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记卷四

译《告华岳文》。用八分书书写。在《述圣颂碑》的碑阴上方。开头说：‘惟廿七祀孟秋，右补阙韩赏谨敢明白告祭于泰华府君祠庙。’结尾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诸王侍书、荣王府司马韩择木书。’ 玄宗御书《裴忠献公墓碑》。玄宗赐给张说的敕书。现在都在闻喜县东门外裴、赵二公祠前，是一块碑的两面。《心经》。陈令望书写。天宝元年四月。拓本。《玄元灵应颂》。戴琁撰写序，刘同升撰写颂文，戴伋用八分书书写。天宝元年七月。现在在盩厔县楼观。赵崡说：‘这篇颂刻在《宗圣观记》的北面，唐人的分书写得非常好，但经过元人的翻刻本，笔势已经减弱了。碑侧有宋代苏轼题写的诗，以及苏辙的诗，年代久远，已经剥蚀；元人另行摹刻了一块碑，与碑侧的字法相比，也有所减弱。’ 《庆唐观金箓斋颂》。崔明允撰写。史惟则用八分书书写。天宝二年十月。现在在浮山县龙角山。前人使用《庄子》中‘御六气’一语来解释时，含义各不相同。只有梁简文帝《南郊颂》说‘玄默御辨，寂照秉真’，后周庾信《至老子庙诗》说‘虚无推御辨，寥廓本乘蜺’。以及这块碑说‘皇帝御辨，无为斋心，正一为得其旨’。至于齐代谢朓《侍宴曲水诗》说‘于皇克圣，时乘御辨’，梁敬帝禅位诏文说‘安国字萌，本因万物之志，时乘御辨，良协乐推之心’，后周庾信《喜晴诗》说‘御辨诚膺，录维皇称有建’，宋代王旦《汾阴坛颂》说‘钦明稽古，御辨抚图’，则是把它解释为皇帝最先出现并居于帝位的意义。梁代王僧辨《劝进元帝表》说‘坦然大定，御辨东归’，隋代李德林《从驾诗》说‘朝乘六气辨，夕动七星旒’，则是把它解释为巡游之事。唐代朱子奢《豳州昭仁寺碑》说‘御辨崆峒，非趋涅槃之路，乘云谷口，宁游般若之门’。《碧落碑》说‘峒山顺风，劳乎靡索，汾阳御辨，窅然自丧’。武后《升仙太子碑》说‘寻真御辨，控鹤乘龙’，于是把它解释为寻访道术之事。隋代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颂》说‘御辨遐逝，乘云上仙’，又借来指升遐之事。至于唐代李峤《大周降禅碑》说‘翠凤衔蕤，黄龙御辨’，则又不知道它出自什么意义。《隆阐法师碑》。天宝二年十二月。现在在西安府儒学。碑题写着：‘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并序。’下面写着：‘怀恽及书。’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文中有‘弟子大温寺主思庄敬想，清徽勒兹玄琰’的话，怀疑就是此人所书。《嵩阳观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写，徐浩用八分书书写，裴逈题写碑额。天宝三载二月。现在在登封县嵩阳宫遗址。《骑都尉薛良佐塔铭》。再从兄薛钧撰写，弟薛良史用正书书写。天宝三载闰四月。现在在【缺】。文中说，薛良佐年仅二十八岁，死于乡里住宅。他的塔建在终南山施陁林、善知识墓次。这是以此官职身份而按照僧人的方式安葬的。

译《孝经》。玄宗亲自撰写序并作注，又用八分书书写。现藏在西安府儒学。碑前第二行题作“御制序并注及书”，下面小字写道：“皇太子臣亨奉敕题额。”碑额题作“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孝经》注的台座后面有“天宝四载九月一日”字样，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柱国臣李齐古所上的表文和《玄宗》御批大字草书三十八字。下面列有特进、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光禄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上柱国、渭源县开国公臣李适之等四十五人的姓名，只有林甫因任左仆射而没有写姓氏【旧《唐书·王璠传》载李绛奏疏说：左右仆射是群僚的师长，开元年间称为宰相，在表状中不署姓氏。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说：祖宗朝宰相官至仆射，敕书后便不再写姓氏；其他宰相的阶官，自吏部尚书以下都写姓氏】。中间人名下面夹入“丁酉岁八月廿六日”九个纪日字样，是后人添刻的；该年是乙酉，不是丁酉。又，最后两人的官衔下面没有写“臣”字，也很可疑。《孝经》疏序说：“《孝经》是河间人颜芝收藏的，因此开始流传于世。从西汉到魏，历经晋、宋、齐、梁，给它作注解的几乎有百家。到了唐朝初年，虽然秘府中都备有收藏，但篇简编册多有残缺，流传使用的只有孔安国、郑康成两家的注本，以及梁朝博士皇侃的义疏，并在国学中传播。然而文辞多有错误，义理也没有精密研究。到了唐玄宗朝，才下诏让群儒和学官共同集议。因此刘子玄辨析郑注有十处谬误、七处疑惑，司马坚斥责孔注多鄙俗浅陋、不合经典；其余各家的注解，也都只修饰言辞，妄自穿凿。明皇于是从先儒的注本中采择精华，删去烦乱，选取义理允当的内容，用来作注解。到天宝二年，注本完成并颁行天下，又亲自用八分书写御札刻在石碑上，就是现在京兆石台的《孝经》碑。” 《窦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文，段清云以行书书写。天宝六载，现藏在咸阳县。《封安天王之铭》。李荃撰文，戴千龄以八分书书写。天宝七载。现藏在曲阳县北岳庙中。碑阴文字由康杰撰文，戴千龄以八分书书写。康杰文中有“皇族从叔朝请郎行司兵参军钦回”一语，不写姓氏，却在名字前冠以“皇族”。国君的尊贵，族人尚且不能凭亲属关系相通，何况是天子呢？崇仁寺《陀罗尼》石幢，张少悌以行书书写。天宝七载五月，现藏在西安府。《尊胜陀罗尼》石幢天下很多，这里不一一记载，只因保存有少悌的姓名而记下它。《少林寺灵运禅师塔铭》。崔琪撰文，沙门勤【缺】以行书书写。天宝九载四月。现藏在寺中。碑顶有字说：“寺西石塔，是灵运师的坟墓，也是梁帝皇嗣的坟墓。”因为他是梁武帝的后裔，却称为“皇嗣”，说法也不合适。碑阴刻有《陀罗尼经》咒语。《清河郡太夫人张氏墓志铭》。索玄爱撰文，儿子林有鉴以正书书写。天宝九载五月。现藏在咸阳县。《永泰寺碑》。沙门靖彰撰文，荀望以行书书写。天宝十一载闰三月。现藏在嵩山永泰寺。《多宝佛塔感应篇》。岑勋撰文，颜真卿以正书书写，徐浩题写碑额。天宝十一载四月。现藏在西安府儒学。《岑参集》中有《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诗。《施灯功德经》，以正书书写。天宝十三载正月。现藏在西安府城南香积寺。《东方朔画像赞并碑阴》。夏侯湛撰赞，颜真卿以正书书写。天宝十三载十二月。现藏在陵县县署后堂。《悯忠寺宝塔颂》。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以行书书写。至德二载十一月。现藏在京师悯忠寺。宋代文惟简《北庭事实》说：“燕京城东墙有一座大寺，名叫悯忠寺。唐太宗征讨高丽回来后，感念那些为国事牺牲的忠臣义士，于是建造此寺为他们荐福。寺的东西两侧有两座砖塔，高约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这通碑所称“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造无垢净光宝塔颂”，说的就是这件事。《春明梦余录》说：这通碑大概建于史思明刚刚归附之时，碑体完好。近来刘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说碑的上半部已经断裂，无法辨读；而且苏灵芝当时书名很盛，却说是李北海亲自镌名，实在错得厉害。他不知道李北海亲自镌名的其实是伏灵芝。这通碑是在石上书丹，所以把左边作为前面。考察《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己丑，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率领八万兵众，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一同上表投降。三载正月戊寅，上皇在宣政殿亲临，册定皇帝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将至德三载改为乾元元年。现在这通碑建于至德二载十一月，却已经称用这个尊号，又把“大圣”二字移到“文武”二字之上，与史书不合。《宣和书谱》说：苏灵芝是儒生，曾替易州刺史郭明肃书写《候台记》。苏灵芝的行书有二王的笔法，而成就之后又纵逸奔放，应当与徐浩并列。其“戈脚”又类似虞世南的字体，也擅长临摹。我后来到了燕地，有一天与鄞县人万言一同到悯忠寺，仔细观看这通碑。万言说：“前行‘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以及中间的‘唐’字、‘史思明’三字，看起来像是磨去后重新刻写的，石面都凹下去了；而首行‘悯忠寺’上面原来只有两个字，如今改成了‘范阳郡’三个字。大概是在史思明再次反叛以后把它磨去的，等史思明被诛杀后，此地归于唐朝，后人才重新刻写。那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几乎就像下棋一样。若不是亲自来到碑下抚摸这些遗石，只是徒然拓取纸上文字，就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情形。至于年月和尊号的先后，也可以由此再无疑问了。”

译《华岳题名》题作“颜真卿大字正书”，乾元元年十月，现位于华岳碑的右旁。王伯厚说：“华岳题名有五百十一人，重题的有三十一人，从开元直到清泰，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通和《述圣颂》两碑，不过二十多人而已。”又因地震以后，曾用碎石砌筑岳庙大门的墙壁，上面也有唐人的题名。如今王无异拓得的题名，共有九十二人，其中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隐的姓名。《祈雨记》，张惟一撰文，李权以八分书书写。乾元二年二月，现位于《述圣颂》碑的左旁。《大德禅师迁葬记》。沙门义宣撰文，以行书书写。乾元二年二月。现藏在西安府华严寺。《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并御书批答》，颜真卿以正书书写。上元元年七月。拓本上有一篇碑阴题记，书写于大历九年甲子日。《赠工部尚书臧怀恪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以正书书写，现立在三原县九陂城臧氏墓上。碑文有“广德元年十月”字样。碑文详细叙述臧氏一族从鲁公子彄以及僖、哀二伯、文、武两仲的世系；下面又列出丈人、子原、义和、荣绪。考察《庄子》所说“文王寓而政于臧丈人”，与鲁隐公相距将近四百年，不能认为臧丈人是公子彄的后代。而且《庄子》中的姓名多是寓言，不能作为依据【《庄子》说“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李轨说：“臧是地名。”】。子原就是汉代臧洪的字“原”，字形从厂、从泉，后人又添了三点水；现在《后汉书》作“子源”。《临淮王李光弼碑》。颜真卿撰文，张少悌以行书书写。广德二年十一月。现藏在富平县儒学。《左金吾卫将军臧希晏碑》。韩秀弼以八分书书写。广德二年八月。现藏在三原县。《心经》，赵偃以正书书写。广德二年八月。现藏在京师城内西南角的石镫庵。《郭敬之家庙碑并碑阴》。颜真卿撰文并书写，以正书书写。广德二年十一月。现藏在陕西布政司署中。《李宝臣记功载政颂》，王佑撰文，王士则以行书书写并篆写碑额。永泰二年七月。现藏在真定府察院内。颂文说：“英勇强健的我公，是辅佐君主的武臣；‘蟜’字应作‘矫’。” 《嵩山防善寺戒坛敕牒》，以行书书写。大历二年十一月，现藏在嵩山防善寺西面的上层。上层刻有中书奉敕颁发的敕牒，中层刻有沙门乘如的谢表，下层刻有代宗御书批答二十四字。碑文中的“准”字，按字本应作“准”。宋代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说：敕牒中的“准”字去掉“十”作“准”，有人说本朝因为寇准做宰相而改写【胡三省《通鉴注》也说：本朝寇准做宰相，官吏避讳他的名字，凡是文书中的“准”字都去掉“十”，后来便沿袭不改】。又说曾公亮、蔡京的父亲都名“准”，但避讳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样。我见过唐代的告身已经写作“准”，又考察五代的堂判也是如此。前些时候我在密院命令吏员使用“准”字，后来自己做了宰相，又命三省这样书写，直到今天遂成定例。如今根据大历年间的敕牒已经使用“准”字，就知道这个字是为了省笔而写的；如果果真如益公所说改作“准”字，那么就没有见到后人遵循使用的情况。《广韵》把两个字都收录了，在“准”字下注说是俗字。然而《管子》中的“准”字全都写作“准”，《庄子》“平中准”，《文子》“放准循绳”，《淮南子》“眇者使之准”，王褒《洞箫赋》“夔旄准法”，都使用这个字。纬书中有“洛书灵准”，京房造“准”，形状像有十三根弦的瑟。郭忠恕《佩觿集》说：《字林》用“准”作为平准的“准”【《字林》为吕忱所作】；后魏仇儒替赵准造妖言说：“燕当倾，赵当续；欲知其名，淮水不足。”【见《北史·长孙肥传》】由此可见，“准”字由来已久。又考察宋顺帝名叫准，所以沈约《宋书》中的“平准令王准之”都写作“准”；但《管子》《庄子》等书难道也会因此而改写吗？” 《先茔记》，李季卿撰文，李阳冰以篆书书写。大历二年。《三坟记》，李季卿撰文，李阳冰以篆书书写。大历二年。现都藏在西安府儒学。元代吾丘衍说，阳冰就是杜甫的外甥，名叫潮，取《海赋》中“阳冰不冶”的意思为字；既然以字行世，于是另取字少温。杨用修曾辨明这种说法不对【考察阳冰是赵郡人，李白的从叔，字少温见于《宣和书谱》，与他的名字相应。如果名叫潮，却以阳冰、少温为字，在义理上都没有根据。而且阳冰擅长篆书，李潮擅长八分书。考察赵氏《金石录》所载《城隍神祠记》《忘归台铭》《孔子庙记》《先茔碑》《三坟记》等，都是李阳冰的篆书；《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则是李潮的书迹，那么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就很明白了】。如今有人把“阳冰”读作“阳凝”，这是不对的。考察《文苑英华》中有林滋的《阳冰赋》，戴侗《六书故》说：“《说文》中的‘仌’，是冻结的意思；‘冰’，是水凝结坚硬的意思。俗字写作‘凝’。”孙氏的反切为鱼陵切。《说文》大概是把“冰”解释为“凝”。考察“仌”在隶书、楷书中不能独立成字，所以后人加上水旁。‘凝’字从冫从水，没有意义上的根据，应当依从今文。《大证禅师碑铭》。王缙撰文，徐浩以正书书写。大历四年【缺】月。现藏在嵩岳寺。《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写，以小字正书书写【考察鲁公最初立这通碑时用的是大字，如今有拓本而原石已经亡佚；现在的小字本是另一种版本，为后人补刻，不是原来的碑】。大历六年四月。现藏在建昌府南城县麻姑山，万历初年重刻。《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以大字正书书写。大历六年六月。现刻在祁阳县的石崖上。宋代马永卿说：“《中兴颂》中说‘复复指期’，这两个字出自《汉书·匡衡传》所说‘所防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注释说：‘下一个“复”字，音扶目反。’又，何武任九卿时，上奏说应当设置三公官，又与翟方进共同上奏，主张罢去刺史职务，设置州牧，后来都又恢复原状，所以注释说：‘依照原来的制度。’下面的‘复’字，音扶目反。” 《美原田真人碑》。大历六年九月。现藏在富平县美原镇。碑题作“美原县永【缺】观【缺】朝散大夫【缺】并州别驾上柱国兰陵萧森【缺】政撰”，并临摹晋王右军的书法。相传这里是田真人拔宅上升的地方。《陀罗尼经石幢铭》。僧昔真撰文，布衣康玠以行书书写。大历六年十月。现藏在富平县六井。《容州都督元结墓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以正书书写。大历【缺】年十一月。现藏在鲁山县。

译《广平郡公宋璟碑并碑侧记》。颜真卿撰写并书丹。正书，大历七年九月。现在位于沙河县西北八里的墓上。《宋州官吏八关斋防报德记》。颜真卿撰写并书丹。正书。大历七年。现在位于归德府南门亭内。刺史崔倬叙述颜鲁公石幢的事情说：会昌年间，皇帝下诏大规模毁除佛寺，凡是堂阁房舍中与佛祠有关的，都捣毁殆尽，并分别派遣御史复查。州县官吏敬畏服从，甚至碑碣、石幢以及刻铭、雕镂、赞述一类的东西，也全都毁掉掩埋了。本州【缺字】元寺，原先有太师、鲁国颜公，替郡守、僚吏和州人等，以及连帅田氏设置八关斋防，刻石记载此事，制成大石幢，也被凿毁、推倒并埋藏了。后来我到前任刺史唐氏家中访求它的遗文，得到摹本，便命工匠补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八关斋防开始于宋、齐之间。《资治通鉴》记载，齐武帝永明元年，皇帝在华林园设置八关斋。胡三省注说：“佛教的戒律：一是不杀生，二是不偷盗，三是不邪淫，四是不妄语，五是不饮酒、不吃肉，六是不佩戴花鬘璎珞、不用香油涂身、不观看歌舞倡伎，七是不坐高大宽广的床，八是过了斋时不得再进食。”以上八条戒律，所以称为“八关”。《杂录名义》说：“八戒，是在家众所受的一日一夜戒律。也就是八戒加一斋，合称八关斋。‘关’明确是禁止、防范的意思。” 《文宣王庙新三门记》。裴孝智撰写。裴平用八分书书写，并篆写碑额。大历八年十二月。现在位于曲阜县孔庙中。《干禄字书》。颜元孙撰写，颜真卿用正书书写。大历九年正月。现在位于潼川州。序文称“第十三侄男真卿书”。考察《颜氏家训》说：“兄弟的儿子，北方人大多称为侄。”考察《尔雅》《丧服经》和《左传》，“侄”这个名称虽然通用于男女，都是相对于姑母而言的称呼。晋代以来才开始称叔父与侄子【《晋书·王湛传》说：“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这里写“侄”，又加上“男”，这是唐人的俗称【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也自称“侄男”】。戴侗《六书故》说：“《尔雅》说，女子称兄弟的儿子为侄。”《丧服传》说：“侄，男子和妇女都可使用这个称呼。”又说：“称我为姑母的人，我称他为侄【贾公彦疏说：‘侄，是相对于姑母的称呼。如果相对于世叔，只能说兄弟的儿子，不能说侄。’】。《春秋传》说：‘侄跟随姑母【潘岳《杨仲武诔》说：‘姑侄相继陨没’，正是采用了这里所谓通用于男女的称呼。】’又说：‘齐灵公从鲁国娶来颜懿姬，她没有儿子，她的侄女鬷声姬生了光。’又说：‘臧宣叔从铸地娶妻，生下贾和为后去世，续娶她的侄女，生下纥。’如今人们称兄弟的儿子为侄，不对。古代兄弟的儿子都称为‘子’。《汉书》记载，疏广和他的兄长之子疏受父子二人都任师傅。《后汉书》记载，蔡邕与他的叔父蔡质获罪后，上书为自己申辩，也说‘言事者想陷害臣父子’。《晋书·谢安传》说：‘谢安和兄长之子谢玄，父子都建立了大功。’《世说新语》说：‘江左殷太常父子’，也是把殷融和他的兄长之子殷浩称为父子。” 《史记·武安侯传》说，武安侯往来陪侍饮酒时，魏其侯像对待子侄一样跪下起身。怀疑当时还没有“侄”这个称呼；《汉书》作“子姓【《礼记·丧大记》注说：‘子姓，是指众多子孙。’《列子·秦穆公》记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子孙中有可以派去寻找马的人吗？’《史记·外戚世家》说：‘关系已经和睦欢合了，有的人却不能生育子孙。】” 朱子《语类》说：“‘侄’字本来不是兄弟之子应当使用的称呼，应当称为‘从子’才对。从曾祖以下三代称为‘从子’，高祖以上第四代称为‘族子’。” 《清源公王忠嗣碑》。元载撰写，王缙用正书书写。大历十年四月。现在位于渭南县。《玄靖先生李君碑》。颜真卿撰写并书丹，正书。大历十二年五月。现在位于句容县茅山。都穆《金薤琳琅》说：“碑上称，隐居先生把三洞真法传给升玄先生，升玄先生传给体玄先生，体玄先生传给正一先生，正一先生传给先生。”现在考察，隐居先生是梁代的陶弘景；升玄先生是王远知；体玄先生是潘师正；正一先生是司马子微。这三个人《唐书》都有传，只有玄靖没有传记。我曾经游历茅山，到了玉晨观，观前有雷平池，池南是伏龙冈，玄靖葬在那里。碑现在位于观中，四面都刻有文字，道士用亭子覆盖保护它。《高力士残碑》。行书。大历十二年五月。现在位于蒲城县。《梵网经心地戒品》。高坚用正书书写。大历十三年正月。现在位于嵩山会善寺后，一块碑有两面。《赠扬州都督段行琛碑》。张增用正书书写，李同系篆写碑额。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现在位于汧阳县。《孔子庙残碑》。程浩撰写，颜真卿用正书书写。现在位于华州。这篇文章载于《唐文粹》，题为《扶风县文宣王庙记》。大历二年，驾部郎中程浩撰文。如今西安府学有僧人梦英书写的这篇碑记，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删去了“扶风古县也”以下的半篇。跋文说：“这篇碑记原来刻在湖州临安县，梦英喜爱它，便把它书写下来。难道是驾部郎中先在扶风写成此文，鲁公又在湖州书写，而梦英删去了其中半篇吗？”又考察《唐地里志》，临安县隶属杭州，不隶属湖州。莫非这是梦英的错误吗？如今华州有这块残碑，存有数十字，文字相同。颜鲁公致郭仆射书，行草书。现在位于西安府儒学，世人称它为《争坐位帖》。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都堂以及寺观中，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大多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例，都无法考察。只有颜鲁公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写的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成一列；十二卫大将军在其后；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成一列；九卿、三监与之相对。”自古以来，从未错杂排列。这也略微可以看出当时的旧例。颜鲁公致蔡明远书，行草书。拓本。这两帖都依据《金石录》附在大历末年。《颜氏家庙碑》。颜真卿撰写并书丹，正书，李阳冰篆写碑额。建中元年七月。现在位于西安府儒学，一块碑有两面，连同两旁共为四幅。

译碑题为：《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此人就是颜真卿的父亲。碑文说：君讳惟贞，字叔坚。叙述他的先世时说：魏有颜盛，颜盛字叔台，任青、徐二州刺史，封关内侯。颜氏一族开始由鲁地迁居琅邪临沂孝悌里。生广陵太守葛绎贞之子，名钦，字公若。生汝阴太守、护军、袭葛绎侯者，名默，字静伯。生晋侍中、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名含，字弘都。随元帝渡过长江。生侍中、光禄勋、西平定侯，名髦，字君道。生州西曹骑都尉、西平侯，名琳，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名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名腾之，字弘道。生辅国、江夏王参军，名炳之，字叔豹。生齐持书御史兼中丞，名见远，字见远。生梁镇西记室参军，名协，字子和。生北齐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名之推，字介。生皇秦王记室，名思鲁，字孔归，这就是颜惟贞的曾祖。颜思鲁率领子弟在长春宫迎接义军，授任仪同。生勤礼，字敬，这就是颜惟贞的祖父。颜勤礼任著作郎、修国史、夔府长史，赠官虢州刺史。生昭甫【本名显甫】、敬仲、殆庶、无恤、少连、务滋、辟疆。昭甫字周卿，是颜惟贞的父亲。任高宗侍读、曹王属，赠官华州刺史。生我的伯父，名元孙，以及颜惟贞。颜惟贞生阙疑、允南、乔卿、真长、幼舆、真卿、允臧。颜惟贞以上的先人都直书其名并加上“讳”字，其他伯叔和同族兄弟则只写名字。我读张燕公文集，其中有《唐赠并州刺史先府君碑》，开头说：“府君讳隲，字成隲，范阳方城人。”又有《周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说的是张说的曾祖，开头说：“君讳弋，字嵩之，范阳方城人。”又说：“君就是太常卿隆之的曾孙、征君子犯的孙、河东从事俊的儿子。”又有《唐处士张府君墓志》，说的是张说的祖父，写道：“曾祖征君讳子犯，祖河东郡从事讳俊，父通道馆学士讳弋。”这些都直书名字并加上“讳”字。《唐文粹》载陈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中说：“公讳元敬，字某。” 五世祖是太乐生，高祖是方庆；方庆生曾祖汤，汤生祖通，通生皇考辩。又有《梓州射洪县武东山陈居士墓铭序》说：“君讳嗣，字弘嗣。太乐就是君的高祖父，生曾祖方庆，方庆生祖汤，汤生皇考迥。君就是迥的第二个儿子。”这些人都直书名字，只有父亲加一个“讳”字。刘禹锡文集有《子刘子自传》说：“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锽，任殿中丞、侍御史；父讳绪，任浙西盐铁副使，赠官吏部尚书。”也只有父亲加一个“讳”字。白居易文集有《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说：“高祖讳建，曾祖讳士通，祖讳志善，父讳温。公讳锽，就是白居易的祖父。”又说：“长子讳季庚，任防州别驾，事迹详见后面的事状。”他的《防州别驾府君事状》说：“公讳季庚，字某，是巩县府君的长子，也就是白居易的父亲。”李翱文集有《皇祖实录》一篇，开头说：“公讳楚金。”大概古人写文章时不避讳，而子昂、禹锡从祖父以上都不加“讳”字。这又是所谓“没有赶上侍奉祖父母，就不必避讳”的情况。如今人们自己撰述先人的行状，却让别人填写讳名，这不合古制。文章中有一句说：“子泉弘都的德行。”子泉就是颜渊，这是为了避唐高祖的讳。

译颜鲁公奉命出使蔡州时所书，行书。现在位于同州，碑上有鲁公画像。信中写道：“真卿奉命前来，但这件事期限未到便停止了。由于我忠诚勤勉，没有打算返回；然而内心悲伤，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在波涛中【疑】遭遇这种情况，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千百年间，能够察知真卿内心的人，看见这件事，就会知道我的行为，也足以明白当时的天命了。”又写道：“人心没有道路可通，世间的事情只有上天知道。”下面有题记说：“看这笔迹，不能确定年代；根据事实考察，大概是出使李希烈时所写。李希烈在建中元年占据汝州，卢杞建议派颜公出使，至正元【宋代避讳‘贞’，所以写作‘正’】元年八月丙戌，颜公不幸遇害。他被困在贼人的庭院中超过两年，刀刃加在颈上而神色不变，估计没有回去的期限，发誓不改变节操。大概是写下这封信来表明自己的志节。”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阁修撰、知同州军事唐重书写。又有《忠义堂帖》，是宋人刻的。这帖题名为《奉命帖》，另有一帖《移蔡》，写道：“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从汝州迁往蔡州。这是天意；上天的昭明，难道可以欺骗吗？有唐朝的德行，就会永垂不朽。”十九日书写。叶少蕴《避暑录话》说：“颜鲁公真迹，宣和年间还保存着几十本；其中最著名的，与郭英乂论说座次的书信，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季明文》和《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与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应作《送刘太冲序》】，不知道在谁家，都有石刻本。《争坐位帖》原在安氏家，安氏分家后分给两人，大多只能看到前段，后来安师文才全部得到；这些帖相继都进入内府，世间再没有遗存了【孙承泽说：‘《送刘太冲序》墨迹旧在中书赵士祯家，后来归于关中南宗伯。宗伯去世后，本地举人东瑕商得到它，后来又归还南氏。我向东君借来临摹了一个多月，如今国学所摹印的就是赵氏本。’ 看墨迹上的文字和书法都略有不同，难道流传下来的不止一本吗？】如今《忠义堂帖》中刻有以上各帖。又有《送辛晃序》，以及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末尾题为大历五年十二月。又有开元二年二月颜元孙的一通告身，乾元元年四月颜昭甫的一通告身，宝应元年七月颜惟贞赠秘书少监的一通告身，殷氏赠兰陵夫人的一通告身，大历十二年八月颜真卿任刑部尚书的一通告身，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任太子太师的一通告身。后面有宋至和二年蔡防的跋，嘉定乙亥年由留元刚刻石。《景教流行中国碑》。僧人景净撰写，吕秀岩用正书书写。建中二年太簇月。现在位于西安府城外的金胜寺。《不空和尚碑》。严郢撰写，徐浩用正书书写。建中二年十一月。现在位于西安府儒学。《旧唐书·王缙传》说：起初，代宗喜欢祭祀，却还不十分重视佛教；元载、杜鸿渐和王缙却喜欢供养僧人。代宗曾向他们询问福业报应之事，元载等人便借机启奏，代宗因此过分信奉佛教。曾经命一百多名僧人在宫中陈设佛像，绕行诵经，称为“内道场”。他们的饮食供养极其丰厚，穷尽珍奇异物；出入乘坐御厩马匹，度支供给粮食。每当西蕃入侵，必定命众僧讲诵《仁王经》以禳解虏寇；如果侥幸使敌人退兵，便横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可以自由出入禁中。他的权势超过公卿，争夺权力、专擅威势，日日互相凌辱侵夺。凡是京畿地区肥沃的田地和优厚的利益，大多归入寺观，官吏不能制止。僧徒虽然有贪赃、奸邪、蓄谋作乱而败亡被杀者接连不断，但代宗信佛之心并未改变，于是下诏天下官吏不得鞭打、拖曳僧尼。又见王缙等人施舍财物兴建寺院，穷极华丽；他们每次面对皇帝陈述意见，都一定以业果作为证据，认为国家福运长久，都是福报所凭借，业力已经决定，即使略有患难，也不值得一提。因此，安禄山、史思明的祸乱正盛时，都发生了子嗣方面的祸患；仆固怀恩将要作乱却死去；西戎侵犯宫阙，尚未交战便退走。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控制的。皇帝因此更加深信不疑，公卿大臣既然都推说这是业报，人事方面便放弃而不加修治，所以大历年间刑法政令日益衰败，是有原因的。五台山有金阁寺，用铜铸成瓦片，再在上面涂金，光芒照耀山谷，估计花费钱财达巨亿万。王缙任宰相时，发给中书符牒，命五台山几十名僧人分赴各郡县，聚集徒众讲说佛法，以求取财利。代宗在七月十五日于内道场制作盂兰盆，以金玉翠饰装饰，耗费百万。又设置高祖以下七位圣人的神座，备办幡节、龙伞、衣裳等仪制，并把各人的尊号写在幡上以作标识，抬出宫门陈列到寺观中。这一天排列仪仗，百官在光顺门依次站立等候；幡花、鼓乐、歌舞充满道路，欢呼迎接，年年以此为常例。败坏教化的根源，是从王缙开始的。史传所说的佞佛弊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所以详细抄录在这里。考察这块碑，不空只是一个胡僧，却官至特进、大鸿胪、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竟成为后代沙门授官的祖先，唉，也真是奇异。《册府元龟》记载不空追赠官职的诏书说：“大道的运行，使不同的形态归于同一；王者的最高治理，最终都归于正法。” 正当佛法教化将要形成时，为什么儒、释两教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呢？所以前代帝王无不崇奉信仰佛法，弘扬阐明佛教，并随着时代一同发展。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是我的祖师，是引导世人的舟楫；他超越地通达戒、定、慧三学，安坐而远离见闻之累，修持各种善行，常常示现化身灭度；执持戒律以舍弃束缚，以护戒为准则，继承发扬善法教化的志愿，前来接受人王的邀请。朕在先朝时，早已听闻佛道的要旨；到承担先帝付托之后，常常归依于他。朕屡次在内殿手持经书，在前席讲说佛法；凭几而坐，行同胶序之礼，顺着风向，仿效崆峒山向广成子的问道。可是，他妙法之声圆满演说，暗中修行而内心持守，等待询问便能如流水般应答，使人从所处的境地都能觉悟；洗除昏昧妄念，调伏魔鬼冤魂，使天人与人都在度脱之门洗涤心灵，使龙鬼也凭神印接受职司。这样自然能够消除灾害，招致福庆吉祥。应当授予相应的命秩，以表示优厚礼遇；而得到这样的高僧，是国家的盛事，体味佛道也更加深厚。因此想要勉强用名号来表彰他，以彰明过去的志愿。妙界之中有庄严的高士，内品之中有证果之地的仪范；本着崇尚德行、敬慎顺应时典的原则，可以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仍封为肃国公，追赠司空，谥号为“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译又说，大历三年二月，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缮寺塔，在塔下发现古代的墓穴，得到一口小棺，长一尺多；打开来看，里面还有十多层棺材，都用金银珠宝装饰，其中有舍利骨和一根佛发。每口棺材都用锁锁住，防护设置精妙绝伦。有殷仲文题写赞文来说明这件事。近来令人奇怪的是，殷仲文曾任桓玄的侍中、领左卫将军；安帝复位后，出任东阳太守，还没有到达关中，不能拿这种事去欺骗乡里的儒生，可是代宗却出动宝舆，备具威仪，将它迎入内道场供奉，这是什么缘故呢？宋代洪迈《容斋三笔》说：自从唐代宗任命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后来便习以为常，直到本朝仍然如此。元丰三年，详定官制所说：译经僧官中有授予试光禄卿、鸿胪卿、少卿的，请从今以后，试授卿者改赐“三藏大法师”，试授少卿者赐“三藏法师”。诏令规定，试授卿者改赐“六字法师”，少卿赐“四字法师”，并在前面加上“译经”二字。三藏法师的名号过了很久又被废止。《吴岳祠堂记》。于公异撰文。冷朝阳行书。兴元元年十月。现在在陇州。考察《唐书》，这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帅李晟收复京师。七月十三日，德宗从兴元返回。八月，李晟到达凤翔，斩杀叛卒王斌等人以及泾州主帅田希鉴。这篇文字应当是这一年十一月祭告吴山时，由掌书记于公异撰写的。碑中所说“镇守凤翔的相国凉公”，指的是李抱玉。《范阳郡新置文宣王庙碑》。韦稔撰文。张澹行书。贞元五年二月。现在在涿州。《李元谅懋功昭德颂》，张蒙撰文，韩秀弼用八分书书写，李彝篆写碑额。贞元五年十月。现在在华州州治大门里面。《旧唐书·李元谅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曾在潼关统领军队十多年，士兵都畏惧服从他。德宗居于奉天时，叛贼朱泚派伪将何望之率轻骑袭击华州，刺史董晋弃城逃走，何望之于是占据城池，准备聚集军队来断绝东路。李元谅从潼关带领部下，趁何望之没有防备，直接进攻他，于是攻克华州。何望之逃回去，李元谅便修治城池、壕沟和器械，招募士兵，不到几天就得到一万多人，军势更加振作。因功加授御史中丞。叛贼朱泚多次派兵来侵犯，他总是将其击退。升任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使、镇国军节度使。他与副元帅李晟进军收复京城，奋力作战，破坏苑墙而入，于是收复京师。赐姓李，改名元谅。官职最终做到陇右节度使。《姜嫄公刘庙碑》。高郢撰文，张谊行书。贞元九年四月。现在在邠州城南，是唐代邠宁节度观察使张献甫迁建的，称为新庙。《圣母帖》。僧人怀素草书。贞元九年五月。现在在西安府儒学。《李抱真德政碑》。董晋撰文，班宏正书。贞元九年。现在在潞安府。《杜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李宣撰文。侄子成均行书。贞元十年八月。现在在西安府城外的寺坡。杜君官做到京兆尹，名叫杜济。《嵩山防善寺戒坛记》。陆长源撰文，陆郢用八分书书写并篆写碑额。贞元十一年七月。在《大历敕牒碑》的背面。《同州澄城令郑公德政碑》。【阙文】撰文。郑云逵行书。贞元十四年正月。现在在本县，碑文大多剥蚀磨损，只知道这位公的字是叔敖，郑州荥阳人，却不知道他的姓名。《少林寺厨库记》。顾少连撰文。崔溉正书。贞元十四年。现在在寺中。《尚书李公造〈华严三防普光明殿功德碑〉》。支高撰文并书写。贞元十六年四月。现在在交城县西北五里的万卦山天宁寺。碑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像月亮那样长久，聚集菌桂而散发芬芳；像山岳那样宏大，安置大椿树的长寿年数。”这是采用《诗经》“如月之恒”的诗句，“恒”字写作“亘”，读音是古邓反。考察《诗经》“如月之恒”，《毛传》说：“恒，是弦。”《郑笺》说：“月亮上弦而逐渐盛大。”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恒，古本也作縆，音同古邓反。”沈约读作古恒反。《正义》说：“月光到了初八、初九，月体正好一半，黄昏时位于中天，像张开的弓而弓弦平直，这就是上弦月。”《考工记·弓人》说：“恒角而短。”郑司农说：“恒应读作束縆的縆。”这样看来，縆、恒、亘本来是同一个字，陆氏却读作去声；这篇碑文只是因此而采用了它。现在《广韵》把縆字的平声、去声都收录了。【《楚辞·九歌》：“縆瑟兮交鼓”，一本作“絙”；《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一本作“縆”。李善《西都赋》注说：“亘与縆古字相通。”韩文公《送侯参谋诗》说：“信知后会时，日月屡环絙。”】古人歌颂君主，所说的是月亮而不说满月，是弦月而不是望月；就像说太阳不说正中而说上升。太阳到了正中就要偏西，月亮到了望日就要亏缺，所以古人取义不在于已经盛大，而在于即将盛大。这就是《大易》所说重视“月几望”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日、九日〕 现在人们把它读作“恒久”的“恒”，这是错误的。【《生民》诗说：“恒之秬秠。”《释文》说：“恒，古邓反，古本又作亘。”】它的西面又有一块碑，是汾州众香寺沙门克诚撰写的，碑文大半剥落，只能看到“太尉李公抱贞”几个字。《靳英防墓志铭》。张遇撰文并书写。行书。贞元十七年二月。最近从漷县锭子村的土中出土。《剑州长史李广业碑》。郑云逵撰文，正书。贞元二十年十一月。现在在三原县。《钜鹿时▯墓志铭》。刘通明撰文。行书。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碑文说：“葬在蓟县燕夏乡海王村的南原，最近从土中出土，字写得粗拙而草率。” 《楚金禅师碑》。沙门飞锡撰文，吴通微正书。附有奉敕追谥号记。贞元二十一年七月。在颜鲁公《多宝塔碑》的背面。《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撰文，高从【阙文】书写。贞元年间。现在在济源县衙署，碑的末尾有题记说：“贞元辛【阙】岁，建丑月，渤海高从【阙】所书。”这是书写者的姓名，但石碑残缺了。宋元祐八年，济源县令傅君俞重新刻立。

译《怀素藏真律公二帖》。草书。现在在西安府学。《贾竦谒华岳庙诗》。“正书”。元和元年十月。诗为五言十八韵，刻在后周天和二年所刻《华岳碑》的左边。《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裴度撰文。柳公绰正书。元和四年二月。现在在成都府。碑文称元和二年镇守蜀地的“相国临淮公”，就是武元衡。裴公当时任节度掌书记。碑文有这样的句子：“谁说地势险阻而殷实，就能成为强国？谁说资质脆弱而勉强，就能成为精锐军队？”这是采用左思《魏都赋》“禀质遳脆”的话。《广韵》说：“遳，七戈切，脆弱。”《唐书·王伾传》说：“形容遳陋。” 《晋周孝侯碑》。现在在宜兴县。碑首题作：“晋故散骑常侍、新平、广汉二郡太守，随后授任楚内史、御史中丞，使持节大都督涂中京下诸军事、平西将军孝侯周府君之碑。”晋代平原内史陆机撰文，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写。碑末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义兴县令陈从谏重树。”前试太常寺协律郎黄氏以下文字缺失。张燮编次《陆士衡文集》时收录了这篇文章，说其中有很多讹误，文意和文理都不相连接。而且孝侯战死，碑文却说旧病加重，突然死于馆舍，显然是没有读过史书的人伪造的。考察此碑本是唐人所书，所以“业”字触犯晋讳却直接书写，没有避讳。至于唐代的避讳字，“世”字两处都写作“廿”，“虎”字两处，一处作“虎”，另一处改作“兽”，“基”写作“▯”，“豫”写作“预”，而“涂中”也应当写作“涂中”。《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作“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作“琅邪王佃出涂中”。《海西公纪》说“桓温从山阳到会稽王昱驻于涂中”；《孝武纪》说“派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涂中”；《安帝纪》说“谯王尚之的军队在涂中溃败逃散”，这些字都写作“涂”。唐人给“涂”加阝旁作“滁”，就是今天的滁州，而碑文写作“涂”，并不是“滁”。【《文选·梁任昉奏弹曹景宗》作“东关无一战之劳，涂中罕千金之费”，李善本作“涂中”。】陆士衡与王逸少并非同时代的人，而且晋代以前的碑也没有署明某人书写的，文章的对偶、平仄全是唐人的风格，因此可以断定这是伪作。碑中把“梁王肜”写作“彤”，尤其错误。王弘撰文说：“考察史书，陆士衡兄弟在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又过了十四年，元帝才即晋王位，开始称建武元年。然而碑文说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赠平西将军，封为清流亭侯，谥号孝礼。那么，已经死去的陆士衡，又怎么会知道十四年以后的事情，并预先写下这些话呢？另外，周处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战死，现在碑文却说元康元年死于馆舍，也错了。” 《石壁寺甘露戒坛碑》。李逢吉撰文。正书。元和八年三月。现在在交城县石壁山寺。碑的背面有《进甘露表》，说：“臣李说言：臣所管辖的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山寺，本月二十二日夜间，甘露降落在寺内戒坛西面以及寺外柏树林上，大树枝、小树叶无不遍布，凝结成珠并滴落，甘甜如蜜。寺中临戒坛的大德僧慎微，以及僧人惠广等十五人，都一同观看品尝，再次询问，情况确实如此。”等等。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表中所说的“臣说”，就是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说，也就是《普光明殿碑》所称的尚书李公。这块碑是元至顺三年重刻的。唐代把太原府作为北都，交城距离太原府八十里，所以那里设有戒坛。安禄山反叛时，杨国忠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以收钱为条件给僧、尼、道士授度牒，十天内就得到百万缗。由此可知当时差役赋税的沉重，以及剃度制度的严格。《内侍李辅光墓志》。崔元略撰文。巨雅正书。元和十年四月。现在在高陵县。碑文称其为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这个李辅光是由河中监军任命的。唐代士人出入内侍门下的，大概不少。李辅光年轻时不久便被选入内廷，且有夫人辅氏，生有四个儿子。唐代宦官中有权势地位的人，便可以娶妻；史书所载，高力士娶吕玄晤的女儿，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都是奉敕为他们安排的。杨复光甚至有几十个养子。又《后汉书·刘瑜传》说，常侍、黄门也广泛娶妻；《周举传》说，宦官也凭借虚假的权势，威吓侮辱良家，抢夺女子关起来，甚至让她们白头，到死也没有配偶，违背上天的心意。《单超传》说，五侯更加横暴，多把良家美女占作姬妾；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唐人的“日”“曰”二字用的是同一种书法，只有“曰”字左边的角稍有残缺；石经中的“日”字都写作“曰”，这块碑以及玄奘塔铭也是如此。因此陆德明《释文》在九经中遇到这两个字难以辨认的地方，就加上注音。宋代以后才把方形的字认作“曰”，长形的字认作“日”，于是失去了古人的本意。碑中把“宫掖”写作“官”，把“践阼”写作“祚”，把“士君子”写作“仕”，都是错误。卢藏用《书苏许公碑》也把“践阼”写作“祚”。《南海神广利王庙碑》。韩愈撰文。陈谏正书。元和十五年十月。现在在广州府东南八十里海神庙中。《太保李良臣碑》。李宗闵撰文。杨正正书。长庆二年。现在在榆次县。《邠国公功德铭》。杨承和撰文并书写，正书；陆邳篆写碑额。长庆二年十二月。现在收藏在西安府儒学。都穆《金薤琳琅》说：“邠国公，是内侍梁守谦。”考察《唐史》，宦官梁守谦没有传记，只有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记载说：“皇帝突然在太极殿驾崩，中尉梁守谦、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太子，杀死吐突承璀和澧王恽。”韩文公《平淮西碑》也记载梁守谦在皇帝身边，皇帝曾命令他前往抚慰蔡州军队。梁守谦不过是一个宦官，爵位却升到上公，由此可见宪宗对小人的信任；他晚年不得善终，最终死在宦官手中，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记录这件事，大概是要给天下后世作为警戒，而不只是为了取录它的文字。《西平郡王李晟碑》，裴度撰文，柳公权以正书书写。太和三年四月。现在收藏在高陵县。

译《状嵩高灵胜诗》，尉迟汾撰文并以正书书写。太和三年六月。现在在中岳庙墙壁上，另有宋熙宁丁巳年王绅的题字。题字说：“府尹王侍郎奉准制拜岳。”其中“准”字写作“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僧叡川撰文，僧无可用正书书写。太和六年四月。现在收藏在西安府百塔寺。《义阳郡王苻璘碑》，李宗闵撰文，柳公权用正书书写。现在收藏在富平县儒学。《金石录》说：碑题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撰”。宗闵在太和七年任此官。宋代王楙《野客丛书》说：苻坚的先人本来姓蒲，他的祖父因为防备文字而改为苻。符融的先人是鲁顷公的孙子，在秦国任符玺郎，于是以符为姓。因此，苻坚的“苻”从草，符融的“符”从竹。这两个姓本来就不同，但唐代义阳郡王苻璘碑却把“符”按从竹书写而写成“苻”；而苻坚的“苻”又有写作从竹的，都是因为没有仔细核对。我的考察是：汉碑的隶书，通常把“竹”写作▯，很少有从竹的；例如“符节”的“符”字都是这样。如今前代《汉书》中“符瑞”的“符”多写作▯，魏晋以下的楷书碑刻也有把“符节”写作“苻莭”的，大概是古代这些字都通用的缘故。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颜元孙《干禄字书》说：从草的是姓，从竹的是印，也没有考察清楚。符融的“符”难道不是姓吗？《金石文字记》卷四。《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文字记》。钦定《四库全书》。《金石文字记》卷五。昆山顾炎武撰。唐。国子学石经。《周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毛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礼》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传》四万二千八十九字。《孝经》二千【缺】百【缺】十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