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记卷一

译秦代原刻早已亡佚。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郑文宝依据徐铉的摹本刻在石上，位于陕西西安府儒学中。元至元二十九年重刻的那一通，位于邹县县治。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功战日作”，这里的“功”应当是“攻”字。古人把“攻”“功”二字通用。齐侯镈钟铭文说“肇敏于戎功”，写作“攻”。《周礼·肆师》说：“凡是军队不能取胜，就帮助牵引王车。”古书把“功”写作“工”，郑司农读作“功”。古代“工”和“功”是同一个字。汉。鲁孝王刻石　八分书。金代高德裔记载说：鲁灵光殿遗址西南三十步有一座池塘。明昌二年，下诏修缮孔子庙，工匠在池塘中得到这块石头。铭文说：“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完成。”现在在孔子庙中。“五凤二年”是汉宣帝拥有天下时所用的年号；“鲁三十四年”是鲁孝王拥有封国时的年数。上面向天子报告，使用大一统的年号；下面对诸侯王，则使用各自拥有封国以来的年数。这是汉人的惯例。三代时期，侯国的史官只记载本国的年号，而不记载天子的年号。《春秋》记“隐公元年”，为什么是鲁国人这样记载的呢？《泰誓》记“十有三年”，为什么是周人这样记载的呢？赵明诚《金石录》有楚国钟铭说：“惟王五十六祀。”考察楚国只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于是赵明诚评论说：“当时王室衰弱，六国争雄，楚国尤其强大，于是不用周朝的正朔。唉，可以说是僭越了。”楚国的僭越在于自称王，而不在于自行纪年。《春秋》记载“隐公元年”，难道也是不用周朝正朔吗？刘原父说：“元，就是开始。君主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就像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并不是因为天子和诸侯而有区别。” 汉代诸侯王可以自行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所说的“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淮南子·天文训》说：“淮南元年冬天”，指的是淮南王刘安开始立为王的那一年。注释者不明白，竟说：“这是淮南王著书的元年”；又说：“这是淮南王僭越称号。”这大概是没有读过《史记》《汉书》的人说的话。又考察汉代，不仅诸侯王如此，就是列侯在自己的封国中，也可以自行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绛侯世家》上面说“侯建德十三年”，下面又说“元鼎五年”，就是这种情况。《吕氏考古图》载：“周阳侯甗鍑铭文说：‘周阳侯家铜三袭甗鍑，容量五斗，重量十八斤六两。’”又说：“侯治理封国五年五月，封国铸造第四件。”吕大临说：“所谓侯治理封国五年，是从侯接受爵位、承袭侯位的那一年开始计算的〔‘数’读作色主反〕。”《文选·魏都赋》刘良注说：“文昌殿前有钟，铭文说：‘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铸造防宾钟。’”所谓魏四年，是曹操被封为魏公的第四年，也就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嵩山太室神道石阙铭》，八分书。元初五年四月所刻，现在位于登封县中岳庙南面一百多步处。铭文八行，年月以及职官姓名共十三行，石阙完整，没有坍坏，但文字大半已经剥蚀。至于少室、启母两处的石阙，也已经逐渐毁坏。铭文说：“中□□嵩高神君□□□□休□最纯。春天使万物生长，□寸起云，滋润、施布原野，流□□□宣扬并及上天。四海没有不蒙受恩德的，圣朝恭敬肃穆，是众民所尊崇的□□奉起□□竭尽勤劳□□功德。刻石记载文字，□显□异，传给后世贤人。元初五年四月，阳城□长、左冯翊万年人吕常开始制作这座石阙。其后所列职官姓名，大多漫漶毁灭，无法辨认。” “竝天”就是“普天”；这是古人省略文字的写法。嵩山三座石阙，洪适《隶释》没有记载，所以现在把全文录下。这三座石阙巍然尚存，而欧阳修、赵明诚在宋代盛时，为什么都没有见到它们？由此可知，两部著录没有记载的东西，原本就很多。《开母庙石阙铭》　篆书　延光二年。现在石阙位于嵩山启母庙南面。汉代避景帝的名讳，把“啓”字改写为“开”。叶封《嵩阳石刻记》说：“现在还能看到篆书三十二行，前面的题名十行，每行七字。其中第三行只有六字。拿少室石阙所列的官名来对照，那么这十行上面并没有缺失文字。”后面的两篇铭文共二十二行，前铭十二行，记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现在只剩下六字。后铭现在只剩九行，每行也只剩六字，大概是上面一层已经亡佚了。后铭同《嵩高志》所记相比，又缺少四句。他又说：“石阙的形制，是把石条层层砌成墙，中间留出阙门。石质十分粗劣，空白处夹杂刻着花纹，也不精细；即使篆文，也没有完全写好。”其中“修条”二字都从“彳”旁。己酉年暮春，我亲自到庙下查看这座石阙。井叔所说缺少的四句，现在又找到四行二十多个字，因为文字太多，石面容纳不下，所以转刻在旁边，但上面一层仍然已经亡佚了。碑文是：“□□□开母庙□□神道阙时太守□□朱宠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椽隂林户曹史夏效监椽陈修长西河圜阳冯寳丞汉阳冀秘俊廷椽赵穆户曹史张诗将作椽严寿伍左福【以上为题名】□□□□□□百川柏鲧称遂□□□□□□浩浩下民震惊□□□□□□写玄九山甄旅□□□□□□汉山辛癸之间□□□□□□斯民同心济□□□□□□□□替又遭乱秦□□□□□□冯神▯彼飞雉□□□□□□符瑞灵支挺生□□□□□□▯清兴云降雨□□□□□□不歇比性乾坤□□□□□□我君千秋万祀□□□□□□铭功昭眂后昆□□□□□□二年【以上为铭文】重曰□□□□□□德洋溢而溥优□□□□□□则文燿以消揺□□□□□□皇极正而降休□□□□□□芬兹楙于圃畴□□□□□□木连理于芊条□□□□□□胙日新而累熹□□□□□□咸来王而会朝□□□□□□九域□其修治□□□□□□祀圣母虖山隅□□□□□□神□亨而□格□□□□□□厘我后以万祺□□□□□□于□乐而罔□□□□□□□永历载而保之【以上为后铭文】”

译“重曰”二字出自《楚辞·远游》篇，就是所谓说得不够，于是用长篇反复申说。井叔误以为是“重日”，并说这是记年月的一行。考察这一行，现在存有六字，在“二年”以下、“重曰”以上，空着的石面没有镌刻，更加说明它不是纪日。《汉书·班倢伃自悼赋》和《文选·潘岳寡妇赋》也都使用“重曰”二字。《少室神道石阙铭》，篆书。现在位于登封县西十里，邢家铺向西距离少室山还有十多里；应当是汉代的庙在这里。叶封《嵩阳石刻记》说：“共二十一行，每行四字。所列的丞薛政等人，同启母庙碑相同，毫无疑问是同一时期建立的。” 这座阙有铭辞，但现在只剩下两行八字，其中能够辨认的有五字。又说三月三日，但上面没有年号；说郡阳城县，但上面没有郡名，这也是上面一层石头已经亡佚了。现存的文字每行四字，内容是：“□□林芝□，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阳城县，兴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隂林，户曹史夏效，监庙掾辛述，长西河圜阳冯寳，丞汉阳冀秘俊，廷掾赵▯，户曹史张诗，将作掾严寿，庙佐向猛赵始。” 《北海相景君碑》及碑阴。八分书。汉安二年八月。现在在济宁州儒学，碑文已经漫漶。《鲁相乙瑛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八分书。永兴元年六月。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后人在碑上刻写：“汉钟太尉书。”洪氏《隶释》说：“考察图经，说是钟繇所书。钟繇在魏太和四年去世，上距永兴年间七十八年，图经所说是不对的。” “百石卒史”，是俸禄为百石的卒史。《汉书·儒林传》说：“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倪宽《传补》说：“廷尉文学卒史。”臣瓒说：“《汉注》说：卒史的俸禄是百石，这就对了。至于三辅的卒史，则是二百石。”《黄霸传补》说：“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因为他们的俸禄有不同，所以列出石数的多寡来加以区别。《水经注》记载此事，后来不通晓其义的人改作“百夫吏卒【杜氏《通典》刻本也作‘百户吏卒’，《三国志》监本相同】”。《鲁相韩勑造孔子庙礼器碑》及碑阴。八分书。永寿二年九月。现在在孔庙中，碑的两旁也都有刻字。《郎中郑固碑》。八分书。延熹元年。现在在济宁州儒学。碑文中说：“逡遁退让”中的“逡遁”，是“逡巡”的异体写法。《管子》说桓公“蹵然逡遁”。《汉书·平当传赞》说“逡遁有耻”，《叙传》说“逡遁致仕”。《周礼·司士》注说：“王向他作揖，他都逡遁退避。”恢复原位。《仪礼·士昏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注说：“避开而逡遁。”《乡射礼》注说：“稍稍后退，稍稍逡遁。”《聘礼》注说：“避开位置而逡遁；又退后三次，三次逡遁。又避开位置而逡遁；又避到面向东的位置而逡遁。又退下作为大夫，降阶而逡遁。”《士丧礼》注说：“避开而逡遁，就是避开位置。”《特牲馈食礼》注说：“避开位置而逡遁。”《礼记·玉藻》注说：“俯身逡遁而退，是穿鞋。”这些都同这里的文字相同。颜之推《匡谬正俗》说：贾谊《过秦论》说：“九国的军队逡巡不敢前进。”其中“遁”字，大概是取“循”的声来作“逡”字，应当读作七均切。但我考察古书，也有许多不同的写法。《晏子春秋》有说：“晏子巡遁而对。”又有说：“晏子逡循对曰。”《汉书·万章传》说：“章逡循甚惧。”《外戚传》说：“逡循固让。”这些都把下一个字写作“循”。然而这块碑和《汉书》的礼注，又把“遁”写作“巡”。又如《庄子》说：“忠言劝谏不被听取，便蹲循而不争。”《灵枢经》说：“黄帝避席，遵循而退却。”《亢仓子》说：“荆君面向北遵循稽首。”这也是“逡循”的异文。《王莽传》又说：“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师古说：“俊读作千旬反，是退的意思。”这个字从“彳”旁，那么又是“逡”的异文【《楚辞·九章·思美人》说：“迁逡次而勿驱兮。”《汉书·公孙弘传》说：“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都写作“逡”。】碑上又把“妣”写作“姕”，同《堂邑令费凤碑》一样。但《玉篇》说：“姕，读作必媚切，是女子的名字。”这又是后人的解释。汉人的书中有《遁甲开山图》。《云麓漫钞》说：世间流传的《遁甲书》，甲本来就不可以隐藏，为什么称作“遁”？于是引用这块碑来证明应当是“循甲”，意思是按照六甲循环来推算数理。现在考察“遁”字，古人用它代替“巡”字的很多，应当是“巡甲”。《太玄经》说：“巡乘六甲，与斗相逢。” 这块碑上有一个大孔。汉代的碑大多如此。刘熙《释名》说：“碑，就是被。”这本来是王莽时期设置的制度。用辘轳，把绳子穿过碑孔，绕在碑上，用来牵引棺材。臣子追述君父的功德美行，把它写在碑上。后人沿袭这种做法，所以把碑立在道路的尽头、显眼可见的地方。因为它的文字写成了，称作碑。这是后汉时期人们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知道周代本来就有碑。《檀弓》说：“公室使用丰碑。”注说：“丰碑，是砍削大木制成的，形状像石碑，立在椁的前后四角；在中间凿孔，设置鹿卢，用绳子绕住，向下放棺材【《正义》说：‘繂’就是‘绋’。凿去碑中间的木头，使中间空出来，安放鹿卢。鹿卢两端各插入碑木中，用绋的一头系住棺材，另一头缠绕在鹿卢上。完毕后，牵绋的人分别背靠碑，负着绋的末端，听着鼓声逐渐后退，把棺材放下】。《丧大记》说：“国君下葬用輴，四条綍、两块碑；大夫下葬用輴，两条綍、两块碑。”又说：“凡是下棺入圹，都使用綍，离开碑时背负牵引绳。”注说：“在墓圹前后树立碑，把绋绕在碑间的鹿卢上，牵引棺材下去。这时棺材向下安葬，牵绋的人都系着绋，绕过腰部背负牵引绳，舒展放松它，以防绳子脱落。”

译所谓用绋离开碑，说的是把棺材放下的时候。”这就是刘熙所说的，安葬时设置鹿卢、用来下棺的碑。《聘礼》说：“宾从碑的内侧听取命令。”又说：“面向东，以北为上位，上位正对着碑的南面。”注说：“宫中一定有碑，是用来辨识日影、引导阴阳的。凡是碑用来牵引物件的，宗庙中就把牲畜系在碑上，以取得毛和血。碑的材料，宫庙用石，安葬下棺用木。”《祭义》说：“国君牵着牲畜，进入庙门后，就把它系在碑上。”注说：“‘丽’是系的意思，是说牲畜进入庙中后，系在中庭的碑上。”《杂记》说：“宰夫面向北，站在碑南面，以东为上位。”这些是注家所说的宫庙中的碑：一块是宾客行揖礼所对的碑，一块是系牲畜的碑。“碑”字本来从“石”旁；下葬时使用木碑，是因为做事方便。西汉人的书中也有记载。《淮南子》说：“卢敖看见若士逃到碑那里。”注说：“就是藏在碑的背阴处。”孙何《碑解》说：“我起初把家安在颍地，曾到野外看见荀、陈的古碑有好几块，碑上都有孔，好像用绳索穿过一样。问其中的缘故，起居郎张公观公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大概汉代距离圣人还不远，还保留着古代丰碑的形制。’” 后来的碑就不是这样了。我所见到的汉碑，都高不过现在的三尺多，可以用来系牲畜；用木头制成的，也可以用来牵引棺材。如今既失去了在中间穿孔的制度，碑的高度和大小也没有限度，同古人的碑只是名称相同而形制不同了。《楚相孙叔敖碑》及碑阴。八分书。延熹三年五月拓本。这块碑见于《水经注》，说它在期思县城西北角、楚相孙叔敖庙前。然而撰写文章的人似乎没有读过《春秋》的史书。他的文章说：“叔敖担任相国时，平民中有像曾参、闵子骞那样的贞孝行为。”叔敖任楚庄王的相国，是鲁宣公时期；而曾参、闵子骞是鲁定公、鲁哀公年间的人，处在楚昭王、楚惠王时代。这是拿后世的人来称赞前代的人，已经不合次序了。又说：“继承高阳、重黎、伍举、子文的传统，这尤其奇怪。伍举是楚灵王时期的人，在叔敖之后四五十年；而且泌之战中，叔敖斥责的宠臣伍参，正是伍举的父亲，碑文却说叔敖继承伍举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又说：“叔敖在灵王时做官，又说他死后庄王封赏他。”考察《春秋》，庄王的儿子是共王，共王的儿子是康王，康王之后才是灵王；现在反而把灵王说成在庄王之前，真可以说是连书都没有读懂的人了。碑上说：“楚相孙君，名饶，字叔敖。”马骕说：《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令尹蒍艾猎筑城于沂地。杜氏注说：“蒍艾猎就是孙叔敖。”并没有说他的名是“饶”。《冀州刺史王纯碑》。八分书。延熹四年十二月拓本。《泰山都尉孔宙碑》及碑阴。八分书。延熹七年二月。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考察《后汉书》，说孔融的父亲孔伷曾任泰山都尉，这是不对的；应当依碑文写作“宙”【《三国志》注文引用《续汉书》也写作“宙”】，名为“伷”的是另一个人。董卓传说陈留人孔伷任豫州刺史【《袁绍臧洪传》相同】；《符融传》说他荐举和引达郡中士人范冉、韩卓、孔伷等三人。《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豫州刺史孔伷，注文引用《英雄记》说伷字公绪【《郑太传》说孔公绪清谈高论，能使枯木复生】；《九州春秋》写作“胄”。他是汉献帝时期的人，孔伷的事迹大略见于《许靖传》。这位泰山都尉是孔融的父亲。又《韩勑碑》碑阴列出出钱者，其中有郎中鲁人孔宙，字季将，千…… 王弘撰写说：“汉碑的碑阴没有额，只有这块碑有篆书‘门生故吏名’五个大字，书法同前一块碑略有不同，应当是另外一人的手笔。”

译《西岳华山庙碑》。八分书。这是弘农太守、汝南人袁逢在汉延熹八年四月甲子之前所立的碑，后来袁逢升任京兆尹，太守安平人孙璆遵照他的做法完成了此碑。碑原来在华阴县西岳庙中，嘉靖三十四年发生地震，碑被毁。华州郭胤伯有这块碑的拓本，文字完整，现在收藏在华阴王无异家中。碑末说：“京兆尹命令监都水掾霸陵人杜迁购买石料，派书佐新丰人郭香校察书写。”东汉人取两个字作名的很少，而“察书”正是对承接“购石”文字的话，所以“香”是他的名，特意校勘订正这篇文字的人就是他。汉碑从来没有列出书写者姓名，欧阳叔弼把“香察”作为人名，大概不对。“勅”是上级对下级发布命令的说法；汉代官长使用它，属官以至祖父辈、父辈、子孙辈，都称为“敕”。考察前代史书，陈咸传说公文移书用“敕书”；孙宝告诫督邮、何并派遣武吏的事，史书都记作“敕曰”。此外，韦贤、丙吉、赵广汉、韩延寿、王尊、朱博、龚遂等人的传记中，使用“敕”字的有十多处。《后汉书》才开始改写为“勑”，后人也就沿用了【《淮南子》“重九▯”的注文说“▯”读作“整”，是形状的意思。】六朝时期，“敕”字多改写作“勑”，所以后来也跟着改变。《五经文字》说：“‘敕’是古代的‘勑’字，如今相沿都写作‘勑’，只有‘整’字从‘敇’。”何曾传记说有人用小纸写信：“勑记室不要上报。”可见晋代上下仍然通称这个字。到了南北朝以后，这个字只有朝廷专用，臣下不敢使用。因此北齐乐陵王高百年练习书法，写了几次“勑”字，终于因此被杀；这并不是汉代人应当忌讳的事。况且蜀地的秦宓，字子勑，《三国志》中已有记载。欧阳公录载《鲁相韩勑修孔子庙器碑》，竟怀疑自古以来臣子没有取名为“勑”的；陆德明说这是俗字。《字林》写作“敕”，胤伯认为这个字的偏旁从“力”，另有“赉”的读音，所以鲁相能够取此为名，却不知道这块碑写作“勑”又该怎么解释【《沛相杨统碑》说：“孝以勑内仙人”；《唐公房碑》说：“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都用这个“勑”字】。如今《尚书·皋陶谟》《益稷》《康诰》《多士》，《诗·楚茨》，《易·噬嗑·大象》的文字，都写作“勑”；而《周礼·乐师》“诏来瞽皋舞”的注说：“‘来’就是‘勑’。” “告诫你们这些盲人乐师，率领你们的众工，演奏你们悲哀的歌辞，庄重和谐，不要懈怠，也不要凶暴。”郑康成是汉代人，他把“来”解释为“勑”，又是为什么呢？碑文说：“左尉唐佑。”考察《百官志》：县大的设置两名尉，县小的设置一名尉。因此桥玄补任洛阳左尉；这里所说的左尉，也是因为县大而设置两名县尉，同史书相合【《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韩勑孔庙后碑》《殽阬君碑》《张公神碑》《三公山碑》《无极山碑》都有左尉。《风俗通》中有武当左尉】。《郡国志》在弘农郡条下说：“华阴原来隶属京兆，建武十五年改属。”这块碑中，袁逢先任弘农太守，后来升任京兆尹，所以碑上所写的丞、尉，一人为河南京县人，一人为河南密县人；主管事务的掾是华阴人。汉代丞、尉和掾都任用本郡人，三辅郡则可以任用其他郡的人。弘农在后汉属于三辅，所以可以任用旁郡人担任丞、尉。京兆尹派遣的掾、佐，一人为霸陵人，一人为新丰人，是外郡人，所以另外写在下方，并说是京兆尹命令派遣的，以表明袁君已经升任京兆尹，却仍然没有忘记对神灵的敬意。如果他们是在本郡任职的官员和掾，那么购买石料、校察书写的人就没有必要特别说明了。《律历志》中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论，却不和他谈论，这是错过人才。”所以把这些写下来留给无异，同时也惋惜胤伯不能与他同时相遇，共同讨论订正。娄机《汉隶字源》说：考察《繁阳令杨君碑》碑阴有“程勑”，可见在汉代并不只有韩氏把“勑”读作“名勑”。“勑”虽然本音为“徕”，《说文》解释为“劳”。考察碑文，韩字叔节，郑字伯严，这里的意义不是劳徕的“徕”，应当读作“饬”。汉碑和《范史》多用“勑”字，大概当时上下都通用，起初并没有拘泥。考察《博古图》等书，有《孝成鼎铭》说：“工王褒造，左丞辅掾谭守令史永省。”《大官铜钟》说：“考工令史古丞，或令通主太仆监掾苍省。”《绥和壶》说：“掾临主守右丞同守令寳省。”《上林鼎》说：“工史榆造监工黄佐李负刍言省。”这里的“监”，就是察看文书之类的意思。汉孝宣帝本来称为“中宗”，但这通碑却写作“仲宗”。考察《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可见这里也把“仲”当作“中”使用。把汉孝武帝寻求神仙看作“登假”之道。考察《列子·黄帝篇》说：“天下大治，几乎像华胥氏的国家，而帝登假。”《周穆王篇》说：“穆王几乎成为神人了，能够穷尽今生的快乐，仍然活到一百年才去世，把这叫作登假。”《庄子·德充符篇》说：“他将选择日期而登假。”《大宗师篇》说：“这就是知晓如何登假于道。”照这样看来，大概是认为活到千岁后厌弃尘世，离去而升天成仙的意思。考察《曲礼》记载报丧说：“天王登假。”郑氏注说：“登，是上；遐，是已经离去。上而离去，就像成仙离世那样。”可见汉人解释“登假”，都是以《庄子》的话为依据的。《竹邑侯相张寿碑》，八分书，建宁元年五月。现在在城武县，当地人把它截取后作为后人的碑，碑座只剩下二百多字。《冀州从事张表碑》。八分书。建宁元年十一月拓本。《金乡长侯成碑》，八分书，建宁二年。拓本。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滋滋履真者”，是“孳孳”的异文。济阴太守孟郁的《修尧庙碑》也把“孳孳”写作“滋滋”。汉碑从来没有记载死者的夫人，这通碑末尾却说：“夫人于延熹七年、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因病去世。”另外，郎中马江的《碑》又说：“夫人是宛句曹氏，去世时温和贤淑、谨慎端庄，人们都说她是女子的师表，享年五十五岁，于建宁三年十二月去世。”这是后人所作的碑，并且开始记载夫人的事。《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子碑》，八分书，建宁二年三月，现今在曲阜县庙中。

译“饮酒畔宫”是“泮宫”的异文。益州太守高眹修撰《周公礼殿记》，也写作“畔宫”。《史晨飨孔庙后碑》，八分书。现在在庙中，碑后有武后天授二年马元贞的题名。《淳于长夏承碑》，八分书，建宁三年六月。旧时在广平府学。都太仆《穆金薤琳琅》说：江阴徐公扩曾经得到旧刻，把碑字双钩摹出后赠给我，与这通碑完全不同。旧刻缺字四十五个，而这通碑独自完整无缺。又如“积行勤约”，现在写作“勤绍”，都很可疑。因此认为这是后人伪造的。现在这通碑又已经亡佚，而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的碑还在漳川书院，已经更加失去真实性了。《卫尉卿衡方碑》。八分书。建宁三年六月。现在在汶上县。碑文说：“履该颜原，兼修季由。”洪氏把“颜原”解释为颜渊、原宪，而都太仆把“季由”解释为仲由，字季路，这难道是同一个人吗？“兼修”的意义与此并不相合。考察《史记·仲尼弟子传》：公皙哀，字季次。孔子说：“天下没有道义，很多人就去做大夫的家臣，在都邑做官，只有季次从来没有做官。”《游侠传》说：“季次、原宪，终身居住在空室蓬户中，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只是不以死为厌而已。”相隔四百多年，弟子们仍不厌其烦地记载他。这样看来，这里的“季”就是季次吗？四人都是安于贫困、坚守道义的人，所以并举而说。他们一人有字、一人有名，也是古文中曾有的情况。《博陵太守孔彪碑》及碑阴，八分书，建宁四年六月，现今在曲阜县。碑文说：“抍马”一词，《易经·明夷》六二和《涣》初六都说“用拯马壮”。“拯”字，子夏传本、《说文》和《字林》都写作“抍”，音为“升”，又有一音读“承”，意思是向上举起。汉代流传的文字就是这样，而现在写作“拯”，是唐开成以后确定的写法。又考察《方言》说：“抍，是防。”从水中救出溺水者，写作“抍”。《周礼·职币》注说：“振，和抍相同。”《大司徒》注说：“振救穷困，抍救天民，就是救济百姓的穷困。”《新唐书·杨于陵传》说“抍救贫民”，用的就是这个字。又写作“撜”，《淮南子·子路》说“撜溺而受牛谢”，注说：“撜音蒸，意思是举起。”把溺水的人举出水面，那么“撜”和“抍”就是同一个字。古代又有写作“承”的，《列子》说“使弟子并流而承之”。《李翕析里桥郙阁铭》。八分书。建宁五年。现在重刻本在略阳县。碑文有“醳散关之嘲”一句。漯者杨用修认为，“醳”就是“释”，“嘲”就是“潮”，“漯”就是“湿”，这是对的。欧阳永叔《集古录》说：“后汉熊君碑，书写‘显’字都作▯。”考察《说文》，“显”从“防”得声，后来转写为“累”，这种变化相距太远了。没有人明白它的意义。我考察“累”字从“日”从“糸”，其实是“防”的省写。《说文》说“防”是正午观察丝线，古文借它来表示“显”字；《殽阬碑》碑阴的“显”字两次出现，都作▯。后来有人误把它写成从“田”的字。古人把“湿”写作“漯”的情况不止一处。《说文》说：“湿，水名，水出东郡东武阳，流入海，从水，防声，读它合切。”《汉书·王子侯表》有“湿成侯忠”，师古说：“湿音它合反。”《功臣表》有“驷望侯冷广以湿沃公士”，师古说：“湿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湿阴定侯昆邪”，《霍去病传》和《王莽传》都写作“漯阴”。《地理志》平原郡有“漯阴县”，而《水经》所说的“湿余水”也写作“漯”字，是异文。《荀子》说“穷则弃而儑”，注说：“儑应当是湿字。” 《韩诗外传》写作“弃而累”。《魏建成乡侯刘靖碑》把“隰”字写作▯，只是因为它把“日”写成了“田”，这正是欧阳永叔疑惑的原因。《司隶校尉鲁峻碑》及碑阴，八分书，熹平二年四月，现今在济宁州儒学。《石经》，八分书，熹平四年。我曾两次见到这个版本，一次在邹平张氏家，一次在京师孙氏家。《尚书·盘庚篇》有三十多个字，《论语·为政篇》有七十多个字，《尧曰篇》有三十多个字。与洪氏《隶释》所保存的文字相比，不过十分之一罢了。考察三体石经，汉、魏两代都曾建立。熹平年间立石，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蔡邕传》《张驯传》《儒林传》《宦者传》。正始年间立石，见于《晋书·卫恒传》。但《水经注》说：“汉碑五经，立在太学讲堂前，全都在东侧，碑上都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建立了古篆、隶三种字体的石经。魏初传授古文，出自邯郸淳；石经中的古文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立在讲堂西边，共四十八枚石碑，宽三十丈。《洛阳伽蓝记》则说：“讲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共二十五碑，碑的正反两面都刻字，书写《春秋》《尚书》两部经，采用篆、科斗、隶三种字体。这是汉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遗迹，还存有十八碑，其余都残毁了。又有石碑四十八枚，也正反两面都用隶书，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经；另有赞学碑一所，都在讲堂前。” 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说：“讲堂长十丈，宽二丈，堂前石经四部的原碑共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边排列《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现存十二碑，其余毁坏；南边排列《礼记》十五碑，全都崩坏；东边排列《论语》三碑，其中两碑毁坏。《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的姓名。”这些都是当时亲眼见到那些石碑并记录下来的人所说的。合起来考察，其中有四处不同：一是汉代石经究竟为五经、六经还是七经的不同；二是魏石经究竟是三体还是一体的不同；三是讲堂西边所立的石碑究竟属于魏代还是汉代的不同；四是后魏保存的石碑所刻经书不同。《后汉书》的本纪、儒林传、宦者传都说是五经，蔡邕传、张驯传却认为是六经，《隋书·经籍志》又认为是七经，这就是汉代石经五经、六经、七经之说的不同。卫恒传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到正始年间建立三字石经，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于是借用“科斗”之名，仿效它的形体。《水经注》也说三字石经在讲堂西边，而《伽蓝记》认为它是碑的正反两面都用隶书，《隋书·经籍志》则称它为一字石经。那么，所谓仿效科斗形体却失去邯郸淳笔法的情况，究竟在哪里呢？

译这就是魏石经究竟为三体还是一体之说的不同。《金石录》说：汉石经是蔡邕所书的小字八分书；《后汉书·儒林传序》说“写成古文、篆、隶三体”，这是不对的，大概蔡邕所书的只是八分，而三体石经是魏代建立的。《伽蓝记》说二十五碑采用三种字体，四十八碑的正反两面都用隶书。《水经注》说汉碑在讲堂东侧，四十八碑是魏代经书，在讲堂西侧。然而《洛阳记》不说东侧有碑，只说讲堂前有四十六枚，碑上有马日磾、蔡邕的姓名；又不说字体是三体。这岂不是把《水经注》所谓魏代的石碑也合并起来，指认为汉代的吗？这就是讲堂西边所立石碑究竟属于魏代还是汉代之说的不同。《伽蓝记》说有《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洛阳记》则多出一部《论语》。赵明诚《金石录》又说他家收藏的拓本中还有《诗》《仪礼》。如果不是这些传拓本出自神龟年以前，就不应当出现宋人收藏、而魏代尚未见到的经书。这就是后魏保存的石碑所刻经书不同之说。所有这些都无法详细考定。至于《魏书·江式传》说魏三字石经立在汉碑西面，是邯郸淳所书，这是没有考察卫恒的话而造成的错误。《胡三省〈通鉴注〉》说：“魏碑在正始年间建立。” 《汉书》说元嘉元年，皇帝下诏命邯郸淳撰写《曹娥碑》，当时邯郸淳已经成年。从元嘉到正始相隔九十多年，说三字石经为邯郸淳所书是不对的。《孝静帝纪》记载，武定四年八月，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到邺。《北齐书·文宣帝纪》说共有五十二枚，与《伽蓝记》所列东边二十五枚、西边四十八枚的数目相比，只少了二十一枚。然而《隋书·经籍志》说河阳岸崩塌，石经于是沉没水中，能够运到邺的还不到一半，这是没有考察北齐帝纪而造成的错误。《周书·宣帝纪》记载，大象元年二月辛卯，下诏把邺城石经迁到洛阳。《隋书·刘焯传》说开皇六年把洛阳石经运到京师，而《经籍志》却说是从邺城运入长安，这又是没有考察列传而造成的错误。这些都是容易看出的乖谬。又《晋书·裴頠传》说：“调任国子祭酒后，上奏修建国学，刻石书写经书。”但《水经注》等书都没有提到晋代石经，难道裴頠曾经主持此事而没有完成吗？现在这个版本根据宋代黄长睿《东观余论》说：“原本在洛阳宫前御史台中，年代久远，已经毁坏散失。” 洛阳喜好古物的人不时还能得到它。现在张焘龙图家有十版，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我都得到过它们的拓本。邵伯温《闻见后录》说，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多块石碑；董逌《广川书跋记》说《尚书》存二百三十六字，《论语》存三百五十七字。现在这些石碑已经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但世间保存的拓本本来就常常还有。卫恒《四体书势序》说：自从秦代破坏古文以后，有八种字体：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许慎撰写《说文》，以篆书作为正体。秦代李斯号称精于篆书，各山上的刻石以及铜人铭文，都是李斯的书法。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稍不同于李斯，但也以善于篆书著称。邯郸淳向他学习，大略探究到篆书的奥妙。汉末又有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笔法，形成古今杂糅的字体，不过精密而合乎法理，不如邯郸淳。他所论说的，是中郎将蔡邕的篆书，并没有涉及隶书。现在推究起来，汉人通行的字体是隶书。石经本来有古文、篆书两种字体，却不知道出自何人。至于中郎将所写的隶书，大概只是顺应俗体，想让人容易看懂罢了，当然比不上许叔重一笔一画都有根柢的字体。所以唐代李阳冰说，蔡中郎把“豐”写成“丰”。但考察“丰”字，从后汉《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等碑来看，很多早已写作“豐”，并不是从蔡中郎才开始的。李丞相把“束”写成宋、鲁二字混淆的“鱼”字，使泾水、渭水混为一流；而张参撰写《五经文字》，常常说上面依据《说文》，下面依据石经。石经中的文字，大体都是有所变化而趋于省略的字。所谓省略，就是隶书；稍微繁复、仍然夹杂篆书笔法的，叫作八分。写八分的人，已经不一定能够通晓六书的本义了。所以韩退之《赠张秘书》诗说：“阿买不识字，却颇懂得写八分，何况还要写隶书、真书，乃至行书、草书呢？”即便如此，古文还是经历了变为篆书、又变为隶书的过程；五经文字的不同，也经历变化而归于统一。这同样是形势所决定、不得不如此，而蔡中郎恰好处在这个时代。颜氏《家训》说：“世间研究小学的人，不通晓古今，必定依靠小篆来校正。书籍中凡是《尔雅》《三苍》《说文》，难道能够完全得到苍颉的本意吗？”

译这也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增损，各自存在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看来，唐人考试选士，必定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依据，大概是想让人兼通古今字法，并且明白文字变化和通融的意义吧。又考察宋代胡宗愈《重刻汉石经记》说：我这次来到少城，在一两家旧家中得到坠落的刻石，于是把它刻录下来。锦官西楼的宇文绍奕记载说：给事、内翰胡公广泛搜集访问，把各家收藏合在一起，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多字，用楷书加以释读；又得到古文、篆、隶三体石经的遗字八百一十九个，也一并刻在石上。文字达到四千二百七十多字，三体石经又有八百一十九字，可以说很多了。但成都经历兵火以后，这些石刻恐怕已经不存在，也没有见到拓本。元代吾丘衍《学古编》说：石经遗字碑，稽蓬莱阁的翻刻本破损磨灭，和真正的古碑没有两样，现在已经没有了。《豫州从事尹宙碑》，八分书，熹平四年四月。现在在鄢陵县。“豫”字已经磨灭了，但因为尹宙是颍川人，所以本州的人知道它是“豫州”。碑文说：“君讳宙，字周南。他的先祖出自有殷，直到周代，世世担任师尹，显赫盛大，于是以此为氏。吉甫辅佐周宣王，功勋显著；文才方面作《颂》，武功方面襄助征伐猃狁。二人的事迹载入《诗经》，列在《风》《雅》中。到了他的玄孙，言语中多涉及历代世事；周景王时的事情，载在史书典籍中。秦兼并天下后，侵凌暴虐大族，族支分散流徙，有的居住在三川，有的迁到赵地。汉朝兴起，把三川改为颍川，把赵地分为钜鹿。因此，尹子心在杨县发迹，官至执金吾。他的子孙相继佩银艾，在颍川的，家居傿陵，能够继承祖业，历任牧守相接不断。君是东平相的玄孙、会稽太守的曾孙、富波侯相的孙子、守长社令的长子。”君具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的品德，对九族亲属深厚亲爱，在乡党中谦恭诚实；结交朋友，所交往的都是正直贤能之人。他研治《公羊春秋经》，广泛通晓经书传注。在郡中任职，历任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代理昆阳令。州里征召他任从事。他在朝廷上神色严肃，入朝任职便想着竭尽忠诚，举止持平来处理事务，洁身自持以砥砺时俗。身居高位不以为荣耀，任卑微官职也不以为耻。他内含纯正品德，践履法度，持守内心一贯不变。京城和夏地的人都归附他的德行，宰司也嘉许他。他享年六十二岁，遭遇卧病不起的疾病。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去世。于是评论他的功劳，叙述他的实际事迹，认为应当刻在金石上。于是作铭文说：“多么光明美好的德行，属于我们的尹君。龟符和银印的后裔，世世代代都有功勋。整饬朝廷纲纪，区别优劣而分明。代理治理百里之地，遗留下爱民之德。辅佐牧伯，使诸夏肃然震动。正当鸿雁羽翼渐丰之时，原可成为汉朝辅臣。官位没有与他的福德相称，寿命也没有随仁德而增长。上天的命运不能长久，早早便归于幽冥。声名光耀后世，万代祭祀也不会泯灭。” 《左传·襄公三十年》有尹言多，是周景王时的人。《汉书·酷吏传》记尹赏，字子心，是杨氏县人。他由右辅都尉升任执金吾，死于任上。如今碑文写“杨县”，考察杨氏县属于钜鹿郡，按文义不应省去“氏”字。河东郡本来另有杨县；“钜鹿”的“鹿”也不应从金旁。铭文“位不福德”中的“福”字，也是“副”字的讹误。《溧阳长潘干校官碑》。八分书。光和四年十月。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说：范晔《后汉书》记载，永平十年闰月甲午，皇帝南巡，驾临南阳，祭祀章陵。到了冬至日，又祭祀旧宅。礼仪完毕，召集校官弟子，演奏雅乐，奏《鹿鸣》。皇帝亲自吹奏埙篪，以此和乐来娱乐嘉宾。由此可知，东汉时县中已经有校官。都穆《金薤琳琅》说：“碑在今南畿溧水县学中。溧水就是汉代的溧阳之地。有元至顺四年，单禧对碑文作了释读和考订，与《隶释》不同的有十多个字。” 碑文末尾说：“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孙孙，使你兴盛昌隆。”宋代吴棫《韵补》引用时作“民人所瞻”，用来证明《诗经·桑柔》的“瞻”字可以读作“彰”。如今这块碑正写作“彰”字，不知才老根据什么改成“瞻”字。单禧说：“宋绍兴十一年，溧水尉喻仲远在固城湖边得到它，把它放置在官舍中。”才老在世时这块碑还没有出土，或许是依据《类文》记录的吧。【才老自注说：“三十卷，是本朝陶内翰陶谷编的。”】《白石神君碑》，碑阴也是八分书，光和六年。如今在无极县县衙后面，碑上有燕元玺三年的题名。“元玺”是慕容隽的年号。《郃阳令曹全碑》，碑阴也有文字。八分书。中平二年十月。如今在郃阳县。这块碑在万历年间掘地得到，文字最为完整。洪氏没有见过它。如今把碑文抄录在下面。君讳全，字景完，是炖煌效谷人。他的先祖大概是周代后裔。周武王掌握权柄，剪灭讨伐殷商；功业既定，福禄共同归于他，于是把弟弟叔振铎封在曹国，便以曹为氏。秦汉之际，曹参辅佐王室；汉世宗拓展疆土，开辟边境，子孙迁到雍州郊外，分居右扶风，有的在安定，有的居于武都，有的家居陇西，有的住在炖煌，枝分叶布，所到之处都成为豪强。君的高祖父敏，举孝廉，任武威长史、巴郡胊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举孝廉，任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举孝廉，任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亲琫，年轻时就在州郡间享有声名，不幸早逝，因此官位没有与德行相称。君幼年便喜爱学习，钻研并穷究谶纬，没有哪种文章不通晓；贤能孝顺的性情从内心生发出来。他收养并奉养叔祖母，侍奉继母，预先体察她们的意愿，顺承她们的心志；无论生前死后都恭敬有礼，礼节没有遗漏，因此乡人编成谚语说：‘尊重亲长并使他们欢悦，是曹景完。’历经世代仍承载德行，名声没有坠落。等到他出仕，清廉可比伯夷、叔齐，正直仰慕史鱼；历任郡中属官、上计掾史，接着被凉州征辟，常任治中、别驾，整饬万里疆域的纲纪，贵贱官员没有错乱；出任各郡长官，弹劾冤枉、纠正邪恶，使贪暴之人洗心革面，同僚佩服他的德行，远近畏惧他的威势。”

译建宁二年，举为孝廉，授郎中，任西域戊部司马。当时疏勒国王和德杀父篡位，不奉职贡，君兴兵征讨；他有为伤病者吮脓的仁心，也有分酒给士卒的恩惠，攻城野战，谋略如泉水涌出，威势超过诸贲。和德反绑双手，归来受死。军队凯旋整顿，诸国送来的礼物将近二百万，他全都登记交给官府，升任右扶风槐里令。因同胞弟弟去世而离职服丧，随后又遭遇禁网，于是暗中隐居在家巷中七年。光和六年，再次举为孝廉；七年三月，授郎中，任酒泉禄福长。妖贼张角在幽、冀、兖、豫、荆、扬诸州起兵，同时发生动乱；县民郭家等又制造叛乱，焚烧城池和寺院，百姓大为骚扰，人人不得安宁，三郡告急，羽檄接连到达。当时圣主询问群臣，大家都说‘只有君可以胜任’，于是转任郃阳令。他收拢残余力量，铲除残余叛党，断绝其根本；访求故老，商议访问俊杰。王敞、王毕等人谋划抚恤百姓的要务，存问安慰高年老人，抚养鳏寡；拿自家的钱购买米粟，赐给衰弱病残和失明者。大女桃婓等配制匕首药、神明膏，亲自到离亭；部吏王宰、程横等把药物分给有病的人，众人都逐渐痊愈舒快。仁惠政绩的流布，比驿站传递还快。百姓背着孩子和财物归来，归附者如云；于是收敛而治理城墙，房屋和市肆排列整齐，风雨应时，年年获得丰收，农夫、织妇和百工都感戴恩德。县城先前在河平元年遭受白茅谷水灾，退居戌亥之间，兴建城郭。此后旧姓以及修身有德之士，官位都不能升进。君于是怜悯缙绅之徒仕进无门，开设南寺门，面向华岳；乡里开明而得到治理，希望使学者李儒、栾防、程寅等各自获得人爵之报。扩建听事、官舍、廷曹、廊阁，以及升降揖让、朝觐所用的台阶，费用不取自百姓，徭役也不妨碍农时。门下掾王敞、录事掾王毕、主簿王历、户曹掾秦尚、功曹史王显等人，赞赏奚斯、考甫的美德，于是共同刻石记功。铭文说：‘美好而光明的后德义行，彰显于王庭；征伐鬼方，威势布扬而显赫；安抚远方荒地，军旅回还；来到槐里，感念深切，奔赴丧事。可叹逆贼，焚烧城市；特受诏命，治理残破；铲除不臣，使百姓安宁；修缮官署寺院，开启南门宫阙；高峻地遥望华山；乡里开明，政治清明；恩惠深厚地沾润百姓；官吏乐于行政，百姓给足。君官位高升至极。鼎足中平二年十月丙辰刻造。’ 碑阴列名：故三老商量伯祺，五百；乡三老司马集仲裳，五百；征博士李儒文优，五百；故门下祭酒姚之辛卿，五百；故门下掾王敞元方，千；故门下议掾王毕世异，千；故督邮李諲伯嗣，五百；故督邮杨动子豪，千；故将军令史董溥建礼，三百；故郡曹史守丞马访子谋【下同，不写钱数】；故郡曹史守丞杨荣长孳；故乡啬夫宁骏安云；故功曹任干子流；故功曹曹屯定吉；故功曹王河孔达；故功曹王吉子侨；故功曹王时孔良，五百；故功曹王献子上；故功曹秦尚孔都，二【只有‘一’‘二’两字】；故功曹王衡道兴；故功曹杨休当女，五百；故功曹王衍文珪；故功曹秦杼汉都，千；‘琏’【秦杼之后另起一行，只有‘琏’字，与‘都’字并列】；故功曹王诩子弘；故功曹杜安元进【右边上一层】；处士河东皮氏岐茂孝才，二百【写在右边、超出上一层】；故门下贼曹王翊长河；故主簿邓化孔彦；故市掾杜靖彦渊；故市掾王尊文熹；故邮书掾姚闵升台、萌仲谋【三字一行，‘萌’字与‘闵’字并列】；□宣【二字一行，与‘仲’字并列】元【一行，与‘宣’字并列，右边第二层】；故市掾王建和；故市掾成播寻举；故市掾杨则孔则；故市掾程璜孔休；故市掾扈安子安，千；故市掾高贞显和，千；故市掾王▯季晦；故门下史秦并静先【右边第三层】；□□曹史高廉□吉，千；□□部掾赵炅文高；故塞曹史吴产孔才，五百；故塞曹史杜苗幼始；故法曹史王文；故贼曹史赵福文祉；故集曹史柯相文举，千；故金曹史精畼文亮；故贼曹史王授文博起【一行，与‘博’字并列，右边第三层左】；义士河东安邑刘政元方，千；义士侯褒文宪，五百；义士颍川臧就元就，五百；义士安平▯博季长，二百【右边第四层】。考察《后汉书·西域传》：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臣磐在打猎时被他的叔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率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的军队，共三万多人，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城四十多天，不能攻下，于是撤军离去。根据这块碑，曹宽应当是全，而‘戊己司马’应当作‘戊司马’；碑文却说和德反绑双手归来受死，那么应当是当日边臣虚报功劳，文人于是把它修饰后刻在碑上的。碑文又说：“随后遭遇禁网，暗中隐居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再次举为孝廉。”这说明曹全是党锢之祸中的人，而史书传记遗漏了此事。朱彝尊说：“史书记载疏勒王臣磐被叔父和得射杀，而碑文却说和德杀父篡位；‘德’与‘得’二字也不相同。” 大女桃婓：扬雄《反离骚》说：‘从前仲尼离开鲁国啊，婓婓迟迟地远行。’师古说：‘婓婓，是往来的样子。’《列仙传》说‘江婓二女’，于是竟把它当作‘妃’的异体字。【《文选·左思〈蜀都赋〉》说：‘娉江婓与神游。’《吴都赋》说：‘江婓于是往来。’五臣本都作‘妃’。这个字也可以写作‘婔’。《真诰》说：‘江婔登湄而解佩。’】考察《魏书·刑法志》，有河阴县民张智寿的妹妹名容妃，可见本来就有把民间女子称为妃的情况。凡是距离郡县较远的亭舍，称为离亭，也就是所谓离宫。位于城郭以内的，称为都亭。这篇文章是王敞、王毕等人共同写的，却自称为‘俊艾’，难道不是自我称誉吗？所谓处士，是德行值得尊敬的人；义士，则只是出资的人罢了。如今人们出钱布施，都称为信士。宋太宗在位时，为避御名，凡是‘义’字都改作‘信’。如今的信士，就是汉代碑刻所称的义士。《尉氏令郑君碑》。八分书。中平二年。如今在济宁州儒学中，只残存几个字；碑阴列有故吏和处士的人名，尚且完整。

译《荡阴令张迁碑》。八分书。中平三年二月。如今在东平州儒学。碑文中有这样的话：‘荒远既殡者’，是把‘宾’误作‘殡’；‘中謇于朝者’，是把‘忠’误作‘謇’。又有‘爰既且于君’，这是把‘暨’误作‘既且’。古字多有通用的情况，但在‘宾’旁加上歹旁，已经没有道理了。又何至于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呢？欧阳、赵、洪三家都没有这块碑。《山东通志》说：‘近来掘地得到它。’难道是好事之人得到古本后摹刻在石上，于是讹误竟到了这种地步吗？《金石文字记》卷一。〈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字记》〉。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字记》卷二。昆山顾炎武撰写。汉。《巴郡太守樊敏碑》。八分书。建安十年三月。重刻本的字写得很拙劣恶劣。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晳为韩魏者析之’，这是把‘析’写成‘晳’；‘异米巫▯虐者凶之’，这是把‘凶’写成‘▯’；‘异嵗在汁洽者协之’，这是把‘协’写成‘汁洽’；‘异士女涕泠者零之’，这是把‘零’写成‘泠’。考察《吕氏春秋》‘▯气不入，身无苛殃’，《汉书·艺文志·星事》‘▯悍’，《后汉书·礼仪志》‘大傩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以及《▯广韵》‘▯就是“凶”字的古文’。【汉《三公山碑》‘攘去寇’，《▯魏横海将军吕君碑》中的‘羣’、‘▯’、‘鼎沸’都写作这个字。】《尔雅》说：‘岁在未年叫协洽。’《史记·历书》作‘汁洽’，《天官书》作‘叶洽’。《方言》说：‘自函谷关以东称洽，关西称汁。’《春秋·文耀钩》说‘黑帝叶光纪’，《周礼》《礼记》的注都作‘汁’。《周礼》说太史读礼书而协事，古书中的‘协’写作‘叶’。杜子春说：‘叶就是协。’古书也有写作‘协’或‘汁’的。《大行人》‘协辞命’，古书中的‘协’写作‘叶’。郑司农说：‘叶应当作汁。’张衡《西京赋》‘五纬相汁’，五臣本作‘叶’。” 《五经文字》说‘协字的古文写作叶’，而纬书中有《乐汁征图》。《汉书·五行志》引《洪范》‘协用五纪’，这个字又写作‘旪’。师古说：‘旪读作叶。’这四个字都以‘十’为声符，但分别从‘劦’、从‘口’、从‘水’、从‘日’，形体各不相同。《尚书大传》说‘其歌声比余谣，名曰晳阳’，注文说‘春时百姓分散’，那么‘析之’写作‘晳’，或许也可以通用吗？《执金吾丞武荣碑》。八分书，没有年月。如今在济宁州儒学，碑已残缺。娄机《汉隶字源》说：‘碑文说遭逢桓帝的大丧，悲哀陨落而死，应当是在灵帝时。’ 王弘撰写说：‘碑额“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十个字，以阴文凸起的形式书写，这是其他碑没有的。’ 《秦君碑》。八分书。没有年月。滕县以东四十里，马山后面有一座古城，有一半已经被河水冲毁。在土中发现这块碑，碑文说：‘我听说商汤、周武王相隔千年，周公、孔子处于不同世代，却以义相互推重。何况我承受天禄，践履前人的事业，遵循根基，私下仰慕彰扬善行，因此叹息。其鄙陋的颂辞说：多么美好的秦君，命世而出，才德优异；承接先祖皇□的后裔，出自睾□纪；施行和记录功绩，必定推本于他的开端。君在幼年时便立志奋发，像仲尼从容学习六艺；□佃田畴，登上仕进阶梯而显露英才，转而掌管百姓。施政崇尚传播五教，使各方面和谐；任用仁贤，依照萧何的法令。监狱空虚，乡里没有逃亡者。凡事肃敬和美，没有不顺从的。境内既已安宁，道路上没有遗失的财物。耕夫耕种千亩，剩余的种子也不带回。玄清介白，食用野菜和防葵。三年便有成效，婴儿唱歌；百姓拍腹而喜爱他的德行，欢跃呕歌。水面平静，鱼儿聚集；国家富足，百姓繁盛，户数增加十倍。牧守非常嘉许他，发怒时不断然施刑，宽容时也不容许非理。教化可比邠、邵，如鸟并翼飞行。长久如南山，不亏不缺。略取大要，用丹书刻在石上，垂示后代。知晓的人请察看。’ 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