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仕遗规卷四

译孙兰森一同参与编校

王文山在寻乐斋偶然抄录

译李惺庵《读书杂述》

黄博士《实学录》

王朗川《汇纂忠敬录》

石成金《官绅约》

◆王文山《寻乐斋偶钞》【名云建，号文山，浙江钱塘人，雍正丙午年举人，官至国子监学录】

谨按：凡是谈论做学问的人，都说要寻找孔子、颜回的快乐所在。然而快乐哪里是可以寻找的呢？刻意去寻找快乐，如果不是放达不羁以怡情，就是寄情山水以娱目。这些快乐都是从外部获得的，并非真正的快乐。颜回拥有真正的快乐，所以不会因为箪食瓢饮、居住陋巷而改变。这并不是因为他以箪食瓢饮、居住陋巷为乐。孔子喝清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以喝清水、弯胳膊当枕头为乐。相比之下，那些从外部获得的快乐，随着一时的境遇而欣喜或悲伤，随着个人的顺逆而忧愁或欢喜。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也就是圣人与狂人的区别了。我向来怀疑快乐不可寻找，因为寻找而后得到的快乐，大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圣贤寻找快乐的功夫，绝不会是这样。钱塘王文山先生著《寻乐斋偶钞》，其中详细叙述孔子门下寻找快乐的功夫，都不在于外在境遇，而在于反躬自省，以求自得，这才是寻找快乐的真谛。所以他说得如此切近。考察他的生平，从讲学授徒到出仕做官，勤勤恳恳，贴近日常生活，注重自身修养，期望无愧于圣贤，对百姓万物有所裨益。他在京城做官不久，未曾担任地方官，但对于民生治道、做学问与做官道理一贯相通的义理，没有不深刻洞察其关键要点的。我正担心世上的读书人，将做学问与做官分为两途，向外寻找快乐，而不向内寻找快乐。科举文章，竟然如同敲门的瓦片（用完即弃）。考中功名、出仕做官，仅仅作为谋取利益的捷径。所学非所学，所仕非所仕。所以摘录此文，为有志寻找快乐的人确定方向。

魏环溪先生《寻孔颜乐处解》说：孔子快乐的所在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得到两句话：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哪里去寻找呢？说：从下学入手。颜回快乐的所在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得到两句话：不把怒气迁怒于别人，不犯同样的错误。从哪里去寻找呢？说：从克己入手。子思快乐的所在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得到两句话：不攀附上层，不欺凌下层。从哪里去寻找呢？说：从安于平易入手。孟子快乐的所在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得到两句话：仰起头来无愧于天，低下头来无愧于人。从哪里去寻找呢？说：从集义入手。我拟补充说：曾子快乐的所在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得到两句话：不要自我欺骗，一定要自我满足。从哪里去寻找呢？说：从慎独入手。

说下学，说克己，说安于平易，说集义，从常情来看，都是圣贤刻苦的功夫，未必都令人快乐，但实际上却是寻找快乐的真谛。指出曾子寻找快乐在于慎独，尤为亲切贴切。

曹月川说：孔子和颜回的快乐是仁吗？不是。这是快乐于仁。仁中自有其快乐罢了。孔子安于仁，而快乐在其中。颜回不违背仁，而不改变他的快乐。安于仁，是天然固有的仁，而快乐在其中，是天然固有的快乐。不违背仁，是坚守的仁，而不改变他的快乐，是坚守的快乐。古语说：仁者不忧。不忧难道不是快乐吗？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没有直接说破，是想让学者自己领悟。

鹿江邨说：人在世间，谁不求快乐，却常常得到忧愁。周茂叔寻找孔子和颜回的快乐所在，并不是逍遥闲旷的生活。我们心中有趣味，才能得到快乐。而趣味从哪里产生？从不愧不怍中产生。愧怍从哪里来？从尽力做好本分中来。如果不发愤努力，只是一味随波逐流，那么本来面目就无法显现，世俗的束缚逐渐牢固。因为没有用力的地方，也就没有得意的地方。一辈子忧戚，哪有出头之日。孔子和颜回喝清水、弯胳膊当枕头，吃粗粮喝野菜、居住陋巷，一个说快乐在其中，一个说不改变他的快乐。他们原本自有根本。《万物皆备于我》一章，快乐的本体和功夫都尽在其中了。○按：反身而诚就是仁，这是快乐的本体。强恕求诚，这是寻找快乐的功夫。

“寻乐”的“寻”字，最容易成为逍遥闲旷者的借口。牢牢抓住强恕求诚，作为寻找快乐功夫的入手处，才能见到切实的境界，不同于浮泛的仰慕。

杨龟山说：学者学习的是圣贤所做的事。想要做圣贤所做的事，必须听闻圣贤所获得的道。如果只求博通古今，写文章，做忠诚守信、质朴诚实、不做不义之事的人，古来这样的人不少。如东汉的处士、隐士，以及有名节的人，当世闻名者很多。如果用圣贤之道来要求他们，几乎没有相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道，起初就没有听闻的缘故。现在的学者平时说：我应当做古人所做的事。一旦有事，便无法处置。大概他们所学的，是以博通古今写文章，或者立志忠诚守信、质朴诚实、不做不义之事罢了。而不知道听闻道之后才应当如此。由我看来，学习而没有听闻道，就像不学习一样。这段话语，对学者关系重大。

人不学习，就会在名利中奔波，被身家琐事牵扰，整天心神不定，而有愧于作为人。学习而没有听闻道，就会在诗词文章中浮沉，修饰小节，终身默默无闻，而有愧于作为学者。

道原本兼括人与己，融合内与外。所以人不可不学习，学习不可不明道。道确立了，人就确立了；成就不是独自成就。做学问在此，做官也在此。不仅仅是文章节义的偏长，迥异于名利身家的俗学，不可不分辨。

常常能把握此心，使言语不妄发，很难。

《周易》一书，卦爻吉祥的，往往寓含警戒严厉之辞；卦爻凶险的，必定指示趋向吉祥的道路。

译《内则》说：“父母去世后，打算做善事，想到能给父母留下美名，就一定去做；打算做不善之事，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做。”这几句话，为那些抱憾终身的人，指明了一条出路。

译忠与孝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孝子修养自身来侍奉双亲，忠臣竭尽职责来侍奉君主，都是终身坚守而不改变。以仁爱为己任，到死才停止，这是曾子之所以成为大孝子的原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之所以成为大忠臣的原因。

古人有心相宅相术，有三十六项善的标准。近来见到刻印这些内容的，大多混杂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因此我略加修订，列出相宅五十条准则，使保卫家业的人，能够奉行并以此自我鉴戒。

看门人谦逊温和。门前没有妇女和恶犬。围墙房屋完整修缮。庭院台阶清扫干净。座位上张贴着格言和先贤的训诫。主人会见客人，没有骄傲或谄媚的神态。不议论朝政、内闱之事以及他人的过失。能接受别人的规劝和告诫。久坐听不到妇女的声音。子弟恭敬谨慎、雅正严谨。故旧亲友和穷困亲戚往来不断。家长约束家人有法度。不听信小人煽惑的话语。全家朴实节俭，没有穿鲜艳衣服、骑骏马的习气。作息按时。有固定的产业和职业。不侵占公私土地。早早缴纳国家赋税。私人债务早早还清。和睦邻里。不巴结权贵，不通过关系说情公事。不揭发诉讼。受人欺凌侮辱，用道理感化教诲。不与坏人交往。不借用行商、优伶以及投充人员的称号（如使用本宅的灯笼、牌子、旗号之类）。三姑六婆不进门。星相巫术之人不进门。没有帮闲食客。不蓄养美妾俊仆。没有吹弹歌唱的声音。妇女不进庙烧香。敬奉神明，不随意进行亵渎的祭祀。祭祀祖先，按时按礼。婚嫁不贪图富贵，也不沿用过分奢侈的俗礼。丧葬不用佛教的方法。早早安葬先人，不迷信风水。宴请客人没有奢侈浪费，也没有通宵喧哗。亲友有急事，能量力帮助救济。家中没有赌具（纸牌、骰子、双陆、骨牌、围棋、象棋之类）。没有戏具（如放风筝、斗蟋蟀、笼养禽鸟、踢球、毽子之类）。不收藏禁书（如《推背图》《东明历》之类）。不珍藏难得之物。不存放小说、淫词、春宫画（见到就焚毁）。不炫耀名声刊印自己的诗文。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交易不贪图便宜。不使用成色不足的银子。出入使用的斗、斛、戥、秤统一标准。体恤下人的甘苦。不苛刻剥削佃户。没有缘故不杀生。

这五十条，都是居家日常中最容易忽视的事情。遵循并实行它们，就是修身齐家的关键。相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圣人把整天群居却言不及义作为大戒。如今士大夫相聚，不是谈论朝政新闻，就是讲应酬俗事，甚至戏谑诙谐，妄议人物，夸大叙述鬼神怪幻之事。能够论文说诗、留心世务经济的人，十中难得其一。至于身心、民物这四个字，几乎无人提及。有志于学问的人，能不思考如何纠正挽救吗？

大抵是习惯成自然而不知道其错误，一经提醒，真觉通身冷汗直流。这对求学做官的人裨益不小。

一旦失足，终身无法补救。应当痛加戒除。

圣贤经传的话语，人们从小记诵，未能铭心刻骨。里巷狭邪的谈论，稗官野史的荒诞之说，一旦进入耳目，便立刻不忘。非礼勿视听的告诫，能不时时严格反省吗？

书籍繁多且杂乱，有益于人者，有损于人者。读有益的书，或许未必有益；读有损的书，往往就被损害而不觉。如果沉溺于此，损害竟无底止。能不戒除吗？

江都叔父将要赴任，我作《临民十二箴》寄给他：一不收长随，二不借京债，三慎择幕宾，四防检宅门，五交盘清楚，六用度节省，七清心寡欲，八钱粮随收随解，九案牍不滞，十慎重审断，十一事上官以和，交绅士以礼，十二驭吏严而有恩。先叔颇为采纳我的话，可惜在任不久就去世了，扬州百姓至今还在颂扬他。

同年冯永振考中进士，被派往福建试用。临别时我送他说：士人在州县任职，必须具备一种立即离任的心态，又必须具备一种终身在任的心态。有立即离任的心态，那么钱粮案件，逐日清楚，不至于积累而成弊端。有终身在任的心态，那么地方的利弊，自然关切，不至于视如旅店般暂住。

在任时间的长短，不可预料。存有立即离任的想法，那么凡事必不敢苟且；存有终身在任的想法，那么凡事必筹及久远。无非是尽到我所能做的，不肯有一天辜负这个官职罢了。

周朝制度，比、闾、族、党，各有乡官。汉朝有亭长、啬夫。唐朝有里正、村正。明朝初年有老人。大概是太平日子久了，户口稠密，州县官难以遍察。如果命令每里各设这样一员，责成他们宣化劝诱。凡是里中孝顺悌爱善良的人，以及顽劣悍勇不法的人，让他们登记实情，每月初一、十五上报给有司，考察其中特别突出的人而赏罚他们，这也是教化百姓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类人员，必须公举慎选。里中没有合适的人，宁可空缺。三年称职的，奏请给予散官衔；不称职的，立即更换其人。

乡约社长之类，尽有可以作为官方宣化布泽的人。得到这个意思而慎选之，保护之，奖

译激励并约束他们，自然也有益处。设立乡官，恐怕他们的权力过于重大。乡保则地位低下，如同卑贱的差役，不可任用。

译国家的法制严明。但有一类顽劣凶悍的人，即使遭受鞭打、戴枷受刑，之后仍然不知悔改。这已经不是单纯靠刑罚所能治理的了。应当依据罪行定罪判决，另外制作木牌，大字书写其所犯的罪行，如不孝、赌博、盗窃、唆使诉讼之类，悬挂钉在门上。一年内如果确实真心悔改，由邻里出具结状申报，才准许撤去木牌。古代有让懒惰游荡者戴特殊帽子的做法，有让罪犯穿赭色衣服的惩罚，或许可以仿效这种办法，让再次犯罪的人衣冠与良善之人稍有不同，仍允许他们自新，则免于处罚；屡次犯罪不知悔改的，迁居到国都门外。那些有孝义、行善的家庭，官吏访查得知实情，也送匾额表彰奖励，使人人知道所应仰慕、羞愧和悔改的方向。这就是《周书》中表彰善人、区别恶人，在住宅周围树立标志以示区别的方法。

强悍滋事的人，依法惩处，罪责到此为止。书写其所犯的罪行，悬挂门牌，观察其是否悔改，随时决定是否撤除。对善良的人给予匾额以示表彰，劝善与惩恶互相施行，这也是官吏善于教化的一种表现。

于清端公担任武昌同知时，推行保甲法。凡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必定亲自查验。精简随从，步行前往，不骚扰百姓。他的方法是十家互相担保，如果有可疑的人，不责成十家举报，但在他名下写上“无保”二字，那么他行踪可疑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也不立即治他的罪。呼叫那人告诫说：“你今后要学好，日后地方上有事，我必定追究你的罪责。”往往有人因此远远离去。境内因此变得清静。后来他巡抚直隶，颁布推行保甲条约，用意周密。然而宽严缓急之间，在于执行者的斟酌。法令施行而百姓不受骚扰，这才是好的。

李别驾光型说：《礼记》说，观察乡里的治理，就知道王道是容易施行的。如果一个乡的事情治理不好，哪里还谈得上治理一个县呢？保甲制度，分开来极其细致而不混乱，合起来极其宏大而不遗漏。所以必须了解地形的险峻与平坦，村落的稀疏与密集，然后才能联合划分保甲，施行出入守望的政策。了解堡垒、台驿、邮递的远近，桥梁、船只的归属，然后才能定期会合修建，施行奉公利济的政策。了解水土刚柔的性质，山泽原野的适宜之处，然后才能区分种植不同的作物，施行因地制宜、利于百姓的政策。了解人口聚集的多少，土地物产的丰歉，然后才能动员百姓互相劝勉，施行农业与商业相互资助的政策。了解邻里疆域人口的增减，居民世代产业的贫富，然后才能诱导劝勉积蓄，施行征收、散发、救济的政策。了解姻亲族姓的相互联系，比邻同里的相互隶属，然后才能宣讲法律，施行孝悌友爱、和睦姻亲的政策。了解田园家室的依赖，士农工商技艺的依托，然后才能区分勤勉与懒惰，施行考核督促、鼓励的政策。了解刚柔、智愚不同的资质，奢侈节俭、贞洁淫邪不同的习俗，然后才能表彰善人、区别恶人，施行劝赏、刑罚威慑的政策。因此，一旦推行保甲，各项政事就都具备了。人们只看到吏胥、保长奔波忙碌，门牌、册籍不断更换，出役应差的劳累，什伍连坐的祸患，却从未听说卫养、教化、利民的政事，因此民心不安，互相逃避，吏胥、保长借此作恶，难怪人们指责这是骚扰百姓。关键在于担任州县官的人，要周游考察辖区，明辨水土，询问风俗，体察人情，简化环节而疏理条目，掌握大意的所在，依次逐渐兴起，而绝无强迫百姓的迹象，这样才能长久施行而百姓相安无事。

州叫知州，县叫知县，没有一样不是他们所应当知道的。回忆我所任职的地方，先将四境的里程、村庄、民情风俗，列出清单询问，命令各县按照清单登记回复。村庄的稀疏密集，山河的险峻平坦，地界的远近，则另外绘制一幅地图。无非是想让官吏留心地方，体察情况。往后如果有应当筹办的利弊，应当查缉的奸匪，心中都已经清楚了。这里面有胸怀、有才干见识的人，从此知道如何措施，做出政绩，脱颖而出。其余的人也逐渐留心地方，知道如何着手，不至于像从前那样对四境茫然无知，只听任胥吏役卒的指使了。各省的图册，现在还存在箱子里。今天阅读这条内容，可以说先符合我的心意。这就是做官不废弃学问，先知后行的功夫，不可以认为是地方官的琐碎事务。

直省郡县的命案，一半出于奸淫盗窃。所以谚语有“赌近盗，奸近杀”的话。现在朝廷法令禁止赌博非常严格，确实足以消除盗贼的根源。然而民间的小说、弹词，春宫画刻，远近流传，甚至描绘在扇面上，粉塑泥像，在店铺陈列售卖。奸医配制谬药，在街巷张贴招贴，导致血气未定的年轻人，心神被其动摇。大的则陷入刑狱，小的也早早损害自己的身体。官吏设法禁止革除，命令书坊焚毁改业，这也是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紧急事务。

李果斋论述朱子读书的功夫说：虚心，平气，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旨意。前面没有理解，就不敢追求后面；这里没有通晓，就不敢立志于那里。使意思确定、道理明白，而没有急躁轻率、超越次序的祸患；心思专一、虑念单一，而没有贪多求速的弊端。开始用熟读，使那些言语都像出于我的口；接着用精思，使那些意思都像出于我的心。从表面探究到内部，从水流追溯到源头。探求其精微之处，如同辨别黑白；辨析其细节，如同数一二。而又反复地涵泳体会，切合自身去体察。这是千古读书的妙诀。然而世上不乏聪明的人，却粗疏草率，很少能遵循这个方法。并且说读书不求甚解，他们自误误人的程度实在严重。

如此读书

译然后才能深入钻研并有所心得。由此而达到学识渊博、取用不竭的境界。可以应对各种事务而不会陷入困境。不要说记诵与真正的学问没有关系。

译陈定宇说：《论语》《孟子》的集注，只在于熟读精思，贯通透彻。首先要将一部四书牢记在心中，不依赖刻本，提起一段的首句，就能脱口念出下面的细字，然后才有自得其中的妙处。

记录史事的人，必定要提炼其要点；编纂言论的人，必定要探究其本源。这是韩愈读书的要诀。必定要提炼要点，那么阅览史事就不容得不详细；必定要探究本源，那么思考义理就不容得不精微。如果在此之中更能考证比较同异，剖断是非，自己记录所疑惑的地方，附上辩论，那么知识的挖掘就会越深，记忆就会越牢固了。前辈们做诸生时，都有经书的讲章旨意，以及《纲鉴》《性理》等书的抄录节略，这还是古人的遗意。大概是为了自己温习的功夫，并不是想要流传于世。现在的学者不再讲究这些，他们写作书说史论，刊印流行，乃是追求名声、谋取利益，与修养自身无关，所以最终一无所得。甚至有书写成后却完全不记得内容的，这又值得警戒啊。

许文正公小时候，到私塾问老师：“读书想要做什么？”老师说：“应付科举，考取功名罢了。”许公说：“仅仅如此吗？”王文成公小时候，问老师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老师也回答说读书登第。王公心中不以为然，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做圣贤才是。”现在的读书人，专门困在“科举功名”这两个字上，父亲传给儿子，老师教导学生，到老死也不醒悟。两位公在童年时，就能勘破这一点，高明的见识，难道不是天赋的吗？难怪后来大有成就。

有人说善于读书却不善于做官的，华亭张庄简公说：这正是不善于读书的缘故。近来的人往往把瘦弱多病归咎于读书所致。我也说这一定是不善于读书的人。喜好学习的人，虽然通宵达旦地读书，也不可超过二更。因为子时是阴阳交接的时候，应当让心神归宿，滋养夜气，作为来日的根本。世间有年轻的士人，锐志追求名声，读书构思，整夜不睡，久而久之咳血，以致患上肺病，还没有实现显扬的心愿，却先丧失了生命，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孝吗？

有说读书不必做官的，却没有善于读书却不善于做官的。这仍然是不善于读书的缘故。至于因读书而致病，勉强刻苦，毫无心得，也是不善于读书的缘故。

科举这一道，国家用它来选拔人才，没有它就无法进身；父母指望它来显扬门楣，没有它就无法立身。况且所阐发的，是孔孟的言论，程朱的训诫，精微处在于性命的细微，广大处在于伦常的大义。果真能借此广泛探求义理，收敛放纵的心，增进德行、修习学业，都在于此。冯少墟说：用科举文章来体验亲身践行，就是真正的理学；用理学来发挥文章辞藻，就是好的科举文章。

朝廷用科举文章选拔人才，正是看重他们能读书。广泛探求义理，收敛放纵的心，真正的理学，就是好的科举文章，难道有区别吗？

《培垒居杂录》说：会文有十种益处：一、完成全篇；二、选择难题来做；三、静坐求精；四、自己创作，不依附他人一字；五、当面质问；六、不挥笔闲逛；七、自己誊抄试卷；八、乐于称道别人的长处，见到好文章、好段落、好句子，实时默记，不空费一日工夫；九、虚心听取意见，被抹去也不恼怒；十、不首尾违背誓言。会文有十种弊端：一、不完成全篇；二、更换题目；三、喧哗笑闹、闲谈；四、抄袭旧作；五、蹈袭他人的唾余；六、写字潦草；七、请人代写；八、当面阿谀、背后诽谤；九、不服善；十、做与不做随意。

曾子有以文章会聚朋友的训诫，后世的学者，都有会文的举动。然而玩味下句“以朋友辅助仁德”，那么会文就不只是会文了。十益十弊，在于会文的人自己寻求心得罢了。

写文章贵在锤炼。所谓锤炼，不是组织经典、排比对偶，才是锤炼。只是在构思落笔时，不随意而出，不随笔而写。有一个意思，必将本意说得明白透彻；下一句，必使此句下得扎实。一篇之中前后位置，各自相互照应，就是锤炼布局；一对之中上下转接，不相矛盾，就是锤炼对偶；一句安顿得妥帖，就是锤炼句子；一字下得有眼力，就是锤炼字。所以无论冗长拖沓、杂乱颠倒，都不可称为锤炼。凡是语句不顺、意思不达，都是不锤炼的弊端。无论文章的长短，写作的整散，总是要锤炼。锤炼衣服想要它干净，锤炼兵器想要它精良，锤炼丹药想要它成功，锤炼文章想要它熟透。等到久而成熟，那么随意而出、随笔而书，无非都是锤炼。只在平日功夫专一罢了。

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可见言辞主要在于表达，不能表达也不可以罢休。锤炼是为了求达，不仅仅是雕琢。

句子不可不锤炼，而句子有坚卓的，有排宕的，有隽永的，有峭拔的，有飘逸的。大抵长句不拖沓，短句不局促，疏密相间，长短交错，朗朗可诵，这就是锤炼。如果仅仅以多用排偶、删去虚字为锤炼，不仅伤气，也成不了文章。

多用排偶，义理被辞藻遮蔽；删去虚字，外表古雅而实际并非古法。用艰深来掩饰浅陋，都不是载道的文章。

圣人的言论，大处包容小处深入，无所不包。凡是人情物理、日常行事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可以与圣人的言论相互阐发。所谓用浅近的事说明深刻的道理，才算是得道。如果仅仅寻章摘句，胸中一无所有

译（文章）被看见。文采如何能变得警策有力？

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文章风格不同，但它们阐发题目义理的原则是一致的。凡是阅读文章时遇到令人惊叹或欣喜的地方，必须思考它与题目是如何关联契合的，这样在写作时才不会有不切题的弊病。评论文章的人既说贵在切题，又说文章妙在开拓，似乎两者不相符合。却不知道所谓的“开拓”，是指在题目的来路、去路，以及侧面、反面、正面进行多方面思考，而不是仅仅拘泥于正面描写罢了。这并不是抛开题目，另外去寻找文章素材。开拓正是为了穷尽题目的内涵，哪里有不切题还能成为好文章的呢？

译论述文章有几条极其精当。先生门下考中进士的人很多。现在才知道这一点。凡是学习科举文章的人，都应当把它奉为准则。

学者对待前代儒家学者，在学术界限上，辨析不能不严格。异端学派且不说，即使是同属正统学问，而意见和论点稍有偏颇，其流弊就说不完。如果不严格加以辨析，那么后来的学者就不知道如何辨别，误入歧途。对于功德崇高的人，追论不可过于苛刻。纯正的儒者且不说，即使没有达到中庸之道，而高明与深沉，所达到的境界不同，但其趋向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风气都足以兴起。如果苛刻地用标准去衡量他们，那么后辈就会在门户之见上纷争不休，反而导致争论不休的开端。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学术逐渐混乱，异端竞相兴起。他一生尊奉孔子为宗师。曾经称赞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温和者。而对于伯夷、柳下惠的行为，他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都认为君子不这样做。后来论说圣人可以作为百世的老师，就说听到伯夷风气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变得刚强；听到柳下惠风气的人，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都可以作为百世的老师。这是孟子论学术极其严格，而推崇极其周到。可以作为评论学问的法则。

先生担任学官时，有人请求大司成上奏罢免陆九渊、王阳明配享孔庙。先生主持议论驳斥了这种请求。所以有这种折衷持平的言论。这是评论学问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论学的最高准则。至于引用孟子尊崇伯夷、柳下惠不可效仿但可师法，不但可以领悟圣人的真谛，并且可以作为善于学习圣人的方法。

省去无益的应酬，钻研有用的经史，与儒家先贤的书籍日益亲近，那么对道理的心领神会就日益熟练。如果与平庸碌碌的人日益交往，那么邪僻的念头就容易产生。沉溺于长夜的饮酒，就会昏乱心志、损耗精神；修饰耳目的观赏，就会耗费钱财、夺去心志。有人有关说请托的事，不要开启这个端绪，应当严词拒绝。有人有紧急的请求，如果力量能够办到，应当尽量顺从。辞章之学，只求文理没有瑕疵，刻意追求工整就会妨害大道。进取的仕途，要知道得失由命运决定，稍事奔走钻营就会丧失品格。悠悠忽忽，就虚度了一天，就虚度了一个月，就虚度了一辈子。战战兢兢，才不辜负所从事的事业，才不辜负所生的时代，才不辜负所学的知识。

这是先生在嗣君担任馆职时，书写示下的家训。凡是做学问和做官的人，确实应当奉为宝贵的镜子。

◆李惺庵读书杂述 【名铠，字公凯，号惺庵，江南山阳人，顺治辛丑年进士，任绥阳知县，被举荐博学宏词，授翰林编修，官至内阁学士】

谨按：士君子谈论学问时，都还没有涉及做官。观察他们做学问的方式，有的对做官有帮助，有的对做官没有帮助，都可以预先知道。没有学问只是空谈，而做官却能办实事的。阅读李公的读书杂述，考据古代证明当今，学术和治术，原原本本。王阮亭在科举考试中担任分校官时，赞许他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不久因为博学宏词的推荐，由县令历任翰林院官员。政绩文章，不同于流俗。他的经史著论，有卓越的见解，不能全部记录，记录其中可以作为当今做学问和做官的法则和警戒的，作为训诫。

六经和四子书，谈论学问和政治，是万世的规矩和权衡，凭借它们来运用的。不是空话。后人考据辨析虽然精当，但大多遵循不够笃实，最终辜负了圣贤垂训的宗旨，不能称为善于读书。

少年刚开始读书，就知道举子文章考取科第之外，还有向上的事业，这样聪明就不会沉溺于俗学，将来卓然有所成就。

向上的事业，就在举子文章之中。能在这个时候有切实的功夫，科第在这里，事业也在这里。不必把考取科第当作俗学。少年读书时，就让他知道这一点，那么志向趋向端正，而学问就有根本了。

读书时对事物道理体察分明，出来应对天下事务，自然符合节度。

读书体察事物道理，就不是无用的学问。做学问做政治，哪里不适宜。

儒者不做无用的学问，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没有通晓经义、修养品行，明白义理公私的辨别，而在政治上笨拙的。做学问做政治，有规模，必有条理，井然有序而不混乱，并且持之以恒，这样学问可以成就德行，政治可以治理国家了。

游戏追逐时，一时痛快，不知道自己沉溺其中。事情过去情感变迁，索然无味，才觉得以前玩忽时间、虚度光阴。

向来不学习，后悔也无济于事。只需要从今天开始断绝，有进无退，有信无疑，在晚年收获也不算晚。

《易经》有吉凶，《诗经》有美刺，人人都知道。一定要在吉凶中得到修悖的道理，在美刺中产生劝戒的心，这才是开卷有益。

读经一定要知道古圣贤道德仁义的宗旨，确实可以治理后世的天下，而不是空话。读史一定要知道自古以来的治乱安危成败利钝，都是圣贤已经说过的，没有一项不符合的。这才是善于读书，可以用世，可以经世了。

读经史的人很多，能这样着想，才识怎么能限量。

读史既知道一代国势人才衰盛相循的原因，就暗中思考补救的方法。将来用古代的方法治理世务，就取之不尽，不至于差错。

读史对于古人可劝戒的，只要识记

译学识渊博广博，不过是次要的罢了。必须切实具备见贤思齐、内省自察的功夫，这才不同于仅仅记诵问答的学问。

译打开书卷，立刻就能获得见贤思齐、自我反省的功夫；合上书卷，随即就能得到见贤思齐、自我反省的益处。这不仅仅是读史书如此。

古人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尚且每天勤勉不懈，手里拿着一卷书不肯放下。现在的人稍微涉猎一下，就束之高阁不再观看，说：“懂得这些就够了。”这难道只是学问荒废疏浅，远远不如古人吗？士人志气的浅薄，社会教化的衰败，功名志节的苟且偷安，往往都由此产生。所以，激励后辈，使众人趋向正道之学，这与孟子端正人心的功效相同，不是小事。

等到五六十岁才学习，确实晚了。然而即使现在努力，也胜过终身昏沉糊涂。用勤奋来弥补笨拙，用早起晚睡来弥补年少时的懈怠。从今往后，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大概可以吧。

人们大多以晚年才开始读书为遗憾，却不知道晚年阅历既深，读书更有意味。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坐着说话，起来践行，这不仅仅是弥补少年时的懈怠。

老年人读书，不再能记住。然而看在眼里，心里愉悦，胸中有所收获，比起二十年前，更觉得兴致勃勃。

年老读书，所不能记住的，只是词句罢了。对于义理，应当更加亲切。如果仅仅是兴致勃勃，那还是浅薄的慕学。

学者博览群书，难道不是很好吗？至于修身齐家，得位行道的时候，竟然不能用上一两句话，这与不识字的人有什么区别？

庆幸耳朵聪明眼睛明亮，在听闻见闻之间，不践行善言善行，难道不是上对不起天意，下等同于聋哑盲人吗？

积累功德如同积累财物，喜爱学问如同喜爱肉食，攻治过错如同攻治疾病，保全名节如同保全官阶，勤勉不懈怠，这才是贤人吧。

境遇最能磨练人的品格。贫穷到难以忍受，却最终有所不为，不称他为君子是不可以的。

治理政事没有比辨别贤良与奸邪更重要的，做学问没有比分辨义与利更优先的。

看待外在得到的事物轻，然后才重视内在的礼义廉让。邪僻的渐染，没有产生的根源。

畏惧刑罚，是君子的小心谨慎；安守穷困，是君子的大节操。

“怀刑”“固穷”这两句话，人人都读，能够由此知道一个是小心，一个是大节，自我反省自我激励，收获就多了。这就叫善于读书。

贫富荣辱，通达困顿，得失，有天命主宰，我本来无可奈何。至于从善不从恶，做君子不做小人，这取决于我自己，天命也无可奈何。知道有天命却仍然去强求，只是不智罢了；知道取决于自己却最终推诿给天命，只是无勇罢了。

君子也有富裕的，大抵在下位时务求本业、勤俭，在上位时地位高俸禄厚，断没有取不义之财来肥己的。所以自古君子贫穷是常态，而富裕的常常很少。凡是做君子的大多贫穷少富，这是看透世情的论断。身处贫穷或富裕，全凭学问。

学者今天安于贫穷，他日富贵，必定不会苟且妄为，举措必定有可观之处。君子所忧虑的有三点，境遇的通达困顿不在其中。行为不日益修善，可忧虑；学问不日益进步，可忧虑；有官职职守和言论责任而道不能施行，可忧虑。至于境遇的到来，有主宰者，君子不能自己决定政事，哪里有空舍弃所可忧虑的，而用心于不必忧虑的呢？

学问成就而不试一次，与试了而不能尽其用，都是命运。君子对此，更加纯化学问以等待命运罢了。急于求成而妄图非分，有什么好处呢？即使有时侥幸获得，而进身不以正道，想要最终不败，也很难了。

士大夫只图一时的侥幸获得，不顾终身的成败，开始不肯等待命运，接着不能安于命运，患得患失，无所不至。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确立一句话，期望对世道有益，不能必定人们跟随而不违背；做一件事，求无愧于古代贤人，不能必定人们赞誉而不诋毁。

世人的跟随违背、诋毁赞誉，有时可以借此检验我的对错。但必定说人们都跟随而不违背，都赞誉而不诋毁，形势上不可能，而且也不必。学者之所以贵在自我反省。

谈论既然多，怎么能一一符合正道？所以以简略应对为佳。

有害于百姓万物之事，不可存于心中；有伤于社会风气之言，不可出于口中。

一个念头而伤害他人的身家性命，一句话而玷污他人终身的名节，有关阴德祸患，应当深切戒止。

一句话的宽厚，造福无穷。士大夫在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却吝惜这一句话，好像唯恐天下人蒙受福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思。

合看两段，宁可做宽厚的，不做刻薄的。一时没有做善事，不可一天不存做善事的心。做学问如此，做官也如此。

君子把大事化为小事，把有事化为无事，这是宽和平易的极致。君子看待无事像有事，看待小事像大事，这是恭敬谨慎的极致。

叫宽和平易，叫恭敬谨慎，这其中自有权衡。省事而不是废事，敬事而不是畏事，不是有学问的人不能做到。

谋划事情不可不谨慎，观察事情不可不明察，处理事情不可不公正，承担事情不可不勇敢。

这四样缺一不可。

君子在无关名节的地方，也常常随时随势周旋。至于出处进退的大节，治乱安危的大计，不

译敢于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只顾着谋取私利。即使权力有所归属，事情终究无法成功，也不过是践行自己内心所安适的想法罢了。

译做官处理事务，有时需要顺应时势、随俗俯仰；有时需要违背众人、独自前行；有时明知于事无补，却又不忍心冷眼旁观、坐视不管。只有有学问、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这些情况。

君子戒除掩盖别人的长处而炫耀自己的长处，戒除袒护自己的短处而攻击别人的短处，戒除以事情后来的成败来评判人，而不以公正无私的大道理作为权衡标准。

士大夫尤其容易犯这三种忌讳，习以为常而不察觉，这对国家治理体制有很大的影响。

君子不自我夸耀功劳，却唯恐别人的功劳不被记录；小人常常掩盖自己的过错，却唯恐别人的过错不被彰显。

尊敬我的人，是讲礼节的人，如果阿谀奉承的话太多，就不可相信；爱护我的人，是有恩德的人，如果摆出恩德的神色，就不敢承受。

不侮辱别人叫做恭敬，阿谀奉承就不可以；不违逆事物叫做和顺，随波逐流就不可以。讨好别人太过分，不用说旁观者会暗中嘲笑，就是被讨好的人，有时也不怎么高兴。宋朝杨愿与秦桧交好，饮食动作全都模仿他。秦桧曾经吃饭时打喷嚏失笑，杨愿也假装喷饭而笑，身边的人都讥笑他。秦桧也讨厌他，暗示御史弹劾排挤他，使他离去。杨愿讨好秦桧是为了求取晋升，反而因此被罢免，唉，有什么好处呢？

家里拥有丰厚的财产，却不能使一样东西受益，救济一个人，这样的人不仅可鄙，也可哀。

鄙夷他的吝啬，哀怜他的愚蠢。

君子得志，固然能施行道义来济助天下；即使不得志，树立他人、成全他人的心意，也不让片刻停止。

别人拿事情来询问，必须用圣贤的正理来告诉他，听从或违背在于对方，我本来不可以不忠诚。后辈晚辈，尤其应当详细明白地开导，使他们端正志向。不然，言语多有歪曲的说法，不顾他们后来陷入不义，这难道是长者的道理吗？

不明确告知是非，这就是歪曲的说法。只图眼前的掩饰，不顾他们陷入不义，这都是为人谋划而不忠诚，曾子之所以每天反省的原因。

君子因为笨拙而招致祸患，有时能免祸，这是天意；小人善于乞求怜悯，有时不灵验，也是天意。如果没有天意主宰，君子凭什么依靠，小人又凭什么受到惩戒呢？

大臣必须知道亲近自己的人做错了，疏远自己的人做对了，然后才能主持风俗教化，提拔或罢免人才。反之，轻浮浅薄的人就会携手升迁，而清高正直的风气就受挫了。

君子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做官则是为了他人；小人学习是为了他人，做官则是为了自己。

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所以做官时必然能为他人，不肯为自己；学习是为了他人，所以做官时只知道为自己，无暇顾及他人。学术的真诚与虚伪，就是仕途风气邪正的区别。自从孔子有“为己”“为人”的训诫，文中子、程子以及刁蒙吉先后分别疏解，现在推论到这里，可以说很直截了当，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君子的才能担心它少，少了那么行善的度量就不能充实；小人的才能担心它多，多了那么作恶的趋势就不可遏制。

这是君子一定肯行善，却偏偏觉得才能少；小人一定肯作恶，却偏偏觉得才能多。世道之所以令人忧虑，原因就在这里。

古今不太称赞慈爱的父母，而特别传颂孝子。大概因为人人都是慈父慈母，所以略去不提；人人不都是孝子，特意举出一个来教化百人。唉，令人感慨啊。

祖父对于子孙，没有不希望他们富裕且显贵的。然而我认为富贵必须由贤能的子孙来守成。子孙贤能，即使不富贵有什么害处？假如富贵却不贤能，恐怕反而给祖父带来忧愁，不要急忙认为地位高、金钱多是家庭的喜庆。

子孙富贵，光耀祖宗，人人都知道并羡慕。因为富贵而辱及祖宗，以至于祖宗以子孙富贵为不幸，为了子孙而富贵的人，能不恐惧吗？

子弟读书，既然已经为他们讲解明白义理，为什么不引导他们亲身实践？不仅是成人，即使是幼童读《论语》，就让他们在家庭中日常体验孝悌、谨慎、诚信、爱众、亲仁，使他们知道古圣贤的书，都是后人的标准，不只是学习其中的说法来写文章而已。那么将来的成就，就会远大。现在的人教育子弟，只担心记诵不熟练，文章不精美，对于亲身实践却置之不理，这是为什么急切地希望他们求取俸禄，以至于不用贤人君子的标准来厚待他们呢？况且求取俸禄的资本就是这样，一旦站在朝廷之上，承担民众社稷的责任，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呢？世俗的学问败坏人才，名家也不能避免，难怪乡里没有优秀的子弟，而阐明正义、显扬大道的困难也就在于此了。

“入孝出弟”这一章，虽然是启蒙教育，但知行并进，尊崇德性而引导学问，成人的道理，已经以此为基础。这不是苛求弟子，而是专门责成教育弟子的人。

子弟年幼时，必须教他们爱惜万物生命，以培养他们不忍伤害的心。

宋版书，贵重极了。然而因为贵重的缘故，整天珍藏，不一看，与没有这本书有什么区别。鉴赏家，才是真读书人，所以自有区别。

宋版书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校刻工整精细，作为前朝的法物，备作陈列罢了。如果用来诵读，何必一定要宋版。假如因为宋版而层层包裹珍藏，不经常展读，反而不如非宋版可以随时诵读而受益了。近来看见士大夫书架上陈列的，牙签锦函，纸墨常新，从未亲手翻阅，只求美观，对诵读学习没有帮助。鉴赏家正以真宋版假宋版作为取舍，似乎

译这属于没有意义的事。更有将书籍绘成画幅，书写函套和书签，模样逼真，可以远观却不可近看。那些只务虚名而不重实际的事情，大多像这样。我所任职的地方，曾将藏书分发储存在书院和义学中，有禁止散失、不禁止翻阅的告示。倘若读书人翻阅的人多，逐渐导致书籍污损，这也算是得到了这些书的益处了。

译士大夫家族做一件事，乡里的人都来观看礼仪。因为他们读书明理，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让那些富有的人，礼仪节度无所不具备，但对于古人精微的意旨、可以效法可以教化世人的道理，却茫然不知。这又拿什么来供人观瞻呢？

士人是四民的表率，而士大夫又是士人的表率，道理就是这样。

士大夫住在乡里，想要不见一个人，也是很难的。况且对为人子的人讲孝道，对为人弟的人讲悌道，对高士讲躬耕乐道，对文人讲砥砺品行读书，即使遇到农夫野人，也告诉他们同井相亲和睦、勤俭持家的道理。这正是山中的经世济民之道，绝人逃世做什么呢？至于拿着名帖拜谒官府，颠倒黑白，在乡里制造事端，那么一乡的希望，反而变成一乡的蛀虫，这怎么承受得了呢。

不躲避危险艰难，不推辞劳苦怨恨，如果对国家有利，就尽心竭力，期望有所成效，而通达寒微、升迁沉沦，听任君主父亲安排，这才是纯臣啊。

做事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这是为了尽我的职责。如果借此向君主父亲求取恩宠，有见识的人鄙视这种行为。纯臣绝不会这样。

不敢自我玷污，是众官员的美好节操。如果大臣正色立于朝廷，总持国家大政，拘泥于小的廉洁，又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

获得职位是为了推行道义。职位越高，责任期望越重。每次升迁一级，都有畏惧之心，器量见识从此就远大了。

做官希望升迁，只觉得现在的职位，不符合我的心意，绝不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个职务，这也是糊涂。每次升迁都有畏惧之心，不仅是器量见识远大，也看出天良没有泯灭。

用经史教育人才，使他们修明礼乐，敦厚人伦，砥砺品行，而文章也焕然一新可观，这是师儒的责任。大力奖掖士人，使在位者没有不是正直的人，而方伯连帅，兴起风化教化，这是贤卿相的责任。

在未做官之前进行教育，在做官之后进行陶冶，师儒和卿相的责任较重，其功效也不是小补。

看待天下的英才，如同看待自家的优秀子弟，爱惜培养，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师儒教诲人，大臣主持国政，都不能缺少这种愿力。

司马光做宰相，每次询问士大夫生计是否充足，人们奇怪他问这个。司马光说：“如果衣食不足，怎么肯为了朝廷而轻易去留。”贾黯廷试第一，去拜见杜衍，杜衍只问生计有无，说：“凡人没有生计，即使是显官，也不能没有依附妥协。近来朝士进退，不能从容，大抵是因为生计拖累。”于是知道两位公爷切合情理的言论，时间越久越验证准确。

朝会不是谈笑的场所，应当时时存有敬畏之心。

说应当说的话，被采用则天下蒙受福泽，即使不被采用，保留这些话在天下，终究会有所帮助。

陆贽的奏议，哪里曾有意雕琢为文，只是为谋划国家，义气激昂，不知道自己恳切详尽明白，文章于是足以流传千古。于是知道名贤的大篇，原本出于忠孝，本来就不允许肉食者伪作。

以忧国忧民的真心，作为忠君爱国的确论，不崇尚词藻，不从事激烈，恻然动人，千载之下如同见到他的心，是章奏中的至文。

主考官不整饬祭祀器具，自我放弃太严重了。倡导采望的谬说，致使浮薄的人登科，潜修的人被排斥，这也是有心于当世的人所不愿意做不忍心做的。

今天主考官所录取的，就是将来三公九卿、百官执事的选择，责任不轻，怎敢不恭敬畏惧。一定要心目双清，防备周到，杜绝贿赂之路，堵塞奔竞之门，而网罗尽天下佳士。差不多为国家得到人才，无愧于日夜操劳了。不然，厚颜自称座主，夸耀门下桃李，对于国家选拔人才，士人对待科举，两方面都不恰当。

国家以经术选拔士人，主考官为国家求贤，暗中摸索，所凭借的是文章。于是置文章于不顾而提出采望之说，打开奔竞之门，游扬请托，无所不至。士风的败坏，人才的浅薄，都由于此。怎么得到人才，怎么使人信服。所谓心目双清，防备周到，差不多没有辜负。

学臣是士子的宗师，振兴实学，砥砺品行，敦厚人伦，是首要任务。只是就所谓的时文，决定取舍高下罢了。所提拔的多是贫寒知名之士，就颂声大作，人望归附。而经史有用之学，孝悌廉让之节，则一概置之不问。将来在乡试中举，在朝廷中策名，都是这些被选拔的人。国家怎么能得到富有经术且有行谊的儒者，托付以大任呢。

学臣按临，三年两次考试，文章品行兼采，与主考官闭门一次考试，暗中摸索者不同。凡是经史有用之学，孝悌廉让之风，都对学臣有专门的责任。

国家设置外官，从封疆大吏到县令，都是为了百姓。大吏平日必须真心念及民间疾苦，率领属官使他们生存保全。如果苟且因循，一旦水旱灾伤，就为百姓请命，商议赈济商议减免，而百姓流离失所死于沟壑，已经十之八九了。上下同心，早作图谋，差不多不使百姓穷困了吧。

赈荒的策略，是用来救将死之民；备荒的政治，是用来养育未受灾的民众。两者原本并行不悖，而备荒则可以不遗忘。其方法有多种。

译这种利益非常广泛。看似没有眼前的功效，实际上却有长远的影响。

天下从主管官员到地方大吏，有一半都是从贫寒出身起步的。民间百姓的疾苦与困顿，谁不是亲身经历过呢？难道一旦担任官职就忘记了吗？不能勤勉地体恤民众的隐痛，与百姓同甘共苦，这是不仁；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却强加给别人，这也是缺乏恕道了。

译做官贵在清廉仁惠，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将弊病归咎于不仁不恕，这才是釜底抽薪、持平探本的正确论断。

节制用度、勤劳刻苦，竭尽全力恪守本分，这是身处困顿贫困时的处世之道。如今天下的百姓，越是困顿贫困，越是不勤劳刻苦。况且在婚嫁丧葬方面僭越礼制，在宴会车马服饰方面奢侈浪费，家家户户互相攀比，不再遵守品级限制。甚至那些剥削百姓的大商人，与官吏相互勾结作恶，把结交官府当作本事，把欺凌善良百姓当作快乐。社会风气苟且轻薄，长此以往百姓必将困穷，如果不是有刚正有力的重臣，赶快加以整顿，百姓既不能富裕，也无法得到救济，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

《说命》说：“学习古代文化然后出仕做官。”过去未曾留心经史，广泛通晓治乱安危的原因，一旦把繁杂的事务托付给他，让他面对艰难的局面，很少有不在进退之间失去依据的。这才知道自古以来被称为贤能的人，授予他们政务，总是经纬条理完备，在当时显赫，在后世传颂，这都是平素积累的结果。学习怎么能忽视呢？

地方长官以留心教育养民，细微之处都完备无缺为上。如果只知道让百姓休养生息，用文雅来粉饰吏治，终究会觉得上级对我的责备，以及下级对我的期望，都没有完全满足。

县令对于士人和百姓，没有不应当教育的。认为考核文艺是教育士人，宣讲六喻是教育百姓，这不过是次要的罢了。然而即使这两件事，如果能持之以恒地推行，并且怀着真诚恻隐之心，使许多人得到开导醒悟，这也是端正士风、改善民俗的开端。如果把它看作形式化的文书，那只是庸俗的官吏罢了。

考核士人、晓谕百姓，未尝不是教育百姓的一件事。近来之所以把它看作形式化的文书，是因为没有真心，缺乏实事罢了。

古人良好的制度，没有不能施行于今天的。但是必须审察当今的时势人情，斟酌调剂、因势利导，才能没有弊端。如果只是拘泥于古人的形迹，正恐怕利弊参半，施行下去不能长久。

古人良好的制度，原本就是根据当时的人情风俗，因地制宜地施行，去除其中的弊端，保留其中的利益，所以才是良法。后世的人情风俗与古代不同，有过去有利而现在不利的，有过去没有弊端而现在有弊端的。如果不根据当今的利弊斟酌施行，一概用古法来推行，如果无效，就说古法不能施行于今日，这并不是通达的论断。

审理诉讼凭借是非曲直来判决，这是理，也是法。在理与法之外，旁征博引、委婉譬喻，使他们幡然醒悟、勃然兴起，不再坚持诉讼而离去，这才是教化百姓、敦厚风俗的根本。

审理诉讼的人，对于亲人骨肉之间因财产争斗而起的忿怒，暂且搁置是非不论，只从伦理天性出发，多方面开导譬喻，使他们幡然悔悟，直到双方相持而哭泣，这是仁爱之人的用心，对风俗教化有益，这是上等做法。次一等则是剖明是非，告诫不要坚持诉讼，虽然应当鞭打，但因为骨肉亲情，一概予以宽恕免除也可以。如果按照对待常人的标准判决，鞭打毫不宽恕，纵然符合法律，败坏伦理、伤害教化的情况实在很多，何况因此进行敲诈勒索呢？所以审理诉讼必须参用经术，然后才可以。

在审理诉讼中，彻底查明导致诉讼的原因，防止他们再次诉讼的奸诈，并给他们指明不必诉讼的途径，这就是使没有诉讼的方法。不必在审理诉讼之外另外寻求感化百姓、保存神明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经术。

刚担任地方长官时，担心百姓轻慢自己，必定先以严峻来树立威信。只有清廉才有威信，只有明察才有威信。不致力于清廉且明察，却急于严刑峻法，又有什么威信呢？残忍刻薄的人恣意妄为，违背情理不可教化；谨慎厚道的人表面上顺从，开始严厉最终松弛，轻慢之心日益滋长，如果长期借权而不归还，就会流变为残忍之人，不也失去了他的本心吗？所以那有威信而令人畏惧的人，并不是急于树立威信的。

做官的人，只有显示恩德和信用，百姓自然畏惧服从而不敢轻慢。如果意在树立威信，那就是恶派了。

士大夫居于百姓之上，纵然极其平易近人，还担心愚昧的百姓吞吞吐吐，不能尽情陈述他们的情况，何况在盛怒之下呢？探求百姓的疾苦，不亚于替他们自己探求，诚意和蔼，像一体那样相接，这是贤者的用心，非常值得取法。疾言厉色，在上面恐吓，有什么可取的呢？

做官严格约束左右侍从，人人都知道。然而法律是用来制裁大恶棍的，一切无心的过失，都可以宽恕。如果小错误就任意鞭打拷掠，将来犯法作恶，而罪不至死，又将用什么来惩治他们呢？所以用法必须使其有可加重的余地，然后轻重不失去伦常，而法律不被轻慢。不然，没有不罗列细枝末节，放纵奸邪、滋生弊端的。

做官势必要役使左右侍从，只有使用左右，而不被左右所利用，那么左右的权势，不禁止也会自然收敛。这其中操纵权衡，是有学问的。

勤劳所以能兴办事务，操切则百姓不堪忍受了。和平地持守精明，濡滞则弊端不可胜言。

清廉，是地方长官的骨干。用乐易和平来运用它，用精明强固来持守它，循良的官吏也不过如此了。

三四十年前，士大夫还以白吃饭为耻，没有暗暗地以俸禄收入不继为忧。那时退朝后从容自在，有自我安适的方式，冬穿皮裘夏穿葛布，朴素的作风还保留着。现在则互相谈论贫穷，十有八九，而服饰器物日益华丽，箱笼日益丰盛，时运不济却举债挥霍，一去不复返。士大夫的才力日益消耗，竭尽于应酬经营，忧虑固然是应该的，又哪里有空吟咏《伐檀》的诗，而引以为耻呢？

士大夫不以白吃饭为耻，而以朝夕不继为忧，久而久之甚至不以贪婪污浊为羞，治国之道和民生还可以问吗？

《诗经》三百篇，思想纯正无邪。

译足以概括它们。《礼记》有四十九篇，“母不敬”足以概括它。《尚书》有五十八篇，“允执厥中”足以概括它。《易经》有三百八十四爻，“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足以概括它。《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那么可以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它，即：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

译《诗》《书》和礼的弊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前代儒者都已经论述过了。《易》的弊病，可以用“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这句话概括；《春秋》的弊病，可以用“乱民贼子惧”这句话概括。这样更能抓住要领。读《易》和《春秋》的人，可以由此找到入门的方法，领悟致用的奥妙了。

只有凡事都做好准备，才能有所防备；有所防备就没有祸患。张氏说：军事上有所防备，所以外敌侵犯不能成为忧患；农事上有所防备，所以水旱灾害不能造成祸害。这是举出一两个例子来类推其他情况。我认为，治理政事首先要确立纲纪，做学问首先要明辨义理。士人必须学业优秀然后才做官，朝廷必须经过考察辨别然后才任用人才。这些都体现了“有备”的意义。

有备无患，军事和农业是最大的方面。推而广之，政事确立纲纪，学问明辨义理，学业优秀然后做官，经过考察辨别然后任用，都是“有备”的意义。做学问和做官之所以重视预先准备，原因就在这里。

傅说告诉高宗说：“懂得道理并不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大概圣人自我修养和治理天下，没有不明白道理却不体现在事业上的。知道君主应当仁爱，就止于仁爱；知道臣子应当恭敬，就止于恭敬；知道天下的大利，就急切地去兴办；知道天下的大害，就急切地去消除；知道天下人的贤与不贤，就急切地提拔或罢黜他们。因此，做学问则道德完备于自身，治理天下则智慧周遍万物，而道德惠及天下。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空虚无用，不是圣人的学问，又哪里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呢？

明白道理并体现在事业上，就不是空虚无用的学问，也不是空虚无用的治理。做学问和做官相互依存，就是这样的关系。

财物有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而不算贪婪的，礼制从未禁止人们去获得。但如果苟且求得，那就绝对不可以。危难有应当避免而不算怯懦的，礼制从未禁止人们去避免。但如果苟且逃避，那就绝对不可以。因为礼是用来制定中道的，也是在义理上权衡后止步的。而精研义理的学问，又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只有平时积累深厚，持守严格，然后面对大利而不能动摇，面临大节而不能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凭着空疏无据的心态，突然面对可欲或危险的情境，很少有人不姑且应付的，这就损害了义理而触犯了礼制的禁令。

做官最坏的就是一个“苟”字。平时空疏不讲究，遇事不能把持，没有不苟且的。

《曲礼》将僚友与乡党中的挚友并列提及，同官称为僚，并非偶然。这是为了咨询访问职事，磨砺廉洁的品行，难道有不以信义相结的吗？现在的人却是同官却异心，只要有利于自己，就忍心施行欺诈。由衷之言，很久没有从口中说出来了。

同僚却异心，言语不发自内心，事情多猜忌，既然没有同僚间恭敬协作的道义，逐渐兴起结党营私、攻击异己的风气。国家的方针和百姓的疾苦，关系不小。

◆黄博士《实学录》【名施锷，字虞封，江南无锡人，雍正癸卯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

谨按：士人的科举之业，大抵首先精通制义。凡是古今制度、人物，前代儒者的嘉言善行，也知道对科举之业有帮助，不过只是粗略涉猎，没有专门致力，心向往之而手追随之。这就是制义缺乏根基，而科举之业对世道无用的原因。锡山的黄公，研习科举之业而考中进士，年纪尚且壮盛，自认为治理百姓不敢自信，教育士人是他的素志。榜发之后请求补任教职，上官认为他不愧为师儒，推荐升任国子监博士。他本身以教导考核士人为业，于是选取经史的要言，儒先的绪论，从自己的心意知，到天下国家，前列嘉言，后附懿行，偶尔附上自己的意见，汇编为《实学录》。大概是感慨科举之家专门从事时艺，而与实学经济无关。后来有人谋划刻印，向我求序。我高兴它与我所编纂的《遗规》之意相合，所以先摘录下来。全书等待刊刻，后来的人必定都有见识而取用。

程子说：看书必须要见到二帝三王之道。比如《尧典》就寻求尧治理百姓的方法，舜侍奉君主的方法。○心通达于道，然后能辨别是非，就像拿着秤来比较轻重一样，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

读《论语》的人，只要把各位弟子提问的地方，当作自己提问；圣人回答的地方，当作今天亲耳听到，自然会有收获。如果能在《论语》中研求玩味，将来涵养出很好的气质。

读经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图，以及圣人用心的地方，还有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没有达到、没有得到的原因。

这样读经书，才可以说是用心投入，亲身践行，自然不同于口耳记诵。

知晓时势，是学习《易》的大方法。六爻人人都有用处，圣人自有圣人的用处，贤人自有贤人的用处，众人自有众人的用处，君主有君主的用处，臣子有臣子的用处，无所不通。《易》有不易和变易两层含义，所以说无所不通。

《诗》《书》是承载大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运用。《诗》《书》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里。所谓记载在行事中，深切明显。《春秋》传是案例，经是判决。

读史不仅仅要记住事迹，要认识其中治乱、安危、兴废、存亡的道理。学者在做官以前，能尽力于学问，所以成为可用之才。如果只是为了写文章谋求官职，让不学无术的人，一旦授予官职，让他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处理事务，怎么能有效呢？现在在仕途上的人，大多平庸低下不足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所得，不必在于谈论

译在经典和论著的道理中，应当在处理事务、举止仪态以及人际交往的周旋之中去体悟获得。

译朱熹说：“贤人君子，通过研习经典来探求圣人的心意，通过考察史书来验证时事的变迁，有时论述阐发自己的见解，以形成一家之言。求学的人如果真的想要追求大道，怎么可以舍弃这些而不阅读呢？近世的读书人，在学校中互相追随，没有一天不读书的。然而问他们所读的是什么，却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读圣贤的书却不能通达于心，不能体现于自身，还难免成为书呆子，何况他们所读的，又不是圣贤的书呢。”

求学的人必须先弄清楚根本端正。如果只是强行记忆事件，虽然记住了许多陈腐琐碎的知识，只是增添了许多的杂乱，增添了许多的骄傲和吝啬。世上错误理解‘致知’的人太多了。

圣贤的言论，必须把它放在眼前审视，在口头上诵读，在心中运思。

陈仲肤因为家务繁杂，妨碍了做学问而担忧。朱熹说：“这固然无可奈何。然而这恰恰是用功的实地。每件事都看得道理真切，不轻易放过，更在其中，发现平日的弊病，痛加剪除。做学问的道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做学问有该用精神的地方，有该节省精神的地方，有该下工夫的地方，有白费工夫的地方。”

黄勉斋说：“做学问必须顺应人的气质，考察其偏颇之处，以及其尚未达到的地方，选择最切近的用我的力量。譬如用药，古代的医书，也只说个大概，而病症繁多，那么也必须对症下药而谨慎选择。”

胡敬斋说：“理解义理不怕理解得迟钝，只怕理解得浅薄。虽然理解得快，如果不精细，也不起作用。”

穷究事理不是单一途径，所得也不是单一来源。有的在读书中获得，有的在讲论中获得，有的在思虑中获得，有的在行事中获得。读书获得的至多，讲论获得的尤速，思虑获得的最深，行事获得的最实。

薛敬轩说：“读书来防范检束此心，犹如服药来消磨此病。病虽然未除，常使药力胜过病势，那么病自然衰退。心虽然未定，常使书的意味深厚，那么心自然纯熟。”

做学问不是空谈道理，必须随处详细审慎。每天不问大事小事，处置得当，就是学问达到的地方。如果泛泛地观看天下的书籍，不知道善于处理事物，究其实际有什么益处。

林志惟读薛文清的《读书录》，合上书本叹息。家人问缘故，他说：“我发觉昨天评价一个人，过于苛刻了。刚看到薛录说：圣人取人极宽，像仲叔圉、王孙贾、祝鮀，都未必贤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用，都还是取用他们。后来的好议论的人，对于人的小过错必定争论不休，而遗漏了大的方面。我因此后悔。又发觉昨天处理一件事，动气了。刚看到薛录说：处理人的难处，正不必严厉声色，与他辩论是非，比较长短，只是谨慎于自我修养更加简约，他自然信服。不信服的，是狂妄的人，又何必计较呢。我因此后悔。又发觉昨天说一件事，近乎荒诞了。刚看到薛录说：常见人平常事处理得当，屡次对人说起，鄙陋也太甚了。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是命运注定如此。我因此后悔。又发觉昨天答应一个人，涉于轻率了。刚看到薛录说：凡是与人说话，就应当思考事情的可否，可以就答应，不可以就不答应。如果不思考可否而轻率答应，事情不可行，就不能践行自己的言语了。我因此后悔。唉，由前面的后悔，源于没有察觉，现在还可以推托为没有察觉吗？”

又曾读《大学》诚意章，毛竦流泪而出，合上书本深思说：“你闲居时难道没有流于不善而自己不知道的吗？还是知道了竟然不羞耻而冒然去做的呢？千古的小人，肺腑肝胆如同看见。你的肺腑肝胆难道能独自深藏而不让人看见吗？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做。谨慎啊。举目都是我的注视，举手都是我的指点。纵然有逃过注视和指点的，而鬼神已经在冥冥中指点注视了，谴责更大了。”王少湖说：“求学的人必须在人情极难处理的地方，能过得去，才是学问。如果平日虽然晓得，临时却过不去，学问有什么可贵呢。比如处于大拂逆，没有忿怒之意；处于大变故，没有惊乱之意；处于大困穷，没有忧闷之意；处于甚卑贱，没有轻亵之意；见到甚贵显者，没有沮丧之意；处于大纷杂大烦劳，没有厌恶意；当众人大崇敬，没有自喜自满意；见到甚相狎者，没有轻慢之意；处于幽独之地，没有自肆意；声色货利满前，没有动心意。凡此都是在人所极难处理的地方，能过得去。这如果不是平日学问，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养工夫深，怎么能这样。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只看消长分数多少，作为君子小人的区别。”

治理愤怒难，治理恐惧也难。克制自己可以治理愤怒，明白事理可以治理恐惧。

尹和靖说：“克制自己在克制其所好。如好色就在色上克制，好酒就在酒上克制。人只看得事事皆好，便没下手处。然而必须选择其偏好甚处失克。”

朱熹说：“人的病痛一个人是一样，须仔细体察，自觉自病，便自治之，不须问人，亦非人所能预也。”

人做学问，最当在矫揉气质上用工夫。如懦弱者应当强，急躁者应当缓，看其偏颇而用力。

译啊。有的人终身好学，然而气质却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他所学的并非真正的学问。

译知道这样是病，不这样就是药。如果再问为什么这样，那就是骑驴找驴，只成了一场闲话罢了。

顺从善道如同登山，顺从恶道如同山崩。要做好人，上面还有很深的等级；要做不好人，立刻就到了。

说“如登”，就有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难的意思；说“如崩”，就有一步比一步易、一步比一步下的趋势。真是可怕啊。

古人说，人的情欲就像水，规矩礼法就是堤防。堤防不牢固，必然导致溃决。又说，骏马奔驰却不敢放纵脚步，是因为有马嚼子和缰绳的驾驭；小人强横却不敢放纵懈怠，是因为有刑法的制约；意识流浪却不敢攀援，是因为有觉照的功夫。求学的人如果没有觉照，就像骏马没有马嚼子和缰绳，小人没有刑法，怎么能断绝贪欲、治理妄想呢？

吴康斋说，凡是处在顺境中不可欢喜，欢喜心一生，就是骄奢的起因；处在逆境中不可厌恶，厌恶心一生，就是怨恨的起因。

卧云子说，圣贤崇尚刚强，是用来克制欲望，不是用来克制别人。现在的人崇尚刚强，用来克制别人，不用来克制欲望。用来克制欲望就是天德，用来克制别人就是强暴了。

人的不幸，偶尔说错话而别人没有察觉，偶尔谋划失误而事情侥幸成功，偶尔放纵行为而获得小利，后来就把它当作常态，安然不在意，以至于败坏品行、丧失检点，这是最大的祸患。

高忠宪公说，受些穷困的光景，每件事节省都能过得去。遇事一旦有个“苟且”字就坏了。自身享用，一旦有个“苟且”字就安顿了。我一生得力于此。

邵子存为先人营葬，向当权者求助。魏庄渠写信说，你的先父是正人，你是长子，一定要遵循礼义，活着的人不惭愧，死去的人更安心，这才叫孝。现在不免俯身顺从世俗的习气，让你的先父难以瞑目了。义助这件事，一是辜负了朝廷的厚恩，二是败坏了你先父的清德，三是你还做人吗？大巡是你先父的门人，如果不能自我持守，有所请托，那你就不成个人了。

许台仲说，主妇的职责在于主持家务，烹饪必须亲自做，米盐必须亲自管理，每天守在闺门之内，亲自督促纺织，到老也不越过中门。下至侍女，也一同约束。如果有放纵性情、逾越礼法，游山玩水，赛神烧香，抛头露面的，就不是士族的家法，子孙一定要哭着劝谏，丈夫一定要严厉制止。

顾泾阳告诫他的长子说，现在考试在即，我终究不会让你的名字上报给官府。我自有说法。从义理上看，男儿顶天立地，怎么能向人开口说个“求”字。从命运上看，穷通利钝，落地就已经注定。如果可以用权势求，可以用贿赂求，那不会求的，就没有造化之分，也太炎凉了吧。从我的本分上看，再次做官再次无效，有像山丘一样的罪过，还安然享受太平。古代的圣贤，往往流离颠沛，不能自存，我是什么人，不止过分了。再为你谋求进身，是无厌。从你的本分上看，如果肯刻苦读书，功夫透彻，科举也不难。何必在乎一个秀才。如果更肯向上寻求，要做个人，就像吴康斋、胡敬斋两位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连科举也没有用处。你懂得这个意思，就是一生的真受用。

退休在家，为子弟应考而求托，恶习已久，难得有这样的平情至论。

《颜氏家训》说，人爱孩子，大多不能公平。不知道贤能俊秀的固然可以赏爱，而愚笨鲁钝的也应当怜悯。有偏宠的，厚待反而祸害他。共叔的死，母亲实为之；赵王的杀戮，父亲实使之；刘表的倾覆宗族，袁绍的地裂兵亡，可以作为鉴戒。

顾豫斋退休回家，叫他的儿子问他说，你曾学过吃亏吗？林退斋临终训诫子弟说，你们只要学吃亏。

劝子弟学吃亏，没有远见的人不能做到。时时事事顾虑子弟吃亏，而以得便宜为喜的，不是爱子弟的人。

程子说，凡人家法，必须每月开一次会来联合族人。古人有花树韦家的宗族聚会，可以效法。吉凶嫁娶之类，更需要互相行礼，使骨肉之情常相通。骨肉日渐疏远的，只是因为不相见，情意不相接罢了。刘漫堂每月初一办汤饼会族人，说今天聚会饮酒，善的互相劝勉，过失互相规劝。如果有事抵触的，彼此一见，自然在杯酒间相忘了。

朱子说，朋友不善，情意自然应当疏远。但疏远要逐渐进行，如果没有大过错，就不必严厉拒绝。所谓亲近的人不失其为亲近，故旧的人不失其为故旧。

王阳明说，朋友之交，以谦下为主。所以相会的时候，必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或者议论不合，要在从容和蔼，以诚相感，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又说朋友之间，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

黄陶庵说，交道的丧失很久了。高的不过斗炫诗文，低的乃至征逐酒食。他们的聚会，或者用甜言蜜语和巧笑来取悦，或者用深情厚貌来互相掩饰。求其责善辅仁的，百中不得一。近有同志

译这十余人。成立了直言社。各位学子振奋志向，努力进修。如果有一句话不符合道义。有一个行为未能合乎中道。稍微被指出过失。立刻自我严厉责备。连饮食都忘记了。

译胡振说：富贵人家，常有穷困的亲戚往来，这便是忠厚。如今的人，因为贫贱的亲戚常常登门拜访富贵之家，就脸色难看，认为是不祥之兆。我认为这正是有光彩、吉祥的事。所谓“大将军有揖客”，难道不显贵重吗？

宋朝时，有个人丧父，梦见父亲说：“你只需学习镇江太守葛繁就足够了。”那人前去拜访葛繁，葛繁说：“我起初每天做一两件利于他人的事，有时两三次，有时多达十几次。如今四十年了，未曾稍有废弃。”那人又问什么是利于他人的事。葛繁指着坐凳说：“这凳子放歪了，就会妨碍别人的脚，我把它摆正；如果有人口渴，我给他一杯水，这些都是利于他人的事。从卿相到乞丐，都可以这样做。坚持做久了，才有益处。”

袁了凡说：有财有势的人，积福容易。容易却不去做，是自暴自弃；容易且更加去做，是锦上添花。无财无势的人，积福困难。困难却不去做，是自甘堕落；困难却肯去做，是一当百。

薛西原喜好施舍。有人生病，他亲自挑选药方、配药。曾经脱下棉衣给受冻的人穿。有人说：“怎么能救济每一个人呢？”他说：“只要不辜负这颗心罢了。”又说：“天地间的福禄，如果不存些忧虑勤勉、警惕戒惧的心，就聚不来；如果不做些救济他人、利于万物的事，就消不去。”

林和靖说：花费大量金钱换取一时的快乐，哪里比得上散财去救活冻饿的人？身处宽敞华丽的房屋之中，哪里比得上给寒士提供一席之地遮风避雨？

樵说：上天不能使每家每户都明白道理，所以让贤人教导众人的愚昧；上天不能使每家每户都衣食充足，所以让富人救济众人的贫困。

高忠宪说：过去说科举功名，动不动就说一半靠积阴德，一半靠读书。然而阴德不仅仅是分财给人，而是孜孜不倦，只以救人济人为事。做得久了，这种意念纯熟，一动念头就是善念，这才是阴德。这就是仁心。仁心充足，仁术广泛施予，各种吉祥都会聚集，科举功名也就在其中了。

家训说：世间的好事，没有比得上救难怜贫的。如果不遭天灾祸患，施舍能费多少钱财呢？所以救济他人不在于花费自己大量的钱财，只要心存方便。残羹剩饭，也可以救人的饥饿；破衣败絮，也可以救人的寒冷。酒席上省下一两道菜，馈赠时省下一两件器物，衣服少置一两套，多余的东西省去一两件，切切实实为穷人算计，存些盈余，用来救济他人的急难。去掉无用的东西可以成就大用，积累小恩惠可以成就大德行。这是行善中的一大功课。

范文正公在淮扬任职时，有位孙秀才前来拜访。范文正公资助他一千钱。第二年孙秀才又来拜访，又资助一千钱。于是问孙秀才为何如此急切。孙秀才愁苦地说：“母亲年老，没有赡养的费用，如果每天能得到百钱，那么饮食就足够了。”范文正公说：“我为你补上学职，每月可得三千钱来供养母亲，你能安心治学吗？”孙秀才大喜。十年后有了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迈。朝廷召见他，就是以前索取资助的那个人。范文正公于是感叹贫困拖累人，即使才如明复，尚且将要沉沦，何况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呢？

某康公担任刑部主政时，住在监狱中，详细查访各囚犯，发现情罪相当且无辜的有若干人，秘密上疏陈述此事，禀报堂官。后来临审时，堂官摘取他的话询问各囚犯，没有不承认的。释放了冤屈的十余人，一时间京城都颂扬尚书的明察。

朱子说：读书就要切实探究其中的道理，行事就要切实履行其中的规范。念念向前，不轻易自我宽恕，那么在我自身虽然非常孤高，但与他人原本没有干预，又何必私下过度忧虑计较，而陷入同流合污的地步呢？

程子说：人厌恶多事，世事虽然多，但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去做，更教谁去做？先辈说：一味不耐烦，是求学者的通病。日常应酬，虽然极其鄙俗琐碎，能从这里寻出一团精细的光景，才是学问工夫。如果只是逃避事务、逃避他人，自己图谋安静，这是自暴自弃的极致。

真西山说：赵文子的贤能，出于天资，却未曾用学问来辅助，所以志向不能驾驭意气。年纪还没到八十岁，就显露出怠慢的样子。他比起毕公弼四代都能勤勉于小事，卫武公过了九十岁仍用礼仪来防范自己，相差多么遥远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有理义来涵养内心，那么即使年老，神明也不衰退；如果不这样，就会因安逸而昏聩，因伤害而败坏，没到老年就已经衰退了。

黄陶庵说：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有丧乱之祸；处在庙堂的安逸中，不知道有战阵的危险；保有丰厚的俸禄，不知道有耕种收割的辛苦；居于官吏百姓之上，不知道有役使的劳累。所以难以应对事务、治理世事。

陈几亭说：“忧勤惕厉”四个字，反过来就是“般乐怠敖”。大圣大贤，只是忧勤；乡人鄙夫，只是般乐。百姓安宁、物产丰富，只因为忧勤；纲纪解体、法度松弛，只因为般乐。不仅如此，士子学习举业，一心铸就，也是忧勤；断续无成，也是般乐。四民温衣饱食，也在忧勤；破家丧身，也在般乐。这八个字贯通上下，从舜禹到路人，从帝王到平民，人在世上，不有益于养生，必有益于教化。不然，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贫贱中闲游是小蛀虫，富贵中享乐是大蛀虫。

王阳明说：人在仕途

译比起退隐山林之时，其用功之艰难要增加十倍。如果不是有良友时时警醒启发、切磋砥砺，那么他平日的志向，很少有不会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变夺取，松懈地日渐走向颓废萎靡的。

译陆九渊说：“我家全族共同吃饭，每次轮流派遣子弟管理仓库三年。我担任这个职务时，学问大有长进。由此可见，学者在繁杂冗杂的事务中，都是增进品德、修习学业的地方，不可错过。”

周忱（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各郡的钱粮数以万计，他只需屈指一算，没有遗漏。他曾经制作册子，详细记录每天所做的事以及阴晴风雨的情况。有人告发举报，他就依据记录进行查问，没有人能够欺骗他。每次进行财务核算，他根据土地的丰歉、事情的缓急来调整政策，灵活变通。百姓没有拖欠的赋税，官府没有遗留的负担。

三吴地区赋税繁重、事务繁杂，人们都说治理这个地方的人，只能主持大体方针，不能亲自处理细微事务。却不知道人多智巧，事情多变，细微的事情不处理，就会酿成大祸。所以看似细微实则重大。只有能忍耐烦琐，才能不感到烦琐；畏惧事情，反而会觉得事情更多。周忱之所以令人不可及，原因就在于此。

范仲淹（范文正公）任用士人，多选取有气节的人，而忽略细枝末节。他征召幕僚，多选取被贬谪的人。有人对此表示疑惑，范仲淹说：“人有才能而没有过错，朝廷自然应该任用他。如果确实有可用之才，不幸陷入官吏严苛的法律条文之中，如果不趁机起用他，他就成为废人了。”范仲淹曾经称赞诸葛亮能够任用体制外的人，然后才能成就大事。

有人问：“奏议似乎属于空话，比起实际做事，善的力量难道不会减少吗？”袁了凡说：“善念充满时，鬼神已经知道了。何况行事是为了救济下层百姓，奏议是为了转变君主的心意。一人有福，四海依赖。这种福德，哪里可以计算呢？议论政事以及回复圣旨的人，只要真心以天下百姓的生存、万世的太平为心，那么言辞委婉恳切，自然会有效验。铲除邪恶、扶持正义，自有神明鉴察。如果不这样，而是为了博取名声、逞强好胜，导致天子刚愎自用、权贵心胸狭隘，那么对事情的损害也不小。这些都是正直之道，还恐怕有失误。如果是借职权报私怨，培植邪党排斥正人，迎合君主心意以窥探隐秘旨意，那就更不可说了。”

袁了凡先生，用祸福来训诫世人，用功过来约束官员。所以对于善念充满、鬼神鉴察这一点，反复提及，实在是至理，并非只是报应。

齐昭帝在殿前斩杀犯人，问王晞说：“这个人该死吗？”王晞回答说：“他的罪确实该死，只是可惜死的地方不对。我听说在闹市行刑，是让众人共同唾弃他。殿庭不是杀戮的地方。”齐昭帝改变脸色说：“从今以后应当为你们王公改变这种做法。”

魏征与皇上谈论教化，魏征说：“长久安定，百姓就会骄傲放纵；放纵就难以教化。长久动乱，百姓就会愁苦；愁苦就容易教化。”皇上非常认同。封德彝反对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所以秦国依靠法律，汉朝杂用霸道，是想教化而不能，难道是能够教化而不愿意吗？”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更换百姓就能教化，只看他们实行的是什么罢了。”皇上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天下大丰收，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皇上对魏征说：“这是施行仁义的效果。可惜不让封德彝看到。”魏征又曾经上《十渐不克终疏》，说皇上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皇上把疏文列为屏障，时时观看反省。到了唐文宗时，孙魏謩再次担任宰相，让人献上他祖父的笏板，用来比作甘棠遗爱。

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完全了解各道的利弊。他曾经说：“士人有爵位俸禄，那么名声重于利益；小吏没有荣耀晋升，那么利益重于名声。所以检查稽核、收支出纳，全部委托给士人，小吏只奉行文书罢了。”

他又说：“君王爱护百姓，不在于赐予，应当让他们耕种纺织，平常年份公平征收，荒年减免救济，又根据事情的缓急先后处理。州县荒歉有迹象时，先下令减免某项赋税，借贷给某户百姓。百姓还未陷入困境，奏报已经施行。大概善于治病的人，不让病人发展到危重疲惫的地步；善于救灾的人，不坐等赈济施舍。”

薛一良上疏说：“自古有‘文臣不爱钱’的说法。试想哪里不是用钱的地方，哪个官员不是爱钱的人。议论的人都归咎于太守县令不廉洁，然而太守县令又怎么能廉洁呢？俸禄有多少，上司督促索取有多少。如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从地里长出来，却想要太守县令廉洁，可能吗？只有逮捕那些特别严重的人，让各位大臣畏惧金钱带来的祸患，或许他们才会不爱钱罢了。”

王阳明说：“现在人的毛病，大体上只是傲慢。千罪万恶，都从傲慢上来。傲慢就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肯屈居人下。傲慢的反面是谦虚，‘谦’字就是对治傲慢的药。不只是外表卑逊，必须内心恭敬，常看到自己的不足，真正能虚心接受他人。尧舜只是谦虚到了至诚的地步，就是‘允恭克让’、‘温恭允塞’。”

吕犹龙说：“刘忠宣治理边防粮饷的方法确实好，但是如果不召集边上的父老，早晚探讨研究，怎么能够知道呢？能够这样虚心访问，实心采纳善言，什么官职治理不好，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高忠宪说：“贫贱时心境谦抑，富贵时气势充盈。心境谦抑的人，善言容易听进去；气势充盈的人，只有谄媚的话才投其所好。这两者之间，相差很远。在《易经》大过卦的九三爻，因为过于刚强而自用，爻辞说：‘栋桡凶’（屋梁弯曲，凶险）。六二爻因为虚中而取人，爻辞说：‘或益之十朋之龟’（有人赠送价值十朋的大龟）。孔子说：‘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屋梁弯曲的凶险，是因为没有人辅助）。‘或益之，自外来也’（有人赠送，是从外面来的）。天下只有从外面来的增益，其益处没有定准，以至于使人不能有所辅助，凶险就可想而知了。”

郑国人到乡校议论执政，然明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人们早晚在那里游玩，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所厌恶的，我

译改正它。这是我们的老师啊。怎么能毁坏它呢？

译葛守礼担任陕西布政使。正值考核官吏政绩时，有小吏因年老多病被填注应罢免。葛守礼请求留任他。吏部说：“考核簿册出自藩司，为何自己忘记了？”葛守礼说：“这是边远地区的官吏，距离省城遥远，只是照搬文书登记在簿册上。如今见到本人，才知道填注有误。过错在于布政司，怎能让小吏受冤屈？”冢宰惊讶佩服地说：“谁肯在吏部大堂上自陈过错呢？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是贤德了。”

徐文贞从翰林院出任浙江督学。年纪未满三十。一位士子用“颜回苦于孔子卓越”的句子。徐文贞批注文章为杜撰，列为第四等。这位考生将要领受责罚，拿着试卷请求说：“这句话出自扬雄的《法言》，并非杜撰。”徐文贞起身说：“本道侥幸仕途太早，未曾学问。今天承蒙教诲很多。”改为第一等。当时人们一致称赞他的雅量。

杨龟山说：“为政需要威严，使事事整齐很容易，但失之于不宽厚，便不是古人的长处。孔子说‘居上不宽’，我凭什么观察他？又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如果宽厚不是常道，圣人不会只这样说。今人只想要事事如意，所以觉得宽厚的政令令人烦闷。不知道权柄在手，不是发泄性气的地方。何曾见过百姓不畏惧官员，只见到官员多虐待百姓罢了。然而宽厚也必须有节制才行。如果一味追求宽大，那么胥吏就会舞文弄法，官府就无法运作。必须使权柄常在自己手中，操纵予夺，全不由人，尽行宽厚也无妨。”

宋熙宁年间新法刚刚施行，做官的人都想投书辞职回家。邵康节对各位门人故旧说：“今天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新法固然严厉，能宽缓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

薛文清说：“为政要通达下情，不仅是成就事物，也是成就自己。大概我不知道利益在哪里，弊端在哪里，而下属将利弊汇报给我，所以下情是我的老师。通达下情，就是能自得老师。不通达下情，而只倚仗自己的聪明，那么聪明的作用，反而成为左右近臣借机营私的资本。所以说通达下情是急务。”

魏庄渠说：“当今世代的仕宦，值得在庙堂祭祀百世的，只有守令是这样。县令尤其亲近百姓。然而百世仅见一二人，为什么呢？地位低的沉溺于利益，地位高的追求名声，而实惠惠及百姓的很少。作为百姓的父母，不要认为百姓愚顽，不要嫌弃自己才能短浅。才能短浅，用勤奋来弥补笨拙，用请教来寻求援助。”

高忠宪公说：“州县官是一方的表率，应当先以简朴节俭来挽回奢靡的风俗。即使是宴会的名帖，也应当按照宪约，与本地的士绅，彼此遵行。在容易忽视的地方节省财用，在不知不觉中改变风俗了。”

以身作则，久久实行，自然逐渐改变。不要急于因为一时难以改变而中途变更。

张居正请求免除积欠的赋税，说：“所谓带征，是将多年拖欠的赋税搭配分数，与当年的钱粮一并催征。百姓一年的收入仅够供应当年的数额，不幸遇到灾荒，父母冻饿，妻子儿女流离失所，当年的钱粮尚且不能办到，哪里还有余力，完成多年的积欠。有司为了避免参劾惩罚，往往将当年征收的钱粮，挪作带征的数额，名义上是完成旧欠，实际上是减少新收。今年所减少的，又是将来的带征。况且头绪繁多，年份混杂，无能的官吏，因而猎取侵吞。与其敲扑穷民，让钱财落入奸贪的口袋，不如施以浩荡的恩德，免除给小民，而使他们感戴上面的仁德呢。”

刘晏制造转运船，每船耗费一千贯钱，有人说虚费太多。刘晏说：“大国不因为小道理而经营长久的谋划，应当留有余地，以资助众人的力量，那么官物就坚固耐用了。”设置十个船场，专职官员十人，都足以自给自足。船只没有破坏，粮饷运输不缺。后来有杜侍御，矫枉过正地改变他的方法，只给合用的实数，专职官员都冻饿，船场于是破败，粮饷运输不继。不久就有黄巢之乱。由此知道天下的大计，未曾不成于大度的君子，而败于浅见的小人。

刘晏因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广增，所以他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各道设置知院官，每十天具报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使有司丰年则高价收购，歉年则低价出售，或者用谷物交换杂货，供应官用，以及在丰年处卖出。知院官刚见到不丰收的迹象，先申报应捐免救助的数额，到期，刘晏就奏请施行。应百姓之急，不等到他们困毙流亡，然后赈济。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

刘晏以理财为养民，一切兴作，都是久远的计策，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有诋毁刘晏为言利之臣的，称之为辩言乱政是可以的。

余肃敏说：“人臣侍奉君主，应当随事尽力。凡有建树，即使近且小，也须为百年计。”又说：“大臣谋国，遇到大利害，应当以身任之。千万不要养交市恩，作为远怨自全之地。”

晋武帝平定吴国后，诏令天下罢免军役，州郡全部去掉军队。山涛认为不应当去掉州郡的武备，他的论断很精辟。皇帝认为对，但不能采用。等到永宁之后，寇盗纷起，郡国都没有防备不能制止，天下于是大乱，正如山涛所言。

崔允想尽诛宦官，皇上只召韩偓问他。回答说：“事情禁止太甚。如果选择其中特别无度的，置于法度，安抚晓谕其余的，选择其中忠厚的，让他们为

译（这是）长久的方法。有善行就加以奖赏，有恶行就加以惩罚，那么大家就都自然安分了。怎么可以全部诛杀呢？帝王的治国之道，应当用宽厚稳重来镇服他们，用公正无私来驾驭他们。至于那些琐碎的权谋巧计，这种计谋一产生，那种计谋就会随之应对，最终不能成就大的功业。皇上深深地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译王鬷出使契丹，路过真定。曹玮担任总管，对他说：“您将来必定掌握大权，希望留意边防。我曾派人暗中观察赵元昊，发现他相貌异常，将来必定成为边境祸患。”王鬷不以为然。等到赵元昊反叛，边境局势非常紧急，皇上因为王鬷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罢免了他。王鬷这才感叹曹玮见识高明。

熙宁年间，高丽入朝进贡，所经过的州县，都索要地图。山川道路、形势险要之处，无不详细完备。到达扬州时索取地图，当时丞相陈公出任扬州太守，欺骗使者说想要获取两浙地区提供的地图，仿照其规模来绘制。等到地图送到，全部聚集起来烧毁，并将此事详细上报朝廷。

平乐太守周祈，供给军饷稍微迟缓，官军立刻杀人抢劫。皇上想要严厉惩处周祈，申文定公上奏说：“供给军饷迟延，官军应当控告督抚。这些人听说广东军饷丰厚，于是想叛逃回去，只是以军饷迟延为借口罢了。现在如果治周祈的罪，官军就会认为主官在他们掌控之中了。九边军队有数十万，如果军饷有时迟延短缺，他们闻风效仿，督抚务必姑息养奸以求无事，这将如同唐代将帅畏惧偏裨，偏裨畏惧士卒一样，难道不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吗？”

明孝宗曾召见刘大夏，告诉他说：“事情有应当施行或罢免的，你可以用揭帖秘密进言。”刘大夏回答说：“不敢。臣下用揭帖进言，朝廷用揭帖行事，这也是前代斜封墨敕那一类的事情。陛下应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正地判断是非，与众人共同商议。对外交给府部，对内咨询阁臣就可以了。如果使用揭帖，时间久了视为常规，万一奸邪之人占据要职，也以此行事，危害哪里说得完呢？”皇上称赞他说得好。

张旻下令过于严酷，士兵恐惧，谋划作乱。皇上召见二府大臣商议此事。王旦说：“如果治张旻的罪，那么从今以后，统帅大臣如何驾驭众人？如果急忙逮捕谋划者，又会惊动都城。如果提拔张旻为枢密使，解除他的兵权，不安分的人自然会安定下来。”皇上对左右侍从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

张崌崃说：“君子贫穷卑贱，是命运使然。假使让他成为小人，在昏暗中乞求哀怜，依然贫穷卑贱。他幸运地成为君子，那是他自己修来的。小人富贵，是命运使然。假使让他成为君子，进退合乎礼义，依然富贵。他不幸成为小人，那也是他自己修来的。

成为君子，成为小人，全在于人自己的选择，并不关乎命运。所以圣人说：‘不了解命运，就无法成为君子。’所谓小人白白做了小人，君子乐意做君子。”

高景逸说：“滋味入口，只经过三寸舌头罢了。从喉咙以下，珍馐美味与粗劣食物，感觉都是一样的麻木。为什么要因为三寸舌头的快感，轻易杀害生灵呢？岂止是口腹之欲，百年光阴，也不过是三寸滋味而已。有人凭借片刻的坚守，留下百世芳名；有人因为片刻的放纵，遗臭万年。这也值得深思啊。”

尹和靖参加进士考试，出题者议论诛杀元佑年间的大臣。尹和靖读后，感慨地说：“这还能用来求取禄位吗？”没有答题就出来了。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我知道你是靠善行养育我，不知道你是靠禄位养育我。”伊川先生听说后说：“贤德的母亲啊。”

潘良贵在朝廷上刚直不阿。蔡京父子让亲戚故旧传达意旨，潘良贵严肃地拒绝了他们。高宗朝时，吕颐浩想引荐他进入两省任职，潘良贵当天就请求退休补缺。退朝后对人说：“宰相进退人才，如果认为贤能，自然应当提拔任用，怎么可以握手密谈，先显示私恩？如果士大夫受其笼络，那么将来在朝廷任职，如何施展抱负？”

张南轩说：“责备自己必须完备，别人有一点善行，都应当吸取。比如晏平仲侍奉君主、处理政务，未必都是对的，但他善于与人交往，圣人就采纳这一点。子产有君子之道四条，他不符合道的地方想必很多，仅凭这四条，就是我的老师。责备自己而吸取别人的长处，不仅修养自己的德行，也是与人为善。”

冯时可说：“一件事违背心意就心生憎恶，一句话触犯就心生怨恨，甚至多年怀恨不释，换了一代还铭记不忘。像这样的人，四海之中没有快乐的地方，百年之内没有安泰的时候。”

杨忠愍公说：“与人相处的道理，第一要谦卑诚实。共同做事就不要回避劳苦，共同饮食就不要贪恋甘美，共同行走就不要挑选好路，共同睡觉就不要占据床席。宁愿让人，不要让人让我；宁愿容人，不要让人容我。处处尽量做到恕道，这就是终身可以践行的。”

士人君子原本不应当招致小人的怨恨，但在大节所在时，不应当附和，不可诡诈跟随。得失荣辱不必太认真，这也是了解命运的大端。○并不是说人应当冒险找事，只是平时明白这个道理，一旦遇到大节，也不至于专门计较利害，违背名义。

人的过错有从事上改正的，强制于外，病根终究还在。善于改过的人，未禁止其事，先格其理。比如喜好发怒，一定要想：别人有不及之处，情理上应当怜悯；违背道理来干扰我，与我有什么关系？又想天下没有自以为是圣贤的人，也没有责怪别人的学问。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是自己的德行未修，感化未至。全部自我反省，那么诽谤毁谤的到来，都是我磨练玉成的地方。过错有千端，都由心造。我的心不动，过错从哪里产生？正念时时现前，邪念自然沾染不上。这是精一的真正传承。然而不能执着于此而自高自限，过错无穷尽，改过哪有尽头。蘧伯

译曾子五十岁时，还知道反省前四十九年的过错。古人改过自新的学问就是这样的。

译江阴张畏岩，积累学问，擅长写文章，但科举放榜时名字不在其中，便大骂考官眼瞎。一位道士在旁边微微冷笑说：“先生的文章一定不好。”张畏岩愤怒地说：“你没看过我的文章，怎么知道不好？”道士说：“写文章贵在心态平和、气息平稳。现在听你骂人的言辞，极不平静，文章怎么能写好？”张畏岩心服口服，上前请教。道士说：“命中注定不该考中，文章即使写好也没有用。决定命运的是天，确立命运的是自己。努力行善事，广泛积累阴德，再加上注意谦虚谨慎，什么福气求不到呢？”张畏岩说：“我是贫穷的读书人，哪里有钱来行善事、积阴德呢？”道士说：“善事和阴德，都是由心造作的。常存这颗心，功德无量。就像谦虚这一条，并不花钱。”张畏岩由此感悟，改变志向，自我约束。后来考中高科。一个人做一件善事，只在自己身上增加一份功德；如果劝化一个人向善，那么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善人；如果劝化一个恶人向善，那么世界上就少了一个恶人，又多了一个善人。这个人又可以转相劝化，以至于千百人。如果把这些写进书里，简直可以劝化千百代人。善根流传，永无穷尽。虽然如此，却有根本所在。言语，是心的声音。心真诚，人就会感动；心通达，人就会信服；心平和，人就会讲理。不然的话，根本不正，喋喋不休地穷尽先贤的论述，充当同辈的指南，岂止是人们掩耳走过，正是犯了太上老君所训诫的口是心非的忌讳。

◆王朗川汇纂《忠敬录》【名字叫王朗川，湖南湘阴人】

我谨按：圣人门下谈论做臣子的，说侍奉君主要以忠诚。忠诚，就是尽心竭力而不敢欺骗的意思。又说“先敬重其事，后享受其禄”。敬重，就是小心谨慎而不肯苟且的意思。人伦关系很多，无时无事，不应当尽心，不仅仅是在侍奉君主时。然而臣子对于君主，名分上尊贵而地位上疏远，形势虽然严峻而情感或许疏淡。其是否尽心，一时无法看出来。所以侍奉君主没有比尽心更重要的，而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至于在君主面前近在咫尺，恭敬谨慎不懈怠，平时表示敬意，还属于空话。所以必须说敬重其事，然后敬意才实在，对事情有帮助。我以往详细玩味圣人的言语，考证古代印证现在，忠诚属于侍奉君主，敬重体现在做事上，这是切当不易的论点。没有做事不尽心，却可以说侍奉君主的；没有在事情上不敬重，却空谈小心，可以说敬重君主的。湘南王君朗川，和他的弟弟观察玉??，潜心励学，著书训世。所辑录的言行汇纂，有忠敬一门，录下先儒名臣的言行，深得此意。我在别集中有切合忠君敬事的，也采录其中。希望未做官的学者，先端正志向趋向，认清路径，戒除欺骗以求心安，不要沾染虚言饰美的恶习。等到做官后，随地随事，尽心矢敬，杜绝欺慢，勉力成为公忠励翼的纯臣。纵然遭遇不能一致，但在心里不敢欺骗，在事情上不肯苟且，也可以不辱没臣子的道义了。

廉希宪在朝廷立身正直，世祖常让他接受帝师僧八思巴的戒律。廉希宪回答说：“臣已接受孔子的戒律。”世祖说：“你的孔子也有戒律吗？”廉希宪说：“做臣子应当忠诚，做儿子应当孝顺。孔子的戒律，就是这样罢了。”

江公望对右司谏陈佑说：“榻前一块砖的地方，是人臣对君父极言天下大事的地方。只有上不欺骗天，中不欺骗君主，下不欺骗良心，才可以避免罪过。”陈佑后来为皇上诵读这番话，皇上认为是名言。

官职不论大小内外，文武大臣，地位尊贵声望重，担子不轻。即使是一州一县，各司钱粮刑名重任，闲曹杂职，各有地方职守，应办事宜。用厚禄来供养他们，是体恤你们的身家。用忠信来对待他们，是开诚布公。恩荣福荫，上及父母，下及妻儿。高厚宏大的慈爱，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却忍心欺骗，敢于欺骗，你们心安吗？乘着这一点不安的心，就是可以转变的机会。如果能警惕惩戒，洗涤这颗心，勉力供职，迷途知返，天地神明，会共同鉴察。否则恬不知耻，良心淹没，忍心欺骗，敢于欺骗，而且安于欺骗。孟子所说的夜气不足以保存的，一定是这种人。

人臣侍奉君主，只是一念之差。所以分散这一念，使不顾君父的，有几种原因：一是身家，二是爵位，三是权势，四是恩怨，五是名誉。只有忠诚才尽心而无欺骗，无欺骗就至诚，至诚就可以感动天地，震动鬼神，还有什么几种私心，能来阻隔呢？

朱子说：“凡是古圣贤说性命，都是在实事上说。比如言尽性，就是尽得这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道；言养性，就是养得这道理而不损害。至微的道理，至明显的事情，一以贯之，略无余欠，不是虚话。”

又说：“人确实有终身为善而自欺的。必须打扫干净。就像侍奉君主的人，不是不每天行好事，但沽名钓誉，掠美市恩，隐藏君主的德行，宣扬自己的美名，都是不忠的罪过。”

古时候的人有事势难以直陈，而迂回迁就言辞来感动君主的，这种旁引曲喻，审察机微观察变化，有胆有智，不无细微权变。但聪明智巧，甚

译难以效仿东施效颦。只要一味地做老实人，踏实做事，或许可以侥幸免于获罪。况且圣明的君主智慧如日月般光辉，难道反而会受群臣的蒙蔽牵制吗？如果揣测君父的心意去阿谀奉承，那么心术就大大败坏了，罪责是逃脱不了的。

译千万不要看错了，忠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圣贤论述忠的道理，不在于气节奇特，而在于义理端正。忠是平常的德行，只要没有一件事不可对人言，没有一个念头不可对君主言，那么忠的道理就得到了。

潘仲谋说：君主的恩德最大，无论平时耕种土地、食用草木，无不是皇上的恩德。从学校培养造就，到历次做官受爵，荣耀及于祖宗，恩惠施及三族，或者以心腹相待，以地方长官重任相托，不过是想得到养士报效罢了。身受国家恩德，只知道顾惜自身家室，问心怎忍？然而臣子的道不尽相同，做宰相，就以匡正君主心志、辅佐治理为忠；做谏官，就以直言规劝、纠正偏差为忠；做刑官，就以执法公平为忠；做地方长官，就以爱护百姓、勤于职守为忠；做武臣，就以效力平定叛乱为忠；当被荐举、掌管文官选拔时，就以为国家得到人才为忠。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只务必真实地对待君主，一举一动、一念之间，不为自己身家考虑，不畏惧豪强，不徇私情，不希冀富贵，甚至不求忠直的声誉。有时委曲求全以成就大事，而不是阿谀附会；有时执法不回避，而不是矫揉造作。只要确实对国家民生有益，并且视我们的君主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不敢生出丝毫轻忽的念头，这样才可以报答君恩。至于大节不丧失、面临危难献出生命的，历代不乏其人，如关羽、张巡、岳飞、文天祥、于谦、杨继盛，尤其著名。命运坎坷，抱恨千载，固然是做臣子的所不忍言说的，也不过是尽到了臣子本分内的事罢了。然而支撑万古的纲常，保存天地间的正气，又不仅仅是吃人家的俸禄、死人家的事那么简单。

吕东莱说：君臣之间，不是不可以说话，这都是士大夫爱惜自身太重，估量君主太浅。

虚斋蔡氏说：臣子侍奉君主以忠，应当统论平时的表现，不必设想在持节死义的地方。

黄东发说：随本分尽职，遇事尽心，自然没有患得患失的念头，哪里不是安心奉职的地方。

每天抽一两小时焚香静坐，以及在清静的夜晚平心自思，省察考验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道理。凡是治理百姓、处理事务，存心发言，不冒犯上天，也就是不冒犯君主了。有错就改，无错就勉励自己，我愿以曾子的“三省”为师。

上天赋予我治理百姓的责任，是做造福一世之人，不是做享福之人。不念造福的道理，事事为享福打算，官署必定要华美，器具必定要精工，衣服必定要艳丽，饮食必定要甘美，而且为子孙享福打算，良田想要得到万亩，大厦想要建造千间，珍玩必定要齐全完备，百计横征暴敛，以供享福之用。上天生我本是造福之人，如今反而成了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岂肯宽贷呢。

读经书，也须会读。每见拘泥文字、牵强附会的腐儒，不但不通晓世务，甚至有得罪名教的。如《泰誓》中“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两句，便不可拘泥。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哪有不是的君父呢？冯氏厚斋说得好：孟子“国人寇雠”的比喻，可以用来警示君主，不可以用来比喻臣子；“责善则离”的议论，可以用来告诫父亲，不可以用来训导儿子。道理应当这样讲。

“寇雠”的比喻，可以警示君主，不可以比喻臣子；“责善则离”，可以告诫父亲，不可以训导儿子，都关系到名教，其义精微，其理充足，阐发了先儒所未阐发的，可谓善于读《孟子》。

茅鹿门说：君主设立官职、分配职责，居于深宫之中，独自总揽全局，臣子各尽才力，大的方面守法，小的方面廉洁，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君主之所以依赖臣子的原因。

常念君主之所以看重依赖臣子，那么一念不忠，一事不敬，就是有负于君主，罪过能逃避吗？

在太平盛世，大臣议论治国大道，以人事侍奉君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没有私植的党羽，没有恩仇的念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使众官勤勉，百事治理得当，阴阳调和，刑罚搁置、兵器销熔，这是大臣的忠。纠察四方的弊端，考察百官的过失，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以致治，为国家忧虑长远以防危，拒绝攀援的巧诈，感激宠赐的荣耀，精诚洁白其心，投身任事，这是内臣的忠。恭敬地辅助天工，安静地镇守远方，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诛锄奸邪，保护善良百姓，盗贼水旱必定入告，天恩盛典必定遵行，巡视弹劾官邪，弹压宦官豪强，这是外臣的忠。恩威并济，教养兼行，核查吏胥的奸诈，洞察刁顽的诉讼，催征赋税知道体恤，力役存有仁爱，清廉自守，公忠御下，不剥削民脂民膏以自奉，不枉曲是非以徇私情，这是地方长官的忠。做臣子的知道这些，然后才可以回答君命。所以《左传》说：以恭敬承受命令就不违背，以恪守职责就不懈怠，这就是所谓的忠。

这样随事效职，忠在其中，敬也存于其中了。

灵璧先生说：曾经说，分谊所定的地方，就是礼义所在的地方。礼义所在的地方，就是圣贤所坚守的地方。有圣贤坚守的人，必定能遵循礼义而安守分谊，以贱从贵，以卑承尊，尽到了侍奉上级的道义。

人既然做了臣子，身

译作为臣子，应当明白国家是君主的，并非自己可以私自占有的。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属于自己，对于君主所任用的人，又怎么会有界限隔阂不能消除呢？所以凡是受到朝廷倚重的人，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同或不同的人，都不去计较，只考虑到他们能否辅佐朝廷罢了；对于对自己怨恨或欢喜的人，也不去计较，只考虑到他们能否对朝廷有益罢了。这就是臣子的职责，也就是忠的含义。

译小人也是天地所生，决没有尽灭的道理。只应当端正自己，使他们自然信服；尤其需要虚心，使他们自然平息。一旦涉及骄傲张扬、愤激冲动，便会激起许多不肖之徒。这对国家大事毫无益处，反而会使地方受到滋扰和祸害。

君子对待小人，不厌恶但保持威严。如果对人不够仁爱却憎恨得太过分，以至于导致混乱，君子也不能说没有过错。

韩魏公面对重大节操，处于危难疑惧之中，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该做的就无所不为。就像湍急的水流奔赴深谷，无所畏惧回避。有人劝谏说：“您所做的确实很好，但万一失足跌倒，自身难以保全，恐怕家室无处安身。”韩魏公叹息说：“这是什么话！人臣尽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那是天命，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事情不成功，于是就不去做呢？”席啸滨说：“看韩公的话，就知道古今国家事务的败坏，是因为人臣瞻前顾后、保全自身和家庭的人，大概不知有多少啊。”

州县办理一件事，却希望草率结案；高官题奏事件，却蒙混含糊，这都不是忠诚。其中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孔光侍奉成帝，掌管中枢机要十多年，遵守法度，沿袭旧例。皇上有所询问，他依据经典回答，不迎合旨意苟且附和。如果皇上不听从，他不敢强行谏诤固执争辩，而是慢慢图谋启发诱导，因此长久相处安宁。当时他有所进言，总是删去草稿，认为彰显君主的过错，来夸耀自己的忠直，是人臣的大罪。有所荐举，唯恐那人知道。沐浴休息的日子，与兄弟妻子闲谈，始终不涉及朝廷政事。有人问孔光温室省中的树都是什么树，孔光沉默不回答，改以其他话语回答。他不泄露机密到了这样的地步。

韩魏公与范希文、韩彦国同在执政机构，在皇上面前争论政事，下殿时不失和气。当时三人就像推车子一样，大概他们的心只期望车子前行罢了，哪里是为了自己呢？

不说温室省中的树，议事像推车子，在当时认为是偶然，如今已成为千载佳话。大臣不这样，不足以显示其公正忠诚无私。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州有善政，但有谗毁你的人，想知道吗？”狄仁杰谢恩说：“陛下认为我有过错，我应当改正；认为我没有过错，是我的幸运。谗毁我的人，我不愿知道。”武则天赞叹他是长者。

这几句话得体合宜，有见识有度量，不仅仅是宽厚罢了。

韩魏公担任谏官三年，所存的谏言草稿，想要收敛焚烧，以效法古人谨慎严密的道义。但担心君主听从谏言的美德，后世无法看见，于是收集七十多篇，称为《谏垣存藁》，在篇首自序。大意说：“谏言在于讲理，以至诚感动君主，这一句话足以作为臣子进言的最高准则。”

焚烧谏稿而不彰显君主的过错，保存谏章而显示听从谏言的美德，道义各有取处，无非是忠君爱国的至诚心意。

欧阳修在翰林院时，仁宗一天看到御阁春帖子，读后喜爱，问左右说：“这是欧阳修的词吗？”全部取出宫中的帖子阅读，见篇篇有意，叹息说：“提笔不忘规劝，真是侍从之臣啊。”

由此可见忠君爱国的意思，是真情实感，不是诡谲的谏言。

王恭武公有小错误，御史中丞孔道辅弹劾他，于是被降职调出京城到外地镇守。很久之后孔道辅去世，门客对王恭武公说：“害您的人死了。”王恭武公脸色凝重地说：“我有过失，孔公以尽职参劾我，哪里有心害我？直臣难得，朝廷失去一位直臣，很可惜啊，怎么可以怀恨呢？”

不挟带被弹劾的嫌隙，已经懂得大体；念想直臣难得，惋惜直臣已亡，更彰显公正忠诚的远见卓识，值得效法。

明代庶常邹智，清廉修养无与伦比，因进言被下诏狱。写怀诗中有：“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送紫宸。”被贬广东吏目辞朝诗中有：“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惟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忠万死更何悲。”

一腔忠爱，出于自然，在被下狱临行遣时，更为难得。

明代杨士奇等人奉命编辑《历代名臣奏议》，皇上阅览后，对侍臣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千古一致。君主能采纳善言，臣子能尽忠不隐瞒，天下没有不治的。看这本书，足以看见当时君主的度量，臣子的直率。作为君主，把前贤所说的当作今日耳闻；作为臣子，以前贤侍奉君主的心为心，这是天下国家的福气。”

在所辑录的名臣奏议中，就领悟到君臣互相警戒的道理。阅览古事引发思考，法则不远，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明代马端肃公，从吏部、兵部晋升为冢宰，曾说：“我在兵部时，每晚心行天之边一周；在吏部时，每晚心行天之内一周。行边时思考武备，行内时思考人才。”

这样才叫做尽心供职而不敢忘记，敬重其事而不敢懈怠。

《他山石》说：居官廉洁，是分内的事。但物欲相交，事情逼迫，渐渐不自由。素来贫贱，有妻子啼哭号叫的困扰；素来富贵，有口腹身体豢养的需用。喜好声誉，就装饰饮食来娱乐宾客；务求结交，就厚送贿赂来通好。甚至男婚女嫁，囊帛柜金，都靠这些资助。虽然……

译想要廉洁，能做到吗？所以关键没有比崇尚节俭更好的了。治理百姓的时候，不要与居家过日子的时候有所不同。使用官府的财物，不亚于使用自己的财物，这样就可以了。

在官位上勤勉尽职，是理所当然的。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而事务的机变是无穷的。耗尽一个人的精力，来防范众人的奸邪，这已经是不容易的事。如果沉溺于饮酒，放纵情欲去追求美色，写诗下棋，以至于导致诉讼案件拖延多年，是非颠倒，诉讼案件越来越多，事务的机变越来越混乱。正担心没有卸任休息的日子，幸好公文已经准备妥当，低头随意批写，最终不过是敷衍了事罢了。其关键没有比清心寡欲更好的了。鸡鸣时分就处理政事，家务事全部摒弃。不要因酒色而自我困扰，不要因荒淫享乐而自我伤害。某件事应当决断，某份公文应当上报，某项赋税应当办理，某位囚犯应当释放，时时观察，急切执行。不要说暂且等到明天，那么事情就没有处理不好的，而此心也就安宁了。

译有十分的心为自己，不肯拿出一分来为民。从早到晚，只觉得自己事为重，民事为轻，所以有这种种恶劣的习气。

《省心录》说：士大夫如果只计算一官的俸禄，不知道自己是白吃饭。试着想想，驱役的卒子、承奉的吏员、供给帐幕居处，无非都是民力，那么内心惭愧的地方就多了。如果对于奉公治民的道理，不加注意，那与窃取别人的钱财成为盗贼有什么不同呢？

宋张肖甫说：司马温公与王介甫，清俭廉介，孝友文章，被天下学士大夫所瞻仰。然而志趣不同，介甫以权术行事，温公以正道进取。介甫所学的是申不害、韩非，而用六经来文饰；温公所学的是周公、孔子，也用六经来文饰。所以介甫行政多偏执，他的门下多小人；温公行政崇尚公忠，他的门下多君子。

学术关乎政事，而渊源气类，不仅及身而止，可不慎重吗？

张右川说：世上高谈阔论的人，大都不肯在君父面前吐露肝胆，而仗义直言，多出自深沉不夸耀的人。宋代的刘元城，问司马温公治心行己的要领，温公回答说：从不说谎话开始。元城信服并努力实行，等到他立朝，对于国家大事和民间疾苦，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的没有不尽的。有见识的人认为，能尽言的人是从不说谎话中来的。

平时有不妄语的学问，所以遇事才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士君子立朝忠君，自有根本。

袁学士说：大小臣工，都怀有忠良之心，那么朝廷的气势就尊贵。如果只以靡靡之音为娱乐，只以珍奇之物为喜好，淫侈相高，燕乐无节制，同堂合席，听不到规劝，忠心谋国的人，不是这样的。

贤才对于国家，就像御寒的衣裳、养生的粮食。汲引善类，不分亲疏，推贤扬善，本来不乏人，而挟私害正的人，却有时存在。符合自己就掩盖其过错，异于自己就指摘其小疵，毁誉发自私情，而真才不能施展，忠心谋国的人，不是这样的。

植私的人多，赤心的人少，国事依靠什么？怎么尊重朝廷呢？

张受先说：纲常在天地之间，原本用来要求君子，也只有君子视为分内应当如此。申生不怨恨他的父亲，屈原不怨恨他的君主，分内应当如此。评论世事的人，不要只怜悯各位君子的死，而要重视他们能尽分。引为尽分，那么即使捐躯赴义，只是尽自己的臣职而已。

钱宣靖公说：因为爵禄恩赏的缘故，而效忠于上，这还是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

爵禄恩赏，是朝廷用来鼓励臣工的，而臣子效忠，则视为义不容辞，分内当然。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尽其道，不是因为君有礼而臣才效忠。

罗文恭说：论事的人，理常不足而势常胜。君子处事，不曾被所胜的夺去，而病于所不足的。天的废兴不可必，时的得失不可强。因为不可强而必的横在心中，那么顾虑观望的祸端渐渐产生，而贞固迫切的诚心日渐减损。固有假借虽死无益的话，来文饰其过错而逃避其议论，都失于利害的计较太深，是非的判断不早，改变素履而蹈大讳，其职在此。所以君子事无大小，宁可过于愚，不要失之巧。事关重大，宁可决性命于万一不测的忧患，不要宁可厚颜无耻以取偿于岁月不可希冀的机会。是是非非，其理固然，不容解于心。

忠于君的人，有时不计利钝，不顾祸福，这叫做尽心。

又说：先儒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难。这是为不善处死者说的。虽然，死而不足以成事的有，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的。所以求死于事之可为者非难，求成于事之不可为者为难。死于事之必可者非难，死于事之必不可者尤难。

宁武子的愚不可及，孔子所以嘉许他。

周公的忍，不害其为仁。项羽的仁，曾何救于忍。宁武子的愚，不害其为智。晁错的智，适所以为愚。

范文正曾经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为岳阳楼记，遂着其语。陈埙嘉定中上封事说：上有忧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忧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所以以天下为可忧，则乐随之。以天下为可乐，则忧随之。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审优乐之机，则知范文正公先后之意矣。

忧非徒忧，乐其可乐，此范公先后之意也。

宋蔡襄告其君说：忠臣引君当道，论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至于巧者不然。事难言则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吾尝论某事

译罢了。这就叫做喜好虚名。由此可见，喜好虚名的人不是忠臣，而忠臣却不能回避被怀疑喜好虚名的嫌疑。

译这是那些善于沽名钓誉的人，他们的不忠还有谁比得上呢？

真德秀说：学士李季章请求退休，皇帝安慰并挽留他说：“舆论所在，没有长久而不被明白的。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让他最终被抛弃。处在众多小人横行霸道之中，却有暗中扶持善良人士的心意；在大权颠倒错乱的时候，却有秘密制服首恶的谋略。况且他迅速返回敌国朝廷，曾经想要挽回战争祸端，说世代的仇敌固然应当报复，但边境战事岂能轻易兴起。等到他坚决投龟占卜以决断，最终成就了化解战祸的功绩。考察他的忠诚勤勉，是有始有终的。”

李公平时有操守、有作为，原则与变通互相补充，不愧为公忠体国，皇帝已经信任他，所以表彰他来示众。做臣子的，不要认为忠诚总是被怀疑，公道难以伸张。

圣人的道理，不过是求得适中。天下的事情，不要存有偏见。君主父亲对于臣子儿子，起初并没有彼此厚薄之分。臣下凭着好恶的私心，互相倾轧逼迫，道理或许会超过适中，事情或许会拘泥于偏见。士大夫各自坚持异议，是非不公，彼此过分。这就像人家子弟互相争斗，父母随之不得安宁，而家中应当修缮的事情，自然来不及顾及了。

凡事不肯尽心，不把君主的事看得重要，所以才有这种祸患。

在朝廷做官的人，坚定确凿、自我坚守的，虽然没有顺从适意的可喜之处，但决然知道他们没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的担忧；随声附和、跟随别人的，虽然没有触犯冒犯的令人憎恶之处，但决然知道他们有包藏祸心、难以预测的隐患。这对于治国之道的兴衰，关系不轻。

掌握任用或舍弃权力的人，应当在此留意。

魏了翁说：《易经》同人卦说：“在旷野上与人同心，亨通。”它的彖辞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大概人的心，公正就一致，自私就千差万别。如果没有东西去沟通它，那么千差万别的私心，足以危害天下最统一的公理。这种事潜伏在暗中，人们没有察觉。所以议论当今风俗弊病的人，无不批评它崇尚表面的一致，而我却怀疑它从来没有真正的一致。进身时显得柔顺善良，退身时显得刚正不阿；当面时唯唯诺诺，背后时叹息哀怨；成功了就拿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向人夸耀，没成功就借口自己曾经预料过而议论上级。得到恩惠就收敛归功于自己，产生怨恨就推脱说：“这怎么能由自己作主呢？”时政的得失，任免的当否，边境的缓急，说了而得到采纳，就自夸为功劳；没被采纳就讥讽说：“这只是空谈而没有益处。”唉！像垄断者那样观望，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像骑墙者那样说话，可以出来也可以进去。这大概是嗜利无耻、贪恋前程而顾虑后路的人所做的罢了。士大夫如果这样，那么他们的心难道还把国家大事当作饥渴休戚相关的事吗？行踪诡秘，朋友有不知道的；情态横生，父子有不相了解的。如果这种习气一天天增长、一月月加剧，见到利益就离去，见到便利就夺取，国家能依靠这些人吗？自从封章奏疏对策上书以来，大都是应付故事，具备虚文，而没有恻隐忠敬的实质，却推脱说：“厌恶揭发短处以博取名声，忌讳激烈言辞以败坏事情。”那些号称正直的人，也不过是先写称赞的词句，然后略微表达规劝切责的意思。比如议论治国之道，就说：“大纲已经举起，只是细节小有未备。”议论边境之事，就说：“处理治理是适宜的，只是奉行稍微不到家。”前后互相效法，像这类话，难以一一列举。然而还是每天锤炼、每月磨练，白天删减、夜晚修改，然后才上报。齐国人不用仁义与君王交谈，孟子说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现在做这种说法的人，是尊敬朝廷呢，还是怠慢朝廷呢？

过去本来有百次劝告而一次惩罚，千次应诺而一次直言的人；本来有私下到皇帝面前而违背自己主张，出口的话不可行，而进言的话可行的人；又有开始十分之三正确，中间十分之五正确，后来十分之八正确的人。不曾有刀锯斧钺的严厉，投奔流放死亡迁徙的事情，而知道却不敢说，说了却不敢尽言。他们心里认为，说了而不能实行，并不能被接受，宁可表面顺从而内心隐藏，当面顺从而背后诽谤。人们看到他们表面一致，而我却看到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一致。人们认为他们有礼貌且恭敬，我却认为他们是最无礼的，最大大不敬的。

臣子不能尽心，不肯恭敬做事，诡计丑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鹤山先生形容得曲尽其妙，可以作为千年来臣子的箴言和鉴戒。

上天为这个时代产生人才，自然足以供这个时代使用。郭子仪收复东郡后，正商议北伐，这是什么时候呢？最终剥夺了他的军权，而郭子仪不怨恨。河东局势紧迫，又强行起用他，又被奸佞小人所忌恨。如果不是君主始终信任不疑，那么唐朝的国运就危险了。然而不只是郭子仪出来被时代所用，他的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位居显贵。幕府六十多人，最终成为将相。其中卓越可称道的，像杜鸿渐、黄裳、李光弼、光进等人，都凭借才识器业，成为两代中兴的栋梁。那么上天生出郭子仪，是为社稷考虑，而又希望他的儿子、女婿以及交往的宾客来辅助成就大业，难道不是忠贞所招致的吗？欧阳修记载他的将略说：“忠信之厚，固然出于天性。至于身处富贵，保全功名，这是古人所难以做到的。在谋划决策的时候，应当也得到他们的帮助。”这话多么深刻啊！不把富贵功名当作夸耀，而把善于处理、善于保全当作困难；不把忠厚当作满足，而把谋划决策的帮助当作珍贵。古代建功立业而保全美德的人，大抵遵循这个道路。可见士大夫应当为天下所用其身。

郭子仪此时已经被奸佞小人所忌恨。

译于是没有稍微感到失望。率领全军奔赴敌阵。以成就伟大的功业。可以称为纯粹的忠诚。他得以善终保全，没有不是忠贞所感召的结果。后世将诸葛亮的忠武与汾阳王的忠武并列讨论，说诸葛亮的功勋名声源于恭敬谨慎，汾阳王的事业成就在于忠贞不渝。确实如此啊。

译王应麟说：谋求解决大患的，必定会忽略细枝末节；追求实际效果的，必定会去除虚浮的言辞。又说：因为情况紧急而扰乱纲纪，因为个人偏见而违背公议，臣不敢这样做。

只知道尽心竭力，以求把事情办好罢了。

大丈夫生于这个时代，自然应当光明磊落，整顿吏治，澄清天下，这并非别人能胜任的事。今天的忧虑，难道是为了温饱吗？

自己估量学业未能超过别人，那么贫贱也不算不幸。这是囊萤映雪、刻苦攻读的时候，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

此时此刻，我的责任重大，忧虑深重。儒家经典和圣贤的教诲，对内足以明辨善恶、真诚修身，对外足以匡正时弊、救济大众。它的益处，难道不大吗？

拥有这样的志向和胸襟，才可以称得上是对君主忠诚、对事务恭敬。

有人带着名利的说法来，不问大小，都应当以淡泊之心回应；有人带着是非的说法来，不问彼此，都应当以平和之心处理；有人带着学问的说法来，不问是否契合，都应当以虚心接受。这是大有益处的秘诀。

人必须有坚忍的操守，天下的事情才能有成就。坚忍，就是世俗所说的“耐”。“耐”的含义，是说能忍受饥饿、寒冷、烦扰、劳累、侮辱、贫穷、心急、事务繁杂、官职压力。能“耐”才能长久，不能“耐”的没有能长久的。懂得“耐”字，上等的是圣贤定静修身的学问，次等的是有恒心的士人。面对百姓、侍奉君主，问心无愧，最大的经世济民之道，都基于此。

不诚心，成不了事；不虚心，不了解事。

这两者缺一不可。它的道理随着事情显现，它的功效随时可用。

有作为的人，气度一定不凡；有作为的人，才情决然不显露。

我对别人有功不可记挂，有过失则不可不记挂；别人对我有恩不可忘记，有怨恨则不可不忘记。

记挂过失而不记挂功劳，恩德不可忘记，怨恨不可不忘记。情理两方面都得到平衡，人与人各自尽到本分。

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深沉险恶不可取；节义侠士的生命轻，争斗狠毒不可取；豁达之人的钱财疏，暴殄天物不可取；才子的气度高，矜持骄傲不可取；廉洁官吏的操守严，刻薄不可取。

圣贤出仕有出仕的道理，退隐有退隐的道理。穷尽了道理，出仕也好，退隐也好。现在的人志在富贵，所以觉得退隐不如出仕。

吴芾说：事情不应当做，宁愿遭受上官的谴责，也不可给百姓留下祸害。李衡说：力量不能施行，与其进取而辜负君主，不如退隐而进于道。这两位是南宋人，合起来可以作为出处进退的铭言。

廉洁不谈论贫穷，勤勉不谈论辛劳，爱护百姓不谈论恩惠，铲除强暴不谈论威严，侍奉上级恭敬不谈论委屈自己，礼贤下士不谈论忘却权势，这样大概就不会辜负官箴。

轻视钱财足以聚集人才，约束自己足以使人信服，气量宽宏足以得到人心，身先士卒足以率领众人。

名利的根苗之所以害人，是因为追求名声则劳累，自夸名声则傲慢，修饰名声则虚伪，争夺名声则忌妒。罪过恶行从此产生，所以至人告诫不要喜好名声。

苏子容说：欧阳修不谈论文章，喜欢谈论政事；蔡君谟不谈论政事，喜欢谈论文章。各自不夸耀自己的才能。

陆宣公说：身居高位的人，应当违背私欲去做自己难以做到的事，布施诚意以消除人们所痛恨的事。谈论仕途之道说：做官如同做人，要反复思考。事情到了不能两全的地步，宁可失去官职，也不做负心之人。又说：为官不可不清廉，却不可傲慢。清廉而傲慢，是招致祸患的途径。

平易近人，既不失掉自己，也不违背世俗。

士君子一言抵得上百言，不可多言招致厌恶，虚言招致轻视，轻率之言招致侮辱。

言论传遍天下却没有口过，立身处世侍奉君主，都不超出这个原则。

士君子面对事情，应当在困难处寻求容易的方法，在容易处考虑困难的因素。

困难处不敢推诿，容易处不敢忽略，尽心罢了。

自警铭说：洪范六极，软弱居其一。所谓读书，变化气质。当断不断，你自己招致祸患。

自省铭说：环顾这个世界和百姓，活着的人等待你供养，死去的人等待你安葬，天下后世等待你治理。你不要轻视自己的身体，去殉葬无边的欲望，从而丧失你的志向。

自觉克己复礼、主敬行恕的学问，片刻不可离开，早晚思考它，几天批点它，墨迹未干就忘记了，这怎么说呢？

古人进仕思考尽忠，退隐思考补过。这与孔子主张忠信、迁善改过的意思相同。我们存有至诚无伪的心，进而有所作为，是忠。其中轻重缓急，过失差错而不合乎义的很多。所以进仕思考尽忠的人，必定退隐思考补过；主张忠信的人，必定迁善改过。阳明论学，以致良知三字外别无功夫，差别就在这里。

果真想要尽忠，怎么能没有过失？补过是为了完善“忠”字的分量，成全尽忠的实际内容。这两句话人多囫囵读过，这里解释得透彻真切。

士大夫必须先不肯自欺，然后才可以期望他不欺骗君主。就像做善事，自己也知道是应当做的，也勉强去做，只是心里又有些“不消如此，做了也不妨”的意思；做不善的事，也知道不应当做而不去做，心中又有“做了也不妨”的意思。

译这是自欺。自欺到了这种地步。欺骗君主也就可想而知了。

比如为人方正，也不妨圆融通达；身为孤子，也不妨回应请求；憎恶奸恶，也不姑且宽容。虽然内心坚守高洁清白的志向，但对于按惯例可以得到的利益，不妨顺从世俗。这“不妨”二字，蒙蔽了初始念头中的真心，迎合了转念之后的私意。由自欺进而欺骗君主，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

译又如九分九厘的公正，夹杂了一厘的私意，心地便不干净，私意就能暗中滋长。所以古人称忠君为“纯臣”，“纯”就是没有虚伪和私意的混杂。

人臣的品德器量有偏颇与全面之分，才能高低有大小之别，官职有尊卑，事务有难易，时势有常态与变故。朝廷根据人的才能和器量来任用，对臣子的期望，从未要求人人完美无缺、事事苛责。臣子报效君主，也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完美无缺，首先要做到内心没有欺骗。内心没有欺骗，就只知道有君主，而不知道有自己。进朝时想着尽忠，退朝时想着弥补过错，没有一时一念不是心系王室。一个百姓不忍心让他失去依靠，一件事不敢有丝毫差错。对君主尽心，那么君主的百姓，就是我的孩子；君主的事务，就是我的家事。一时的成败，一事的祸福，都不能动摇我的心。所以说，忠就是专一其心。

官职虽然尊贵，绝不能拿别人的生命来助长自己的喜怒；官职虽然卑微，绝不能拿自己的一生来助长别人的喜怒。

这不过是能够竭尽内心，不忍欺骗，不敢苟且罢了。

王阳明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所以能不因境遇的顺逆、得失而动摇内心，只以道能否推行作为自己的忧乐。如果只是为了利己，就会留恋乡土、苟且偷安，见到利益就趋附，见到危难就恐惧。这不是古今人性不同，而是平日的学习和修养不同，从而观察天下事物通达与不通达罢了。

归结到所见事物的通达与不通达，更可见学习对于做官的重要性。

君子与小人相处，绝不会苟且同流合污。如果不幸势穷理极，被小人中伤，那就安然处之罢了。如果处理事情未尽合乎道义，或者过于疾恶如仇，或者因愤激而失当，对事情无益，反而招致对方的怨恨和仇视，这都是君子的过错。

事势处在仓促危急之际，变故超出常理，君子常常主动承担天下的祸患而不推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天下的祸患终究无法避免，只有以身承担，希望借此免除天下的祸患。小人不知道祸患不可侥幸避免，用诡计谋求脱身，结果酿成大祸，自己最终也无法逃脱。所以承担祸患的，只有忠诚忧国的君子能做到，而小人不能。

先生遭遇宁王朱宸濠之变，都是以身承担天下的祸患，最终才免于祸患，有利于国家。这条是先生自述其经历，更加证实王阳明是有益于世用的道学家。

忠义之情激发而成气节，气节的弊端，流变为虚骄之气。上等的人，无所为而为，这就是所谓的成仁取义。次一等的人，有所为而为了，但其气尚且接近正道。等到弊端显现，就有人凭借愤戾粗鄙之气，来行其嫉妒狭隘之私。士人因此流于矫揉造作，百姓因此陷入好讼之风。人欲炽盛而天理灭绝，却还自视为气节，这与公忠之道相差太远了。

去除气节的偏颇，回归全面；克服虚骄之气的私弊，返归正道。这样才算是公忠，然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做不到。

《文山别集》是宋丞相文天祥先生自述其勤王所经历的事迹，后人采集编纂而成的。其中所经历的险阻艰难，颠沛流离的各种状况，如果不是先生自述，人们无法完全知晓。先生的忠节盖过宇宙，都因此有了依据。后人通过文辞考察事迹，感慕先生的大义，油然而生忠君爱国之心。这部集子对臣道的益处，难道微小吗？

君子对君主的忠诚，只求尽自己的心罢了，哪里会琐碎地诉说以求世人知晓。然而仁人之心忠于君主，也希望别人忠于君主。希望别人忠于其君主，就想用自己对君主的忠诚来启发他们的良心。固然有人不及知晓，如果不自己陈述，怎么能让别人知晓呢？这就是先生自述的原因，旨在教化世间的忠诚。当时仗节死义之士，无不详细记载，因此有传记流传，这又是与人为善的表现。这部集子，在先生自我尽忠方面，如果嫌求世人知晓，以先生教化人的目的来看，我只怕世人知晓得不充分。在先生自我尽忠方面，如果可以不流传，以先生与人为善的目的来看，我只怕它流传得不远。

人臣因事进献忠言，只求尽心供职，不应该自我表白张扬，急切地求取世人知晓。所以古人以烧毁谏草为忠。至于履险蹈危，挫折不屈，以身殉国，不是一时一事的忠诚可比。如果不叙述记载始末，后来者何从受到激励劝勉？倘若遇到急难，也无从效法。所以文天祥不可没有文集。这又不是以不焚谏草为忠。况且朝廷表彰忠义有典制，正在访求其遗迹，并载入史传。事情的常态与变故不同，道义固然各有侧重，总期足以劝勉忠诚罢了。

平庸之士，不论其言论如何，只要肯说，也可见其忠诚了。如果有学问的君子，必须合乎时宜而后言才可以，又不专以敢言为贵。去除邪恶，先去除严重的，颠倒是非，固然得罪于名教；如果搜罗琐碎之事，也是侍奉君主者所耻于做的。

忠君者衡量事理、审视时势，不激切不琐碎，这其中的权衡是有学问的。

王阳明被贬居住在龙场，官府差役到驿站，多有凌辱。龙场百姓不服，与差役争斗。有人劝他到上级官府请罪谢过，先生说：差役到龙场，挟势擅威，不是上级官府指使的。龙场百姓与他们争斗

译争斗，也不是我指使的。您未曾侮辱过我，我也未曾对您傲慢。我哪里得罪了您，需要向您道歉呢？跪拜是小官的本分，但也不应当无缘无故地去做。我被罢黜放逐，所坚守以待死的，不过是忠信礼义罢了。我住在这里，是与瘴气毒物共处，与鬼怪邪祟同游，每天面临三次死亡的危险。然而我安然处之，是因为深知生死有命，不因一时的祸患，而留下终身的遗憾。您如果真想加害于我，而我确实有招致祸患的行为，那可以说是有遗憾的；如果我没有招致祸患的行为，却横遭不幸，那也不过是瘴气罢了，是毒物罢了，是鬼怪罢了。您的告诫，我虽然不敢接受，但因此更加知道如何自我勉励，不至于有所懈怠堕落，那么我受到的教诲就很多了。

译以上都是王阳明先生的话。全都出自他的学识与修养。不要因为他专门主张“致良知”而有所偏颇，就轻易地议论他。

做官时文书簿册繁多如麻，下情被阻隔。有时凭借自己的聪明，有时凭借自己的火气，有时凭借自己的忙乱出错，种种情况都能冤枉人。等到案卷已经确定，就有明知冤枉却无可奈何的情况。这是做官的难处。其难处在于谨慎，不在于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而在于虚心观察。

尽心则人不能冤枉你，不苟且则自己必定不肯冤枉人。

喜欢用言语讥讽别人的，一定是嫉妒心很重的人。所以看到别人富贵就嫉妒，看到别人有名声就憎恨。嫉妒憎恨之心平日就蓄积着，讥讽激怒的话随处触发。结下的怨恨已深，构成的祸患不止。所以君子重视修养内心。

忠于君主的人，正为国家得到人才、实现大治而高兴，即使喜好崇尚不同，也决不会有嫉妒憎恨的事。

历代士大夫的祸患，多起于言语文字的激愤。所以诽谤议论激起了坑焚之祸，清议激起了党锢之祸，清流激起了白马之祸，台谏激起了新法之祸。起初是一个人倡导，众人附和，不寻求是非的归宿，于是喧哗狂乱，牢不可破，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受害的就多了。

恭敬于事务的人，不一定肯激愤；忠于君主的人，必定不会结党。

异仲游给东坡的信中说：言语的累赘，不只是从口中说出的是言语，那些表现在诗歌中，赞颂在赋颂中，寄托在碑铭中，记载在序记中的，也是言语。现在知道畏惧口舌之祸，却不畏惧文字之祸，认为是正确的，那么看见正确的人就高兴；认为是不正确的，那么蒙受非议的人就怨恨。高兴的人未必能成就君主的谋略，而怨恨的人或许会败坏君主的事。

是非不可冤枉，喜怨不可顺从，即使是诗歌赋颂，也不能不存有这个意思，何况是君主的事呢。

《说苑》记载孔子说：史鳅有君子之道三条：不做官却恭敬上级，不祭祀却恭敬鬼神。（意思是肯恭敬鬼神。）正直却能对人委曲周全。

恭敬上级、恭敬神明，人们还能做到，难的是不做官却恭敬，不祭祀却恭敬。正直自己却能委曲周全于人，尤其可贵。所以孔子推崇他。

好朋友，在穷困逼迫时才能看见；好人品，在财帛上才能看见；好臣子，在事情遇到危险疑难时才能看见。

这三样人们都认为是容易做到的，但临到那时却看不透，不知不觉就蒙蔽了初心，露出了本色。至于人臣自认为忠诚且恭敬，等到事情涉及危险困苦，或有疑难，就想着敷衍退缩的，尤其不少。

国家振兴节义，无非是让做臣子的知道，侥幸生存不足以荣耀，为义而死不足以畏惧。因此，在紧急关头，人人都可以成为坚固的城池。环顾当时边疆的臣子，有吝惜生命而逃跑的，像鼠雀一样偷生，最终也没能免祸，含愧入土，还有余羞。赴义的人，身体虽然死了，但朝廷的哀悼文书和抚恤典制，义烈昭然，与天地日月，共同永存，难道不深可宝贵吗。

忠诚原本不一定都要以死相殉，但如果确实无愧于忠诚，那么死也是不顾的。孰重孰轻，孰贵孰贱，不用等智者就知道，在于人当下的抉择罢了。

刁蒙吉说：曾子的孝，孟子才说可以。程子认为子女尽孝于父亲，其身心物力，毕竟是父母之身做出来的，不是分外的事。臣子建功立业，凭借的是君主的人民，凭借的是君主的权势地位。功业虽然大，也是凭借君主的人民和权势地位做出来的，能说这是分外的事吗。别人懂得这个道理，那么韩信就不会有鸟尽弓藏的怨恨，李临淮就能与汾阳王并驾齐驱，不至于以愧恨终了。

人臣把忠诚看作是分内应当做的事，那么忠诚就是纯粹的忠诚，恭敬就不是矫饰了。

权德舆说：陆宣公长久以来被德宗所知名，召对翰林。朱泚作乱时，跟随皇帝逃到奉天。宣公挥笔即刻写成，无不曲尽事情，切合时机。曾经从容上奏说：此时诏书应当痛切地引咎自责，以感动人心。禹、汤因为罪己而勃兴，楚昭王因为善言而复国。诏书刚下达，即使是武人悍卒，无不挥泪激发。议论的人认为德宗能够平定寇乱，不只是依靠爪牙之臣的效力，也凭借文德腹心之臣的辅助。

德宗观察事物太精细，猜忌太严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失去了大体。奸佞谄媚之人趁机离间，屡次使他不悦，有人规劝陆公，陆公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忧虑其他。引古论今，指陈得失，是阐述他的道。与伊尹、傅说争衡，是考察他的文。与《典》《谟》接轸。

苏东坡疏中说：陆贽才具本是王佐，学问足以做帝师。议论深切于事情，言语不离于道德。上以纠正君心的错误，下以通达天下的意志。德宗以苛刻为能，而陆贽以忠厚劝谏；德宗以猜疑为术，而陆贽以推诚相劝；德宗好用兵，而陆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吝惜用财，而陆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的方法，治边驭将的方略，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可以说是进献苦口的药石，针刺害身的膏肓。如果德宗完全采用他的话，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

琅琊王世贞说：唐代的贤相，善于谋划善于决断，崇尚通达崇尚法治。

译崇尚正直，崇尚文治。功业显著，并非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这些都源于天资禀赋的美好，而没有扎根于学问。魏征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进谏陈述政事，常常以仁义来劝勉，颇为懂得学问。然而对于太子李建成之事，君子对此感到遗憾。只有陆贽论述谏言数百篇，虽然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劝说他的君主，未曾掺杂权术机巧。像罪己改过的言论，用人纳谏的方法，以及边防御将、财政税收等事务，细微详尽地全部列举。他学问的纯粹，大概是三百年间仅有一人。德宗仅仅采纳了他的一两点建议，尚且能够削平朱泚之乱，恢复旧有的基业。假如能完全实行他的学问主张，那贞观之治，还值得称道吗？

译淮扬齐政说：宣公通晓圣贤之学，怀抱经世济民的才略，辅佐德宗皇帝，开诚布公，议论切合时务而不迂阔，言论本于道德而有依据。斟酌古今通行的义理，作为政治的准则。治理国家的制度，典章文物，无所不备。他的言辞严谨，义理端正。作为辅佐君王的才略，超出汉代贾谊、董仲舒之上。在朝的君子，详细观看遍览，足以看出宣公的长才远识，以及他如尧舜般爱护百姓的仁心。作为臣子效忠，能够效法这种精神，难道不美好吗？

温陵李懋桧说：汉代的文章，唯独推崇董仲舒和贾谊。《天人三策》都本于经术，《治安策》数千言，通达国家体制，本来是应对策问的开端，忠贞尽职的典范。唐代盛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赫然居首，但他们的文词却很少被概括记载，而陆贽却凭借奏议特别闻名。难道是因为施行措施的人在于功业，所以文词不彰显；而发表议论的人在于文章，流传于后世，对治理国家有益。士人学习以应对世事，也采取近代已行之事，参酌考察其成败，并斟酌其议论，举而施行即可。陆贽的奏议，苏轼进献于宫廷筵席，用来资助讲读。既然君主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呢？近世的陋习，谈论大道的人崇尚玄虚，经世致用的人崇尚权术。不是庄周、老子的玄虚幻化，就是管仲、商鞅的苛刻严酷。想要他们根本于六经，像董仲舒那样温顺；经世济民，像贾谊那样通达。除了陆贽的奏议，将拿什么作为准则呢？

春秋以后，有忠君的真切之心，任事的学识，期望对君主和国家事务有所助益的人，汉代以诸葛武侯为最，唐代以陆宣公为最。宣公的奏议不下千余言，引古证今，切中时弊，以文章作为政事，本于经术作为措施。昏暗如德宗，也为之肃然动容。虽然不能全部采纳他的言论，但在事务上已经觉得有所助益。如他所言，探求疾苦在于知道百姓所患，救济灾荒在于体恤百姓所缺，达到治理、兴起教化，必定在于推诚相待。忘记自己以救济他人，不吝惜改正过错，不竭尽万物以满足私欲，不劳役百姓以树立威势。以亲近贤人为国家根本，举荐人才先于称颂其识见，舍弃己见听从他人，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志向；吸取长处节制短处，所以能尽用天下人的才能。引导君王的恩泽，使之覆盖于下；探求平民的疾苦，使之上闻于朝廷。管理百姓的责任，长官的职责，没有慈爱恩惠不能体恤疲困的百姓，没有才识不能救济艰难危急。诸如此类，切中唐代当时的弊政。考察前古后今，治理之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志于忠君敬事的人，应当阅览全集以端正趋向，不被虚浮塞责的恶习所迷惑。

真西山给上丞相的书信说：过去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的人，虽然取得君子的信任，或许不能不见忌于小人。同类人感怀他的恩德，未必没有招致异己者的怨恨。国人钦佩他的品行，未必能以此使远方夷狄信服。一时依赖他的功绩，或许在后世的公议中被贬斥。诸葛武侯，不仅先主将幼孤托付给他而不怀疑，即使刘禅平庸，也举国听从而不忌恨。不仅文伟等贤人尽心为他效力，即使杨仪、魏延那样悍戾的人，也都捐躯效命而不推辞。不仅才能受命的人，竞相勉励以报答他的知遇，即使被流放废黜的人，也终身怀念而不怨恨。不仅举国信任他，当时尊敬他，而且泸水夷人的约束，沔阳的庙祀，至今没有废止。武侯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回答说：只是开诚布公罢了。诚与公，天地鬼神都不能违背，何况是人呢？现在读武侯传，想象他事君如亲，对待诸贤如朋友，抚慰群下如子弟，襟怀坦荡，与万物没有隔阂。体现在章奏中，则忠恕足以启发君主；发布在教令中，则感激足以打动人心。至于生杀废置，虽然出自他的手，但爵位不滥授给无功之人，刑罚不偏袒于权贵势力。尽忠益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赏赐；犯法怠慢的人，即使是亲人也必定惩罚。何祗是小吏，他的才能可录，就越级提拔他；马谡是上宾，他的罪当诛，就流着眼泪杀了他。持心的公平，无异于衡石；用法的诚信，可质神明。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是公正的，只有诚与公，始终一致，所以上面君主信任他，下面百姓服从他。武侯开府治事时，发布教令给群下，恳切地以集思广益为心。于是自称从州平那里听闻得失，从元直那里见到启发教诲，从幼宰那里接受尽言，从伟度那里依赖谏止。退让地自托于不能之地，好像没有一件事不依赖众人的。大概知道个人的思虑所及容易穷尽，而是非利害交错出现难以看清。只有集合众人的智慧作为智慧，合并众人的思虑作为思虑，那么天下的善政，就没有不在我身上了。

自古以来掌握权力办事的人，很少有不喜欢别人赞美自己，厌恶别人议论自己的。如果把赞美自己的人当作忠臣，那么忠信的人就不能进用了；把议论自己的人当作罪人，那么自己的过错就不能听到了。看武侯谆谆告诫，一是说：有忠于国家的人，那么亮就可以少有过失了；二是说：诸有忠于国家的人，只要勤勉地攻击我的缺失，那么事情可以安定，贼寇可以消灭，功业可以举足可待了。

武侯同心为国，不谋私利，追求于成就事务，不追求自己胜过别人。然而国家既然安定，那么自己没有不享受其利的。那些倚仗权势忌讳过错的人，厌恶别人议论自己，却不知道这是在爱护自己；喜欢别人赞美自己，却不知道这是在误导自己。把迎合心意当作忠，却不知道这是大不忠；把听不到过错当作幸运。

译却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不幸。丞相勤勉自身以辅佐朝政，但朝廷内外的人心，或许尚未完全信服；他委屈自己以接受意见，但士大夫们的真情实意，或许还不能完全竭尽。想来是因为至诚尽公、兼听忘我，像武侯那样，还有应当努力做到的地方吧。

译丞相家族世代相传的相业，承继着美好的传统，很难用某一件善行来概括。其中最令人难以企及的，是包容他人的气度。考察前代史书，像唐朝李吉甫父子，辅佐宪宗、武宗两位君主，削平藩镇，中兴王室，功业非常伟大。然而不能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并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包容他人的气度还不够。元和初年，牛僧孺等人以贤良方正科对策，指陈时弊，颇为恳切。这是制科考试的常态，而李吉甫因为他们的议论涉及自己，哭着向皇上诉说，全部驱逐了考官，牛僧孺等人也都没有被录用。朋党之祸，实际上由此奠基。后来李德裕继任宰相，猜忌嫌恶更加严重，一时的人才互相划分彼此，于是朋党之祸遂成。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唐朝国势因此衰落不振，这都是李吉甫父子造成的。

正直的人士，忧虑深远，其中懂得大体的人，固然能够慢慢开导；而刚强正直、自命不凡的人，或许不免矫枉过正、拂逆太过。人情将要难以忍受，乘着这种难以忍受的情绪，来激起不平的愤慨，那么刚劲就不如圆滑，违逆就不如顺从。他们的意图有时会发生改变。况且辩论似乎像争执，争执就有不安定的形态；和同似乎像结党，结党就有分派朋党的痕迹。自古以来谗害忠良，往往被冠以此名。群体驱逐、辈辈放逐，大体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争执有是非之分。正直之人的争执，是为了国家；邪佞之人的争执，是为了自己。是非不辨明而将双方都贬低，可以吗？朋党有真假之分。正直之人的朋党，是因为志同道合；邪佞之人的朋党，是因为同流合污。真伪不分辨而一概厌恶，可以吗？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生这种事，也希望大丞相谨慎对待罢了。

朝廷的议论，不参考群臣的意见，已经很久了。大丞相广泛采纳众人的谋略，不依赖个人的私智。事情有关国家体统的，必定商议后才施行。众人的言论杂乱进献，难道都合乎道理吗？议论不统一，尤其难以遵从。迂腐的人不切合实际情况，狂妄的人不识忌讳。然而在意见不一之中，甚至会有最恰当的言论出现。正如玉石隐藏在石头中，黄金混杂在沙子里，雕琢它、淘洗它，至宝才会显现。怎么可以因为沙石的混杂，而改变金石珍宝的价值呢？自古以来刚直敢言的人，常常因过错而受病。所以赵普有专权的毁谤，韩琦有跋扈的弹劾，文彦博有交结朋党的诽谤。三位宰相的功勋德行，不曾因此稍微受损。当时也没有听说深深怪罪进言的人，因为他们的职责在于议论政事，不忌讳过于直率。如果是蔡京、秦桧掌权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雷德骧等人的过于直率，

正是用来彰显三位宰相的贤能。而在蔡京、秦桧的时代，只有歌颂而没有规劝，不问便可知是权臣了。

事变的兴起，没有终极。君主和宰相急切经营的时候，正人君子多，则腹心有所依托；不然就是自己毁掉自己的耳目。言路开通则耳目不被蒙蔽；不然就是自己涂抹自己的耳目。小人见识短浅，所以激起破坏的人，是为了谋取私利罢了。哪里是为了国家考虑呢？

担任地方大员的人，未能忘记得失之情。有所建议请求，必定先窥探朝廷的意向。至于理所当然的利害，必然到来的祸福，往往隐瞒不说。或者反而私下议论、暗自叹息说：这不是朝廷喜欢听的。把顺从当作正道，这是妾妇之道。所居的是什么官职，所担任的是什么事务，怎么可以把自己当作妾妇呢？我认为凡是理所当然的利害，必然到来的祸福，都应该一一上奏。言论不被听从，就再三陈述；还不被听从，就决意去留以争辩。争辩而被听从，可以施展抱负，成为国家和百姓的福分。如果始终不被听从，就依道离去。侍奉君主如果不行就停止。虽然功业没有立即在当世显现，将来还有希望。如果姑且遵循近世的轨迹，唯唯诺诺，有事不敢说，说事不敢尽力，以至于失去时机而误了大事，自己的责任仍然无法逃脱，后悔就来不及了。

人臣的事业，都有根本。诸葛武侯平生所建立的功业奇伟，探求其原因，就在于开诚布公，汇集众思，广纳忠言。这四者，是武侯事业的根本。而诚在于公，又是根本中的根本。现在居于武侯那样的职位，又恰逢令人畏惧的时候。任用将领不得其人，而士卒的心不服；安抚驾驭失策，而忠义之志未驯服。变故多端，天意难测。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至公血诚，质之于天地而无疑，怎么能让未服者的心信服，未驯者的志驯服？至于摒弃主观臆见而听取众人亲近的意见，推崇正直而远离邪佞，又是当务之急。武侯的行事，散见于史册。往年南轩张宣公，曾经辑录成传。郡斋有十二字的刻石，对功业的帮助不少。遇到当世承担重任的人，就以此告知。听的人笑他迂阔不切合实际情况，而我自己的信念则不改变。

诸葛武侯，一生忠于君主而敬慎于事。如果不是真西山，不能如此曲尽形容，得其要领，极其详备。现在就用武侯以诚信获得民心这一点，上书给当时的丞相，无非是希望丞相效法武侯，在忠君敬事之道上互相勉励。而真西山忠于君主而敬慎于事的精神，由此也可以想见了。

吕叔简说：臣子侍奉君主，应当责难君主、闭塞邪路。而做臣子的怠慢疏忽、玩忽职守，怎么完全不知道自责呢？这只有在一切牢不可破的积习上，暂且缓一缓；那些令人厌烦、不想听的套话，苟且塞责的章奏，小事激聒的弹章，则都

译省察这些。事情关乎君主、国家与百姓。然后以谦逊的态度进言以恳切地劝谏。积累诚意以感动君主。否则只会看到君主的过错。而不思考臣子的过错更加百倍千倍。比如废除法纪来建立私人交情。懈怠职事而互相嬉戏懈怠。擅长权谋机巧而鄙薄诚实正直。崇尚阿谀迎合而没有公正的舆论。苟且应付眼前而忘记长远考虑。看重恩宠利益而轻视民生社稷。急于虚浮的形式而抛弃实际的事务。贪婪残暴处处存在。却把阿谀取悦当作贤能推荐。百姓家家受冻挨饿。却供帐仪仗堵塞道路。像这类情况。难道是我们的君主逼迫他们这样做的吗？君主不可挽回的地方。不需要去激怒他。事情在于我自身的。尤其应当尽力去做。不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事。却把罪责推给不能做的事。不追求自我尽责。却期望君主一定尽责。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没有比这更不敬的了。

译侍奉君主的人，大都以君主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为苦。却完全不想，朋友间的规劝，必定是先忠诚地告知，然后善意地引导。然而侍奉君主时，只知道对君主有所责求和期望，却不思考自己是否尽到了本分。这样如何能无愧于“忠”？怎么能称为“敬事”？这是吕公持平公正的至理名言，是不可改变的定分，臣子应当猛然醒悟。

◆石成金《官绅约》【十反说附，名天基，字成金，江南江都人】

谨按：官府的政治、刑罚、教化，无非是引导百姓向善，并预先远离不善。能使百姓归于善，而不做不善之事，这就是官府的行善。至于乡绅对于地方的民事，原本不应有所干预，以免招致把持官府之罪。然而既然身为乡绅，不是将来应当出仕，就是已经出仕后致仕归乡的人。作为士民之首，地方官兴利除弊，体察民情，必定先向乡绅咨询。而境内的士民，因为乡绅名列缙绅，凡是在家或在乡间的言行举止，大都效仿他们。这也是情理上必然的结果。所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是官府的责任，而乡绅也是用来辅助地方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历来谈论治理的人，大多详细论述官员，而不及乡绅，也是担心乡绅有干求之嫌，未免因噎废食。而乡绅作为一方的期望，也不可不自我爱惜、自我尊重。维扬石成金，平时著书训导世人，有一部《官绅约》，希望官府以爱民为行善，并希望乡绅行善以教化风俗。其道理不超过圣贤经传论政的要旨，而出自乡里浅近的语言，更觉得平易切实，能使人警醒反省。连有大智慧的舜帝，都喜好察访近处的言论，何况其他人呢？又有所谓《十反说》，也是切近指点，劝诫官民，各自去恶从善罢了。我认为道理有正有反，所以作文有正面有反面。常有正面不足以阐明，而从反面说更为显豁切中。如孔子因为世人只知道供养父母为孝，而用犬马都能得到饲养来警示他们；孟子因为人不知道求找回失落的本心，而用人有鸡犬丢失来警示他们；因为人不知道修养自身为重，而用修养拱把之桐梓来警示他们。都是从反面用一个罕见的比喻，使人有所警醒反省。我过去采集丹桂籍中的《八反歌》，以警示世人不孝的罪过。现在石君的《十反说》，从士大夫到愚民妇女，都从反面用罕见的比喻，以警示痴迷之人。总之是因为世人习惯于不善，忽视而不察觉，令人惋惜。阅读这些浅近的语言，《十反说》，或许可以恍然有所醒悟。

论行善，是人人分内的事，原本没有哪个该行善，哪个不该行善的。也没有哪件善是人所能行的，哪件善是人所不能行的。只有一等善事，凡人的力量万万不能行，惟有做官的轻轻就可以行了。而且凡人行善，一善只成一善；做官的人行一件善事，便胜过凡人百千件。因此做官的人，更应当急切地行善。

比如做州县官，便是一县百姓性命所关。他若行善，那一州县的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做府官的，便是一府百姓性命所关。他若行善，那一府的百姓，都受他的福了。到了做司道、总督、巡抚的，便是一省百姓性命所关。其善愈广，受福的人愈多。直到了做科道、九卿、六部，以至于宰辅中堂，做这样大官的，便是天下百姓性命所关。他行一善事，尽天下都受他的福了。这便是一件胜过百千件了。

这样的大官，要行善事，再没有行不通的。即使偶尔有疑难的事，若立定主意，打起精神来，能忍耐烦苦，不辞劳怨，千方百计，定要成就此事，群策群力，哪里有不行的？因此做大官的人，行善最易。所以说那做大官的人，更应当急切地行善。

但这行善的官，其中也有苦难之处。比如做那科道、部院，那三党九族，也沾我些恩惠，地方上也有些光彩。既曾受过皇家爵禄，曾任地方之责，或膺京华要职，今虽致仕家居，正可剖出良心，彰明公论，为本境做些有利益的好事。一以造就本乡的福泽，并偿还前在任时未尽的志愿，才是真正第一等好乡绅。替地方造得一分福，就有一分阴骘。直道在人，公论难泯。可惜这不费力，又不费钱，一件胜过人百千件的功德，等闲放过了，也算不得读书明理有见识的人。

还有一件善事，也要乡绅去做。这却不费钱，又不要央求官长，须要实实行去。行了这功德，子孙世代书香，地方也受福不浅。乡绅都是明道理、有见识的人，哪里有害人的事？只是无奈子侄弟男，习气不好，就做出那不闲不介的事来。再有那门下的犬马，与豪奴悍仆，狐假虎威，就要凑成十分。再是各各宦家，彼此仿效成风，把那要便宜、占上风的事，当做理之当然，就有无穷受害的了。乡绅哪里尽知？有人说他不是，他还要怪那说话的人。殊

译不知道那些极好的乡绅人家，竟然做出极不好的事情，都是这类人干的。所以乡绅人家，第一件要事就是教育子弟。教育子弟，不是单单教他们写文章，第一要让他们明白道理。朝廷推行善政，如果不能与百姓亲近，还要那些地方官员实实在在地去执行，百姓才能享受到朝廷的恩惠。所以担任地方官的，尤其希望他们切实行善。如果地方官不肯切实奉行，那么即使是科举题目所请、六部奏请批准、朝廷颁行的善政，也都变成空话了。所以地方官尤其应当急切地行善，这才算不辜负朝廷，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

译但是担任有司官职的，也有难处，也要体谅他们的甘苦。寻常民间小小的冤屈之事，有司官可以申辩；小小的便利之事，有司官可以施行。若要兴办大利，消除大害，必须依靠督抚代为题请。如果有司官将详情申报上去，而督抚不替他题请，纵然有好司道官、好有司官，想要行好事，也不能够完全圆满。至于六部九卿奉行朝廷的善政，必定是先由督抚执行，督抚之后再由所属官员执行。看来六部九卿想要行好事，也须督抚替他切实地去执行。如果做督抚的不实心督率属吏，着实去执行，纵然科道部院想要推行，也是不能够完全圆满的。所以做督抚大官的，上可以通达朝廷的旨意，下可以消除民间的疾苦，要兴办大利，没有不兴办的；要消除大害，没有不消除的。真是行一件善事，直抵得凡人百千万件。做这样大官的人，怎么可以轻易错过呢？

但恐怕做大官的人认错了路头，把做官和行善看作两桩事了。说到兴利除害的事情，便说朝廷立定的法度，谁敢更改？却不晓得朝廷立定的法度，哪一件不是利于百姓的？如果法令施行久了弊端产生，正要做官的人陈明利害，奏请更改。哪有明知地方应当兴办的利、应当消除的弊、有益百姓的事，却坐视不为，只守着旧例，以为这是老到的道理？其实如今做大官的人，哪个不是好善的？只是因为谨守法度，不说“不动为大”，就说“何必如此”，见义不为。直到宦途结束回家，另做一番善事，不过是斋僧造佛，布施福田。看来却是小小的善事，放着一件胜过万件的善事，为何不做，却来取此小善？总因将做官和行善看作两桩了。殊不知做官正是好行善的机会，行善正是做好官的本领。哪有驾着大船，拿着铁网，不取那夜明珠、珊瑚树，却来拾取残珠剩宝的？岂不是认错了路头吗？

独有治理百姓的有司官，想要行善事，中间层层掣肘，必须等待上级允许，才敢去做，似乎有所难处。据我细细想来，也不为难。比如今日有司判一个决刑，判一个折赎，也要详报上司，三回两驳，确实是烦难。到了使用夹棍板子，任意施行，三十板、四十板，几乎打死在杖下，这事又何曾定要申详？可见上司掣肘的，反而是小事；转而是关系生死性命的大事，反而得以自己操纵。所以亲近百姓的官，最要仔细。夹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开口一声，衙役便加力几倍；我只动手一摸，百姓便去血肉一块。一般的皮肉，我疼他岂不疼？他疼我又何忍？如果确实是情真罪当，打他也不为过；如果还是无罪无辜，于我定然损福。做有司官的人，怎么容得忽略？若论大刑这一节，尤为不可轻用。当初设立大刑，原是为了凶犯强盗，忍受刑罚不招供的，用此拷讯他的真情。怎么寻常事情，老实百姓，也用这等非刑？大约官府好用大刑，只是不耐烦琐事，常说重刑一用，人都惧怕，后来不打就招了。此说大伤天理。如果是凶犯强盗，夹他也不为枉；如果还是良民，未经官刑的人，一用此刑，多致残废，甚则老少虚弱的人，立时送命，最可怜悯。当时缇萦女说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能复续，正是此等刑法。做父母官的人，怎么容得轻用？

况且有一种乡野愚民，从来未见官府，一到法堂，言语错乱，官府动了疑心，导致使用大刑的；又有一种言语蠢直的人，应对官府，也是这般蠢直，官府动了嗔心，导致使用大刑的；又有官府盛怒之下，愚民不知进退，导致拍案叫怒，加力责打的，也能立毙杖下；又有事关考成，或是钦件，上司着紧行牌，要参要处，或是谒见上司，为着某事，而加责嚷的，也能火上加油，不顾百姓死活。但念身为有司，犹如人家媳妇一样，当受公婆烦恼；须想名为父母，就有不肖儿女，也望爹娘周全。于万分难忍的事，切要忍得；于一时难耐的烦恼，也要耐得。宽得一分，百姓就受我一分之恩；缓得一刻，百姓就受我一刻之福了。

至于催征钱粮，这是考成，怎么宽得缓得？只是要百计千方，设出一个妙法来，便省了无穷板子，便是积了无穷阴德。既不累我考成，又与百姓作了福，岂不是两全之道？岂不强如那一味乱打的官，钱粮又催不起，考成又误了，百姓又受了苦，自己阴德又亏损的吗？所以做父母官的人，一毫用不着火性，只要细细商量，事事宁耐，人人访问，自然有绝

译好的政令颁布之后，处理诉讼案件这一环节，便须格外留心，为百姓伸冤理屈，这自不必多说。还有几件紧要的事：不可轻易牵连妇女，不可轻易监禁家属，不可过多拘捕邻里证人，从而拖累无辜之人，这样做便有无量的功德了。大概那些担任官职的人，在一天闲暇之中，有无数的善事应当去做，切莫轻易放过，将这些零星的小善看得平常。所以说，做官时行善，胜过普通人做上千万件善事。只要人打起精神，认真去践行，不但眼前做官的功德，能让子孙显贵，就是那得道成仙、证得果位，也是从这里修来的。如果任意妄为、混度光阴，不免损耗德行，也有不做官的时候，却不曾想“半世居官，百世冤孽”，增加了子孙的罪过；却不曾想“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岂不是错失了美好的光阴吗？

译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做官的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大抵做官的都不是普通人，不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就是祖宗积下的德行；不是天上星辰降世，就是仙佛果位中应化而来。所以刚出生时，就有些气概与众不同。这一点也要自己认清，看得珍重。如果是前世修来的，前世积善，才有今生；今生不知积善，恐怕来生就没了。急忙行善，还怕太迟。如果是祖宗积来的，祖宗积德，才有我今日；我今日积德，又有了子孙。日后越积越厚，越积越久，日后子孙世代做官，源远流长。如果我今日不积德，犹如祖宗攒下万贯家财，到我手里，都消耗尽了，便没子孙用的了。我在祖宗面前，也算不得好子孙；在我子孙面前，也叫不做好祖宗了。为何不急忙行善，光耀前人，造福后人？都在于今日，都看今日这一官职。

做官的人，若想到这身躯，或是星辰降世，或是仙佛应化而来，则这身躯自然不肯轻贱。这官职不可错过，正宜尽心竭力，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不负上天生我之意。若只知道做官享福，目前早已堕落。若说我是天生的福人，富贵是我该受享的，百姓是我管辖的，我该役使他们的，他们该供应我的。如此言论，谁去与他辩论？只是人生福报，也有限量。譬如那射箭的人，有的射到一百步，有的射到二百步、三百步。不论多少步数，到底箭要落地。到此境地，大家自见分晓。那行善的人，五更半夜，都是安稳的；到那回首时，都有好光景。那为不善的，平时血气用事，不信天地鬼神，直到后来手忙脚乱，血气已尽，良心发现了，平日所做所为，一一现前，或自己首过，或央人救他。那日常所说驰骋过头的话，一切都用不着了。却也悔之晚矣。

当初宋朝王韶，是极有才干的人。他当初不合一念错了，要取那大功名，上了奏本，自己要去开边疆，展地土，去收拾熙河一带。也不知杀了多少人，他就做到安抚使的大官。他自己心上，到底觉有一点过意不去的地方。一日到甘露寺去闲游，遇着那高人刁景纯。他开口问刁景纯道：“以王法杀人，可有罪过么？”那刁景纯说得好：“你也不要问有罪无罪，只要你打得心头下去。”那王韶硬着口答道：“打得过去。”那刁景纯又说：“若打得心下过，便不来问我了。今来问我，还是打不过心下去。”王韶便默默不语地去了。后来那王韶得病，只将两手紧合着那两眼，人叫他开了眼，他回说开不得的，眼前有无数没头没脚的人，立在我眼前哩。这却不是那收熙河时杀死的怨鬼么？到此时候，良心发现，自己欺瞒不得，那从前硬口的话，都说不去了。岂不是大可惧的事？为何不急忙行善？为何轻于行不善？

又有一种人，说如今做官，只要谋为的、好打点的，到自然有官做，哪里管甚么行善不行善。此等言语，我也不与他辨白。只看天下人多少文章好，却不中的；多少才干好，却不能做官的；多少钻谋营求，不得做官的。难道做官的，只凭谋为打点不成？又有多少老实头，不会谋为营求的，也照样做大官。又有多少不求官爵，一味只是行善的人，依旧做官，也至大位。并不曾见说某人是为善而坏了官的。可见做官的，也不是单单靠着谋为打点的，还是祖宗积德，前世修来的。切莫错了念头，差了道路。前生修的，莫教今生坏了；祖宗积的，莫教我身耗了；星辰降来的，仙佛化来的，莫教此生堕落了。从自身身上想一想，从子孙分上算一算，急忙行善，切莫迟疑。趁我事权在手，努力发心，多多做些好事，落得名垂万古，福满人天，岂不称大丈夫哉。

生而为人，无益于世，则不如无生；仕而为官，无益于民，则不如不仕。因为虚度此官职。虚度此官职，则并虚度此生了。人说百年富贵，不过如电影泡花，岂知累世显荣，尽是寻常妙慧耶。官长行一善事，便抵过平常人的百千件。其次就到乡绅。那乡绅如中堂、部院、科道、九卿、督抚、司道、有司，无论出仕与林下，毕竟比平常人有力量。所以乡绅尤当急忙为善。一县止一县官，一州止一州官，一府止一府官。一县、一州、一府中，却不是一个乡绅。那

译地方兴旺的关键所在，往往在于常时有几十位乡绅。这几十位乡绅如果在地方上合力行善，那么那一方便是福地了。如果有些微不妥帖之处，那一方的居民也不免受累。乡绅虽然不比地方官，但也关系到地方的祸福。常有府、州、县得了好官，想要行好事，再得到乡绅的帮助，更觉得顺利而且容易。即使府、州、县没有兴利除害的官员，地方上有几个好乡绅，也能救得一半。所以乡绅行善，也有一件事胜过平常人百千件的善行。

管理百姓的官员初到地方，任是聪明特达的，对于当地的习俗和民情，哪里就能立刻知晓？乡绅却是本地出生、土生土长的，哪一件事他不知道？官府到任，想要访求民间的利害，没人告诉官员，那官长也就只说地方中没有可兴之利、可除之害，便作罢了。

也有地方中存在重大利害，那些耆老百姓想要陈述意见，或者是乡间的愚人，不曾到过衙门，见了官长，举止失措，不能传达下情；或者是有能言会说的，多是不合道理，巧言令色、喋喋不休；又有一等奸诈狡猾之徒，借题发挥，假公济私，并非真正的利弊。所以传达民间的利弊，还是以乡绅的话为重。

乡绅平日有德望的，官长自然钦敬，他们所说的多半会被依从。纵有疑难的事情，从公心出发，委婉详尽地陈述，官长也没有不信的。这样看来，官长行好事，还要乡绅出来，方能圆满。这岂不是一件胜过百千件善行的善举吗？果真是地方的好事，乡绅至公至平。

译向地方官陈述意见，只需开口说话，未曾要求乡绅掏腰包，这就算是不花钱的功德，对乡绅来说原本也不费力。

但是乡绅之中也有不同。有的平日借公事营私利，挟私报复，被乡里不服，被官府厌弃，既玷污了乡绅的名声，官府也不信任他。有的平日行为举止还算端正，但对于地方公事，沉默不肯发言，只有涉及自家身家之事，才去关说。纵然说得没有损害公道，也只是顾全自家身家，总不肯替人说公道话、做好事。地方长官虚心请教，他也只吞吞吐吐，明知此事的是非利害，不肯明白说一句公道话。却不考虑大家同住在一块土地上，地方上谁不仰望我？如果能兴办几桩利事，除去几件害事，那三党九族也能沾到我的恩惠，地方上也能增添光彩。既然曾受过皇家的爵位俸禄，曾担任地方之责，或身居京城要职，如今虽然退休在家，正可以剖出良心，彰显公论，为本乡做些有利益的好事，一来为本乡造福，二来偿还以前在任时未尽的志愿，这才是真正第一等的好乡绅。替地方造一分福，就有一分阴德。正直之道在于人心，公论难以泯灭。可惜这不费力、又不费钱，一件胜过千百件的功德，轻易放过了，也算不得读书明理有见识的人。

还有一件善事，也要乡绅去做。这却不费钱，又不用央求官长，必须实实在在地去做。做了这功德，子孙世代书香，地方也受福不浅。乡绅都是明道理、有见识的人，哪里有害人的事？只是无奈子侄弟男习气不好，就做出那些不伦不类的事来。再有那门下的走狗，与豪奴悍仆，狐假虎威，就要凑成十分恶行。再是各各宦门，彼此仿效成风，把占便宜、占上风的事，当做理之当然，就有无穷受害的人了。乡绅哪里能尽知？有人说他不是，他还要怪那说话的人。殊不知极好的乡绅家里，造出极不好的事，都是此辈所为。所以乡绅家里，第一要教导子弟。教导子弟，不是单单教他做文章，第一要叫他明道理。教出一个明道理的子弟，便是宦门之福，实是地方之福。第二就要教导家人。那生事害人的管家，不是主人得意的亲随，就是公子介弟的契交，这里最要觉察，稍有疏忽，就要被他瞒过，就要受他连累了。至于投在门下的人，多是要假借我的势力，行他的私意。乡绅们或见他才调，要他奔走，用为腹心，不知一旦线索在手，他就用起主人来了。这样人切不可收留在门下，用那奴仆们，宁可要朴实良善的，平日常常要告诫他们，不许他们生事害人。这等乡绅，就是古来陈太丘、王彦方那一班人，也不过如此。这虽不曾为地方兴利除害，那地方受他的福也不少了。

还有一件善事，也望乡绅们去做。却是乡绅家力量优为的，不费钱的。大凡一方有一个乡绅，便为一方的表率。乡绅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学得刻薄了；乡绅家好势利，那一方都学得势利了。若还有一个乡绅节俭朴实、淳厚笃实，谦虚好礼，尊贤下士，凡事让人，那一方中谁不敬重他、仰慕他，也就大家仿效他了。可见乡绅原本是一方的表率模范，风俗的美恶，人心的厚薄，大半从乡绅身上做出来的。若有好乡绅端正了一方，教化了一方，风俗都是好的，人心都是厚的，岂不是一件胜过千百件的事吗？

又有一件好事，犹望乡绅去做，也算做不费钱的功德。乡绅家积累的田房产业，原是要留与子孙受享的。遇着人家不肖子孙，将田产卖与我，我就该生警戒心，要想到自己子孙身上，价银照时价，要从厚些，许他的银子，按期给他，还劝他切不可浪费。遇着那愚钝子孙，将田产来卖的，就当生怜悯心，要想到自己子孙身上，照前与他的价银，交付银子时，还要指点他不可受人欺骗。若遇着人家有极急的事，仓皇弃产的，却不要乘危勒索他，却不要颠倒挫折他，别家两次三番兑银子，我却一天平兑足给他，济他之急。若遇有可以替他排解的地方，替他排解，免得他多受磨折，却不准折他银子。那人就受我的福庇，这功德也就不小了。

乡绅家计厚薄，原各不同。有几件费钱的功德，惟乡绅有力者，方能行之。却又是乡绅本分内该行的，乡绅们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禄，原该替地方上多做几件好事，既读了圣贤的书，明

译明白道理，原本就该见到正义之事必定去做。何况施行于自身，也有许多利益。只是那些见识浅陋狭隘的人，舍不得钱财，对他们说也说不通。唯有那些有大才能、大见识、大度量、有大福禄的人，一说就明白，一劝就转变，听了就去实行。那花费钱财的事，也不止一件。比如遇到紧急的钱粮赋税，官府严刑拷打、拘禁逼供，忙乱之中无处设法，竟然要卖儿卖女。我替他们垫付钱粮，免去了刑讯逼供，保全了亲人骨肉，这岂不是极大的阴德善功吗？或者遇到世家大族，或是先贤的后裔，有子孙流落沦为下贱的，我尽力将他们从火坑中救出；或者见到先贤的坟墓，无人看守，被人侵占，或是坍塌毁坏，我替他们清理出来，修整完备，这岂不是感动幽冥的好事？又比如遇到大路桥梁，交通要道，或者倡导众人修造，或者独自出力完成。如果遇到饥荒年岁，饿殍流离的时候，尽力赈济；或者遇到生日满月，节省宴席戏乐，或者施舍给贫民，或者赈济狱中囚犯，或者设立粥厂施粥；或者遇到天寒酷冷，施舍棉衣；或者遇到时行瘟疫，盛夏疟疾痢疾，聘请名医，开设医局施药；或者遇到枯骨暴露，准备棺木掩埋；或者遇到路上死人，施与棺木；或者施舍夏茶冬汤，这岂不是万人感念敬仰、鬼神钦佩尊敬的事吗？像这样的事，谁不知道是阴德善事？只是因为有一个疑关打不破。大抵是看那银子是眼前的受用，那阴功善事还是渺茫的；又恐怕银子用去，后来没有接济；又或者说我用银子救人，人未必肯拿银子来救我。不过是这几种念头犹豫不定，所以不能发心。就是有人劝他，他也是半信半疑。却不知银子，是个渺茫闪烁、捉摸不定的东西；阴功善事，反是个实在有据的。只是不曾参悟透彻，所以犹豫不决。【以下各条，富裕有力的人量力而行。阴功比乡绅更大。】

译现在暂且不谈阴德行善的事。请乡绅先生们，将那银钱的利害关系，先从自己身上审视一番，再从子孙后代的份上审视一番。这银子原本是我辛苦积攒的，确实来之不易，正打算留传给子孙。却没想到，我生下子孙，他们自有他们的福分。我今天用银子行善，正是为子孙造福。如果子孙聪明能干，还要像我一样做乡绅，那也不必我积攒银子给他们；如果子孙不能做乡绅，留给他们的银子就太多了。我生前又没有积德行善，这银子恐怕反而会成为子孙的祸根。审视到这里，这银子也该发心用来行善了。

我还有一句苦口婆心的话恳切劝告。如果叫把所有银子，倾家荡产，全部用来行善，确实很难。如果只是把浪费奢侈这一项节省下来，去做好事，就像在毡子上拔毛，有什么难的？况且把那些无益的开销，用来做有益的阴德，岂不是合乎天理、顺应人情的事？怎奈乡绅先生们又缺乏高见，只说这是官宦人家体面的所在，不得不如此。我现在再把“体面”二字，和大家一起衡量。恩惠遍及亲戚，这是乡绅的体面；恩泽惠及九族，这是乡绅的体面；万民感激敬仰，众人钦佩尊敬，这是乡绅的体面。如果只是衣服华丽，筵席丰盛，房屋高大，这也不算体面。比如乡绅生事害人，这叫没体面；或者占田霸地，这叫没体面；品行有亏，清议不容，这叫没体面。如果还是老实本分，不喜好奢侈，难道就是没体面吗？况且把那些夸耀多财、竞相奢侈的银钱，都用来行善积德，积累下门第高贵的福报，子孙世代做官绅，这才是极大而又长久的体面。只是如今乡绅先生们，一向习惯了豪华，我现在劝他们俭朴本分，省下银钱，做这行善的事，不免被说成酸气。他们原本是要自己享用的，现在劝他们损己利人，不免又笑我们呆气。又有一类乡绅先生，是从寒窗苦读中出来的，他们把这银子未免看得太重了。我们对他们说这些话，不是申舌摆手，就是掩口摇头。这也不必评论是非，只是要乡绅先生们，再把那银钱的利害关系，切实地再审视一番。这银子原是天地间的神物，是浪费不得的。曾见许多富贵人家，房屋衣冠，华丽僭越，或者惹得贪酷的官长动了火，就想无辜吞并他们；或者生事的光棍，借题陷害，抄没了他们的家产；或者盗贼凭空打劫了他们，岂不是奢侈没有道理吗？

家里有银子，子弟不肖，因赌博嫖娼招致祸患，自己浪费，也足以生出灾祸。只有用银子去行善济人，做一件是一件，救一人是一人。身受恩惠的人感激，旁观的人信服。近处的人称赞，远处的人传为佳话。鬼神必定庇护他，天地也来保佑他。是我命里有财，用去还会再来。世间很少有因好施舍救济人，而自己后来独自缺乏衣食的。可见那银子反而是捉摸不定的，阴功善事，反而是实在有据的。看破了这个利害关系，自然要发心行善，做那费钱的功德了。

况且行善积德，古来的榜样不少。当初范文正公，也是个穷秀才。他在长白山读书时，断虀画粥，极其清苦。后来做了宰相，他却看得道义重于银钱。一天命令公子范纯仁收租八百石麦子，在路上行善事，都给了人。回来见父亲时，文正公问他此行可遇着故人没有？公子说遇着故人石曼卿，他说家中有三丧未办。那文正公便道何不将那麦船资助他？公子回答说已经给他了。这文正公父子们是何等手段，何等度量。文正公又在苏州买了一个南园，有风水先生说此地气脉极旺，将来要出一斗芝麻的进士。那文正公说如果有这么多进士，我家如何独占了？于是作为学宫，就是如今苏州的府学宫。这学里真也出了无数举人进士，都是范家让出来的。这是何等心肠，何等识见。谁知那范家的举人进士，却也不少。自宋朝直到如今，那一科没有范家的人。这岂不是古今第一等的大功大德的榜样吗？只是他有了那大识见，方有这大度量；有了这大度量，才有这大手段；有了这大手段，才有他这大福分。

如今乡绅先生们，也有做过尚书、阁老、科道、九卿的，也有做过督抚、司道、有司的。其中岂无范文正公那样的人，忠宣公那样的子弟？只是要信得真切，大发良心，大开手段，堂堂正正地去做。比起将宦后余财，僭越奢侈妄费，惹祸生非，有损无益，真万万倍利益也。

两约所言，无非望人随处行善，量力而行善。人性皆善，心同此理。在官为官

译长。在乡里是乡绅。总之不过是一心向善罢了。在乡里做善事的人，做官一定会有惠民的政策；在官场做善事的人，在乡里一定会有美好的声誉。将这一方的善行推广到另一方，起初不过是自己竭尽心力，而所影响的范围却非常广大。如今由一两个人倡导，几十上百人响应；城乡之间倡导，远近几百里之内的人随之响应；一时之间倡导，几千几百代的人又随之响应。天地的本心，百姓的性命，万世的太平，都在于此。这样的功德哪里可以限量呢？从前孔子告诉季康子说：“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就像风吹过草就倒下一样，这是形势必然导致的。如果上行不能起到示范作用，这是事理上必然的结果。那么端正自己来引导他人，教化形成美好的风俗，完全依靠在位的君子。有道德的仁人，主持世间的教化，不要把它看作是迂腐空泛的常谈，或是世俗乡野的俗语。

译十反说

○十反说

应当静守的时候，却偏偏自己忙碌纷扰。事情本该亲身承担，反而自己甘愿悠闲疏忽。

百姓犯了小错，也不宽恕；自己贪赃枉法，却全然不知羞愧。

专一的精力，用在酒色应酬上；处理民事，反而厌恶繁杂冗长。

要求下属清廉，却收受他们的馈赠。

名正言顺的钱财，偏偏矫饰清廉不肯收取；伤天害理的钱财，却胡思乱想，设计巧取。

夜晚应当休息，却饮酒宴乐流连忘返；早晨应当起床，却高卧不起。

没有病时常常服药，等到真的病了，反而不肯服药。

食物刚出来时，价格昂贵且味道不全，却喜欢吃；等到味道纯正、价格便宜时，反而不吃。自己请客，菜肴粗劣单薄；等到别人宴请，却要求丰盛。嫌好道坏，请人时要求人立刻到来；等到别人请自己，却不愿立刻前往，让众位宾客久等。【以上指权贵之人】

心里明白道理，口里说话也明白道理，只是行事偏偏不明道理。不发表阐明道理的言论，不遵循圣贤的教诲，反而学习讼师刀笔之徒的言辞，害人的身家性命。

害怕去书院文坛，却喜欢出入官府衙门，结交差役。

不写劝人行善的文章，却喜欢编造淫词艳曲。

害怕结交明师益友，却喜欢结交奸邪小人。

平时不肯读书，等到临场考试时，手忙脚乱，希冀侥幸。

其他物品尚知检点，特意安置，而古今书籍，却任其散失糟蹋，视同废物。

自己学问不通，却厚着脸皮接受丰厚聘请，去教人家的子弟。

害怕读书作文，反而喜欢说闲话，把圣贤言语当作笑谈；正经书不看，反而喜欢看闲杂小说。

自己的短处，忌讳别人谈论；喜欢传述别人的过失。【以上指读书人】

一文钱看得如性命般重要，而自己的性命，反而看得不值一文钱。

宁可被无赖欺骗、盗贼抢劫，若劝他用银子做济人的好事，却一毛不拔。

米谷宁可腐烂在仓底，至于穷苦佃户交租，却不肯饶让升斗；沿街乞讨的人，也不肯施舍。

田地连片，旁边有贫苦人的小块土地，一定要设计谋占方圆。

生平半文钱难舍，为了些小而不紧要的事，不惜花费重金，打官司争占求胜。

结交官宦乡绅，往来宴饮馈赠，虽花费重金也不吝惜；而对于贫苦亲友，却不肯周济。

自己用度奢侈浪费不吝惜，与小本营生的人交易，偏偏讨便宜。

一生盘算，直到衰老病危，尚不肯丝毫看破放宽。

明明家资有余，逢人开口就说穷；人称其富，最忌讳最憎恨。

平时也喜欢别人奉承，忌讳别人唾骂；而重利剥削，强讨债务，受辱唾骂，则又不计。【以上指有钱人】

我生了儿子，就指望他孝顺我，自己却不肯孝顺父母。

开口嘲笑别人鄙吝，到自己做事，却一文钱也舍不得。

真心爱妻子，反而假意对待父母。

父母师长的教训，多有不听从；而妻子的命令不敢不遵从。

不懂字画古玩，却信口乱指，批评高下好丑。

自家喜好洁净，却到别人家去任意搅扰糟蹋。

我欠别人的，连本带利年月都不问；别人欠我的，本利分毫必清。

爱惜自己的花，惟恐别人折一枝；别人的花，恨不得连根拔来。

喜欢借别人的器物，等到别人来我家假借，只说没有。

常说别人不请客，自己却不肯设席。【以上指昧心之人】

不孝顺父母，反而去礼拜神佛。

父母能养活几个儿子，有几个儿子却互相推诿，不能养活一个父母。

父母兄弟，手足不和，至亲极少往来，反而结交同姓朋友。

有好子孙，听任其骄傲，不肯延请老师教训，反而责怪先生太严厉。

父母生存时留下的百物，动不动就说这是父母手泽所遗，不可不爱；而父母所生的子女，偏偏不肯爱。

本是贫寒人家，勉强花费，要装出富贵人家的排场。

自己能喝，偏偏不肯喝，要人苦劝；自己不好喝，却强求别人多喝苦喝。

花钱教歌童舞女，尊奉拳师清客，而训子读书的老师，却不肯厚待。

有病不请医服药，反而相信邪巫祈祷，受骗上当。

为非作歹，全无顾忌，却思量请僧道念经忏悔。【以上指痴人】

家里不敬重公婆丈夫，反而远去寺庙烧香。

有理的话未必相信，事情很无理，反而偏执咬定，强做有理。

自己没儿子，反而妒恨妾婢生子。

凡事最多忌讳，反而会咒人骂人。

译人有短处，说了又说；自己的短处，却不许别人说，一说就怀恨在心并迁怒于人，始终不肯认错一个字。

吃斋念佛，敬重僧道，却苦打奴婢，宰杀生命，反而不加以戒止。

译自己身边的奴婢，不许顶嘴多言，却喜欢偷听邻居家的是非，伶牙俐齿地议论别人的长短，反而对此感到高兴。

贪图小便宜，而对大有利益的事情，反而不喜欢。

不爱长子，反而偏爱幼子；不顾念儿媳，却偏袒女儿。

不信人的话，反而相信鬼话。【以上指妇女】

《学仕遗规》卷四终

●跋

我尹氏承蒙祖先荫庇，自幼学习科举之业，粗略知晓文章句读。等到先父去世，家计艰难窘迫，几乎要放弃学业而四处游荡了。榕门先生与先父是同窗好友，情谊深厚，怜悯我孤苦无依，便结为姻亲，将我招至江西南昌的官署，聘请老师教导读书。每次亲自受教，先生都勉励我阅读有用的书籍。只见先生书房中贴在墙壁上的，都是古今美好的言论和善行，并且对我说：“学者每天看这些，借以触目惊心，开阔见识，将来可以应用于实际政务，比看花草图画强多了。”后来我考中举人，在黄河岸边任职，所见所闻，都不出那墙壁上所写的内容。先生此前已有四种《遗规》刊刻，现在又编成《学仕遗规》四卷寄给我。我接受并阅读，大半都是平日写在墙壁上的内容，推广并汇刻成书，更加确信过去所学与现在所行，道理本来一贯，事情相互资助。读书既然不是空谈，做官就是实事。如今我管理城池，面对百姓处理事务，文书簿册纷繁复杂，无非是约束身心、检验学问的地方。唉，学业优秀然后出仕，愧对往日未能做到；出仕优秀则继续学习，勉励此后不辜负期望。只有拿着这本书更加深切地振奋努力罢了。侄婿唐尹谨跋。

兰森自幼跟随侍奉祖父在官署书房，常看见祖父在文书繁忙中不忘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心意，接待下属、会见宾客，都以做官与学习相互资助的道理互相勉励。兰森五岁入学，拜金坛王已山、昆山葛信天、吴趋张梧冈三位先生为师。祖父与他们商定辑录儒家先贤的格言，作为督促课业的方法，名为《养正遗规》。接着针对儿童资质进行启蒙教养，针对女子进行闺房教育，又辑录《教女遗规》，保存在家塾，作为家训。而亲友来索取的很多，于是付梓印刷以应需求。等到担任江苏按察使，感慨于风俗日益奢侈，诉讼日益繁多，因此辑录了《训俗遗规》。历任江西巡抚，想用刑法和家训来教化风俗，教导勉励僚属，作为治理事务、安定百姓的原因，因此辑录了《从政遗规》。至于上下官府都有文书往来，不能不依靠胥吏役夫。这些人是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没有俸禄发放，担任执事之役。其中多是有良善子弟，识字而明理的，混迹于公门之中。城狐社鼠，他们作恶固然容易，行善也容易。自古以来立法只有惩罚而没有奖劝，竟然把他们视为不可教化的人，这也不是有教无类的道理。在《遗规》之外，又辑录了《在官法戒录》。祖父所到之处，与学士大夫互相砥砺的，就是这几本书；与官绅士民互相劝诫的，也是这几本书。做官与学习相互资助的道理，本体与作用同源的法则，是古圣先贤所著、作为金科玉律的，固然家家有其书，人人诵读熟记于口耳，却不体现在亲身践行上，甚至视为分道扬镳、两不相干。祖父对此深切叹息惋惜。如今在政务之余，辑录为《学仕遗规》四卷，以推广四种《遗规》未尽的意义。其中的论述都从先儒的格论中编采成书，只要言语和事情足以示训，不拘泥于人的爵位显赫或隐晦；条目各自按类别排列，不拘泥于时代的先后。从前人的全集中选取数条或数十条，大都是士林中习见而不察的，或者立论稍偏，则用评语来补足其义。总期望足以警醒世俗学问浮靡的弊病，对经世济民的实学有所裨益。兰森亲自承受提点命令，朝夕编校，回忆自从束发受书以来，所见祖父即仕即学、惟恐人将做官与学习分为两截的意思，大概十年如一日。谨在此书写其缘起。兰森谨志。

附录：

陈宏谋，字汝咨，临桂人。雍正甲辰年进士，由翰林院历任内外官职，担任巡抚共十三任，以总督兼任巡抚四任。入朝任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六年，以东阁大学士身份告老还乡，卒于途中，追赠太子太傅，赐谥号文恭，入贤良祠。宏谋内在品行敦厚笃实，任职勤勉谨慎，少有失误。所在之处视官署如家，爱民如子，兴利除弊，知道就立即去做。在家乡奏免广东劝垦浮粮，捐设临桂学。（《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五十六）

《学仕遗规补编》（清）陈宏谋 辑

●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跋

●学仕遗规补编卷一

桂林陈宏谋榕门辑

子锺珂

侄锺理、锺琛

孙兰森同编校

蔡云怡储积议

◆蔡云怡储积议【名懋德，字维立，号云怡，江苏昆山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山西巡抚，李自成起义时殉难，谥号忠襄】

谨按：德行在于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百姓不可一日没有养育。年成难以保证不荒歉。在荒歉之后筹划养育，形势逆势且难以周遍。在未荒歉之前筹划养育，形势顺势且容易周全。只是荒歉有大小广狭的不同，其储备粮食、出售借贷，有难以用一种方法规范的情况。蔡忠襄公在浙江有劝购分售的条例，有分约立社的条例，遵循朱子的成法而加以变通。并且在劝输积谷之中，寓含缓急相恤的教育。衡量近时的情况，确实可见施行。如此谈论学习，才是实学；如此谈论政事，才是实政。有养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