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记卷二

译《公卿上尊号碑》。八分书。拓本残缺。考察这篇文章，应当写于延康元年，却刻在黄初之后。《受禅碑》。八分书。黄初元年十月。拓本。【耒按：以上两碑都在许州，如今仍然存在。】《封孔羡碑》。八分书。黄初元年。如今在曲阜县孔子庙中，后人在碑下刻写：‘陈思王曹植撰词，梁鹄书写’，这是错误的。‘书辑五瑞’写作‘揖太皞’，把‘太皞’写作‘大皓’，把‘三恪’写作‘三愘’。胡三省《通鉴注》说：汉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的曾孙孔均为褒成侯，让他奉祀孔子。王莽败亡、失去国统后，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又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的儿子孔损，和帝永元四年改封为褒亭侯，世代相传。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宋书·礼志》说：汉代以后，天下人送葬过于奢靡，多建造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认为天下雕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人王伦去世，王伦的哥哥王俊作《表德论》，用来叙述王伦遗留下来的美德，说：敬畏王法，不能为他刻铭，于是撰录他的事迹，姑且刻在墓的北面。这说明当时碑禁仍然很严，后来又逐渐放松。晋武帝咸宁四年，又下诏说：这种石兽、碑表，既是私自褒扬美化，又助长虚伪风气，伤财害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一概禁绝。违反禁令的人，即使遇到赦免之令，也都应当毁掉。到元帝大兴元年，有司上奏说，已故骠骑府主簿故恩为旧主顾荣营造葬事，请求立碑，元帝特意准许了。从此以后，禁令又逐渐废弛，大臣和长吏，人人都私自立碑。义熙年间，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建议严禁。于是直到今天，《裴松之传》说：裴松之认为世间私自立碑，有违事实，便上表陈述此事，因此一并禁绝。因为这个缘故，整个魏代几乎没有记功述行的文章。史书中见到立碑事迹的，只有田豫、颜斐二人。至于晋代，扶风王司马骏、魏舒、羊祜、杜预、阎德、唐彬、嵇绍、丁绍、范平立碑的事，前后百余年，也只见到七八例。齐建武年间，范云上表请求为太宰、竟陵王萧子良立碑，事情最终没有实行。《昭明太子选》中所引载的碑文，也只有太宰褚渊、丞相豫章王萧嶷两例。像刘勔生前就为自己立碑，安成王萧秀又同时建立四通碑，史家把这些记载下来，认为是异常之事。从魏到陈，文字很少流传到后世，是有原因的。《隋书·礼仪志》说：梁天监六年，重申葬制，凡是坟墓不得制造石人、石兽、碑，只准制作石柱，记载死者的名位而已。我又考察汉末蔡中郎文集，其中胡广、陈寔各有三通碑，桥玄、杨赐、胡硕各有两通碑。又有袁满来年仅十五岁、胡根年仅七岁，却各自有碑。一个人竟至于有两通、三通碑，实在太多了；夭折的孩子也为他立碑，更是滥行。至于阙楼以及人物、禽兽的装饰，也多见于桓帝、灵帝时期。《水经注》说：宦官寺人专擅权力，五侯残暴于世，剥削公私财物，用来侍奉生者、厚葬死者。例如荆州刺史李刚的石阙和祠堂，四壁都隐起雕刻着君臣官属、龟龙麟凤的纹饰，以及飞禽走兽的形象；弘农太守张伯雅引水进入墓地，筑成池沼，池中有蟾蜍吐水，石渠承接檐水；蜀郡太守王子雅的石楼两座对峙，欒栌承托栱梁，雕花屋檐配以四根柱子，极尽精巧华丽的雕刻，巧妙绝非人工所能比。这种作为葬埋的奢侈，竟达到如此地步，是由于上面的统治者不加限制。那么魏武帝的禁令，难道可以停止吗？吴

译《纪功碑》，皇象篆书，天玺元年。江宁府南天禧寺门外有三段石碑，就是吴后主天玺元年在岩山刻立的纪功德石碑，碑文已经不完整。宋元祐六年，转运副使胡宗师把它运到漕台后园，仍在碑末题字。现在藏在府学。顾起元说：“府学中的三段石碑，考察实录，吴天册元年，吴郡临平湖开裂，又在湖边得到一个石匣，石匣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宽二寸，上面刻着‘皇帝’二字，于是改年号为天玺，并立石于岩山，刻载吴国的功德。碑文是东观令华覈所作。黄长睿《东观余论》说：‘皇象的书法在人间极少，只有建康有吴代的《天发神谶碑》，似篆似隶，字势雄伟，相传是皇象所书。’戚光《续志》说：‘皇象的书法在汉末独步，何况字体兼有篆书、隶书，确实应当列在周代石鼓、秦代刻石之后。魏代钟繇的各碑就不必说了。’这块石碑四面，正面和背面宽阔，书写各八行，两旁狭面书写□行。碑文写满三面，空着一面。文辞虽然无法读通，但能够辨认的有一百八十多个字。开头说‘上天帝言’，其次说‘天发神谶’，又说‘天谶广大’，又说‘将军、裨将军、关内侯’，又说‘诏遣中书郎’，又说‘章咸、李楷、贺□、吴宠、建业丞许□等十二人’，又说‘永归大吴，上天宣命’，又说‘文字炳朗’，又说‘在诸石上’。” 后来又另行书写“兰台东观令”“巧工九江”“吴郡”“东海夏侯”等字。这大概是在正文之后列出参与此事的臣子和工匠，就像秦代碑刻的体制。泰山碑外形似方而又不完全方，四面宽窄都不相同，正与这块石碑相似。晋代葛洪说：“吴地擅长书法的人，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都是一代绝顶高手。正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都是各自一地的妙手；他们都使用古体，足以完成周代的事务。” 晋 《太公吕望表》，八分书，太康十年三月。现在在汲县西门外的太公庙。《水经注》说：县城原来是汲郡的治所，城西北有水从石间流过，飞流湍急，人们也称它为磻溪，说太公曾经在这里垂钓。现在碑文说：“磻溪的山，是神明灵气寄托之处。”其中“般”是“磻”的异体字。《水经注》又说：县中百姓、原会稽太守任宣对县令崔瑗说：“太公生于汲县，旧居还存在。您与高国同宗，如今治理这个地方，应该端正太公的地位，以彰明尊祖的道义。”于是便设坛祭祀。又说：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还有太公庙。晋太康年间，范阳人卢无忌任汲县县令，在泉上立碑。这通碑就是卢无忌所立；碑文把“无忌”的“无”写作“无”，并且自称是太公的后代。这样看来，崔、卢两姓都出自太公，他们后人的门第可以说很显赫了。碑表说：碑上的纪年是康王六年，齐太公吕望去世，大概享年一百一十多岁。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尚书·顾命》称齐侯吕伋，这说明成王末年，吕伋已经继承太公成为齐侯；因此说太公在康王时期去世，是不对的。开宝年间，诏令修整前代帝王的祠庙，并以鬻熊配祀文王，以召公配祀武王，以周公、唐叔配祀成王，以太公、毕公配祀康王。大概就是因为这通碑而造成了错误。《兰亭序》，王羲之行书，永和九年三月。《兰亭序》以定武本最好，真正的原本已经不可得到，即使宋人重刻的传本，现存于世的也很少。只有京师国子监的一块石刻，在各家刻本中最为出色，但不知道它的来源。《元史·周伯琦传》说：顺帝因为周伯琦擅长书法，命他摹写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和智永所书的《千字文》，刻石置于宣文阁中。想来这块石碑就是周伯琦摹写的，后来宣文阁废弃，便移到了这里。王弘撰说：“如今又有东阳本，并不比国子监本差。宣德年间，何士英任两淮盐运使，在淮南的井中得到它。颍上本、上党本都比不上它。” 梁 《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陶弘景正书，天监十七年。现在在句容县茅山。碑首说：“弟子华阳隐居、丹阳陶弘景撰造。”由隐居亲自书写。在此以前，还没有把书写者的姓名列在碑文中，这通碑是开始。【《水经注》所载荥口石门碑，称陈留人边韶，字孝先；《文选》李善注所引《颂石铭·头陀寺碑文》说：碑在鄂州，题名说是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所撰，可见在此以前已经有把作文人的姓名写出的例子了。】碑文中“金陵地肺”的“肺”字写作“胇”。

译《瘗鹤铭》，华阳真逸撰，正书。现在在丹徒县焦山下，刻在山崖石壁上。《辍耕录》说：必须等潮水退落后才能摹拓，所以很少有人得到它的全文。欧阳文忠公根据旧记认为不是王羲之所书，又怀疑顾况号称华阳真逸，而这篇铭文的字体类似颜真卿。沈存中则确实认为是顾况所作。黄长睿《东观余论》认为，陶弘景曾居住在华阳，所以自号华阳隐居【《西清诗话》说：陶隐居外传称，隐居号华阳真人，晚年号华阳真逸】。陶弘景著书不使用建元年号，只用甲子纪年。如今这篇铭文写“壬辰”、写“甲午”；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天监十三年。陶弘景在天监七年游历海岳，住在会稽，直到永嘉十年回到茅山；十二年，他的弟子周子良去世，陶弘景为他作传，因此可知天监十一年时他正在华阳。董逌《书跋》记载南阳人张壆所记的话说：《瘗鹤铭》如今还保存在焦山，凡是文章句读能够辨认的以及笔画仅存的，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字；已经亡失的将近五十字。估计完整的碑文大概有九行，每行完整的有二十五字，但首尾不在其中。熙宁三年春天，我到焦山南面寻找它残存的文字，偶然在乱石之间找到十二个字。石壁十分狭窄，只有仰卧在下面才能读到，所以从前的人没有见过，世上也没有流传。” 后来又有“丹阳外仙”“江阴真宰”八个字，这些和“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似乎都是同道之人的称号。我在崖壁上又发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刻列在铭文之后，那么这篇铭文不是顾况所作，就可以知道了。如今考察这篇铭文的字体，与《旧馆坛碑》完全相同，它是隐居陶弘景所书，毫无疑问。我的朋友淮阴人张弨在丁未年十月到山下探寻幽迹，又找到七个字：说“惟宁”的上面有“厥土”二字，“华亭”的上面有“爽垲势掩”四字；右边题名“征”字下面有“君”字。这些都是从前的人没有见过的。后魏 《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正书，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现在在汲县北十五里的比干墓上。《魏书·刘芳传》说：高祖迁都洛阳，经过朝歌，看见殷比干墓，悲伤悼念，作文章凭吊他。刘芳为文章作注解，并上表进呈，这就是这篇文章。这通碑的字有很多特殊写法，例如把“蔑”写作“薨”，把“蔽”写作“弊”，把“菊”写作“葬”，把“寔”写作“寔”，把“箕子”写作“萁子”，把“往”写作“住”，把“厥”写作“▯”，把“邅”写作“亶”，把“颠”写作“▯”，把“辛”写作“亲”，把“因”写作“囙”，把“桴”写作“□”，把“翺”写作“▯”，把“曳”写作“电”，把“芙蓉”写作“▯”，把“容葩”写作“▯”，把“漂摇”写作“防防”，把“虑”写作“▯”，把“螭”写作“蠄”，把“裔”写作“▯”，把“带”写作“▯”，把“诉”写作“▯”，把“雏”写作“▯”，把“浏”写作“淄”，把“俯”写作“府”，把“阖”写作“阖”，把“驺虞”写作“□▯”，把“随”写作“□”，把“辔”写作“□”，把“吸”写作“歙”，把“闚”写作“□”，把“睇”写作“▯”，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记载。颜氏《家训》说：“晋、宋以来，擅长书写的人很多，因此当时的风俗相互染习崇尚，所有典籍的楷书写得端正可观，但也不免有俗字，并不会造成很大损害。”到梁天监年间，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大同末年，讹误和变体更加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大量使用伪字，如把“前”字上部写成草字头，把“能”字旁写成长之类。朝野上下都把它们当作楷模，结果像画虎不成，造成了许多损坏。此后古代典籍几乎都无法阅读。北朝经历丧乱之后，书迹鄙陋，又任意专擅地制造文字，比江南更加猥琐拙劣，于是把“百念”写成“忧”，把“言反”写成“变”，把“不用”写成“罢”，把“追来”写成“归”，把“更生”写成“苏”，把“先人”写成“老”，这类写法不止一种，遍布经传【“追来”写作“归”，见穆子容《太公碑》作□；“先人”写作“老”，见《张猛龙碑》作□；“更生”写作“苏”，今人仍在使用。】胡三省《通鉴注》引用宋景文《手记》说：“北齐时期，民间俗字多写成伪字，起初是把‘巧言’写成‘辨’。”到隋代有柳□，他所写的字又把“巩”改成了“巧”。《困学纪闻》也引用这段话，又说把“文子”写成“学”。】如今考察这通碑，就知道异体字的兴起，本来就是当时的风气，孝文帝时期已经如此，并不是等到丧乱之后才出现。江式上表说：“大魏承继百王末世，世代更替，风气转移，文字随之改变，篆书形体错乱，隶书字体失真，俗学陋习又加上虚饰巧变；善于谈辩的人还凭主观臆说，向当时人炫耀迷惑，难以厘正改定。”《后周书·赵文深传》说：“太祖认为隶书错误混乱，命赵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人依据《说文》《字林》刊定六种字体，写成一万多字，流行于世。”大概文字的差异，以及人心喜好奇异，没有比魏、齐、周、隋时期更严重的了；异体字没有比这通碑更多的，杂体书法没有比李仲琁更多的。后来君子很快就察觉到其中的错误，自唐代国子监设置书学博士，建立《说文》《石经》《字林》的学习，又有颜元孙作《干禄字书》，张参作《五经文字》，唐玄度作《九经字样》，天下的文字才逐渐归于统一。只是这两通碑出自千年以前，却要和孔壁中的古文、兰台的典籍一样层层包裹、珍藏起来，难道不可笑吗？不过，如果这通碑不流传下来，那么唐人订正文字的功劳就无法显现了吧？它已经历经千年，姑且保存下来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哪些应当取用、哪些应当舍弃，如此而已。我又考察《魏书》：道武帝天兴四年十二月，召集博士和儒生，比较众多经书中的文字和字义，把大致相同的归为一类，共有四万多个字，名为《众文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创制新字一千多个，颁行远近，作为楷模。天兴年间所汇集的，是经传中已有的文字；始光年间所创制的，是当时俗用而《众文经》没有来得及收录的文字。由此可知，《说文》中没有、后人续增的文字，大多出于这一类。《三国志》注引《会稽典录》说：孙亮时期，会稽山阴人朱育，按照字体形体和类别，创制异字，借此求取名声。这说明另行撰造的文字，从汉代就已经有了。

译《砖浮图石盖铭》，正书。嵩山防善寺掘地得到这块石碑，碑盖上的铭文说：“神龟三年七月三日，魏故太傅、侍中、太尉公、清和王去世。世子元亶，字子亮；次子元□，字子开。为他建造一座七层砖浮图，谨以头发和各种杂宝供奉于塔上，追念诚心，崇敬不忘，千年也不忘记。谨慎地刻写铭文，合上碑盖。”现在保存在寺中；元□应当就是元启。《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并有碑阴文字，行书，正光三年正月。现在在曲阜县孔子庙中。碑阴书写“阳原县义士、州主簿王人生造”的颂文，文字大多剥落残缺。《中岳嵩阳寺碑铭》，八分书，天平二年四月。现在在嵩山防善寺，碑末有一行正书说：“大唐麟德元年，岁次甲子，九月丙午朔，十五日庚申，从嵩阳观移来，防善寺立。” 碑文中把“东”写作“柬”，把“矩”写作“短”，把“潜”写作“灒”，把“驯”写作“廵”，把“啄”写作“喙”，把“洋”写作“庠”，把“骛”写作“务”。只有“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缺，仍然保存着古代的格式。“▯”字出现三次：一处说“法身凝▯”，一处说“防礼禅▯”，一处说“至▯”。“▯”表示至妙，《广韵》说“▯”与“寂”相同。《庄子》注中使用“▯寞”一词，意思是无情。“▯”读作“寂”，本来也写作“寂”。叶封《嵩阳石刻集记》说：“这通碑的上半截刻有佛像，雕刻层层叠叠，佛像隆起，其他地方则镌刻得平整。碑文刻在下半截，占整通碑的四分之一。碑文字的上方，又刻有一个约六寸见方、约二寸深的空方。它的规制也与后代大不相同。”北齐的各通碑，大多也属于这种情况。《李仲琁修孔子庙碑》，并有碑阴文字，兴和三年十二月。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魏书·李仲琁传》说，李仲琁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李仲琁认为孔子庙的墙垣屋宇颇有坍塌损坏，于是加以修整，就是这通碑。碑文在一行之中，既有篆书，又有八分书、隶书和草书，杂乱而没有条理，有人却认为这很奇特。那么作诗的人也应当一句用《离骚》的体制，一句用汉魏诗体，一句用《文选》体，一句用律诗体，然后才算奇特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碑文引用《礼记》“梁木其摧”，却写成“良木”，尤其错误。《太公吕望碑》，穆子容撰，正书，武定八年四月。现在在汲县西北三十里的太公庙。《北史》说：穆子容从小喜爱学习，没有什么书不阅读；寻求天下的书籍，遇到就抄写记录，所得有一万多卷。魏末，他任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梁、齐；北齐受禅后，官至司农卿，死于任上。碑文说：“写下这篇文字，古人称作‘字’，与‘日’字使用同一种书法，所以把其中的字改写成‘粤’，是想让读者容易看懂。”

译《骊山温泉颂》，正书。现在在临潼县。北齐。石刻佛经，天保二年。朱彝尊记载说：“太原县西面五里有座山，叫风峪。风峪入口处有风穴。相传神灵到来时，穴中便肃然作响，是风从那里吹出的缘故。愚人捧土去堵塞风穴，又在里面建造石佛，四周排列着所刻的佛经。石柱共有一百二十六根，年深日久以后，毒蛇蝎子都住在里面，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敢进入。丙午年三月，我到达那里，便带领当地人点燃柴薪进入，仔细观看，发现书法不是近代人所能相比的，在那里徘徊了很久；可惜石柱都被遮住了三面，未能纵览全貌。”自唐代以前，书籍必定要靠传抄，严重时还要编联韦带、接续竹简，截取蒲草、缀补柳木，而佛教的话语也只能靠山花、贝叶编缀成文。当时学者终年从事笔札抄写，却连全部书籍的百分之一也难以聚集，实在太困难了。石经始于蔡邕，年代久远后逐渐残缺。到了唐代，郑覃、周墀又在京兆刻立石经；后唐长兴年间，才进一步改为传抄本和雕版印刷本。最难的事变得容易完成了，于是书籍日益兴盛。但世上的学者忽视了这种便利，反而有人把书捆束起来不去阅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所谓书籍日益兴盛，反而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吗？北朝的君臣崇奉佛教，所以各处多有石刻佛经和佛像。如今佛寺中所居住的僧徒，少则一百人，多则几千人。然而，通晓佛教教义的人大都认为语言文字没有用处，看到讲说佛经，往往鄙视地放在一边，不屑一顾。唉！佛教的学说虽然不同于我们儒家，但总归也是那个国家的先生长者。既然采用了他们的教法，却把他们先生长者的话全部抛弃，究竟成什么样子呢？九经的文字保存在西安府学，儒者虽然不能全部阅读，但得到它的人都知道爱惜。至于风峪所藏的佛经，佛教徒虽然很多，却没有人顾惜它。这么看来，佛教无人问津，岂不是比我们儒道的衰落还要严重吗？” 又说：“《资治通鉴》记载，后唐刘后与李存渥逃往晋阳，李彦超不接纳。李存渥逃到风谷，被他的部下杀死【《北梦琐言》记载此处正作‘风谷’】。”胡三省注说：“‘风谷’应当作‘岚谷’。唐长安三年分宜芳县设置岚谷县，隶属岚州，并不是这样。风谷就是风峪，北方人把‘谷’读作‘裕’，民间又都加上山旁作‘峪’。” 考察《北齐书·段韶传》：突厥从北面列阵前进，东面抵达汾河，西面延伸到风谷。《大唐创业起居注》说：隋炀帝在楼烦设置行宫，因经过太原，便取道龙山、风谷前往巡幸。这样看来，风谷这个名称在前代就已经著名了。《相里寺碑》，八分书，天保三年正月。现在在汾阳县太相里崇胜寺。碑上刻有佛像，佛像下方及两旁都题有姓名。碑阴有文字，另外还有一篇颂文，已经漫漶毁灭。《孔子庙碑》，八分书，干明元年。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碑字剥落，无法辨认。《孝子郭巨墓碑》，正书，武平元年正月。拓本上的文字说：“开府中兵参军梁防，擅长篆书、隶书；骑兵参军申嗣邕，稍微学习过撰述文辞。因此，这篇碑文由申嗣邕撰写，恭之书写。这就是后人列名做法的开端。” 《少林寺碑》，正书，武平元年正月。现在在少林寺大殿前，刻有佛像，形制与相里寺碑大致相同，书法很差；“斋”字写成了□。防善寺大殿前有武平七年十一月所造的造像记，形制也相同。这年十二月改年号为隆化，第二年北齐就灭亡了。《南阳寺碑》，八分书，武平四年六月。现在在青州府北门外的龙兴寺。《龙门山造像记》，正书，武平六年六月。雒阳西南二十五里有伊阙山，也称龙门。《左传》称它为阙塞【昭公二十六年】。两山相对，伊水从中间流出，泉水从石孔中涌出，向下流入伊水。这里本来就是昔日神都的名胜之地。后魏胡太后崇信佛教，凿山崖开窟，在窟中雕刻佛像，大的有一丈多，共有十余处。后来人接着这样做，大小几乎都可以磨去，全部刻成佛像，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愚昧的百姓认为雕刻佛像可以得到福报，而由女子出资或主持的尤其多。我曾经经过这里并观看过，既然无法全部看遍，只有这座武平六年的造像记，书法还算可以。碑上画有方格，像棋盘一样，但其中一半也已经磨灭了。唐人的造像记大多使用总章以后以及武后的年号，由此可知，魏、齐、唐三代时期，都是女主在崇奉和装饰佛教。” 考察《魏书》：宣武帝景明元年下诏，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大京灵岩寺石窟，在雒阳以南的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造两所石窟。开始修建时，窟顶距离地面三百一十尺；到正始二年，前后削山二十三丈。大长秋卿王质认为削山太高，耗费工力，难以完成，于是上奏请求向下迁移，建在平地，距离地面一百尺，南北长一百四十尺。他又说，永平年间，中尹刘胜上奏为皇帝又建造一所石窟，共为三所。所谓大京灵岩寺，在魏朝旧都平城，即今大同府城西三十里的云冈堡；岩石上刻有无数佛像，这就是开创这种做法的人。周。《华岳颂》，万纽于瑾撰，赵文渊八分书，天和二年十月。现在在华阴县西岳庙。碑上的署衔说：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临淄县开国公万纽于瑾撰写此文；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县伯、大夫、赵兴郡守、白石县开国男、南阳赵文渊，字德本，奉诏书写。我所见到的碑刻中，列出撰文者和书写者姓名的，从此碑开始。碑阴是唐代所刻的《华岳精享昭应之碑》，左右两旁各有题名，另见后文。万纽于瑾就是唐瑾。《周书》本传说：“当时燕公于谨功勋高、声望重，朝廷内外都归附他。文帝对白文帝说：‘瑾学问和品行兼优，我愿意让他与你同姓，结为兄弟，希望子孙承受他的余论，对教导子弟有所帮助。’文帝感叹惊异了很久，于是赐给瑾万纽于这个姓氏。”又说：“因平定江陵的功劳，封为姑臧县子，后来进爵为公，却没有说到临淄，是史书缺漏。”李昶、乐运的传记也都说“临淄公唐瑾”。

译又说：赵文深，字德本，年少时学习楷书和隶书，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值得观赏。当时的碑刻榜书，只有赵文深和冀防而已。太祖认为隶书有错误，命赵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人依据《说文》和《字林》刊定六种字体，写成一万多字，流传于世。平定江陵以后，王褒进入关中，贵族和游士等一齐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远远抛弃。赵文深惭愧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知道风尚难以改变，也改学王褒的书法，但最终没有成就，反而受到讥讽议论，被说成是‘学步邯郸’。至于碑刻榜书，其他人仍然没有赶上他，王褒也常常推许他为先。宫殿楼阁中，都有他的笔迹。他所任官职与这块碑上所列完全相同；碑中把‘渊’写成‘深’，是为了避唐代的讳。” 又据《达奚武传》记载，达奚武在同州任职时，正逢天旱，高祖命令他祭祀华岳。华岳庙旧在山下，是通常祈祷的地方。达奚武对属官说：“我身居三公之位，不能调和阴阳，以致正当农事兴盛的月份，长久没有甘雨。天子忧劳，百姓惶恐，我所受的寄托既然重大，忧虑和责任确实很深，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只在通常祭祀的地方祭祀。必须登上山峰表达诚意，探寻神灵深奥之处。华岳既高又险，千仞峭壁直立，山岩道路险绝，人迹很少能够通行。我年过六十，只带着几个人，攀援藤蔓树枝，才得以上山。于是叩头祈请，陈述百姓的诚心。傍晚不能下山，就在山上借茅草住宿。梦见一个白衣人来握住我的手说：‘辛苦得很，我非常赞许。’我于是惊醒，更加恭敬肃敬。到了早晨，云雾四起，不久便下起大雨，远近都得到滋润。高祖听说后，颁发玺书慰劳我，赐给杂色绢一百匹。”考察达奚武在保定三年出任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转任太傅，那么这块碑正是在他任州刺史时所立【后周把华州改为同州】。

译《豆卢恩碑》，八分书。现在在咸阳县。碑上说：“豆卢恩，字永恩。”如今《北史》把他附载在其兄豆卢宁的传记中，只说字永恩，却遗漏了他的名字。他所任官职与传记记载大致相同，碑的后半部分已经漫漶，无法阅读。隋。《天龙山碑》，八分书，开皇五年。现在在太原县天龙寺。《龙藏寺碑》，张公礼撰写，正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现在在真定府龙兴寺大殿内。碑后面是天宁阁，九间五层，高一百三十尺；其中有铜制观世音像，高七十二尺，有四十二只手臂，每只手臂各拿着一种物品，民间称它为大佛寺。碑是隋开皇六年由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所立，但碑末却说由齐朝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人张公礼撰写。齐亡后进入周，周亡后进入隋，却仍然书写齐朝官职，大概是君子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而当时的人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碑文把‘践阼’写成‘践祚’，把‘何人’写成‘河人’，把‘伽蓝’写成‘伽篮’，把‘怀’写成‘坏’，把‘五台’写成‘吾台’，这些都是文理无法解释的地方，疑心是后人摹刻时的错误。又据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说，龙藏寺已经废弃，这块碑当时在常山府署门前；这是嘉祐八年所记的。可是龙兴寺是在干德元年建成的，按照《文忠集》记录的日期，碑当时还不在龙兴寺，这就是它迁置的原因，已经无法查问【《金薤琳琅》说：此寺在隋代名为龙藏寺，欧阳修说寺已废、碑在常山府署，大概没有亲自到过那里，所以误记罢了】。只是碑上大书齐朝官职，这一定不是后人增添的。” 我考察颜之推历仕周、隋两朝，但他撰写《家训》时仍称梁为本朝，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时南北疆界分立，兴亡交替，做臣子的虽然不能保持一个节操直到终身，但内心所归属的对象，在称呼名称的时候自然清楚明显，确实不容易改变。这样说来，今人比不上古人，难道只是书法鄙陋、文字讹误而已吗？《大戴礼》有《武王践阼》篇。《礼记·曲礼》说“践阼”，郑玄正义解释说：“践，就是登上；阼，就是主人所处的台阶。天子祭祀时登上阼阶，踏上主阶并行事，所以叫作践阼。”《文王世子》篇说：“成王年幼，不能临登君位，周公践阼代为治理。”注说：“践，就是登上，代替成王登上阼阶【方氏说：‘临阼’，就是临朝。阼是主人办理事情所用的台阶，所以嫡长子在阼阶举行冠礼，以表示将要继承。继承帝位的君主临朝办事，叫作践阼】。”《史记·汉文帝纪》说：“辛亥日，皇帝登上帝位。”正义解释说：“阼是主人所处的台阶。古代殿前有东西两阶，中间没有通道，所以把阼阶作为天子所处的位置。”《王莽传》引用《书逸·嘉禾》篇说：“周公捧着鬯酒，站在阼阶上。”《隋书》记载北齐邢子才议论说：“君主的位置在阼阶，所以有《武王践阼》篇。”啖氏《春秋传》说：“凡是天子去世、诸侯去世，安葬之后，继承的儿子成为君主，《康王之诰》就是这种情况。尚未登上阼阶所代表的君位，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才登位，面向南方并改换年号，《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谓公即位，就是登上阼阶所代表的君位。”《韩文公集·元和圣德诗》说：“皇帝即阼。”方崧卿注说：“指东阶。有的写作‘祚’，不对。” 《安喜公李使君碑》，八分书，开皇十七年二月，现在在马嵬堡以北五里处。赵□说：碑上唯独缺少使君的名字，却有他的叔父李琰之。李琰之见于《魏书》，使君封为安喜县公，官职也不低，但《隋书》没有他的传记，无法考证。《同州塔铭》，八分书，仁寿元年十月。现在在同州。碑文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遍为一切法界中幽冥和显明的众生，谨慎地在同州武乡县大兴国寺供奉安置舍利，恭敬地建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以及朝廷内外群官，直到百姓，六道三途、人和非人等，生生世世都能遇到佛、听闻佛法，永远脱离苦与空，共同升入妙果。” 《启法寺碑》，周彪撰写，丁道护正书，仁寿二年十二月。拓本。李渊为儿子祈求疾病痊愈的疏文，行书，大业二年正月。现在在鄠县草堂寺。《荥泽令常丑奴墓志》，正书，大业三年八月。现在在兴平县崇宁寺。墓中有墓志，始于南朝。《南齐书》说：“宋元嘉年间，颜延之撰写王球的墓志；士族以外的人没有碑，所以借此记录德行。”从那以后，王公以下都共同遵用这种做法。如今流传于世的隋代文章，只有这篇以及梁代罗氏的两篇墓志。梁代任昉撰写《文章缘起》，说墓志始于晋代殷仲文；《隶释》说东汉已经有墓碑，任昉没有看到。周必大得到光武年间梓潼扈君墓砖的摹本脱片，文字是隶书而不是镌刻的；由此可知，东汉墓志最初还使用砖，过了很久才刻在石上。如今说墓志起于江左，恐怕也是禁止立碑以后，到晋朝末年才重新创制这种做法，并称为墓志罢了。《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正书，大业四年八月。现在在西安府城外杜曲。古人的字未必都工整，但后人珍视它，是因为它流传的源头久远。这篇墓志用正书书写，却仍带有八分书的笔意。隋代以前的书法大多如此，而书写墓志的人也未必通晓文义。“鹰扬”二字出自《诗经·大明》篇，但这篇墓志前面写作“阳”，后面又写作“杨”；“宣政”是周武帝的年号，却写成“正”；“汪汪万顷”写成“汪汪万倾”；“羽仪”写成“羽议”；“降疾不瘳”写成“降疾不抽”；“与乾坤而齐固”写成“与乾坤而齐个”；禁军的“禁”写成“□”；樊川的“樊”也写成“□”。这些都是文理上极其荒谬的地方，难道能因为它们出自古代，就不加以评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译墓志说，病势加重的时期是春秋六十一岁。考察“大渐”一词，出自《尚书·顾命》，疑心不是臣下所应使用的称呼。然而《列子》记载季梁得病七天后病势加重，可见这个词本来已经通用。汉代蔡邕撰写《太傅胡公夫人灵表》说：“皇姑去世而内心悲伤，于是病势大渐而迅速流逝。”议郎胡君夫人哀赞说：“疾病大渐而危急。”齐王俭撰写《褚渊碑文》说：“天命不长久，病势加重而长久不起。”任昉《竟陵文宣王子良行状》说：“病势加重而长久不起，临终的话语充满耳中。”梁代沈约《安陆昭王缅碑文》说：“遭遇疾病，长久不起，忽然病势加重。”唐代王绍宗撰写《王征君临终口授铭》说：“我的六哥同人，患病后病势加重，只差一点。”卢藏用《苏许公碑文》也说：“病势开始加重时，遗命便照此执行。” 《陈明府修孔子庙碑》，仲孝俊撰写，八分书，大业七年七月。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左光禄大夫姚辨墓志铭》，虞世基撰写，欧阳询正书，大业七年十月。拓本。考察此铭，《金薤琳琅》收录了全文，但缺少四十多个字。如今我得到的拓本是完整的。智永《千字文》。现在在西安府儒学，一行正书，一行草书。宋代大观己丑年刻制。唐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行书 现藏于寺中，文字刻在裴漼碑上。碑额开头题为：“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王’字为后人凿去】世民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众，以及军民首领、士人和庶民等【柏谷坞为王世充所建，称为辕州。少林寺牒文说，武德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众僧等攻下辕州城归顺本国】。”碑末题：“四月三十日。”考察《旧唐书·太宗纪》，高祖接受禅让后，授任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授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不久又加授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武德三年，加授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七月，统率各军在洛邑攻打王世充。因此这篇告文应当是武德四年四月三十日所作。到了这年五月丙寅，王世充已经投降，河南也平定了。“世民”二字用草书写得特别大，是太宗亲笔所书。又考察《金石录》记载：“唐太宗赐给少林寺的教书，作八分书，时间是武德二年。”这与此碑不同，或许是另一篇教书。《宗圣观记》。欧阳询撰写序文，陈叔达撰写铭文。八分书。武德九年二月。现藏于盩厔县楼观大殿前。

译《皇甫诞碑》　正书 现藏于西安府儒学，万历年间碑亭倒塌，碑被压断成两截。碑题为：“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碑。”署衔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撰，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书。”皇甫君于仁寿四年九月去世，但碑上没有题立碑年月。考察《旧唐书·于志宁传》：贞观三年，于志宁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太宗命贵臣在内殿宴饮，却奇怪没有看见于志宁。有人奏报说：“陛下只召三品以上官员，于志宁不是三品，所以没有来。”太宗特意命他参加宴会，随即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后来多次进封为黎阳县公。那么此碑应当立于贞观初年。碑上不书年号，是因为不愿以隋朝臣子的身份而避讳唐朝年号。“隋”字写作“随”，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知敬《李卫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顺陵碑》、于敬之《华阳观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都是这样。当时金石文字中，这两个字通用。自从司马温公编撰《资治通鉴》以后，才一律使用“隋”字。《水经注》中说“涢水东南迳隋县西”，把“随”字写作“隋”，由此可知这本来就是古人省略笔画的写法。说隋文帝开始去掉“辵”旁而写成“隋”，未必正确。《杜氏通典》说：“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于春宫，总理国家政务，下令说：‘按照礼制，二名不必逐字避讳。现在各种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籍中，“世”和“民”二字不是连读的，都不必避讳。’这块碑中有‘世子’和‘民部尚书’等字。” 《豳州昭仁寺碑》，朱子奢撰写，正书，贞观四年十一月。现藏于长武县，距邠州以西八十里，是唐太宗与薛举交战的地方。考察《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十二月癸丑，下诏说，自义军起兵以来交战的地方，凡为义士勇夫战死沙场的，都各建一所寺院，并命虞世南、李百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人为这些寺院撰写碑铭，以记载功业；这就是其中的一块。《孔子庙堂碑》　正书　贞观四年 现藏于西安府儒学。碑上的署衔写道：“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诏撰写并书，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写碑额。”相王旦就是睿宗。根据《旧唐书》记载，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上奏说，文宣王庙碑最初由太宗建立，睿宗篆写碑额；碑额上加刻“大周”二字，大概是武后时期所书。冯审请求凿去伪号，改从“大唐”二字，宣宗准许了。现在“大周”二字已经削去，但相王的署衔却独自保留下来。碑末说：“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王彦超重建。”因此原碑已经亡佚，这是后来重刻的。此碑与《皇甫诞碑》都把“胥”写作“□”。《广韵》说“胥”俗写作“□”。然而考察汉人碑刻，如韩勑《孔庙礼器碑》、 《桐柏淮源庙碑》、 《司空宗俱碑》、 《巴郡太守张纳碑》、 《竹邑侯相张寿碑》、 《戚伯著碑》、 《金广延母徐氏碑》、 《殽阬祠碑阴》、 《杨震碑阴》，以及《魏公卿上尊号奏》和北齐《南阳寺碑》，本来就已经写作“▯”了【汉人碑刻也有写作“▯”的，后周《华岳颂》写作“▯”】。所以李善注《枚乘七发》时，把“通厉骨母之场”解释为“胥母之误”，而“壻”字第一代传写作“□”，第二代写作“▯”，第三代写作“▯”，第四代写作“聟”，都是“胥”字的变体【《诗经·有女同车》释文说“壻”音细，《字林》写作“▯”；《战国策》中“韩且坐而胥亡乎”“王胥臣之反而行”都写作“咠”；《书大传》中“不爱人者及其胥余”写作“咠”；《晋书·五行志》中“沦咠于北”，音义说“咠”读息鱼反；《张骏传》中有“黄龙见于揖次之嘉泉”；《吕光载记》中有“迎大豫于揖次”，音义说“揖”读子鱼反，“次”读恣；《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有揟次县。这些都是“胥”字的误写。汉代《仙人唐公房碑》把“壻”写作“聟”，晋代王右军法帖中有“女聟”字】。碑上又把“幕”写作“莫”，“笑”写作“防”，“覆篑”写作“覆匮”，“荆”写作“▯”，“歌”写作“哥”，这些字有的属于通用字，有的属于俗字；但把“及”写成“反”，则是重刻者的错误。《临淄郡公房彦谦碑》，李百药撰写，八分书，贞观五年三月。现藏于章丘县西南七十里、赵山的南面。房彦谦是唐朝宰相房玄龄的父亲。《金石录》认为此碑为欧阳询所书。房彦谦的高祖房法寿自宋朝归附魏，封为壮武侯；他的子孙相继承袭，魏、隋、唐三朝的记载都相同，唯独此碑写作“庄武”。考察《汉书》：胶东国有壮武县，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记载，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以西六十里，就是《后汉书·郡国志》所说的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公元年说纪国人攻打夷国。贾复传中记载，他被封为胶东侯，食邑包括郁秩、壮武等六县；晋代张华也被封为壮武侯，字都写作“壮”。只有此碑和《左传》杜氏注写作“庄”。《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李百药撰写，欧阳询正书。贞观五年十一月。拓本。《九成宫醴泉铭》，魏征撰写，欧阳询正书。贞观六年四月。现藏于麟游县。《旧唐书》说，这是隋朝的仁寿宫，太宗改名为九成宫。《虞公温彦博碑》，岑文本撰写，欧阳询正书。贞观十一年十月。现藏于醴泉县，碑已残缺。《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诏书说：“辅佐朕建立帝业的功臣，情义深厚如同舟楫之助；有的在帷幄中谋划，有的亲身在战阵中奋战，共同渡过艰难危急，终于成就并承继了伟大的功业。追念往事，哪一天能够忘记他们？假如死者没有知觉，都会归于寂寞；如果死者的魂魄还有知觉，仍然像从前一样，与我居处相望，岂不是很好吗？汉代让将相陪葬帝陵，又赐给他们东园秘器，慎终的情义深厚，恩意优厚。古人的心意，难道与我不同吗？从今以后，功臣和亲近的外戚中，德行功业尤其显著者，如果去世，应当赐给一处墓地和秘器，使他们下葬时，丧事不致有所缺漏。主管官署依照此令办理准备，以符合朕的心意。”贞观二十年八月丁亥，诏书说：“周王室的姬公陪葬在毕陌，汉朝廷的萧相附葬在高园。赐予尊贵之人的墓地，这在前代已有记载；随从帝陵安葬，确实有旧例。这大概是因为尊贵的亲戚宗亲，类似于同一本根上的枝干；有大功的宰相，仍然如同身体的股肱。哀荣之义，确实贯穿始终，这在今天也应当实行，恭敬遵循旧例。应当取拱辰为譬喻，希望在鸟耘之地，不损害鱼水之道。应命主管官署在昭陵南面左右两厢的封境内选取土地，随即标明疆界，准备作为葬地，赐给功臣。” 其中若有父祖陪葬帝陵，子孙想来跟随陪葬的，也应当听任并准许。

译《醴泉县志》说：昭陵的各块碑，如文皇后碑，只剩下“屭赑”二字。长孙无忌碑还在，但碑字已经全部磨灭。碑字尚有保存的，只有二十一块。房玄龄碑保存五百多个字【褚遂良书写】；高士廉碑保存三百多个字【许敬宗撰写，赵模书写】；段志玄碑保存八百多个字；张后胤、马周、兰陵公主碑各保存六百多个字【公主碑由李义府撰写，殷仲容以八分书书写】；姜遐、许洛仁碑各保存九百多个字【姜遐碑由其侄郕公晞撰写并书写】；孔颖达碑保存一千字【于志宁撰写】；阿史那忠、崔敦礼碑各保存七百多个字【崔敦礼碑由于志宁撰写，其子立政书写】；豆卢宽碑保存四百字【李义府撰写】；薛收、张阿难、监门将军王君碑各保存一百多个字，只剩下字形。只有唐俭碑保存一千一百字；乙速孤行俨碑保存一千四百字【刘宪撰写，白羲晊以八分书书写】；李靖碑保存一千五百字【许敬宗撰写，王知敬书写】；李勣碑保存一千八百字【高宗亲自撰文并书写】；乙速孤昭祐碑保存二千五百多个字【苗神谷撰写，释行满书写】。另外还有一块碑保存一百五六十字，尚可辨认；碑的前面有“兰陵公主”字样，中间有诏词说：‘第十九女则公主。’或许是两块碑，但无法知道。这是崇祯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县志中的记载。又过了二十六年，我来到昭陵之下，当时正逢雪后，空山无人，来不及全面访察，只看见李卫公一块碑，碑的下半截都被凿去了。后来又买到四五块碑，也都是这样，而且还有连同碑一起推倒的。赵崡说：万历戊午年四月，我作九▯之游，距昭陵十里，住宿在高生俨家。第二天，与同行者向北走了一里多，找到许洛仁碑；又向北走半里多，找到薛收碑，形制像昭仁寺碑，渐渐显露出伯施的书法规范。转向西走一里多，到达赵村。村中有广济寺，寺后有石鼓，上面刻着唐人书写的《尊胜经咒》，精美劲健，无与伦比，只保存了十三字。从赵村向北走一里多，到庄河村。还没有到村子，先在道路旁的坟冢中发现姜遐断碑。到了村里，有段志玄碑。向东走几十步，有监门将军王君碑，横倒在田间。又向东走几十步，有一块无字碑，也没有坟冢，大概是当地人把地面铲平时，连碑也磨去了。根据图考察，怀疑是长孙无忌碑。又向东走半里多，到刘洞村；隔着流水渡河向东，有房梁公玄龄碑，褚河南正书。又向东几十步，有高士廉碑。再向东数百步，有李靖碑，撰写者和书写者的姓氏已经残缺，与其他碑相同，但上半截保存完好。李靖的坟墓做成三山形，文皇帝用它象征他的功劳。当地人称上面的三座坟为李勣坟，也和李靖坟一样；当地人称下面的三座坟为李靖坟。两座坟南北相距不到二里。李勣碑为高宗亲笔书写，高二丈多，挺拔地屹立着。与温彦博碑相比，拓取的人很多，当地人把碑字捶打得几乎全没了。温彦博碑在李靖碑以北几十步，欧阳询书写；论书法，比皇甫诞碑、九成宫碑、化度寺碑三碑最为中正，但已经不能再拓了。到西峪村，村东南有一片相连的古坟，那里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张后胤碑、孔颖达碑、豆卢宽碑、张阿难碑，鳞次排列，彼此都不到一百步。书法与段志玄、姜遐等碑都有法度，而孔颖达碑尤其像虞伯施的书法，只是结构稍显疏松。前人说是虞伯施所书，不对。孔颖达死在虞世南之后，应当是学习虞世南的人所书。随后又在老军营西北发现兰陵公主碑，在狗村以东发现马周碑，在小阳村以北发现唐俭碑；又发现崔敦礼碑。还有尉迟敬德碑，自碑额以下埋在土中。听说十五年前县令芮质田曾挖出它，拓了几十张，我取出拓本，却完全没有一个字。又在半山腰发现几座坟，当地人说是宰相坟；有一块碑倒在地上，传说是魏郑公碑。山的东面半山腰又有几座坟，当地人称为乱冢坪；有两块碑倒在地上，我把它们都扶起，结果和尉迟敬德碑一样。大概是当地人捶打碑石，又把它们推倒并埋入地下。第二天，我登山拜谒昭陵，那里有六匹石马，都用片石刻出了一半，左右各三匹。昭陵以北四十五里的叱干村，村东有两座坟，一座是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写，释行满正书；另一座是乙速孤行俨碑，刘宪撰写，白羲晊以八分书书写。因为地处偏僻，拓碑的人少，所以保存得稍微完整。《褒公段志玄碑》。正书。贞观十六年。现藏于醴泉县，碑已残缺。《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岑文本撰写，褚遂良正书。贞观十六年五月。拓本。《赠比干太师诏并祭文》【薛纯陁八分书】《贞观十九年二月》现重刻于卫辉府。《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十九年二月，追赠殷比干为太师，谥号为忠烈，命主管官署修整坟墓、修缮祠堂，春秋两季用少牢祭祀；太宗亲自撰写祭文祭奠他。《晋祠铭》，太宗亲自撰写并书写，行书，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祠堂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县八里。现在的县城就是古代晋阳的旧址，唐代为并州、北都，也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古人从前在这里建立庙宇，祭祀唐叔。北齐书中已经有它的名称，唐高祖起兵时也曾在这里祈祷。《册府元龟》记载，太宗在贞观二十年正月巡幸晋祠，树碑并撰写碑文，亲自书写在石上，至今还保存在祠中。大概从前的并州城很大，祠堂距离城墙只有三四里；祠堂在悬瓮山山麓，是晋水的发源处。后人又在这里引水成池、建造亭子，在池上架桥，林木和水色相互掩映，足以成为一方胜景。庙宇背山面东，面向东面的，是晋水之神；面向南面的，是唐叔之神。后晋天福六年，封唐叔为兴安王，封台骀为昌宁公。宋代又封晋水为显灵昭济圣母，并把神像装饰成妇人形象。今天的人只称圣母，却不再知道还有唐叔，也不知道他是古代最早在此有土地的君主。《水经注》说：过去智伯拦截晋水来灌溉晋阳，后人沿袭他的遗迹，蓄水形成池沼。池沼西面靠山，临水建有唐叔虞祠。水边有凉堂，在水上架设飞桥。北史记载，薛孝通曾与众人一同到晋祠，众人都屈膝行礼，只有薛孝通拱手不拜，回头说：“这里不过是诸侯的国祠，距离我们有什么遥远而不可礼敬的地方，竟要让神灵取笑吗？” 由此可见，当时祭祀的是唐叔，而不是水神。祠前莲花台上有四个铁人：一个铸于绍圣四年，一个铸于绍圣五年，都完整；一个铸于弘治十一年，另一个没有年代，二者都已损坏。如今的工艺比不上古代。

译碑阴的字体不一。碑阴上方右侧写着：“司徒、太子太师、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臣瑀；特进、太子詹事兼左卫率、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上柱国、郧国公臣张亮；礼部尚书、上柱国、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驸马都尉、柱国、安德郡公臣杨师道；正议大夫、守中书令、太子左庶子兼摄吏部尚书、护军臣马周。”共七行，都是当时所书；其余都是宋人续题，次序错乱，没有条理。空白处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参知政事杨宪的题字，却完全没有一个唐人题字，因为不敢擅自在御书碑上刻字【《东轩笔录》说：吕升卿任京东察访时，在防防山题名于真宗御制封禅碑的碑阴，刻石拓本传播到各地。两年后，升卿任国子监判官，适逢蔡承禧任御史，奏劾他题名之事，认为是大不敬，于是罢免了升卿的国子监判官职务】。其他碑上则有很多唐人的题字。《旧唐书·东夷传》说：“新罗王真德派他的弟弟、国相伊赞于金春秋以及他的儿子文正来朝见。金春秋请求到国学观看释奠礼并听讲论学。太宗于是把自己撰写的《温汤》和《晋祠碑》，以及新近撰写的《晋书》赐给他们；临行归国时，又命三品以上官员设宴为他们饯行。” 《淤泥禅寺〈心经〉》，正书，贞观二十二年三月。现在在京师城内西南角的秀峰寺，碑的末尾说：“大唐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其中误写作“三十二”，又把“三”字改成“弍”字。考察贞观年号只到二十三年，这块碑疑为后人伪刻。然而我见过兖州龙兴寺《修三门记》，是宋太平兴国七年刻的，也把“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上的文字，也有这样草率的。此碑又说：“宫官张功谨敬德监造。”如今山东、河北的寺院多说是敬德创建的，有人认为是尉迟敬德，这不对。敬德名防，考察许敬宗所作的神道碑和他的本传，都没有镇守幽州的事情；而且他也不应列在宫官之下。史书又说，尉迟敬德晚年闲居，学习延年益寿之术，修饰池台，演奏清商乐来供自己享用，不与宾客交往，一共十六年，也没有听说他有事佛的事。《国子祭酒孔颖达碑》，于志宁撰文，正书，贞观二十六年。现在在醴泉县，碑已残缺。《梁公房玄龄碑》，褚遂良用正书书写。现在在醴泉县。《金石文字记》卷二。《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字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字记》卷三。昆山顾炎武撰。唐。《芮公豆卢宽碑》，正书，永徽元年。现在在醴泉县，碑已残缺。《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记》。序由太宗撰写，记由高宗撰写。褚遂良用正书书写。永徽四年十二月。现在在西安府城南慈恩寺塔下。赵崡说：根据张茂中《游城南记》说：“寺院几乎全部荒废毁坏，只有一座塔还庄严地存在着。那么现在的寺院也不是唐代的遗物，而塔自宋熙宁年间失火以后就无法登临。万历甲辰年重新加以修缮，设置梯子后才得以登到塔顶。寻找碑记中所说的唐人墨迹，如孟郊、舒元舆之类的作品，都已经找不到了。塔下四面有门，用石头作横木，横木上唐代所画的佛像极其精妙；为了防止人们刻写姓名而侵蚀它们，实在可恨。东西两龛中，褚遂良所书《圣教序》及其记还保存完好，而唐人的题名碑刻没有一件留存下来。询问僧人，僧人说：塔前原来有碑亭，乙卯年发生地震，塔顶坠落下来把碑亭压成数段，现在已经没有了。” 《万年宫铭》，高宗亲自撰写并书写，行草书，永徽六年五月。现在在麟游县。《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日，把九成宫改为万年宫。干封二年二月辛丑日，又把万年宫改回原名九成宫。《册府元龟》记载：永徽五年五月，下令把《万年宫铭》刻石立在永光门外，又命令中书、门下两省以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和学士亲自书写姓名，安排在碑阴刻下。《尚书张后胤碑》，正书，显庆三年三月。现在在醴泉县。《卫公李靖碑》，许敬宗撰文，王知敬用正书书写。显庆三年。现在在醴泉县，已经残缺。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怜悯这些只知视肉的人。”其中“▯”就是“肉”字，指愚昧的人。《史记·李斯传》说：“禽鹿视肉。”《索隐》解释说：“禽鹿，犹如禽兽。意思是禽兽只知道看见肉就吃。”《庄子》和《苏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就如同只看见肉便吃。”《文子》说：“人有二十五等，其中第二十四等称为肉人。”《广韵》说：“肉，俗体写作▯。”《越绝书》记载，陈音回答越王说：“截断竹子接续竹子，飞土追逐▯。”写成这个“▯”字，是俗体字。但现在的人把它当作古字，是错误的。《王居士砖塔铭》，上官灵芝撰文，敬客用正书书写。显庆三年十月。近来从终南山楩梓谷的土中出土。《兰陵长公主碑》，正书，显庆四年十月。现在在醴泉县，碑首说：“她是太宗文皇帝的第十九个女儿。”碑已残缺。《岱岳观造像记》，正书，显庆六年二月。在泰山的东南山麓，王母池有唐代的岱岳观，现在还保存着三间小殿，当地人称为老君堂。殿前有两块碑，高约八尺，顶部加有石盖，两块碑合在一起并束缚固定。碑的每一面分作四五层，每层有一篇或两篇文字，全都是唐代举行建醮、建造神像的记文。环绕碑身阅读，可以见到显庆六年一篇、仪凤三年一篇、天授二年一篇、万岁通天二年一篇、圣历元年一篇、久视二年一篇、长安元年一篇、长安四年两篇、神龟元年一篇、景龙二年一篇、景龙三年一篇、景云二年三篇、开元八年一篇、大历七年一篇、建中元年一篇。空白处还有唐代人的题名，书法各不相同。东侧面有一首诗，诗下有题名；西侧面有题名，也有一首诗；中间的两面都没有文字。唐代碑刻保存在泰山的，只有这两块以及玄宗《泰山铭》、苏颋《东封朝觐颂》两篇文字；那两篇都是磨崖刻在山上的，而这两块碑在山下，因为体小且两块相束，所以没有倒塌。它们的书法不是名家所书，因此摹拓的人少，却独自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因而感叹唐代六帝一后修斋建醮，总共约二十次，这两块碑也不同于近代每年刻一碑、劳累百姓而损害石材的做法了。只是我不知道赵德甫的《金石录》为什么没有收录它，恐怕古人的碑记失传的正多着呢。碑下被积土堵塞，我前后来了四次，最后招募人把地面向下挖了二尺来观察，才得到它的全文如下。《许洛仁碑》，正书，龙朔二年十一月。现在在醴泉县，碑已残缺。《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记》，褚遂良用正书书写，龙朔三年六月。现在在同州。考察《旧唐书·褚遂良传》：永徽元年，出任同州刺史；三年，被征召授任吏部尚书；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已经去世五年了，恐怕是后人追刻的。王弘撰文说：“碑后有‘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防’十一字，应当是后人补写的；它的书法也稍微不像褚遂良。” 《道因法师碑》，李俨撰文，欧阳通用正书书写。龙朔三年十月。现在在西安府儒学。古人“晤”“悟”二字多相通用。此碑中的“才晤”“聪晤”，其中三个“晤”字，都是“悟”字。而王右军《兰亭序》中的“悟言一室之内”，又把“晤”当作“悟”使用。陆云《逸民赋》中的“明发悟歌”，也把“晤”当作“悟”。《骑都尉李文墓志铭》，正书，麟德元年二月。现在在同州。《会善寺造像记》，八分书，麟德元年十月。现在在本寺大殿前右侧。《赠太师孔宣公碑》，崔行功撰文，孙师范用八分书书写。干封元年。现在在曲阜县孔庙中。碑文中的“升”“▯”二字，“升”读作“陞”，“▯”读作“防”。《隶释》载《汉苦县老子铭》有“▯星”二字，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有“上顺▯极”，《白石神君碑》有“米▯五钱”，注释都说是“斗”字。汉隶分韵中“升”“▯”二字……唐代比丘尼法琬碑“天分斗极”，竟然写成“升”字，就错了。过去的人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容易混淆，所以把“▯”改作“斗”；俗体写作“斗”，而这两个字也有很多讹误。因此《汉书·食货志》“治田勤谨则畆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臣瓒说：“应当说是三斗。”《尚书·帝命验》“黄曰神斗”，《博雅》误写作“神升”。《世语》又说“姜维胆大如升”，误写作“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