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帖平卷一

译《皇览》说：“季札的坟墓在毗陵县暨阳乡，直到今天官吏和百姓都祭祀他。”欧阳修说：“考察仲尼周游聘问的经历，没有听说他到过吴国；而且这些字特别大，也不是古字。”墓阙上的题字，只有东汉才有，都是分书，例如刘文饶、王稚子墓阙上的字。又《水经》记载朝歌县牧野有比干墓，如今已经从中间折断，不知是谁辨认出来的，也应当是东汉的遗物。洪适《隶续》说：“西汉的礼器全都是篆书；又考察西汉墓砖，也多用篆书写‘某人之墓’。由此详察，季子墓的题字必定是西汉时吴人所刻。”因为怀念季子的贤德，所以题作“呜呼”。大概鲁国孔壁所藏书籍，文字都是科斗文；商周礼器则一并使用刀刻文字。这块碑是用笔书写，而且夹杂小篆，绝不可能是仲尼所作，只是后世好事者牵强附会罢了。我考察篆文中“□”字，原来是“君”字，也有人说是“季”字，这不对。汉代《神宝鉴》铭文中的“郡”字正是这样，由此可知这是汉篆。旧碑只有十个字，每字都一尺多大；这个字却小，只有“有吴君子之”五字相同，其余差异很大，又多出两个字，更可见它是伪作。秦少游说：“季子墓铭，连真正的原本尚且令人怀疑不是仲尼所书，何况仿照它制作的呢？” 史籀书 歇州裴易□系 卫恒说，周宣王时史籀开始写成大篆十五篇，有的与古文相同，有的与古文不同，世人称它为籀书。韩文公认为石鼓文是史籀所作，却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不同。夹漈山人郑樵说：籀书和古文都用刀刻，所以字画的首尾都尖锐；秦篆则用漆书写，所以字画首尾都圆钝。石鼓文的笔画末端都圆钝，由此知道它是秦篆而不是籀书。然而郑樵的说法也没有把诅楚文、秦篆都包括在内，因为它们也使用刀刻；汲冢书是古文，却使用漆书。先秦钟鼎文字本来就有圆钝的；秦汉兼用刀刻和毛笔，所以也有尖锐的。辨别石鼓文不是籀书，不能依据这一点。我考察书体有八种，秦汉通常使用的只是篆书和隶书。所谓隶书，是篆书的快捷写法；西汉前期士大夫轻视它，不用它书写金石。到了汉灵帝时期，才开始用它书写金石。楷书是隶书的简便写法，始于上谷人王次仲，到魏晋才盛行，但也不用来书写金石。章草是楷书的简便写法，始于杜伯度，章帝喜爱它，于是用章帝的“章”字命名，是用于紧急事务的书体。我认为古文产生籀书，籀书产生小篆，小篆产生隶书，隶书产生楷书，楷书产生草书，每往后变化，书写就更加简便。廋肩吾说：隶书就是今天的正书。由此可知，隶书和楷书本来是一种字体；有波磔的称隶书，没有波磔的称楷书。然而古人总称它们为隶书，后来出现行书、草书，才因此把名称分正，所以书法家不称它们为真草，而称为草隶；不称为真书，而称为隶书。史书称王羲之尤其擅长隶书，就是这个意思。洪文惠兄弟认为汉人所写的是隶书，魏晋以后才是八分书，这种说法不对。杜甫诗说：大小二篆产生八分。张怀瓘说：八分书是王次仲创造的。既说王次仲创作楷书，又说他创造八分书，那么可知称隶、称分、称楷、称正，其实是一回事。自汉代以后，楷书已经自成一家；南北分裂后，隶书又分为两种字体：北方的一种，就是魏受禅碑的字体；南方的一种，就是吴天发神谶碑的字体。大概魏人专门取法蔡邕，方正刚劲而可爱；吴人杂用篆书笔法，奇特古朴，无与伦比。此后北方人多使用魏体，南方人多使用吴体，都有碑刻可以证明。东晋末年，字的转折变得方正，历代承袭这种写法，所以

译汉代以后的小篆都变方了。直到唐代李阳冰才用钟鼎文字的笔法书写小篆，因此自成一家。如今石鼓文字形体方正，与诅楚文相同，这明确是秦书，不是籀书。何况这里的七个字本来就是唐人的小篆。秦丞相李斯书 田地耕作，治理政务一个月就取得成效；施行法令，使父子之间如同邹、鲁那样知礼守义。米元章说：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黄长睿说：是李阳冰的小篆。明州刺史裴公纪德碑中的字，与此摹本的十八个字相比，作为李斯的书法没有丝毫差别。李斯的书迹流传到今天的，有泰山刻石以及秦权、衡器上的铭文，都是残缺的【阙】。

译秦代程邈书 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神得到“一”就灵验，山谷得到“一”就充盈，万物得到“一”就生长，侯王得到“一”就成为天下的正道。推究这个道理，天不能保持清明，就恐怕会崩解。如今人们称隶书为隶古，这是不对的。《尚书序》所说的隶古，是说书体有古文、今文的区别：隶书属于今文，古文属于古文。汉灵帝时，刘陶刚刚厘定古文、今文两种《尚书》，就是这个意思。隶书始于程邈。卫恒说：“秦代既然使用篆书，奏事繁多，而篆字难以写成，于是命令隶人辅助书写，称为隶字。”汉代道术盛行，符箓所使用的文字，都写成吴体；到了唐代，才总合为一种字体。自国初以来，大多书写唐体。自从欧阳修、赵明诚著录汉代碑刻，士大夫才开始重视汉体而贬低唐体。唐体确实拘谨，但汉代碑刻也有工拙之分，不能说都好。这篇法帖虽然没有波磔，称为隶书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认为是程邈所书，那就不对了。黄长睿说，从苍颉到程邈的书迹全都是伪作。又考察《周越法书苑》，丘光庭说：《左传》“亥有二首六身”，形状像布置算筹；古文的“亥”字写作“布”。按照这句话，那么春秋时期已经有隶书了。《□善长》《水经注》说：“临淄人挖掘古墓，得到一口铜棺，棺前有凸起的隶字。说是齐太公第六代孙胡公的棺材，只有三个字是古文，其余都同今天的文字。”由此可证明，隶字源自古文，并不是始于秦代，只是程邈把它推广开来罢了。古法帖 知道贤弟到了，屋舍已晚且寒冷，想来探望你一定令人悲伤叹息，因此长久地想着这件痛事。寿春富阳的范道长，身体和气力比前些日子稍好，得了这场暑病，大体还算平常。新妇写信寄来物品，是给诸位看的。散骑省的两位君子什么时候回来？兄长的儿子们都很好，还能计算物品。这篇法帖是王大令的手笔，从书势可以看出来；其中所说的散骑，是王敬豫。王大令的帖中说：“阮新妇顺利生下男孩，散骑特别高兴。”详情见“山”字卷。刘备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想等待天下有义之人，却因措施和谋略浅薄短拙，终于遭到失败；然而直到今天，志向仍没有停止。你说应当采取什么计策？诸葛亮说：“自董卓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的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小、兵力少，所以能够战胜袁绍，以弱胜强。如今曹操拥有百万军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确实不能同他争强。” 这是古代蜀汉昭烈帝与诸葛亮问答的文字，其中一半在“居”字卷。王大令的书中，米芾说：“诸葛亮的书法本来就不是黄庭坚所认为的兼有张芝、索靖之美。”黄长睿说：“这是王逸少的书法，像《豹奴帖》。”我考察，这两篇法帖虽然是章草，却不精密，又多次经过摹写，大小不一，而且任意增删。史文尤其没有义理，和《豹奴帖》一样，都不是王逸少的笔法。王逸少学习皇象的章草，不应当只有这样的水平。既然把房屋移到靠近西墙的地方，稍微向里扩展一些地面，就会显得很宽敞。向里扩建时搭起小小的三架屋，像步廊一样，正好一丈长；梁木可以让两家相通出入，作为门阁。房屋东边原本应当砌墙，只留步廊一面墙，未免太单调空旷；园中最好再移来三间房屋，这样应当并不太难。重复粗略地把图画在另外一张纸上。您既然已经随意游处于闲适开阔之地，也应当忘记暑热了吧？游览观赏时疏时密，来信告诉您少一些。我今年的病已经病得很重，刚刚稍微好转。大人小孩如今估计病情昏乱，只是日子有所迁延而已；我常常深切盼望远方的书信来安慰我，只是还相隔很远。慨然，玄日一并询问，可与音介匆匆传达。信写到这里，既然只直接谈人情道理，略有断绝，为什么还要再周旋？理长史同您一样，交往也很少，只是在公事上彼此照应罢了。我本来想当面催促，所以一直没有写成；无法解释计算到达的日期，因此应当一定有秀才，只是不知道品行好坏如何。须得…… 这两篇法帖，米芾说是羊中散的书法，后面有“欣”“白”二字，黄长睿也认为是羊中散所书，这是不对的；这是晋代法帖。所说的“玄”，指吴兴太守张玄之，或者会稽内史谢玄；所说的“长史”，指司徒左长史王蒙，也可能是大司马长史王桢之，或司马左长史王□，都是晋代人。由此推断，应当是王微一类人的书法。“欣”字出现较晚，不是谢道韫的书法。援、园二字，都见于皇象《急就章》；各家把“心”旁释作“恶”“暑”“忌”“暑”，都不对。根据上文查考，应当是“忘”字。张芝帖中讲到“忘”字，不妨“上”部缺失，也正是这样；下部的“心”字写成三笔。刘次庄又释作“竟”，很奇怪。把“有秀”释作“有香”，也是错误的；这里说的是秀才随上计吏一同到来。东晋各州举荐秀才一人；既然没有讲习应试之事，于是要为所举荐的人承担责任，所以到达的人多称病离去。帖中“好恶如何”，似乎是“慊”字的古体简写。怀素说“草不慊”，张芝也这样写。刘次庄释作“憾”，尤其不对。黄长睿说，王世将帖后面的两篇表文极其古雅，确实能够传承钟氏的笔意，而王右军也学习了它。表文中说“顿乏勿勿”。考《颜氏家训》说：“世间书信大多称作‘勿勿’，相承沿用如此，没有人探究它的缘由，有的人还妄加解释。” 这只是“匆匆”一词的残缺写法罢了。《说文》说：“勿，是州里所树立的旗帜。”大概因为用它催促百姓办事，所以事情急迫就称作“勿勿”。我认为颜氏用《说文》来证明这个字，理由是正确的；但如今世俗又在“勿”字中斜着增添一点，把它读作“匆匆”字，就更加失去真实字形了。考《祭义》说：“勿勿诸其欲其飨之也。”注说：“勿勿，犹如勉勉，是诚恳爱敬的样子。”杜牧的诗说：“浮生长勿勿。”由此可知，“勿勿”出自《祭义》，古人的诗中也使用它，并不只是书信中的称呼。

译何氏书 到了晚年残年，西山的夕阳已经逼近，常常担心转眼之间尸骸归于黄土，突然消灭，竟然来不及说一句话。因为心中有这样的忧虑，所以预先为此作准备。对于这条道路，只有依靠内心，其他事情都不能有所帮助。年纪将近八十岁，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想要长久存在，哪里能够做到呢？道理广大而难以通俗说明；见到善行就随从善行，如登山一样，见到恶行就实行恶行，如山崩一样，必定要鞭策懒惰，勤奋精进，珍惜时日、爱惜力量，才可以获得成功。不要忍声吞气，也不必过度劳顿；如果因此产生其他议论，应当赶快详细答复，取得结果，不要停留。十六日。关于去留的深厚情意，本来就应当如此。我们这些闲散之辈，停留岁月已久，因此急切地想回去。三月下旬回来还不算遥远，到时再叙谈也不远了；南路行走却十分寂寥，令人伤心。黄长睿说，这是何氏的书法，难道“何氏”是说什么人吗？有人认为“何”是姓，不对。米芾说是欧阳询率更令的书法。考《法书苑》，率更令名叫欧阳询，长沙汨罗人，唐贞观十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篇法帖中有“年将八十”的话，显然是欧阳询的书法。欧阳询的墨迹如今世上还很多，笔势全都是这样的。蔡琰书 我出生的时候，尚且没有发生祸乱；我出生以后，汉朝的国运衰败了。这两句是蔡琰创作的《胡笳曲》歌词。蔡琰是蔡中郎的女儿，因董卓之乱被胡人掳走，在胡地生了两个儿子。董公赎回蔡琰，回到洛阳后，看见胡人孩子而思念自己的儿子，于是创作《胡笳十八拍》，琴家把它传了下来。“祚”字，刘次庄释作“祀”。“祀”字容易辨认：右旁先写一点后写乙的是“祀”，先写乙后写一点的是“祚”。黄庭坚说：蔡琰亲自书写十八章，极其可观。没想到流传失散后，只剩下这两句，也很像蔡琰本人的身世。即使按我的观察，这篇书法和皇象后面的一帖，也是同一个人伪造的。卫夫人书【在何氏帖之前】卫稽首和南。近来奉诏书写《急就篇》，所以没有时间给老师写信。卫自幼随世人所学，取法钟繇，已经经历多年；二十岁时著成《诗论草隶通解》，不敢呈给您。卫有一个弟子王逸少，非常能学习卫夫人的楷书，气势咄咄逼人，笔势通达精妙，字体刚劲妍美，老师可以到晋代尚书馆去书写了。仰仗您的高度鉴赏，这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弟子李氏，卫和尚。《卫夫人帖》，是唐初李怀琳伪造的。窦众《述书赋》说：“《嵇康绝交书》《七贤帖》，也都是李怀琳伪造的。”黄庭坚说：“这帖尤其疏漏谬误。”考察梁代萧子云答武帝诏书说：“我过去不懂得鉴赏书法，只随当时所重视的学习，摹仿王子敬，经过了很多年。考订《晋史》二十六篇，到二王列传时，想作评论草书、隶书书法的文章，但言语不能充分表达意思，于是没有写成。十多年后才看到敕令所藏的《论书》一卷，讨论笔势，深入说明字体，才开始改变对子敬书法的全面仿效；自卫瓘、钟繇以来，自己感到功力有所进步。”这件伪帖全都偷取了子云启文中的话，想稍加改动，却因此破坏了句读。况且卫夫人是李矩的妻子、李充的母亲，名铄，字茂猗；她给老师写信，本来就应当署名，不会只称夫家的族属和姓氏。根据这几件事考察，它是伪作无疑。前人评论这帖，以“敕”字从“力”、“馆”字从“舍”为伪作的证据，但没有说中它真正的毛病。自二王以来，讹字很多，如把“陈”写成“阵”、把“策”写成“防”，都是二王一类人自己创造的写法，不能据此判定真伪。我考察李怀琳的字，尤其少有含蓄蕴藉之意，与此帖不同，似乎也不是李怀琳亲自所作。看它的各字都是楷书，却不能把“三字”说成草书，必定是集取晋人字迹拼成的。《法书苑》说：“卫夫人是▯尉展的女儿、弟恒的堂妹、中郎李充的母亲。”李充擅长楷书，精妙之处兼得钟繇、索靖的风格，这正是圣善教诲的结果。卫夫人既然是恒的堂妹，书法怎么会不好？王子敬五岁时，神情清明，聪慧早悟，已经有了学习书法的意趣，常常跟随诸兄到卫夫人那里去。卫夫人于是写了《大雅吟》给他，赐给他以后，右军也曾临摹。 《墨薮》说：“卫夫人看见右军小时候的字，对太常王策说：‘这个孩子一定已经懂得用笔的诀窍了。’我看他的字，便有老成的智慧，于是流泪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遮蔽我的书名。’”杜甫说：“学书法应当学习卫夫人，只遗憾不能超过王右军。”她的书法流传已经很久了。僧人怀素的书法。右军说：“我的真书超过钟繇，而草书也不比张芝差。”我认为他的真书不如钟繇，草书不及张芝。他之所以受到世人重视，是因为他能够兼有钟繇、张芝的长处。怀素所说的话应当不是虚妄的。怀素这句话似乎是在贬抑右军。董逌说：这就像阮籍临广武战场时的感叹。孙过庭说：“张伯英不擅真书，钟元常不擅草书；他们各有两种美长，而逸少兼而有之。比草书，他的真书还有余力；比真书，他又更加擅长。草书虽专门精工，但稍有不足；涉猎广博，却有许多优长。”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唐太宗说，钟繇的书体古朴而不合今时，字形偏长而超过规范；自己只是从心里揣摩、用手追随右军罢了。庾翼旧藏张伯英草书十纸，渡江时遗失；后来见到右军的书法，光彩焕然如神明，于是顿时恢复了过去的观感。庾翼和唐太宗都在前面，他们的话如此；孙过庭、怀素后来出现，他们的话却那样，这是为什么呢？张旭的书法。您晚些时候以来，不知病痛怎么样了？我极其忧虑，近来上下还安好吗？一定已经发作过了吗？收到您十五日的来信，感到很欣慰。我先前的病已经痊愈。张旭书。这两帖不是伪作，也不是多人合作的作品。世间流传的《千字文》，气势很豪迈。如今秘阁中有两件墨迹，其中一件很好。《绛帖平》卷一。钦定《四库全书》。《绛帖平》卷二。宋代姜夔撰。“月”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