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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授经图义例》，目录类第一【经籍类】提要。臣等谨按：《授经图义例》二十卷，为明代朱睦防所撰。朱睦防另有《易学识疑》，已经著录。这部书记述的是经学的源流。考《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三卷，叙述《易》《诗》《书》《礼》《春秋》三传的学术传承，但此书已经失传。宋代章俊卿《山堂考索》曾经追溯其宗派，各自绘图，也没有做到完备，而且颇有错误。朱睦防于是根据章氏旧图加以增订：首先叙述传授经学的世系，其次列举诸儒传记，再次记载诸儒著述及历代经解的名称和卷数；每经四卷，五经共二十卷。朱睦防自序称分为四卷，疑心是传抄时有脱文。此书旧时没有刻本，只有黄虞稷家藏有抄本。康熙年间，黄虞稷于是和钱塘龚翔麟共同校订并刻印。黄虞稷序中说：“西亭旧本【按：西亭就是朱睦防的别号】前后不免有参差错乱，我和龚子蘅圃重新整理订正：《易》以恢复古本为先，《书》以今文为首；其他经传中缺失的，又取历代史书《艺文志》以及《通志》《通考》所载，全部补入；近代可以流传的传注，也间或加以收录。” “与西亭所辑相比，差不多稍微完备一些，如此等等。”另外，朱睦防《义例》中说：“周、汉以来直到金、元，作者共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本朝三十九人；经解共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黄虞稷等人在这段话下面附注说：“新增加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共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这样看来，黄虞稷等人作了很大的窜改，已经不是朱睦防原书的面貌了。现在从这些窜改来看，《易》说以恢复古本为先，但所列子夏《易传》实际上是王弼本，并不是古《易》；《书》说以今文为首，但所列朱子《书古经》实际上是孔安国本，并不是今文。按照这个例子推断，恐怕未必完全可信。而且朱睦防撰写此书，主要是忧虑汉学失传，所以追溯其专门传授的源流，希望儒者饮水思源，因此所列传记只到两汉为止。他的儿子朱勤防跋文【按：“防”字原本误作“羮”，今改正】也说：“秦代焚书之后，六经残缺灭亡；汉朝兴起，诸儒颇能传续未断的余绪，于是专门之学十分兴盛。到了东京，传授很少有条理次序，经学也逐渐衰落了。” 所以这部书所列内容，大多对前汉记载得较为详细，如此等等。他著书的意图，清楚明白。黄虞稷等人却杂采各家来补充它，恰恰与朱睦防的主旨相反。然而在朱彝尊《经义考》问世以前，能够分条说明诸经源流的，这部书实在是开端。正不应因为它有所窜改，就连同原书一起废弃。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地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授经图义例》序。六经的大义，到宋代儒者阐明之后，才没有遗憾。学者把它遵守为规范，是应该的。但不知道在经学传承将要断绝和重新接续的时期，汉代儒者付出了多么艰难的努力。当时秦朝的书籍已经焚毁，古代圣人的遗言几乎全部消灭；幸好距离古代还不远，偶尔能够从屋壁中收藏的书、女子献出的书以及老儒口头传述中得到一些，然而也仅仅如此。直到一代代学者兴起，远方搜求、广泛考订，有时一人汇集众人所认定的内容，有时数人共同成就一部经书；总的来说，他们的传授各有师承，并不像后人那样凭自己的意见决定取舍。刘歆把遗书交给博士，说孝宣帝时广泛设立经文，即使义理互相违背，也不妨并列设置；与其因过错而废弃它，宁可因过错而设立它，慎重啊！夹漈郑氏却说：‘秦朝焚书而书籍还保存下来，诸儒穷究经书而经学却断绝了，于是有人指责汉代儒者，考察它们的异同，纷纷诋毁非难的事情就由此产生。’哪里知道前人的规范尚未坠失，完全相信固然不对，笼统怀疑也不对。六经的义理，就像江河湖海和日月一样，无所不包；解释它的人只要不违背经义，也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定相同呢？夹漈的话说过头了。授经诸图，见于章氏《考索》；明代西亭宗正又加以整理，并采录诸儒的言论，按次序编成小传。这样一来，师友传承的源流灿然如在掌握之中。汉代以后，传承如晨星相望；专门名家虽然比不上汉代儒者，但也有许多能够继承传续。可惜来不及补入，不过传注、义疏、序解、辨问等，逐条清楚地列在图的左方，读者根据这些条目查找书籍，就能找到它们了。这部书还没有刻版，黄征君俞邰从前收藏有抄本，龚主事蘅圃、髙舍人澹人在白下刻印了它。世上那些只相信自己的意见、结党附和同类而轻视前贤、认为不足以取法的人，也差不多可以知道应该回头了。这样说来，汉代儒者确实对六经有功，而为汉儒立功的三位作者，也将和西亭一同流传下去吧！秀水朱彝尊说：自从经籍流传以来，圣人的言论广大深远，后世不容易窥测；解说它的人各自有不同的义理。因此，《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学，费直出世较晚，他的学说如今盛行；《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属于今文，孔安国属于古文；《诗》则有齐、鲁、韩、毛四家之别；三礼则有大戴、小戴的《记》，髙堂生的《仪礼》，刘歆的《周官》；《春秋》则有公羊学的严氏、颜氏，谷梁学的瑕丘、江公，左氏学的贾防、刘歆，各自按照本家的学法传授，延续到东京，仍然没有改变。《汉书》《后汉书》的《儒林传》以及散见于各篇列传中的记载，都可以考察。宋代《崇文总目》有图三卷，因为图还存在而书已经亡佚。明代万历初年，中尉西亭根据它，依照章俊卿《山堂考索》中的图，重新作了细致订正。每经开头列出若干凡例；其次是授经图；再次是诸儒与经学有关的行迹，节略编成传记；末尾附载他们的著作，并下及魏晋以来传注的名目，使后人能够按书籍查找，清楚得如同掌中记录，实在是有功于经学的书。可惜它所载传注有时有所缺漏错误，分类体例也没有完全完善。例如古本《易经》，上下经和十传各自成书；王弼本才开始把《彖传》《象传》《文言》附系在各爻辞之下。《书》则是伏生口授的二十九篇，先在齐、鲁之间兴起；古文《尚书》后来从孔壁中出现，前代儒者多有怀疑它的。西亭旧本前后不免有错乱，我和龚子蘅圃重新整理订正。《易》以恢复古本为先，《书》以今文为首。其他经传中缺失的，又取历代史书《艺文志》以及《通志》《通考》所载，全部补入；近代可以保存的传注，也间或收录。与西亭所辑相比，差不多稍微完备了吧？然而这部书对汉代儒者大致已经齐备了。但宋代诸儒的著述，如蓝田、上洛、洛阳、延平，都是程门的嫡传弟子；金华、新安，则是伊洛学派的后代。到了婺源朱子出现，五经之学更加明白。双湖、云峰在《易》方面，庆元辅氏在《诗》方面，九峰蔡氏在《书》方面，勉斋、信斋在礼学方面，清江张氏在《春秋》方面，以及元、明以后诸儒的阐明和辅翼，也都相当于汉儒各家的学法，而在义理方面超过了汉儒。它们的源流派别，还没有人编排成图；如果能够续成这部书并流传下去，对经学的帮助岂不是更大吗？世上有许多留意正学的士人，我对此将抱有深厚的期望。温陵黄虞稷。《授经图义例》序。我看到《崇文总目》中有《授经图》，没有记载作者姓名。它叙述《易》《诗》《书》《礼》《春秋》三家的学术，想寻找这部书时，它已经亡佚了。后来读到章俊卿《考索图》，六经都已具备，但间或有错误。我于是考察它，大概从东汉以后，诸儒之间的传授很少有明确的派别。他们的经义有的是私下传授，有的是自己研习，有的是从国学接受的，都把它们分别系属为某人所受、某人所传，这样做可以吗？我于是考察本传，参照各家说法，对那些曾经请教经业以及属于家学传授的，各自绘制成图。即使只有一两代传授便中止的，也一并记录，以备查考。我考察旧图，发现都没有传授图。后来有的只记录几条经学议论，而诸儒的行迹又不完备，使读者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既然绘制了图，又搜集他们的要点写成传记。与经学无关、对世道人教化没有帮助的，都略去不载。传记写成后，把诸儒著述以及历代经解附在后面，分为四卷，收藏在家塾中，等待志同道合者，希望这条道统不至于坠失。

译钦定《四库全书》。《授经图义例》卷一。明代朱睦防撰。《易》。按照礼制，模拟他人必须依据其所属的类别。汉代诸帝能够跟随老师学习经书，这是最值得赞美的。既然值得赞美却不记录，就不能和儒生同列。既然不能同列，所以另行区别。另行区别，就是尊崇他们。诸儒传记中凡与经学有关的，就详细记载；否则只记明其出处和大节而已。事实很少、不足以成传的，只把他们的姓氏、爵位、籍里附在各传之中，以便看出其人。诸儒中有通晓四经、五经的，传记只出现一次，其余各处都只把姓名列在各派之下，观看图表自然就明白了。京房有两人：一个是顿丘人，另一个不知道是哪里人；两人都因《易》学显名，并且都担任太中大夫。颜师古认为书中“京房”二字是讹误，不应当作“京房”。如今本图把两人一并保存，以备参考。费直自成一派传授《易》，原本没有师承传授，所以另列一图。髙相的《易》学自称出于丁将军丁宽；丁宽是景帝时人，髙相是平帝时人，两人相隔十分久远，或许也是私下承受其学。想把他附在丁氏《易》一派中，却没有适当的位置。《经籍考》说髙相从王潢那里接受《易》，王潢属于费直一派。现在因此绘入费氏旧图，非明确派别的就不收录。《书》十七人，《诗》十九人，《周礼》二人；移置到其他派别的，《易》三人，《诗》四人，《礼》一人。旧图遗漏的人，我根据注疏以及《史记》《汉书》等书补入：《易》二十九人，《书》二十八人，《诗》十四人，《春秋》三十三人，《礼记》一人，《周礼》十一人。诸儒的经解，如果没有作者姓氏，就不予收录。收录它们，有时是借人物来保存他的书，有时是借书来彰显其作者。周、汉以来直到金、元，作者共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本朝三十九人。经解共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新增加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共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授经图义例》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授经图义例》卷二。明代朱睦防撰。【史部，目录类，经籍类，《授经图义例》，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