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金石文字记》列入目录类二【金石之属】的提要。臣等恭谨考订：《金石文字记》共六卷。本朝顾炎武撰写。书前有顾炎武自序，说他剖析史传，阐发经典，其中有不少是欧阳修、赵明诚两部金石著录中没有详备记载的。如今考察此书，汇集他所见到的汉代以来碑刻，按时代编次，每条下面又附有跋文；没有跋文的，也详细记载立石年月、撰文和书写者姓名，考证古今，辨别订正讹误。与《集古录》《金石录》二书相比，确实更加精审翔实，也并非过分自我标榜。所收共一百多种，后来又有顾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录二十多种。碑中文字偶有异同，又另行摘录在末尾，这也如同洪适《隶释》在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说明某字是某字的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曾摘出其中六条错误：一是齐国陇东王《孝感颂》，顾炎武没有见到碑额，凭臆测题作《孝子郭巨墓碑》；一是唐代《寂照和尚碑》，原本没有刻石年月，顾炎武记作开成六年正月，而且没有考察开成年号根本没有六年；一是元代《赐防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都押了字，顾炎武看得不仔细，误认为没有押字；一是周代《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来是行书，顾炎武却认为是楷书；原题注明孙崇望书写，顾炎武又漏载了他的姓名，这些都是他的错误；一是后汉《荡阴令张迁颂》，顾炎武误把“既且”二字合成“暨”字；一是后汉《州从事尹宙碑》，碑文把“钜鹿”写作“钜鏕”，他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和《北史》都写作“钜鏕”为证，误说不应从“金”旁。考察《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分明，并不相连。顾炎武确实过于武断〔原文“武防”疑为讹字〕，但字形笔画清楚，而文义终究无法解释，应当存疑，不作强解。《金石文跋尾》的解释，也没有达到十分确切的程度。至于“钜鹿”的“鹿”字，从《史记》以下的古书都不从“金”旁，《说文》也不收“鏕”字，直到《玉篇》才开始收录；这究竟是顾野王原本所有的字，还是孙强增补的，或者是宋代大广益本《玉篇》窜入的，都已经无法知道了。但《玉篇》的注说“钜鹿是乡名，俗写作鏕”，那么从今字来看，俗书确有明证。北朝时多使用俗字，颜氏《家训》曾说过这一点，这部书也颇多摘录其中的讹字。北魏人的字书似乎不能据为典范，《广韵》的注文尤其不很可靠。例如开卷“东”字的注文说：“东宫是复姓，齐国有大夫东宫得臣。”难道也可以凭此来驳正《左传》吗？这些话固然还不足以使顾炎武心服。只是他斥责石鼓为伪作，说它不值得与《二雅》并列，未免在否定古物方面过于武断；他解释《校官碑》，说东汉时设有校官，也未免考证疏略。这些就是他凭臆断所造成的错误。然而在近世著录金石的诸家中，他对著作的源流和条理说明清楚，内容灿然明白，终究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金石文字记》原序。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访求古人的金石文字，但那时还不太懂得它们的意义。等到读了欧阳修的《集古录》，才知道其中的事情往往可以同史书相互印证，能够阐明幽隐、表彰微小，补充缺漏、订正错误，并不只是为了欣赏文章书法的工巧而已。近二十年间，我周游天下，所到之处，无论名山大镇、祠庙寺观的遗迹，都没有不去寻访的。我登上危险的山峰，探入幽深的山谷，攀摸坠落的石块，踏过荒草荆棘，砍开坍塌的墙垣，铲除腐朽的土壤，凡是能够辨读的，必定亲手抄录。得到一篇前人没有见过的文字，常常高兴得不能入睡。有一两位前代贤达的后人，知道我喜好古物，便拿出他们所收藏的东西；至于兰台散失的文章、天禄阁遗佚的文字，我也从旁广泛搜求考察，夜以继日。于是剖析史传，阐发经典，其中颇有欧阳修、赵明诚两部著录所未详备的内容，积累成一册，作序留给后人。那《祈招》诗，是右尹诵读的；孔悝的鼎，是《戴记》传下来的；这些都是孔子没有收入的材料。六经中缺失的旧事，没有不使五岳增高、使百川更加广阔的。如今我这点微薄的工作，也有同样的意义。只恨我出生得太晚，没有遇到那些著名世家旧族，大半都已经衰败凋零；又因为身为布衣，地位低微，外出没有仆人车马，常常怀揣笔墨，徘徊在山林猿鸟之间，而乡野老农和粗人中，很少有人能够识字。其中或许有的地方，是因为见闻狭窄，有的地方，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又有山高水深，是我无法登临跋涉到达的；即使是已经到过的地方，难道就没有遗漏吗？我还希望后世有同样爱好的人，能够接续我把它记录下来。东吴顾炎武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字记》卷一。昆山顾炎武撰写。商。比干铜盘铭。现在在汲县北十五里的比干墓上。《卫辉府志》说：周武王封土修整比干墓，铜盘铭的碑石已经残缺断裂，字形笔画失真。万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新摹写《汝帖》，刻石立在墓前。薛尚功《钟鼎款识》说：唐开元年间，偃师县的土人耕地时得到这个铜盘，盘上的篆文十分奇异古奥。他所释出的文字是：“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泉水，后面是山冈，前面是道路，万世长存的墓藏，在这里就是珍宝。”一说作“前面是山冈，后面是道路”；“藏”字一说作“灵”，一说作“宁”；“兹”字一说作“于”；“宝”字一说作“保”。现在考察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政和年间，朝廷搜求三代的鼎彝器物，程唐任陕西提▯茶马，李朝孺任陕西转运，派人在凤翔府挖掘商代比干墓，得到一只铜盘，直径二尺多，中间有款识十六字；又得到玉片四十三枚，长约三寸，上部圆而尖，下部宽而方，厚半指，玉色明亮晶莹。他们把铜盘献给朝廷，玉片留在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说：“前代忠臣贤人的墓，怎么能挖掘呢？”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李朝孺退出了那只铜盘；玉片长久留在秦州库中，近年王庶任秦州知州时，把它们取走了。祁宽住在那里时曾经见过这些东西，并把情况告诉了我。这样看来，这块碑是从凤翔得到的，而不是从偃师得到的；至于它究竟是哪一代的遗物，就无法知道了。比干是殷代人，按理绝不可能埋葬在凤翔。既然疑惑，只能把疑惑传留下来，姑且把它编在本书开头。周。石鼓文。石鼓共有十面，传说是周宣王打猎时所刻的石碑。如今读它的文字，都是浅近的辞句，远不如《车攻》《吉日》宏阔深厚。《金史·马定国传》说，石鼓自唐代以来就没有定论。马定国根据字形笔画考察，认为是宇文周制作的，并加以辨析，文字一万多字，引用传记，论据十分清楚。杨慎最为喜好古物，但他也说：“宣王的时代距离上古还不远，所使用的都是科斗文、籀文。”如今考察《说文》所载的籀文，与今天石鼓文并不相同。石鼓文只是类似小篆，我独自因为它的文辞不足以同《二雅》并列而对它产生怀疑。现在石鼓在京师国子监先师庙戟门左右，附有元代潘迪的《音训》。韩愈的《石鼓歌》说，浅陋的儒生编纂诗歌，竟不把它收入《二雅》，见识狭窄而缺乏从容舒展。如今读这首诗，只是铺陈夸张，却没有意味。它哪有一章可以接近《二雅》呢？至于《岣嵝碑》诗，不知道是依据什么写成的。诗注引用盛弘之《荆州记》说：“南岳周围数百里，从前禹登上南岳祭祀它，因而梦见玄夷使者，于是获得金简玉字之书。”徐灵期《南岳记》说：“从前禹疏导水流、开通沟渠，刻石记载名山的高度。”韩愈因此写诗，诗句说：“岣嵝山尖有神禹碑，字呈青色，石呈赤色；字形模仿奇异的科斗文，字体蜷曲如身、倒垂如薤；像鸾鸟舒展、凤凰停泊，又像捕捉虎螭，事迹严肃而踪迹隐秘，鬼神也无法窥见。道人独自登山偶然看见它，我来此询问叹息，眼泪涟涟。千方百计搜寻，万般查找，它究竟在哪里？森森的绿树之间，猿猴悲鸣。”这样看来，不仅韩愈以前没有人见过这块碑，就是韩愈本人也没有见过它。到了宋代嘉定壬申年，有个叫何致、字子一的人，才在祝融峰下找到它，亲手摹写后带回去。等到衡山县令派人搜访时，已经找不到它的所在了。碑中文字奇异而不合文字规范，文辞奇异而不合伦次，韵律奇异而不合古法，可以断定它是伪作，毫无疑问。吉日癸巳。世代相传周穆王登上坛山，把这四个字刻在石头上。《金石录》认为这是三代时所使用的文字，三代都使用古文、科斗书，而这四字却类似小篆，因此对此存疑而不敢相信。如今坛山在赞皇县东北十五里处，这块石头已经移置到县学大门西边的墙壁上。鼎铭。现在在丹徒县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部直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宽四寸二分，足高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铭文九十三字，都是古文；除有一个字已经腐蚀外，其余字外都作云雷纹。铭文说：“九月十六日甲戌，王来到周地；丙子日，在图室举行烝祭。司徒南仲辅佐世惠，众人站立在中廷。王呼唤史端，册命世惠说：‘你宣扬治理之道，辅佐王室，勤勉努力，不懈怠不作为。我赐给你玄色衣服和束带、雕饰的戈、白色蔽膝和红色箭矢、鋚勒以及銮旂。’世惠恭敬地答谢并颂扬天子伟大而光明的美德，用它铸作尊鼎，用来祭享列祖，用周簋祈求万年长寿，子孙永远珍藏宝用朱彝。”这件尊器名为鼎铭，器主姓名无法考知。铭文说“王来到周地”，又说“司徒南仲”，大概是周代器物。铭文所说“立中廷”，考察毛伯敦铭文也有这句话。薛尚功解释为“立”，但《周礼·小宗伯》说掌管建立国家的神位，古书作“立”；郑司农说“立”应读作“位”，古代“立”“位”二字相同，古文《春秋》把“公即位”写作“公即立”。那么这篇铭文写“立”，也应当读作“位”。吴季子墓碑。唐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新刻立，位于丹阳县延陵镇吴季子庙中。《越绝书》说：“毗陵上湖中的坟墓，是延陵季子的坟墓。”古名延陵墟，就是这个地方。后人又在县城南门外驿站前摹刻了一通。元代吾丘衍《学古编》说：“考察古代法帖，只说‘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厚古朴，似乎可以相信。如今这块碑擅自增加了‘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以外，其余三字是汉人的方篆，与前面的六字不相合。而且把‘君’字写成‘季’字，汉代器物上‘蜀郡’‘洗郡’的字，偏旁的一半正好和这里的‘君’字使用同一种写法。以‘季’字的字音来看，显然是错误的。比干墓前有汉人篆书碑，也有这种说法。洪适《隶释》《汉隶字源》辨析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再详述。” 秦。泰山石刻　李斯篆书。《金石录》说：刘跂撰写《秦篆谱》，共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说：宋莒公的摹本，只有二世诏书五十一字。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二十九字，位于岳顶碧霞元君宫东侧廊庑；而泰安州城内东岳庙中另刻有一块石头，也只有二十九字。宋代摹本已经失传。峄山石刻　李斯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