天子最近，就好比处在耳轮以内、眼睫之间。承受天子的德音，沐浴天子的德辉，实际上比天下视听所及的地方更受重视，当然应当优先而不能置后。张朝宗的贤能，必定有志于此。所以举行这件事，大概是要根据前任政绩的好坏，来劝勉或惩戒后任。谁尽职，可以作为榜样？谁不尽职，可以受到鄙弃？必定有加以辨别的人在。这样看来，题名之记难道只是彰显御史风纪，在一时成为美观而已吗？即使到了万世之后，对于我朝的制度，也还可以有所考察。《来鹤楼记》【魏骥】如今工部尚书、庐陵人周公任左侍郎时，巡抚浙西各郡，按部来到姑苏，寄居在宋代大儒魏文靖公了翁的鹤山书院。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集郡县官僚和百姓，向他们发布约束。忽然有一只鹤从南方飞来，盘旋后落在庭院中。众人围观，既惊讶又欣喜，都互相庆贺说：“鹤正是尚书所穿服饰上的纹样，公一定会由此升迁吧？”又说：“鹤是仙禽，能够调息延年，这难道是公长寿的征兆吗？”众人正在议论，尚未定论，郡守、古婺人朱公知道这一天正是公的生日，便高兴地跳起来说：“这只鹤到来，不是来到空旷之地，而是来到众人目光所及的庭院；不是来到别的日子，而是来到公庆祝生日的时辰。这毫无疑问是公的祥瑞，不能不把它记载下来。”于是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倡导此事，率领僚属来到鹤停留的地方，聚集材料、召集工匠，创建三间楼屋。落成以后，把“来鹤”二字大书出来，题写在楼上。又因郡人、翰林检讨王君详细说明事情始末，请我作记。我认为祥瑞不能只是祥瑞，必定是因为人的德行而成为祥瑞。公从贤科中脱颖而出，成为翰林庶吉士；后来太宗文皇帝选拔二十八人，公又在其中，在文渊阁勤学，才干器识大成，于是受到提拔任用，历任内外职务，多次取得成绩。

译不久前因为浙西发生水灾，百姓的粮食和官府的赋税都不足，乡里中强横专断的人因此而起，郡守、县令有时也不能制止。公接受简命，巡抚这个地方，宣布教令，百姓一致听从命令；所谓百姓粮食和官府赋税不足的问题，都不费力便得到供应和充足；强横骄悍的人，都不用严加治理便自行消散。数郡之内，人和神都感到喜悦，没有不感激拥戴的，都认为这是朝廷任用得人的结果。从前有人在一家之中孝顺友爱，他家的园林中尚且有鸟不挑选自己的幼鸟而共同哺育，不争夺巢穴而共同栖息作为应验。何况公的德化浸润了数郡，那么鹤来到庭院，难道是偶然的吗？《易》说：“鸣鹤在阴处，它的子女应声和鸣。”这是说诚信感应于下。《诗》说：“鹤在九臯鸣叫，声音传到天上。”这是说诚信感通于上。如今公巡抚东南，早晚勤勉不懈，专心以爱护百姓、施恩万物为心意，他的诚信感应于下，可以由此知道。公忘记自身而顾全公事，忘记家庭而顾全国家，他的诚信感通于上，也又可以看见。这只鹤的到来，一定是公的德行所感召的。公如今位列六卿，安康无恙，长寿和福禄的到来没有尽头，实在不能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况且朱公为人练达有为，确实是东南的贤能郡守。至于公德化的成就，大概朱公也出过力。将来清正的风操和高尚的节行，难道不能与古人身边常随一鹤的声名光彩一样，流传无穷吗？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胜，字仲高。因此一并记载下来。《退思堂记》【陈孟浩】苏州府治旧名平江，在长洲县的东北面。后来迁到县的西南面，改称平江，仍以苏州为名，就是今天的府治所在。从洪武初年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担任这个郡守的不是一个人；考察他们勤于爱民的政绩和办事的善举，可惜都被埋没而没有流传。宣德五年秋，圣明的天子命令举荐在各部任职的贤臣担任天下各郡郡守，礼部郎中况侯伯律就是其中之一。侯因能干有声望而被推荐，任命为苏州太守，奉着玺书来到这里治理，接受了这一重大托付。他开始处理政务时，把官府的事情看得如同家事，并且急于修复、兴举废弛和坠坏的事务。郡中有泰伯、伍相城隍庙以及阳山白龙祠，内外馆驿、惠民药局，都倾斜破败、漏雨不堪。侯看见后叹息说：“侍奉神明、治理百姓，是我的责任。”立即选择善于办事的人督理工程，全部拆除重建，而且都没有劳烦民力便完成。至于府堂、莲幕、吏舍中不完备的，也都命令修缮旧有、增建新的。又与僚佐在府治后面谋划，建造一处公廨，作为退食休息的地方；他心中不敢擅自兴建，于是向朝廷请示，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聚集材料、安排工匠，于庚戌年秋开始动工，到这一年冬天完工。堂屋深邃幽静而严密，窗户稀疏却通达。又亲自题名为“退思堂”，翰林侍书程南云大书三字，悬挂在两根楹柱之间。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政务中有未能达到的地方，便退到这里来深思。侯又嘱托我为它作记。我告诉他说：“心的职能在于思考；经过思考，智慧就会产生，是非得失便清楚地呈现在胸中而没有疑惑。所以思考对于人是多么重要啊！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思考而能够办成的。以周公那样的圣人，一旦心中有不能明白的地方，尚且要仰头思考，夜以继日，何况普通人呢？苏州作为一郡，统辖七县，处在东南的都会之地，土地广大、物产众多，人口繁盛，钱谷税粮在各郡中居首，向来号称难治。因此，治理苏州的人在这里施行政事，如果不能反复熟思、审慎处置，就没有谁能够做到公平。想要使政务公平，应当怎样做？怎能不思考？这就是治理政事之所以贵在思考的原因。我想侯每天退入这座堂中，神气清明，坐下来思考：百姓希望长寿，就思考怎样保全他们的生命；百姓希望富裕，就思考怎样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诉讼案件兴起，弊害像群蜂一样纷纷而来，就思考用什么办法裁决；租税繁重，征收输纳又误期，就思考用什么办法征集；对于颠沛困苦、无处申诉的人，思考用什么办法救济他们；对于赋役不公平的，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之均平；事情有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就思考与僚佐共同谋划，确定意见；道理被颠倒，就思考依据公义明辨是非。某人廉洁正直、有操守，就思考举出他的善行并向众人宣扬；某人奸诈，凭借权势行骗，就思考公布他的罪行并向众人惩罚。谁可以任用，就思考提拔他；谁值得怀疑，就思考斥退他。自己有过错，就立即改正；审理案件不公正，就一定仔细查明实情。无论行动、静止、言语、作为，都不离开正道；所有举措施行，都必须合乎中正。每一件事都在这里退下来思考，审慎后再施行，那么大概政务会公平、讼狱会得到处理，少有错误举动，也不会辱没自己的职责。唉！侯早晚都在这里，始终兢兢业业，对上竭尽忠诚于国家，以图报答；对下施加恩泽于百姓，以尽安抚保护之责。将来他向朝廷报告政绩，考核列为最优，朝廷把重大任用托付给他，使宏大的谋略得以施展，使治化得到文饰，那么这座堂的光辉，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所以我不推辞，特意为他书写此文，让人刻在石上，等待后来继任这里郡守的人诵读这篇文章来治理政事，都把侯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那么这座堂的光辉，难道会有穷尽吗？” 《昭赐楼记》【刘昌】成化十年，苏州府知府鄱阳人邱侯，看到郡城的胥门原是姑苏的旧防卫之处，大概是宋王防所修，而亭馆已经废弃很久了，于是把姑苏驿迁建在它下面，与递运所合并。这样做不只是兴举废弃已久的旧典、恢复旧日景观，也是为了光显国家的仪容、便利差役。后来又建造了四楹楼房，可以登临游览。太湖的水从石塘流入运河，越过城墙向西，到达驿站，又向北流出市街，在栏杆和楯板之间回旋映照，水光景色浮动。城西各山，仿佛旗帜旌旄和骑从在前面引导、后面簇拥，浩浩荡荡地奔驰聚集而来。较大的山，左边叫穹窿，右边叫秦余杭，高高拱立，并列耸峙，像张开双翼向前伸展；天平山的一峰，号称郡中的镇山，端庄厚重如玉柱，挺然耸出群山之中，而这座楼正好面对着它。群山中的胜景，有灵岩、五坞、仰天、秦防，都像正直的人和忠贞的士人，陪列在旁而坐，整齐有序。这是上天赐给我们苏州、用来使它壮丽坚固的景物。苏州百姓以前似乎还不知道这一点；楼建成以后，山仿佛增高培厚了，水仿佛更加疏浚了，像是天上坠下、地下涌出，一天之内便全都有了。驿站也重新变得雄伟华丽，而且靠近递运所，国家的仪容更加光彩，各种所需全都具备，不再有从前往来吴越、滞留耽搁的困扰，这些都是邱侯所赐。

译邱侯说：“不是这样。我能够完成这项工程，实在是因为洛阳毕公。毕公以天子的股肱之臣身份前来安抚、巡视，吴地百姓安闲欢乐，我的志愿才得以实现，这是毕公所赐。”毕公说：“不是这样。朝廷安定休养这些百姓，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礼乐的教化、仁义的感化，已经深入民心。百姓在缴纳赋税、出力服役之后，更加致力于忠孝勤敏；勤敏就不会懈怠，忠孝就容易役使。百姓到了容易役使而又不懈怠的地步，这项工程才能完成，这是朝廷所赐。”朝廷各位节使经过这座驿站时，又说天子把四海九州的百姓交给守令，嘱托他们努力谋划治理，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如今天下安定，百姓不知道战争，乐于耕作；苏州是东南的大郡，年年多有丰收，百姓能够跟随邱侯恢复废弃已久的旧典，表彰一郡的声望，以助成国家万世的事业，这又是上天所赐。上天的恩赐，朝廷知道而百姓不知道；朝廷的恩赐，大臣和贤能的守令知道而百姓不知道；百姓所知道的，只说是邱侯的恩赐。那么邱侯推究这些恩赐的由来，难道不应当想办法把上天和天子恩赐的深厚无穷昭示显明吗？把这些恩赐汇聚合拢在这里，使百姓知道，这就是建造这座楼的原因。请把它命名为“昭赐楼”，并为它写一篇记。邱侯名霁，字时雍，是天顺庚辰进士，由刑部主事升任。如今任官，博学而善于写作，并且有许多美好的政绩。” 《燕思堂记》【杨循吉】国家设置钞关，其中一处在苏州浒墅，每年由户部主事一员掌管它的税收。今天子即位的第九年，刘君尧章到任。到任后，他竭尽心力，贤能的声誉大为显著，商旅无不愿意从这条道路通行，税收也增加了一倍。只是公署的房屋不够，没有退食休息的房间，宾客来了只能在防舍中饮茶，办事很不方便。他感慨之下准备规划修建，回头看到公署后面有两排厢庑相对，只需开辟右边的一面。于是堵塞北墙和南墙，在外面中间设置宾主揖让的位置，并且把那里作为休息之处。不费多少资财，很快就建成了；改变原有规划，却大为完备。建成后，题名为“燕思堂”。这样一来，可以迎纳凉气、留住暖气，冬夏都适宜。图书史册陈列在座旁，花木山石充满庭院。宾客登临此堂，哪有不感到快乐的呢？刘君把建堂的用意告诉我，请我为它作记，说：“官府政事要办好，只有思考才能做到。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安闲俯仰、从容思考的地方，思考也就无所寄托。自从我来到这里，早晚都不懈怠，只想努力谋求把职务办好。但是南北往来的船只和每天的查验核对，使我无暇顾及；即使想要阅览古今，以求通晓政务，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建这座堂，是为了思考，而不是为了安逸享乐。难道敢不把这件事记下来吗？”而且这条道路处在水陆交通的要冲，显贵大臣和杰出士人从四方来到这里，没有不能得到接见的。这样看来，我这座堂确实聚集了人才；他们都是天下的贤能俊杰，我应当思考怎样同他们看齐，希望自己也能达到他们的境界。所谓“燕居”，是安闲居处；“燕堂”也是安闲之堂；一个名称有两个含义，但都用来寄托我的心意，所以称为“燕思”。请你把这些写下来。刘君名焕，是真定藁城人，癸丑进士，任官公正清廉，尤其通晓文史，通达治理之道而品德厚重，有见识的人都期望他前程远大。他建造这座堂，是为了推广完善自己的治事之道，并把有益之处留给后人，难道不是很有意义吗？于是我谨慎地接受他的请求，为他写下这篇记。至于刘君所说的概要，都已详细记在这篇记事中，贵在核实，所以不再重复列述我的话。” 《移建姑苏驿记》【邱霁】姑苏驿有两处，一处在府治西面，一处在盘门外面，由一名驿丞总领。苏州郡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每天都有接待宾客、供应膳食的事务。府西的驿站已经废弃很久，盘门的驿站虽还存在，也已经破败；而且距离府治很远，接待往来宾客、上下官员时都感到劳顿。我代理守护这个州的第二年，考虑迁移设置驿站，向巡抚大臣请示，说可以；又向巡按御史请示，也说可以。于是勘察胥门外、递运所的南面，那里背靠城墙、面对河流，地势相当狭窄，不够相称。于是把木桩插在水中作为桩柱，筑石堤三面，共四十六丈；拓宽土地，纵向八丈，横向与石堤相等而缩短十六丈。建造房屋六十楹，皇华亭位于前后；又有重檐楼房，名为昭赐楼，用来表明它的由来。休息游览时，可以尽览山川胜景，所谓中吴的壮伟景观，大概就在这里了。又拆用旧材料，更新递运所和驿站的门，两处一并修建；费用不取自百姓，都是自行筹划安排役作。共经过十个月，工程告成。唉！以礼接待宾客、设置馆舍，是三代的政事。晋国只知道崇尚馆舍，子产还赞许它；陈国没有寄居的舍馆，单子便讥讽它。何况这是大邦，怎么可以不完备呢？我邱霁不才，承受天子的美好使命，前来安抚这片土地，哪里敢妄自菲薄，也不过是做我所能做的事罢了。这项工程，它的规模就这样结束了吗？虽然如此，建成它也并不容易。后来的人还应当继续修葺它。《济农仓记》【王直】君子治理政事，既然已经有办法养活百姓，就一定还要考虑建立长久的利益，使百姓能够永远得到供养。仁德所施，不能有间断。苏州济农仓，就是所谓建立长久利益、考虑使百姓永远得到供养的设施。苏州的田赋，比天下各郡最为沉重，松江、常州次于苏州。然而难道只是因为土地肥沃吗？归根到底都是靠农民的劳力取得的。赋税已经很重，又受到有财力的豪强困扰，于是农民开始困敝。农民劳作辛苦，家庭却贫困，耕种期间没有供养就无法维持。因此必定要向富家借债，并加倍偿还利息。幸而有收成，私人债务又逼得很紧，取足偿债之后才轮到缴纳官租。农民能够得到食物的，大概很少；于是又借贷来维持生活，最终竟至于倾尽产业、卖掉子女。因此往往抛弃农具，成为游手好闲之人或从事末业，田地收益减少，租赋也亏缺了。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刚到任，询问百姓的疾苦，深深以此为忧。恰逢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抚来到苏州，况侯把这件事告诉他，周公悲悯地考虑如何救济百姓。但公廪没有丰厚的储备，愿望无法实现。宣德七年秋天，苏州以及松江、常州都获得丰收。周公正谋划预先储备，恰好朝廷下达命令，准许用官钞平价收购粮食，并劝导借贷、储备粮食，以等待赈济抚恤。

译于是周公与况侯以及松江太守赵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共同谋划并努力实行。苏州得到米二十九万石，分贮在六县，给仓命名为济农仓。因为农民是天下的根本，这座仓专门为赈济农民而设置。第二年江南夏季干旱，米价飞涨，朝廷下诏赈济抚恤；苏州饥民有四十余万户，共一百三十余万口，全部发放仓中储粮，仍不足以供养乡里，饿死者很多。周公又考虑扩大储备。此前各府应当缴纳的秋粮，粮长、里胥都向百姓多取粮食，却不立即缴给官府，拖欠累积多年。周公想彻底革除这种弊端来惠及百姓，这一年便立法在水边设置粮场，选择人员总管收粮并负责转运。贫民可以直接把粮食送到粮场，不经过里胥之手，按照旧例缴纳的数量减少三分之一。三府应当转运粮食一百万石，储存在南京仓，作为核算北京军职每月俸禄的粮食；运输损耗每次要用六斗才能运到一石。周公说：“他们能够在南京领取俸禄，难道偏偏不能在这里领取吗？如果请求就在这里发给他们，既可以免除百姓劳苦，又能节省损耗，把六十万石米收入济农仓，百姓就没有忧患了。”众人都认为难以办到，况侯却认为很好，极力赞成这一决定，请求朝廷，朝廷同意了。于是苏州节省出四十余万石米，再加上各粮场积存的粮食。结余以及先前储存的粮食，共有六十九万石有余。周公说：“这不只是用来救济农民的饥荒，凡是粮食长途运输中有所损失以及拖欠的，也可以在这里借取，等秋收后照数归还官府。百姓服役修筑圩岸、疏浚河道而缺少食物的，也都按人口发给粮食。这样就可以免除借债，避免让兼并之家获利；农民不至于失去生计，田地得到治理，赋税也就充足了。”这年冬天，周公入朝到京师，把这件事咨询户部，详细上报。皇上认为他的计划好，于是下令苏州，充实并扩建六县的仓，以储存粮食。选择县官中廉洁公正而有威望的人，以及百姓中的贤能者，掌管账籍，负责粮食的出纳。每年在春夏交替时发放，先发给下等户，次发给中等户；收回粮食则一定在冬季，并且必须收足。所有条约都由周公制定规划，让人遵守。又命令各仓都设置城隍神祠，用来警戒那些可能怠惰并萌生盗窃之心的人。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苏州大量发放济农仓的米进行赈济和借贷，百姓没有感到饥饿，都非常高兴，一起到况侯那里请求说：“朝廷怜悯体恤我们百姓，停止使用身边的大臣，派他们来安抚我们；思考一切安定供养百姓的方法，用心实在到了极点。而且又得到我公协力辅佐，才把这件事办成。从前年成丰收时，百姓尚且有人困于衣食、被债务逼迫，不能保全妻子儿女；如今遇到灾荒，却能够安定地维持产业、保全家人。这是天子的仁德、巡抚大臣的恩惠，也是我公赞助辅佐的力量。现在济农仓确实很好，但巡抚大臣有时会回朝，我公也有时会离任，我们担心良法美意日久之后败坏，那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希望刻石把这件事示给后人，使后人善于继承，永远不要败坏。”况侯认为这话对。于是请前任史官、同郡人张洪疏理事情的始末，又因医学官盛文刚来到北京，托他写信请我作记。我考察成周的制度，县、都都设有委积，用来防备灾年；隋唐的社仓，大概就是以此为本。我太祖高皇帝曾经拿出楮币，嘱托天下的耆老，让他们积存粮食来救济百姓，也是成周圣人的意思。岁月渐久，这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百姓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主管官府最终也不加过问；而豪强兼并之家，到处都有，于是天下百姓受到的祸害很多，难道只是苏州吗？如今苏州百姓得到周公凭借沉毅宏达的才质，推行天子体恤百姓的仁德；况侯又以开明敏捷、勤勉谨慎来辅佐，收回不必要的耗费而施行实际的恩惠，使百姓免于饥饿死亡的祸患，难道不是幸运吗？后来的君子应当因循旧制并加以维持，使皇上的仁德流传无穷，使这个地方永远有所依赖；这岂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是两位君子的愿望。所以我为此作记，让人刻石放置在六县的仓中，以告知后来的人。至于建造了多少楹房屋、储存了多少石米、主管守护者的姓名，以及条约的详细内容，都列在碑阴，各县也都分别记载，使彼此可以查考。唯独崇明县在海中，来不及建置仓；遇到歉收之年，就从长洲县仓发米一万石前往赈济，这项恩惠也遍及各处。周公名忱，字恂如，是吉安吉水人；况侯名钟，字伯律，是南昌靖安人。他们历任官职及行事中的善政，应当另有记载，这里不再写。《重建永丰仓记》【陈鉴】永丰仓建在阊阖门内，用来储存长洲、吴、吴江、昆山、常熟五县每年缴纳的赋税；凡是文武官员在这里任职，以及身披铠甲的军士、胥吏等在官府任事的人，都依靠它供给。仓址已经狭窄，渐渐不能容纳，房屋也日益破败，哪里还能储藏粮食呢？前任郡守林侯一鹗曾想扩建并翻新它，却突然以宪节身份赴任江右，于是停止了。副守王君仲显、卢君廷敬以及几位同僚，一同向上请求，诏令下达给巡抚刘都宪显孜，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现任郡守邢侯克寛，亲自经营筹划、测量规划，安排位置、确定方向；疏通水道，设置▯，各项条目都已具备。旧有的浒溪仓限制了西南方位，于是把它迁到稍偏西的地方，地形才变得方正。于是各工匠纷纷前来，五种材料都整治齐备；按照既定方案交付施工，没有违背指示和规划。不做过分奢侈的工程以增加困难，也不苟且求成以损害长久使用；朴素、坚固、美好，实在是长久的谋划。仓房共分十一联，三峙。北联分为房间，共十三峙；东西两联的联数和房间数都同北联，各为二峙。南联的房间数比北联多，它的两联作为粮廒的有三处。粮廒的房屋有的四间，有的五间，数目并不相同。

译每一联又另外建成五座小楼，在屋顶疏通窗棂，以排泄米粮的湿气。屋下地面横向铺设巨杉，再用砖砌成阁，又借助厚木板来隔绝地面的湿气。合计房屋，以房间计算共有一百四十七间；以粮廒计算共有三十三座。用《千字文》的文字给粮廒编号：以“天”字为尊，居北面中央，专用奇数；以“地”字居卑，分列南面，专用偶数。按照天地定位，于是从北向南，再转向北，又向东、向西，随后再向东，仍然转向西，到“阳”字为止。粮廒储米按斛计算，多的有时达到一万五六千斛，少的也不少于一万二三千斛，合计可以储存四十余万。每年耗费若干斛，所积存的粮食可以达到七八年之用，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可以不显饥色。北面左侧的空隙处，高高建起一座楼，用来掌管更鼓，使守卫者知道警戒；四周围以围墙，门口设置重门，用来掌管出入，使主管者能够防范。中间修筑道路，到达仓屋中部，便有三楹防事房，负责出纳的人可以在那里办理事务。这些设置只是为了稍微遮蔽风日，所以仍旧依照原有格局。中门外，左边是神祠，用来安置主管仓储之神；右边是僚舍，用来安置仓官的属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仓中的地面空旷平坦，可以晒粮、晾粮，也可以堆放和积存粮食；收粮的时候，百姓尤其便利。工程开始于天顺甲申年冬十一月，落成于成化丙戌年春闰月。工程完毕后，邢侯把文书交给我，让我记载工程的完成。唉！天下的事情，害怕困难，就会担心错失时机；轻视容易，就不是长久的谋划。只有不把困难看得过于畏惧，才不会放弃事情；不把容易看得过于轻率，才不会苟且完成。这次永丰仓的工程，也很重大。事情重大就必然困难，困难便容易使人畏惧；畏惧就会不做而停止。假如认为事情容易而轻视它，轻视就会苟且，苟且就容易破败；容易破败，还不如不做更好。当初，邢侯办理这件事时，忽然遭遇歉收之年。有人说：“可以停止了。”邢侯说：“难道我对这些百姓就没有尽心尽力之处吗？我也已经审慎地筹划过了。”先正范文正公关于救荒的防备措施，是要让贫民依靠官府供给。况且如今所做的工程，用的都是公帑余财，不敢损伤百姓的财物、耗尽百姓的力量，来糜费百姓的身家。那些没有食物的人，都可以从官府得到糊口之粮，不至于成为沟中的饿殍，难道不可以吗？后来百姓不知道劳苦，公家也没有受到扰乱，工程安稳地办成了。覆瓦砌砖，坚固细密而完美，并不是苟且施工。凡是收藏储存的粮食，都没有长期储存而迅速腐败的忧患；无论公家还是私人、远处还是近处，没有不暗中受到它的恩惠的。评论者到这时才开始佩服他的高雅器量无人能及。邢侯来到吴地两年，大事小事，没有不处理得当的。如今这一年遭遇大歉收，百姓人心惶惶，他仍然不忍舍弃百姓而到别处去，正是百姓有所依靠的缘故。我询问父老，他们都说自从本朝设置守令以来，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然而单以这座仓的事情，就足以作为其他政绩的例证，何况更大的政绩呢？所以我特意在篇中详细记载，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由此认识他的为政，并且按时修葺，谨慎管理出纳，共同保护它，使它不致毁坏，也就可以不愧对邢侯的用心了。至于邢侯所到之处深入民心的程度，那自有百姓对他的甘棠之思，我又哪里容得插嘴呢？邢侯名宥，字克寛，是东广文昌仕宦家族的子弟，与我是同榜进士，曾任明执法、知台州府，后来调任我们苏州。” 《吴江县重建济农仓记》【杨循吉】进士、广平人郭侯，于弘治八年奉命来吴江任知县。他制定一项政令，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一定立即去办，并竭尽全力。因此兴办的事务焕然有序，其中恢复济农仓，他的功劳尤其大。仓在县城北角，是宣庙时故巡抚、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设置，用来储存余米以赈济农民的。它的制度是：丰年便积储，荒年便发放，如同古代的常平仓。百姓因此得到好处和依赖；它又同水边各仓相隔三里，另设而不混同，是为了区分正额与羡余，表明专门独立，并使收支清楚，周公当初为民设想得非常深远，不可忽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在此以前，景泰年间百姓大饥荒，于是开始把积储全部发放给百姓，而接连荒年不断，没有人能够输送粮食入仓，仓因此空置废弃。有关官员便乘机拆除仓屋，把地分畦耕种。济农仓未能恢复，到现在大约已有四十年了。郭侯到任后，首先查阅粮仓，考察盈亏；适逢丰年收成好，陈粮新粮相继积存，所谓羡余之粮，有的堵塞了正仓而不能发放。于是他考察文襄周公的制度，查看旧仓基址，感慨地认为：天子仁慈圣明，怜悯百姓，把这件事交给县吏办理；如今仓名仍叫济农，却完全不加省察，这难道不是失职吗？况且使储粮没有区别、考核没有迁移，这正是治理粮食事务所以败坏的原因。何不把它取回来恢复呢？众人商议一致后，郭侯向执政大臣请示，也获准进行规划，并拨支劝农方面的经费办理此事。郭侯于是募集材料、召集工匠，只选用良材和有能力的人，并把此事交给属吏沈经以及谨慎的义民厐镛等人，负责采购和监督工程。共建仓廒八十间，计算其储藏容量，可以容纳八万；制作坚固严密，绝不像通常官府工程那样草率简陋，因为每一处都是郭侯亲自思考、亲眼察看后造成的。工程开始于十一年春二月，快要完工时，郭侯因守制离任。他预先把仓务和支出费用详细写成一份大文书，移交给县里，丝毫细节都明白而有所归属，并且督促、勉励主管人员尽快完成，自己才感到满意。郭侯约束自己严谨清廉，像这样公而忘私。此时儒学教谕高君来请我撰写记文。从前文襄周公建造这座仓时，大约遍及六县，吏部尚书王公确实为此作过记。我读了那篇文章，知道当时建立它很不容易，认为这是后世难以超过的良法。然而从前把仓地分畦耕种的人，一定说：有一座水边仓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济农仓？于是使君子施惠于百姓的事业转眼便受到阻碍，这难道是懂得增益国家、惠及下民的人吗？如今郭侯能够重新体恤民间疾苦，举起废坠的制度而恢复它，可以说是掌握了为政的大体。吴江县的百姓，将会洋溢着喜悦歌颂他，并长久地思念他吗？郭侯名郛，字于蕃，是肥乡人。高君名志，是曲阜人。因此我谨慎详细地写下这些，刻记在这块石碑上。《望湖阁记》【浦应祥】

译弘治十一年冬，圣明的天子把敕令授予工部郎中傅公潮，命他总督江南各水道，从淮水直到浙江，涉及几十个郡县。傅公接受命令十分谨慎，像星驰电掣般赶路，乘陆车、坐水船，遍地察看、广泛访问；对于水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和祸患，他竭尽心力，务必疏浚引导、修筑堤防，所采取的都是长远规划。三年来，百姓忘却了旱涝的忧虑，每年享有丰收的喜庆，傅公的功劳十分伟大。考察我们郡的形势和图志可知，这里是三江五湖汇聚浸润之处，地势最低下，而赋税繁重反而居天下第一。郡中从前一遇雨涝，七县便报告灾情，下面百姓困苦，上面官府忧虑，终于到了危急的地步；这尤其是傅公深切关注的地方。如今灾害得以除去，祸患转为福祉，全郡士民感念傅公的功劳，同其他郡相比，何止超过一倍？傅公分掌曹事而隶属本郡，官署在防庑之后，地势十分低洼简陋，于是架设了一座高阁，题名为“望湖”。他曾登阁观览，具区、阳城等大湖大泽隐约都在视野中，便命我把记文写在墙上。我承蒙傅公知遇爱护，拖延了很久，不敢以不成文辞的文章应付。只是古代先贤一有存心自省之处，便连盘盂、几杖以及门榻、坐卧之所，都刻有铭文记号，用来表示不忘。傅公自从到任以来，忧劳勤勉、警惕自励，不是开始时锐意进取而后来懈怠，终于使事务办成、功业完成，似乎可以稍稍舒展心怀了。如今高高悬挂这块匾额，早晚都来观看，傅公怀着的是怎样的心情呢？实在是安居而不忘防备危难的深厚心意。带着这种心意继续前行，那么将来辅佐天下，把这种心意推行开来，必定绰绰有余。傅公的兄长大宗伯先生，德行声望为天下第一，拜相指日可待；傅公才华优美，从前曾任内翰，如今凭借美好的政绩和更高的声誉得到升迁，又进入词禁之地任职，于是弟弟起草兄长的诏制，使韩持国的旧事不能独自享有前代的美誉。这又是当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荣耀盛事。我冒昧把这些不当的话附在末尾，并一并记下，以验证我私下的祝愿。《治水分司题名记》【张习】上天生育人类，借助水土养活他们；但水太多就会成为祸患。神禹治理洪水，功劳与天地相当，后世便世代设置治水职官。水患虽有大小不同，难道能任由它一日废弃吗？所以周代有匠人、稻人，汉代有水衡、水司空，宋代有都水监，元代有都水使司，无不是为此而设置的。我朝起初没有设置专门官员，但对于三吴的水患却一直十分关切。一遇水涝泛滥，必定派遣朝廷大臣出外治理，等水患平息后才停止。洪武、永乐年间都是这样。自宣德以来，开始任用巡抚大臣兼管此事；郡县各自增设治水的贰倅、丞、簿，仍然不能统一管理。成化初年，又设置宪臣来提督治水官员。此职隶属于浙江按察司，距离吴地很远，办理不便。弘治辛亥年，三吴发生水灾；壬子年更严重，甲寅年尤其严重。近臣上奏，命工部亚卿徐公到吴地，首先决开吴江壅塞的田地，接着疏浚常熟淤塞的港道，水势才渐渐疏通消退。事情办完回朝后，他认为平治水土是工部司职，怎么可以轻忽，以致留下皇上宵衣旰食的忧虑？于是上奏革除宪臣之职，轮流选用本部属官中的贤能者一人专门治理。起初选得贵溪主事姚君文灏，不久因病免职。朝廷大臣商议，认为必须是像都水副郎中新喻傅公这样老成练达的人才合适，于是升为正郎，带着玺书前来。傅公亲自承担这项事务，遍历所管辖的地方，察看地势是否适宜，究察水源和末流；把分司设在苏州的事务安排妥当，对松江、常熟、嘉兴、湖州等六郡则按时巡察。于是开挖陂塘，疏浚浦港，挖通沟浍，修筑堤防，直到修整桥梁、疏通运河，凡是有益于官府和百姓的事情，无不考虑周全，执行起来无不迅速。何况疆域广大，往返动辄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其中工程繁多，不能用寻常计算工程大小、期限长短的方法来衡量。这样勤勉努力了三年，治水功业终于完成；即使遇到水势泛滥，也不再成为祸患，年年获得丰收，百姓都很喜悦，于是共同祝颂傅公。傅公认为分司这个名义和实际，本来就是工部司分设而得以推行其政务，自己不敢不努力，也不能不为后来的施政留下鉴戒。于是刻题名之石，交给我这个年老的张习来撰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私下观察天下的水，都流动不息，唯有三吴在东南地势最低下。《尚书》所说“土惟涂泥，田惟下下”，正是因为这里水常常像汇聚起来而不流动，即使流动也不十分湍急，所以土地泥泞而适宜耕种。正因为适宜耕种，所以人口特别繁多，贡赋也特别沉重。三吴是天下人口最繁多、贡赋最沉重的地方，而苏州又是六郡中人口最繁多、贡赋最沉重的地方，所以三吴的水应当治理，苏州更应当首先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里〕 况且苏州境界紧邻太湖，太湖承受宁国等八郡的水，遇到久雨便泛滥，苏州必定首先承受其害。如果要疏导泄水，也不过是就在苏州境内开通引导水流，使它注入大海，然后才可以减弱那滔天的水势。所以苏州的水得到治理，三吴的水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了。把分司设置在苏州，已经抓住了治理的纲领，从而使治水功业很快完成，是理所当然的。唉，水得到治理，然后田地才有秋收；田地有秋收，然后百姓生活才能安定，贡赋才能充足。贡赋充足，国家用度就没有不足。国家看待我们，就像看待粮仓和府库一样。如今治水已经成功，难道只是在供给国家用度方面有益而已吗？对上可以用来符合圣天子委任贤臣的深厚心意，对下可以使各郡亿万百姓的生活安定。忠诚和爱民同时施行，难道会彼此冲突吗？孟子说：“禹治理水，是顺着水势让它流到本来无事的地方。”顺着水本来的路径去处理，就是顺应事理。没有顺应事理而能使利益兴起、祸害消除的。由此可知，三吴百姓从今以后，不会再有被水淹没却无处申诉的人了。既然如此，刻题名的举动，难道只是表彰一时的治水功绩，作为后世百代的观美吗？对于我朝设置分司、任用贤能、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的意旨，无非是为了使百姓得到益处，并留下可以考察的依据罢了。《吴中金石新编》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