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仕遗规卷一

译人不可能没有私心。那么就应当反复体味圣贤的言论，以去除私心。先从侍奉父母、尊敬长辈做起，进而到对待朋友，都力求忘记私心。这样，私心这一弊病就除去了。如果自己的偏弊在于不能没有骄傲自夸，那么就应当反复体味圣贤的言论，以去除骄傲自夸。又比如平日的言行未能一致，难免有不诚实的地方，那么就应当反复体味圣贤的言论，以去除不诚实。我有千百种弊病，圣贤就有千百种药方。一天信奉并切实实行圣贤的一句话，就是一天服用一种药来去除一种弊病。时间久了，气质上的偏颇自然逐渐克服。气质上的偏颇既然去除，那么心术自然端正。这都是因为向来阅读圣贤的言论，屡次得到警醒和反省的缘故。如果只是看过读过，不切实用力去除自己的偏弊，那就如同谈论药方、解说药物，却从未真正服用，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用医药来作比喻，就更容易让人感到亲切。

朱熹认为，达到“致知”的境界，是如同从梦中醒来一样的关键；达到“诚意”的境界，是区分善恶的关键。只有透彻这两道关卡，才知道善是应当去做的，恶是应当去除的。根基已经确立，才有下工夫的地方。如果知识没有达到极致，那么对道理的认识就不明晰，虽然似乎懂得了一两点，却难免像做梦一样恍惚，并不是真正的看见。如果意念没有真诚，那么行善就不实在，虽然假装窃取了一两点善行，却如同用华丽的锦缎覆盖破旧的棉絮，难道是真的没有恶吗？然而行善之所以不实在，是从对道理认识不清晰开始的。所以说，想要使意念真诚，首先要使知识达到极致。

求学的人在这两道关卡上不能透彻，以后的工夫，都会走入歧途，这就更加显示出“致知”不同于那种冥冥中的领悟。

日日更新、又日更新的工夫，必须经常摒弃私欲而保存天理，经常保持恭敬俭朴而去除骄傲奢侈，经常勤奋问学而戒除游荡安逸，经常亲近君子而远离小人，经常公正而不偏私，经常端正而不邪恶。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以至于没有一天不是这样，那么他的德行就没有一天不是新的了。

可见，没有哪个时候、哪件事，不可以做日日更新的工夫。

格物，就是穷尽事理的意思。朱熹不直接说穷尽事理，而说格物，是因为理没有形体而物有踪迹。只说穷尽事理，恐怕人们会在空虚高远的地方去探求，而不切合自身。这种弊病会流于佛家和道家。所以用“物”来表述，是想让人在具体事物上穷究义理，在实处下工夫。穷究得多了，那么我们心中的知识，自然会日益开阔、月月增益。普通人的学习，不在实处下工夫，而让心思驰骋于高妙之处，尚且不可以。作为统治百姓的人，以一身应对万事万物的变化，如果不从具体事物上穷究，岂止是无益而已，必将像晋代的清谈、梁代的崇尚空无一样，其祸患是不可尽说的。这就是格物致知的学问，之所以成为治国平天下的首要任务的原因。

看得“物”字含义广泛，那么“格”字就是零星积累的工夫，就越发觉得切实。不这样，就不能穷尽事理；不这样穷尽事理，就不能使知识达到极致。“致知在格物”，这个“在”字比“先”字更为直截了当，所以它位居八条目的首位。

我们的道有本体也有作用，与异端那种寂灭的教义不同。这颗心应当像明镜止水，不可以像枯木死灰。镜子明亮、水静止，它们的本体虽然是静的，但却可以映照万物。如果像枯木那样不能生长，像死灰那样不能复燃，那就是无用的东西。人有心，是用来具备各种道理而应对万事的，怎么可以把它归于无用呢？这是我们的道与异端的区别。

理与事，原本不是两样东西。异端只谈理而不涉及事，其弊病在于无用。俗吏只谈事而不涉及理，其弊病在于没有根本。只有圣贤的学问，是以理为事的根本，以事为理的作用，两者相互依存，所以没有弊病。我所进献的《大学衍义》，以阐明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理体制、体察民情，作为格物致知的关键，其根本和末节都具备齐全了。

古代用德行、道义、技艺来教育士人。学者在日常起居饮食之间，既没有无事的时候，也没有不是学习的时候；在群体居住、藏修、游息的地方，也没有不是学习的时候，也没有不是做事的时候。精研义理是为了实际应用，利用事物是为了崇尚德行。后世的学习与做事分开了，所以求道的人认为形体器物是粗浅的痕迹，图谋事功的人认为理义是空话。这就是学习不如古代的原因。从圣人的门庭来说，洒扫应对，就是性命道德的精微之处；致知格物，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诸子百家来说，老庄谈理而不涉及事，这是天下有无用的本体；管仲、商鞅谈事而不涉及理，这是天下有无本体的作用。异端的学说之所以得罪圣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

古代学问与世俗学问的区别就在这里。大体上科举之学无用，不是只谈理而不涉及事，就是只谈事而违背了理。

谈论义理，不追求虚无高远，而一定要反求诸己的身心；考证事实，不拘泥于成败得失，而探寻其隐微之处；评论文章，不沉溺于华丽新奇，而首先要合乎正大。总之，以切实有用、关乎社会教化为主。

讲学论文，总归要平正通达。真正公正的文章，是正宗的选择，所以能关乎社会教化。

儒者的学问有两种：一是性命道德的学问，一是古今世变的学问。评论世变的人，指责经术迂腐；谈论性命的人，诋毁史学浅陋。于是分朋结党的祸患兴起，非常可怕。圣人的门庭有五经来阐明它的理，有《春秋》来彰显它的作用。《论语》所记载的，细微的如性与天道，显明的如忠信笃敬，至于泰伯、文王的德行，三仁的仁德，子产的恩惠，卞庄子的勇敢，无不论述其所以然。下及子思、孟子的学问，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他们谈论天命之性，是理；谈论王季、文王的述作，以及武王、周公的达孝，是作用；他们谈论仁义，是理；而谈论井田、学校的政令，与三王五霸的功过，是作用。只谈理而不涉及作用，只谈作用而不涉及理，都不能算是得到了道的全部。

学习积累、询问辨析，而一定要以居住行事来接续；博学审问，而一定要以笃实践行来终结。这是不可改变的顺序。《易经》与《中庸》的宗旨不明确，学者才开始以口耳之学为学问，将讲论与践行分为两回事。更严重的是，用利欲之心，去求理义之学；用理义之说，来掩饰利欲之私。这就离道越来越远了。

先知

译后行，是学习的次第。求知看似容易，但用功的方法起初并非只有一种；践行实在困难，而心力贵在笃实。因此，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最终都归结于笃行。口耳之学，本来就没有践行的意思。至于怀着利欲之心，去探求理义的学问，用理义的言论来掩饰利欲的私心，那么所知的就不是真正的知，所行的就不是真正的行，学问也就更加错误了。

译程子曾说，格物并非只有一种途径。比如读书以阐明道义，或议论古今人物以辨别是非，或应对事物以处理得当与否，这些都是穷究事理。朱子说，或者考察显著的事物行为，或者体察细微的念头思虑，或者探求文字典籍之中，或者搜寻讲论讨论之际，他的说法尤其完备。大概从我们自身之内，直到万事万物，没有不含有道理的，都应当去穷究。然而如果没有日积月累的努力，不容易各自达到极致。如果对事物的道理，穷究了一分，那么知识也就增进一分；穷究了十分，那么知识也就增进十分。穷究了十分，就是物格；增进了十分，就是知至。如果只略微见到一二，就不再深入探究，那么见解既不够明确，行动必定会有阻碍。

程朱的这些说法，更加显示出没有事情不应当格物，没有人不应当格物。不格物就不能认知，不能认知怎么能行动？儒家知行不可偏废的学问，在这里更加透彻了。

性是义理的根本源头，求学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天下的万善都由此产生，不需要假借于外物。尽性在于尽心，所以不能没有操持存养的努力。仁义是人心所共有的，所以损害它的是利。因此必须审察义与利的区别，然后不失去本心的端正。推及到出仕与隐居，就修养我的天爵，而不败坏于人爵；推及到政事，就纯粹是王道，而不夹杂霸道的功业。这是朱子编纂《孟子要略》的宗旨。

朱子既有《集注》，又编纂《孟子要略》，不仅是给人展示读《孟子》的方法，凡是读其他书籍，都可以类推。

陆九渊的学问主张尊崇德性，专门从本源上用功，他的理论自然正确。但他那些过于贤智的弟子，逐渐渗入禅学。如今没过几年弊端就越来越严重，格物修身的两家学说再次兴起，有的矫枉过正以补救过失，有的标榜宗旨以划分门派，争论纷乱如同聚讼。我私下认为，道本来是一贯的，如果在言语文字中寻求，就会支离破碎、蔓延扩散，更加晦涩不通。那么格物、致知、修身，怎么可以偏废呢？

明代王阳明再次倡导良知学说，他的弊端与陆九渊相同。专门提倡良知，未免偏重于知而忽略了行，即使加上“致”字来补充行的工夫，毕竟还是重知而轻行，将一切学问、博学、审问、择善、固执、多见、多闻的工夫，看作是支离破碎、向外追逐的事情。他的弟子相传，竟然到了只重视尊崇德性，不重视道问学的地步。王阳明有学术，有事功，不愧为有用的道学，本来不是禅学，但久而久之将流入禅学。真德秀主张格物、致知、修身不可偏废，这是知行并进，这是朱子的流派。仔细玩味良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赤子之心。与其专门提倡良知二字，不如直接提倡良心二字，抱定孟子扩充四端、不失赤子之心的说法；与其提倡致良知，不如提倡致曲二字，抱定《中庸》曲能有诚的说法，似乎更加恰当，颠扑不破。那么广博与简约兼勉，知行并进，空谈心学的流弊，不用禁止自然就会停止了。

宋朝兴起，儒学宗师相继出现，然后六经的遗旨、孔孟的言论在千年之后重新显明。天下的学者，诵读并学习，以《论语》《孟子》为入门，以《大学》《中庸》为标准。所以他们的行事在人伦纲纪之间，而他们的道理推究到天地民物的宏大。这就是所谓的道学。庆元年间以后，奸佞之人当权，【韩侂胄】厌恶别人议论自己，视道学为迂腐，指斥学问为虚伪，排斥那些人，禁止那些书。学者无所依归，义利不明，趋向卑下，人欲横流，廉耻日渐丧失。指望他们做官之后，职业修明，名节树立，是不可能的。

从小求学，用经典来引导，是想让他知道道义以确立根本；用历史来广博见闻，是想让他知道变化以致用。从少年到成年，不离经典训诫之中，涵泳并饱食其中，每天有所滋养，揉搓并化育其中，每月有所改变。所以气质虽然刚劲，发动时是出于公而不是出于私；才能虽然锐利，使用时是厚重而不是轻薄。这都是学习的力量。世人常说学习不能胜过资质，可以醒悟了。

学习用来改变气质，广博才华，人们都知道。现在说气质虽然刚劲，而发动时是出于公而不是出于私；才能虽然锐利而使用时是厚重而不是轻薄，学习的益处更加切实，可以说善于学习了。

周朝衰微，孔子选取先王的大经大法，和他的弟子诵读并传授，杂见于六经。自从汉朝以来，虽然说是崇尚儒学，但是汉儒的浅陋，训诂越来越详细，而义理越来越晦涩。所以韩愈《原道》说，孟子死后不得其传，是说精微的宗旨没有传承。

孔子的教育有多种方法，综合其要点，不过说是学习以成就本性，行动以成就自己，施行于政事，以成就万物罢了。然而难道有二样吗？修养内在，是为了应对外在；充裕自己，是为了推及他人。河南几位君子，谈知必定涉及行，论理必定涉及事，明白体用同源，想要学者互相勉励。世人把知行看作不同的道路，把理事看作不同的方法，怎么可以相信呢？

己身与外物共同成就，做官与求学相互资助，说得显明而切要。

整天群居，只擅长雕琢刻画，对于本心的道理没有闲暇去探求，对于当世的政务没有闲暇去研究，穷困时无法独善其身，得志时不能恩泽百姓，平生所习，归于无用。这难道是立教的

译真是如此啊。

做学问的人的才学与文章，这两者都不可或缺。然而哪一个是根本，不能不知道。循序渐进地由浅入深地学习以达到高深的境界，并且敬畏地对待那看不见、听不到的天道。践行进修的切实功夫，戒除顿悟的空泛言论。这就是他们与当今做学问的人不同的地方，而才学与文章，都以此为本了。

译才能根源于学问，才是有用的才能；文章根源于学问，才是承载大道的文章。这就叫做实学。

世道越是衰微，学问就越是背离正道。做读书人的，一概以辞章技艺为根本。虽然也有穷究事理、穷尽性命的功夫，却没有开物成务的实际益处。这正是朱子深深忧虑并屡次感叹的原因。确实知道学问不脱离事务，事务必定源于学问，在讲论和省察上共同用力，那么他的学业就是有用的学业，他的才能就是有用的才能，他的仁德足以成就自己，他的智慧足以成就万物，这样才不辜负圣贤的教诲。

善于学习的人，以经书为根本，以史书为参考，用来明晓事理并通达于实际应用。后世的人各自以自己的喜好崇尚作为学问，在下层谈论，就凭好恶互相毁誉；在朝廷议论，就凭同异结成党羽仇敌。唉，学问是用来为这个世道服务的。自从喜好崇尚分化，议论不一，恰好足以祸害这个世道，又能依赖什么呢？

这两种学问，尚且不能与腐儒和异端相比。只是因为各自有所崇尚，就难免成为祸患，更加可见学问不可不慎重。

读史书来审定事情的是非，是穷究事理的应用。天下的事理无穷无尽，古人的心术，有不轻易通过表象就能判断的。如果真诚地领会六经和《论语》《孟子》的宗旨，反复熟读深思，是非了然于胸中，推演这些来考察前代的得失、当世的利弊，就会像权衡度量那样审慎。然后才知道应用不脱离事理，事理未曾不适合应用。大道的全体就在这里，学问的全部功效也在这里。

诵读诗歌、阅读书籍，又推究那个时代来了解那个人，才可以叫做崇尚交友。孟子所说的，就是阅读经史的方法。

阅读圣贤的书，却不知道圣贤的道，是从被俗学拖累开始的。比如科举的学业，上面以此选拔，下面以此应对。所谓的程式文章，必定推崇尧禹，必定排斥桀跖，必定祖述仁义，必定崇尚忠孝，这还没有危害大道。只是他们只求进取，专门从事揣摩，对于经史传记，只是涉猎其辞藻，未曾深入研习其义理。所持的论点虽然美好，终究是为了取悦他人，只求符合考官的标准，即使违背经典、悖逆大道，也在所不惜。侥幸考中了，就认为以前的技艺已经足够，并且把过去的功夫，用在笺注记诵上，以显示受宠获利，终身不知停止。至于事理没有穷尽，本性没有穷尽，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如何成就自己，如何成就万物，百中不及一二，却说这不是我急迫的事。读书人的学问和举业，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为什么就安心于此呢？有志之士则不然。当他从事于学问时，说：“我想要保全上天赋予我的本性。”上面用举业选拔人才，我只求无愧于举业来应对。那些推崇尧禹而排斥桀跖、祖述仁义而崇尚忠孝的话，必定亲身践行，不是随便说说。至于他所坚守的，宁愿被考官冤枉，也不肯委屈自己以求迎合。一旦考中了，就更加追求自己未能做到的，必定穷究事理，必定穷尽本性，成全自己以利于他人，才嘲笑自己过去的固陋，而不肯安于虚浮。因此学问更加精进，学业更加修明，德行更加美好，推展他的所得，也足以惠及万物。像这样的人，即使科举也不足以成为拖累。

科举的制度，原本是为了寻求实学。如果真能用实在的功夫，做实在的举业，原本不同于俗学。朱子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拖累科举。”先儒说：“孔孟如果活在今天，也必定从事科举。但由孔孟来做，必定有真正的举业。”学术的虚实，就是真伪的区别。不要说科举不能得到人才，人才不应参加科举。

宋代的袁洁斋，年少时就喜爱读书，到老也不厌倦。凡是圣贤的大训，对自己有切身体会的，终身体味。夜晚就默诵，生病时也吟咏讽诵。在家讲道，用诸经和《论》《孟》的大义，警醒策励学者，对于《书》《礼》的记述和论说尤其详细。他成就的后学很多。博览群籍，选取切合实用的，汇编成书。认为法度之言，只有秦以前的，才可以作为楷模。学士大夫不懂军事，那么武夫悍卒，就会夸耀他们的长处，而遇到紧急事变就无法应对。所以著有《兵略》。认为祖宗的成宪，是人臣应当讲究的，所以著有《皇朝要录》。他的辞章根源于至理，一字一句，都从胸襟中流出。认为《论》《孟》中没有难通的解义，难懂的字，不写奇险刻峭的语言，而温纯条畅，自然无人能及。【袁名燮，字和叔，官至显谟阁学士】

袁公记述治道和品行，不同于浮泛，都规画远大，是宋代的实学，所以真德秀愿意拜他为师，是学者应当取法的。

自从汉代用经术选拔人才，读书人为了做官而明经；唐代用辞章技艺选拔人才，读书人为了科目而习文。都是为了利益而学习，这离圣人的本意远了。如果真的是为了自己而学习，那么事理不可以不穷究，本性不可以不穷尽，不达到圣贤的境界不停止。如果专门为了利益而学习，只要能拿笔蘸墨，谋取爵位俸禄、换取官服就满足了。像商贾那样盘剥，心里不顾；像夷狄那样行为，也不以为耻。这就是实学和俗学的区别，也就是邪正的区别。

为了做官而明经，为了科举而习文，如果真有实在的明经功夫，写举业的文字，由此得到官职、得到科目，也可以无愧。所谓学问，俸禄就在其中，又何必厌恶这个而离开它。如果一心追求利禄，而没有实在的明经作文功夫，那就完全不是圣人的本意，所以叫做为人之学。

进士

译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在唐朝兴盛。到了本朝尤为兴盛。那些光芒如虹霓般闪耀、振翅高飞于云霄之中的士人。都是由此途径出身。有一部名为《登科要览》的书。将前代的科举科目。分类整理汇编。用来炫耀于世俗。虽然对于教化世人并非当务之急。然而让后辈年轻人观看。知道通晓当今、博古通今的可贵。更加坚定他们每日进步不止的心志。这也是劝勉学习的遗意啊。

译科举制度自宋代达到鼎盛。其弊端自宋代便已无法避免。所以真德秀说，对于教化世人并非急务。而让人知道博古通今值得重视，就在于此。后世的学者，可以知道什么值得重视了。

早年接受老师的教诲，大致知道做学问的方法，接连考取功名，原本未曾忘记进取平生的志愿，端正不在于追求轻裘肥马。偶然进入官员行列，空耗国家俸禄，虽然本因贫穷而随意做官，未曾歪曲正道以求伸展。想到昔日从考场脱身，更加思虑专心于书籍。然而家中没有像邺侯那样插架满屋的藏书，只能独自激发董仲舒下帷苦读的愤懑。如今得以在东观徜徉，在西昆凌历，阅览河图宝训，这是人间稀有的珍宝；窥探金匮石室，这是历代不传的秘藏。或许可以凭借文字来观察圣贤的用心，哪里是借助阶梯媒介作为富贵的资本。磨砺新的功业，梳理旧有的学业，红笔黑墨耗尽校勘的辛劳，金石坚守始终如一的气节。

看真德秀出身科举，幼年学习即以壮年行事，侍奉皇帝身处清贵之位，执笔无非是实学。真正的文章，真正的事业，有志向的人可以勉励了。

孔子告诉子贡终身可以实行的恕道，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后来子贡说“我也希望不施加给别人”，孔子却说“这不是你能做到的”。这都是恕的事，也是仁的方法，所谓絜矩之道。看待物与我同样，看待造化同等，公平周遍，出于自然。这是仁者的事，不待衡量而没有不合规矩的。这是浅深高下的区别，不只是用来勉励子贡而已。仲弓的贤德，仅次于颜回，他问仁必定用这些话告诉他。如果不是圣人，没有不由恕而达到仁的。所以说“勉强实行恕道，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恕必须用“强”来说，更加说明用力的艰难。学者应当以勉强自己来勉励。

道心非常微妙，物欲容易禁锢。私见一旦确立，人与己的看法就不同了。天理的公正，于是被遏绝而不能实行了。学者应当知道本性相同则情感相同，公正其心，公平其施，有均等齐一，不要偏私吝啬；有方正，不要偏邪。这是絜矩之道。接着谈论义利，利则只为自己经营，义则与人共同获利。士君子平时谈论，谁不以公正对待物我、平等待好恶为理所当然。而私意横生，不能自我克制，是因为利的原因。《大学》在简略处反复叮咛，孟子在首章恳切陈述，圣贤深切为人，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所以求仁以絜矩为关键，而推究其开端，又自明白义利的区别开始。

“不欲无加”，孔子不立即答应子贡。论仁以能就近取譬，可以说是仁的方法，并非就认为是仁。然而对于仁可以追求，恕则适宜勉强，最终没有明确说出来。子思接着用絜矩之道，孟子则说“强恕求仁”，而且说“莫近”，那么恕虽然对于仁非常接近，而没有立即答应它是仁。孔孟对于仁恕的区别，不像犀角分水那样清晰。推究絜矩的根源，而归结于谈义不谈利，更加显现渊源相合，针芥相投。真西山讲义的明畅，论学的切实，遵循程朱以继承孔孟，由此更加确信。

我厌恶下属的不忠诚，所以立朝宁愿尽言获罪，而不敢不像对待父亲那样侍奉我的君主。厌恶长官的不仁，所以做官宁愿因救灾获谤，而不敢不像对待子女那样看待我的百姓。曾经以掾属身份侍奉台府，他们的情意不体察我，我担忧，所以做长官，必定思考如何通达下属的情意。我以监司身份临治所部，他们的命令不执行，我忧虑，所以虽然做一道主帅，而对于使者的命令未曾忽视。私事干扰公府，我曾经不平，所以在他所寓居的地方，不敢以毫发干犯。大家族剥削小民，我曾经不以为然，所以在乡党邻里，虽然无以厚待他们，但也敢不伤害他们。

事奉上级，临治下属，处理事务，应对事物，居官居乡，不忘絜矩。西山先生对于《大学》解释得明白，实行得有力，由此也可以看见了。

圣人的道，不过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而已。明明德，是成就自己的事；新民，是成就万物的事。成就自己是体，成就万物是用。只有这两句话，体用就完备了。止于至善，君主止于仁，臣子止于敬，儿子止于孝，父亲止于慈。所谓止于仁，必须是实行爱人利物的政令，使鳏寡孤独，各自得到供养，昆虫草木，各自顺利生长，才算是至善。如果只是姑息小惠，不是仁的止于至善。比如臣子事奉君主，如果只以擎踞曲拳为敬，这是敬的末节。必须像孟子所说的责难于君，陈善闭邪，非仁义不敢陈于王前，然后才是敬的极致。不然就不是敬的止于至善。其他如父亲的慈，与国人交往的信，都要到十分尽处，才称为止于至善。

认定至善二字，止字方有着落，没有流弊，分析最精。

人的不平，自不恕开始。天下的不平，即自人心不恕开始。士大夫未做官时，作为百姓而受官吏虐待，必定不能忍受。等到做官，却不体恤百姓。仆役不忠于主人，必定深恶痛绝。等到立于朝廷，却忍心欺骗君主。凡此皆是不恕。恕是以己度人的意思。我所想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我所厌恶的，也是别人厌恶的。所以以所欲者施加于人，而不敢以所恶施加于人。所谓絜矩。所以为民上者，处于宫室的安逸，则担忧百姓的不

译居室宅充足，穿着绮绣华服，便担忧百姓缺乏丝絮；享用八珍美味，便担忧百姓遭受饥荒；妻妾侍奉完备，便担忧百姓有鳏夫寡妇。推己及人，让百姓各自得到他们想要的，这就是平治天下所遵循的絜矩之道。

译上官欺压下属，官府欺压士人和百姓，都因为不能推己及人、以直报直。所以平治天下的道理，不外乎此。

士大夫如果不明白大道，自视过高，那么实际能力往往与名声不相符；如果苛责别人太严厉，众人就会愤怒。或者又提倡荐举人才的举措，加以区分并划定界限。凡是有所选取的，难道没有遗漏的吗？凡是有所褒扬的，难道没有压抑的吗？品评议论既多，猜忌怨恨就纷纷兴起。内心虽然本着至公，行迹却已涉及结党营私。议论先在众人中喧腾，任用与否难道一定取决于某一个人的话吗？在穷困显达、进退之间，必然导致修德者怨恨而发泄私情。往往把推举忠良的话，说成是沽名钓誉的举动。至于洁身自好而退隐，也说成是愤恨不平所致。以此激怒他人，加以揭发讥讽。事势到了这种地步，沉默不语才是适宜的。沉默成为风气，国家依靠什么呢？

因为标榜而形成朋党，想要杜绝朋党，却激起了诽谤讥讽。相互激怒，相互压制，辗转反复。或者沉默不语，或者苟且容身，都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宋朝之所以不兴盛，有一半是因为这个原因，实在令人感慨。

士大夫不羡慕廉洁清静，却羡慕奔走钻营；不尊重名节，却尊重爵位；不喜欢公正，却喜欢圆滑柔顺；不敬重君子，却敬重庸人。既然安于这种习惯并形成风气，认为苟且获得就是最好的计策。老成持重的人凋零，后辈新进的人，议论没有依据，学术没有宗主。正确的言论日益衰微，仕途风气不振。台谏官员只有摧残打击，朝廷起初没有培养爱护。人才是国家的根本，缺乏就培养他们，有了就任用他们。庆历年间之所以兴盛，不是一天的积累。正因为不是一天的积累，所以也不是一天的任用。处在应当进言的地位，居于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不应当以排斥打击为能事，而完全忘记了培植人才的计策。

仕途风气的败坏，是因为相互激怒而形成的；人才的兴起，是因为预先培养而兴盛的。这是古今至理名言。

考核百官，梳理财赋的来源和流向，请求裁减冗员，削减多余的俸禄，节省浮滥的费用。从朝廷官员开始，直到州县，都制定纲目条目，可以推行，而不被浮夸的议论所阻挠。关键在于至诚恻隐，用公平简易的方法去实行，用坚定持久的态度去坚守。使弊端去除而舆论不惊骇，事情安定而人心不摇动。希望制度建立之后，财用日益丰裕。

核查财赋的来源和流向，斟酌可以节省的滥费。由尊贵到卑贱，由近及远。用简易的方法去实行，用持久的态度去坚守。舆论不惊骇，人心不摇动。可以作为法则和榜样。

管理田野的政事，从一保开始。每保绘制一幅地图，凡是田地、山水、道路、桥梁、寺庙道观之类，无不登记记载，而民居分布其中。某人从事某种职业，丁口老幼共有多少，都详细附记。合并各保为一都的地图，合并各都为一乡的地图，又合并各乡为一县的地图。可以端正疆界，可以稽查户口，可以征发徭役，可以防备奸盗。凡是按征、发配、争讼、追捕等事务，展开地图一看就可以决断。在田野中称为保，在军队中称为伍。韩信说多多益善，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四明的袁公认为这是荒政的要务。因此百姓得到实惠，而欺伪的人无处容身。

读书时左图右史，才是实学。做官时左图右册，才见实政。后世不讲究图学，所以为学为政，都涉及凭空揣测。为政而谈到地图，不认为它迂阔，就认为它琐碎。如果像真公所说的那样，似乎迂阔，却很切实；似乎琐碎，却很整齐。我历任各省，都率领下属实行，颇有得到益处的人。更加佩服真公的实学实政。

谈论政事的人说：宽容对待良民，严厉驾驭奸民。或者说：安抚百姓应当宽容，约束官吏贵在严厉。或者说：开始严厉而最终宽容。治理人的方法，果真只限于这些吗？为什么符合圣贤之道的这么少呢？我思考，只怕不能保存我们的心罢了。我们的心保存了，那么蕴藏的是仁义，表现的是恻隐羞恶。随着事物而应对，宽与严都包含在其中，没有私心。不看看天吗？和暖的是春天，万物没有不得到生长的；凛冽的是秋天，万物没有不顺利成熟的。究竟是谁做的呢？只是阴阳罢了。我所说的仁义，就是天的阴阳。圣人解释《易经》，大概是一起谈论的。对于情感上值得怜悯的感到惊惧，对于事情上值得羞愧的感到汗出。这是我们固有的善性。我们能保存它不丢失，培养它不受损害，那么天理浑然一体，随感而应。对于应当爱的人，怜悯恻隐施加于他，仁从中发出，而不能不爱。对于应当厌恶的人，惩罚施加于他，义从中发动，而不能不厌恶。所以虽然宽容，但宽容的名声不闻；虽然严厉，但严厉的痕迹不立。仁义足以概括宽严，而宽严不足以穷尽仁义。黄自然说：以仁义作为治政的方法，即以持敬作为存心的关键，都是真公从学问中得到，从亲身实践中验证，而从文章中发出的，不是装饰文采以追求工巧的人可以比拟的。省闻请求说：《大学》说做人君要止于仁。止，是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而不改变的意思。视民如子的官员，有君道在其中。说恺悌父母，说像保护婴儿，说平易近民，与义并提，难道不相互违背吗？黄自然说：义是用来成全仁的。因为爱民深切，所以体察周到。痒疴疾痛，如同自己的隐忧，那么吏奸必然收敛；常恐害民，强梗必然铲除；常恐扰民，蠹政苛令，是铲除是革除，常恐一毫不便于民。这是义，而都是为了仁。不

译谈论仁德，如果不确立它作为治国的根本，就无法建立政治的基础；如果不同时谈论仁与义，就无法实现治国的效用。《大学》中谈论仁，而义已经包含在其中。如今同时谈论仁与义，深刻地领会了《大学》的宗旨。

译宽厚与严厉都是仁义的施行。但施行仁义不能废弃义，义就是仁的作用。宽厚与严厉不足以穷尽仁义的内涵，而仁义可以涵盖宽厚与严厉。真公的论述，因为黄公而更加明晰了宽严之间的界限。做学问的人和做官的人，能不加以讲明并深入探究吗？

州县官吏用罪名欺骗百姓并没收其财产，这种危害极其惨痛。一切禁令戒律，如果按法律应当没收的，从一两以上的财物，全部输送给刑狱司，再上缴给安边所。让担任长官的人知道贪婪无益，那么执法自然就会公平。

遇事随意滥施刑罚，定罪时随意出入轻重，富人侥幸逃脱，穷人遭受摧残，这种弊端何时才能停止？

不曾使用不可预测的奖赏，而是以端正的仪容来启发他们，人们自然知道该趋向什么；不曾使用过重的惩罚，而是修订法令来展示给他们，人们自然知道该避开什么。用人时发挥他们的长处，僚属就能尽职；考察人时尊重他们的本性，鳏寡孤独之人就能表达真情。学习道义，清静内心，顺应外物，只有有德行的人，能用宽厚使百姓信服，可以问心无愧。

这就是圣人所说的“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的君子，不允许那些一味宽纵的人借机推脱。

贪污腐败往往从欲望多、崇尚奢侈开始。小官的俸禄有多少呢？却样样都想如意。如果不接受贿赂，从哪里得到满足呢？所以清心寡欲，是我们儒者入手用功的地方。

只有节俭可以培养廉洁。世上或许有节俭却未必廉洁的人，但如果不节俭，即使想廉洁也做不到。能不引以为戒吗？

贪赃枉法的官吏是百姓最大的祸害。钱财是百姓的心，夺取他们的钱财就是伤害他们的心，心受伤害就会结怨，结怨就会图谋作乱。在他们贪求财货之初，危害似乎还没有立刻显现；但在长期贪婪之后，留下的祸患便导致无法挽救。各级官府，对于贿赂馈赠，务必彻底杜绝，以清除其源头。监察官员和郡守，必须选择有风骨节操的人，必须任用廉洁公平的人，让他们互相纠察，以堵塞其流弊。上面有节俭正直的风气，下面就没有剥削苛刻的政策。上下互相征敛既已停止，田野间的生计自然繁衍。民力逐渐宽裕，国家自然日益稳固了。

臣子建立事业、制定政策，必须广泛询问、多方采纳，以充分了解下情。政令时常变更，这还算是小事。有比这更大的事，如果不与众人商议，就急于改革，众人的意见未达成一致，人心不一，恐怕发起容易而收场艰难。

这切中了古往今来轻易谈论兴利除弊的弊端，不要说大事都不可为。

舜的九位官员和谐有序，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和谐但不盲从。”晏婴说：“和谐与盲从是不同的。”大概和谐是可以互补长短，盲从则是随声附和是非。士大夫随声附和是非的毛病多，互补长短的道理少。平时苟且敷衍、模棱两可，临到事情上必然没有仗义直言的公心。奖励忠诚正直以激发士气，警戒谄媚奸佞以警示僚属，事情才能成功。当时朝廷大臣争着保持沉默，有议论事情稍显切直的人，众人就指责他为异类，所以有此论述。

留茂潜拜见王秘监公，极力陈述贪赃官吏的危害，认为应当执行旧典，对他们施以黥刑、没入官府，这才使舆论痛快。我也赞同他的话。王公似乎微微冷笑。留茂潜退下后，王公说：“两位都是盛年之人，不应当专持极端的言论。”等到后来听到各位贤人的议论，才知道建国初期的权宜政策，只是暂且用来洗刷五代以来的污浊习气，自中期以后，渐渐不再实行。所以绍圣、崇宁年间，章惇、蔡京等人，不能借此来罗织陷害好人。这才知道王公深谋远虑，而我也悔恨自己之前的言论太轻率了。

“我生下来难道没有天命吗？”得到或得不到都说是有命，都委之于天命。一个是独夫（暴君）的话，一个是圣人的话，为什么呢？大概天命是一样的，依赖天命而不修身，是辜负上天；安于天命而不强求，是乐天知命。他们的话虽然相似，但旨意却不同。因此五行家擅长推算，对人有益，也有害。死生祸福系于上天，不是随便求取就能得到，随便躲避就能免除的。只有尽到我应当做的，听任其自然到来，这不是有益吗？以颜回的仁德，无法挽救穷困；以盗跖的不仁，不妨害他的富贵长寿。顺从正道未必吉祥，违背正道未必凶险。如果因此放任自己，这不是有害吗？士君子与五行家谈论命运，未尝不是知命的本意。我只是勉励他们不要只依赖天命，而要安于天命。所以为此作解说，使他们谨慎自己的言论。

与术士谈论吉凶，未尝不是趋吉避凶的一种方法。但如果知道天命并安于它、听任它，不产生侥幸妄念；依赖天命而盗窃放肆，反而产生诡计妄念。这其中的损益，在于士君子自己的取舍，与术士无关。西山先生常谈论星相，都推究这个义理，所以我采纳他的观点。

有个书生擅长相术，人们都把他看作小技。那人说：“你们只知道我的技艺微小，却不知道我的方法精妙。圣人门下观察人，考察他安于什么；孟子通过眸子判定人的邪正。其他如脚不踩日光，日光不存于身体，前人知道他将死；手持玉器的高低，知道他都将危亡。这不是相法吗？我的相术，不求于外貌，而求于心；不窥探形体，而窥探精神。嬉笑怡悦、妩媚可亲，我独自识破他不仁；拱手作揖、行走端庄，退让像处女一样，我许诺他有厚福。推广我的方法，可以识人，可以用人。”

通达者的功夫，在于察言观色；讲究慎独的人，内在的德行必然表现在外。又说“德行滋润身体”，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流露于面色，充盈于背部。审讯案件时观察脸色、倾听气息；观察人时看其色厉内荏，这些都是相法。区分善恶，进退君子小人，尤其

译不可缺少。相术虽然只是小技艺，却可以通达于大道。

译关于星宿度数推演人的寿命长短、命运穷通的学说，如果指着手掌一样明白，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五行罢了。五行，不过是盛衰罢了。有了盛衰，就有滋润与枯槁，有充盈与亏缩。造物主只是随其所遇，哪里有意于丰裕或贫乏呢？然而富贵贫贱，是一定不可改变的，这是气数使然，没有地方让我们施展力量。至于性格的柔弱刚强、聪明愚笨，虽然有所不同，但通过学习可以使之反转，这是本性所在，是人可以施展力量的地方。世人在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上，往往多在分剂（星命推算）的表面去寻求；在可以施展力量的地方，却漠然不放在心上，这是迷惑啊。

这是为星命家说的话，其中也自有听天由命而安分守己、不肯依赖命运而放纵自己的道理在。所以君子有确立命运的学问。

《诗经》说：“占卜说它吉利，最终确实美好。”这是选择风水宝地的说法。“天生我，我的生辰在哪里？”这是论命的说法。有人说：“命运不能靠人力来改变，风水宝地可以寻求而得到。”不知道天下万事，哪一件不是命运呢？寻求风水宝地而获得吉利，与寻求而不得，都是命运。说风水宝地可以寻求，这是不懂命运啊。世间自有可以改变的东西存在，而人们不去改变；自有可以寻求的东西存在，而人们不去寻求，这是圣贤所叹息惋惜的。

寻求风水宝地而宝地终究不可求，寻求改变命运而命运终究不可移，所以君子一方面说安于命运，一方面说安于平易以等待命运。又说穷尽事理、竭尽本性以至于达到命运。

画肖像的人描绘外形极其相似，人们都为此高兴。只知道外形应当相似，而不知道有“践形惟肖”（通过修养使内在德行与外在形体相配，达到真正的相似）的意义，这也是迷惑啊。

由此可以领悟返观内省的学问。

为政的根本，教化风气是首要的。潭州的民俗一向被称为淳朴古雅。现在想要依据其原有的民俗，引导他们向善，已经写文章晓谕告知，使他们兴起孝悌的行为，加厚宗族邻里之间的恩情。不幸有了过错，允许他们自我革新，而不让他们沉溺于旧习。至于推广这种心意并传达给百姓，则是县令佐官的责任。【以下晓谕官僚。】

县民因事来到官府，希望不要怕麻烦，而谆谆教诲他们。用至诚之心感动他们，用持久之心对待他们，一定会有自然兴起向善的人。如果有孝行纯粹至善、友爱闻名，以及协和亲族、赒济乡邻，被众人推崇的人，查访其实情，上报给州府，应当给予优厚的褒奖劝勉。至于审理诉讼的时候，尤其应当以端正名分、敦厚风俗为主。

官员不要轻慢对待百姓，百姓将不忍心轻慢对待自己了。

端正自己的道理没有达到，爱护百姓的心意不被信服，虽然有教导告诫，百姓未必听从。希望与同僚们，各自以四件事自我勉励，而为百姓去除十种祸害。什么是四件事？说：约束自己以廉洁。【凡是做士大夫的，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洁的官吏，如同蒙受不洁，即使有其他美德，也不能自我救赎。所以把这作为四件事之首。】安抚百姓以仁爱。【为政者，应当体察天地生育万物的心意，有一毫的残酷刻薄，就不是仁爱；有一毫的愤怒疾恨，也不是仁爱。】存心以公正。【《传》说：公正产生明察。私意一萌生，是非就颠倒。想要事情合乎道理，是不可能的。】处理事务以勤勉。【当官的人，一天不勤勉，下面一定有受其弊病的人。古代的圣贤，尚且太阳偏西还不吃饭，坐着等待天亮，何况其他人呢。现在的世道，有勤于吏事的人，反而被看作鄙俗，而诗酒游宴，则被称为风流娴雅。这就是政事多瑕疵、百姓受祸害的原因。】什么是十种祸害？说：断狱不公。【狱讼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怎么可以稍有私心歪曲。】听讼不审慎。【诉讼有真有假，听审不审慎，那么真的反而变假，假的反而变真了。怎么可以苟且呢。】拖延囚禁。【一个男人被囚禁，全家废业。牢狱之苦，度日如年。怎么可以拖延很久呢。】残酷使用刑罚。【人的身体皮肤，就是自己的身体皮肤，怎么忍心用残酷施加呢。做官吏的，喜欢凭喜怒用刑，严重的甚至凭关节用刑。不想想刑罚是国家的法典，用来代替上天纠正罪过，怎么是官吏逞忿行私的呢。】泛滥追呼。【一个男人被追呼，全家惊扰。有持引的需要，有出官的费用。贫穷的人不免借债，严重的至于破家。怎么可以泛滥呢。】招引告讦。【告讦是败坏风俗、扰乱教化的根源。有犯法的人，自然应当痛惩，怎么可以勾引呢。现在官府有接受他人密封状子，以及出榜召人告发阴私事情的，犯罪都系非法，不可以做。】重复催税。【税出自田地，一年一收，可以让一年收两次税吗？有税而不缴纳，这是民户的罪过。缴纳了又再责成缴纳，是谁的罪过呢。现在的州县，大概有已经缴纳而钞券不给，或者钞券虽给而户籍不注销的，再追到官府，呈上钞券才免除，不胜其扰了。严重的有钞券不理，必须重纳才停止的，破家荡产，卖妻卖子，往往有之。】科罚取财。【民间除了二税合输之外，一毫不当妄取。现在州县有实行科罚的政策，以及非法科敛的，都是百姓的深害。】放纵吏役下乡。【乡村小民，畏惧吏役如虎。放纵吏役下乡，如同放纵老虎出笼。弓手士兵，尤其应当禁绝。除非捕盗，都不可差遣。】低

译用价格购买物品就是这样。【物品相同则价格相同，哪里会有官家和私人的区别。如今州县有称为市令司的机构，又有称为行户的商户。每当官府购买物品，比照市场时价强行减少十分之二三，或者不立即偿还，甚至直接占有。百姓家庭如何能承受这样的负担。】

译四事十害，都是主管地方官每日所应处理的事务。其中所讲的情理，既入情又入理。用真公所说的话来检验今天的情况，没有不切合实际的，应当把它奉为做官的箴言。

州和县本来同属一家，长官和属官也本为一体。如果长官高傲自大，不向下属通晓实情；属官退缩沉默，不向上司传达实情，那么上下就会阻隔不通，是非就听不到了。政事的弊端和百姓的疾苦，又从哪里去治理呢？昔日诸葛武侯开府治理地方，首先以集思广益、广纳忠言为先。我看待武侯，自愧无能。然而虚心无私，乐于听取善言，是我平素的志向。从今以后，这一道内有利有害的事，是我应当知道的，希望大家告诉我。我的所作所为，有不合乎道理、不便于风俗的，也希望大家告诉我。如果告知的恰当，我岂敢不恭敬听从？如果不恰当，我也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那么湖湘九郡的百姓，或许能蒙受恩赐，我也或许能少犯过错。

属官蒙蔽上官，上官与属官隔绝，下情不能上达，常常导致酿成大祸。真公的话确实意味深长啊。

即使是最低级的官员，心存爱护万物之心，对人必定有所救助。以县丞、县尉来说，县丞勤于核算账目，使百姓没有重复追缴的祸害；县尉勤于警戒捕盗，使百姓没有偷窃抢劫的骚扰。他们所救助的难道少吗？以此类推，职位越高，关系百姓休戚的程度就越大。生出一颗残忍的心，百姓立刻遭受荼毒的祸患；生出一颗贪婪苛敛的心，百姓立刻遭受诛剥的灾殃。何不反过来思考自己：针芒刺手，荆棘伤脚，全身战栗，感到痛楚。刑罚的残酷，百倍于此。虎豹在前面，陷阱在后面，呼号求救，唯恐不能免祸。牢狱之苦，与此有什么不同？怎么能让无辜的人承受呢？

自己希望安居，就不应当扰乱百姓的安居；自己希望财富丰足，就不应当剥削百姓的财富。所以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在圣人门下，称之为“恕”。勉强实行，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何况在百姓困苦憔悴的时候，安抚养育，尤其不可迟缓。希望同僚们各自以哀怜恻隐为心，而以残忍贪婪为戒。这个地方的百姓，或许能痊愈吧。

用自己的心去体察百姓的心，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知道真公所说的话，并非迂腐空泛。

诚心诚意地寻求，就像父母保护婴儿一样。不愤怒不憎恶，是圣贤对待愚顽百姓的态度。大慈大悲平等，是佛菩萨怜悯众生的态度。内心深切悲痛，是大医救治病人的态度。执政者以这种心态存心，或许就不会辜负治理百姓的重托了。

主管地方官，每日每件事，常存一点慈爱救人的心，小百姓暗中受到的福泽就多了。

公事在官府，是非有道理，轻重有法律。不可以因为私心而违背公理，不可以歪曲公法以迎合人情。诸葛公有言：“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为人做轻重。”这是有位者应当遵守作为法则的。然而人情，常常以私心胜过公心。这是因为贪恋财货，就不能公正；任凭喜怒，就不能公正；偏袒亲信，畏惧豪强，顾虑祸福，计较利害，都不能公正。却不思考是非不可改变的是天理，轻重不可逾越的是国法。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是违背天理了。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就是违背国法了。居官治理百姓，而违背天理，违背国法，于心安吗？雷霆鬼神的惩罚，金科玉律的禁令，可以忽视吗？希望同僚以公心持公道，不被私情所混淆，不被私请所动摇，或许冤枉和正直都能得到适当的处理，而没有愁苦抑郁的叹息。

百姓不勤劳，生计就会荒废；士人不勤劳，学业就会荒废于嬉戏。何况是受命的官吏，所受的是朝廷的爵位，所享的是百姓的脂膏，所掌管的是一个地方的百姓性命。一旦不勤劳，职业就会堕落松弛，岂不对上辜负朝廷的寄托，对下辜负百姓的期望吗？居官竟然把酣饮咏歌、游荡放纵视为高尚，把勤勉敏捷、恭敬谨慎视为庸俗，这是仕途的陋习。陶威公有言：“大禹是圣人，还珍惜寸阴；至于众人，应当珍惜分阴。”所以宾客佐吏有因赌博废事的，就抓起来投入江中。希望同僚共同体会这个意思，在职位上思考忧虑。不是休沐日，不要聚饮；不是节日，不要出游。早晚勤勉，只致力于民事。或许政事公平，诉讼合理，田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居官而勤劳，似乎不是难事，也没有见到有什么特异的能力。然而一件事不勤劳，这件事的贻误就不小；一时不勤劳，一时的含冤者就很多。这不同于寻常人应事接物，快慢没有很大关系。能因为真公的话而时时体察，事事内省，对官政的裨益，难道少吗？

祈祷没有灵验不可懈怠，懈怠就不诚心了。已经灵验不可自夸，自夸就不诚心了。没有灵验不可恼怒，恼怒就更不诚心了。没有灵验只应当反省自己的不足，说这是我的诚心浅薄，德行微薄。已经灵验就感激且畏惧，说我凭什么得到这个。没有灵验就反省自己应当更加严重，说我任职无状，神明将怪罪我了。大概天的水旱，就像父母的谴责一样。人子见到父母声色异常，警戒畏惧，应当怎么样呢？幸而得到雨水，就欢喜而不敢忘记，恭敬而不敢松懈，战战兢兢，恐怕父母再次发怒。所以说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一日在仙游山祷雨，写下这些自

译警戒。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一同前来祈祷的亲友。

译曾经阅读王阳明文集，其中有这样的话：古代遇到旱灾，负责官员就会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减轻刑罚、降低赋税，修缮祭祀礼仪，慰问百姓疾苦，承担过错并赈济贫困，代表百姓向山川社稷普遍祈祷。因此有叩天求雨的祭祀，有反省过错、自责的文书，有归附诚心、请求改正的祷告。《春秋》记载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都属于这类情况。从未听说过有所谓画符念咒、洒水驱邪的做法。后世的方术之士，偶尔也有这种做法，但他们都有高洁不污的操守，特立独行、坚忍不拔的心志，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完全符合中道，但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因此有时能达成这种效果。然而这些都不见于经典传记，君子还认为这是附会之说，更何况如今的方士之流，与市井中喧闹顽劣之人毫无差别，却期望他们去施展挥斥雷电、呼吸风雨的事，难道不难吗？我认为祈祷只应在斋戒厅堂进行，停止不急的事务，开启反省过错的途径，清理冤案积压，禁止抑制奢侈繁琐，代表百姓向山川社稷祈祷。那些方士的祈请，听从百姓的意愿即可，但不要专门依赖它来决定轻重。天道虽然遥远，但至诚而不能感动天地的，从未有过。王阳明的这一论述，与真德秀所说的，主旨相同。当时正值大旱，只有恭敬遵循礼仪规章，严肃祭坛虔诚祈祷，向上天呼吁，为百姓请求活命。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载了放置龙以求雨的方法，有应验的也有不应验的，于是有人专门任用术士，画符念咒、洒水驱邪，事情不合常理，官员无所适从，民心更加恐惧。真德秀、魏了翁两位先生的说法，衡量义理，总归于诚敬，可以并行不悖。至于雨多祈求晴天，则有击鼓用牲、在城门举行禜祭的典礼，关键在于竭诚致敬罢了。

◆魏鹤山文集钞 【名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四川邛州人，宋开禧年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死后赠太师，谥号文靖】

谨按：宋代多贤臣，南宋南渡以后，国势逐渐微弱，各位贤臣仍然规劝切中时弊，屡次陈述正确的言论。如真德秀、魏了翁两位先生，他们的卓越表现尤为突出。然而韩侂胄倡导禁止伪学，先后将他们外放贬谪，不让他们长久在位，并且诬蔑他们为真小人、伪君子。公正的舆论消亡，邪气不能战胜正气。如今阅读两位先生的文集，他们的学问平正切实，不发表过高之论，与程颢、程颐、朱熹互为表里。谏议时政，洞察要害。当年如果加以采纳，宋朝的颓废风气，还可以挽回一二。集中所载，可以复核查验。真德秀的文集已经采录，现在一并收录魏了翁的文集，以显示儒术既有体统又有实用，不肯辜负国家百姓，有志于公忠的人，应当奉为借鉴。不要以成败来评论古人，从而蒙蔽了所从事的事业。

如今的学者，从小不通过《小学》来培养良知良能的根本，不进入《大学》来充实仁义礼智的本性。父兄师友所教导的，大致都致力于记诵辞章，以求符合官府的程式，作为谋取利禄的计谋。刚开始入仕既然如此，随着事务纷繁，一去不复返。他们以此谋求恩泽，不达到目的不止。侥幸得到了官职，又将用来教育别人的方法去教育别人，彼此相寻，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扩充到成为公卿，都由此道而来。他们的成就，不及古人，不必等到他们进入政坛就知道了。

即使所学可以知晓政事，观察他们的政事也足以验证他们的学问。承袭讹误，沿袭陋习，视为理所当然，其流弊不导致废弃学问不止。

古代的学者，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通过比较事物知道类别，追求仁德进入道德境界，都以此为本。如今礼仪败坏，音乐淫乱，射御书数，有其名却昧于其义，无暇过问。五经三传所传承的，如仁义中诚，性命天道，鬼神变化，这是致知格物的关键。如今往往把善于柔顺当作仁，把果敢当作义，把依违两可当作中，把迟钝鲁钝当作诚，把气质当作性，把六物当作命，把玄虚当作天道，把冥漠当作鬼神，把有无当作变化。甚至把察言观色当作智，把放荡当作情，把贪婪当作欲，把违背常理当作权变，把敏捷口齿当作才，把诡诈当作术。圣贤的言论，明亮如日星，而老师意见不同，其流弊竟然如此。

幼年学习六艺，长大后游学大学，格物穷理，择善固执，本末一贯，这是明体达用的大儒，科举考试中原本应有这段真工夫、大本领。不明白这一点，所学都是无用的了。

至于先王的制度，又在应当讲求之列。风气逐渐变迁，名称也混杂。有一件事而有多种说法，一个物体而有多种名称的，学者也不去质询。凭借私意决断，没有听闻于行为。学校培养浮薄之士，科举选取投帖之人，资历任用自陈之吏，刺平人以为军，而听任他们坐吃空饷；剃度农夫以谋取利益，而纵容他们自我奉养；授田无限，而豪强武断相互崇尚；出钱输租，而重科覆折相互蒙蔽；读圣贤之书，以求帝王之法，使他们的心清楚地看到，而且无所用处，何况众言淆乱，开始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坏制度，中间以秦汉晋魏时期的杂仪，最终以郑玄、王弼等儒者的臆说，学者的耳目肺腑，被其所摇惑，而不能自信。根本不能确立，异端得以乘虚而入，利欲得以转移，文词得以沉溺，则有口说六经，而心是佛老，笃信而不返的人了。则有心是圣学，而缉为文词，随世以就功名的人了。我长大后有所闻，晚年更加恐惧。现在愿以所恐惧的，相与切磋。

译切磋并研究它。

译学校中没有真正的学问。读书人没有内心的体悟。夸耀广博、争奇斗艳，对世间的实用有什么帮助？辜负了诗书，白白耗费诵读的精力。

前辈讲学的功夫，都在亲身实践和日常用事中真实体验，用来明白自己的德行，不是用来作为口舌和笔头的资粮。所以经历的时间久了，阅览天下的义理多了，那么知与行互相激发，一天天达到平实。言语看似浅近，旨意却更加深远。阅读多年，每次阅读都与往日不同。

阅览义理多了，那么真正知道并努力践行，一天天达到平实。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这就是圣门所说的温习旧知识从而获得新理解。每次阅读都与往日不同，这就是朱子所说的读一次就再进一层。学者刚读一本书，就追求速效，没有效果，就认为读书没有益处。好学的人不是这样的。

《春秋》的法则，直书其事，不加一词，而美丑自然显现。现在官府题名，只有姓氏名字和年月，没有一个词的褒贬。但是是非的良心，人人都有。熟悉名字而认识其人，必定说某人贤德有品行，某人好学，某人是著名的进士，某人善于其职事；不然就说这是不贤不学，滥竽充数而怠慢职事的人。做官的人，自我修养自我明白，固然不因为别人而停止或开始，但瞻望前人，顾忌后人，这也是修省的一个帮助。何况又考察旧典，因为学子不来而废弃学业，因为风教所系而重新修习，那么朝廷对学校师友的期望，不只是让他们记事著文，以哗众取宠为满足。

这个意义见于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现在在修学碑中，发表这个议论，老师和学生顾名思义，有所劝诫，对学校很有关系。

士大夫一旦进入吏部选拔，笔砚随之扫除。有留心笔砚的，不过以记忆阅览、辞令辩才，哗众取宠为事，不再讲求民生利弊。反复熟读这些话，启发很多。

这种弊习，从宋朝就是这样。转移振兴，在于有教育士人责任的人。

圣贤精微的蕴藏，将要通过学问思辨，体现在实践中。风花雪月的言语，虽然不做也可以。现在世上的学者，毛病在于浅近自期，告诉以远大者，怀疑其迂阔，畏惧其难行，往往有之。

分考赋义，而赋义以破题为去留，这个弊病很久了。也是因为士大夫事事拘泥时论，以时样为法，稍有语录气的，就谓之有学，不再在圣贤书中看原流本末，也不曾在古今治乱实下工夫。这不是得到真儒真才，掌握风俗的关键，从上而下改变，如何挽回。主要也是看时数罢了。

这种议论识见，足以挽回近时俗学腐儒的习气。

理是太虚的实义，数是太虚的定分。名形的开始，因理而有数，因气而有象。成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气以推理。现在不可论理而遗数。

这是张文饶的话，魏公认为精当，确实如此。

康济的事业，讲授乡塾，国人子弟，都能有所矜式。古所谓父师，就是这个了。《洪范》讲义，明白正大，使学习的人有所依据，以求端而用力。私淑的功夫大了。

既坐师席，人多推许，便少切磋。须与胜己者交往，更从诸经逐句逐字玩味，求所以自得于心，不可只从言语上作工夫。

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尚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而道路藉藉，谓将有北伐之举。金人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宜急于内修，缓于外攘。乃欲举天下而试于一掷，不可不慎。

当时韩侂胄请开边，所以有此议。后来宋之不竞，实由此举。不要说书生不识时务。

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邻敌动静，宜察时几而恭天命，尊道揆而严法守，集思广益，汲汲图之，不犹愈于坐观事会，而听其势之所趋乎。

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时有所补益，缓急有所恃赖。若人自为谋，则天下之患，有不可终穷者。而从而腹诽，习谀而踵陋，实深惧焉。

麾节所历，求友简僚，是为先务。尝以吕文穆【蒙正】夹带册，韩忠献【琦】甲乙丙丁集，吕正献【公着】掌记，曾宣靖【公亮】雌黄公议，司马温公【光】荐士编，陈宁学【襄】章藁，范正献【祖禹】手记，近世虞忠肃【允文】村馆录之类，萃为一集，名《达贤录》。使士大夫识得前辈行己用世，须是推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不惟资人辅己，以济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养才，流风所被，熏习演迤，逮乎数世。

物色人材，平时受师资之益，遇事收得人之用。为学为仕，皆不外此。

论谏剀切，学问

译道德的渊源，端正的品行，都有其原本的来源。士大夫年少时学习，壮年时践行，也只以弘扬正义、阐明道义，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己任，其他事情都不去计较。即使从利害关系来说，国家的安危与个人的休戚，实际上是与国家共命运的。那些刚直不阿、坚守节操的人，虽然没有什么顺从迎合的可喜之处，但决没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的担忧。那些随声附和、盲目追随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触犯冒犯的可憎之处，但日后见到利益就趋附、见到祸害就逃避的人，未必不是这一类人。古今治乱兴衰的得失，大体上就是如此。

译事情的成败，一时难以断定；人的邪正，当下必须辨明。朱子说：天地之间有自然的道理，凡是阳刚的一定刚健，刚健就一定光明，光明就容易被人知晓；凡是阴柔的一定柔弱，柔弱就昏暗，昏暗就难以测度。所以光明正大、疏畅通达、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一定是君子；同流合污、隐伏藏匿、闪烁狡诈、不可方物的，一定是小人。用这个道理来察言观人，邪与正就无法掩盖。说人事有失误，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作为谴责和警告，这是正确的言论；说天命不值得畏惧，这是邪说。说宪章法度应当遵守，这是正确的言论；说祖宗的成法不值得效法，这是邪说。说恳切诚挚的言辞可以感动人心，这是正确的言论；说过失在于推心置腹不够真诚，这是邪说。说正直端方之士可以扶持国家的元气，这是正确的言论；说卖弄直率以沽名钓誉，这是邪说。说政令施行应当广泛谋议、多方咨询，这是正确的言论；说只会扰乱人心，这是邪说。说事变来临应当防微杜渐，这是正确的言论；说只有严厉禁止遏制，这是邪说。说勤于体恤百姓的疾苦，哀怜慎重地审理案件，这是正确的言论；说用严酷的法律树立威势，使百姓不敢轻慢，这是邪说。说亲近老师讲习学问，以此确立治国的根本，这是正确的言论；说世俗儒生不通晓时宜，喜欢肯定古代而否定当今，这是邪说。从言论的邪正，就可以知道人的邪正了。

古今未曾有过标榜树立一种学说，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名义，而能长久没有弊端的。大抵天下的道理，产生于有所矫正，矫正就会偏颇，偏颇就会产生弊端。所以名义一旦确立，弊端也就潜伏其中了。

这是专门就宋代而言，而古今治乱的道理和趋势，大抵如此。

士大夫中因利益而结合的很多，因道义而结合的极少。因利益而结合的，利益耗尽也就无法保全，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因道义而结合的人不多，而不是应当忧虑朋党。士大夫不珍惜公议，不顾廉耻，这才是值得忧虑的，而不是应当忧虑好名。在开诚布公的时候，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议论，应当以厚德来涵养，不应当以薄德来涵养；应当以真诚来诱导，不应当以欺诈来开启。

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定的，但后世却有喜欢动乱的说法，并不是后世的百姓与古代不同。古代的人颁布法令，让百姓诵读，其明白通达，如同日月星辰高悬、银河流淌一般；其真实恻隐，如同病痛呼喊、家人商议一般。上位者以明白通达、真实恻隐来昭示下位者，而下位者不以实情事奉上位者，那就不属于人类了。后世猜忌防范日益严重，蒙蔽百姓的耳目，却说这是用神道来教化；厌恶百姓议论政事，却说不能让他们知道。百姓即使愚昧，神明也决不可能被蒙蔽的道理。现在蒙蔽他们，只是扰乱他们罢了。等到他们喧哗不安宁，就怀疑他们本性邪恶，归咎于他们喜欢动乱，难道他们不是夏商周三代直道的百姓吗？所习染的环境如此，也就没有用来沟通他们心志的方法罢了。

治理天下却用权术愚弄百姓，一个人的权术，不能愚弄四方境内的百姓，难怪他们不思考安定而思考动乱了。

朱文靖（字溪章）主持省试时，以取文的五个要点、校士的七个准则，告知同僚。大要先重义理而后重文采，虚心听从众人意见而不固执己见，并且以论策决定录取与否，当时都认为选到了人才。后来蜀地主帅上报朝廷，将这五要七则刻在试院里。

五要七则没有收录在文集里。看他先重义理而后重文采，以论策决定录取与否，深深契合制科取士的本意，难怪他选到的人才备受称颂。

自从乾道年间以来，大儒辈出，学者景仰追随。淳熙末年，已经有倡导道学言论的人。然而儒风鼎盛，正道应当胜利。自从韩侂胄专权，又以伪学为名，排斥善良之人。起初，宰相被罢黜，满朝都说不可，还能见到先朝表彰风气的做法，对学术人心有益。所谓伊洛之学，就是洙泗之学，不仅仅是洙泗之学，而是天下万世之学。探究天地万物的奥秘，君父臣子的常道，不能违背；约略日常饮食的近事，鬼神阴阳的微妙，不能脱离。大要以六经、《论语》、《孟子》为根本，使人就事就物，穷究道理以增进知识，进而深思反求，精微体悟并切实实践，期望不丧失本心罢了。哪里是伪学，却被冠以此名，屏弃不传呢？

嘉定以后，虽然说急切地改变过去的做法，但老成宿儒，凋零殆尽；后生晚辈，散漫无依。那些有小聪明小才能的人，仅在经解语录等书中揣摩剽窃，以应付时务。文词浮浅，名节顿然毁坏。大概从他们开始学习时，父师所开导的，子弟所课习的，不过是以哗众取宠，只计较官职、宫室、妻妾罢了。等到他们做官，那么上位者用来衡量高低，下位者用来喜怒，也不出此范围。古人所说的为己之学、成就万物的根本，固然来不及知道了。平时既然不明择，临事岂能再信任？扰乱常理、触犯纲纪，也就来不及爱惜了。

宇宙之间，气至而伸展的是神，返回而归聚的是鬼。在人身上，阳魂为神，阴魄为鬼。二气结合则魂聚魄凝而生，分离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而死。《易经》所说的精气游魂，《礼记》所说的礼乐鬼神，孔子所说的物之精、神之著，以及子思所说的体物不遗、诚不可掩，其意义就是这样。所以齐一生死，贯通显微，在天地间昭昭显著。

译这样。活着时成为贤明智慧的人，死后成为显赫的神灵，哪里会有古今存亡之间的差别呢？自从各种异端邪说虚妄夸大以来，学者中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于是关于鬼神的说法，不是被怪异的现象所迷惑，就是被恐惧的心理所震慑。礼制败坏，音乐废弃，浮华虚伪之风日益滋生，人心背离本源越来越远。然而，这个真理在世间，历经千年也像一天一样没有改变。

译关于鬼神的道理，幽深晦暗，难以测度知晓。而在儒家经典中有所记载的，则容易描述其情状，记述幽明之事。孔子说鬼神是万物的精粹，子思称鬼神是德行的盛大表现。这都是因为天地有化育万物的功用，阴阳二气有良善的能力，奇妙地化育万物而没有不在之处。古人所说的格物以求得知识，就是要探究穷尽这个道理。生死昼夜的道理，既然在心中已经明白透彻，那么与鬼神交往的意义，就不会失去正道。这就是鬼神之所以能够辅助成就化育功用的原因。

关于鬼神的事情，深远幽暗，难以测度；但鬼神的道理，却切近人心，不可改变。孔子虽然不谈论怪异神怪之事，但也认为敬畏鬼神而保持距离是明智的。此外，有的说鬼神体现万物而没有遗漏，有的说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善能力，化育万物，知道生就知道死，侍奉人就能侍奉鬼，这些都是孔子门徒的教诲。得到魏公这番论述，人们都会思考如何感应格致鬼神，而又不被鬼神之事所迷惑了。

你们百姓有幸出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不要荒废土地，不要从事末业，各自从事你们的耕作，以勤勉地完成你们的事务。丰收之年的报答，将不会遗漏你们。赡养你们的父母，和睦你们的兄弟，使你们的妻儿快乐，使你们的朋友迅速亲近，礼义廉耻，由此兴起。如果舍弃这些不做，就不会有黍稷等粮食，因而没有恒常之心，从而陷入邪僻。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谨慎重视，听清我的话。【以下是劝农文】

造物主能够给予人们丰收之年，但不能使不耕种的田地长出庄稼；能够给予人们安定富足，但不能福佑不遵从教化的百姓。江浙淮汉地区，蝗灾旱灾接连不断，饿死的人遮蔽原野。如今连年丰收，你们从造物主那里得到这些，可以说是幸运了。但幸运怎么能依赖呢？率领你们的子弟，整顿你们的农具，修治你们的农事。如果时节调和，年成丰收，赐给你们众多庄稼，那么上事父母，下养妻儿，难道只是你们的利益吗？赋税租粮按时缴纳，不缺乏我的军需，盗贼衰息，不触犯我的法律，我与你们都有利。如果子弟有不遵从教化、不从事田亩耕作、不孝养父母，从而危害乡里的，要告诉我，我将与你们一起惩处他们。如果郡县官员百姓不体察这个意思，兴办不急之务，以荒废你们的事务，肆意进行无名的索取，以损害你们的劳力，也应当为你们去除这些弊端。使者不妄言，恭敬地听，不要忽视。

我守潼川两个月，到学宫，会见宾客朋友，召集诸生，讲习学业，以振兴文德品行；清除盗贼，以安定百姓生计。有不遵从教化而在乡里作乱的人，有顽固诉讼以扰乱百姓的人，有挟持上下、干预不该参与之事的人，有倚仗豪强狡猾、武断乡曲的人，有诬告绝户财产、与官吏做交易、使百姓不得安居的人，已经为你们用法律绳之以法，没有宽贷。又担心政事失当，官吏剥削百姓，工役妨碍农事，游观浪费时光，也为你们谋划去除弊端、消除吝啬的方法。虽然不能保证没有过错，但也算是尽心了。你们既然知道太守关心你们的事务，也应当从事稼穑劳作，以符合我反复劝勉的意思。又应当推广这个意义，崇尚孝悌，以种植善行的根基；激励廉耻，以去除心术中的杂草；亲近善类，以浸润气质；远离小人，以堤防害虫；戒除斗殴狠毒、饮酒赌博，以无害于你们的生命。然后才可以上承天意，享受丰裕亨通的报答，而延续长久的体制。要运用我的话，不要说只是形式。正值春天常晴，危害我的庄稼，告祭方社，希望获得中等收成，也已经算是幸运了。如今能够有秋收，实在超过最初的期望。太守才薄德浅，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都是你们百姓孝悌力田，从而登上休祥的境界。现在召集你们百姓而请你们喝酒，不仅仅是为了欢乐。古代的百姓，正在筑场纳粮，又急忙修治房屋，为来年的种植做打算。即使国家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也没有一天舍弃农事去嬉戏的。何况今天征调不休，公私紧迫，贪吏借州县之威，窥伺百姓的间隙，而肆意剽夺；奸民在城邑田野谋取利益，迎合官吏的贪婪，而售卖告发。你们遵循道理奉守法令，不要忿争诉讼，不要博弈游荡，就可以避免灾祸。一旦不然，那么贪吏奸民，将不会体恤你们了。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那些贪婪奸诈的人，最终必然自取败亡，而你们伤财荡产，亡身辱亲，就已经不可后悔了。你们终年勤劳，还不足以赡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怎么能再把点滴积蓄，供给这些如泥沙般的用途？我为此担忧，所以召集你们百姓而再次告诫。怕你们习惯于眼前利益，而懈怠事务，抛弃你们的成果，如前面所说。又恐怕我的话不能详尽，你们不深刻反省。现在将朱晦翁侍讲示俗文一篇，刊刻列在前面。你们能听太守的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子弟族亲乡党邻里，一起遵行不厌倦，那么人事既尽，天报不爽。

东川风俗号称淳朴。近年物价昂贵，钱币艰难。子女与父母是一体而分，哥哥弟弟，实在同出一气。至于族属，虽然有远近，从祖先来看，都是骨肉。现在各种科调层出不穷，百姓无法生活，渐渐失去良心，有关风化教化。比如父母还在，而子孙分家异财，视父母如路人；兄弟争夺田产，资用纤毫必较，互相吞并，连年诉讼。又不幸偶尔没有子孙，远支族属，争相窥视，死者之肉未寒，他人入室，掩有家赀，如被劫盗。甚至诬谤寡妇，撼摇当立之人。这种风气恶劣，渐渐不可长。又如甥舅之亲，婚姻之家，虽然由人结合，实在系于天伦。或因贫富不平等，因借贷而争讼；或因孤

译年幼无知，因受欺凌而提起诉讼。却不想到一旦进入公堂，便成了仇敌。若是无理，难免触犯法律；纵然占理，也已伤害恩义。争端起于细微之处，怨恨却波及子孙后代。这都是因为长官无法感化教化你们，只能闭门反省过错。你们身为士人和百姓，也应当各自遵循天然常理，依循道理安守本分，共同期望没有诉讼，减少事务平息争执，以招致祥和之气，以淳厚社会风俗。

译家道的兴盛与衰败，传世的久远与否，都源于心念善意的感召。所谓的善，只是做应当做的事。比如对君主忠诚，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朋友守信，这些都是本性中应当做的事。如果遵循道理而行，那么在一日之间，一家之内，和气的氛围弥漫，喜庆吉祥，都由此而来。由近及远，由子孙延续，喜庆无穷无尽。这与异端学说中“做一件善事就要求一份回报”的观点不同。早做善事而晚期待回报，这是功利之心，不是真正的善。又有一种人，整天做不善之事，却谄媚侍奉佛老，只求神明庇佑，不知道恶念的感召，导致家道衰败，子孙灭绝，都由此而来。况且财物违背正道而来，必定违背正道而去，大家都应当警惕反省。

古代比、闾、族、党等基层单位，患难时互相救济，守望时互相帮助。自从时事多艰，人心不稳固，有人趁机侥幸作乱，到处滋事。从前敌寇入侵军队溃败时，游手好闲之民，借机作奸犯科，大的杀伤人命，小的抢劫掠夺，当时已有被人诛杀的。侥幸得以幸免，事情平定之后，官府彻底追查，或杀或流放，最终没有能清白脱身的。何不坚守善良安分守己，不起贪心，和睦宗族邻里，保护家乡，这样可以保全身体保护家庭。近来的事情很明显，应当深刻借鉴。

有不明白是非利害的人，以窝藏盗贼为业，内部与盗贼勾结，外部与狡猾官吏盘根错节，自以为得计。然而世间做盗贼的，没有终身不败露的。一人犯罪，牵连窝藏者，自身犯下重刑，家破财散，骨肉流离失所，大家都应当改过自新，以免留下后悔。

士农工商，各专一业，以教唆诉讼为业，不是好的谋生之道。或被凶恶狡猾之人，煽动是非，兴起诉讼，甚至假扮儒生衣冠，出入官府，眼前难道没有所得吗？然而两造在法庭上，必有胜负。用钱买到道理的一方，最终道理被索取；得不到道理的一方，也有词状申诉。得到赃款被判罪，势必难免。大家都应当改过，不要自取羞辱。

风俗日益败坏，不安于道义命运的人，都以地支天干八卦为名，不务正业，奔走于神符，只求梦兆，以图科举功名，不思行为道义不修，学业有欠缺，难道谄媚神灵佞佛可以窃取功名吗？读书人如此，又怎能责备百姓呢？努力自我进修，以等待时用的需要。

人生在天地之间，互相保护，互相教导，互相救援，互相救济，互相安葬，这是同类的至情。作为官长，则又有责任去保护、教导、救援、救济、安葬百姓。因为不保护则危险，不教导则昏昧，不救援则困厄，不救济则匮乏，不安葬则悲伤。有一项做不到，太守就会恐惧。于是把学校作为第一要务，乡里的英才，都能得以在其中学习，希望不留下无礼无学的忧虑。近年兵祸相继，城墙应当坚固，兵器应当修缮。又想到百姓有不幸的，颠沛流离残疾，鳏寡孤独，不能保全生命，旧有养济院，年久法度松弛，于是买田来增加其收入。这三者之外，还有所谓养生送死的事，遵循社仓的法度，官府垫付本钱，春天借出秋天卖出，以平抑物价，希望免除路途饿殍沟壑枯骨。然而死亡是人不能避免的，选择高燥的地方安葬他们，使各有归宿。太守所做的，只到如此。然而小恩惠未能遍及，怎能依赖它而求安。各位父老，务必安居本业，服侍农田努力耕种，否则国家没有多余财力，百姓没有多余精力，学校有时不能修缮，城墙有时毁坏，养济有时穷尽，生有时不能供给，死有时不能抚恤。所谓务本居业，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做到的，又在于教导你们的子弟，训诫你们的妻儿，安于安分不违背道义，做事不懒惰嬉戏，养老慈幼，依靠劳力帮助弱者，赋役按时上下都宽裕。所谓这五件事，长久不废弃，作为太守的，谨慎不懈怠，与这个邦国共同无穷尽。难道不美好吗？

劝谕所涉及的，都是士民日常行习的常事，也是人人共有的天良。近世官场，也都以此劝民，而且有比这更为详尽的。只是未曾以己心度民心，以民事为己事，仅如同挂在墙上的空文。

魏公体贴民情，参酌地方习俗，都有一腔爱民真心，于是觉得语语动听，与真西山劝谕官民，同样恳切至诚。所以一并录下，以见二公的学问是实学，二公的政治是实政。圣门所称有德之政，为政以德，就是此义。希望不要忽视，当作官司常谈故套。

◆黄东发日钞 【名震字东发又字伯启浙江慈溪人，宋宝佑进士，官至县尉，后任浙江提举】

谨按，学习古法是为了处理事务，读书是为了穷究道理。道理没有比经书更完备的，没有比史书更详细的。不读经史，无法穷极天下的道理而通晓其变化。至于诸子文集著作，道理或许杂而不纯，学说或许偏颇而滋生弊端。然而其中也有关乎古今时势变通的内容，足以辅翼经史，是学者应当究心的。所忧虑的是，选择不精，泛泛而寡要。宋黄东发先生为学，祖述孔孟，辅翼程朱，自经史子集，及诸家语录，无不广收博采，为之考订，有所折衷。常云非圣人之书不可读，无益之诗文不可作。大概已经博学而详说之，而后知道哪个是合乎

译对于圣人而言，谁的行为违背了圣人的教诲呢？他的诗文也都选取那些足以阐明道理、教化世人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以辞藻华丽为美。他所著的《日钞》，各种文体都有，且能折中调和。这部书很久以前毁于战火。我任职福建巡抚时，总兵倪公亲手抄录给我看，并请求我为之作序刊刻。我因为他的抄本错漏很多，不敢轻易交付刻工刊印。如今在京城书肆中已有刊本，拿来校对，发现仍是依据抄本刻印，未经校正。然而他的论述，则广博而扼要，切实而可行。正好我在编纂《学仕遗规》，于是谨慎地选取其中对实学经世有用的一二成内容，辑录进集中。学者阅读此书，也足以端正为学的趋向，明白做官的宗旨了。

译圣贤一谈到“知”，便紧接着谈到“行”。知与行常常是相互依赖的。就像眼睛没有脚就无法行走，脚没有眼睛就无法看清方向。论先后次序，知在先；论轻重程度，行更重。知道自己有某种毛病，就一定要去除这种毛病。发觉言语过多，就思考要简约沉默；心思疏漏宽泛，就加以细致严密；轻浮浅薄，就必须深沉厚重。像孟子所说的“求放心”，已经说得稍缓了。心不需要去“求”，只要警觉反省，自然就能显现。孔子说：“我想要仁，仁就来了。”

能够“求放心”，才觉得自己有毛病。这话听起来似乎迟缓，但义理上却是相互需要的。

书籍只贵在诵读，自然心与气相合，舒畅发扬。原本不懂的，自然就会懂；原本懂的，越读越有滋味。荀子说“诵数”，就是现在人读书所记的遍数。读书必须立下坚定的志向，发誓以彻底明白透彻为期限。

古今的文人学士，成名获利之后，身心自满，不再读书以求益于人，别人也不敢有什么益处给他们。对于学问这两方面，完全废弃断绝。所以天资聪颖、学问渊博的人，并不缺乏，但探问他们的造诣，都与古人不同类。大概是因为树立名声容易，所以追求它的人迅速，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具备。这就像水果还没成熟就采摘，没有谁能穷尽它的本质，保全它的味道。

儒者必须明晓义理，通晓古今，通达时势变化，才算有实用，才算见实学。否则，在厅堂上雕塑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塑像，在书案上陈列《通书》《正蒙》的书籍，可以说对世道有益吗？

做学问应当像救火追赶逃亡的人一样，还恐怕来不及，怎么能说出去一天，就不做功夫了呢？正是在出外路途上好做功夫。即使记不住详细的注释文字，也必须时时把经书的正文记在心中。必须让这道理进入内心，不忘怀。

路上没有应酬语言的烦扰，不论坐船坐车，外表看似劳碌，内心却宁静安息。这时肯做功夫，更觉得专一。所谓没有地方不是学习，没有时间不是学习。我从小后悔不知道读书，等到做官后，又恨没有空闲读书。凡是车马足迹所到之处，正是抽空展开书卷的时候。“路上好做功夫”这句话，先得我心。希望人人都尝试实行并共同勉励。

学者读书，推究言语的功夫常常很多，检点日常行为的功夫常常很少。

寻章摘句的功夫，原本就不是亲身实践之学。

有志于天下的人，求取士人一定要在无事的时候。求取贤人是为了端正自己，不要选取那些投书献启之流，用对偶辞藻来品评天下士人。

世间的事，思考起来并非不烂熟，只是恐怕做起来不如说起来。人心不像我心。

做起来不如说起来，人心不像我心，切中仕途学者的弊病习气。

《归乐堂记》说：有的人被势利所胁迫而不能归隐，有的人归隐了，却厌恶苦于淡泊，顾念羡慕过去，不能忘情，不知道归隐的乐趣；有的人知道了，回顾做官时所为，内心不能没有愧疚悔恨，对于他所乐的事，虽然想安心也不能。那么，做官而能归隐，归隐而能安乐的人，难道不难吗？

士大夫都说归田是快乐的，其实有的人贪恋地位权势而不能归隐，归隐了也不快乐；有的人似乎快乐，却不能安于快乐。仅凭这一点就足以验证他们的学问了。

有人说荒政（救灾政策）的实施可以暂缓，不知道自古国家倾覆的原因，何尝不是起于盗贼；盗贼窃发的事端，何尝不是起于饥饿。国家爱护百姓不如吝惜费用那么严重，官吏担忧国家不如爱护自身那么急切。这话切中要害，应当熟读成诵。

《祠记》说：既然能每天见到先圣先贤的塑像而瞻仰，何不进而读他们的书，探求他们的旨意，返诸自身而实行呢？

张横渠讲学，专门主张涵养持敬；谋划国事，专门主张辅佐君主、仇视敌寇；做官，专门主张体恤百姓、训练军队。乾道、淳熙年间诸儒的议论，与朱熹（晦翁）相互表里的人，只有先生一人而已。朱熹的言论，精到开拓，足以集诸儒之大成；先生的文章，和平含蓄，差不多继承了程氏的遗风。朱熹精究圣贤的传承，排斥驳斥异说，他所尽力承担的是万世之道统；先生处于君父的命令之间，发誓对抗仇虏，他所尽力承担的是万世之纲常。两位儒者同时出现，他们互相切磋砥砺，足以使千载之下兴起。

君主和宰相不应当阻止士大夫的好名之心，只有朋友之间互相切磋，才不应当好名。

朋友之间以好名互相切磋，无非是互相标榜，务求外表迎合他人，必定有欺世盗名的事情。士大夫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有行政的责任，扶持名教，利于救济百姓，这是他们的本职，也是实事。所以不应当一概用好名二字，阻碍他们经世济民的志向。

程颐（伊川）说铸造铜钱宁可亏损成本，那么盗铸就会停止；卖官盐宁可减价，那么盐税会增加。又说司马光（温公）变法，不可动摇役法，一动役法，三五年都定不下来。后来没有不验证的。

平时读圣人的书，一旦遇到事情，仍然和里巷普通人没有区别。有的人听了一次老成人的话，就能终身奉行。难道老成人的话超过六经吗？只是因为读书不把它当作有用的东西来看的缘故。有人问：做学问多，做事废弛。回答说：事情还没到时心先忙乱，事情已过之后心不定。所以古人节操多。

看得应事的时候，就是做功夫的时候，所以能集成功业，为什么说废弛事情呢？

听人说话不合节度，选择其中稍微可以应答的一句话。

译对于可以听取的意见，要加以阐发并予以回应。

对于不合时宜的言语，如果不听，就接近于轻蔑；如果听了却不回应，就接近于阴险深沉。

在这两者之间，选择那些可以听取的意见，加以阐发并予以回应。

这样既不会丧失自己的立场，也不会辜负他人，也不会违背言语交往的道理。

所谓“推说”，是指推广阐发而言，并不是推远拒绝之意。

译皇上询问张端关于河北盐政的议论。张端回答说：“现在应当以变通财政利益为优先。凡是利益，属于阴，阴应当隐伏；道义属于阳，阳应当显扬。《论》说：‘获取应当获取的，那么利益就是道义了，哪里还有显扬与隐伏的区别呢？’如果以显扬为名获取善的名声，而暗中收取利益的实质，这是五霸假借仁义的手段，王者是不做的。所以青苗法意在收取利息，却以补助为名；市易法想要尽揽商贾的利益，却以救济贫苦为说辞，正是这个意思。”

程正叔不敢解释经典，有人劝他出版《易传》，正叔说：“难道不希望我进用吗？”按照这个说法，那么近世纷纷解释经典的人可以引以为戒了。

古代人四十岁才出仕做官，现在十四五岁就学习写文章谋求官职，哪里曾经有心为自身修养而学习呢？让没有学问的人，一旦授予官职，让他侍奉君主、统领百姓、处理政务，所以大多平庸低下，不值一提。

按：这极其切中时弊。士大夫应当反省他们所谓的“学”究竟是什么。

一个善念，那么天神地祇、祥风和气，都在于此；一个恶念，那么妖星厉鬼、凶荒瘟疫，都在于此。因此君子慎独。又说：君子行善，只求内心无愧罢了，不可以向天求取回报。如果有一毫观望之心，那么所存之心已经不正了，虽然是善行，也属于利欲。又说：观察大节必须从细微小事入手，观察在朝廷的表现必须从平日入手。平日趋利避害，日后必定欺君卖国；平日违背约定、失信误期，日后必定依附下属、蒙蔽上级。

苏东坡的《思堂记》，主张“无思”的说法。我认为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自古没有听说过“无思”的说法。“天下何思何虑”，是说道理有其自然，不等待思考；“不思而得”，是说德行盛大、仁德纯熟，不必思考。至于“朋从尔思”、“思而不学”之类，则是告诫人们不要过度思考。思考是不可缺少的。苏东坡才高识敏，事情既已轻易成就，又习惯运用道家学说，以爱惜精神为心，所以一并说“无思”，这不是孔孟教人的本意。

孔子说：“只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从来没有把“无思”当作自得的人。苏子的“无思”之说，不可以作为准则。“何思何虑”这句话，如果不好好解释，最容易误导学者。

读书在训诂通晓之后，只要平心静气地阅读，不必强行揣摩，那么没有不是浸润培养、鞭策磨砺的功效。如果有未通晓的地方，暂且搁置，并且用那些明白清晰的内容，每天加以涵泳，那么自然如日光月明，向来未晓的地方，也将涣然冰释。

圣哲的言论，遍布在典籍中，有什么不完备的呢？传注之家的著作，汗牛充栋。好比药笼方书，搜求储蓄，几乎没有遗漏。良医所用的，不必奇异，只要足以治愈疾病就可以了。

朱子门人所记录的，有的主张静坐，有的认为静坐不对；有的主张博览，有的认为博览杂乱。大概是根据每个人的毛病来对症下药罢了。总之，静定而能应用于行动，广博而必求其精要，这是持衡的说法，观看的人千万不要固执一端作为依据。况且其中也有门人记录过度的地方，又应当参考朱子平日自己著作的言论。

这才是善于学习朱子，不至于误入歧途，授人口实。

必须是能深信不疑才可以。我认为古人这话，是说信道笃实，信命真诚，不被贫贱患难所改变的人。如果自以为是，不被别人的言论所影响，恐怕就不对了。王安石的错误正在于此。

王安石以文章德行著称天下，历经三朝。仁宗厌恶他的奸诈，不任用他；英宗即位时有异议，他自满而不求任用，越不被任用，名声越显赫；神宗即位，于是骤然任用他。天下正翘首盼望太平，他却尽坏祖宗法度，聚敛毒害百姓，生事开边，最终扰乱天下。这正是因为他博学自矜，视天下无人，而实行他的独断。我认为这可以说是王安石的不学。学者将要明理并施之于用，六经是治道的根源，诸史是行事的借鉴，固然不是山经海志、野史小说、神仙传、天竺书、索隐务奇之类的博学。本朝开国元勋，没有比得上赵韩王守成的；贤相没有比得上李文靖、韩王的。每当决断大事，只读《论语》，说用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平定天下。文靖做宰相，曾读《论语》说：“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尚且未能实行，必须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大臣的读书。张乖崖讥讽莱公不学无术，他所谓的学，虽然只指区区智术而言，但话已奇怪而不伦。王安石又当面骂各位公卿不读书，这正是王安石自道。孟子“何必曰利”一句话，三尺孩童都知道，王安石尚且不能实行，又怎么能夸口读书呢？所以我曾说王安石本效法商鞅，而才不及商鞅。商鞅虽负有小人中不世出的才能，也凭借秦国的积威，人心向来畏惧战栗，然后法令必定能行。假使商鞅生在仁厚的时代，人心向来依赖上恩，即使是商鞅的才能，尚且不能实行，何况王安石呢？还赖朝廷仁厚，根基深厚牢固，国家得以再延续，王安石也赖以免祸。不然，他的弟弟王安国，曾经预先担忧他灭门。唉，如果王安石真的读书，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

以此来指责王安石不曾读书，王安石也应当无言以对。

司马光告诫金陵不要任用小人，王安石说：“法

译出发就追赶他。公说：“错了。小人得势，怎么能离开呢？日后将会后悔的。”

译绍圣年间改革元佑时期的政令。陈忠肃公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行。建中靖国年间纠正绍圣时期的弊政。司马温公又告诫不要急于求成。他曾经主持单独的考试，录取的前几名都是研习王氏学说的人。他说顺应时势是为了挽救时局，不必急于解决眼前的急务。他从容深远的谋虑就像这样。他首先辨明蔡京的奸邪，蔡氏党羽想要杀害他的计策有上百种，他始终不畏惧。如果不是刚柔适中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大厦将要倾覆，虽然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但他撰写《日录辨》、《尊尧集》，又撰写《四明遵尧集》，章惇、蔡京的诬蔑诽谤，最终依赖这些著作得以洗刷。他对宋朝的功劳太多了。朱子编纂《名臣言行录》，名臣的言行就完备了；编纂《近思录》，诸儒的义理就详尽了。而且彼此参证检验，循环阅读学习，用他们的行为来考察他们的言论，用他们的言论来促进他们的行为。晦庵先生对后学者的期望大概就在于此吧。

陆象山说：必须做切合实际、惠及事物的功夫，那么无论事情大小都有裨益。这句话足以看出象山所阐明的都是有用的学问。只是古代的学者是为了修养自己，被任用就施行抱负，惠及事物自然包含在其中。明道士说从最低级的官职以上，存心爱护万物，对万物必定有所裨益。这正是说言行一致、付诸实践的意思。

随时都有切合实际的功夫，随事都有救济百姓的实事。足以证明象山的学问，也不是没有用的。只是不可以空谈心性之学，接近于冥冥中的领悟罢了。

《名臣言行录》杂取传记中的言论，完备记载各位贤臣出仕隐退的始末。凡是本朝兴盛衰败的原因，没有不隐约完备地显现其中的。比如解除藩镇的兵权，天下就安定；收复幽燕、接纳李继捧，狄人的祸患就开启了；李文靖以清静治理，百姓生活就安定；寇莱公决意亲自征讨，边疆战事就长久；王文正苟且顺从，妄作祈祷祭祀，国力几乎衰败；王沂公在仁宗初年任相，韩魏公在英宗、神宗朝任相，正值君主年少、国家危殆之时，却安稳如泰山；王安石实行新法，开启边疆战端，天下几乎危亡；宣仁太后任用司马公，天下再次安定；范纯仁兼用小人，导致章惇、蔡京等人继承王安石的政策，国家于是有了南迁的祸患。兴盛衰败的大致情况，不出这几类，都可以考察得知。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记载各位贤臣的言行而已吗？我曾经说史书没有固定的体例，随着事情来分篇。《春秋》按年记载，班固、司马迁以来分为纪传体，而这部书也是朱文公暗中寄托的本朝历史。

综合观看《名臣言行录》，与可信的史书没有不同。

自从孟子去世后，学习圣人学问的只有董仲舒。他的天资纯正美好，用心诚恳笃实。汉唐的儒者，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如果他有幸能成为孔子的门徒，亲自承受圣人的教诲，大概可以成为四科弟子的同类了。他说“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像这样的正确言论，前无古人。后来能对此加以发扬的，只有伊洛诸儒；曾在行事中体现的，只有诸葛孔明。所谓汉朝与贼寇不能并存，成败利钝来不及计较，就是这种精神。

贾谊天资很高，议论很宏伟。可惜没有听闻孔孟的学问，然而当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后来筹划汉朝的变故，都是贾谊留下的策略。

陆贾用《诗》《书》劝说高帝，当时的群臣没有能做到的。陆贾因为吕氏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而称病免职，难道忍心在君主身边苟且领取俸禄一天吗？既然称病免职，后来又辅佐周勃、陈平诛杀诸吕，又难道忍心一天忘记君主吗？这也是当时群臣没有能做到的。陆贾大概是能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吧。

文翁在蜀地，大概是为生民树立准则的一类人了。黄霸的教化，朱邑的慈祥，龚遂、召信臣的感化激励劝导，民心服从，快得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这不是所说的至诚而感动人吗？后世从事于一切用权术驾驭百姓，却说古今时代不同，教化不能在现在实行。这也是太不思量了。

佞幸传，是说奸佞而受到宠幸的人。赞语称“宠爱他们正好足以害了他们”这一句话，尤其切中要害。万世以后，宠幸的人和受到宠幸的人，都足以引以为戒了。

唐史把隐逸列在循吏之前，这是为什么重视孤介僻陋之士，而轻视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呢？天地生出人才，国家培养士人，正是为了什么事？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究竟是为了什么？却被庄子寓言中的许由所迷惑。况且隐逸，只是独善其身的名声。唐代的隐逸，只有孙思邈志向行为修洁，言论可以作为法则，无愧于隐逸的名声。其余的不是清谈，就是沉湎酒色，再不然就是道士异端的学说，败坏礼教，在这里表现得最严重。使得唐代的大体不正，又是一个西晋了。这样还能称之为独善其身吗？即使他们能独善其身，他们的志向不能在当时伸展，恩泽不能加于百姓，德行虽然未必与通达的人不同，但功绩却不能与通达的人并列。何况他们不能独善其身呢。把隐逸列在循吏之上，难道不伤害政教的实质，而助长怪异的风气吗？我因此怀疑并记下这些，来告知志同道合的人。

隐逸虽然说有高风，对世间有什么益处呢？循吏，是百姓的命脉啊。

仇士良告诫他的门徒，不要让天子有空闲。有空闲就会看书，亲近儒生，不如积聚财货，蓄养鹰马，每天用游猎声色迷惑他的心。唉，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然而我曾经说仇士良暗中使用他的权术，虽然对当时有损害，史臣明确记载他的话，实际上对万世有益。假使拥有天下的人常常抄写仇士良传一遍，张贴在座位旁边，早晚观看反省。那些挟持仇士良权术的人，又怎么能得逞呢？

欧阳文忠公，因为议论政事获罪被贬为夷陵县令。地方

译远方没有书可读，便翻阅架阁中陈年的公案，发现冤屈之事不可胜数，于是仰天立誓，遇事不敢疏忽。后来他在几个郡任职，都采取宽简不扰民的政策。出使河东时，他议论麟州不可废除；出使河北时，他认为胁从者不可杀害；议论黄河决口问题时，他说横陇工程太大难以开凿，六塔河狭小不能容纳大河，只应当加高堤坝、疏浚淤泥，以免除百姓的祸患。在兵部任职时，他考察兵屯地理，重新编绘图籍；在政府任职时，他考察官兵吏财，汇总成总目。这都是凭着当初仰天自誓的心意推行的吧。所以他在教导后学门徒时，多谈论吏治事务。

译偶然翻阅架上的旧案卷，便仰天立誓，立志疏通冤屈滞碍之事。认为麟州不可废弃，胁从者不可杀戮，决口处的河工极难开凿，河道狭小不能容纳大水。考察兵屯的地理情况，绘制成图册；考察官兵吏员的财物情况，编集为目录。欧阳修平时的论述，无非都是政务实务，既是学问又是仕途，值得效法。

王安石认为设置谏官是不对的，说谏官只是士人，却让他们承担王公大臣的职责。君主听从并改正，那就是士人发号施令而君主听从。这是王安石强硬狠戾、独断专行、不顾他人议论的心态所发出的言论。狂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采纳，难道可以说君主听从士人的命令吗？

王安石的这种言论，源于他的心志所向和学术崇尚，所以他后来误国，没有超出这个弊病。

王安石说杨朱的“为我”接近儒家，墨子的“兼爱”远离大道。王安石大概对孔子关于“为己”和“为人”的区别存有疑惑。不知道义理各有其恰当之处，孔子的“为己”是务实，杨朱的“为我”是自私，两者毫不相干。只有孔孟的学说，确实不可改变。

孔子关于“为己”和“为人”的论述，推究其来源，辨别其终极，是千古论学的极致。王安石（介甫）的学问，早已误入歧途，所以才有这种言论。

王安石说小说无所不读，然后才能知晓大体。这大概就是王安石不能知晓大体的原因吧。他又说当今扰乱风俗的，不在于佛教。这大概就是王安石自误而扰乱风俗的原因吧。

石徂徕说，有某人在担任某官时，忠诚刚直，震动朝野，不到四五年就取得了显赫的官位。现在担任某官，地位更高，身份更尊贵，朝廷有缺失的政策，不再进言。那么他以前的忠诚刚直，难道是沽名钓誉作为快速晋升的媒介吗？我认为以前不是沽名钓誉，后来是沉溺于富贵罢了。人如果不自觉察这种情态，从将军黄金横带的事就可以验证。这是士大夫在当世得志的常态，应当深切反省。

道源于天，由伏羲阐发，传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在孔子那里集大成。如果有不同于孔子的，都不是我所说的道。战国时，杨朱、墨子曾危害此道，孟子辟驳他们，道因此彰明。汉魏以后，佛老曾扰乱此道，韩愈辟驳他们，道又彰明。唐中叶以后，佛教开始改说心学，以荡涤此道，濂洛诸儒讲性理之学来辟驳，道更加彰明。伊川去世后，讲濂洛性理之学的人，反而又浸淫于佛教心学的说法。朱熹（晦庵）复出而回归中正，归于平实，道更加大明。他的学说虽然根基于无极太极，实则归宿于仁义中正；虽然探源于阴阳性命，实则体验于亲身实践；虽然也未尝不主张于心，实则想要端正此心以达于天下国家的实用。并非其他所谓的即心是道，脱离万物而独立，抛弃实有而流于虚空。

道就是日常使用的常行之理。不称之为理，而称之为道，是因为道是大路的称呼，即通过容易见到的，来显现难以见到的，使人知道人没有不遵循理的，也就像人没有不遵循路的一样。所以称理为道，凡是天地间清晰可见、人曾经行过的，都是道。世道衰微，横议者兴起，创立以恍惚幽深为道，如果把道看作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身寻求它，最终一无所得，这就离道远了。

道固然无所不在，而人未必都能合于道。这时就有备道的圣人，作为君师，人道因此确立。从伏羲、黄帝、尧舜直到今天，代代相承，以维持人道不坏不泯。世道衰微，横议者兴起，又创立真人、至人的名目，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真人、至人，生于何时，做过何事，他们的姓名事迹记载在什么书上，这只是一时的寓言，而人还相信真有这样的人，唉，真奇怪啊。

世上的士人，生来读书，就以科举为目标。得到功名后，又混迹于利禄场中，到老都不知道。如果有能把得失归于命定，知道义理是首要任务，一定要得到大儒作为依归，打开他们入门的门径，堵塞他们不必游走的途径，然后才知道自拔于流俗，为当世所用。

既得科举，尚须有人打开他们入门的门径，堵塞他们不必游走的途径，才不至于迷失在利禄场中。可见求学和做官，都不能没有老师。

有人用“止庵”命名他的居所，先生为他作记说：“知止不殆”，这是老子所说的止，是退守保全自己的言论。《大学》说“明明德”在于止于至善，这是孔门所说的止，是兼善天下的意义。我们凭借孔门的学问立身，为什么要取法老子呢？只是共同讲明至善所在罢了。《大学》从“为人君止于仁”到“与人交止于信”，虽然所止的项目有五项，不过是举其大要以概括其余。实则一事一物的细微，一举一动的短暂，无非是天理的流行，也就是至善所在，都不容不寻求其应当止的地方。虽然如此，人必须有所不止，然后才能得到其所止。一旦自我停止，那么志气更加颓废懒惰，功夫不能延续，人心一聚集，天理已扰乱，还有什么止可言呢？所以孔子说：“我只见人们前进，未见有人停止。”

译县里对于学校的教育培养最为关切。因为士人正值年少成长于乡里，见闻尚未混杂，父亲告诫、兄长勉励，必定先让他们带着书卷到学校游学。在这个时候，早早端正并奠定其基础，就像水刚流出时澄清其源头，树木初生时培育其根本，这与日后成就的关系，难道是很小的吗？所以各县没有不设立学校的，士大夫也深深体会其中的道理。凡是到任做官，都率先拜谒孔子并讲学，无非是振兴学校的意思。比如程颢在扶沟，比如朱熹在同安任职，美好的风尚和善教，使听到的人振奋兴起。然而风俗事势日益变化，文书案牍和期限会议日益繁杂，有的人把学校当作虚设的形式，否则也是因为世俗尘务而忙得没有空闲了。

译所谓教育，并非指考核测试，而是引导启发，使人一心向善。所谓培养，并非指饮食供养，而是涵养熏陶，使人最终成就。不重视教育的意义，而只看重教育的功利；不培养人的大节，而只培养人的小节。这种弊端由来已久，所以士人的习气也难以言说。仁义礼智的本性，具备在人的心中，用来开启并使之光明的，在于教育。诗书礼乐的教化，记载在典籍中，用来讲解并使之实行的，则取决于老师。必须通晓经典，然后才能善化人心；必须善化人心，然后才能移风易俗，成为国家举世太平的助力。自从辞章之学兴起，士人未必通晓经典；等到创立经学，士人多用辞章来阐发。负责教育的人又未必都通晓经典。因此增设经学教师，以继承三代圣王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初衷。他们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

人们之所以看重经学，是因为它能阐明义理。如今研习经学的人，只是为了应付科举文章罢了。有人说是科举拖累人，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以来，统治者不能独自治理百姓，必定寻求天下的优秀人才，来共同治理。自古以来，士人没有途径向上通达，必定抒发胸中的抱负，才能向上通达。如今用文章来考核士人，就是古代用言语来推荐人才。科举难道是拖累人的工具吗？

天下的事理，没有不在圣人的教化中的。事情必须切实履行，士人能够实行并显著，习熟并明察。即使是起居饮食的细微之处，都足以检验天理人事的准则。何况科举是选拔士人的大典，如果实行了却不显著，习熟了却不明察，那么即使是仰望苍天、俯察大地，还不知道天地覆载的恩德；瞻望太阳、回顾月亮，还不知道日月照临的恩赐，又哪里谈得上科举呢？

自从世间的教化不明，经术道义衰微，上面考核我的，本是以性命道德，本是以古今治乱，而我应对上面的，却自以为是穿凿附会，自以为是浮华靡丽。如今上面考核的，尚且能说到天理，尚且能说到仁政，将来施用于百姓的，或许流于嗜欲，或许流于贪婪刻薄。言行相违背，穷困与显达趋向不同。是国家辜负了士人呢，还是士人辜负了国家呢？是法度弊害了人呢，还是人弊害了法度呢？

学校用经典教育人，固然不脱离文章，而文章就是义理的寄托，言语就是行为的伴随，穷困就是显达的预兆。君子教育人，岂必另求他法，也只是凭借文章，使各自践行其实质罢了。

抚州学宫，有人阁，有天理堂。抚州的先儒陆象山，曾经说人生在堂堂天地之间，不待他求，这就是人阁名称的由来。至于天理的说法，象山认为不对，说理不专属于天。现在有人阁，却用天理来命名厅堂，大概是说人事的尽善，就是天理所在。然而世间也有人事已经尽善，而天理的感应不可知晓的情况，比如颜回和盗跖的夭折与长寿，比如原宪和庆封的贫穷与富有，即使是圣贤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理穷尽之后才可以归结于命运，人力用尽之后才可以归责于天，终究不会因为那些或然的命运，而不尽当然的道理。古代的君子，修养自身所具有的，本来不是向天求取回报。颜回虽然夭折，原宪虽然贫穷，从容于天理的常道，流传万世仍有荣耀。盗跖虽然长寿，庆封虽然富有，颠倒于物欲的私心，当时已不被人类所齿列。如果用命运来说，谁得谁失呢？所以天下也没有脱离理的命运。只有孟子看得明白，守得牢固，所以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仁义。又说，仁就是人。又说，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有本性在其中，君子不认为是命运。孟子之所以卓然成为大丈夫，富贵不能使他迷惑，贫贱不能使他改变，也只是因为知道有天理，而命运不是他所询问的。如今在闲暇时居住在天理堂，而深深体味孟子的话，难道不美好吗？

金溪的李君，捐出资财购买粮食，仿效朱子建立社仓，永远用来救济百姓，兼作平粜仓，从而使米价平稳。我赞赏他不断向善，为此作记说：好啊，平这个字作为义理，难道只是救济乡里的百姓而已吗？减损盈满而增益谦卑，是天的平；改变盈满而流向谦卑，是地的平；损害盈满而福佑谦卑，是鬼神的平；厌恶盈满而喜好谦卑，是人道的平。取多补少，称量物品公平施予，是君子用来体察天地鬼神之心，而保持公平的缘故。所以贤者对于不肖者，智者对于愚者，富者对于贫者，都应当减损有余来补益不足，而富者对于贫者尤其严重。所以君子顺从它则吉祥，就能积蓄而能散施，满盈而不溢出，不仅我不私有其有，而别人得到公平，我也因此保持公平。小人违背它则凶险，就过分吝惜而大肆耗费，多储藏而厚损失，不仅我私有其有，而别人得不到公平，我也因此失去公平。所以从一时来看，有余而能减损的，似乎受损了，要其长久，却是为了增益。趁着有余，而又求取增益的，似乎增益了，要其长久，反而成为损失。如今李君有余粮，而能平定其售价，我知道使乡里常常得到公平的，是李君的心。李君的家，常常得到公平的，是天地鬼神的心。公平就没有什么时候不公平，李君的子孙，将世世代代享受这公平。假使有产业的人，都闻风而兴起，孟子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而天下就太平了。我也说，人人减损自己的有余，补益自己的不足，而天下就太平了。

就捐资平粜平价一事。

译推广那种利益救助、惠及他人的道义。人们听到这种风气便纷纷奋起。兴起仁爱，兴起谦让。富有的人喜好施行他们的德行。贫困的百姓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这就可以称之为天下太平了。

译刘秘丞恕，学问广博，被司马温公信任倚重，王安石也深深喜爱他。因为争论新法，于是与王安石断绝关系。王安石曾经嘲笑刘恕沉迷史学而不深入研究经典，然而王安石深入研究经典，比起刘恕沉迷史学，究竟怎么样呢？

王安石偏执误国，正是由于不善于深入研究经典的缘故。现在反而嘲笑刘恕不深入研究经典，更加显示出王安石所谓的研究经典，最终不过是偏执罢了。

王安石对人说，君主如果能用尧舜的政治，恩泽天下的百姓，即使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奉皇帝，也不算过分。后来朱勔应命供应花石，就是倡导耗尽天下之力自我奉养的说法。他解释《凫绎》中关于守成的诗句，说用道义来守成，役使众人，安泰而不骄傲，主宰万物，耗费而不奢侈。后来蔡京等人，轻率妄用，专门以奢侈靡费为事，大概是承袭这种说法。王安石邪说的危害，难道不是很严重吗？董仲舒天人三策，虽然缓和而不切中要害，然而反复诵读吟咏，渊源纯粹。以汉武帝好大喜功、欲望众多之心，让他听取这些话，天下就会蒙受福泽了。贾谊是英俊的人才，当时汉朝事务疲敝已到极点，所呈上的新书，未免有激切暴露的气息。至今人们怀疑他的大话，假使汉文帝采用他的主张，后来难道会有七国之患吗？

从后来看来，贾谊所说的，实在是切中时务。因为不被采用，就用大话轻视他，既不能使贾谊信服，也不能使天下后世信服。即使以成败论，后来并没有采用他的策略而失败。

法律严禁弓手下乡，是担心他们骚扰百姓。祖宗立法，催缴官租，只责成耆老保正。现在催缴私租，反而派遣巡尉，用捕捉盗贼的人来捕捉百姓，其中竟然有私自囚禁至死的。刚上任就了解到这件事，非常惊讶前任官员不一施援手。后来想想，才明白谁没有恻隐之心，不久就担心上司的督责过失，归咎死者是自取，推诿生死有定数，良心逐渐消失，世俗的思虑占主导，久而久之就熟视无睹而不顾恤了。这就是孟子看到婴儿爬向井边时的心，贵在“乍见”那一瞬间。

官府用重法残害百姓，不说上司督责过失，就说死者自取，甚至说生死有定，完全没有自责自咎的意思，那么乍见时的良心，就完全消灭了。

朱文公在南康救荒之后，每次进入学校，与朋友讲说。后来的官员，效仿并实行，确实是正确的。然而不只是袭取他的痕迹而效仿他。朱文公的书，固然曾经读过，他的书浩博，古所未有，而讲义仅有《玉山》一篇。大意大概是古人疑惑而后提问，提问而后回答，所以对讲习有益。后世的讲学，有不等待提问的，而学者所听的，也不是他们所疑惑的。在玉山也是因为程君洪再次提问而再次回答，所以叙述而成。南康的讲说，必定也是与朋友随时疑难问答的实际功夫，不是泛泛而谈。因文而施教，因事而寓教，我愿意学习。陆贽的奏议，智慧像张良，而文采超过他；辩才像贾谊，而才气不疏浅。苏辙曾经说，所珍贵于绘画的，是因为它相似。相似尚且可贵，何况真实呢？我行走于都邑田野，所见人物，都是我的画箱。所不见的，只有鬼神罢了。应当不画而识，然而人又何必见鬼呢？这种说法正合我平素的心意，想宣扬却不能，恭敬地书写以破除世俗的癖好。

山川景致，绘画难以真实。每次看到称赞好画的人，就说逼真；而称赞山川景致的人，又说如画。我也不理解。

东坡上书论灾伤民事，委婉切中动人。我认为东坡善于谈论天下事，像贾谊的宏阔，陆宣公的切中，苏子瞻的畅达，都是上天保佑国家，笃实产生此人，以成就这些有益于世道的文章。

东坡平日议论，多夹杂佛老，唯独在议论学校贡举书上，斥责士大夫主张佛老为非，可以说是忠于告君的人了。

东坡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于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能文之士，没有人能超过他。尤其擅长指陈世事，叙述民生疾苦。当他少年气锐，尚欲扫除宿弊，更张百度，有贾谊在汉廷流泪的风范。等到既受王氏之惩，一意忠厚，思欲天下休息，他的话切中民间隐痛，抒发恳切周到，使朝廷崇高之地，如亲见民间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的。真可垂训万世。然而至于义理的精微，则应当求之于伊洛之书。

东坡的文章如此，实在有益于民瘼国是，所以可以流传。不要只崇尚其文辞的高妙。

韩文公杂说四首，龙喻，说君主不可以没有臣子；医喻，说治理不可以依赖安定；鹤喻，说人不可以以貌取人；马喻，说世间未曾没有逸俗的贤人。

四首言龙马鹤医，似乎只是赋物之工，其实都是君臣论治求贤的要旨。有关世道，所以是载道的文章。

士大夫拘泥于流俗，逐渐改变初心。既想享受好官的实际利益，又想保全好官的名声，兼跨彼此的两端，自认为和平是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忧。其余贪饕的小人，又不足论了。

国家所赖以建立的，是士大夫。士大夫所能为国家赖以建立的

译这是关乎气节的问题。如果气节消沉败坏，人们习惯于苟且求和，那么贤能之人几乎就成了对国家百姓毫无益处的人。这是世道命运所维系的关键，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根本，不仅仅是像那些贪婪卑劣的小人那样，可以随意杀戮侮辱，仅仅是一时一事的过失罢了。因此应当表彰激励正直之士，以洗涤他们光明纯洁的品质，培养他们刚正宏大的气概，使他们看待人间的富贵如同浮云，而将天下的利害视为切身之痛。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必然依赖于此。

译世间的变迁如同车轮转动，没有片刻停息。兴盛到了极点，就是衰败的开始；治理有了余庆，就是动乱的萌芽。当时有些人吃饱穿暖，不用费心，却不知衣食从何而来，于是竟然忘记了圣人的恩德。他们出来放纵自己的心意，创立邪僻虚伪的学说。起初不过是戏弄玩赏，后来却信以为真；起初只是类似谣言，最终竟酿成灾祸。他们身受圣人的教化而获得安宁，却说根本不需要教化；他们依赖圣人的政治而获得食物，却说根本不需要政治。他们极力排斥正大光明的学说，不过是为了推销自己邪僻虚伪的学说，却不知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事，也没有这种道理。

天下的事情，如果各安其分，那么越位一毫都不恰当；言论如果符合道理，那么百姓万物都与我是一体的。遇到可以挽救的就委婉曲折地去挽救，遇到可以言说的就直言不讳，这也只是尽我的心意罢了。

士大夫身居高位，一定要等下面的人请求才举荐他们，那将用什么来平息天下人的争名夺利？而下面那些忍受着差别待遇却请求被举荐的人，又是为什么呢？我曾经胡乱地说，学校本来是用来培养士人的，如今士人的习气反而在学校里败坏；选举本来是用来选拔士大夫的，如今士大夫的心术反而在选举中败坏。立法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必须把这件事放在不问不管的状态，才能确立自己的立场。

韩愈的文章，如果不是欧阳修从破旧的竹箱里发现并加以阐发，早就湮没无闻了。然而自从欧阳修以来，虽然说是家家收藏、人人诵读，大概不过是随声附和称赞罢了。等到自己提笔作文，大多都不符合韩文的风格。真正懂得韩愈文章的人有几位呢？我曾经叹息并自我警戒说：有谁不讲究孔孟的学问，但遇到事情却往往违背他们的训诫；有谁不读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但提笔作文却往往不符合他们的体式。没有人不饮食，但很少人能知道其中的滋味。如果不诚心诚意地去探求，那真是毫无益处啊。

明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章却不愿意学习，这是追求“真不如假”的恶劣习气。谚语说：“一天卖出三石假货，三天也卖不出一石真货。”不仅写出真正的文章很难，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章也不容易。文章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事情呢？

州郡的职责是主持教化养育。我私下认为，教化不仅仅在于讲说而已。风雷雨露，是上天的教化；无所不在的施行，是孔夫子的教化。下至严君平在成都卖卜，尚且能在占卜之中，教人孝顺，教人悌敬。天子把千里疆土托付给官员，他们所能施行的教化，远远不同于卖卜之人。如果不能随事寓含教化，以端正人心，那在滔滔不绝的言论洪流中，又推波助澜了。

罗季清，把他的住所命名为“耻独”。我为他作记说：季清做官已经很久，用这个名字命名住所，大概是不因为做官而废弃学问吧。蘧伯玉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未能做到，这是“耻”的起始，是切己的修养。到了后来，以独自成为君子为耻，这是“耻”的终结，是推己及人的修养。伊尹以天下有一个百姓未被安抚为耻，即使把天下当作俸禄也不顾惜；我们的孔子，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他们的用心可谓广大。至于孔子自己说巧言令色、足恭是可耻的，仅仅与左丘明等人相同。圣贤做学问的次第，由己及人，就是这样。如今季清，本着物我同得的道理，兴起与人为善的念头，这就是所谓的自明明德而新民，难道是一日之功就能积累起来的吗？我曾经读书，看到古人的心与天地相同，因而感慨地以自己赶不上他们为耻。不久合上书本就忽然忘记了，依然是原来的我，这是无耻。曾经求取仕途，看到州县官员有时用不正当的手段对待百姓，固然勃然愤怒，以自己无力挽救为耻。不久因循苟且以求俸禄，如果不是非常不可行的，有时也奉行这些做法，依然是原来的我，这是无耻。自己都不能以自身的不足为耻，哪有闲暇去为别人感到羞耻呢？季清能以众人不做君子为耻，哪里比得上以自己未能成为君子为耻呢？

杨龟山说：管仲的功业，子路未必能做到。然而子路是遵循正道驰骋的，管仲则是诡诈地遇到的。这个论断非常正确。

石徂徕《阴德论》略说：天地的治理叫做祸福，君主的治理叫做刑罚奖赏，都是根据人的善恶而施加于人。人如果不通达天地和君主的治理，固执地坚守小慈小仁，不肯除掉一个奸人，惩罚一个有罪的人，都说这是保存阴德。它的大意是说，不杀一个人，不伤害一个物体，就是天地神明所保佑的。况且天地能够覆盖承载万物，却不能明确地向人显示祸福；树立君主，彰显刑罚奖赏。人君能够施行刑罚奖赏，却不能亲自对下属进行升降黜陟；任用臣子，传播威权。违背天地和君主的治理，却说有阴德，灾祸就降临了。

霍光不学无术，人们都习以为常而忽视它。我看汉朝自从武帝五十多年骚动疲极之后，海内萧条，几乎无处下手。霍光凭借宏大的毅力和开济的才能，受托辅佐幼主，承担天下的重任，直到三十年间，百姓充实，四方夷族归顺，又废昏庸立明君，把完整无缺的天下交给他。所以中兴汉室的，不是宣帝，实在是霍光。他出入宫廷禁地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未曾有过失。每次出入下殿门，进退不失分寸，所以成就如此之大。虽然说他未曾学习，我必定说他是学习了。哪里是后世那些泛泛的文墨议论，把私意小智当作权术的人，能与之相比呢？所以我说三代以后，身系国家安危的人，像博陆侯霍光，像诸葛武侯，像郭汾阳，虽然各自不同，都是百世不可及的。霍光所缺少的，只是对盛满的警戒罢了。不然的话，以功业论，即使是伊尹又能超过他什么呢？

译霍光在朝廷建立的功勋业绩，原本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所能做到的。或许有人因为后来他没能阻止妻子霍显毒杀皇后的行为而轻视他。然而，自古以来，身为大臣且有学问的人，难道最终就没有一点瑕疵吗？难道都能做到善始善终吗？

译吕蒙正被罢免宰相职务。皇上以为他暗中盼望复职。刘昌言说没有这回事。刘昌言被罢免。皇上以为他会哭泣。钱若水说没有这回事。向敏中升任仆射。皇上以为他会非常高兴。又以为前来祝贺的客人一定很多。季昌武去查看。都没有这回事。士大夫如果长期以卑贱取悦于人、轻视君主，即使像真宗这样仁厚的皇帝，也不免产生怀疑。而吕蒙正清廉的节操和厚重的德行，默默感动着皇上。所谓“大耐官职”的褒奖，难道仅仅是吕蒙正个人的荣耀、一时的际遇而已吗？

人臣如果得失之心太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怒，怨恨和不满就会由此产生。能够承受“大耐官职”的褒奖，也足以证明他的器量和见识。幸好刘昌言、钱若水、季昌武三位据实回答，也显示出他们公正刚直、没有私心。如果其中稍有揣摩迎合的意图，难道不关系到臣子品格的高下吗？然而由此更加可见，作为臣子不可不加以敬畏警惕。

鲁肃简公，在酒肆饮酒后如实禀告，不欺骗君主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能劝谏太后，不设立刘氏的七座宗庙。他不任命子弟在馆阁任职，不自私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能在政府任职七年，致力于抑制侥幸得官的人，权贵戚属都畏惧他，以至于被称为“鱼头参政”。士大夫想要在天下推行正道，也不过是以身作则罢了。

进入酒肆必定如实禀告，才显出不欺骗；子弟不任命在馆阁，更显出无私。这是大臣端正自身以推行正道的实事，不是矫揉造作。

读史书必须看清自古以来治乱的关键。圣明的君主与贤相相遇，君子与小人的出处进退，这就是格物。

把读史当作格物，那么读史就不只是记忆背诵，格物也就更加切实。

看历朝的事，应当像亲身参与其中一样。君主的情性如何，在朝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他们处理事情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非利弊，在心中清清楚楚。可以用口讲述、用手指画，那么对事理就非常熟悉，临事必定超过常人。凡是前代可喜可惊的事，都应当积蓄在心中。以此作为议论的依据，那么文章就都是关于政事的内容了。

罗景伦说：吕东莱解释《尚书》说：“《尚书》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精神心术，全都寄托其中。读书的人，不寻求他们的心在哪里，有什么益处呢？”然而想要寻求古人的心，先要寻求自己的心，才可以见到古人的心。这个论述最好。朱子说：“生病时随手抽出《通鉴》一两卷看，正值难以决断之处，不觉骨寒毛耸，心胆坠地。向来只当作文字看过，完全不自知。真是枉读了古人的书。”

欧阳修修撰《五代史》，褒贬善恶，方法非常精妙。发表议论必定以“呜呼”开头，说：“这是乱世的史书。我采用《春秋》的方法，师法其意，不抄袭其文。”他的议论说：“从前孔子作《春秋》，因为乱世而确立治法；我叙述本纪，用治法来纠正乱世的君主。这是我的志向。”史书篇幅减少旧史的一半，而事迹比旧史增加数倍。议论的人认为他的功劳不下于司马迁，又说笔力驰骋与司马迁不相上下，而没有驳杂的言论。至于纪传体例的精密，则司马迁不及他。他也曾说：“我作《伶官传》，难道是《滑稽传》吗？”被召撰修《唐书》，在《礼乐志》中，阐明前代礼乐的根本出于统一，而后世礼乐成为空名。在《五行志》中，不记载灾异应验，完全破除汉代儒生灾异附会的说法。他的论著如此。

伊川说：“农夫在严寒酷暑中耕种播种，我得以食用；百工技艺制作器物，我得以使用；将士披坚执锐，守卫国土，我得以安宁。想到自己没有功绩恩泽惠及他人，虚度岁月，安然成为天地的大害，只有编纂圣贤遗书，或许稍有补益罢了。这是我终身对他人感到惭愧的原因。”

胡康侯说：“世间只有讲学论政，才应当急切地询问探究。至于修身的大致原则，去留语默的关键，就像人吃饭，其饥饱寒温，必须自己斟酌，不能决定于他人，也不是他人所能决定的。”

朱子说：“学校的政令，不担心法制不建立，而担心理义不足以愉悦人心。如果理义不足以愉悦人心，而仅仅在法制的末节上加以防范，这就如同决开湍急的水流注入千仞深谷，却慢慢地用芦苇去抵挡冲击的水流，必定不能胜任。”

人的才能不足就会多谋，见识不足就会多疑，威严不足就会多怒，信用不足就会多言，勇气不足就会多劳，明智不足就会多察，道理不足就会多辩，情感不足就会多仪。

耆退庵《语存》说：“教人与用人不同。用人应当用他的长处，教人应当教他的短处。”

用人不枉费其材，教人可以成就其材。平常的话，却有很大的经济意义。

魏乐吾说：“贪婪鄙陋的人，宁愿逃避朝廷的赋税，削去牙齿去斋戒供养僧人；宁愿背叛父母的恩情，减少温饱去供奉木像。负有教化民众、形成风俗责任的学士大夫之家，怎么能不讲明这个道理，禁止这种习染呢？”

佞佛的人，富者不惜厚资，贫者拮据崇奉，实在不可理解。

陆放翁作《司马温公布被铭》说：“公孙丞相用布被，人们说他是诈；司马丞相也用布被，人们说他是俭。用布被是可能的，但让人们说他是俭而不说他是诈，是不容易做到的。”

公孙的布被，也是俭朴。只因平日不免于诈，所以人们不说他是俭，而说他是诈。平素的品行是不可诬蔑的，就是这样。

老子的书，一定是隐士嫉恨乱世而希望无事。

译（这）是（后人）为他们编造的。不知道远古洪荒时代从未以“治理”著称。黄帝、尧、舜的治理，都是凭借仁义礼乐，起初并没有采用老子虚无的道术。

译老子的著作，也有值得记录的内容。如《保身》章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身与货孰多？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柔之能刚，弱之能强。强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而补不足。金玉满堂不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有《保国》章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治大国若烹小鲜，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鞅鞅。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也。”

这些是老子言论中纯正的部分。做学问的人坚守这些，可以作为修身养性的方法；做官的人懂得这些，可以作为治理天下的方略。

庄子凭借不拘束的才情，肆意发表跌宕不羁的言论，创造出未必存在的人物，设定未必存在的事物，编造天下必定没有的事情，这确实是千万代诙谐小说的祖师。然而他有时也有符合正统言论的观点，见解反而超过老子。老子的言论，值得记录的不过是谦卑退让以保全自己；庄子的言论，值得记录的往往明白恰当。如“为善无近名，缘督以为经”。仲尼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思之盛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双方喜悦时，必定多有溢美之词；双方愤怒时，必定多有溢恶之词。克制覆灭太过，就必定有不成材的心思来迎合。

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习却不能实行叫做毛病。贵贱的区别，在于行为的美丑。平和是福气，有余是祸患。事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钱财尤其严重。

以上几条，情理透彻切中要害，难道因为它们是庄子的话就忽视它们吗？

庄子值得记录的内容，确实超过老子。然而他违背常理的地方，却又比老子更严重。因为老子是隐士的书，而庄子是乱世的书。他之所以扰乱天下的常道，不过是借天下不寻常的现象，来扰乱常理。比如麋鹿吃甘蔗，就因此说百姓吃粮食不是真正的味道；比如大盗背着箱子，就因此说用绳索捆紧以防盗的人是在积累盗贼；比如瞎子看不见文采，聋子听不到钟鼓，就因此说文采钟鼓没有用处。于是将它们混同为一，说对就是错，错就是对，从而忘记了对错的区别。于是又进一步荡涤空虚，说人不必有才能，心不必有知识，而天下生生不息的道理就完全断绝了。于是又进一步引申神化，说入水不湿，入火不焦，是天下最高明的人。唉，这确实是乱世的书，也是后世禅学的源头。

庄子放荡空虚，容易迷惑世人的地方不少。这里特别就世人传颂的内容，指出其弊害，使做学问的人知道如何抉择罢了。

我读了荀子的书，然后才知道韩愈的不可及。欧阳修尊崇韩愈，但他的议论有时也与韩愈不同。大抵在义理开明的日子，诵读阐述正统言论是容易的；在是非迷乱的世道，辨明正统道理是困难的。自从战国纵横家的学说兴起，处士横议的风气就炽盛，极端发展到庄周，并收罗一世的怪诞，大肆发挥滑稽的口吻，来戏弄轻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而天下的正统道理，世人不再知晓。在这个时候，知道尊崇王道而轻视霸道，知道尊崇孔子而排斥异端，孟子之后，仅有荀子。而世人为什么不称颂荀子呢？大概从汉朝到唐朝，都尊崇老子和庄子，其中溢出成为禅学的，也是老庄的余波。而荀子曾经贬斥老聃为知道屈曲而不知道伸展，贬斥庄周为蒙蔽于天而不知道人。他的学说正与汉唐以来学者自相背驰，适宜不被当时所称颂。

韩愈称荀子大体纯正小有瑕疵。世人指出他小有瑕疵的，说因为他非议子思和孟子，说他认为人性为恶，而认为行善是虚伪。如果这样，那么岂止是小有瑕疵而已呢？我看他非议子思孟子，大概是他妄自以知道自任，所以想要排斥这两人而去除他们，以自我继承孔子的道统。他的过失正在于不自量力。至于他认为行善是虚伪，大概“伪”是人为的名称，不是欺诈虚伪的意思。大概也类似于《中庸》所说的矫饰，而选择言辞不精当，于是招致众人的责骂。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人性本恶，修养于是善。他的学说专主于习染，而不主于天性，于是堕入一偏，而不知道其谬误。不然，怎么会把善当作欺诈虚伪的“伪”呢？这是韩愈姑且宽恕他的说法，而指为小有瑕疵吗？还是荀子的小瑕疵，虽然他的议论

译那些接近事理的见解，也或许难以避免。这不仅仅是因为不符合孟子关于人性的言论。大体上，荀子所主张的核心在于礼，而他说礼的恭敬与文饰，那么礼根植于内心的本质，荀卿大概没有深入考察。所以他讨论礼的功效，只想要通过辨别名分来满足实用需求。他在论述王道与霸道时，说纯粹就能成就王道，驳杂就会成就霸道；说确立道义就能成就王道，确立信用就能成就霸道。几乎认为王道与霸道没有不同的道路，仅仅在于纯粹与不纯粹的差别。至于内心道义与利益的区分，则完全不予涉及。假如荀卿被世道所任用，也不过是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善于招致邻国归附，成就霸业罢了。

译杨子（杨雄）在《法言》全书结尾，称赞王莽勤劳，超过了伊尹（阿衡）。这难道还能算是善类中值得称道的人吗？还因为他懂得尊崇孔子，而在诸儒中获得名声吗？又说：“混沌蒙昧，盗取性情”，这竟然不知道万物法则和人之常情的道理了。又说：“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践行，其次是言论，教导别人又次之。”这难道也是孔门的主旨吗？孔门之学，以知、思、辨为先，而杨雄却把践行放在先。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是仁与智两方面同等重要的事，而杨雄反而认为教导别人又次一等。这样的话，果真可以作为效法的言论吗？

我曾经认为，孟子论道体于心，所以可以继承孔子的道统；荀子论道止于事，所以不能理解孟子的纯正。杨子处在正统理论已经明确之后，不过是拾取各种言论来窃取名声，所以即使是司马光（温公）那样醇厚的人，最终也被他欺骗，表彰并尊崇他，把他和曹操列入正统同等地位。然而世人终究不认为曹操是西伯（周文王），也不认为杨雄是孟子。

杨子实际上无可取之处，而且危害更甚，误导人不浅。

《文中子》（王通）的书，把《易经》和《老子》并提，把释、道、儒称为三教，大概也是六朝时的流习罢了。考察他的言论，多有接近道理的。比如他说：“廉洁的人常常乐于无求，贪婪的人常常忧虑不足。”比如他说：“人有不足之处，可以情理宽恕；非故意冒犯，可以道理排遣。”比如他说：“容易快乐的人必然多悲哀，轻率施予的人必然多剥夺。”问如何消除诽谤，回答说：“不辩解。”问如何止息怨恨，回答说：“不争辩。”他所著的《中说》，虽然不足以比拟《论语》，但衡量其理势，并非毫无见识。他主张“标枝野鹿”之说，认为在上位者无为，在下位者自足，在太平盛世，人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习染了老子的学说而不加考辨。古代洪荒之世，人与禽兽的区别很少，圣人兴起，教导人们相生相养的道理，然后才有伦理趋向治理。太古时代何曾有治理，直到后世圣人，然后才有治理。况且在上位者果真无为，那么在下位者又怎么能自足呢？

文中子的言论中正平实，对治国之道有裨益。朱子也说他在礼乐文章方面，对世用有裨益。只是他把秦汉以后的事情粉饰成三代的样子，他就自比孔子，自叙全是夸张罢了。末段所说的，并非确论。在诸子中，他还不失为有学问的儒者，学者应当知道节制而选取其精华。

《管子》一书，不知是谁所编集，内容庞杂重复，似乎不出一人之手。然而诸子中只有荀子和杨子知道崇尚孔氏，却不知道其用于世究竟如何。其余的都是处士横议，高谈阔论者虚妄荒诞，低劣者刻薄深险，戏侮圣言，败坏风俗。其中曾经被用于世，而卓然有功，被圣人所称道的，只有《管子》。所以我读他的书不敢忽视，为他反复研读并条列其要点。如牧民的要旨，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这是《管子》正经的纲领，如果得到王者之心去实行，即使经历世代也可以没有弊端。秦汉以来，没有能践行其实质的。他的说法难道不简明吗？

管子的政令，至今多有可行的，不仅是不动兵车而有一匡天下的功劳。自从后来纷纷责备他不为公子纠而死，而孔子仍然推原其情而赞许他的仁德。学者不要责备他的短处而抹杀他的长处。

贾谊在长沙所论述的汉事，都在《治安策》以及论述积贮、谏禁铸钱的篇章中，大概是平日杂著所见，后来汇总以告知君主。关于三表五饵之说，详见此书，说可以坐威匈奴，至今怀疑他的大话。然而不过是想诱降匈奴人，使他们的部众逐渐空虚，并非说一定要用武力战胜。以贾谊的奇才，让他担任典属国来试验，匈奴虽然无可灭之理，但形势必须逐渐削弱，不可以大话而轻视他。至于他分封诸侯王、施行汉事的建议，后来大多最终如他所言，真是洞察天下大势的人。至于他的本论，以道为虚，以术为用，则没有得于孔子的学问，大概不过是以智略之资、战国之习，想要措置天下罢了。贾谊论述秦朝始末而归结于不施仁义、攻守之势不同，论调正确而语言卓越。他说天下向往秦朝，希望安定性命，如果秦朝沿袭殷周的做法来控制政事，还不至于倾危。如果二世有平庸君主的行为，而任用忠贤，海内欢然，各自安于其处。如果子婴有平庸的才能，而得到中等的辅佐，山东虽然混乱，三秦之地可以保全。我认为秦朝以威势兼并天下，并非天下向往其风化。子婴之时，大势已去，三秦无可保全之理。倘若二世能改变秦政，天下或许可以未乱。然而千百年战争，形势至此极端，秦朝也不容不亡。秦朝的事，不可以古代帝王的常道来论断。

刘向的《说苑》，其中多有残断错误，未必都是刘向的原文。然而其旨归，都出于劝善惩恶，希望扶持世教。杂事五卷，警戒居多，虽然不尽纯粹，但最多精语，远胜于诸子中杂书横议。后学也不可不观。

所论述的贾谊、刘向二人，都审察当日之时势，而衡量义理，足以广大学者的识见。

《申鉴》五篇，是东汉荀悦的书。他自说道本仁义，备在典籍，前鉴既明，后复申之，称为《申鉴》。然而大抵辞繁理寡，比如他说：“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

译有公家的差役，没有私人的使唤。有公家的赏赐，没有私人的恩惠。有公家的愤怒，没有私人的怨恨。如果说索取自己多余的东西，剥夺下属不足的东西，舍弃自己容易做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做困难的事，这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就像小孩子驱赶鸡一样，却自以为掌握了驾驭民众的方法：逼迫急了，鸡就会飞走；管束疏漏了，鸡就会散失。只有内心安定，鸡才会沿着路走进门。有人询问占卜之事，回答说：占卜吉利就成功，占卜凶险就加以补救，这叫做增益；占卜吉利就依赖它，占卜凶险就懈怠它，这叫做减损。有人询问如何躲避疾病灾祸，回答说：可以躲避的并非自身，可以逃脱的并非神明。小孩子捂住眼睛，壮汉搀扶着他，却说能逃脱吗？有人询问长生不老之术，回答说：事物的始终是由运数决定的，寿命的长短是由定数决定的。运数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身体适宜调和并矫正，精神适宜平和并抑制，必定会有失去和谐的情况。又说做臣子的道义，不说“我的君主很有能力，不需要我”，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补益，这是不忠；不说“我的君主没有能力，不了解我”，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益处，或许就不能尽忠。进献忠言有三种情况：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就预见，事情刚发生就制止，这叫做补救；事情正在进行时就指责，这叫做警戒。凡是符合道理的话语都是这样的。

译《汲冢周书》出自汲冢，类似兵书，又类似《周诰》，与现今的《尚书》完全不合，似乎是战国时期的人仿照而作。文辞艰涩难懂，不可理解。其中有两条最为明白确切。例如说：“水灾旱灾饥荒，降临没有定时，如果不致力于积聚储备，拿什么来防备呢？”《夏箴》说：“平民没有两年的粮食储备，遇到天灾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大夫没有两年的粮食储备，遇到天灾饥荒，臣妾车马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国君没有两年的粮食储备，遇到天灾饥荒，百姓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要警惕啊！如果不思考不实行，灾祸降临就没有几天了。”

积聚储备以防备荒年，后世都视为平常的言论，这里所说的却格外显得警策切要。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饥寒交迫之下，什么事做不出来？父母妻子，无法互相照顾，这是极至的情理，并非用来惊骇听闻。

不幸在于不听取过错，福分在于接受劝谏，尊贵在于谨慎威严。

这三句话耐人寻味，对于治理之道有益。

韩愈读《墨子》，却说孔子和墨子一样。墨子是被孟子极力驳斥的，韩愈是尊崇孟子的，为什么议论相反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孟子防备其流弊，而韩愈论述其本心吗？

墨子的兼爱，还有仁者万物一体的意思，与为我之杨子不同。但将孔子和墨子相比，终究太过分了。孟子考虑到后来的弊端，所以驳斥它。一个是推究其本心，一个是防备其弊端，都非常恰当不可改变，道理本来各有可取之处。

太史公作《老庄传》，就把申不害、韩非附在后面。好像说清净无为，其势头不足以治理国家，等到不能治理时，其势头不得不用法度来约束。老子的无为，常常想要自利，他藏在心里的，已经有阴险的权术；庄子的寓言，破坏寻常伦理，他发于口头的，已经肆无忌惮。怀着阴险权术的心，行肆无忌惮的言论，而处于不得不以法度约束的境地，残酷刻薄不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申韩出自老庄，只有太史公能穷尽极而言之，可谓卓识了。古史对老子、列子的赞语另有议论，几乎把孔子与佛老并列，这是什么话呢？

老庄的清净无为，与申韩的残酷刻薄，原本分道扬镳。现在推究其因偏激而为患，才知道老庄不能不流变为申韩，也是势所必然。更加相信古今学术，只有中正才能没有流弊。老庄申韩，终究是另一端，而不是圣人之道。

《国语》从周穆王讨伐犬戎开始，到越王勾践事奉吴国结束，分国记载谋议。凡是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顺逆之类，其文辞宏大精洁。韦昭注解说左丘明作述其事，不知道是否确实。只是事情必定考察典章刑律，言论必定主张恭敬，周朝衰微时崇尚虚妄邪说，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这足以昭示万世。

石穆公说百姓应当引导他们说话，而不可防范；芮良夫说利益应当遍布上下，而不可独占。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明训，足以进献给六经，正不必等到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才知道他的话值得相信。

晋文公读书三天，说：“行为未能达到一尺，听到的却很多了。”他的臣子赵衰，年五十，守学更加敦厚。悼公年幼时侍奉单襄公，站立不踩地，视线不嬉戏，说话恭敬必定涉及天道。唉！世上哪有可以不学习就能治理国家的，又哪有只有空文没有实质却能称为学习的呢？

霸主尚且知道谈论学习，尚且知道谈论行动不随便，不涉入空谈，确实实学值得珍贵。这三条是《国语》中最关乎治理之道的，学者和做官的人，应当选择而跟随。

荀子说：“君子能做到可贵，不能使人必定尊重自己；能做到可信，不能使人必定相信自己；能做到可用，不能使人必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养为耻，不以被污蔑为耻；以不诚信为耻，不以不被相信为耻；以不能干为耻，不以不被任用来耻。”

孔子不担心没人了解自己，只求让自己值得了解；孟子射不中靶心，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意义就是这样。

学习不可以停止。靛青从蓝草中提取，却比蓝草更青；冰由水凝结而成，却比水更冷。木材笔直符合墨线，经过烘烤弯曲做成车轮，它的弯曲符合圆规。即使干枯暴晒也不再挺直，是烘烤使它这样的。【輮，即矫揉。木材本来笔直，经过矫揉可以变曲，可见人不可不学习，以变化气质。】

学习能变化气质，有得于“性相近而习相远”的道理。

有法度而不商议，那么法度所达不到的地方必定废弃；有职位而不通达，那么职位所不及的地方必定坠落。所以有良法而混乱的情况，是有的；有君子而混乱的情况，自古至今，未曾听说过。

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度。人们因此句话，竟然认为法度可以不商议，都是蔽塞不明的。这个论述足以补救它。○这是荀子话语中最纯正的，对实学实用有益。方望溪删减《荀子》而保留这条，现在附录在这里。

◆吕新吾《去伪斋文集钞》【名坤，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明隆庆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死后赠尚书】

谨按：学习是为了求得道。道统摄物我，学习兼括知行。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万物。做学问的人，不求明白这个，不求实行这个，所以不堕入虚寂，就流于迂腐。因为学习无用，就把道学当作诟病，这也是大不可解的。宁陵吕新吾先生，以仁爱为心，才优利于济世，不想标榜道学的名声，而所言所

译这些著作都对吏治和风俗有所裨益。像《实政录》《明职》《刑戒》《闺范》《呻吟语》等书，我都节录了它们，并一同编入《诸遗规》中。如今阅读他的《去伪斋全集》，凡是书信、奏疏，以及论学、论政的文章，都秉承孔孟、程朱的心传，直指世俗的病根。人们阅读之后，很少有不被震撼而醒心的。这难道不是不谈道学，却无处不体现道学的精髓吗？唉！学者只怕不能在道上有心得罢了。如果无愧于道学，又怎么会辜负世人，而总是遭受诟病呢？记录这些来告诉世上有志于学问的人。

译事情关乎军队与国家。三公共同商议。推心置腹。各自发挥长处。不仅公正诚信足以使人信服。而且询问考察对自己也有益处。三公称为公。表示没有私心。三孤称为孤。表示没有私党。九卿称为卿。表示没有隐瞒。

识别人才尤其重要。公正无私最难做到。当权者往往把依附自己的人当作贤才。却不知道依附自己的人。正是辨别人品的一大关键。那些依附我的人。不一定是行贿。我喜欢阿谀。别人就用称颂来依附。我厌恶阿谀。别人就用弥补缺陷来依附。我有喜欢的。别人就用推荐引荐来依附。我有厌恶的。别人就用排挤打击来依附。我有想要推行的。别人就用顺从迎合来依附。我有喜好崇尚的。别人就用趋附迎合来依附。这种危害。比行贿更严重。能够不被那些甜言蜜语、卑辞奉承的人所迷惑。才可以称为没有私欲。没有私欲之后才能辨别人才。

世间道路多变幻。人心崇尚欺诈。听取言论、任用人才的人。都不能不知道有这几种情况。

制定法律的人不为了自己。担心别人不一定都像自己。不为了暂时。担心后人不一定都像自己。事情如果难以推行。不早改变就晚改变。不明确改变就暗中改变。各种裁减节省之类。过于苛刻节制的。一切再从宽裕处理。那么人们就会受到鼓舞而跟从了。

长久实行的方法。难以推行的事情。迟早明暗之间。必须有一番权衡。有应该裁减节省的。适宜从宽裕处理。才可以长久遵行。不然。早上更改晚上又改。只会增加弊端和骚扰。

君子爱护自身。正是为了爱护国家。那些小人设置四面埋伏。像一张网那样等待。他们的计谋很精巧。他们的党羽很多。而君子又过于憎恶他们。自己处境很疏远。不是为了世道爱护自身。《姤》卦对待初六便系在金柅上。忧虑深远啊。如果有金柅。怎么可以不用。不用那么小人的势力就会增长。至于《夬》卦以五个阳爻决断一个阴爻。刚健可以。决断可以。还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圣人所用的妙啊。如果像《大壮》卦那样趾高气扬、面颊发怒。断断乎不可以。然而不是深险设下陷阱。《剥》卦的五、六爻。剥落我到了极点。还宠幸以贯鱼。意思是说如果肯同心。何必区分胡越。恨我不能感化小人罢了。

爱护自身以便有所作为。不为一时的愤怒嫉妒行为。这与贪恋官爵的人不同。可以说善于读《易》了。

用孔孟的学术。建立伊尹、周公的事业。就把步步体验。作为处处讲究。把身心性命放在天下国家。才知道四书六经。是表达我胸怀于百世之上。天地百姓万物。是施展我心力于六合之中。一分为二。不是二合为一。又怎么忍心把百姓当作秦越之人。痛痒不相关呢。

经书原本表达我的胸怀。百姓万物原本依赖我的心力。学习不徒然学习。做官不惭愧做官了。

做官的人往往在闲散部门。拉着朋友带着酒。登山临水。观察鸟鸣题写花草。悠悠岁月。以为自己是清流。不知道忙碌中的施设。正在闲适中料理。上天给我有所作为的时机。却自己失去了。以致留下到手着肩的悔恨。可以惋惜。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努力珍惜时间。另作一种功课。与其清谈做高士。不如抓紧做忙人。

官场中原本有以此自负高雅的人。吕公认为可惜。确实可惜。

司勋员外郎顾叔时。上书指陈时事切直。被贬调任桂阳军判官。直谏的名声偏重于朝廷内外。同僚都为他感到壮烈。叔时说。我哪里快乐于这种使臣子显耀君主的行为。其次是不洁的名声。我不善于接纳简约以成就天地的度量。而留给君主的过错。来博取直谏的名声。我哪里快乐。吕叔简说。深厚啊。叔时的话。名声是行为的标志。而自我修养的人所畏惧的。君子不追求名声。也不回避名声。只求符合罢了。起初叔时没有名声。人们不对叔时要求完备。现在海内都知道有叔时。叔时怎么继承。难道不是把告诉君主丞相的话反过来要求自己。使得在家不惭愧妻子儿女。在外不惭愧朋友同僚吗。《诗经》说。早晚勤勉。以永远保持美誉。说的是继承。坚持德行的念头。不可以不恒常。过去言事的各位大臣。即使一时触犯忌讳。遭受谴责愤怒。日后特别下达征召书。登上显赫地位。不是看重他们的言论。是让他们实现所说的。如果召还叔时。并且期望他成为皋陶、夔、稷、契那样的人。将怎么应对。了解民间疾苦。熟悉世务。明白根本要点。审察时机适宜。辨别人品。维护世教。都是用来应对的。所以用世的学问。不可以不精通。叔时勉励自己。不要让后来的人说。这位君子仅仅是气节之士。他的气节。也只见到一篇奏疏。同僚都为他惋惜了。

因言事获罪的人。原本应该反躬自咎。等到起用。尤其应当循名责实。叔时的惭愧。吕公的勉励。两者都得到了。

自从《大学》的教化不明。做官和学习分为两截。在家吃饭时诵读的。与做官时施设的。道理虽然无二事情却不同。那些用世的人。明习世故。练达朝章。大到政体的低昂。纪纲的张弛。风俗的美恶。边防的废修。人情的向背。钱谷的盈缩。河漕的通滞。盐法的调停。宗室的操纵。吏治的污隆。人才的邪正。民情的苦乐。宦戚的盛衰。君子小人的机括。小到

译至于古今名物、礼乐刑名、等级威仪与器物数量、平息盗贼与防范奸邪、公文簿册的简略与繁复、文武官吏与士卒的增减、征收解运与清理勾稽赋役保甲的利弊，这些难道不是心怀天下之人所应当留心的吗？

才能贵在通达，不贵在固执；做事贵在熟习，不贵在凭空揣测。所以，询问不嫌迂远迟缓，考证不嫌庞杂，学习不嫌积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并不仅仅局限于方寸之心与笔墨纸砚之间。

儒者的急务，也不仅仅在于谈论心性天道、讲解理气罢了。

译什么事不是学问？什么事可以不学？平时每件事都能学习，尚且担心做官时不能在实事上体现出来，何况不学习呢？

道理可以用心领悟，但具体事务难以用心领悟；道理可以贯通一致，但具体事务难以贯通一致。孔子是生来就知道的人，但他说自己也是通过学习才达到的。如果没有亲眼见过泰山，却能画出泰山的景象；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三坟》《五典》，却能背诵其中的典故事实，圣人能做到吗？古今的世事变迁，名物宇宙，人情物理，从童年开始学习，到老死也不能穷尽。比如识别商羊鸟，分辨苹实，必须先听到童谣；了解防风氏的骨头，肃慎氏的箭矢，必须先阅读夏、周的典籍。假如拿四海各地的民情士俗，万古以来的因循变革、损益得失来问孔孟，他们必定不能凭空臆测来回答。如果想要周全地了解，难道能不学习吗？由此可知，发愤忘食，好古敏求，未必不涉足经历各种事务，未必不理会前人的言论。如果把这些看作粗浅的迹相，不屑于留心，喜好佛家的顿悟、老子的清静，只求明心见性，却想成就尧舜那样的功业，太难了！

圣人原本就不能废弃学习，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和事情，不要把它看作是圣人的谦辞。

君子之间的交往，是为了互相受益。与人相处却不接受对方的益处，与人相处却对别人没有益处，这两种情况，都是交友之道中的耻辱。

自己寻求接受别人的益处，并寻求对别人有益，可以说是不辜负交友之道了。

巡抚，是巡视所辖地区，安抚百姓的官职。监司懈怠放肆，百姓怎能得到安抚？郡县官员贪婪残暴，或者平庸懦弱不做事，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寇盗抢劫偷窃，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农桑荒废，百姓怎能得到安抚？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的人没有依靠，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冤屈得不到伸张，百姓怎能得到安抚？义理在学校中不明，风俗在乡里不美，百姓怎能得到安抚？甲兵不足以守城保聚，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困于兴修工程，穷于征收摊派，百姓怎能得到安抚？积蓄没有常备，减免赈济没有方法，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冗杂的役使和费用不裁减，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吏卒横行霸道，百姓怎能得到安抚？诉讼案件繁多泛滥，羁押牵连，百姓怎能得到安抚？整顿虚文而败坏实政，百姓怎能得到安抚？鸟兽草木失当，百姓怎能得到安抚？巡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日夜焦虑辛劳，为百姓求得这些罢了。做到这些叫做称职，做不到这些叫做失职。巡抚这个官职，艰难到这种地步，难道仅仅是因为轿夫八人，仪仗数队，三司官员侧坐，六部平行公文，大旗在前开道，众多官员在后簇拥，生杀大权有旗牌的威严，开合之间有金鼓的声响，批复详文、核准状纸、查考簿册、发布牌令就完了吗？像这样，谁不能做到？所以人们都羡慕这个官职，正是认为这个官职就是这样罢了，不难做。这不是对有道之士的期望。

详尽地说明了巡抚的艰难，可见人们认为巡抚值得羡慕，正因为它令人畏惧。切中近时的情况利弊，即使把它作为巡抚的箴言也可以。

朝廷认为百姓不安定，所以设置州县卫所的文武官吏；认为文武官吏贪婪残暴昏庸懒惰，所以设置府；认为府官同流合污，所以设置三司；认为三司坐享其成，所以设置两院。两院，是督察百官众职以安抚百姓，那么就必须率领百官众职进行训导教诲，启发他们的良心，展示他们的职责，重申规章条例，相信他们的约束。先用言辞神色来吸引他们，剖析他们的情意来感动信服他们。那些傲慢自以为是的人，教导而不顺从的人，浮躁而不注意的人，懒惰而不奋力的人，用虚文应付而实际上不办事的人，才能短浅而智虑不足的人，平庸软弱而被左右的人利用的人，见识昏昧而被左右的人蒙蔽的人，好生事端而骚扰百姓的人，奢侈宏大而耗费钱财的人，钻营取巧而走邪路的人，谄媚取悦上级和邻官的人，私心多而庇护僚属的人，阴险狡诈而害人的人，贪婪无忌的人，刑罚酷烈不当其罪的人，徇私请托、滥施优免、大兴土木、广行馈赠、喜好建造而不顾百姓生死的人，沉溺诗文、喜好应酬、广开嗜好而对民务毫不关心的人，就用严明的法纪来震慑他们，选择其中最严重的，参劾追究并逮捕审问他们。时常巡视以详尽了解民间疾苦，蓄积疑问以考核官员业绩，秘密考察以核实吏治，必须实行以取信人心。而司道官员，则是所依靠来代替我的人。端正自己以使他们信服，积累诚意以使他们感动，委婉言辞以规劝他们，时常考问以警惕他们。废除一切虚文，节省一切靡费，杜绝一切馈赠，戒除一切奔走。不废弃法律以收买恩惠，不徇私情以避免怨恨，不借安静之名来养极弊之祸，不生好大喜功之心来开难以堵塞的祸端。总之，教化施行风俗美好，事理通达百姓安定，一刻不懈怠，三年有成，然后对职位无愧。唉唉，难道不难吗？

有病就有药，能张能弛。在出仕之前，有一番讲究；出仕时，才有一番措施。不可把它看作空话。

慈母安抚她的孩子，从初生到成人，早晚忙碌，不让他失所。是谁教她的？是谁督促她的？慈爱的真心，根植于天性，即使想不这样，也不可能。难道士君子抚养百姓，还不如一个妇人吗？只是没有那颗心罢了。希望朝夕勤勉这颗心，把宇宙内的事，担在双肩；以万物各得其所，期待实效，使二帝三王的学术，稍加在躬行上试验，唐虞三代的风光，略见于今日，这是儒者的一件快心事。

有真心，才有实事。说得如此明切，不同于老生常谈。

近世以在内

译曹郎。在外任的司道官员。被称为过路衙门。容易隐藏自己的短处。可以在西湖边处理公务。在纸面上营造终南山般的隐逸形象。从君子的角度来看。守门的官吏。在更漏未交之时。牵马的士卒。手中握着缰绳。得失利害。不能推诿给他人。为什么身为方面大臣。统领千里疆土。专掌一路的兴衰荣辱。即使像这样的康庄大道。容易信步而行。怎忍心让自己成为世间那种可有可无的人呢。

译做官的人有幸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按部就班地升迁，便以为仕途顺遂。却不知是否曾根据名分来考察实际，平心静气地自我反省，对于职责是否有愧呢？

世俗的套数务必去除其过分之处，实际的成效务必见到成果。以考核官吏作为安抚百姓的手段，以铲除祸害作为兴办利事的方法。裁减无用的文书案卷，询问民间的弊俗隐痛，日夜抚慰并治疗这些弊病。这样的造福，真是无穷无尽。

在家闲居的人看到面前啼饥号寒的人，难道没有恻隐之心吗？不过是解衣推食，施舍自己多余的东西罢了。即使想拯救沟壑中的饿殍并保全他们的生命，形势上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凭借。伊尹、周公的事业，只有我们这一辈人能够做，而使天下百姓各得其所，这就是伊尹、周公的事业。如今的士大夫，遍布朝廷内外。谈及世道，总是推脱说那是君主的事。唉唉，君主不牵制我们，而听任我们便宜行事，以及三令五申，责成我们做的事，难道少吗？

知道应该做却不做，总是推脱说那是君主的事，这辜负君主实在太严重了。

古代的圣贤，将天地、百姓、万物视为与自己同为一体，不曾推卸对天地、百姓、万物的责任，把自己从其中摘出来，当作自家另行修治。而现在的学者，一起念头就觉得天地、百姓、万物与自己不亲近、不熟悉，与自己无关，不痛不痒，与自己毫无感觉。聚会讲求，不过是整理古人多年积累的卷宗，拿起磨勘，深文细索，没完没了。这种人即使放在朝廷高位，也只能做一个迂腐的儒生，坐镇雅俗，管好自己罢了。

朝夕所讲究的，朋友所谈论的，都与百姓万物无关。这种只顾自己的人，所学已经不对，还问什么出仕呢？

大禹、后稷担心百姓饥溺的心，伊尹担心百姓死于沟壑的心，都是真诚仁爱的心念。平时满腔热血，自然流露，不是临时安排，勉强推行。隐居时追求道义，追求的就是这个；得志时通达大道，通达的就是这个。这个念头，大家埋没已久，如今却要发掘出来，淘洗干净，将这一点不忍人之心，栽培浇灌，处处触动，像决开江河一样。有了天德，不怕没有王道；有了美意，不怕没有良法。所以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因此有不忍人之政。世道不太平，只是我们这一辈人丧失了这种不忍人之心。如今的学问，正是要扩充一体之仁，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将天地、百姓、万物收归胸怀，将耳目心思用于天下，消除自私自利之心，坚持公己公人的念头。这是真实有用的学问。

明明不动声色，救济有余，却显露许多形迹，花费大量张扬，反而恐怕于事无补。

心虽然别无他念，方法却不好，是因为没有学问的缘故。

朝廷内外仕途的弊病有两个字：一是私，二是伪。天下都是情缘，只有大小衙门，是秉公持正、矢心天日的地方。如今却借任职之势，来结交大小官员的欢心，这叫私。各种政绩都是实政，关乎国民的利害，却只用文书案卷来弥缝搪塞，一生的精神，用在应酬世态、绸缪身家之处，互相欺骗，认为理所当然，这叫伪。这是仕途的贼，百姓的蛀虫。

已做官和未做官的人，反复思考这些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切要的功夫，实在的政绩。

我们讲学，必须知道所学的是什么。从十五岁进入大学，所讲的不过是《大学》这一章。儒者的教化，以天下国家为一身，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想端正自身以为国家天下服务，并非在莘野、磻石只讲耕钓，在阿衡、尚父才讲治国平天下，把学问分成两截。诸子问为政，颜渊问为邦，何尝没有志在用世。幸好不要说我现在沉沦，就把经世济民当作忌讳。殷浩以苍生自负，房管以经武知名，一出仕就搞成败局。如果像缓急之际，艰难如足食足兵，重大如安边治河，种种不可悉数，当事者问我，推脱说不知道；掌权者用我，推脱说不能做，可以吗？凭聪明，不可以担当盘错之任；临时安排，不可以应对仓皇之局。这就是周孔所以寝食俱忘，夜以继日，且思且学的原因。

做学原本期望世用，偏偏以用世为讳，不一讲求有用之学，学问所以日益败坏，而仕途更加不可问。

在两闲树立节概，在万姓流传仁恩，在中路委弃荣华，在后昆贻留清白，这叫仕途四美。负盛气以陵人，借贫交以复怨，受私赇以谒事，灭公道以营家，这叫宦门四孽。百姓饥饿而我吃粱肉，如同吃茶毒；百姓寒冷而我穿皮衣，如同披荆棘；百姓忧愁而我唱歌拍掌，如同听喑咽；百姓劳苦而我安闲，如同在恫瘝。既然说是父母，就应与儿女同甘共苦，如果痛痒不相关，这与路人有何区别？张狂者横行，弱者吞声，众者群怒，孤者闭户，巧者多机，愚者受欺，富势者通情贿，则贫贱者丧气。于是知道有司圆软宽柔，善良之忧，天若无雷霆霜雪，万物不荣不结。【仕箴】

仕箴四条，句句警切，其要不外乎视官事如家事，体民心以己心而已。

上天厚待我生，于我何

译私心。当今世道与百姓。全都托付给我。世风人心。如狂澜般动荡，如颓败的屋宇般倾覆。托付给我去挽回，托付给我去支撑。百姓生活憔悴。愁苦困顿贫穷。托付给我去养育，托付给我去安抚。救济世道、安定百姓。本是我的天性本分。何况承受君主的托付。使我能够竭尽所能。用俸禄薪饷供养我。用爵位官职荣耀我。难道是因为文章。才让我富贵吗？我自己反省检查。称职弥补了多少。俸禄超过功劳。一顿饭都嫌多。为何一旦做官。这颗心就放纵了。志得意满骄傲自大。只知道追求尊荣。旗帜仪仗鼓乐喧天。数里之外尘土飞扬。百官奔走忙碌。千人饥寒交迫。宴席在庭院中陈列。华丽奢靡丰盛洁净。只遗憾不够精致。哪里怜惜百姓的血汗。心里不念及百姓。口中不谈论政事。结交朋友市侩求恩。论资排辈计算俸禄。饥饿的是你饥饿。寒冷的是你寒冷。你是你的百姓。我是我的官员。职责所在是什么。这颗心难以蒙昧。官位难道不显赫。家业难道不丰盈。辜负了国家与百姓。只肥了这具身躯。凭智慧凭力量。尚且足以保全自己。上天鉴察昭然可见。子孙后代可怜。我的话虽然激烈。我的心更加急切。恳切地告诫我的同僚。千万不要以作恶为乐。

译伟大的上帝，生育了这些众民。无法全部安抚，于是设立君主。独自治理难以周全，便设置官吏，遍布天下，期望广泛救济。然而官吏没有善心，只图富贵，只知道身家，不念及百姓。巧取豪夺，肆意淫暴。民间愁叹，不敢控告。滥讼淹狱，都是这些懦弱庸碌之人的过错。豺狼遍布野外，狐鼠充满庭院。昏庸懒惰之人，依附于表面安静。万姓生死，浑如醉梦。说为了安抚百姓，才设立众多官吏。官吏满天下，百姓更加不安。于是设置藩臬，纠察师帅。如今却顾忌，一味崇尚宽大。哀哉百姓，靠什么生存。明王震怒，于是任命宪臣。身穿豸绣，让他手持斧钺。凛凛风霜，铲除稂莠。豪强落魄，贪残屏迹。山河摇动，这才说称职。躲避今日怨恨，树立他日恩德。兴起这一念头，天日监临。有赫台察，崇尚长厚。激浊肃僚，又还指望谁呢。我戴冠我穿裳，独自不同于朝中士绅。振扬风纪，所愿同人。【振扬风纪箴】

帝王八簋，公侯四饭。兔首瓢叶，君子酬献。如今宴请宾客，方丈崇尺。至爱真情，岂能依赖酒食。饭过三餐，谁有多余的肚子。馔过五腥，谁能吃下肉。谈及饥寒，我不忍听闻。一张几案的耗费，可以活命十人。节俭是养福，施舍是积德。暴殄天物，是子孙的灾祸。【宴饮箴】

夸张盛筵，日甚一日。这是士大夫的恶习，仕途尤其应当戒除。不仅是为了惜福，而且是为了杜绝贪婪。

天道难以挽回，固然如此。但合力以回天，难道没有分毫可以挽回吗。旅舍倒塌，过客不问，主人不问。通衢鼎沸，来者不扛，去者不扛。“无可奈何”四字，忠臣孝子所不忍言。事情应当去做，形势难以挽回。公卿以上，果真能夙夜靖共，无泄无沓，人人各修其当为之职业，各满其得为之分量，未必没有分毫的补益。

众人抬举虽然容易，但心力常常担心不齐。官场重视远大的事务，因观望而坐废，都是这类情况。

古人说，用刑如同加诸自身，用财如同出自自己。

看待用刑如同加诸自身，决无滥用的刑罚。看待用物如同出自自己，决无不节约的耗费。愿将这两句话写在座右，触目知警。

古语说，救荒没有奇策。不是说荒年可以不救，正是想要备荒有善政罢了。又说荒政不在荒年讲求，救荒不在将死时救助。

因为古人说救荒无奇策，于是有人以为荒年不可救，坐视而不救。不知道正因为救荒已无奇策，不可不预先筹备荒年的善政。不等到荒年才救，也不等到将死才救。更加确信备荒是养民的根本任务，救荒只是临时的补救罢了。

未做事时自信常有十分，临事时只做得三分。大概事情没有比当境更难的了。想要穷居时信行义，只是信理，不可谓之自信。如自信必欲为善，必不为恶，而当机临事，未必果真善而无恶。未试之空言，何可遽信耶。

平时立志要做好官，尚未知临事能否如何。更加看见学与仕相资，不可偏废。

无目之人，耳专于听，心恒灵而听更聪。古来蒙瞍，多为乐师。师皆有相，后世乐师，不用此辈。其高者弦歌讴唱，用以乐宾娱耳，犹足自存。下此则流为乞匄，沿富贵家以走衣食，人尤贱之。或冲突于车马，或颠仆于沟渠，见者不一引手，不一传声，甚至仆隶下人，得而挺诟之。官司以为弃物，熟视之若无覩闻矣。孔子见师冕，告以阶席所在，何其殷切。见瞽者虽少必作，其矜不成人，何等恻怛。士人读书至此，最宜养其仁心，扩而充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也。士民遇此，宜加怜悯而引掖之。若懵然罔覺全不动念，皆得罪于天地者也。甚至村夫愚人，欺其无见，坐视而玩弄之，挺诟之。俗之薄恶，心之残忍可知矣。

矜不成人，良心也，天理也，亦王道也。圣人所重，人多忽之。官司父母斯民，而不以此为事，既不筹救济之术，绝不生怜悯之志，亦有忝牧民之一端也。

先慈性躁急，病目失明，四望一无所见，辄以头触壁号哭，不食者三日。眼科调治曰，目忌火动，急躁若斯，何效之能臻。余莫知所计，乃召瞽妇弦歌以娱之，积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辞穷，则更其人，或命之说书，衍唱前后代故事，远近名丝咸致之。如是者岁余，母性渐平。其日候于侧者五妇，居吾舍，岁续食死而葬吾土焉。先君有三妻二妾，无令入门之戒，至是亦曲体子妇情，莫之禁也。由是贤孝古人，仆妇女奚，亦能悉其始末矣。先慈没，每生

译恰逢佳节，献上家中饮食。思念他心中所乐，便弹奏一曲《倚西楼》，只弹不唱，寄托我凄惨之情。

译如此安慰失去眼睛的亲人，治疗高龄老人的疾病。这一腔真诚的孝心，值得世人效法。在祭祀之日奏乐，礼仪因义理而兴起，对待逝者如同对待生者一样恭敬。

我每当想起母亲失明时的痛苦，见到盲人乞讨，便心生怜悯。给予他们的食物比其他的乞讨男童多一倍，还为他们建造房屋，供养一位盲人乐师，让他讲述故事、占卜卦象。我又编撰了《子平要语》以及劝世歌册，让他教习这些内容。对于女童，则托付给盲妇，教她们弹琴唱歌。我为她们置办乐器，等到她们能够自食其力，就根据她们的情况，为她们匹配合适的丈夫，任其自由生活，不至于再沿街乞讨。我在济南任参政时，曾在郡县推行这一政策，百姓欣然接受，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因为母亲失明，所以为失明的人谋划极困苦的乞讨者，筹划他们谋生的道路，通过教育和供养，使他们不至于失所。这就是“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的推己及人的道理。这件事记载在《实政录》中，历历可考。做官的人何不推广实行呢？

人世间不能没有富裕和贫困的差异，这是仁者所面对的现实。看着那些穷苦的百姓，怎能要求富人全都富有呢？这是圣王的政治理想。汇聚众人的不足，成就我的有余，这是富人的做法。减少我的有余，增加别人的不足，这是天地的规律。调节有余和不足以达到均衡，这是仁德。怎能要求仁者全都富有呢？大梁的阮生，是富有且仁爱的人。他曾经说：“祖先把财物留给我，除了吃饱穿暖之外，都是多余的东西。古人说，富有而能散财，这些钱财留着做什么呢？”他的三族堂兄中，有病且贫穷的，他给予土地让他们维持生计；去世的，给予杉木棺材，赠送孝布；堂兄的儿子去世，也用杉木棺材厚葬。郡中贫穷的人，每年给予衣食，根据情况有所不同。舅舅耿氏，死后没有儿子，他供养其终身，安葬合乎礼仪。耿氏的其他儿子，他都为他们安排生计，不让他们失所。先娶的刘氏，后娶的周氏，都去世了，她们的父母贫穷，他都像妻子还在世时一样供养，直到终老。救济州里数十家无法婚娶的人，为无法安葬的人设立义冢。每年冬天施舍棉衣，遇到大瘟疫，施药并赠送棺材。大饥荒时，输送粮食两千多石。有关部门为他请功表彰，府吏索要两万钱，他便向院司申请。阮生说：“我舍弃利益而追求名声，是不做的。”他重视学校，资助修建学工，供给贫困学生，建立义学，聘请老师教导贫困人家的孩子，供给馆舍和粮食。黄河决口，工程经费不足，他输送银子数千两，代替民夫出力。有关部门表彰他。他生平仗义，不合道义的事，一分一毫也不给，人们都说他是吝啬鬼。他轻视千金，只是好名罢了。我说：一分一毫也不给，近乎吝啬，难道连他给予千金的行为也要轻视吗？如果中原有阮生这样的人，百年灾荒也不会有饿死的人了。我想把名声给予别人，如果别人不喜好名声，又能怎样呢？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孔子认为很难，并非不认为它可贵。如果有人能从沟壑中救出数十人并让他们生存，孔子也会不停地称赞他。财富是实物，分给别人难以作假；名声是虚器，从口中说出无穷无尽。他因为花费实物而得到虚名，人们因为虚名而获得实际的救济，我为什么要轻视他呢？难道要对啼饥号寒的人充耳不闻，才算是君子吗？我因为阮生而论述这些，以此鼓励世间富有而能行仁德的人。

把施舍救济当作行善，还担心人们不信任跟随。如果连行善的人都斥责为好名的人，那么人们只有互相告诫不敢行善了。幸好有救济人物力，又有救济人心的意愿，却让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作为，反而成为牟利吝啬鬼守财奴的借口。世道风俗，不堪问矣。

我写《原财论》，说生产财富的有六种途径，消耗财富的有十二种途径。六种生产途径是什么？说开垦荒闲的土地，说疏通水泉的利益，说教导农桑的事务，说招揽流离失所的百姓，说顺应时事的适宜措施，说详细制定积蓄储备的方法。十二种消耗途径是什么？说严格禁止饮酒，说惩罚淫巧的工艺，说加重游手好闲者的惩罚，说杜绝倡优的戏耍，说限制在官府的役使，说抑制僭越奢侈的风俗，说禁止寺庙的建造，说戒除坊第游观的场所，刊刻无益的书籍，说禁止邪教的倡导，说加重迎送供张的罪责，说确定学校的名额，科举的制度，说诛杀贪污的官吏。言语多有愤世嫉俗，这篇文章没有流传下来。

有看似不消耗而实际消耗，看似不生产而实际生产的情况。官场习以为常的套路，没有计算民间财富的损益，玩弄这些名目，可以知道有所警醒了。

世间批评讲学家的人，他们的说法有二：一是伪，二是腐。伪，是指行为不顾言论；腐，是指学问不适用。唉，我的言论如此，而行为不如此，这是我的言论世间的靶子。说像坠天花一样，而尝试实施，往往不成功，这是我的言论世间的涂抹羹汤。我对此感到恐惧，不敢以讲学自任，只以无学自修。虞地有杨启昧的人，他的学问主张良知一派，听闻的人怀疑相信参半。我说：“您的学问，是实学，是有用的学问。他在家庭中敦厚孝悌友爱之情，在乡党中成就闲居之美。义理所应当做的，不爱惜千金；困难所急需的，不辜负一个承诺。所过之处劝各士绅输送粮食千百石，就在当地储存，以备大饥荒。列出社学科条以养育蒙童，设立敬老约会以劝勉孝道。分财给人，教人向善的心，恳切浓至。他所口说的，都是他所亲身践行的。是伪吗？不伪吗？有救荒一疏，恻隐之心感动上天，三宫拿出金钱数十万，救活沟壑中的人，不可胜数。京营措置，振刷优恤，细微宏大，无不适宜时宜。官军鼓舞感激，数月改观。”

译京城的人士说，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他稍微施展作为，不久便建立起功业，便足以成为当世的楷模。后来他是腐朽还是不腐朽呢？开启蒙昧却不讲习学问，已经在行为与事务中实践学问了。何况用此道唤醒此人，又如此（卓越），决不是虚伪迂腐的儒生，借玄虚之谈来标榜自己门户的人。

译杨生把践行道义、救济他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这正是用来挽救伪儒、腐儒弊病的方法。如果还认为伪学、腐学太少，那么那些不行道义、不救济他人的人，难道就转为不伪不腐了吗？吕公针对杨生发出这番议论，旨在唤醒当世的学者。

人们知道异端危害正道，却不知道儒者的言论，也危害正道。对道理认识不明，似是而非；有的卖弄浮夸言辞来扰乱真理，有的固执偏见来夺取正统；有的拘泥于眼前，而蒙蔽万世的常理；有的顺从小道，而溃决天下的大防。用这些来推行他们的学问，也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祸患。所以有异端的异端，也有我们儒家的异端。异端的异端，是真正的错误，它的危害较小；儒家的异端，似是而非，它的危害较大。追求大道的人，不能不加以辨别。

王心斋常常把快乐作为学问。这种学问，是不会吃苦的甜瓜入门。既然学习快乐，那快乐也就是逍遥自在罢了。如果不从深入造化和长期积累中得来，不从忧虑勤勉、警惕激励中得来，孔子因为发愤忘食而快乐以忘忧，颜子因为广博简约、克制复礼而不改其乐。他们的快乐，是优游自得，无意于欢欣，却自然不忧愁；无心于旷达，却自然不烦闷。如果学问有快乐，还是乍得之心；刻意学习快乐，便是助长之心，怎么能不成为猖狂放纵呢？

猖狂放纵以求快乐，这是儒家的异端，危害正道也就危害事功。

每件事都有实际内容，每句话都有精微义理，每个事物都有终极真理，每个人都有处世方法。学者所看重的，不过是学习这些罢了。现在的学者，留心于浩瀚博杂的书籍，役使心志于靡丽刻削的文辞，沉溺于凿真乱俗的技巧，争胜于烦劳苛琐的礼仪，已经可悲了。又迷迷糊糊，像痴像病，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甘美的食物，却一无所用心，不是更加可悲吗？所以学者可贵在于好学，尤其可贵在于知道学什么。

儒者只有建立功业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们未曾完全尝试他们所说的，恐怕尝试后即使没有邪气，实际上能成就事功而不狼狈失败的，一定不多。

著述的人，不一定都是有学问的人。有名无实的人，每遇到事情就失败。这不是学问的缘故，而是所学的不是真正的学问。

太平时期，文武将吏，习惯于懒散，拾取前人的唾余，高谈阔论，都像是真才实学。等到稍稍艰难的大事到手，仓皇迷闷，没有一件能济世之术，可叹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讲求，处处体验，临时只办得三五分苦，全然不理会，只像纸船尘饭。

没有学问不可以谈论做官。那些似学非学的人，对做官也没有益处。所以实学最为重要。

宇宙需要大家支撑，即使是掀天揭地的大事，也还做得。为什么呢？因为人力聚集而人心振奋。如果用一根木头支撑大厦，工匠师傅正极力支撑，而其他工匠袖手旁观，有嘲笑他迂阔的，有讥讽他喜事的，有幸灾乐祸的，有掣肘的，有嫉妒他的成功以显示自己短处而陷害他的，更严重的，不诛杀其他工匠，反而诛杀工匠师傅。唉！谁还肯做工匠师傅呢？推卸奸邪、逃避事务的人无罪，固然享受安静的荣耀；考虑患难、扶持危局、尽忠的人，反而遭受众人的祸害。富贵利达，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是人们所想要的，却又有东西驱使他们；冒犯嫌疑、承担怨恨，劳心竭力的事，是人们最不愿意的，却又有东西摧残他们。天下的事，还能依赖什么呢？

只有有学问的人，识时务、审时势，看得真切，筹划成熟，才可以谈论这些。如果轻率少谋、好大喜功的人，又当别论。

爵位俸禄的恩宠，圣贤未曾不认为荣耀而重视它。圣贤并非因此有所增减。朝廷重视它以示劝勉，而我轻视它以标榜清高，这是穷尽君主鼓舞天下的权力。所以圣贤秉持礼义，虽然不以爵位俸禄的恩宠为增减，却未曾不认为荣耀而重视它，以实行他们济世安民的志向，扩大他们民胞物与的胸怀，更以显示天下帝王权力的可重。这是臣子的道理。

不得志的士人，常说无心求取仕进，人们也就因此看重他们。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忘记爵位俸禄，即使真的如此，对世道又有什么补益呢？士人衡量后才进入仕途，是可以的；抛弃爵位俸禄以标榜清高，则不可以。吕公把这作为臣子的道理，可谓得体。

引用经典有断章取义而取其他含义的。如“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经》说的是敬，而《大学》说的是止；“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说的是推家于国，而孔子以家为国。言语何尝有定论，只在于理罢了。我读六经，常常触类旁通其相似之处，随事引用，久而成卷。拘泥者认为这不是其归旨。我认为这是通晓穷究经典，而昏暗于引用经典的人。穷究经典的人，因为圣人的言语而探求其心，细致入微，逼真了，却还害怕其疑似；引用经典的人，借圣人的言语以广其义，海阔天空，打破界限了，却还害怕其拘泥。所以能穷究经典，则理精；能引用经典，则理畅。君子观察引用经典，然后才知道一贯之道。

各书中引用经典语句，不能完全吻合。经学家怀疑其不类而难以解释。现在说引用经典与穷究经典不同。穷究经典必须剖析其精义，究其指归；引用经典取其理之可相通。所以

译研究经书，担心的是对义理产生似是而非的误解。引用经书，担心的是对文辞过于拘泥刻板。由此可以领悟治经一贯的根本方法。

译六经简易明切。诸儒因之聚讼，从而分裂大道；深文，从而晦暗大道；拘泥，从而狭隘大道。于是便失去了六经的宗旨。

六经，是天地万物的史书。天地万物，是六经的例证。而这一切都寄托在圣人身上。圣人的心，是大道的府库；圣人的身体，是大道的车舆；圣人的言语，是大道的钥匙。

既然六经就是天地万物的史书，天地万物就是六经的例证，那么六经就不是空泛的言论了。大道以圣人的身体为车舆，以言语为钥匙，那么六经若非圣人就不能推行，不能阐明。这立论看似新颖，其道理却非常确切。

世俗之道任由自然发展，圣人建立世间教化，并用“应当如此”来约束它。礼法，是维持世间教化的美好事物。巢父、许由披阅经卷，佛、老、庄、列等人决开礼法的堤防使其溃败。他们不考虑百姓万物，学问不基于诚敬，心中没有警惕勉励、忧虑勤勉的态度，拾取佛陀的余唾，开设方便法门，以自我满足其猖狂恣意的念头。轻视平常的言语和行为如同土块草芥，视三百三千的礼法为桎梏，世间教化荡然无存了。应当将我们儒家经史之外的，那些清奇高远、幽深玄妙、虚妄荒诞的言论，全部付之一炬，这才差不多吧。

六经，是承载大道的器具。天地神祇在其中，千古圣贤在其中，君师道义在其中。尊重天地圣贤，看重君师道义，就必然尊重书籍、看重书籍。尊重书籍、看重书籍，就必然精心装潢、整齐排列，珍藏保护。自然会有一股不敢苟且的真心，重视这万分不敢亵渎的法物。如今却用细绢锦盒、象牙书签、犀牛角轴，来储存陈列的玩好之物，而不用来储存切身有用的典籍。亲手点校过的，也不收藏，有的放在床头，有的扔在坐凳上；有的封面没有题识，或者破碎没有护壳；有的卷角断边，污垢油腻汗渍浑浊，字迹无法辨认；有的半部在南屋，半部在北厢，半部在家里，半部在友人的书案上；有的宋元善本卷册成套，却一半遮挡窗户，一半覆盖瓦罐，一半在妇女的箱笼里。经天纬地的典籍，竟然如此轻慢抛弃；峨冠博带的儒生，竟然如此践踏。俗话说：“乞丐爱惜瓢，佣人爱惜锹。”并非这些物品足够珍贵，而是生活所依赖。士子诵读经籍，正凭借它来增长见识，陶冶身心，变化气质，达到公卿的地位，荣耀祖宗，恩泽百姓万物，岂止是瓢和锹而已呢？僧道对于佛经道藏，用衣服都得不到的绫罗做书衣，用鸟鼠不到的简笥做书厨，每次诵读，就洗手焚香，高声吟诵，如同面对仙佛。这是僧道不亵视经卷，士人却独独亵视圣贤经籍。士人没有天道了。

读书人不爱惜书籍，随手丢弃，任意践踏，不但忘本负心，那暴殄天物也太严重了。

自从大道不明，学术日益败坏，学者大多凭气质行事，把侠烈当作节义。像汉宋党锢的那些君子，都没有听闻大道，而张俭则是节义的贼人。孔门的训诫说，国家无道时，行为要端正，言语要谦逊。又说，沉默足以容身，明哲保身，这是合乎时宜的大道。身处浊世，冒险求名，高自标榜，互相引重，又非议朝政，指责权贵，使得公卿以下的人，畏惧他们的讥讽贬斥，鞋子穿反地挤满门庭。他们是忌恨呢，还是喜爱呢？本性应当如此吗？职责应当如此吗？这就是党锢的罪案。既然想树立一世的名声，就不应爱惜一身的性命。当时以不与党人为耻的，有皇甫规；罪不逃避刑罚，审理案件考问致死的，有李膺；听到诏令辞别母亲，亲自前往请求囚禁的，有范滂。这是贤智的过错，没有听闻大道啊。至于张俭则像兔鼠一样逃窜，望门投宿，墙可以翻越，洞穴可以藏身，苟且偷生。因为容留张俭，相继遭受重罚的，有十几家；因为追踪张俭而被收捕的，几乎遍及天下。宗亲全都灭绝，孔褒一门争着赴死，保全这招致灾祸的身体，是为了什么呢？夏馥听说后叹息说：“一人逃死，祸及万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等到党锢禁令解除，张俭才回家，厚颜无耻地还在朝廷做官，最终做到卫尉，八十四岁才死。所谓的节义在哪里呢？所以说他是节义的贼人。岑晊逃跑，贾彪闭门不接纳，公孝要挟君主导致祸患，自取其咎，哪里可以容隐？这未必没有见识。朋友的道义，平日以道义互相切磋，以中正互相规劝勉励。罪不当诛，为他解除危难是可以的，为他容隐是可以的。自己作的孽，素不相识，何至于违法犯义，跟随亡命之徒？太严重了。大道不可不明，学术不可不慎重。

汉代党锢之狱，被逮捕的人很多，贤愚不一，死亡相继，一时举国像发狂一样，都认为贤人君子遭遇党祸变故，反而指责官法过于严苛。延及后世，竟然视为仗义励节的行为，无不惋惜他们的死，庆幸他们的生。吕公指出他们起事的不义，以张俭为节义的贼人。赴死的人没有听闻大道，凭气质行事，是贤智的过错。这是持平端本的议论，不但关乎学术，也关乎治国之道。后世士风日益浇薄，民俗日益刁钻，法律严禁聚众，律令禁止抗官，追究纵容逃亡，追究藏匿，减少株连，宽待余党，只以事理是非、情法轻重为权衡。对的而轻的，法律不波及众人；错的而重的，党恶难以逃脱。无非是让人人都明理守法，以

译大概可以远离罪过了吧。根据事理的是非，来确定法度的宽严，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处理政务，都正应当在此处加以研讨。

译问严子陵是个怎样的人。回答说：在富贵显达的时代，不能没有这样的高人。但是朋友的情分不能凌驾于君臣的大义之上。五位大臣与舜帝本是同僚朋友，今天并肩而立，明天就北面称臣，这有什么妨碍他们成为圣人呢？如果拥有经世致用的才能，怀抱忧国忧民的志向，顺应时势所讲求的，正想要大行其道、彻底实施，以安定天下，那么谁是君谁是臣，正不必如此拘泥。如果想要远离尘世、高蹈隐退，哪里不可以藏身，即便不见光武帝也可以。既然已经见面了，却仍以朋友看待皇帝，甚至把脚搭在皇帝肚子上，恐怕道理不该是这样。至于光武帝，则是伟大的。

君臣之间的大义，不适宜故作怪异以标榜清高。如果认为与皇帝相知已久，正可以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劝谏施行王道。皇帝听到未曾听闻的道理，对世道民生有益，这才不虚此行。像严子陵这样的人，称他高尚是可以的，但衡量君臣大义则未尽妥当。

风俗常由淳朴趋向虚伪，人常由笨拙趋向灵巧，事物常由质朴趋向华丽，礼仪常由简朴趋向繁复，习俗常由敦厚趋向浅薄。这不仅近代如此，即使周代相比唐尧虞舜，也已有差别了。这是势所必然。圣人治理天下，只在于使虚伪回归淳朴，摒弃灵巧崇尚笨拙，收敛华丽恢复质朴，简化繁复归于简略，扭转浅薄顺应敦厚。这些事不多，不扰民，官员也可以不必多设。后世却用虚伪治理虚伪，用灵巧治理灵巧，用华丽治理华丽，用繁复治理繁复，用浅薄治理浅薄，不致力于返本归真，反而增设官员来维持，想要聚敛财富，财富反而更加耗损；想要强化军队，军队反而更加疲敝；想要厘清奸邪，奸邪反而更加滋生；想要澄清刑罚，刑罚反而更加滥施。追求治理越急切，离正道越远。为什么呢？因为官吏议论繁杂而自相混乱。

本来为某件事而设置官员，那件事反而因为官员而败坏，官员作为官员的作用，由此可见。百姓受累于官员，也由此可见。

天下的事情，本来没有这么多。只是因为不当且没有实效，所以事情才多。譬如医生治病，找到致病的原因而对症下药，所以能立刻见效。不知道病因，各种药物杂乱投喂，那么医生不胜劳累，而病反而更不可治。万全的利益，因小碍而废弃；百世的祸患，因小利而施行。为什么这样施行，随即又议定废止；忽然废止，又议定施行。莫非是像各种药物杂乱试用的人吗？所以说是不当。譬如尘土做的饭、泥土做的羹，可以当作游戏，但不能用来食用。如今勾稽校对账簿文书，往复纠缠支离破碎，并非深切关怀民间疾苦；修饰粉饰文物典章，务求外表华美，并非恭敬尽职的诚意；虚增声威名数，谋求官职赏赐，并非真实考察政绩；亲近恶人包容奸邪，推求细枝末节，并非查究罪恶的关键。莫非是像尘土饭、泥土羹一样吗？所以说没有实效。

因为事情不当所以事情多，因为事情没有实效所以事情更多。推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筹划消除这种弊病的方法，这不能没有学问。子夏之所以有做官不废弃学习的言论，希望不要说既然已经做官了，何必还谈学习呢。

势利，是天下的神奇之物，帝王师相，用来维持势利。国家的治乱，百姓的死生，在于势利，关键在于如何驾驭它罢了。

人常被权势所逼迫，被利益所诱惑，于是将“势利”二字看作不好的字眼。不知道利就是义的和谐，势就是治的权柄。利是生养所依赖的，势是名分所在，古今贤愚上下，都不能废弃。吕公看透人情，推演到极致，提出这种势利的学说，实为至理，并非强词夺理。

天下都起源于利，如果没有势来禁止，就会混乱。百货堆积在市场，五尺孩童看守，百鸟猎犬不敢夺取，是势禁止的。万金藏在府库，一张纸片封识，百位典守不敢开启，是势禁止的。为什么呢？利能让人生，而势能让人死。如果不达到忘记生的地步，那么畏死的心就会胜过它。

有人说，势利如此重要，君子将去追求它吗？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天下有势利而不敢追求，何况臣民。臣民如果追求它必然灭亡。所以君子只有忘掉势利，然后才能成为势利的主人。他得到势的时候，施行的是道德。道德不能施行，那么势就像泥土草木一样轻贱了。即使去服役做佣工，也不以为耻。他想要利的时候，看重的是道德。道德有瑕疵，那么利就像粪土一样低贱了。即使饥寒困苦也不顾惜。所以忘掉势利而能成为势利主人的，是圣人啊。重视势利而毫无所取的，是圣人啊。

天下的利，是天下人相互生存养育的凭借。上天不设立君主，君主不建立百官，那么天下的利，就会归于豪强，归于贪婪暴虐之人。豪强贪婪暴虐之人独占利益，就产生势来役使众人，而触犯天子的法律。贫穷无赖之人失去利益，就聚集起来寻求所欲，而开启天下的祸端。所以利不能不均。天子收取租税，以供军国所需，而不独占天下的所有。建立官员分派职责，给予人们属于自己的利，而使各自拥有自己的所有。又让他们依靠官府来保全自己的所有，即使万世为君也可以。所以说利应当公有，利应当在下。

帝王治理天下，利可以公之于天下，势必须揽于一人。如果让尧舜穿平民的衣服，站在市场上，来号召天下，而能使人服从，那么就不需要势了。如果天下贤愚众寡，都不需要纪纲法度，那么就不需要势了。所以天子用势统领百官，百官用天子的势

译颁布政令，用以推行君主的德政恩意。天下各地的贤良百姓，敬畏地奉行法令，连一丝一毫也不敢放纵妄为，这是因为君主掌握了权势。即使是尧舜也不敢将权势让给天下，这权势正是统一四海、平定天下的关键利器。有人问：“你不谈论名分道德，却谈论权势利益，恐怕不符合圣人的教诲吧？”回答说：“权势利益，是用来维系名分并推行道德的手段。如今，名分虽然可以让人效死，但如果粮草赏赐不足，即使刑罚严厉，也无法督促将士冒着刀箭冲锋陷阵。所以，高官厚禄、重赏显荣，属于名分的范畴，但必须依靠利益来推行。古代的贤明君王，总是把改善民生放在端正道德之前。如果百姓正处于饥荒之中，却去讲求礼让、训导仁义，难道能让人人都做坚守廉洁节操的饿死鬼吗？所以，提倡礼制、崇尚谦让、喜好道义、乐于仁爱，这些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也必须依靠利益来推行。”

译凡是身为臣子却轻视君主的权势与利益，就是不忠。圣贤并非权势利益所能局限，而是率先为天下人重视君主的权势与利益。所以权势利益受到重视，君主就受到重视；君主受到重视，天下就受到重视。圣贤不敢轻视这一点。读了《乡党》篇，就知道孔子不敢轻视君主的权势与利益了。君子看到监狱便更加恭敬，刑法的设立，是为了怜悯小人，并给他们展示成为君子的道路。那么监狱，

看到囚犯便更加怜悯，所怜悯的是已经犯罪的小人；更加恭敬，是为了警戒尚未犯罪、却又容易犯罪的小人，给他们展示成为君子的道路。把监狱当作小人的学校，这个论点看似新颖，取义却十分贴切。掌管刑罚的人，不可不存有这种心意。○吕公治理政事，一向以精明著称，践行浑厚之道。观察他所著的《刑戒》以及这一条，所说的都是在不得已而用刑之中，纯粹是一片哀怜痛惜的心意。由此可以知道吕公所学的了。知道学问，也就知道政事了。

礼法对妇人守贞要求严格，而对男子纵欲则较为宽松。贩夫仆役，都置办婢妾，狎昵玩弄小童，认为这是丈夫的小节而无人过问。然而凌辱正室使其失所、逼迫妾室致其丧命的情况纷纷发生，这也是礼法所遗漏的地方。

国家的禁令，虽然不及此，但士大夫修身齐家，难道应该任凭情欲恣意妄为，视为理所当然吗？

《学仕遗规》卷一终

●《学仕遗规》卷二

桂林陈宏谋字榕门辑

子锺珂

侄锺理、锺琛

孙兰森同编校

方正学《逊志斋文集》钞

高肃卿《本语》

冯少墟《语录》

吕泾野《文集》钞

寇永修《山居日纪》

◆方正学《逊志斋文集》钞 【名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别号正学，浙江宁海人。明建文朝以汉中教授召为文学博士，参与大政。靖难兵起，不屈被戮，后追赠太师，谥文正】

谨按：明初靖难诸臣殉节，以方正学最为壮烈。考察他的生平，自幼苦志励学，实践笃实。文集中所载论学论志，自勉勉人，明道济时，总以不负所学为主。虽然历仕不久，但即仕即学的规模，足以矫正浮靡之风而端正世道趋向。

学问以穷究事理、真诚修身为要，以礼乐政教为用。根据人的情况施教，而不强人所不能；效法古制，而不违背时势所不可。这是它的大致情况。起初学习时，用孝悌来端正其根本，用切合道理的诗歌谣谚来启发其智慧；群居时教导他们和睦，赐予物品引导他们谦让；谨慎使用体罚以培养其羞耻心；敏捷的人用庄重沉默来约束，木讷的人用英明智慧来开导；柔弱的人振奋激励，刚强的人裁抑节制。学问的基础由此奠定。

这是将孝悌、谨信、亲爱、学文合一贯通的工夫，所以说这是学问的始基。

学问有成时，立教有四：一曰道术。观察那些端方纯明、知晓微言大义、接近道的人，与他们交谈；考察他们的言行，以稽查其进步；试探他们的问难，以审察其造诣。

二曰政事。观察那些通明有才知的人，让他们学习。制定产业、平定赋税，兴办教育、审理诉讼，抵御灾害、抚恤孤弱，驾驭官吏、禁止暴行，体察民情，知晓法意。用言语试探，授予事务，从而观察其胜任能力。三曰治经。精密洞察事理，笃志不惑，让擅长讲说的人去做。四曰文艺。博学多识，通晓制度名物，立言陈辞，可以作为世间的教化。教化在于老师，教化的快慢在于人。得到合适的人，推广任用，不难遍及天下。这难道是一家一派的学问吗？

三代之时，人才都本于学问。所以有才的人，必定明白道德的要义；知道道的人，必定通晓治理的道理。周室衰微后，上面不知道如何教化，下面不知道如何学习。于是人们各自根据性情所近而攻治，学术与治才，分裂为二。天下的士人，明于经术的，未必能在事功上体现；优于世务的，未能本于学术。其弊端到了秦汉，世主认为儒生无用。司马徽论人才，也说儒生不识世务，识世务的在于俊杰。儒者的道，大的方面无所不包，细的方面无所遗漏；近的方面不因为容易而不举，远的方面不因为迂阔而不为。本来没有不达于世务的。不达于世务的，必定不是儒者。

学术的衰微，是四种蛀虫危害所致。文辞奸巧，摘取近事，窥伺时势，趋便投隙，以富贵为志向，这叫利禄之蠹。耳闻口炫，诡色淫辞，非议圣贤而自立门户，果敢大言以高人一等，而不顾理之是非，这叫务名之蠹。钩稽成说，务求合乎上古，毁訾先儒，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更立异义，以迷惑学者，这叫训诂之蠹。不知道德的旨意，雕饰缀缉，以为新奇，钳齿刺舌，以为简古，于世无所加益，这叫文辞之蠹。四者交相作祟，圣人之学就灭亡了。必须本于自身，见于政教，可以成就万物的，大概只有圣人之学吧。

道的大端，不过是修己治人罢了。遵循性命之理，是用来修己而为治人之本的。察明礼乐政教的器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