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仕遗规补编卷四
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臣顾以为喜者。盖同异之闲。实至当之论所由出也。朝廷之上。不以同异为好恶。搢绅之列。或以同异为爱憎。臣则忧之。夫主于先发制人者。为国也。主于量时度力者。亦为国也。意见不同。同于为国。平心商搉。惟是之从。奚必以异己相嫉乎。元佑中禀禀向治。而羣贤自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绍圣之祸。今虽未至于斯。可不豫防其渐。愿羣臣各尽忠益。事求适当。不必苟同。见有异同。毋相疑忌。成众贤和衷之美。取同心报国之功。
译那是对的，这是错的，彼此不能统一。我反而为此感到高兴，因为相同与不同的争论之间，正是最恰当言论产生的根源。在朝廷之上，不因为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好或厌恶；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却有人因为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爱或憎恨，我对此感到担忧。主张先发制人的，是为了国家；主张衡量时势、估量实力的，也是为了国家。虽然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大家平心静气地商量讨论，只遵循正确的意见，何必因为对方与自己意见不同就互相嫉妒呢？元祐年间，国家原本趋向治理，但群贤之间却自相矛盾，让小人得以乘虚而入，酿成了绍圣年间的祸患。现在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但怎能不预先防范这种苗头呢？希望各位大臣都能尽忠职守，提出有益的建议，做事追求恰当合适，不必勉强苟同。如果见解有异同，不要互相猜忌，成就众位贤臣和睦一致的善美，取得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功绩。
是君子。虽不同不害其为和。是小人。虽同终归不和。圣言曲尽君子小人情状。实关千古政治得失。真公所云同异之闲。至当之论所由出。尤至言也。
贤才满朝。而治效不立。议论盈廷。而弊事不修。忧国者为之叹惜。岂贤者非贤。而众议举不足采耶。窃谓人材有小大。善用者取长略短。皆足有济。议论有同异。善听者去非从是。皆足有补。大臣日加延访。使敷陈所蕴。而考察其行。能条举众弊。而分委以经画。课其效之成否。随以之黜陟。如此。则可用之人出矣。汉昭帝时。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杜延年平处复奏。神宗诏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马光张方平详定选择。哲庙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与执政看详。然羣言繁多。无所抉择。命近臣掇取要语。各从其类。缮录成帙。以备采择。苟当于理。无不施行。如此。则可用之言见矣。用人听言。各有其实。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耶。若悠悠玩愒。以虚誉用人。无以核其能否。以虚文听言。无以订其是非。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矣。人材无巨细。皆有益于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一道数千里。官僚数百人。其材与否。不能尽知。然考于见闻。试以职事。亦闲得其一二。苟荐员之当及者。岂惟不俟其求。盖有未尝识面而举之矣。今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诸公言。犹有当举而未及者。用敢随其所长。形之论荐。以备采录。其中所长必有可取。大臣更加询察。或特加旌擢。或籍记中书。其中必有奋发。为清时之用者也。
荐贤而不俟人求。临去而追忆论荐。更求大臣询访。择其长而用之。此中必可得人。非如世俗官场。以荐举为沽名邀誉也。
国家深维民食之重。朱子请颁社仓法于天下。自是数十年闲。凡置仓之地。虽遇凶岁。人无菜色。里无嚣声。臣少时实亲覩其利。岁久法坏。亲见饥穷之民。惟乡落最甚。而致粟又为最艰。劳费不啻数倍。因慨然深念使社仓之法。推行不废。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犹取之怀也。其利岂不博哉。近岁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归尤于法。欲举而废之。抑不思古今之法。岂能久而无弊。亦在维持整饬之尔。即以常平义仓。侵渔移易。其害不一。然卒不可废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独社仓必欲举而废之哉。
社仓至今日。虽不能无弊。毕竟弊少利多。弊犹可杜。利则无穷。未可因噎废食也。真公早已见及矣。
天下有幸免之吏。则必有不幸之民。夫吏之不良。法之所宜黜也。宜黜而以幸免。则凡不良之吏。知罚不及己。将安意肆行而无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版籍混淆。贫富易位。奉文推排。邑令得人。升降适宜。民赖其利。邑令志不在民。一切付之乡保吏胥之手。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百金之产。增而为千金。牒诉纷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同时并作。不能弹压解散。一邑嚣然。几至生变。直至守臣下县毁不公之籍。人情始定。争鬬始息。皆由不良之吏得以幸免故耳。
察吏所以安民。纵贪必至滋乱。言之极其恳切。
军政修饬。全在平时。若统戍得人。常有教阅训练之勤。无掊克朘削之害。原不须州郡节制。其如廉介公勤之将。未易多得。殿司远在行都。帅宪亦相去数百里。近而可以考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原无统属。不敢过问。则军政废坏。将有不可胜言者。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如向时之整备。正以戍将多非其人。又无从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贪饕掊克之私。士卒无所告诉。故为一戍将之私计。则以受制节于本州岛为非便。为一军数千人之公计。则以听节制于本州岛为至便。在戍将之公廉无私者。亦喜其本州岛节制。呼应灵通也。
置军于州郡。事力寡弱。若受本州岛节制。则用度之窘缺。可以补充。出师之粮饷。教阅之犒赏。可以仰给。其有劳效
译这是君子。虽然意见不同，却不损害他们的和谐。这是小人。虽然表面相同，最终终究不和谐。圣人的言辞曲折详尽地描述了君子和小人的情状，实在关系到千古政治的得失。真公所讲的“同与异的界限”，至当的论断由此产生，尤其是最精辟的言论。
贤才布满朝廷，而治世的成效不能建立；议论充满朝廷，而弊端的事务不能修治。忧国的人为此叹息惋惜，难道贤者不是贤者，而众人的议论都不可采纳吗？我私下认为，人才有大小之分，善于用人的人取长略短，都能有所补益；议论有相同和不同，善于听取意见的人去非从是，都能有所补益。大臣每天增加延揽访求，让他们陈述所蕴藏的才能，并考察他们的品行，能够条列举出各种弊端，并分别委派他们筹划治理，考核他们成效的成功与否，随之进行升降黜陟。像这样，那么可用的人才就出现了。汉昭帝时，官吏百姓上书言说有利之事有不同意见，就交给杜延年平定处理并复奏。神宗诏令内外上言得失，委托司马光、张方平详细审定选择。哲宗即位，臣民都上封事，也让司马光与执政官看详。然而群言繁多，没有抉择，命令近臣摘取要语，各自按类别，缮写录制成册，以备采择。如果合乎道理，无不施行。像这样，那么可用的言论就显现了。用人和听言，各有其实效，为什么治世不能建立，而弊端不能修治呢？如果悠悠然玩忽懈怠，以虚誉用人，没有方法考核他们的才能与否；以虚文听言，没有方法订正他们的对错。恐怕弊端之事日益滋生，治世的成效更加遥远了。人才无论巨细，都对世用有益，所以常常孜孜以求于下，而不敢等待别人来求。一道数千里，官僚数百人，他们的才能与否，不能全部知道，然而考察于见闻，试用以职事，也能偶尔得到一两个。如果荐员应当及时，岂止不等待他们来求，甚至有未曾识面就举荐的了。现在蒙受召擢，即将离任，采纳诸公的言论，还有应当举荐而未及的，因此敢于随其所长，形成论荐，以备采录。其中所长必有可取之处，大臣更加询察，或者特别加以旌表擢升，或者登记在中书省。其中必有奋发有为，成为清时所用的人才。
举荐贤才而不等待别人来求，临去时追忆论荐，再请求大臣询访，择其长处而任用他，这中间必定能得人，不像世俗官场，把荐举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
国家深深考虑民食的重要性，朱熹请求颁行社仓法于天下，从此数十年间，凡是设置社仓的地方，即使遇到凶年，人没有菜色，乡里没有喧扰之声。臣年轻时确实亲眼目睹其利，年代久远法度败坏，亲眼见到饥穷的百姓，只有乡落最为严重，而运送粮食又最为艰难，劳费不止数倍。因此感慨深念，如果社仓之法，推行不废，处处都有储藏的粮食，用来赈济百姓，就像从怀里取物一样容易，其利岂不广博吗？近年士大夫，因为社仓弊端多端，往往归咎于法度，想要全部废除它。却不思考古今的法度，怎么能长久没有弊端，也在维持整饬罢了。即使是常平义仓，侵吞挪用，其害不一，然而最终不可废除，是因为其害不能掩盖其利。为什么唯独社仓一定要全部废除呢？
社仓到今天，虽然不能没有弊端，毕竟弊少利多，弊端还可以杜绝，利益则无穷，不可因噎废食。真公早已见到这一点了。
天下有侥幸免罪的官吏，就一定有不幸的百姓。官吏的不良，是法度所应当黜退的。应当黜退而侥幸免罪，那么凡是不良的官吏，知道惩罚不及自己，将安心肆意而行而没有顾忌，想要百姓不受弊端，可能吗？版籍混淆，贫富易位，奉行文书推排，县令得人，升降适宜，百姓依赖其利。县令志向不在百姓，一切托付给乡保吏胥之手，飞走卖弄，听任他们自为，需求如意，就把上等户降为下等户；贿赂不到，就把百金的财产增为千金。牒诉纷然，一概不受理，于是使冤愤不平之气，无处发泄。同时并作，不能弹压解散，一县喧扰，几乎发生变故。直到守臣下县毁坏不公的版籍，人情才安定，争斗才平息。都是因为不良的官吏得以侥幸免罪的缘故。
考察官吏是为了安定百姓，放纵贪婪必定导致滋乱。说得极其恳切。
军政修饬，全在平时。如果统戍得人，常有教阅训练的勤勉，没有掊克朘削的危害，原本不需要州郡节制。然而廉介公勤的将领，不容易多得。殿司远在行都，帅宪也相距数百里，近而可以考察的，没有比州郡更合适的。又因为原本没有统属，不敢过问，那么军政废坏，将有不可胜言的后果。因此数十年来，士卒不如以前的精锐，舟船器械，不如以前的整备，正是由于戍将多非其人，又没有从旁督察的人，于是得以肆意其贪饕掊克的私欲，士卒无处告诉。所以为戍将的私计，认为受制节于本州不便；为一军数千人的公计，认为听节制于本州最为便利。在戍将中公正廉洁无私的人，也喜欢本州的节制，呼应灵通。
把军队置于州郡，事力寡弱，如果受本州节制，那么用度的窘缺，可以补充；出师的粮饷，教阅的犒赏，可以仰给。其有劳效
。可借本州岛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岛申述。盖州郡与本军。合为一体。凡事相为援助。则在本军为力也易。若州郡本军。各为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则在本军为力也难。如前岁追捕海寇。方其出军之时。本州岛给备粮饷。犒以酒肉。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势。雇水手以助其用。曾有州郡老吏。私议本州岛从来只是移文督责。何须枉费官钱。盖其熟习见闻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系属。自今或有缓急。虽听州郡调遣。而无节制之柄。必不肯资助。借使统戍得人。犹恐未能独办其事。况一有庸谬之人。滥居其选。既无州郡督责。又无州郡应副。岂复肯尽心竭力。以收捕盗贼为己责乎。
译可以借由本州出具保明文书。其中有利有弊，可以指望本州上奏陈述。因为州郡与本军应当合为一体，凡事互相援助，那么对本军来说办事就容易；如果州郡与本军各自为政，凡事互不干涉，那么对本军来说办事就困难。比如前年追捕海寇，正当出兵之时，本州供给粮饷，用酒肉犒劳，又征调民船以助声势，雇佣水手以助使用。曾有州郡的老吏私下议论，说本州历来只是发公文督促责成，何必白白浪费官钱。这是因为他们熟习见闻如此。现在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互不隶属，今后若有紧急情况，虽然听从州郡调遣，但没有节制之权，必定不肯资助。即使统兵戍守的人选得当，还恐怕不能独自办成此事；何况一旦有平庸谬误之人，滥竽充数占据职位，既没有州郡督促责成，又没有州郡接应辅助，难道还会尽心竭力，将捕盗视为自己的责任吗？
驻军之地。必须文武官互相联络。抚绥弹压。平时可以省事息争。遇有军行。可以一体照料。故后世有兵民不可不分之势。而不可无分而不分之意。自宋迄今。不可易也。
○方孝孺 【 字希直履贯见前】
为政之道。尽人事而后征天道。天道至微而难知。人事至着而易为。舍易为而求难知。则为不知。先其微而后其着。则为失序。尧舜禹益。相告戒之辞。详矣。传道则曰执中。用人则曰九德。治民则曰六府三事。至论天道。则厯象授时之外。未尝有片言焉。三圣贤于天道。岂有所未达哉。弃所宜为。而求之恍惚荒诞之域者。圣贤所不取也。宰相之职。上致君。下泽民。贤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时。风俗美于天下。伦理正而礼乐兴。中国尊而外藩服。有生之伦。各遂其性。而无乖戾鬬争。则可为尽职矣。不必矻矻然探其所难知。以为夸美也。能尽其职。虽日月失明。寒暑不节。无害其为治。职有未尽。使天地位而万物育。亦何益于民乎。汉史称丙吉不问死伤。而诘牛喘。以为知大体。此非君子之言。民至相杀伤于都市之内。政教不振。民俗隳坏。其为变亦甚矣。岂非宰相所当忧乎。舍此不问。而恐阴阳不和。何其迂且妄也。
问牛喘事。史书传为美谈。实无裨于治道。丙相之贤。原不关此。先儒盖屡言之。此论更为警切。
自先王养士之制亡。而天下无全才之士。学术各随世之所尚而变。观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汉尚经术。故士多通经达理。东汉尚风节。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于利禄。唐尚谏诤。故多抗直之士。惟晋祖元虚。而尚清谈。士生其时。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简朴不烦镇俗。夷然有等贵贱齐死生之意。王导以此兴江左。谢安以此胜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见重于世。士之用学术。犹工人之用器。器之用虽不同。然利者愈于钝。有者愈于无。挟其所闻知。以应当世之事。其不合者鲜矣。方未用时。计划规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定于心。及居乎位。则举而施之。如出物于怀。取金帛于藏。而陈之中庭。快乎其无难。沛乎其不穷矣。宜其无不当也。若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已有宰辅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岂待言语而见哉。以言语自表异者。类多夸诞之士。若殷浩者。夸诞之尤也。
圣人治天下。立法严而行法恕。严者。所以使民知其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法行而人犹得以自全也。昔者读酒诰之书。尝疑武王欲杀羣饮者为过甚。武王岂好杀之主哉。其为是言也。盖爱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于死地。而后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为美乎。圣人之用心。不苟以悦民。吾使民阴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古之圣人。行仁义之政。虑不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用法而诛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行法也。欲行仁义也。故尧舜之世有不诛。诛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也。夫法之立。其意将以利民。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恶乎变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纷更之。出于己者以为是。出于古人者以为非。举天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萧何曹参。世所谓刀笔吏。其功业为君子耻称焉。然何之立法。参之善守法。后世莫及也。当秦之亡。其患不在于无法。而患乎法之过严。不患乎法废而不举。而患乎自乱其法。故萧何既损益一代之典。曹参继之。即泊然无所复为。参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为者也。特恐变更而或致于乱。不如固守之为万全尔。
沈约。齐之鬻国小人。袁粲。宋之忠义
译驻军的地方，必须文武官员互相联络，安抚与镇压并重。平时可以节省事务、平息争端；遇到军队行动时，可以统一照料。所以后世有兵民不可完全分离的形势，但也不可没有区分却又不加区分的意图。从宋朝到现在，这个道理是不可改变的。
○方孝孺【字希直，籍贯见前文】
治理政事的原则，是尽人事之后再去探究天道。天道极其微妙而难以知晓，人事极其显著而容易施行。舍弃容易施行的而去追求难以知晓的，就是无知；先关注微妙的而后关注显著的，就是失序。尧、舜、禹、益互相告诫的话，已经非常详细了。传授道统就说“执中”，用人就说“九德”，治理百姓就说“六府三事”。至于谈论天道，除了历法象天以授定时令之外，不曾有过只言片语。这三位圣贤对于天道，难道有什么没有通达的地方吗？放弃应该做的事，而去在恍惚荒诞的领域里寻求，是圣贤所不取的。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君主，对下恩泽百姓。贤才列居官位，教化施行于当世，风俗在天下变得美好，伦理端正而礼乐兴起，中原尊贵而外藩臣服。有生命的各类事物，各自顺遂其本性，而没有乖戾争斗，这样就可以说是尽职了。不必勤勉地探究那些难以知晓的，以此来夸耀美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即使日月失明、寒暑失序，也不妨害其为治世。职责有未尽之处，即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繁育，对百姓又有什么益处呢？《汉书》称赞丙吉不问死伤，却责问牛喘，认为他懂得大体。这不是君子的言论。百姓在都市之内互相杀伤，政教不振，民俗败坏，这变故也太严重了，难道不是宰相应当担忧的吗？舍弃这些不问，却担心阴阳不和，是多么迂腐且妄诞啊。
关于问牛喘的事，史书传为美谈，实际上对治国之道毫无裨益。丙吉的贤能，原本与此无关。先儒大概屡次说过这话，此论更为警策切要。
自从先王养士的制度消亡，天下就没有全才之士了。学术各自随着世间的崇尚而改变。观察世间所崇尚的，就可以知道士人的情况了。西汉崇尚经术，所以士人多通晓经义、达于事理；东汉崇尚风骨节操，所以士人多能自重，而不役心于利禄；唐朝崇尚谏诤，所以多有刚直之士。只有晋朝推崇玄虚，崇尚清谈。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以恬淡寡欲修养自身，而以简朴不烦安定风俗，安然有等贵贱、齐死生的意态。王导凭借这个振兴江东，谢安凭借这个战胜苻秦，庾冰、王彪之等人，都凭借这个被世人看重。士人运用学术，就像工匠运用器具。器具的用途虽然不同，但锋利的胜过钝的，有的胜过没有的。凭借所闻所知，来应对当世的事务，不合时宜的情况就很少了。在未使用时，计划规度，天下的得失利害，早已在心中确定。等到居于官位，就拿出来施行，就像从怀里拿出物品，从仓库取出金帛，陈列在庭院中，快捷得毫无困难，充沛得不穷尽。适宜没有不恰当的。像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时，已有宰辅的志向，人们也以这种志向期望他们。等到他们得志，果然不辜负人们的期望。这哪里需要言语来表现呢？用言语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大多都是夸诞之士。像殷浩，就是夸诞的极致。
圣人治理天下，立法严厉而执行法律宽恕。严厉，是让百姓知道可畏而不触犯；宽恕，是让法律施行而人还能得以保全自己。以前读《酒诰》时，曾怀疑武王想要杀掉群饮的人太过分。武王难道是喜好杀戮的君主吗？他说这样的话，大概是深爱他的百姓，而人们不知道。用姑息的态度示众，把百姓陷入死地，然后再刑罚他们，哪里比得上先用不可触犯的禁令，使百姓不陷入罪过更好呢？圣人的用心，不随便取悦百姓。我让百姓暗中受到恩惠，这是仁爱的极致。
古代的圣人，施行仁义的政治，考虑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推演仁义而寓之于法律。让我们的法律施行，而仁义也暗中在其中施行。所以仰望我们法律的人，知道可畏而不触犯；运用法律而诛杀百姓，百姓相信，说：这不是喜好施行法律，是想施行仁义。所以尧舜的时代有不诛杀，诛杀而海内信服其公正，因为立法善。法律的确立，其意图是为了利民。法律如果足以利民，即使成于异代，出于他人，遵守它也可以。如果确实违背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即使出于自己的心意，不遵守它也可以。知道它好而遵守它，是能守法的人；知道它不好而更改它，也是能守法的人。所厌恶的变法者，是不懂法律的意图，而用私意纷纷更改。出自自己的就认为是，出自古人的就认为非，把天下好恶的公理，都弃而不用，而一律依据自己的私意之法，甚至有时任凭自己的喜怒，而扰乱赏罚的公平，因此法律不可行。萧何、曹参，世人所说的刀笔吏，他们的功业被君子耻于称道。然而萧何的立法，曹参的善于守法，后世莫及。当秦朝灭亡时，祸患不在于没有法律，而在于法律过于严厉；不担心法律废而不举，而担心自乱其法。所以萧何既损益了一代的典章，曹参继承他，就淡泊无所作为。曹参的才能，是萧何所畏惧的，不是不能有所作为，只是担心变更而或许导致混乱，不如固守为万全之策罢了。
沈约，是齐朝卖国的小人；袁粲，是宋朝忠义
大臣也。粲拒萧道成而不纳。结诸将而谋诛之。劲气峻节。可比汉王陵王允。有古豪杰风。视褚渊辈。直狐鼠耳。其计之失。在乎知人不审。以谋语渊。乃渊负粲而败。非粲负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斩道成而夷其党。于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权去己。道成之势已盛而然。非粲过也。约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细故以罪粲。谓粲不肯当事。门无杂宾。物情不接。故及于败。此何足罪粲乎。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内外之臣有戚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权以抗其君。故遗释势利。使其君不疑。竞进趋附之徒。却去而不与接。事君之义。宜如是也。约攘利鄙夫。不达君子之道。观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区区富贵。曾何足言。而求之者。弃名节。损礼义。不顾躯命。而惟恐失之。如约之所得。不足以当一笑。甚至于鬻国弒君。以固其宠。而卒不免怅怅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为愈乎。后之患失而贪得者。视粲与约。亦可以知所处矣。
译王粲是大臣。他拒绝萧道成而不接纳他。联合众将领谋划诛杀萧道成。他刚劲的气节，可以比得上汉代的王陵和王允，有古代豪杰的风范。看待褚渊等人，简直如同狐狸老鼠罢了。他计谋的失误，在于考察人不审慎，把谋略告诉了褚渊，于是褚渊背叛王粲导致失败，并非王粲辜负了国家。假使上天没有立刻灭亡宋朝，斩杀萧道成并铲平他的党羽，对王粲有什么损害呢？他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威权离开了自己，萧道成的势力已经兴盛才如此，并非王粲的过错。刘约不明白王粲的本心，却罗列细枝末节来加罪于王粲，说王粲不肯承担事务，家中没有杂客，不接触世俗人情，所以招致失败。这哪里足以加罪于王粲呢？宋明帝用苛刻暴虐的手段驾驭下属，不希望政令出自群臣，内外大臣中有声望的，必定加以剪除。王粲不敢揽权以对抗他的君主，所以舍弃权势利禄，使他的君主不怀疑他，那些争着进身趋附的人，他排斥他们而不与之交往。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是这样啊。刘约是贪图利益的鄙夫，不通晓君子的道理。看他加罪王粲的话，他的内心就可以知道了。小小的富贵，哪里值得谈论，而追求它的人，抛弃名节，损害礼义，不顾惜身体性命，只恐怕失去它。像刘约所得到的，不足以抵得上一笑，甚至到了出卖国家、弑杀君主来巩固他的宠幸的地步，最终不免怅然失意而死。哪里比得上坚守道义而死更好呢？后世那些患得患失而贪婪的人，看看王粲和刘约，也可以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论古有识。足见读史不徒记故实。填腹笥也。
学者之患。在乎慕古而薄今。今闻其出于古。则以为善。虽有未至。不察也。闻其出于今。则以为不善。虽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而所学者非也。秦以下言治道者。莫如汉之贾谊。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征。陆贽宋之范仲淹。司马光以比于三代圣贤匡世范民之政。其中不无可议。要之皆切于时务。足以救时而振俗者也。遵而行之。于世道不无裨益。未可以其非古。而忽为不足行也。
不论行之有益无益。惟慕古而薄今。是古而非今。皆道之不明。而学者之病也。推之凡物以古则贵。以今则贱。愈古则愈贵。不问适用与否。皆敝习也。
○高拱 【 字肃卿履贯见前】
天人之际。其理甚微。而谈者甚详。然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而曲说不与焉。阴阳错行。乖和贞胜。郁而为沴。虽天不能以自主。此实理也。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备饬虑周。务以人胜。此实事也。至谓天以某灾应某事。是诬天也。谓人以某事致某灾。是诬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乃曲为之说者也。
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见吉凶而已。未始推所为也。言事天者。曰克谨天戒而已。未始着所招也。乃如庶征之说。详于洪范。其休征。曰肃时雨若。乂时旸若。哲时燠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其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旸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风若。言感通之靡忒也。若曰天人一理。即呼吸动静。皆有所关。而不可不谨云耳。君子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辞而已。则貌何以为雨。言何以为旸。视何以为燠。听何以为寒。思何以为风。矧时雨必有时旸。是肃则不必乂也。时燠必有时寒。是哲则不必谋也。而恒旸必无恒雨。是有僭应则无狂应也。恒寒必无恒燠。是有急应则无豫应也。初岂若是胶固乎。其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言修弭之当豫也。若曰君臣一体。即大小不同。而莫不当谨云耳。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以其辞而已。则王何分于岁。卿士何分于月。师尹何分于日。矧王省惟岁。则月在其中。卿士可无省也。卿士惟月。则日在其中。师尹可无省也。而积日为月。则师尹之省。亦卿士也。积月为岁。则卿士之省。亦王也。初岂若是局滞乎。
孔子之春秋也。书灾异。不书事应。以灾异之不可以事应言也。乃其理自如此。如必符之以箕范。则书大雨者。必求何事之狂。书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书无冰者。必求何事之豫。书陨霜杀菽者。必求何事之急。书六鹢退飞者。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论灾异者。必当以春秋为准。其意真。其辞直。确乎不易。而于箕范。则取其意不以辞害焉可也。
书灾异不书事应。春秋之法。确不可易。故洪范之辞。不可泥也。
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为。易之洊雷震而恐惧修省。乃君子之心。不容自巳焉。犹孔子迅雷烈风而变也。诗之敬天怒渝。无敢戏豫驰驱。以为天且变焉。而顾泄泄谑谑。不以为意。将不于其变者逢乎。是故敬修而不敢怠也。此皆人事当然。不可不尽。尧之所谓儆予。汤之所以祷于桑林。固此意也。若夫灾之所以然。则天道运行。微乎微者。人可能测识者哉。
自斯义不明。乃有称干封余烈。如公孙卿公孙宏之流者。乃有旁摭曲证。牵附无当。如京房翼奉之流者。必谓天为有意。是故陈规者。则求其意于此。而贡谀者。则求其意于彼。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
夫天之灾。犹人之有疾。必有其征。在天则见于象纬。在地则见于山川。在物则为鸟兽草木之妖。在人则为奸宄寇贼之戾。其气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难以窥而复之。迟速又难以度。可畏孰甚焉。于是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不然。乃亦不至于太甚。而可从容以需其复。苟遂不为之所。则将有不可救药者矣。是故谨疾者。必为之求医药。寡嗜欲。节饮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气
译评论古人要有见识。足以看出读史不仅仅是为了记住旧事，填满自己的学识储备。
学者的弊病，在于仰慕古代而轻视当代。听说某事出自古代，就认为它是好的，即使它有所不足，也不去考察；听说某事出自当代，就认为它不好，即使它有所成就，也不去考察。这就是道理之所以不能彰明，而学者所学非道的缘故。秦朝以后谈论治国之道的人，没有比汉朝的贾谊、董仲舒、王吉，唐朝的魏征、陆贽，宋朝的范仲淹、司马光更出色的了。他们与夏商周三代的圣贤匡正世道、教化百姓的政治相比，其中并非没有可议论之处。但总之，他们都切合当时的政务，足以挽救时局并振作风俗。遵循并实行他们的做法，对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不能因为他们不是古代的人，就忽视他们，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值得实行。
不论实行起来有益还是无益，只是仰慕古代而轻视当代，以古代为是而以当代为非，这都是道理不能彰明，也是学者的弊病。推而广之，凡是事物，以古代为贵，以当代为贱，越古老就越贵重，不问是否适用，这都是坏习气。
○高拱 【 字肃卿，籍贯见前文】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其道理非常精微，而谈论的人却非常详尽。然而，在天有真实的道理，在人有实际的事情，而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并不包含在内。阴阳运行错乱，违背和谐，贞正战胜，郁结而成灾害，即使是天也不能自主，这是真实的道理。在灾害未发生前加以防范，在灾害已形成后加以补救，准备周全，思虑周密，务必以人力胜过天灾，这是实际的事情。至于说天用某种灾异来对应某件事，这是诬蔑天；说人用某件事招致某种灾异，这是诬蔑人。这都是探求道理而不得，于是牵强附会地加以解说罢了。
古代谈论天的人，说天垂示象数，显示吉凶而已，从未推究其所以然。谈论事奉天的人，说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而已，从未指明所招致的祸福。至于像《洪范》中关于庶征的说法，详细记载了休征：肃敬则及时雨应验，治理则及时晴应验，明智则及时暖应验，谋略则及时寒应验，圣哲则及时风应验。咎征：狂妄则常雨应验，僭越则常晴应验，安逸则常暖应验，急躁则常寒应验，蒙昧则常风应验。说的是感应相通没有差错。如果说天与人是一个道理，那么呼吸动静，都有关联，而不可不谨慎罢了。君子以此探求，得其大意就可以了。如果只拘泥于其言辞，那么容貌怎么就能成为雨，言语怎么就能成为晴，视看怎么就能成为暖，听闻怎么就能成为寒，思考怎么就能成为风？况且及时雨必然有及时晴，肃敬就不一定需要治理；及时暖必然有及时寒，明智就不一定需要谋略。而常晴必然没有常雨，有僭越的应验就没有狂妄的应验；常寒必然没有常暖，有急躁的应验就没有安逸的应验。起初难道是这样僵化固执的吗？它说君王反省以岁为单位，卿士反省以月为单位，师尹反省以日为单位，说的是修德消灾应当预先准备。如果说君臣是一个整体，即使大小不同，而没有不应当谨慎的罢了。君子也以此探求，得其大意就可以了。如果只拘泥于 its 言辞，那么君王怎么区分于岁，卿士怎么区分于月，师尹怎么区分于日？况且君王反省以岁为单位，那么月就在其中，卿士可以不用反省；卿士反省以月为单位，那么日就在其中，师尹可以不用反省。而积累日成为月，那么师尹的反省，也是卿士的职责；积累月成为岁，那么卿士的反省，也是君王的职责。起初难道是这样拘泥滞涩的吗？
孔子的《春秋》，记载灾异，不记载事应，因为灾异不可以用事应来说明。然而其道理自然如此。如果一定要用《洪范》来对应，那么记载大雨，一定要寻找什么事狂妄；记载大旱，一定要寻找什么事僭越；记载无冰，一定要寻找什么事安逸；记载陨霜杀害豆类，一定要寻找什么事急躁；记载六只鹢鸟退飞，一定要寻找什么事蒙昧，这样可以吗？论述灾异的人，应当以《春秋》为标准。其意旨真实，其言辞直截，确实不可改变。而对于《洪范》，则取其意旨而不被言辞所害就可以了。
记载灾异不记载事应，是《春秋》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所以《洪范》的言辞，不可拘泥。
天有天的道理，人有人的作为。《易经》中洊雷震动而恐惧修省，是君子之心，不容自己停止罢了，犹如孔子遇到迅雷烈风而改变神色一样。《诗经》中敬天怒渝，不敢嬉戏安逸驰驱，认为天将要变化，却还泄泄谑谑，不以为意，将不会在变化时遭遇祸患吗？所以恭敬修省而不敢懈怠。这都是人事当然，不可不尽。尧所说的儆戒我，汤在桑林祈祷，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灾异之所以如此，则是天道运行，微妙极了，人可能测识吗？
自从这个意义不明，于是有称颂干封余烈的人，如公孙卿、公孙宏之流；有旁搜曲证，牵强附会的人，如京房、翼奉之流。一定认为天是有意的，所以陈规者，就在此处求其意，而进谀者，就在那里求其意。然而都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的。
天的灾异，犹如人的疾病，必有其征兆。在天则见于象纬，在地则见于山川，在物则为鸟兽草木之妖，在人则为奸宄寇贼之戾。其气的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难以窥而复之，迟速又难以度，可畏孰甚焉。于是修人事以胜之，庶乎有不为害。不然，乃亦不至于太甚，而可从容以需其复。苟遂不为之所，则将有不可救药者矣。所以谨慎疾病的人，必为之求医药，寡嗜欲，节饮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气。
。谨灾者。必为之修纪纲。审法令。进忠实。黜谗邪。省刑罚。薄税敛。蠲逋负。广储蓄。祛烦苛。收携贰。除盗贼。慎边防。以固国家之元气。凡皆尽其在我者。以俟之而已。迨其气之既复。陂者平。否者泰。而吾亦无所损失败坏于其闲。则以有备无患。理之固然者耳。犹之寒暑者。天也。而吾为之裘。为之葛。裘葛诚具。则寒暑不侵焉。备在吾也。非曰吾有裘葛。而天遂不吾寒暑也。然而寒暑有时迁也。犹之风雨者。天也。而吾为之室。为之盖。室盖诚具。则风雨不侵焉。备在吾也。非曰吾有室盖。而天遂不吾风雨也。然而风雨有时止也。善论治者。不计灾与不灾。但视备与不备。如其备。不灾尤善。灾犹可无恐也。如其弗备。不灾犹未可。其如有灾何哉。
译谨慎对待灾祸的人，必定为此修明纲纪，审慎法令，进用忠直诚实之人，罢黜谗佞邪恶之徒，减轻刑罚，降低赋税，免除拖欠的债务，广积储备，去除烦琐苛刻的政令，收拢离心离德之人，铲除盗贼，慎重边防，以此来巩固国家的元气。这些全都是竭尽人力所能做到的，然后等待时机的到来罢了。等到国家元气已经恢复，倾斜的得以扶正，困顿的得以亨通，而我们在其间也没有任何损失败坏，那么以有备无患，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就像寒暑是自然现象，而我们制作皮衣和葛布衣，皮衣和葛布衣确实准备好了，那么寒暑就无法侵害我们。准备在于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有了皮衣和葛布衣，上天就不再降下寒暑。然而寒暑有时是变迁的。就像风雨是自然现象，而我们建造房屋和制作伞盖，房屋和伞盖确实准备好了，那么风雨就无法侵害我们。准备在于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房屋和伞盖，上天就不再降下风雨。然而风雨有时是停止的。善于论述治国之道的人，不计算是否有灾祸，只看是否有准备。如果有准备，没有灾祸更是好事，有灾祸也可以不必恐惧。如果没有准备，没有灾祸也还不可靠，那如果真的有灾祸该怎么办呢？
是故圣人之事天也。纯乎敬而巳。非因无灾而弛。有灾而始致也。惟其所太过不及者。则为之财成辅相焉。其于民也。纯乎仁而巳。非因无灾而辍。有灾而始加也。惟其所憾于天地者。则为之补助焉。然而人事尽。天且赖之。固不能以终违也。兹所谓实者也。远乎是。则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者。可得其意焉。则所谓天作孼。犹可违。自作孼。不可逭。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可得其意焉。不然。而徒訿訿为议。迄无指归。则岂惟有盭于春秋之旨。亦非洪范之意所以示人者矣。
法者天下所共守。而不容毫发易者也。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为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惟张汤轻重之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是曰坏法之习。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义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之。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徒假卓茂顺情之辞。殊乖杨震畏知之旨。是曰黩货之习。 平易可以近民。公宽可以得众。而乃曲求小节。务在深文。事有当然。故抑滞留难以为得。赋有定数。必剥民多羡以为能。罪不原其情。而以深入为公。过不察其实。而以多奸为直。是曰刻薄之习。 同心始可为谋。协力斯能济务。而乃各为异同。互相彼此。事出于己。虽甚不善。而必要其成。事出于人。虽甚善。而每幸其败。如弗败也。犹将强躐其功。苟无成也。必且曲嫁其祸。是曰争妒之习。 古者赏不踰时。冀得速劝。罚不踰时。冀得速惩。是故人心快而事功兴。今也一日之事。动滞数年。一人之事。动经数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苟有微嫌。遂成永避。常使熏莸同臭。功罪并途。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曰推委之习。 人之百体。疴痛相关。手之为足。亦以为手。目之为耳。亦以为目。是故联属而成身。今也武则非文。文则非武。出诸科甲。则羣向之。甚至以罪为功。非出诸科甲。则羣抑之。甚至以功为罪。常使多助者昂。寡助者低。昂者志骄。每袭取而鲜实。低者气沮。多隳堕而恬污。是曰党比之习。 作事贵乎谋始。远虑则无近忧。乃以因循为心。以卤莽为计。无事则不为远虑。聊徇故事。图侥幸于目前。有事则颠顿仓皇。不度可否。徒摭拾以塞责。名为救时。适增其扰。名为兴利。益重其害。是曰苟且之习。 辞有要。则政有恒。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方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巳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是曰浮言之习。
兹八者之流弊。原因积渐而酿成。其患亦必积久而愈大。惟于舞文者无赦。以一法守。贪婪者无赦。以清污俗。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委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受。譬诸人之一身。荣卫自足。苟亟除其大蠹。而徐调其元气。则不惟弱可使强。而调之既久。延长之道。固在斯矣。
八者之弊。语语切中。其救弊之法。亦切要不烦。毋视为官场泛论。纸上空谈也。
地方盗贼。多起衅于有司贪残。而养成于蒙蔽。及其势成。乃为招抚之说。苟且目前。我以抚款彼。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徒以金帛羊酒。宴犒以宠之。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如此。斯不亦为贼劝乎。徧地皆贼。实由于此。必须将山洞海洋之贼。大加惩创。然后抚恤疮痍。休养生息。乃称平定。
地方多盗。而有司愈怯。所以翦除之者。非可以急遽为也。务修弭盗之实。而不可多弭盗之
译因此，圣人侍奉上天，纯粹是出于恭敬罢了，并不是因为没有灾祸就松懈，等到有灾祸才去致意。只有对于那些做得过分或不足的地方，才去加以裁度促成、辅助匡正。对于百姓，纯粹是出于仁爱罢了，并不是因为没有灾祸就停止，等到有灾祸才去施予。只有对于那些怨恨天地的人，才去加以补助。然而人事尽力了，上天也将依赖它，本来就不能最终违背。这就是所谓的“实”。远离了这一点，那么所谓“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威严，来自百姓的明察威严”，通达于上下，就可以明白其意了。那么所谓“上天降下灾祸，还可以违抗；自己造下罪孽，无法逃避；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就可以明白其意了。如果不这样，只是喋喋不休地议论，最终没有明确的宗旨，那么不仅违背了《春秋》的宗旨，也不是《洪范》之意用来启示人的了。
法度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不容许有丝毫改变。自从通权达变的说法兴起，而转移算计的方法得以施行，想要有所作为，就在法度之外游移心意，从而依靠法度来作奸犯科；想要有所逃避，就在法度之内隐藏实情，反而借用法度来辩解。喜爱的人，罪行虽然大也强行替他找借口；厌恶的人，罪行虽然轻微也深入探究他的意图。哪里只是张汤那种轻重随心意的做法，实际上也有石奢那种随意高下其手的行为。这叫坏法之习。
名节是士君子赖以自立的东西，不可一天毁坏。自从贿赂的效验彰显，而廉洁方正的道理丧失，道义所在，就表面上使用它的名称，而暗中违背它的实质，甚至名称和实质都违背；利益所在，就暗中使用它的实质，而表面上违背它的名称，甚至实质和名称都使用。求取功名的人，把贿赂当作礼数；卖官鬻爵的人，用财物来衡量才能。只是假借卓茂顺从情理的言辞，完全违背了杨震畏惧天知的宗旨。这叫黩货之习。
平易可以亲近百姓，公正宽厚可以赢得众人，却偏偏苛求小节，致力于深文周纳。事情本来应当如此，却故意压制拖延难以做成；赋税有定数，却必定剥削百姓多取盈余来显示能干；定罪不推究情理，而以深入苛刻为公正；过错不考察实情，而以多找奸邪为正直。这叫刻薄之习。
同心才能谋划，协力才能成事，却偏偏各自异同，互相排斥。事情出于自己，虽然很不好，也一定要它成功；事情出于别人，虽然很好，也常常庆幸它失败。如果不失败，还要强行夺取它的功劳；如果没有成功，必定要曲折地嫁祸于人。这叫争妒之习。
古人赏赐不越过时节，希望得到迅速劝勉；惩罚不越过时节，希望得到迅速惩戒。因此人心痛快而事功兴盛。现在一天的事情，动不动停滞几年；一个人的事情，动不动经过好几手。离去没有期限，到来不责备迟缓。如果有微小的嫌疑，就永远逃避。常使香臭混杂，功罪同途。漏网之鱼最终逃脱，国家有不伸张的法度；覆盆之冤自苦，人怀有不昭雪的冤屈。这叫推委之习。
人的百体，病痛相关，手为足着想，也以为手；目为耳着想，也以为目。因此联结而成身体。现在武职不属文职，文职不属武职。出自科举的，众人就趋向他，甚至以罪为功；不出自科举的，众人就压制他，甚至以功为罪。常使多助的人高昂，寡助的人低落。高昂的人志气骄横，往往虚取而少实；低落的人士气沮丧，多败坏堕落而安于污浊。这叫党比之习。
做事贵在谋划开始，长远考虑就没有近忧。却以因循为心，以卤莽为计。无事时不做长远考虑，姑且沿袭旧例，图谋眼前的侥幸；有事时颠顿仓皇，不衡量可否，只是拾取东西来塞责。名为救时，适增加其扰民；名为兴利，益加重其害。这叫苟且之习。
言辞有要点，政令就有恒常；议论多，成功就少。却偏偏他认为对的，这人说错的；甲认为否的，乙认为可以的。事情刚建立就忽然夺取其成果，谋划未施行就已泄露其计策。仓促翻覆，丛杂纷纭。谈论的人各自掩饰私心，而听的人不胜其眩晕。这叫浮言之习。
这八种流弊，原因都是逐渐积累而成，其祸患也必定积累久了越大。只有对舞文弄法者不赦免，以统一法度；对贪婪者不赦免，以清除污浊风俗。崇尚忠厚，那么刻薄者就消亡；奖赏公直，那么争妒者就平息；考核课程，那么推委者就罢黜；公正用舍，那么党比者就消除；审察功罪，那么苟且就无处容身；核实事实，那么浮言就无处容受。譬如人的身体，荣卫自足，如果急切除去大害，而慢慢调理元气，那么不仅弱可以使强，而且调理久了，延长的方法，本来就在这里了。
这八种弊病，句句切中要害。其救弊的方法，也切中要害而不烦琐。不要视为官场泛论，纸上空谈。
地方盗贼，多起因于官吏贪婪残暴，而养成于蒙蔽。等到势力形成，才提出招抚的说法，姑且应付眼前。我用抚恤款待他们，他们也用抚恤款待我。东边正在招抚，西边正在杀人，没有招抚的实质。只是用金帛羊酒，宴饮犒劳来宠幸他们。百姓的痛苦那样，而盗贼的荣利如此，这难道不是鼓励盗贼吗？遍地都是盗贼，实在由于此。必须将山洞海洋的盗贼，大加惩创，然后抚恤创伤，休养生息，才称得上平定。
地方多盗，而官吏更加怯懦。所以翦除盗贼，不可以急遽进行。务必修治弭盗的实质，而不可多谈弭盗
文。弭盗之实。在未生者。防之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处有兵。可以随手而用。凡有动作一二。即捕获之。勿俟其多。又宽首赃未尽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艳。而肯向前。其贼伙众大者。必密招贼中之人。宥其罪。许以擒获贼首。而遂有其财。且得永为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变者。正不必出榜文激之。而使愈为备也。多盗之区。民有被劫。被杀。而不以报官者。曰官不为理。徒益重寇怒也。故盗益炽。而民益受害。无所控诉。使有司以捕盗为务。有即殄灭。安得积聚为凶。势不可向乎。使肯以稽察为务。凡健侠不务生理。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报知。穷其所往而拘治之。又安得肆意于外。流毒邻封乎。上司亦以稽察为务。凡捕获强贼。审出何州县人。即问该州县官。此人无良。出而之他。何以不问。彼又何敢不稽察。而徒安于本境之无失事乎。各处有司。皆宜饬示于先。责成于后。各使本境之人不敢出。出则必有所稽察。外来之人不能存。存亦必有稽察。盗虽不能遽绝。亦必渐少矣。
译治理盗贼的根本，在于防患于未然。对于尚未发生的盗患，要加以防范，使其无法滋生；对于已经显露的盗患，要加以控制，使其无法得逞。这样各地都有兵勇，可以随手调用。一旦有盗贼稍有动静，立即将其捕获，不要等到他们人数众多。另外，放宽对首犯赃物未尽的法律规定，让抓捕者有利可图，从而愿意积极行动。对于那些团伙庞大、人数众多的盗贼，一定要秘密招降盗贼内部的人，宽恕他们的罪行，许诺只要他们擒获贼首，就能获得贼人的财物，并且可以永远成为良民。利益所在，其中必定有人自行转变，正不必发布榜文去刺激他们，反而使他们更加防备。在盗贼多发的地区，百姓被抢劫、被杀害，却不向官府报告，说是官府不为百姓主持公道，只会徒增盗贼的愤怒。因此盗贼更加猖獗，百姓更加受害，无处申诉。如果让地方官员以抓捕盗贼为要务，有盗贼就立即剿灭，怎么能让盗贼积聚成凶势，令人无法抵挡呢？如果官员肯以稽查为要务，凡是那些强悍好斗、不务正业、外出到他处的人，一定要让里甲上报知晓，查清他们的去向并拘捕惩治，又怎么能让他们在外面肆意妄为，流毒邻近地区呢？上级官员也以稽查为要务，凡是捕获强盗，审问出他是哪州哪县的人，就责问该州县的官员：“此人品行不端，外出到他处，为什么不予稽查？”他们又怎么敢不加以稽查，而仅仅满足于本地没有发生案件呢？各地的地方官员，都应该事先告诫示众，事后追究责任。让本地的人不敢外出，外出就必然受到稽查；让外来的人无法久留，久留也必然受到稽查。盗贼虽然不能立刻绝迹，但也一定会逐渐减少。
此保甲所以为弭盗之古法也。即在近日行之。其效莫切于此。惟在行之得其要耳。
所谓不能正法者。非不能行法也。彼时亦有叛卒受戮者。而真正巨恶。莫敢谁何。徒取一二龌龊之流塞责。其委曲于叛卒。而迁就以图了事之意。非惟叛卒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至于官司。则每加以激变之罪。盖叛卒难处。而官司易治。易治者之加严。正欲见难处之当宽。其委罪于官司。而遮饰以图了事之意。非惟官司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此皆当时主计之臣。暗懦规避。不肯为国任事。徒依违苟且于目前。而国法大坏。不可收拾。莫如先正叛乱之罪。而不必连及官司。若连及官司。即有轻重不伦。为叛卒者。曰。吾辈虽有人抵罪。而知府亦已不利。吾之计已得矣。地方有司。何以行法。军卒有不利。有司之行法者。必将曰。吾只闭城吶喊。何愁有司之不得罪。是率天下而乱也。何以为朝廷之纪纲哉。即使知府诚有罪。亦不当于此并论。庶使天下皆知法在必申。不可一毫假借。不惟可以振一时之纪纲。而万世之纪纲。由此而振。不惟可以安一郡之人心。而天下之人心。由此以安也。
有司虽有启衅之咎。而叛卒业已生事。自须先治叛卒。不可先惩有司。使叛卒以此得计。益长刁风。有司有罪。随后另惩可也。
沿边牧民之官。有疆场之责。即以有才力者为之。犹惧不堪。优厚而作兴之。犹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杂流则迁谪。待之既薄。志意隳阻。又何望于展布。盖徒以地苦其人。而不曾顾人之苦其地也。徒以边方为远地。曾不思远地安。然后内地安也。国家用人。不当为官择地。只当为地择官。远方既系紧要之地。尤宜以贤者处之。惟以智力。不以资格。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不必论其出身资格用之。比内地超迁。有捍患御敌者。以军功论。不次擢用。无益地方者。降之。观望推委误事者。轻则罢黜。重则军法治罪。既开功名之路于前。则不肯不尽其力。又有严罚于后。则不敢不尽其力。庶修职者多。边方有赖也。
用舍必循资格。岂为边地择人之意乎。
天下虽大。实则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顶踵皆至。然后可以为人。若使远方功罪之实。为在上者所明照。在上综核之意。为在远者所周知。谁敢不畏。敢不修职。万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机。可运掌上。圣人能使中国为一人。用此道也。
史称汉相曰。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魏丙有声。览其行事。酇侯 【 萧何】 以剏。平阳 【 曹参】 以守。高平 【 魏相】 以严明。博阳 【 丙吉】 以广大。不共术而治。详其大要。不外于不肯有己而已。举惟利于国。不必其所善。法惟利于民。不必其所恶。宽严惟适于治。不必其同而无闲。此四子所以忘私理国。安主庇民。各展吁谋。而济大业也。如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后者操而右。虽有劲柁利楫。不能涉寻港。如御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后。虽有良驷坚辕。不能致里舍。是故夔龙让而虞兴。周召欢而周盛。种蠡合而越霸。廉蔺睦而赵强。房杜姚宋。熙载于唐家。韩范富欧。襄理于宋室。共济之效。所从来也。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凡犯颜极谏者。决非漫无所见。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须少宁耐回转。以观其意之所在。一回转闲。景象就别。始觉可怒。而终觉其可嘉者有矣。平时用此工夫。每有言至。即动此机。比其熟也。于听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时用更好。盖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当如此。则平心和气之时。见理更真。既能前定。则对景时。自不觉其言之忤矣。
位高而有听言纳谏之责者。不可不常作此想。
○王守仁 【 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成化状元官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封新建伯谥文成崇祀庙庭】
国家太平无事。官有职掌。原不宜僭有陈说。以干出位之嫌。至于军情利害。事几得失。苟有所见。固刍荛所可进
译这就是保甲制度之所以成为古代消除盗贼的方法的原因。即使在最近推行它，其效果也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只在于推行时能抓住要领罢了。
所谓不能正法，并不是不能执行法律。当时也有叛乱的士兵被处死的，但真正的巨恶之徒，没有人敢去追究。只是抓上一两个品行不端的小人来搪塞责任。那种对叛卒委曲求全、迁就妥协以求了事的意思，不只是叛卒知道，天下人都知道。至于地方官员，则每每被加上激起变乱的罪名。大概是因为叛卒难以处置，而官员容易惩治。对容易惩治的人施加严厉，正是为了显示对难以处置的人应当宽容。那种将罪责推给官员、掩饰真相以求了事的意思，不只是官员知道，天下人都知道。这都是当时主管财政的臣子，暗中懦弱、逃避责任，不肯为国家担当事务，只是在眼前苟且敷衍，导致国家法度大坏，不可收拾。不如先纠正叛乱的罪责，而不必牵连官员。如果牵连官员，就会有轻重不分的情况。叛卒会说：“我们虽然有人抵罪，而知府也已受到不利，我们的计谋已经得逞了。”地方官员怎么还能执行法律呢？军卒受到不利，执行法律的官员一定会说：“我们只要闭城呐喊，何必担心官员不会获罪。”这是率领天下走向混乱，怎么能作为朝廷的纲纪呢？即使知府确实有罪，也不应当在此一并论处。这样才能使天下人都知道法律必须伸张，不可丝毫通融。这不仅能够振作一时的纲纪，而且万世的纲纪，由此而振作；这不仅能够安定一郡的人心，而且天下的人心，由此而安定。
官员虽然有挑起事端的过错，但叛卒已经生事，自然必须先惩治叛卒，不可先惩罚官员。让叛卒因此得计，更加助长刁蛮的风气。官员有罪，随后另行惩罚也可以。
沿边治理百姓的官员，有守卫边疆的责任。即使任用有才能的人，还担心不能胜任。优待激励他们，还担心不能振奋精神。然而任职于此地的，不是杂流出身就是被贬谪的人。对待他们既刻薄，意志就颓废受阻，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施展抱负呢？这仅仅是因为地方艰苦而使人受苦，却不曾考虑人受苦于地方。仅仅因为边疆是远方，却不曾想到远方安定，然后内地才能安定。国家用人，不应当为官员选择地方，只应当为地方选择官员。远方既然是紧要之地，尤其应当让贤能的人去任职。只看智力才能，不看资历资格。有能够保护安抚困穷百姓，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的人，不必论其出身资格而任用他。比内地官员破格提拔。有抵御祸患敌人的人，按军功论处，破格提拔。对地方无益的人，降职。观望推诿误事的人，轻则罢免，重则按军法治罪。既然在前面开辟了功名之路，就不肯不尽力；又有严酷的惩罚在后面，就不敢不尽力。这样尽职的人就多，边疆就有依靠了。
任用和舍弃必须遵循资历，这难道是选择边疆人才的本意吗？
天下虽然广大，实际上就像人的身体。必须血脉流通，头顶脚跟都能到达，然后才能成为人。如果让远方功过的实情，被在上位者清楚地照察；在上位者综合考核的意图，被在远方的人所普遍知晓，谁敢不畏惧，敢不尽职？万里之外，就像在眼前。治理的机要，可以在掌上运转。圣人能使中国成为一体，就是用的这个道理。
史书称汉代宰相说：“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最为杰出；孝宣中兴，魏相、丙吉有声望。”看他们的行事，酇侯萧何以开创著称，平阳侯曹参以守成著称，高平侯魏相以严明著称，博阳侯丙吉以宽厚著称。方法不同而都能治理好，详察其大要，不外乎是不肯存有私心罢了。举荐只利于国家，不一定是他所喜欢的；法律只利于百姓，不一定是他所厌恶的。宽严只适宜于治理，不一定相同而没有间隙。这四个人之所以能忘记私利治理国家，安定君主庇护百姓，各自施展谋略，而成就大业，原因就在这里。就像驾船一样，前面的人向左划，后面的人向右划，虽然有强劲的舵和锋利的桨，也不能渡过浅水港口。就像驾驭马一样，一个人鞭策它向前，一个人鞭策它向后，虽然有良马和坚固的车辕，也不能到达里舍。所以夔龙谦让而虞朝兴盛，周公召公和睦而周朝强盛，文种范蠡合作而越国称霸，廉颇蔺相如和睦而赵国强盛，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在唐朝共同治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在宋朝共同治理。共同治理的功效，就是从这来的。
良药苦口，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有利于行事。凡是冒犯威严极力劝谏的人，决不是漫无目的，不可立刻用愤怒的心情对待他。必须稍微忍耐回转，以观察他的意图所在。一转念之间，景象就不同了。起初觉得可怒，最终觉得可嘉的情况是有的。平时用这种功夫，每当有言论到来，就触动这个机括。等到熟练了，对于听取言论有什么困难呢？而且这种功夫在平时用更好。大概还没有言论到来，就先思考道理应当如此，那么在平和心气的时候，见到的道理更真切。既然能预先确定，那么面对情境时，自然不觉得言论违逆了。
地位高而有听取言论接受劝谏责任的人，不可不常作这样的想法。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成化年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封新建伯，谥文成，崇祀于孔庙）
国家太平无事，官员有职掌，原本不适宜越职陈说，以招致越位的嫌疑。至于军情利害，事机得失，如果有所见，即使是刍荛之见也可以进言。
一曰蓄材以备急。今之武举。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实无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礲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科道部属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使得周知道里之远近。关隘之要害。贼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一曰蓄材以备急。今之武举。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实无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礲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科道部属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使得周知道里之远近。关隘之要害。贼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三曰简师以省费。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外寇。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敌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敌恃弓矢。今大雨时行。筋胶解弛。二也。敌逐水草以为居。射生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粮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以臣料之。官军甫至。彼迹遁矣。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夫兵贵精。不贵多。今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令密归京师。远关不知。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两便哉。况今官军一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守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闲。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四曰屯田以给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远徼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民困。是与敌为谋也。三关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敌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也。
五曰行法以振威。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帐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寇。今武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不惟不窴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惟愿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行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六曰敷恩以激怒
译第一条是储备人才以应对紧急状况。现在的武举考试，只能得到擅长骑射搏击的士兵，不足以选拔具有韬略和统御才能的人才。公侯之家虽然设有教读之职，不过是虚应故事，实际上毫无益处。如果真能让公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一处，挑选文武兼备的人才，像现在的提学官那样任命一人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习书史和骑射，传授他们韬略谋略。再从武学生中，每年选拔特别优秀的人加入其中，使他们互相切磋砥砺，每日考核每月考察，辨别他们的才能高低。每年进行校试，每三年进行选举。兵部从尚书以下，两位侍郎，让他们每年轮流巡视边防。在科道部属官员中，挑选通晓变通、见识卓越的二三人跟随，使他们全面了解道路的远近、关隘的要害、敌情的虚实、事势的缓急。一旦有紧急情况，能够远距离调度并前往主持的人，就不必担心没有合适的人了。
第三条是精简军队以节省费用。善于用兵的人，从国内获取物资，从敌人那里夺取粮草，尚且每天耗费千金。现在用中原军队抵御外寇，不靠漕运就没有粮食，不靠征收就没有钱财，这本来就不能说从敌人那里获取粮草了。那么现在的军队，可以轻易出动吗？北方地区寒冷，现在炎热酷暑渐盛，敌人不耐受，我们占据了天时，这是第一点。敌人依赖弓矢，现在大雨时常降临，弓筋胶漆松弛失效，这是第二点。敌人追逐水草而居，射杀牲畜为食，现在已像蜂群一样聚集两个月，粮草几乎耗尽，野外无处狩猎，这是第三点。以臣推测，官军刚到，敌人就会逃遁。只有精简军队这一件事，还可以节省虚耗的费用，而获得实际的效用。军队贵在精干，不贵在数量多。现在从一万人的军队中，选取精壮足以使用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遣返回京师。万人出征的声势已经宣扬出去了，命令他们秘密返回京师，远处的关隘不知道，这样万人的威势依然存在。而实际上可以节省无穷的费用，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况且现在官军一出，作战时退居后列，争功时抢在前面，这也不是守边将领所喜欢的。他们请求增兵，只是担心事情办不成，责任可以分担罢了。如果真能用供养京军的方式来供养边塞士兵，用赏赐京军的方式来赏赐边塞士兵，十天之内，数万军队，就可以立刻招募在帐下，何必一定要从京城派出呢？
第四条是屯田以供给粮食。军队以粮食为主，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军队。遥远的边境转运粮草，水陆千里，路途颠簸丢弃，十份只能送达一份。军官既不能胜任战阵，又让他们无事坐着吃粮，从而加重百姓的困苦，这等于替敌人出谋划策。三关的戍守，正忙于战守无暇耕种。如果真能让京军分屯在那里，提供种子和农具，等到秋天收成，让他们各自靠自己的劳力吃饭。敌人来了，就披甲归屯，遥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敌人走了，就恢复他们的农事。趁此闲暇，修缮敌人破坏的地方，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制敌人的冲突。这样，虽然不能完全供给塞下的粮食，也可以稍微减少转运粮草的负担了。这确实是持久等待时机的办法。
第五条是执行法令以振作军威。臣听说李光弼代替郭子仪时，在辕门斩了张用济；狄青到达广南时，在帐下杀了陈曙。因此他们都能振作疲惫涣散的士兵，而摧毁正强大的敌人。现在武臣中失机的，往往靠计谋侥幸逃脱。早上在东边边境丧师，晚上就被调去守西边边境，惩罚没有施加，士兵因此放纵松弛。不仅不追究他们的罪责，反而为他们开脱，他们又怎么会畏惧而拼死效力呢？法令不能执行，是因为上级触犯它。现在总兵官的头目，动辄以一二百计。他们如果确实因为武勇而被收录，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这些人不是权贵之家的子弟，就是豪门通过攀附关系进来，都是凭借权力强行委任的。他们索取刻剥，骚扰道路，仗势夺取战功，没有功劳却冒领赏赐，懈怠战士的心，激起边境的怨恨。作为总兵官，又借助他们的权力来互相推诿先后，委任他们时，敢不接受吗？接受了他们，肯不庇护吗？如果违背法令，又敢杀他们以殉法吗？这样将军的威严，本来就因为这些人大为削弱了。他们又怎么能统率军队、使众人信服呢？只希望手谕提督等官，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把先行丧师的人，在辕门斩首，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类，全部禁止并打发回去，不要让他们渎职骚扰、侵吞冒领，以干扰将帅的权力。这样士兵就会奋起激励，军威振作严肃，战胜敌人夺取胜利，都源于此。不然，即使有百万大军，也只是白白耗费国家、劳苦百姓，而没有用处。
第六条是施予恩惠以激发愤怒
。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关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寇雠。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雠。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区区丑类。有不足破者矣。
译军队刚刚遭受失利，士气低落沮丧。三关驻守的士兵中，那些死去的，不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就是他们的宗族亲戚。如果真诚地抚慰他们的创伤，询问他们的疾苦，体恤他们的孤寡，救济他们的贫困，那么死去的人都不会有怨恨，活着的人自然会受到感动。然后选拔其中的强壮者，向他们宣扬国家的恩德，晓谕他们敌人的仇怨，阐明人伦亲情，激发他们的大义，设立奖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揭露敌人的罪恶来加深他们的愤怒，使他们痛心疾首，日夜磨砺，务必与他们一起为父兄报仇，以报答朝廷的恩德，那么我们的兵势就会日益壮大，士气就会日益振奋，区区那些丑恶的敌人，就没有不能击破的了。
七曰捐小以全大。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又曰。佯北勿从。饵兵勿食。敌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讲和。是皆诱我以利也。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然敌情虚实。事难卒辨。当其挑诱。畜而不应。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为当救。一为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此王师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类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养威畜愤。惟欲责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矣。
八曰严守以乘弊。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盖中国工于自守。外寇长于野战。今我卒新破。彼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今宜婴城固守。远斥堠以防奸。勤闲谍以谋敌。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享。使皆蓄力养锐。我足则彼日以匮。我盛则彼日以衰。我怒则彼日以曲。我逸则彼日以劳。我坚则彼日以虚。我锐则彼日以钝。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上计也。
○冯从吾 【 字仲好履贯见前】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虽浅言之而常合。无得于道。虽深言之而常离。知此。而董扬王韩。优劣辨矣。仲舒时。道术混淆。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其识已高。且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自博士时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汉承秦后。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袭文景业。一切制度。尚多阙略。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舒始发之。此其议论凿凿。可见诸行。真足羽翼道术。裨益世教者。其著书立言。虽平易亡奇。要之与道合也。真西山谓西汉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为知言。扬雄。制作允称深奥。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元果元也。众人不好。与元何损。而汲汲于解难之作。比之天地。未己也。而又比之典谟。比之雅颂。未己也。而又比之箫韶。既曰雕虫之技。壮夫不为。而又不胜其夸张得意之态。深于养者。顾如是乎。屈原虽过于忠。而耿耿一念。诚可以愧世之人臣而怀二心者。何物子云。敢作反骚以驳之。雄之出处大节。君臣大义。岂待上剧秦美新颂。而后决白黑哉。反骚一篇。可反观矣。纵其言高出苍天。大含元气。与道术世教何补。雄也。不过词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离合闲论哉。两汉以降。厯魏晋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当众口哓哓中。慨然以著述为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禀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即此一言。人品学术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姗通出处。不知开皇孰与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则与惩羮吹齑何异。况献策不报。即幡然赋东征之歌。退而讲道河汾。其屡征不起。此其于出处闲。岂不大有可观哉。明道称其极有格言。考亭称其循规蹈矩。诚谓其与道合耳。通之后。越百余年。而得韩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见道。盖亦有足多者。唐以诗赋取士。故学者不得不取材于诸子百家。而孔孟之传。不绝如线。愈独举尧舜以来之统。归之孔孟。此非有独得之见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愈上表陈言。虽蒙窜斥。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许由。龙逢。伯夷。皆特立独行之士。皆可以维纲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师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为文。岂颛颛刻画于词句闲哉。惟上书及门。其出处之际。尚有遗议。愈于吾道。盖合者多而离者少也。程子所以谓愈亦近世之豪杰也。噫。三子之为文也浅。而于道也合。雄之为文也深。而于道也离。此董扬王韩优劣之辨也。
朱子于王
译第七，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兵法说：“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又说：“假装败退不要追击，诱敌之兵不要吞食。”敌人气势正盛，我方如果按兵不动，他们必定派出精锐部队来挑战。挑战不停止，就必定设置诈术来引诱我军。有的丢弃牛马假装逃跑，有的隐藏精锐士兵来显示虚弱，有的假装溃败而设下埋伏，有的暗中撤军而提出讲和。这些都是用利益来诱惑我们。如果相信并跟随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然而敌情的虚实，事情难以迅速辨别。当他们挑衅诱惑时，我方积蓄力量不予回应，难免会有小规模被掠夺的担忧。有人认为应当救援，有人认为可以拦截。如果跟随他们，就必定陷入危亡之地；如果不跟随，又害怕被坐视不救的罪名所诛杀。这就是朝廷军队奔波追逐、疲惫不堪，损失威严和声望，而敌寇得以得逞的原因。现在如果任凭他们操纵，允许将领根据情况自行决断，那么放走敌人，不认为是坐视不救；舍弃小利，不认为是失去战机。积蓄威严、涵养愤慨，只要求取得大的成功，而小小的挫折损失，都置之不问，那么我军常常安逸，而军威就不受损了。
第八，严守阵地以乘敌之弊。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做到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机会。大概中原军队擅长防守，外寇擅长野战。现在我军刚遭受挫败，敌势正盛，如果再次与他们交战，这是投其所好，把胜利送给敌人。现在应当环城固守，远设斥候以防奸细，勤用间谍以谋划敌人，熟练训练以发挥长处，严明号令以肃清懈怠。并且频繁加以犒赏，使大家都积蓄力量、保持锐气。我方充足，敌人就日益匮乏；我方强盛，敌人就日益衰弱；我方愤怒，敌人就日益理屈；我方安逸，敌人就日益劳顿；我方坚固，敌人就日益空虚；我方锐利，敌人就日益迟钝。推究情理、比较计策，敌人必定疲惫不堪、奔逃，然后使用奇兵、设下埋伏，全军振作，从敌人不去的地方出击，奔向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迎面拦截、夹击，首尾横击。这就是所谓立于万全取胜、不败之地，而不失为对付敌人的上策。
冯从吾【字仲好，籍贯见前】
儒者立言，是为了阐明大道。对大道有所领悟，即使说得浅显也常常符合大道；对大道没有领悟，即使说得深奥也常常背离大道。懂得这一点，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的优劣就分辨清楚了。董仲舒的时代，道术混淆不清。董仲舒放下帷帐发愤读书，潜心钻研大业，他的见识已经很高，而且进退举止，不合礼法的事不做，学士们都以他为师、尊崇他。从他做博士时就是这样，他的品行又是多么卓越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孔子的道统几乎被蔑视。汉武帝沿袭文帝、景帝的基业，一切制度，尚多缺漏简略。董仲舒在对策中推崇阐明孔子学说，抑制罢黜百家，设立学校官员，郡县举荐茂才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发起的。他的议论确凿，可以付诸实行，真正足以辅助道术，裨益世教。他著书立言，虽然平易没有奇巧，总之是与大道相合的。真德秀说西汉的儒者，只有董仲舒一人，我认为这是知言。扬雄，著作确实称得上深奥，但行事似乎不相称。比如《太玄》果真玄妙，众人不喜欢，对玄妙有什么损害，却急切地作解难之作，把它比作天地，还不够，又把它比作典谟，比作雅颂，还不够，又把它比作箫韶。既然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却又抑制不住夸张得意的神态。善于涵养的人，竟然这样吗？屈原虽然过于忠贞，但耿耿一念，确实可以愧对那些怀有二心的世臣。什么人物扬雄，敢作《反骚》来驳斥他。扬雄的出处大节，君臣大义，难道要等到他献上《剧秦美新》颂，才黑白分明吗？《反骚》一篇，可以反过来观察了。纵然他的言论高出苍天，大含元气，对道术世教有什么补益。扬雄，不过是词人之雄罢了。他对于大道，尚可在离合之间议论吗？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六朝，而我们的道统更加衰微不可振作。王通兴起于隋朝末年，当众人口出怨言中，慨然以著述为己任。他的立言指事，一概禀承孔子。所以说：“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仅这一句话，人品学术就可以知道了。有人用《太平十二策》讥讽王通的出处，不知道开皇年间与新莽年间哪个更糟。如果用扬雄的标准来衡量王通，那么与惩羹吹齑有什么区别。况且献策不被采纳，就幡然作《东征之歌》，退而到河汾讲道，他屡次被征召不起，这在出处之间，难道不是大有可观吗？明道称赞他极有格言，考亭称赞他循规蹈矩，确实是说他与大道相合。王通之后，过了一百多年，才得到韩愈。韩愈的文章，天下尊崇，却不知道因文见道，大概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唐朝以诗赋取士，所以学者不得不从诸子百家取材，而孔孟的传承，不绝如缕。韩愈独自举起尧舜以来的道统，归之于孔孟，这不是有独到见解的人，能做到的吗？佛教的教义，浸淫人心，韩愈上表陈言，虽然遭受贬斥，他的志向不毁，他对我们的道统有什么功劳。许由、龙逢、伯夷，都是特立独行之士，都可以维系纲常而扶持宇宙。韩愈作《通解》，恳切于三师之教，他对世教又有什么功劳。韩愈写文章，难道只是刻意雕琢词句吗？只有上书及门，他的出处之际，尚有遗议。韩愈对于我们的道统，大概相合的多而相离的少。程子所以说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唉，三子写文章浅显，而对于大道相合。扬雄写文章深奥，而对于大道相离。这就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优劣的辨析。
朱熹对于王
通虽有不足之词。其学术纯正。固与董韩同有得于孔孟之道者也。扬雄莽大夫。文章出处。悖道远矣。以明道定四子优劣。确不可易。
译通虽然有不恰当的言辞，但他的学术纯正，本来与董仲舒、韩愈一样，都从孔孟之道中有所心得。扬雄是王莽的大夫，他的文章和出处，违背正道太远了。用阐明道统来评定四位先贤的优劣，确实不可改变。
○凌义渠 【 字骏甫浙江鸟程人明天启进士官大理少卿城陷誾户自经赠刑部尚书谥忠清 本朝赐谥忠介】
士人久沿诪张为幻之风。宿习难醒。必明开条款。着为章程。如川行之有堤防。方足遏其横奔溃决之势。如车枢之有轨范。方足正其诡遇获禽之思。择其切要。列为八条。以俟申饬。
一曰崇经。孔子删述六经。垂训万世。及门之徒。皆身通六艺。汉承秦火之余。以明经取士。当时大儒若董仲舒。刘向。萧望之辈。皆兼通数经。继后虽分经取士。然未尝不贵博雅淹通也。盖天地闲名理。毕具六经。大文章。大事业。俱莫能外。今士人经业多卤莽。他经犹不寓目。朝夕诵读。惟是坊肆滥刻。何当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经味道。文采蕴藉。必有可观。从今场中试卷。必全场能博涉经书。融会旨趣者。亟收之。其浮华不根。疏浅无味者。勿录也。
二曰依传。夫传注为六经羽翼。当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国陈澔辈。皆精心理解。提要钩元。阐前圣之窽奥。惠后学以梯航。颁文学官。为程士法式。诸士体其成言。自足发挥妙义。何乃明弃师说。蹈空求奇。昂曲径而背周行。忽型笵而几跃冶。无怪一入仕途。辄多不轨不物。自今制义必准传注。其明为背谬者。概勿收录。
三曰切题。有题乃有制义。近日士人。全无体认。漫衍浮夸。掩卷读之。不知何作。夫无仪的而妄射。虽中丝毫不为巧。无根底而敷华。即炫众目总为妖。服官而不顾职业。营私而不顾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验也。自今试卷必须切题阐发。有全不相蒙者。虽工弗录。
四曰当体。书曰词尚体要。制义有体。犹身有五官。虽贵神俊。而位置不可颠越。近日士子藐视矩矱。恣意猖狂。则颠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泛滥浮淫。冗至千余。则骈枝甚也。或题中虚字。不过助语。而牵缠不已。则支离甚也。又案牍俚言。漫入圣贤精语。则猥鄙甚也。至割裂扳扯。恢张高大。非其文义。则荒唐甚矣。凡皆体要不存。踰闲荡检之先证也。自今取士。须准先辈法程。违者不得混收。
五曰达词。孔子曰。辞达而巳矣。言贵达意也。易曰。风行水上涣。天下至文。贵自然也。沈约亦云。文有三易。句易读。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文字。实多暗涩不通。而好僻者喜之。试观唐虞三代。及汉唐宋诸大家。曾有此否。即殷盘周诰。闲近倔声。说者。犹谓出于伏生年老之讹。况其后新莽援之作大诰以欺世。夫新莽之心术不可学。新莽之文。曷可学乎。自今为文。惟取达意为上。其晦涩不可方物者。必斥不录。
六曰读史。夫名理具在六经。而行实载诸列史。苟能广推博览。考古知今。则事变纠纷。自能洞观其要。故武侯云。才须学也。士人但知塾师铅椠。自甘蔽塞聪明。即厯代史书。或难徧观尽识。而通鉴纲目。何可不寓目经心。从今试卷。须徧阅二三场。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录。若舛错虚浮者。纵首场可观。必勿许录。
七曰革伪。夫书有真伪。旨趣自别。有识者何难鉴裁。自经书列史外。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荟撮者尽多。近有一种伪书。浅俗猥庸。读如嚼蜡。所载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经传。无识之人。津津称引之。凡以饰诈惊愚。诬民惑众。其于真文章。大文章。反蔑如也。此诈伪得售之象。非盛世所宜有。自今士子不妨博极羣书。而窜窃谬伪者必斥。
八曰识务。语云。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国家以文章取士。正欲于毛颖闲觇其经济。迩来士子。全副精神。祗寄首场。至于后场。不过临场辏砌。一切世务。原无讲究。主司鲜能留意真才。前场取中。始觅后场。前场偶落。后场即有贾董真才。何繇物色。士之骛浮华而闇实用。则始进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参酌后场。其有练习彝典。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盐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举大议。而中机宜者。即前场不中。亦亟
译○凌义渠，字骏甫，浙江乌程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城破时，他呵斥户部官员后自缢殉国，追赠刑部尚书，谥号忠清。本朝赐谥忠介。
士人长久以来沿袭着虚妄造作的风气，积习难改，难以醒悟。必须明确列出条款，制定为章程，就像河流有堤防，才能遏制其横冲直撞、溃决泛滥的势头；就像车轴有轨范，才能纠正其投机取巧、猎取禽兽的念头。选取其中切中要害的内容，列为八条，以等待上级申诫。
一曰崇尚经学。孔子删定编纂六经，垂训万世。孔门的弟子，都亲身通晓六艺。汉朝承接秦朝焚书后的余绪，以明经取士。当时的大儒如董仲舒、刘向、萧望之等人，都兼通多部经典。后来虽然分经取士，但从未不推崇博学雅正、淹贯通达。大概天地间的名理，全部具备于六经之中，大文章、大事业，都不能脱离六经。如今士人的经学大多粗疏草率，其他经典尚且不看在眼里，朝夕诵读的，只是书坊滥刻的书籍，怎能应用于实际？如果能够扩大精神境界，研习经书、体味道理，文采蕴藉，必定有可观之处。从今以后，考场中的试卷，凡是全卷能广泛涉猎经书、融会贯通旨趣的，立即录用；那些浮华无根、疏浅无味的，不予录用。
二曰依据传注。传注是六经的羽翼。当年大儒，如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国、陈澔等人，都精心梳理义理，提炼要点，阐发前代圣人的深奥之处，为后学提供登堂入室的阶梯。颁布给文学官员，作为士人的法式。各位士人体会这些成说，自足以发挥精妙的义理。为何明朝却抛弃师说，蹈空求奇，走偏僻小路而背离大道，忽视规范而几乎像金属熔化般失范？难怪一进入仕途，就多有不守规矩、不合礼法的行为。从今以后，八股文必须依据传注，那些明显违背谬误的，一概不予录用。
三曰切合题意。有题目才有八股文。近日士人，完全没有体会认知，漫无边际，浮夸不实。合上书卷读之，不知写的是什么。没有靶子而胡乱射箭，即使射中毫厘也不算巧妙；没有根基而铺陈华丽，即使炫人耳目总归是妖异。做官而不顾职责，营私而不顾身名，这是产生邪念、危害政事的明显证据。从今以后，试卷必须切合题意并加以阐发，有完全不相干的，即使工巧也不予录用。
四曰符合文体。《尚书》说：“言辞崇尚得体扼要。”八股文有文体，就像身体有五官，虽然贵在神俊，但位置不可颠倒错乱。近日士子藐视规矩，恣意猖狂，就是颠倒得很严重。限定字数有格式，却有人泛滥浮淫，冗长至千余字，就是枝节过多得很严重。或者题目中的虚字，不过是助语，却牵缠不休，就是支离破碎得很严重。又或将案牍中的俚俗语言，随意混入圣贤的精微语句，就是猥琐鄙陋得很严重。至于割裂牵强，夸大其词，不符合文义，就是荒唐得很严重了。这些都是不存得体扼要、逾越规矩、放荡无检的先兆。从今以后取士，必须依据先辈的法度程式，违者不得混入录用。
五曰通达文辞。孔子说：“言辞能达意就行了。”言语贵在达意。《易经》说：“风行水上，涣散。”天下的至文，贵在自然。沈约也说：“文章有三易：句子易读，字义易解，用事易知。”近日有一种不可解、不可读的文字，实在晦涩不通，而喜好偏僻的人却喜欢它。试看唐虞三代，以及汉唐宋诸大家，曾有这种情况吗？即使是殷盘的诰命、周代的诰辞，间近倔强的声音，解说者，还说是出于伏生年老时的讹误。何况后来王莽援引《大诰》来欺骗世人呢。王莽的心术不可学，王莽的文章，怎么可以学呢？从今以后写文章，只取达意为上，那些晦涩不可名状的，必定斥退不予录用。
六曰阅读史书。名理具备于六经，而事迹记载于历代史书。如果能够广泛推究博览，考古知今，那么事变纠纷，自然能洞察其要害。所以诸葛亮说：“才能需要学习。”士人只知道塾师的笔墨，自甘蔽塞聪明，即使历代史书，或许难以遍观尽识，而《通鉴纲目》，怎么可以不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从今以后，试卷必须遍阅二三场，必定是洞悉古今、博雅成章的，才准予录用。如果错乱虚浮的，即使首场可观，也必定不许录用。
七曰革除伪书。书籍有真伪，旨趣自然不同。有见识的人哪里难以鉴裁？自经书、列史之外，诸子百家，可供文人荟萃采撷的很多。近日有一种伪书，浅俗猥庸，读起来像嚼蜡。所载帝王、周公、孔子的言论，不依据经传，无识的人，津津乐道地称引。凡是用来装饰欺诈、惊吓愚民，诬蔑百姓、迷惑大众的。对于真正的文章、大文章，反而蔑视如无。这是诈伪得逞的现象，不是盛世所应有的。从今以后，士子不妨博览群书，而窜窃谬伪的必定斥退。
八曰识时务。俗话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国家以文章取士，正想在笔端窥见其经世济民之才。近来士子，全副精神，只寄托在首场。至于后场，不过是临场拼凑。一切世务，原本没有讲究。主考官很少能留意真才，前场取中，才开始寻找后场；前场偶尔落第，后场即使有贾谊、董仲舒般的真才，从何物色？士人追求浮华而暗于实用，就是初入仕途的路径如此。从今以后取士，参酌后场，那些熟习常典、通晓时务，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屯田盐铁鼓铸、律令河渠之类，能提出大议，而合乎机宜的，即使前场不中，也立即
文事必兼武备。斯时犹为三年之艾。诸士中有能演习武书。及百将传。而能发挥中窾者。犹当急收之。远可备中枢节钺之选。近可资郡邑保障之材。在于遴择者留之意云尔。
刁蒙吉曰。每言举业一途。绝无裨于天下国家。若以此为功令。着实举行。则文章事业。合而为一。前辈诸名公。厯厯可数也。后人袭取妆点。与身心了无干涉。何怪乎当官覆餗也。凌公之言。当为后世制科法程。不特一时名疏也。
近世告密之门渐启。藩国悍宗。奏里闾小故。叫阍声冤。乃至仆竖侮家长。下吏箝小官。市侩持缙绅。此春秋所谓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维决裂。无复界限。国家安所藉以提絜万灵。役使羣动哉。
告密刁风。近于纵逆。上下之防。不可少也。
○王心敬 【 字尔缉号丰川履贯见前】
请辟直言之路。自昔帝尧清问下民。帝舜明目达聪。箕子为武王陈范。则曰谋及庶民。雅诗载启王心。则曰询于刍荛。盖凡百尔羣臣。皆有上赞君德之谊。然如卑官下位。庠士庶民。一则不知忌讳。一则生于草野。其性质直。而于地方隐患。固有官吏不及知。而彼先知之者。如汉帝之宜为义帝发丧。此良平之不能知也。而新城三老。独能先倡于帝前。戾太子之见冤江充。当时汉廷大臣。曾无人敢言。而壶关三老。独能见帝诉情。其它如王氏之将为汉祸。独发于梅福之公交车陈奏。唐代之种种隐患。犹输于郇模三十六字之献。此皆前事明鉴。今若特开卑官下位庠士庶民得以陈言之路。而重赏其言人所不知言不敢言之功。杜其报复恩怨陷官揭雠之弊。未必不收直言谠论之益。可为曲突徙薪之谋者也。苗疆事宜。更须询之黔中寓近苗地之绅衿。及民庶。客商约保诸人。并其地之文武衙门兵快。与前曾往来苗地之民人。用厚赀重赏。买作闲谍。侦探贼路之远近险平何如。此贼之狡桀悍勇为谁。可谕之顺者。令其归顺。能为大兵作乡导羽翼者。招之効力输诚。立加踰格之奖赏。是即今日剿逆苗平黔祸之一策也。
请课言路之实效。厯年京钞所传章奏。往往摘细节宋事为言者。今或择三法司严正不挠者。掌各班论奏。而定其是非功过。其有知要得体。能言敢谏。与夫识能发积来之蠹弊。言能陈向来待更之条端。则计功录绩。俟到一考。按劳转迁。庶几收言路之实益。得直臣之隐功。
请行久任之超迁。人才各有长短。职有称与不称。唐虞五臣。终身一职。职皆尽分。盖职以久而后精。分以专而始成也。至如汉代或长子孙。或延累世。故中闲少转迁之吏弊。多久任之实勋。人心少诈。吏治不欺。而胥吏杜增减簿书之蠹。小民省迎新送故之费。此中所全不少。纵不能如唐虞之终身一官。两汉之吏长子孙。若三年考绩。明则晋职久任。以俟成功。幽则一年教饬。再年降级。三年然后黜削及焉。如三年陟明。六年奏治。官仍旧地。秩则实升。迨厯任六年九年。即以升级晋阶之实品。立晋显班。则官无袭取之功名。民收渐摩之实福。国亦丕享久道化成。沦肌浃髓之化理矣。
请定词林之课程。翰苑之迁转。自昔翰苑为储相之地。今日虽不尽然。要之自是清华之选。将来多处卿贰之班。乃翰林馆课。祗在诗赋词章之学。又或祗于朝内迁职晋阶。气质高朗者。积学善问。未尝不通于国事民情。要之所习者诗赋词章。而责之以经世实务。未免有学非所用之弊。自今或宜词馆定课。上自六经孔孟之道德。下至古今治理之经猷。按节实学。务明底里。期于有裨世用。如制作诗文。则务以兼通古人雅颂诏诰体裁。力宗典雅。而不流于纤巧靡丽。庶几学文章之日。即学道德经济之日。文章果已成家。则必外厯府道州厅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内经科道言责之任。使知赞治匡君。迨厯试多宜。即将来处之议政之地。庶几可当国家大任。
请重国子监之教养。京师首善之地。翰林关于道术人才。其次则聚名臣勋旧子弟。及贡
译治理国家，文治必须与武备并重。此时正是积蓄力量、未雨绸缪的时候。各位士人中，如果有能够研习军事著作，以及《百将传》，并且能够阐发其中精要的人，都应当紧急招纳。长远来看，可以储备作为中枢重臣、统帅军队的选择；近处来看，可以充当郡县保障的材干。关键在于选拔者要留意这一点罢了。
刁蒙吉说：人们常说科举这一途径，对天下国家毫无益处。如果以此作为法令，切实推行，那么文章与事业就能合而为一。前辈中的各位名公，一个个都可以数得出来。后人只是沿袭取巧、装点门面，与身心修养毫无关联，难怪他们做官时会像鼎覆一样倾覆败亡。凌公的话，应当作为后世制定科举法规的准则，不仅仅是一时著名的奏疏。
近代告密的门路逐渐开启。藩王宗室中强悍的人，上奏邻里间的琐碎小事，向宫门喊冤叫屈。甚至仆役侮辱家长，下级官吏钳制小官，市井商人挟持士大夫，这就是《春秋》所说的六种悖逆行为。天下之所以能治理，依靠的是上下尊卑的分别。如果防范维系决裂，不再有界限，国家凭什么来统领万民、役使众人呢？
告密的刁钻风气，近乎纵容悖逆。上下尊卑的防范，不可稍有缺失。
○王心敬【字尔缉，号丰川，履历见前】
请求开辟直言进谏的途径。自古以来，帝尧清明地询问下民，帝舜明目达聪，箕子为武王陈述法度，就说要谋划咨询庶民；《雅诗》记载开启君王的心意，就说要咨询割草打柴的人。大概所有的群臣，都有向上辅佐君王德行的道义。然而像卑官下位、学校士子、普通百姓，一方面不知忌讳，一方面生于草野，他们性情质朴正直，对于地方的隐患，本来有官吏不知道的，而他们却先知道。比如汉帝应当为义帝发丧，这是张良、陈平所不知道的，而新城三老却能在皇帝面前独自首先倡导；戾太子被江充冤害，当时汉朝朝廷大臣，曾没有人敢说话，而壶关三老却能见皇帝诉说真情。其他如王氏将要成为汉朝祸患，唯独由梅福在公交车上陈奏；唐代的种种隐患，还由郇模三十六字的进献所揭示。这些都是前事的明鉴。现在如果特别开辟卑官下位、学校士子、普通百姓得以陈述意见的途径，而重赏那些说出别人不知道、别人不敢说的话的功劳，杜绝报复恩怨、陷害官员、揭发仇敌的弊端，未必不能收到直言正论的好处，可以作为防患于未然的谋划。苗疆事宜，更需要询问居住在黔中靠近苗地的绅士，以及平民、客商、约保等人，以及当地文武衙门的兵快，和以前曾往来苗地的平民，用丰厚的资金重赏，招募作为闲谍，侦探贼人道路的远近险平如何。这贼人中狡猾凶悍勇猛的是谁。可以晓谕归顺的，让他们归顺；能为大军做向导羽翼的，招揽他们效力输诚，立即给予破格的奖赏。这就是今日剿灭叛逆苗人、平定黔地祸患的一条策略。
请求考核言路的实际效果。历年京城所传的章奏，往往摘取细节、琐碎之事来说。现在或许选择三法司中严正不屈的人，掌管各类论奏，并判定其是非功过。其中有知道要害、得体，能言敢谏，以及识见能发现积久的弊端，言论能陈述向来等待更改的条目的，就计算功劳记录业绩，等到一次考核，按劳绩转迁升官。或许能收到言路的实际益处，得到直臣的隐微功劳。
请求实行久任的超迁。人才各有长短，职务有称职与不称职。唐虞五臣，终身担任一个职务，职务都尽到了本分。大概职务因为长久而后精通，本分因为专一而后成就。至于汉代，有的长官子孙，有的延续累世，所以中间少有转迁的吏治弊端，多有久任的实际功勋。人心少有欺诈，吏治不欺骗，而胥吏杜绝增减簿书的弊端，小民节省迎新送旧的费用。这其中保全的利益不少。纵然不能像唐虞那样终身担任一个官职，像两汉那样官吏长官子孙，如果三年考核政绩，明显的就晋升职务久任，以等待成功；昏暗的就一年教导饬令，两年降级，三年然后罢黜削职。如果三年晋升明显，六年奏报政绩，官职仍在原地，品级则实际提升。等到历任六年、九年，就以升级晋阶的实际品级，立即晋升显赫的班次。那么官员没有沿袭取巧的功名，百姓得到渐次教化的实际福分，国家也大大享受长久道义化成、深入骨髓的教化治理了。
请求确定翰林院的课程。翰林院的迁转，自古以来翰林院是储备宰相的地方，今天虽然不尽然，但终究是清贵显要的选拔，将来多处卿贰的班次。然而翰林馆的课程，只在诗赋词章之学，又或许只在朝内迁职晋阶。气质高朗的人，积累学问善于询问，未曾不通晓国事民情，但所学习的是诗赋词章，而要求他们处理经世实务，未免有学问不用于实际的弊端。从今或许应当在词馆确定课程，上自六经孔孟的道德，下至古今治理的经略，按照节次实学，务必明白底里，期望对世用有益。如制作诗文，则务必兼通古人雅颂诏诰的体裁，力宗典雅，而不流于纤巧靡丽。或许学习文章的日子，就是学习道德经济的日子。文章果然已成家，则必须外任府道州厅的职务，使知道民情政事；内任科道言责的职务，使知道辅佐治理匡正君王。等到历试多宜，就将他们置于议政之地，或许可以担当国家大任。
请求重视国子监的教养。京师是首善之地，翰林关乎道术人才，其次则聚集名臣勋旧子弟，以及贡
监俊秀。归于国学。其关于道术人才。亦至重也。今于司监大员。慎择名臣课士法程。严设条规。可谓详矣。然其所以课之者。仍不离通套时文。而无关于道德经济渊源。其所以选造。亦止于积资累考。而无与于成德达材。徒为士子出身一途耳。惟于其课试。务令迪以成德达材实义。一如教养翰林之式。人必慎择。法必切实。庶几厚养良诲之下。当有实才挺出。以供国家之用。且可以京师首善之良法。作四海学校师儒之仪型。国学之重。媲美于古。式焕于今矣。
译国子监选拔俊秀人才，让他们回到国学学习，这关系到道术与人才，也是极其重要的。如今对于国子监的高级官员，谨慎选择名臣来制定考核士人的法式规程，严格设立条规，可以说已经非常详尽了。然而，他们用来考核的内容，仍然不脱离通行的套路和时文，而与道德、经世济民的渊源毫无关联；他们选拔造就人才的方法，也仅限于积累资历和多次考核，而与成就品德、通达才能毫无关系，这仅仅是为士人提供一条出仕的途径罢了。只有在其考核测试中，务必让他们领会成就品德、通达才能的真实意义，完全依照培养翰林学士的模式。人选必须谨慎挑选，方法必须切实可行，这样在优厚供养和良好教诲之下，应当会有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以供国家任用。而且可以用京师作为表率的良好方法，作为天下学校教师儒生的典范。这样，国子监的重要性就能媲美古代，在当代焕发光彩了。
请慎择侍卫之选。周书冏命篇曰。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丞弼我后。出入起居。罔敢不钦。则知三代盛时。不但公孤卿尹。择人必慎。即左右侍从。亦莫不慎择正人也。汉犹近古。故袁盎东方朔司马相如孔安国辈。皆以文章隽颖。执戟为郎。左右天子。而如却慎夫人之席。争上林苑之广。与谏驰坂之危隘。皆与一时诤臣。同着忠直。载在史策。今稽古定制。选用侍卫。兼参周汉之制。自文武大臣子弟外。如文武科目贡监中。择取端方秀异俊伟倜傥之士。俾之随侍起居出入。临幸执戟以从。深宫宴处。令其直班宫门。以严宿卫。盖法驾出入。随时随处。须人侍卫。与其从以便佞不学之人。何如从以明理知学之士。既资使令。兼广丞弼乎。自临朝御政。则有大臣。经筵则有讲官。而周旋左右。亦皆通达德义。娴习礼教之士。庶左右前后。罔非正人。随时物色。此中亦可储蓄将相人材。
请培植满汉之人才。国家统一四海。中外一家。而满洲汉军。系从龙之彦。皇亲勋冑。靡官不有。臣平日读书穷理。不揣拘迂。详究教养之法。夫人性皆善。义理无穷。非学不知。非问不明。况夫致君泽民之道。练兵御寇之方。俱载经籍。备于先觉。虽生知安行。亦必学古从师。商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好问则裕。凡以言欲知欲能。必好古而学。尊师而问也。是惟少壮所学。一准经时济世之旨。务求知明行当之规。先讲君臣父子之伦常。次明立朝莅兵之规矩。书亦不容泛骛博涉。但前半日令于四子一书。通文会义。务期实践之身心。通鉴节略。挈要提纲。务令有资于鉴戒。五经则先通理。七书则熟讲孙吴。此外如名臣奏议中可诵之文。精择百篇。令之次第诵讲。以明陈奏文移之规。余如明理经世之书。则听其自读。不在功令限读之内。后半日则令之习弓马技艺。满文清语。习力习劳。年逾二十。则视其明人情。达治务。通于战阵。娴于驰驱者。举为上选。即相其才品。试之文武镇属之内。老练其才。迨二十五六岁后。视其才略果可任用。即令履职任事。其不能者但得身躯壮健。便令披甲当兵。自挣官职。若更连甲亦不可披。则督令习于农商。谋养生之业。如此。则凡满洲汉军。高下智愚。无不各得其分。而人无弃材。风俗日盛矣。此中全在精择良师。勤行考察。有功者。立加奖赏。诞慢纵肆者。谴罚不贷。不以贵势而挠其法。不以时久而怠其行。且满汉旗分贵贱。文武各收观成之效。愈足为汉人文武士庶作之仪型。今制满洲汉军子弟。习文者。同文生以时文进身。潜心课业。习武者。从武科出身。记诵策论。学习骑射技勇。有一般才能。即有一途出身。至若弹琴下棋。征歌写画。皆为末技。岂可以此误子弟于虚文。弱子弟之筋骨。况满洲汉军之出于望族。资质聪敏。身材倜傥者。文陟卿贰。武陟提镇。关于治理人材者甚重。又岂可导之入虚文浮华之路乎。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如教养满洲汉军之法。正不可不变通神明者也。
丰川先生。留心当时要务。不拘泥于古法空谈。诸条皆时务之最切者。所宜讲究也。
○魏禧 【 字冰叔履贯见前】
明兴。三途并用。不废吏员。况锺蔚能陈信之徒。厥有成效。若汉以掾吏立功名。起为公卿。则不可胜数矣。今之议者。进吏员。则曰明法练事。贤于书生。黜吏员。则曰无诗书礼义以养其心。而专事舞文巧法。以桀黠得官。几何不害百姓也。识者以为汉吏率用士人。以诗书礼义之徒。兼明法练事之学。故为公卿。立功名。无足异者。今宜仿古。使孝廉明经茂才。皆得补六部督抚郡县之吏。优其礼文。开以仕路。则大小吏莫不重廉耻。惜功名。不肯因缘为奸。是岂独收他日吏员之用。九卿督抚守令。亦藉以寡过矣。
曹参饮酒不治事。后人谓是因时当大用。确宜如此。此则大不然。吕后专恣。惠帝忧悸淫乐不听政。岂一无所事事之日。且汉之治平。
译请慎重选择侍卫的人选。《周书·冏命》篇说：“侍奉在侧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他们早晚辅佐我的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敢恭敬谨慎的。”由此可知，在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不仅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选拔人才必定慎重，即使是左右侍从，也没有不慎重选择正直之人的。汉代还接近古制，所以袁盎、东方朔、司马相如、孔安国等人，都凭借文章才华出众，担任执戟郎官，侍奉在皇帝左右。而像袁盎劝谏皇帝不要为慎夫人设座、争辩上林苑的广阔，以及劝谏皇帝不要走险峻狭窄的驰道，都与当时的诤臣一样，以忠诚正直著称，被记载在史册中。现在考察古代制度来制定现行法规，选用侍卫，兼采周代和汉代的制度。除了文武大臣的子弟外，从文武科举、贡生、监生中，挑选品行端正、才貌出众、英俊豪迈的人士，让他们跟随皇帝起居出入，皇帝出行时执戟随从，皇帝在深宫宴居时，让他们在宫门值班，以严整宿卫。因为法驾出行，随时随处都需要人侍卫，与其让阿谀奉承、不学无术的人跟随，不如让明理知学的人跟随，这样既可供使唤，又能广泛起到辅佐的作用。自从皇帝临朝执政，有大臣辅佐；经筵讲学，有讲官讲解；而在皇帝身边周旋的，也都是通达道德义理、熟悉礼教的人士。希望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随时物色人才，这其中也可以储备将相之才。
请培养满汉的人才。国家统一四海，中外如同一家人，而满洲和汉军，是追随龙兴的英才，皇亲国戚和功臣后裔，没有哪个官职没有他们。臣平时读书探究事理，不揣测自己拘泥迂腐，详细研究教育培养的方法。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义理无穷无尽，不学习就不知道，不询问就不明白。何况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道理，练兵抵御外敌的方法，都记载在经典书籍中，完备于先贤的教诲中。即使是生来就知道、安于实行的人，也必须学习古代、跟随老师。《尚书》说：“学习古代训诫才能有所收获。”又说：“喜欢询问就会富裕。”这都是说想要知道、想要能够，必须喜好古代、学习，尊敬老师、询问。因此，少年时期所学，一定要符合经世济民的宗旨，务必追求明白道理、行为得当的规范。先讲解君臣父子的伦常，其次明白在朝廷任职、统兵作战的规矩。读书也不允许泛泛而求、广泛涉猎，但前半日让他们在《四书》《五经》中，通晓文义，务必期望在身心上实践；《通鉴节略》要提纲挈领，务必让他们有借鉴警戒的作用。五经先通晓道理，七书则熟读孙武、吴起的兵法。此外如名臣奏议中值得诵读的文章，精心挑选一百篇，让他们依次诵读讲解，以明白陈奏公文往来规范。其余如明理经世的书籍，则听任他们自己阅读，不在功令限读之内。后半日则让他们练习弓马技艺，满文清语，练习力量，吃苦耐劳。年龄超过二十岁，就观察那些通晓人情、达于治务、精通战阵、娴熟驰驱的人，推举为上选。就根据他们的才能品德，在文武镇属之内试用，磨练他们的才能。等到二十五六岁以后，观察他们的才略确实可以任用，就让他们履行职责办事。那些不能胜任的，只要身躯壮健，就让他们披甲当兵，自己挣取官职。如果连披甲当兵都不行，就督促他们学习农商，谋求养生的职业。这样，那么所有满洲汉军，无论高低智愚，没有不各得其所的，而人没有废弃的才能，风俗日益兴盛了。这其中全在于精心选择良师，勤于考察。有功的，立即加以奖赏；怠慢放纵的，谴责惩罚不宽贷。不因为权贵势力而扰乱法度，不因为时间长久而懈怠执行。而且满汉旗分贵贱，文武各收观成之效，更足以作为汉人文武士庶的楷模。现在的制度，满洲汉军子弟，习文的，同文生以时文进身，潜心课业；习武的，从武科出身，记诵策论，学习骑射技勇。有一般才能，就有一途出身。至于弹琴下棋，征歌写画，都是末技，怎么可以借此误子弟于虚文，削弱子弟的筋骨呢？何况满洲汉军出身望族，资质聪敏，身材倜傥的人，文官升任卿贰，武官升任提镇，关于治理人才的事非常重要，又怎么可以引导他们进入虚文浮华的道路呢？《易经》说：“通晓其变化，使百姓不厌倦；神妙而明达，使百姓适宜。”像教育培养满洲汉军的方法，正不可不变化通晓、神妙明达啊。
丰川先生，留心当时的重要事务，不拘泥于古法空谈，各条都是时务中最切要的，应当讲究。
○魏禧 【字冰叔，履贯见前】
明朝兴起，三条途径并用，不废弃吏员。况钟、蔚能、陈信等人，都有成效。如果汉代以掾吏立功名，起用为公卿，那就数不胜数了。现在的议论者，进用吏员，就说他们通晓法律、熟悉事务，胜过书生；黜退吏员，就说他们没有诗书礼义来涵养心性，而专门从事舞文弄法，以狡猾奸诈得到官职，几乎不害百姓。有见识的人认为，汉代吏员大多使用士人，以诗书礼义的人，兼通晓法律、熟悉事务的学问，所以成为公卿，立功名，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应该仿效古代，让孝廉、明经、茂才，都能补任六部、督抚、郡县的吏员，优待他们的礼文，开辟仕途，那么大小吏员没有不重视廉耻、珍惜功名的，不肯因缘为奸。这难道只是收取日后吏员的用处，九卿、督抚、守令，也借此减少过失了。
曹参饮酒不处理政事，后人说是因为当时应当大用，确实应该如此。这则大不然。吕后专断恣意，惠帝忧虑恐惧、沉溺淫乐不听政，难道没有无所事事的日子吗？而且汉代的治平，
曷过文帝。贾谊犹陈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九事。后世莫不叹为治安良策。即欲与民休息。然如众建诸侯兴礼教救坏俗诸事。何莫非参之时所当行可行者。盖其故参已自言之矣。曰臣孰与萧何。夫谊之策虽何有所不及。参不能及何。又安能以谊之设施责参乎。后人赞参妙用。遂若此时真无一事可增益者。是参能自知。而后之誉参者。反不知参也。故曰。参即守旧。亦当勤于其职。遂可饮酒不治事乎。曰读书不可以辞害义。参当时天下无事。委任得人。综其大纲。故多闲暇。饮酒时多。治事时少耳。史欲极言其清静之功。以救纷更之弊。故不觉言过其实也。若日夜酣饮。一毫不事。则当时所歌其守而勿失者。何所守耶。画一之法。旷废多矣。又安能不失耶。夫子称舜无为而治。传称子贱鸣琴而治。然则舜但默然端坐。而子贱在单父。只一味弹琴耶。德宗任陆贽不专。闲以小人。胡寅谓不用李巽判度支。而用裴延龄时。贽当奉身以退。尹起莘谓贽于贾耽赵憬卢迈同为相时当去。何待贬逐。其说似矣。贽以君国为己任。天下恃以安危。所欲匡济者。原非一人一事。而德宗于贽。亦非不信不任。若一人一事之故。不合辄去。必至小人盈朝。庶政尽舛。于洁身之义得矣。如君国何。吾谓贽之去。当在极论延龄。而上待延龄益厚之时。何则。上下之形。已成水火。尚望言听计从哉。此而不去。坐待贬逐耳。
译何曾超过汉文帝呢？贾谊尚且陈述了九件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情。后世无不赞叹这些是治理国家的良策。即使汉文帝想要让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像分封诸侯、振兴礼教、挽救败坏风俗等事情，哪一件不是当时应当实行且可以实行的呢？其中的原因，曹参自己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与萧何相比如何？”贾谊的策论虽然萧何未必能全部达到，曹参不能达到萧何的水平，又怎么能用贾谊的施政措施来要求曹参呢？后人称赞曹参的妙用，于是好像那时真的没有一件事可以增益一样。这是曹参自己知道分寸，而后来赞誉曹参的人，反而不了解曹参了。所以说，曹参即使是守旧，也应当勤于职守，难道就可以饮酒而不处理政事吗？回答说：读书不可以因为言辞而损害大义。曹参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委任的人选得当，总揽大纲，所以多有闲暇，饮酒的时候多，处理政事的时候少罢了。史官想要极力说明他清静无为的功绩，以补救频繁变更的弊端，所以不知不觉话说得过了头。如果日夜酣饮，一点也不处理政事，那么当时人们歌颂他“守住而不要丢失”的，守的是什么？萧何制定的统一法令，荒废的已经很多了，又怎么能不丢失呢？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传记中称宓子贱弹琴而治。那么舜只是默默端坐，而宓子贱在单父，只是一味弹琴吗？唐德宗对陆贽不专任，中间夹杂小人。胡寅认为，如果不任用李巽掌管度支，而任用裴延龄时，陆贽应当引身退去。尹起莘认为，陆贽在与贾耽、赵憬、卢迈同为宰相时应当离去，何必等到被贬逐呢。他们的说法似乎有理。陆贽以治理国家为己任，天下依靠他来维持安危，他所想要匡正济助的，原本不是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德宗对于陆贽，也不是不信任不任用。如果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缘故，不合心意就立即离去，必定导致小人充满朝廷，各种政务全都错乱。对于洁身自好的道义来说，算是做到了，但对于治理国家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陆贽的离去，应当在极力论述裴延龄，而皇上对待裴延龄更加优厚的时候。为什么呢？上下之间的形势，已经形成水火不容，还指望言听计从吗？这时候如果不离去，只能是坐等被贬逐罢了。
○闵本贞 【 安徽歙县人氏号未详】
魏叔子常以史鉴之可疑难处之事。课业生徒。积为杂问一卷。余以为造士之法。此其一端也。盖事不师古。不足用今。然不能于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发挥之。则其是非。与所以成败之故。隐约而不明。游移而不确。他日措之事业。必不能尽其用。明初乡会试四书疑一道。犹得古者考言之意。策问之体。可施于四书。而况史鉴之事乎。士不尚实学。虽日袭诚意正心之言。何补于治乱。迨后试策所问对。与帖括无异。欲求真才。岂易得哉。
○陆陇其 【 字稼书履贯见前】
虞书曰。敷纳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即对策之始。但其时有策之实。无策之名。至汉鼌错公孙宏董仲舒之徒。以策显于时世。遂谓对策始于汉。其实非也。策之体。与奏疏相为表里。自其立朝之时。因事上献者则谓之疏。自其进身之始。承问敷对者。则谓之策。就汉言之。如贾山之陈至言。贾谊之论治安。此疏也。即策也。若鼌错公孙宏董仲舒所对。此策也。即疏也。对策之制。诚古今不可易。此直上法唐虞。非特为汉唐所为而已。
欲收对策之益。而不去其弊。则将羣而为剽窃。为空疏。为杂霸。为迂阔。此其弊也。盖士之所以为剽窃者。以剽窃之售也。剽窃之所以售者。以其似于淹博也。夫剽窃之与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烦。究极天人。而不嫌其奥。巨细毕陈。精粗悉备。而不嫌其杂。剽窃者。窃其貌。不能窃其神。饰于此。不能不露于彼。迥然不侔也。诚有以办之而去取之。则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则剽窃者退矣。士之所以为空疏者。以空疏之售也。空疏之所以售者。以其似于清通也。夫空疏之与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浅言之而自深。质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疏者。举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诚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则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则空疏者退矣。士之所以为杂霸为迂阔者。以杂霸迂阔之售也。杂霸迂阔之所以售者。以其似通达。似正直也。夫杂霸之非通达。迂阔之非正直。易明也。通达之言。必依仁义。而杂霸则刻核而已。正直之论。必切时宜。而迂阔则尘腐而已。迥然不俟也。诚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则通达正直者出。而杂霸迂阔者退矣。
夫士之抱所学以进献于上者。非徒贵明其理。又贵养其气。气不壮。则虽有积学鸿儒。退缩而不敢自陈。上又何自而收其益乎。必使之无所疑畏。士气壮而言尽。不至为无用之虚名。愚观今天下之士。犹不能无所讳忌。对策之际。往往务合上意。上之所是。策亦是之。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以得第而止。而主试亦兢兢磨勘是惧。一有所触。不敢复登。如此。则气何由得壮。而言何由得尽乎。故愚以为策学之弊。不惟患其剽窃也。患在有真实之见而不敢陈。不惟患其空疏也。患在有精详之识而不敢献。不惟患其杂霸迂阔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进。自兹以往。相习成风。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愿大开言路。为取士之本。苟有益于国家。勿嫌其戆。苟有裨于民生。勿恶其直。虽有小疵。勿轻弃之。以养其敢言之气。虽有可疑。勿深督之。以养其能言之识。今日能直言得失于风檐寸晷之闲。他日即能直言得失于堂陛森严之地。今日之策。即他日之奏疏。嘉谟嘉猷。皆于对策收其益矣。
礼也者。所以纳民于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纳民于礼者也。礼者天下之大范。刑者天下之大防。礼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后。禁于已然者。人皆见其效。而以为不可废。禁于未然者。人或不见其效。而以为有可缓。于是礼轻而刑重。而为治者。徒思所以整齐乎天下。禁民于已然。不知所以范围于天下。禁民于未然。欲民之协于中也难矣。
夫礼不可斯须去者也。君臣斯须无礼。则凌悖之端生。父子斯须无礼。则孝慈之恩薄。故礼之渐渍于肌肤者。固必待于百年。而礼之范围于
译○闵本贞【安徽歙县人，字号不详】
魏叔子常常将史鉴中那些令人疑难的事情，作为课业来考察学生。积累成《杂问》一卷。我认为造就人才的方法，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大概事情如果不效法古人，就不足以应用于当今。然而如果不能对古人的疑难之处进行推究和阐发，那么其中的是非，以及成败的原因，就会隐约而不清晰，游移而不确切。将来把这些道理应用于实际事业，一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明朝初年乡试、会试中设有四书疑义一道，还符合古代考察言论的本意。策问的体裁，可以施用于四书，何况是史鉴之事呢？读书人不崇尚实学，即使每天沿袭诚意正心的言辞，对治理混乱有什么补益呢？等到后来策试所问所对，与帖括没有区别，想要求得真才，难道容易吗？
○陆陇其【字稼书，籍贯见前文】
《虞书》说：“敷纳以言”，又说“敷奏以言”。这就是对策的起源。但当时有对策的实质，没有对策的名称。到了汉代，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凭借对策在当世显达，于是人们就说对策始于汉代。其实并非如此。对策的体裁，与奏疏互为表里。自从他们立身朝廷之时，因事向上进献的，就称为疏；自从他们初入仕途之时，承接提问并陈述对答的，就称为策。就汉代而言，像贾山陈述至言，贾谊论述治安，这是疏，也就是策。至于晁错、公孙弘、董仲舒所回答的，这是策，也就是疏。对策的制度，确实是古今不可改变的。这直接效法唐尧虞舜，不仅仅是汉唐所特有的。
想要收取对策的好处，而不除去它的弊端，那么就会群起而从事剽窃、空疏、杂霸、迂阔，这就是它的弊端。大概读书人之所以剽窃，是因为剽窃能够得售。剽窃之所以得售，是因为它类似于淹博。剽窃与淹博的区别，是容易明白的。淹博的文章，贯通古今，而不嫌其繁琐；探究天人之际，而不嫌其深奥；巨细都陈述，精粗都具备，而不嫌其杂乱。剽窃的人，只窃取其貌，不能窃取其神；在此处修饰，就不能不在彼处露出破绽，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有办法辨别并取舍，那么淹博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淹博的人脱颖而出，那么剽窃的人就会退却。读书人之所以空疏，是因为空疏能够得售。空疏之所以得售，是因为它类似于清通。空疏与清通的区别，是容易明白的。清通的文章，浅显地说而自然深刻，质朴地说而自然文雅，粗略地说而自然精当。空疏的人，举出一端而不知另一端，见到片面而不知整体，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有办法辨别并取舍，那么清通的人就会脱颖而出。清通的人脱颖而出，那么空疏的人就会退却。读书人之所以杂霸、迂阔，是因为杂霸、迂阔能够得售。杂霸、迂阔之所以得售，是因为它们类似于通达、正直。杂霸并非通达，迂阔并非正直，这是容易明白的。通达的言论，必定依据仁义，而杂霸只是刻薄苛刻罢了；正直的议论，必定切合时宜，而迂阔只是陈腐罢了，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有办法辨别并取舍，那么通达正直的人就会脱颖而出，而杂霸迂阔的人就会退却。
读书人怀抱所学向上进献，不仅贵在阐明道理，还贵在涵养气度。气度不壮，那么即使有积学鸿儒，也会退缩而不敢自我陈述，皇上又从哪里收取益处呢？一定要使他们无所疑虑畏惧，士气壮盛而言辞尽善，不至于成为无用的虚名。我观察当今天下的读书人，还不能无所忌讳。对策的时候，往往务求迎合上意。皇上认为对的，策论也认为对；皇上认为错的，策论也认为错。只要以考中为终点，而主考官也兢兢业业地害怕磨勘，一旦有所触犯，就不敢再录取。像这样，气度从哪里变得壮盛，而言辞从哪里能够尽善呢？所以我以为策学的弊端，不仅担心剽窃，更担心有真实的见解而不敢陈述；不仅担心空疏，更担心有精详的见识而不敢进献；不仅担心杂霸迂阔，更担心有正大切直的言论而不敢进献。从此以后，相习成风，苟且迎合取容，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我希望大开言路，作为取士的根本。如果对国家有益，不要嫌弃其憨直；如果对民生有补益，不要厌恶其直率。即使有小毛病，不要轻易抛弃，以培养他们敢言的气度；即使有可疑之处，不要严厉督责，以培养他们能言的见识。今天能在考场狭小之地直言得失，他日就能在朝廷森严之地直言得失。今天的策论，就是他日的奏疏。美好的谋略和规划，都在对策中收取益处了。
礼，是用来使民众归于中道的；刑，是用来使民众归于礼的。礼是天下的宏大规范，刑是天下的宏大防线。礼禁止未然之前的坏事，刑禁止已然之后的坏事。禁止已然之后的坏事，人们都看到其效果，而认为不可废除；禁止未然之前的坏事，人们有时看不到其效果，而认为可以缓行。于是礼轻而刑重，而治理天下的人，只想着如何整齐天下，禁止民众于已然之后，不知道如何规范天下，禁止民众于未然之前，想要民众协调于中道就难了。
礼是不可片刻离开的。君臣片刻无礼，那么凌犯悖逆的端由就产生；父子片刻无礼，那么孝慈的恩情就淡薄。所以礼浸润于肌肤，固然需要百年的等待，而礼规范于
日用。则不可或缺于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礼。而误以为百年待兴之礼。礼果若是其可缓乎。为治者。断然以刑礼为相辅。勿误听百年后兴之说。则民之协于中者。庶有日矣。
译日常应用，那么一天也不可或缺。如今把一天都不可缺少的礼，错误地认为是百年后才需要兴行的礼，礼果真可以这样迟缓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坚决认为刑罚与礼教是相辅相成的，不要误信百年后才兴行的说法，那么民众能够合乎中道，大概就有希望了。
经术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颁于学宫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于天府者。莫非古辟门之制。即今之法。兴今之贤。天下之贤。宜无不可兴矣。然贤者不必尽登。登者不必尽贤。禁钻营也。而钻营因之而愈甚。抑浮伪也。而浮伪因之而愈生。正谊明道者。众指为迂阔。寡廉鲜耻者。共赏其适时。上之课士者。屡易其法。下之奔竞者。亦屡易其术。由是观之。则天下之贤。非区区之法所能兴也。
制科则兼重也。事权则不相统也。有督臣以总摄之。有抚提以分辖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时之纠劾。以震慑文武之心。即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尽干城之选矣。然在文吏。则推诿之意常多。担荷之力常少。在武弁。则身家之虑常重。宗社之计常轻。上之求之者以实。下之应之者以名。由是观之。则文武之臣。亦非区区之法所能用也。
逋欠之时蠲也。赈恤之时闻也。预征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即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无不可安矣。然惠之出于上者。未必尽被于下。禁之立于上者。未必尽行于下。功令之所著。郡邑违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挠之。上之设法以利民者。无不至。下之为弊以戕民者。亦无不至。由是观之。则天下之民。非区区之法所能安也。
三代以下。官于平日未尝教化其民。所尚者虚名耳。未尝安利其民。所急者赋税耳。幸而岁丰无事。则坦然四顾。以为盗息民安。一遇水旱灾荒。饥寒无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后设兵以御之。责官以诘之。剿以威之。抚以怀之。申保甲以防之。严缉捕以求之。惩积窝以绝之。此数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区处之乎。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
所谓宽大之意。非有宽而无严。有缓而无急之谓也。未尝无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乐。而无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尝无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为人情所易行。而无为人情所难行。未尝无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天下羣以为当然。不使天下以为可不然。故有时宽以行之。而不失为宽大。有时猛以行之。而亦不失为宽大。有时缓以行之。而不失为宽大。有时急以行之。而亦不失为宽大。夫我之所行。有以顺天下之情。则天下之人。自无不从于我。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万人。可行之一时者。亦可行之万世。不必有更张之迹。而自成画一之规。
善弭盗者。不于其终。于其始。不于其着。于其微。唐虞之诘奸宄。周官之严守望。固弭盗也。稷以播谷。契以明伦者。亦弭盗也。司徒教稼穑。酇长趋耕耨者。亦弭盗也。用力不过三日。赴役无过一人者。亦弭盗也。不足有补。不给有助。其于恒赋。用其一。缓其二者。亦弭盗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少而习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盗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闭者。以其弭于未盗之先。有此具耳。
旧额存留。有一项。即资一项之公务。存留尽复。则私派可禁。百姓可足。在主持国计者。惟知复一项则费一项之金钱。不知裁一项则多一项之掣肘。掣肘之害。层累而下。总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罢逃亡。其害仍自国家受之。
一切刑名钱谷。务持大纲。而止无益。烦文可省者省之。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无庸驳诘。刑名案件。明白显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结者。无庸提解。多一番驳诘。则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则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
后世条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从。一法不效。辄更一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则仿会典旧例。勒为全书。以昭一代之制。诚今日急务矣。然非折衷于人心之所安。则今之所谓画一者。未必非即异日变更之端。
译经术已经受到尊崇，科举制度已经受到重视。颁布在学校的，没有不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方法；登载在朝廷档案中的，没有不是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即使依照现在的法令，来兴起当今的贤才，天下的贤才，应该没有不能兴起的。然而贤才不一定都能被选拔，被选拔的不一定都是贤才。禁止钻营投机，钻营投机却因此更加严重；抑制浮华虚伪，浮华虚伪却因此更加滋生。讲求正义、阐明正道的人，众人指责他们迂腐不切实际；寡廉鲜耻的人，大家赞赏他们迎合时势。上级考核士人，屡次更改法令；下级奔走钻营，也屡次变换手段。由此看来，天下的贤才，不是区区法令所能兴起的。
制科则兼重，事权却不相互统属。有总督大臣来总揽，有巡抚、提督来分管；有京察来考核文官，有戎政来考核武官；有不时的纠劾，来震慑文武官员的心。即使依照现在的法令，任用现在的人，应该文官都是能干的辅佐，武官都是捍卫国家的良将。然而在文官方面，推诿扯皮的意思常常很多，担当重任的力量常常很少；在武官方面，顾虑身家性命常常很重，考虑国家社稷常常很轻。上级要求的是实效，下级应付的是虚名。由此看来，文武官员，也不是区区法令所能任用的。
拖欠的赋税时常被免除，赈济抚恤时常被听闻，预先征收、私派、火耗等常例，全部被禁止。即使依照现在的法令，来安抚现在的百姓，天下的百姓，应该没有不能安抚的。然而恩惠出自上级，未必能全部惠及下级；禁令立于上级，未必能全部在下级执行。法令所规定的，郡县违背它；郡县所执行的，狡猾的胥吏阻挠它。上级设法来利民，没有不周全的；下级搞弊病来残害百姓，也没有不极端的。由此看来，天下的百姓，不是区区法令所能安抚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官员在平日不曾教化百姓，所崇尚的是虚名；不曾使百姓安居乐业，所着急的是赋税。幸而年成丰收、没有事端，就坦然四顾，认为盗贼平息、百姓安定。一旦遇到水旱灾荒，饥寒交迫、无知无识的百姓，突然起来造反，无法禁止。等到他们起来之后，然后设置军队来抵御，责成官员来查办，用武力剿灭来威慑，用安抚来怀柔，申明保甲制度来防备，严格缉捕来搜求，惩治窝藏以断绝根源。这几项，不是不能平定盗贼、澄清地方。然而谁不是我们的百姓？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等到他们陷入罪责，然后才去处置他们吗？所以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等人，他们平息盗贼的功劳，不是不被人称道。然而我常轻视他们，认为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
所谓宽大的意思，不是有宽厚而没有严厉，有缓慢而没有紧急的意思。不是没有文告，但文告所涉及的，必定是顺应人情所乐于行的，而不违背人情所苦于行的；不是没有禁令，但禁令所施加的，必定是人情容易做到的，而不使人情难以做到的；不是没有刑罚威慑，但刑罚威慑所达到的，必定使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使天下人认为可以不然。所以有时宽厚地施行，而不失为宽大；有时严厉地施行，而也不失为宽大；有时缓慢地施行，而不失为宽大；有时紧急地施行，而也不失为宽大。我所施行的，有顺应天下人情的地方，那么天下人自然没有不顺从我的。能在少数人身上推行的，也能在千万人身上推行；能在当时推行的，也能在万世推行。不必有改弦更张的痕迹，而自然形成统一规范的规章。
善于平息盗贼的人，不在其末了，而在其开始；不在其显著，而在其细微。唐虞时代查究奸邪，周代严格守望，本来是平息盗贼；后稷播种谷物，契阐明伦理，也是平息盗贼；司徒教导耕种，酇长督促耕作，也是平息盗贼；劳役不超过三天，服役不超过一人，也是平息盗贼；不足时有补充，不给时有援助，对于常规赋税，用其一分，缓其二分，也是平息盗贼；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让父亲与父亲谈论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从小习惯，内心安定，也是平息盗贼。唐虞三代，所以教化流行、风俗美好，外门不关闭，是因为他们在盗贼未起之前就有这些措施。
旧额存留，有一项，就资助一项公务。存留全部恢复，那么私派就可以禁止，百姓就可以富足。在主持国家财政的人，只知道恢复一项就花费一项金钱，不知道裁减一项就增加一项掣肘。掣肘的危害，层层累积而下，最终都由小民承受。小民疲惫逃亡，其危害最终还是由国家承受。
一切刑名钱谷，务必把握大纲，而停止无益的繁琐条文，可以省去的就省去。如钱粮册籍，厘毫丝忽的差错，可以立即改正的，无需驳斥追问；刑名案件，明白显易的事，可以立即完结的，无需提解。多一番驳斥追问，就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就多一番拖累。这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的。
后世条例日益增加，上级不知道坚守什么，下级不知道遵循什么。一种法令不生效，就更改一种法令，法令的变化没有止境。那么仿照会典旧例，编纂为全书，以昭示一代的制度，确实是今日的急务。然而如果不折衷于人心所安，那么现在所谓统一规范的，未必不是日后变更的开端。
而求其简要者。适滋其繁丛也。夫欲折衷于人心之所安。则其心必至公。公则能尽合好恶之正。而不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虚。虚则能博访利病之源。而不执乎成见。其心必至慎。慎则能曲当乎事理。而不忽其细微。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议于下。然后合古今之制而参之。酌新旧之例而定之。视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则从而法其善。其弊者何在。则从而革其弊。旧例可从。则不妨舍新而从旧。新例苟善。则不妨置旧而从新。宽严必得其中也。缓急必揆其当也。详略必审其宜也。见其利也而兴之。而兴利者或即为害之所伏。则无徒徇乎目前之利。见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为弊之所生。则无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则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时。而一时安焉。行之万世。而万世安焉。虽与周官相表里可矣。又何患条例之日增。而参差窒碍也哉。
译而寻求那些简要的方法，反而会增加繁杂。如果想要折衷于人心所安之处，那么其心必须极其公正。公正就能完全符合好恶的正道，而不顺从个人的私欲。其心必须极其虚静。虚静就能广泛探求利弊的根源，而不固执于成见。其心必须极其谨慎。谨慎就能周全地契合事理，而不忽视细微之处。大小各类工匠，各自安定其心，在下方辅助议论。然后综合古今的制度来参酌，权衡新旧的成例来定夺。看前代法令中好的地方在哪里，就跟随效法其好；弊端在哪里，就跟随革除其弊。旧例如果可行，就不妨舍弃新的而遵从旧的；新例如果好，就不妨置放旧的而遵从新的。宽与严必须得其适中，缓与急必须衡量其恰当，详与略必须审慎其适宜。看到有利之处就兴办它，但兴办利事或许就是祸害潜伏的地方，就不要只顺从眼前的利益。看到弊端就去除它，但去除弊端或许又是新弊产生的原因，就不要只顺从去除弊端的名义。像这样，那么所沿用的，都是人心想要沿用的；所革除的，都是人心想要革除的。施行于一时，一时就安定；施行于万世，万世就安定。即使与《周礼》互为表里也是可以的，又何必担心条例日益增加，从而参差不齐、阻塞难行呢？
朝廷屡下劝垦之令。而报垦者寥寥。非民之不愿垦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沙土参半。遇雨方可耕种。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区。水去则略有田形。水至则一片汪洋。一报开垦。转盼六年起科。司农按籍奏销。丝毫不得拖欠。有司执簿追比。时刻不可稽迟。所垦之地。巳枯为石田。荡为波涛。而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始而包赔。继而逃亡。累有司之参罚。责里长之摊赔。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宁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也。且报垦之时。册籍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开垦。何怪乎报垦之寥寥哉。窃谓此等荒地。原与额内地土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补荒。如该管内有额外新垦之地复荒者。听有司查他处新垦地以补之。其荒粮即与除免。无赔累之苦。无驳查之烦。民不畏垦之累。自无不踊跃于垦矣。其己垦成熟者。或更请宽至十年起科。使得偿其牛种工本之费。然后责其上供。亦所以劝垦也。
近例报垦。既缓起科之期。免零星之科。民自争先报垦。惟届起科之年。官司勘其实在成熟者起科。不拘原报之数。庶报垦者。更无后累也。
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窃观古人沟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谓大禹尽力乎沟洫。而周礼遂人匠人之职。备载其制。今一切置而不问。听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涝。束手无策。何怪乎民生日蹙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卒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款项。不敢擅动。民闲十室九空。正供钱粮。尚难完办。安有余力以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水旱。
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永成万世之利。而不扰于民。以一时言之。虽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
国家安初附之人。与安久附之人异。安初附之人而其众止于千百。与安初附之人而其众至于亿万又异。何则。久附之人。止在有以奠其居。而初附之人。则在有以谋其生。初附之人而止于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于亿万。散之有不易散之势。聚之有不可聚之忧。而其安之也难。夫所附之人既众。则安之之法。不当执一术。惟善用其安之之术。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所不安。亦不至以彼之所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则绥辑之要也。
其绥辑之术。惟度其人。量其地。审其势。而无务为一切之法而已。则聚而为兵之说可用也。但聚之则当度其人之精锐与老弱。以其精锐资干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几兵之累。且减绿旗之??几耗者。补以投诚之精锐者。有增兵之利。而无益饟之累。斯两得之道矣。抑散而为农之说可用也。但散之则当量其地之边与腹。而处之腹地之闲旷。如荆襄川陕之城。勿处之沿海之边地。如闽广两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乐。勿复知有风帆之故习。斯永安之术矣。抑令归原籍之议可用也。但归其有可归者。勿归其无可归者。使生于闽者归闽。然有生闽而闽无可归者。勿强之使闽。生于粤者归粤。然有生粤而粤无可归者。勿强之使粤。斯善全之策矣。
士大夫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管子曰。衣食足而礼义生。大吏禄薄不足以给其费
译朝廷屡次下达鼓励开垦的命令，但申报开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百姓不愿意开垦，而是因为北方土地贫瘠，且荒地良田状况不稳定。靠近山地的地方，沙土各占一半，遇到雨水才能耕种，稍微干旱就变成赤地。靠近水边的区域，水退去时略微显现出田地的形状，水一来便是一片汪洋。一旦申报开垦，转眼六年就要开始征税，户部官员依据名册奏报销账，丝毫不能拖欠。地方官吏拿着账簿追逼，时刻不容拖延。所开垦的土地，有的已经干枯变成石田，有的被水淹没成为波涛，但所申报的赋税却固定不变。起初由他人包赔，继而百姓逃亡，导致地方官吏受到参劾处罚，责令里长分摊赔偿。因此小百姓把开垦视为畏途，宁愿听任土地荒芜，也不去顾及。况且在申报开垦时，登记册籍需要费用，驳查审核也需要费用，除了牛种工本之外，还要艰难地应付各种勒索。如果不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是无法开垦的。难怪申报开垦的人如此稀少呢。
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原本与定额内的土地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百姓畏惧而不敢耕种，何不稍微给予地方官吏一些灵活处理的权力，让他们能够以熟地补充荒地。如果该管辖区域内有额外新垦的土地再次荒芜，允许地方官吏查访其他地方的新垦土地来补充，其荒芜土地的赋税就予以免除。这样没有赔累的痛苦，没有驳查的烦扰，百姓不畏惧开垦的拖累，自然没有不踊跃开垦的了。那些已经开垦成熟的土地，或许可以再请求宽限到十年后才开始征税，让他们能够偿还牛种工本的费用，然后再要求他们上缴赋税，这也是鼓励开垦的方法。
近来的惯例，申报开垦后，既延缓了起征赋税的期限，又免除了零星杂税，百姓自然争先申报开垦。只是到了起征赋税的年份，官府勘查实际成熟的地块才征税，不拘泥于原来申报的数量，这样申报开垦的人，也就更没有后患的顾虑了。
想要百姓富裕，在于开垦田地；想要田地开垦，在于兴修水利。北方土质干燥，灌溉容易干涸，虽然与南方不同，但如果能使河流湖泊流通，随时灌溉，终究比听任其焦枯而无计可施要好。我私下观察古人沟渠的制度，极其精密，所以孔子说大禹尽力于沟渠，而《周礼》中遂人、匠人的职责，详细记载了其制度。现在一切置之不问，听任其自行充盈或干涸，一旦遇到旱涝灾害，束手无策，难怪民生日益困窘。但是古人沟渠的制度，是随时修理的，所以不觉得烦扰耗费。现在对于长期湮塞的河道，一旦想要疏通堵塞并防止溃决，工程费用浩大，形势难以迅速办成。又正值公私交困之时，州县的钱粮，一丝一毫都有用途，不敢擅自动用。民间十室九空，正常的赋税尚且难以缴纳，哪里还有余力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事业。如果不衡量时势，不计较盈亏，骤然兴办，其造成的扰害，必定比水旱灾害更严重。
朝廷怜悯体恤灾荒，州县商议减免和赈济，所花费的钱粮，不可胜数。与其在灾荒之后减免赈济，何如在未发生灾荒之前讲求水利。应当全面查核所属州县的水道，哪里适宜疏通，哪里适宜修筑堤防，大约长宽多少，工程费用多少，汇总成《畿辅水利书》，进呈皇帝阅览。请求户部衡量钱粮的盈亏，分年依次举行，永远成就万世之利，而不扰民。从一时来看，虽然不免耗费，但从长远来看，比起减免赈济，节省百倍。或者鼓励官吏、绅士，能开凿河道若干的，给予何种优厚叙用，给予何种奖励，这也是一条策略。
国家安抚刚归附的人，与安抚长久归附的人不同。安抚刚归附的人而其人数只有千百，与安抚刚归附的人而其人数达到亿万又不同。为什么呢？长久归附的人，只需要有办法安定他们的居所；而刚归附的人，则需要有办法谋求他们的生计。刚归附的人如果只有千百，可以聚集可以分散，安抚他们比较容易。刚归附的人如果达到亿万，分散他们有难以分散的趋势，聚集他们有不可聚集的忧虑，安抚他们就很难。既然归附的人众多，那么安抚的方法，就不应当拘泥于一种手段。只有善于运用安抚的方法，不至于因为我的安抚措施，反而产生他们的不安；也不至于因为他们的安定，使得土著居民不安。这才是安抚辑睦的关键。
安抚辑睦的方法，只有估量其人，衡量其地，审察其势，而不必务求统一的方法罢了。那么聚集他们为兵的说法可以采用。但是聚集他们时，应当估量其人的精锐与老弱，用精锐者承担守卫城郭的作用，不要用老弱者增加军队的累赘。并且减少绿旗兵的老弱耗损者，补充以归顺的精锐者，有增加兵力的利益，而没有增加军饷的累赘，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或者分散他们为农的说法可以采用。但是分散他们时，应当衡量土地的边疆与腹地，安置在腹地的空闲之处，如荆襄、川陕等地，不要安置在沿海的边疆之地，如闽广、两浙之境。让他们知道耕种屯田的快乐，不再知道有乘船航行的旧习，这是永远安定的办法。或者让他们回归原籍的议论可以采用。但是只让那些有可归之处的人回去，不要让那些无可归之处的人回去。出生在福建的人回福建，但是有出生在福建而福建无可归之处的人，不要强迫他们回福建。出生在广东的人回广东，但是有出生在广东而广东无可归之处的人，不要强迫他们回广东。这是妥善保全的策略。
士大夫逃避法律制裁，始于内心不正，也由于俸禄不足以供给费用。《尚书》说：“凡是正直的人，富裕之后才能产生善行。”《管子》说：“衣食充足，礼义才会产生。”高级官吏俸禄微薄，不足以供给他们的费用。
。则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以养其家。则思干法以为奸。其罪可诛。其情可悯。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何由坚其礼义廉耻之心。故法出而弊生。令下而诈起也。惟仿九经以重禄。为劝士之事。俾有以自给。而又禁其淫靡。定其车舆服饰之制。严其宫室饮食之节。勿使耗于无用。以士大夫皆无不足之忧。虽中才以下。罔不奉公守法。竭力效忠于上。庶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治化可成也。故先之以养。继之以教。动之以德。董之以法。四者缺一。而能治者。未之有也。
译那么就会想着借助法律来中饱私囊。小吏的俸禄微薄，无法用来供养家庭，就会想着触犯法律来作奸犯科。他们的罪行应当诛杀，但他们的情状值得怜悯。人们正忧惧不安，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从哪里能坚定他们礼义廉耻的心志呢？所以法令一出弊端就产生，政令一下欺诈就兴起。只有仿照《九经》的做法来增加俸禄，作为鼓励士人的措施，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同时禁止他们的奢靡之风，规定他们车马服饰的制度，严格他们宫室饮食的节制，不让他们在无用之处耗费，使得士大夫都没有匮乏的忧虑，即使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也没有不奉公守法、竭力效忠于君主的。这样或许道德教化可以推行，人心可以端正，而治理教化就可以成就了。所以先用养育来引导，接着用教化来规范，用道德来感化，用法律来督责，这四者缺少任何一项，却能够治理好国家的，是没有的。
士人虽无恒产。应有恒心。然至于寒饿交迫。朝不谋夕。亦有难于自立者。纵不敢恣情纵贪。不能不刓方为圆。所以国家有养廉之典。先儒见士大夫。恒问生计足否也。
今日为宽严烦简之说者。皆未得其要。故见周礼之委曲繁重。则以为宜用烦。见太公之三月报政。则以为宜用简。见汉高三章之约。则以为宜用宽。见诸葛严峻之治。则以为宜用严。夫周公之治周诚烦。然其闲岂无简者存乎。太公之治齐诚简。然其闲岂无烦者存乎。汉高孔明。诚一以严而一以宽。然宽者岂无用严之处。严者岂无用宽之处乎。盖宽严烦简者。为治之大体。因乎时者也。宽严并用。烦简互施者。为治之大要。随乎事者也。请得指其一二。而其它可以类推焉。今日之宜详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别。宜简者。莫要乎簿书文移之虚名。宜宽者。在钱粮之注误。诏狱之株连。宜严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贪污。尊卑上下之辨。所以节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隶得与搢绅同服。商贾得与公卿齐饰。而法制不立。将何所底止乎。宜命礼臣酌其差等。不厌精详。务为定式。庶贵贱不踰。而朝廷之名器。足为重于天下。此以详为贵者也。簿书文移。上下所凭以为信者也。然上之施于下。下之申于上者。非必其尽行也。以应故事而已。而徒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务在必行。不为虚文。庶官吏得尽心于职业。亦以少损奸豪之虚伪。此以简为贵者也。钱粮之催征。不可宽矣。然分毫拖欠。而遭黜革。限期稍踰。而加谴谪。不已甚乎。诏狱之审录。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有罪。而祸及亲属。不已甚乎。此宜以。宽为贵者也。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贪污。既屡申饬矣。而舞法者自若。贪污者自若。岂非舞法贪污者。未必尽发觉。发觉者。未必尽加诛乎。此宜以严为贵者也。故愚尝论之曰。宽而详者为体。严而简者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谟。无踰于此。
虞周之养士也。教之于未用之日。策之于既用之后。直宽刚简。使各协于中而止。战国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谋。而以凌铄王侯为事。其气傲。西汉矫战国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气懦。东汉矫西京之弊。崇奖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节。其气激。晋魏又矫东汉之弊。贱礼法而崇恬退。其气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矫之不速。及其矫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观之。则善士习者。与其矫之而愈远于正。何如养之使渐归于正也。与其矫之而愈至于杂。何如养之使渐底于纯也。
学校者。士之所从出也。学校之所重在笃行。而无取乎浮文。则士必以节操为尚矣。铨选者。士之所由集也。铨选之所重在端方。而无取乎奔竞。则士必以卑污为耻矣。官师于正直忠厚之士。时有以爱惜而保全之。略其小过。取其大节。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夸而止。而勿过为摧折。使士之方严者常进。依阿者常退。则士气日振。士风日古。而礼义廉耻。以劝惩维之有余矣。虽然。观惩者。可以维其外。未足维其内。天下之士。因劝惩而丕变。虽能自纳于礼义廉耻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则养之以劝惩。又不若养之以教化。端极于上。而务崇正学。以风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离。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勉为正直。而耻为苟容。则虽虞周之化。无以加兹矣。
抑其浮薄可也。阻其方正则不可。维之以劝惩。不可少也。养之以教化。更有益矣。
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无穷。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给无穷之才。前后相守。厯岁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势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乐于其职。而不见有升转之难。未仕者。安于在下。而不觉其选授之迟。上之人徐择而用之。才愈多则官益得人。用之愈迟。则天下之才益磨厉。而有以效于上。故鼓舞之道得。则壅滞之端泯。善用才者。患无以鼓舞之。不患
译士人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但应当有坚定的信念。然而到了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地步，也有难以自立的人。即使不敢放纵私欲、贪婪无度，也不得不磨去棱角以迎合世俗。所以国家有供养廉洁的典制，先代儒者见到士大夫，总是询问生计是否充足。
如今那些谈论宽严烦简的人，都没有抓住要领。所以看到《周礼》的曲折繁重，就认为应该用烦；看到太公三个月就汇报政绩，就认为应该用简；看到汉高祖约法三章，就认为应该用宽；看到诸葛亮的严峻治理，就认为应该用严。周公治理周朝确实烦琐，但其中难道没有简约的地方吗？太公治理齐国确实简约，但其中难道没有烦琐的地方吗？汉高祖和诸葛亮，确实一个用宽、一个用严，但宽的地方难道没有需要用严的时候吗？严的地方难道没有需要用宽的时候吗？大概宽严烦简，是治理的大体，要根据时势来决定；宽严并用、烦简互施，是治理的大要，要根据事情来调整。请让我指出其中的一两点，其他的可以类推。如今应该详细规定的，没有比尊卑上下的差别更重要的；应该简约的，没有比簿册文书的虚名更紧要的；应该宽缓的，在于钱粮账目的错误、诏狱的株连；应该严厉的，在于吏胥的玩法、守令的贪污。区分尊卑上下，是用来节制淫奢、安定民心的。如今胥吏隶卒能够与士大夫穿同样的衣服，商人能够与公卿穿同样的服饰，而法制不立，将走到什么地步呢？应该命令礼官斟酌其等级差别，不厌其烦地精细详备，务必制定定式，使贵贱不逾越，而朝廷的名器，足以被天下看重。这是以详细为贵的。簿册文书，是上下凭借以取信的。但是上级下达给下级、下级上报给上级的，不一定都要全部执行，只是应付旧例罢了。却白白让奸恶豪强借此作为资本，达成他们的欲望。这能不思考如何节省吗？应该务必做到切实可行，不搞虚文，使官吏能够尽心于职守，也能稍微减少奸恶豪强的虚伪。这是以简约为贵的。钱粮的催征，不可宽缓了。然而分毫拖欠，就遭到罢免革职；限期稍微超过，就加以谴责贬谪，不是太过分了吗？诏狱的审录，有不得已的情况。然而因为一件事蔓延，而牵连到千百人；因为一个人有罪，而祸及亲属，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应该以宽缓为贵的。吏胥的玩法、守令的贪污，已经屡次申诫了。而玩法的人依然如故，贪污的人依然如故，难道不是玩法贪污的人，未必都能被发觉；被发觉的人，未必都能被诛杀吗？这应该以严厉为贵的。所以我曾经论述说：宽缓而详细的是体，严厉而简约的是用。这是今日的中道。治理的谋略，没有超过这个的。
虞、周时期养育士人，在未任用时就教育他们，在已任用后就策励他们，直率宽厚、刚毅简约，使各自符合中道而止。战国继承春秋的末流，士人崇尚奇谋，以凌驾王侯为事，他们的气傲。西汉纠正战国的弊端，侮辱儒生、轻慢士人，使天下的士人低头去追求功名，他们的气懦。东汉纠正西汉的弊端，推崇奖赏高尚，使天下的士人立志谈论名节，他们的气激。晋魏又纠正东汉的弊端，轻视礼法而推崇恬淡退隐，他们的气放。当弊端出现时，只怕纠正得不快；等到纠正了，弊端又比从前更严重。由此看来，善于改变士人习气的，与其纠正它却越来越远离正道，不如养育它使它逐渐归于正道；与其纠正它却越来越杂乱，不如养育它使它逐渐达到纯正。
学校，是士人产生的地方。学校所重在笃实实行，而不取浮华文辞，那么士人必定以节操为崇尚了。铨选，是士人聚集的途径。铨选所重在端正方直，而不取奔走钻营，那么士人必定以卑劣污浊为耻了。对于正直忠厚的士人，官吏师长有时要爱惜而保全他们，忽略他们的小过错，取用他们的大节，法令所加，主要用来抑制他们的浮夸而止，不要过分摧折，使刚正严肃的士人常进，阿谀逢迎的士人常退，那么士气日渐振作，士风日渐古朴，而礼义廉耻，用劝惩来维系就足够了。虽然如此，看劝惩，可以维系其外，不足以维系其内。天下的士人，因为劝惩而大变，虽然能自己纳入礼义廉耻之中，但未必内心安宁。那么用劝惩来养育，还不如用教化来养育。在上位者端正至极，而务必推崇正学，以风示天下，使士人知道中正之道不可一日离开，互相勉励做忠厚之人，而以浮薄为耻；勉励做正直之人，而以苟且容身为耻，那么即使是虞、周的教化，也不能超过这个了。
抑制他们的浮薄是可以的，阻碍他们的方正则不可以。用劝惩来维系，不可缺少；用教化来养育，更有益处。
人才不担心其壅滞。天下的才能无穷，而朝廷的官职有限。用有限的官职，供给无穷的才能，前后相守，经历岁月而不能立即被任用，是势所必然。这只有上位者有办法鼓舞他们，使已做官的人，乐于其职，而不见有升迁转任的困难；未做官的人，安于在下位，而不觉得选授的迟缓。上位者慢慢选择而任用他们，才能越多则官职越能得人，任用得越迟，则天下的才能越加磨砺，而有所效用于上位者。所以鼓舞之道得当，则壅滞的弊端消失。善于用才的人，担心没有用来鼓舞的方法，不担心
国家选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后为序。升迁者。以厯俸多寡为序。一出于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选途日艰。宜执事鳃鳃以壅滞为虑。而欲求疏通之法。为鼓舞之道也。然愚以为今日之铨政。当以鼓舞为疏通。不必以疏通为鼓舞。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铨法之常。而英流闲得超擢以登。以通铨法之变。天下之士。将争自磨厉。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见有壅滞之形。窃以为凡今在籍候选之人。宜令所在督抚。每岁各以其职业考之。举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选。而郡县有司。亦令督抚岁举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选者。一省不过岁一人。既无碍于选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锋而用。中才者。亦将勉自砥砺。而不至于委靡自弃。选授之期虽遥。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遥。升转之途虽难。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难。如此。尚何壅滞之足虑哉。此所谓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为疏通者也。
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则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仕路之壅者。以流品之太杂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监。有投诚。有府史杂流。此固朝廷所以广用人之途。不可偏废也。然其中岂无冒滥而当核者乎。宜严其例。使一才一艺。皆得踊跃于功名。而不至开侥幸之门。一曰考课之典宜严也。夫不肖者安于其位。则贤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抚察所属贪污者。不时纠参。考课之时。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滥施。即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过。有吏习民安之便。而后使之久于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参用也。汉法。长官得自辟曹掾。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仿其制。令天下长官。得辟有出身。士人为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风。而士之未就职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铨政之道也。
谈吏治者。舍钱谷刑名。而讲安民之术。迂矣。然置安民而止求全乎钱谷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谓钱谷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善为吏者。求钱谷刑名于安民之中。不求钱谷刑名于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见有民不见有钱谷刑名。其继也。民治而钱谷刑名无一之不治矣。然则课吏之法无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课其钱谷刑名而已。今钱粮稽迟者有罚。刑名失出者有罚。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钱谷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钱谷刑名也。奉行者不察。止顾钱谷。不问民力。止顾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条。则朘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谪之科。则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朝廷德意。而致天下于治平之域者也。
夫治必随时而变。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徇名而忘实。为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钱谷刑名于不道。究之钱谷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国家立法。不得不重钱谷刑名。所以求安民之实效。而无溺乎安民之虚名也。今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为吏者以钱谷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于钱谷。而钱谷愈不可治。民困于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钱谷刑名之源。而无徇乎钱谷刑名之流也。则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于古之所谓察吏者。其法有二。一曰于钱谷刑名之中。课其安民之效。夫钱谷催征固急矣。然必催征有法。而不至以催征病民者。方为钱谷之最。刑名问拟固急矣。然必问拟平允。而不至以问拟病民者。方为刑名之最。此则就钱谷刑名为安民者也。一曰于钱谷刑名之外。课其安民之效。夫钱谷固不可缓。而钱谷而外。如劝农课桑诸务。独不可举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轻。而刑名而外。如读法宪老诸务。独不可举而施之乎。此则舍钱谷刑名为安民者也。夫如是。将民安而钱谷日足而无亏。民安而刑名日简而不滥。总在察吏安民者。一举而振之耳。
反复推论。总见得钱谷刑名。无非为安民起见。安民正钱谷刑名之实政。得则均得。
译国家选拔官吏的法度，初次授官的，以考核等第的先后为顺序；升迁的，以任职年限的多少为顺序。这完全出于至公无私。然而空缺的职位有限，选拔的途径日益艰难，主管官员担忧壅塞停滞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希望寻求疏通的方法，作为激励鼓舞的手段。但我认为，今天的铨选政事，应当以激励鼓舞作为疏通的手段，而不必以疏通作为激励鼓舞的目的。激励鼓舞的方法，没有比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典制更好的了。使中等才能的人不能越级晋升，以坚守铨选法度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超拔擢升，以通达铨选法度的变通。天下的士人，将会争相自我磨砺，以求上进，而看不到壅塞停滞的现象。我私下认为，凡是现在在籍候补的人，应当命令所在地的督抚，每年各自根据其职业表现进行考核，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上报吏部，使其能够越级选拔；而郡县的官吏，也命令督抚每年推举其中最优秀的一人，使其能够越级升迁。越级选拔的，一省每年不过一人，既不妨碍铨选法度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及时任用；中等才能的人，也将勉励自我砥砺，不至于萎靡自弃。选拔授官的期限虽然遥远，但都有早晚可以升迁的希望，就不觉得遥远了；升迁调任的途径虽然艰难，但都有早晚可以升迁的希望，就不觉得艰难了。像这样，还有什么壅塞停滞值得忧虑的呢？这就是所说的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典制，以激励鼓舞作为疏通的手段。
至于就疏通而言，也有其方法。第一，入仕的途径应当清明。仕途壅塞的原因，在于流品太杂。除了科举出身之外，有荫子，又有例监，有投诚人员，有府史杂流。这固然是朝廷为了广开用人途径，不可偏废的。但其中难道没有冒滥而应当核查的人吗？应当严格其条例，使有一才一艺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而不致开启侥幸之门。第二，考核的典制应当严格。不贤的人安于其位，贤才就不能上升。应当命令督抚监察所属官吏中贪污的人，随时纠举参劾。考核的时候，不仅一二等晋升的人，不得滥施提拔；即使是平常留任的人，也必须自身廉洁少过，有吏治清明、百姓安定的便利，然后才让他长期任职。第三，辟召的方法应当参用。汉代的制度，长官可以自行辟除曹掾，当时的文学才俊之士，都出自其中。应当仿效其制度，命令天下的长官，可以辟除有出身的士人担任掾吏。这既可以平息奸猾的风气，而尚未就职的士人，也能稍展其才。这三者，都是今天疏通铨选政事的方法。
谈论吏治的人，舍弃钱粮刑名，而讲安民之术，是迂腐的。然而置安民于不顾，只求保全钱粮刑名，恐怕百姓不能安定，而所谓的钱粮刑名，也不能保全。善于为吏的人，在安民之中求取钱粮刑名，不在安民之外求取钱粮刑名。所以起初，只见有百姓，不见有钱粮刑名；随后，百姓治理好了，钱粮刑名没有一样不治理好的。那么考核官吏的方法没有别的，也只是以百姓的安定与否，来考核其钱粮刑名罢了。现在钱粮稽迟的有惩罚，刑名失出的有惩罚，这也是希望他们在安民之中，兼顾保全钱粮刑名，而不是希望他们舍弃安民而只求钱粮刑名。奉行的人不体察，只顾钱粮，不问民力；只顾刑名，不哀悯民命。只要能够符合考成的条例，就剥削民脂民膏而不惜；只要能够免除降谪的科条，就致使百姓冤枉而不悔。这非常不符合奉宣朝廷德意，而使天下达到治平境界的做法。
治理必须随时代而变化，法度必须因弊端而改革。以前明朝末年的吏治，弊端在于徇名而忘实。做官吏的人借安民之名，而置钱粮刑名于不顾。结果是钱粮日益耗损，刑名日益松弛，而百姓更加不能安定。国家立法，不得不重视钱粮刑名，这是为了求取安民的实效，而不溺于安民的虚名。现在的吏治，弊端在于徇末而忘本。做官吏的人因为钱粮刑名的缘故，而日益困害百姓。结果是百姓困于钱粮，而钱粮更加不可治理；百姓困于刑名，而刑名更加不可治理。所以现在的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是为了端正钱粮刑名的本源，而不徇钱粮刑名的末流。那么用来稽查吏治能否，而符合古所谓察吏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在钱粮刑名之中，考核其安民的成效。钱粮催征固然紧急，但必须催征有法，而不致因催征而害民，才算是钱粮的最优。刑名问拟固然紧急，但必须问拟平允，而不致因问拟而害民，才算是刑名的最优。这就是就钱粮刑名而言安民。第二，在钱粮刑名之外，考核其安民的成效。钱粮固然不可缓，而钱粮之外，如劝农课桑等事务，难道不可以举而行之吗？刑名固然不可轻，而刑名之外，如读法宪老等事务，难道不可以举而施之吗？这就是舍弃钱粮刑名而言安民。像这样，百姓安定而钱粮日益充足而无亏欠，百姓安定而刑名日益简省而不滥施。总在于察吏安民者，一举而振作罢了。
反复推论，总见得钱粮刑名，无非是为安民起见。安民正是钱粮刑名的实政，得则均得。
明代靖难之事。无异建成元吉之事。君子不以贞观之治。而轻恕于太宗。则亦不能以永乐之治。而曲讳于成祖。虽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无异五王之事。然五王以行权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权而启衅于明时。虽谓之无功有过可也。以兴献为异于濮园可也。而入庙称宗则已过。以国本而阻其并封可也。而语侵宫禁则已诬。三案之兴。主之者未必皆小人。而不觉其为小人所附会。东林之起。主之者实皆为君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过激。其继也。不免以非君子而妄入。此亦纪纲之坏。风俗之衰。势激使然。而非尽诸臣一时一日之咎也。夫纪纲与议论。相为盛衰者也。纪纲盛则议论衰。议论盛则纪纲衰。其始以议论而绌纪纲。其继且以纪纲之屈。而无所庸其议论。得失之故。亦可鉴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辅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泽尚未绝也。末季之正气衰靡者。追其本则由于靖难。而考其弊亦由于正学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说。不信于天下。而浮文以夸于世者多也。
于对策中议论史事。畅所欲言。足征经史实学。○稼书先生。说书讲义。为学者宗仰。官止县令。卒于御史。未竟设施。或疑其长于讲学。而不长于论治。今阅其乡会试文策及论述。居今师古。援古证今。无非经史精液。不事藻采。总归平实。其令灵寿嘉定。牧民政绩。御史风裁。至今卓乎可传。犹是策文中所已言。毋谓策文不可见实学。举业不可得真材也。
○熊伯龙 【 字次侯湖广汉阳人顺治己丑榜眼官至内阁学士】
治天下而不察郡县之吏。求其致太平。难矣。置御史监诸郡。自秦始。然吏治近古。莫如汉。既设部剌史以六条问事。剌史居部九载。称职者。举为守相。其初固以下大夫临二千石。中闲或谓轻重不相准。更为州牧。卒从朱博之议。以为秩卑加赏。咸乐功劝进。而置剌史如故。及八使分巡。剌中有罪。亦得奏闻。权更重矣。明之各省按察。比古剌史而秩过之。其举劾专达。终不敢望御史。而御史考满。则或参于藩臬。或出为太守。盖犹然举为守相之遗意焉。古之以遣使为下策者。惟苏文忠言最痛。盖有激于当时四十余辈兴利之使。而非今之察吏比也。
官方淆杂。由来者渐。每念古人无失名誉之言。问遣洛中之事。窃叹为吏之难也。意者吏信纪纲。察吏者信诛赏。则虽仍是官。仍是人。而未尝不效。而不然者。人心风俗如故。胥吏格例如故。而堂上易一大吏。遂大异于前者之为矣。自古明圣。未有废刑而治者。肉刑始于蚩尤。厯数代圣人。因之不能废。至汉乃除。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诸葛武侯以蜀刑不肃为戒。而欲威之以法。宽严之异。时势使然也。一律令也。刘向引古之议事以制。则以铸书讥侨。 【 郑子产】 郑昌惧后之政衰听怠。则以删定启汉。一赎金也。唐虞好生。而施之鞭扑何其慎。穆王髦悔。而并及五刑何其宽。一赦宥也。肆赦着于典文。不以为惠奸而贼良。委辔喻于管子。则忧其小利而大害。是盖古今异宜。而轻重殊势。不可以一定论也。
路温舒之上书缓刑也。惟于治狱之吏。叹息痛恨者三焉。无亦有定者法。无定者人。峻深故之诛。厚雪冤之赏。则五刑虽设而不用。晋刘颂有云。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是又言职有不同。而权自上操者也。
○马世俊 【 字章民江南溧阳人顺治辛丑状元官翰林修撰】
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数遇。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贾谊之策。陆贽之议。苏轼之对。皆能举一代之治。而断其何以治。何以乱。何以治而不乱。何以乱而复治。盖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也。
古者人才既用。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故尚书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谁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
译明代靖难之役，与唐初建成、元吉之事没有两样。君子不因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就轻易宽恕唐太宗，那么也不能因为永乐之治的盛世，就曲意隐讳明成祖的过错。虽然瑕不掩瑜是可以的，但曹石之事，与五王之事没有两样。然而五王行使权变从而再造了唐室，曹石行使权变却在明朝开启了祸端。虽然可以说他们无功有过，也是可以的。认为兴献王不同于濮园之事是可以的，但入庙称宗就过分了。以国本为由阻止并封是可以的，但言语侵犯宫禁就是诬陷了。三案的兴起，主导者未必都是小人，却不知不觉被小人所附会。东林党的兴起，主导者确实都是君子，但其开始时，不免因为君子而过于激进；其后来，不免因为非君子而胡乱介入。这也是纲纪败坏、风俗衰微，形势激变所致，并非全是众臣一时一日的过错。纲纪与议论，是相互盛衰的。纲纪兴盛则议论衰微，议论兴盛则纲纪衰微。起初因为议论而削弱了纲纪，后来甚至因为纲纪的屈从，而无处施展议论。得失的缘故，也可以作为鉴戒了。至于崇祯、正德两位皇帝应当灭亡却没有灭亡，是因为辅佐治理的人得当。神宗、熹宗应当覆灭却没有覆灭，是因为祖宗的德泽尚未断绝。末代正气衰微，追溯其本源是由于靖难之役，考察其弊端也是由于正统学说日渐衰微，人心日渐淡薄。洙泗濂洛的学说，不被天下人所信奉，而浮华虚文用来夸耀于世的人很多。
在对策中议论史事，畅所欲言，足以证明经史实学。○稼书先生，讲学讲义，被学者宗仰。官职只到县令，最终死于御史任上，未能施展抱负。有人怀疑他擅长讲学，却不擅长论治。如今阅读他的乡试、会试文章及论述，居今师古，援引古事证明今事，无非是经史的精粹，不追求辞藻华丽，总归于平实。他担任灵寿、嘉定县令时，治理民政的政绩，担任御史时的风纪裁断，至今卓然可传。这正与他策文中所言相符合。不要说策文不能体现实学，科举之业不能得到真材实料。
○熊伯龙【字次侯，湖广汉阳人，顺治己丑科榜眼，官至内阁学士】
治理天下却不考察郡县官吏，想要达到太平，是困难的。设置御史监察各郡，从秦朝开始。然而吏治接近古道的，没有比汉朝更好的了。既然设置了部刺史以六条问事，刺史在部任职九年，称职者，举荐为太守或丞相。起初本来是用下级大夫来监察二千石的高官，中间有人议论说轻重不相称，改为州牧，最终听从朱博的建议，认为降低秩级而增加赏赐，大家都乐于立功进取，于是设置刺史如故。等到八使分巡，刺史有罪，也可以奏闻朝廷，权力更重了。明朝各省的按察使，比古代的刺史地位更高，其举劾专达，终究不敢期望御史，而御史考满后，或者参劾藩臬，或者出任太守。这大概还是举荐为守相的遗意。古代认为派遣使者是下策的，只有苏东坡的话最痛切。这是有感于当时四十多个兴利之使，而不是现在的察吏相比。
官职混乱混杂，由来已久。每当想起古人没有失去名誉的话，询问派遣洛中之事，私下感叹为吏之难。大概官吏如果信奉纲纪，考察官吏的人信奉诛赏，那么虽然还是那些官，还是那些人，却未尝不效命。如果不这样，人心风俗如故，胥吏格例如故，而堂上换了一个大吏，就与前者的作为大不相同了。自古明圣，没有废除刑罚而治理好国家的。肉刑始于蚩尤，经历数代圣人，沿袭而不能废除，到汉朝才废除。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诸葛武侯以蜀地刑罚不严肃为戒，而想要以法威吓。宽严的不同，是时势使然。同一律令，刘向引用古代议事以制，则以铸书讥讽侨。【郑子产】郑昌担心后世的政教衰微、听政懈怠，则以删定开启汉朝。同一赎金，唐虞好生，而施加鞭扑何其谨慎。穆王年老后悔，而波及五刑何其宽泛。同一赦宥，肆赦记载于典文，不认为它是惠及奸邪而伤害良善。委辔比喻于管子，则担忧其小利而大害。这大概是古今适宜不同，而轻重形势特殊，不可以一定论之。
路温舒上书请求缓刑，只有对于治狱的官吏，叹息痛恨者三。没有固定的法，没有固定的人。峻深故之诛，厚雪冤之赏，那么五刑虽然设立而不使用。晋刘颂有云，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这又是说职分不同，而权力由上操持。
○马世俊【字章民，江南溧阳人，顺治辛丑科状元，官翰林修撰】
古来全盛之时，不可以数遇。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贾谊之策，陆贽之议，苏轼之对，皆能举一代之治，而断其何以治，何以乱，何以治而不乱，何以乱而复治。大概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也。
古者人才既用，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所以尚书说，有三宅，有三俊。而诗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谁耶。泛然而取之，泛然而
应之。又泛然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应之者。不知其何以应。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则兵。欲刑则刑。欲钱谷则钱谷。古之圣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则以庸人兼之而有余。古之圣人。终身不易其官者。今则一旦应之而亦无不足。是亦理之所难信也。
译顺应它。又自然地任凭它。索取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去索取。回应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去回应。任凭的人，不知道凭借什么去任凭。想要用兵就用兵，想要用刑就用刑，想要管理钱粮就管理钱粮。古代的圣人，一个人只担任一件事。现在却由平庸之人兼任这些事还有余力。古代的圣人，终身不更换他的官职。现在却一旦应对这些事也毫无不足。这也是事理上难以相信的。
尝见败坏风俗之事。多自卿大夫开之。而后愚民从而效之。靖俗之谋。所宣亟讲。如巫风淫风。有一于身。家必败。士大夫多为淫靡无益之事。煽惑愚民。而后歌儿舞女之装。宝马画船之饰。探丸跳剑之侠。剌猴刻楮之巧。靡所不至。甚且富者必有术以求其贵。贵者必有术以求其富。圣人驭富驭贵之权。皆无所施。习为固然。而欲风俗朴厚。教化兴起。不可得也。
处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兵之法。劗长旗鼓之节。藏兵于民。则诚迂。然必使兵与民习。民与兵习。有事兵勇于鬬。民亦有自护其田畴庐井之心。此不战而自胜也。今则兵之所轻者民。民之所畏者兵。一旦有事。则民自为民。兵自为兵。天下未有民自为民。兵自为兵。而能久安长治者也。宋艺祖留意赏罚。平蜀之役。赏曹彬而罚全斌。夫亦赏其与民相安。罚其与民相扰者而已矣。行闲之功罪。以此定之可也。
国家治本。不外纪纲法度。司马相如曰。风轨简易易遵也。湛恩庞鸿易丰也。垂统理顺易则也。宪度着明易继也。尝取厯代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损益者。不过质文异其尚。隆杀异其制。宽猛竞絿异其用耳。其纪纲法度。不可得而损益也。纪纲法度治。则吏治以肃。民俗以淳。文德于焉诞敷。武功于焉赫濯。创之有其基。而守之亦有其渐。纪纲法度乱。则吏治以乖。民俗以坏。文德伤于优游。武功失于争竞。创不可以宪后。而守亦不可以承前。故曰纪纲法度者。不可得而损益也。
○缪彤 【 字念斋江苏吴县人康熙丁未状元官翰林侍讲】
百姓之苦。苦于有司之剥削也。下吏之苦。苦于大吏之诛求也。大吏之取于小吏。必饰其名曰公费。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为公乎。为私乎。有司之取于百姓者。饰其名曰乐输。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为乐乎。为怨乎。臣恐虽文致其辞。而终无以掩人之耳目也。于是一田之入。而有两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卖丝而粜谷焉。一定之税。而有无定之征。使吾民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耒耜方思东作。而输将不待西成。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贪吏之弊。一至于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也。
惩贪之法。不可不严。然惩其吏之小者。不若惩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贪。不止赋敛无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有不畏强御之臣出。力而排之。不过举其大概。而不能悉其实也。莫如访其贪之最者而惩之。彼贪冒无耻。止为家室妻子计耳。以今日居官之所得。为后日平居之所乐。何惮而不为之。惟行汉世惩贪之法。宋人禁锢贪吏之制。彼又何利而为此耶。此非过于刻核也。盖除吏之蠹也。去民之害也。杀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仁以择吏。则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廉洁之风者此也。
○韩菼 【 号慕庐江苏长洲人康熙癸丑会状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文懿】
近世刑狱之弊。多在驳察苛于前。而参奏随其后也。古之治狱者。盖使之议论轻重。慎测浅深。宽然得尽其心焉。今自臬司上谳。毋论或重或轻。必以驳察为例。有司苦于其上之苛刻缴绕也。乃逆窥意指之所向。而文致罪人之辞。以求一当。究之出于罪人之供者。实非出诸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为妥招。夫招而曰妥。是徒幸免驳察。而不顾生民之命者矣。宜少宽假臬司之参驳。而第慎择其人。以寄一方之民命。则庶乎其可也。
夫常平之设。多属虚文。赈济之恩。奉行不实。今日欲行古者遗人委积之法。则迂。频下赈济之令。亦难为继。仿古者平粜之制。又恐有结籴俵籴括籴之弊。若一恃于常平。则出纳敛散之不时。蓄积之不实。亦既见之矣。今日惟社仓之法。犹可行也。诚各委一方之守令。俾请其乡之耆宿有才德者。劝民量输其粟。而时敛之。而时出之。少加其息。以偿腐耗。其行之也。以酇鄙。而不以县。其主之也。以乡人士君子。而不以官。其劝之也。以忠厚恻怛。而不以督责苛急
译曾经看到败坏风俗的事情，大多由卿大夫开启，然后愚昧的百姓跟随效仿。安定风俗的谋划，应当赶快讲求。如果巫术之风、淫乱之风，有一样在身，家业必定败落。士大夫多做淫靡无益的事情，煽惑愚昧的百姓，于是歌儿舞女的装扮，宝马画船的装饰，探丸跳剑的侠义，剌猴刻楮的巧技，无所不至。甚至富有的人一定有办法来求得显贵，显贵的人一定有办法来求得富有。圣人驾驭富有和显贵的权柄，都无处施展。习以为常，想要风俗朴实敦厚，教化兴起，是不可能的。
处在今天，想要像古人遂人治兵的方法，裁减长旗鼓的节制，把军队藏在民间，确实迂腐。然而一定要使军队与百姓熟悉，百姓与军队熟悉，有事时军队勇于战斗，百姓也有自我保护田地房屋的心意，这是不战而自胜。现在军队轻视的是百姓，百姓畏惧的是军队。一旦有事，百姓自顾百姓，军队自顾军队。天下没有百姓自顾百姓、军队自顾军队，却能长久安定治理的。宋太祖留意赏罚，平定蜀地的战役中，奖赏曹彬而惩罚全斌，这也是奖赏那些与百姓相处安定的，惩罚那些与百姓相处扰乱的罢了。行军间的功过罪责，以此判定是可以的。
国家治理的根本，不外乎纪纲法度。司马相如说：风气轨范简易，容易遵循；深厚恩泽宏大，容易丰盈；垂示统绪理顺，容易效法；宪章法度显著，容易继承。曾经选取历代的典章来考察，那些可以增减变动的，不过是质朴与文华崇尚不同，隆重与简略制度不同，宽厚与严厉使用不同罢了。那些纪纲法度，是不能增减变动的。纪纲法度治理得好，那么官吏治理就严肃，民俗就淳朴，文德由此广泛传播，武功由此显赫。开创有其基础，而守成也有其渐进。纪纲法度混乱，那么官吏治理就乖谬，民俗就败坏，文德因优游而受损，武功因争竞而丧失。开创不能效法后人，而守成也不能承接前人。所以说纪纲法度，是不能增减变动的。
○缪彤【字念斋，江苏吴县人，康熙丁未年状元，官至翰林侍讲】
百姓的痛苦，痛苦于有司的剥削。下级官吏的痛苦，痛苦于上级官吏的苛求。上级官吏从下级官吏那里索取，一定粉饰其名目叫作公费。不知道藏在私囊之中的，是公呢？还是私呢？有司从百姓那里索取，粉饰其名目叫作乐输。不知道在拷打之下得到的，是乐呢？还是怨呢？臣担心即使文饰其言辞，终究无法掩盖人的耳目。于是田地的收入，却有双倍田地的支出，使得我们的百姓连卖丝卖谷都做不到。固定的税收，却有无定的征收，使得我们的百姓连聚集房屋寄托居住都做不到。农具刚想用于春耕，而输送赋税不等到秋收，使得我们的百姓连水耕火耨都做不到。贪官的弊端，一至于此。民生怎么能不日益困顿呢？
惩治贪官的法律，不可不严厉。然而惩治下级官吏，不如惩治上级官吏。上级官吏的贪婪，不止是赋税征收无度罢了。他们的地位越尊贵，危害越大。危害越大，人们越不敢说话。即使有不畏强暴的大臣出现，极力排斥他们，也不过举出大概，而不能详尽其实情。不如访求贪婪最严重的人而惩治他。那些贪婪无耻的人，只为家室妻子打算罢了。以今天做官所得，作为日后居家享乐之用，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只有实行汉代惩治贪官的法律，宋代禁锢贪官的制度，他们又有什么利益而做这件事呢？这不是过于苛刻，大概是除去官吏中的蛀虫，去除百姓的祸害。杀一两个人而天下人都能生存，这是天下最大的仁德。以仁德选择官吏，那么澄清吏治，而可以导致廉洁风气的，就是这个。
○韩菼【号慕庐，江苏长洲人，康熙癸丑年会试第一，官至礼部侍郎，赠尚书，谥号文懿】
近世刑狱的弊端，大多在于驳察苛刻在前，而参奏紧随其后。古代治理案件的人，大概让他们议论轻重，谨慎推测深浅，宽缓地让他们尽心。现在自从臬司上报案件，无论或重或轻，一定以驳察为例。有司苦于上级的苛刻纠缠，于是预先窥探意指所向，而文饰罪人的供词，以求一次通过。究其根本，出自罪人供词的，实际上不是出自他口。而上下公文往来，公认为妥招。招供而说妥，这是徒然侥幸免于驳察，而不顾百姓性命的。应当稍微宽缓臬司的参驳，而只谨慎选择其人，寄托一方百姓的生命，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了。
常平仓的设置，多属虚文。赈济的恩惠，奉行不实。今天想要实行古人遗人委积的方法，则迂腐。频繁下达赈济的命令，也难以持续。仿效古人平粜的制度，又恐怕有结籴、俵籴、括籴的弊端。如果一味依赖常平仓，那么出纳敛散的不及时，蓄积的不真实，也已经看到了。今天只有社仓的方法，还可以实行。真诚地委派一方的守令，让他们请求乡里中有才德的长者，劝勉百姓量力输送粮食，而时常收敛，时常支出。稍微增加利息，以补偿腐烂损耗。实行它，以乡鄙为单位，而不以县为单位。主持它，以乡里的士君子，而不以官员。劝勉它，以忠厚恻隐，而不以督责苛急。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今百僚师师。庶事具举。然或畏罪之念重。则踊跃之意轻。功名之虑深。则忠爱之谊薄。推委瞻徇之情多。则公忠任事之气少。是宜推忠信以结之。宽文法以优之。破资格以异之。丰禄饩以劝之。崇尚圣贤之实学。以砥其礼义廉耻之防。试以当世要务。以观其经理才干之实。渐摩陶冶。淬厉鼓舞。自可致得人之庆矣。
○万松龄 【 字星锺江南宜兴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官翰林编修】
自古名臣之进说于君者。其大指所在。要惟欲其君涵养德性。以为出治之本。详平政体。以为致治之方而已。三代而降。急于言事功。而缓于言性道。此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而荀孟不得并称也。
管子之言三本。曰德当位。功当禄。能当官。犹有古官人之意焉。而其言六务。必以节用为先。亦不谬于食时用礼之指。荀子之言三具。仁义是矣。而必继之以威。是假仁义之说。以行其督责。固王者所深恶也。而曰欲王则王。吾不信巳。至其所谓四齐。一因任乎法。而望民愿俗美。讵可得哉。孟氏既没。董仲舒三策。为能独见其大。而其立说。谓王者所为。宜求其端于天。王者奉天以从事。亦宜任德教而不任刑。其言粹然。一本于王道。而矫战国功利之习。故后世醇儒。必以江都为称首。
鼌错本学申商刑名。故其上书以知术数为先。及选贤良。所对三策。以五帝三王五霸并论。而其意指所向。惟欲以霸术辅其君。此则董子之所羞称也。
严安徐乐。皆上书言世务。乐意在修德。互解土崩之喻。足为千古炯戒。安意在捄弊。而制度以防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有一道德同风俗之意焉。崔实所著政论。指切时要。而仲长统称之。苟悦作申鉴五篇。有曰。道之本。仁义而已。五典以经之。羣籍以纬之。又曰。为政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皆浅学所弗能道。诚有足采者焉。
伊川有言曰。当世之务。所尤先者三。立志也。责任也。求贤也而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紫阳封事有曰。天下之大本。心也。其说虽平易无奇。而皋夔稷契之臣。伊莱周召之相。所以致君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举不越此。惟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之一言。深有合焉。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传也。彼管荀者。霸佐才耳。何足语于此哉。欧阳子云。三代而上。礼乐政治合于一。知礼乐之外无政治。亦可知德性之外无事功矣。
学仕遗规补编卷四终
●跋
叔伯父纂辑五种遗规命子侄辈同司编校冀其多识嘉言善行以为淑身淑世之具也今锺理锺琛洊厯仕途出膺民社按之世事人情官常民瘼觉前此犹视为纸上空谈者今则益觉切近可见施行矣叔伯父以前刻尚有未录者不能割爱学仕训俗二种皆有补编而学仕遗规补编一卷更为奉职金鉴手此一编即仕即学庶无负长者之期勉云侄锺理琛谨识
是书为桂林陈文恭公所辑内分五种曰养正遗规则训迪蒙童之具也曰教女遗规则古者姆教之规范也曰训俗遗规则劝民息讼安生以敦风俗也曰从政遗规则律己治人冰渊警惕之遗意也至晚年又采辑名人绪论凡有涉于教家化俗居官临民之法者取先师仕优则学学优则仕之义名曰学仕遗规夫人未有生而圣贤者自幼学以迄壮行苟非时纳于轨范之中即未免踰闲荡检然苟高谈性命而无实事以见诸行为则穷其弊端必致邻于清净虚无之说公之斯集虽不脱宋人语录气然苟得奉为圭臬凡事身体力行则修齐治平之规端不外此谓非吾人所当书绅以佩者哉适公款中积有余资因取原本重付手民即告成敬跋数语于后既以自勉亦勉人也光绪十九年癸巳季冬之月振华堂同人谨跋
上洋许墨林斋刊
译朱子曾说：世间有两种弊病，一种是法度的弊病，一种是时势的弊病。法度的弊病可以用法度来补救，时势的弊病必须用人心来改变。如今百官相互效法，各种事务都得以兴办。然而，如果畏惧获罪的念头过重，那么踊跃进取的意愿就会减轻；如果追求功名的思虑过深，那么忠诚爱戴的情义就会淡薄；如果推诿敷衍、徇私情面的情形太多，那么公正忠诚、担当事务的气概就会减少。因此，应当推广忠信来团结他们，放宽法律条文来优待他们，打破资历限制来区别对待他们，丰厚俸禄来鼓励他们，崇尚圣贤的实学，来砥砺他们礼义廉耻的防线；用当世的紧要事务来考验他们，以观察他们治理才能的真实情况；通过逐渐的熏陶教化，磨砺激励、鼓舞振奋，自然可以达到得到人才的喜庆局面了。
○万松龄 【字星锺，江南宜兴人，乾隆丙辰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翰林院编修】
自古以来，名臣向君主进言，其主要的旨意所在，无非是希望君主涵养德性，作为施行治理的根本；详细考察政体，作为达到大治的方法罢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急于谈论事功，而迟缓于谈论性理道德。这就是孔子认为管仲器量狭小，而荀子、孟子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
管子所说的“三本”，即德行与地位相称，功劳与俸禄相称，能力与官职相称，还保留着古代选拔任用官吏的意思。而他所说的“六务”，必定以节约用度为首要，也不违背“饮食有时、用礼有节”的宗旨。荀子所说的“三具”，以仁义为正确，但必定紧接着以威势为辅，这是借仁义之说，来实行他的督责，这本来是王者所深深厌恶的。他说“想要称王就能称王”，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至于他所谓的“四齐”，完全依赖法度，却期望百姓顺从、风俗美好，难道可能做到吗？孟子去世后，董仲舒的“三策”，能够独自洞察大道。他的立论认为，王者所做的事，应当在上天那里寻求端倪；王者奉行天命来处理事务，也应当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他的言论纯粹，完全基于王道，从而矫正了战国时期功利主义的习气。所以后世的纯正儒者，必定以董江都（董仲舒）为称首。
晁错原本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所以他上书以懂得权术机变为先。等到选拔贤良时，他所回答的“三策”，将五帝、三王、五霸并列讨论，而他的意指所向，只是想要用霸术来辅佐他的君主。这是董子所羞于提及的。
严安、徐乐，都上书谈论世务。徐乐的意图在于修养德行，他关于“土崩”的比喻，足以作为千古的警示。严安的意图在于补救弊病，主张用制度来防止淫逸，使贫富不相炫耀，以调和民心，有一种统一道德、同化风俗的意思。崔实所著的《政论》，切中时弊要害，而仲长统称赞它。荀悦作《申鉴》五篇，其中有说：“道的根本，不过是仁义罢了。用五典来经纶它，用群籍来纬织它。”又说：“为政首先要屏除四患，然后崇尚五政。”这些都是浅薄学者所不能道出的，确实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伊川先生（程颐）曾说：当世的要务，尤其优先的有三项：立志、责任、求贤。而在三者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朱熹（紫阳）的封事中有说：天下的大本，在于心。他的说法虽然平易没有奇巧，但皋、夔、稷、契这样的臣子，伊尹、莱朱、周公、召公这样的宰相，之所以能把君主辅佐到尧舜禹汤文王的境界，全都离不开这一点。只有董江都“正心以正朝廷”这一句话，与之深有契合。这就是程朱之所以直接继承孔孟道统的原因。那些管仲、荀子，不过是霸业的辅佐之才罢了，哪里值得在这里谈论呢？欧阳修说：三代以上，礼乐政治合而为一。知道礼乐之外没有政治，也就知道德性之外没有事功了。
《学仕遗规补编》卷四终
●跋
叔父、伯父编纂五种《遗规》，命令子侄辈一同负责编校，希望他们多见识嘉言善行，作为修身济世的工具。如今钟理、钟琛相继步入仕途，出任地方官职，按照世事人情、官场常规、民间疾苦来看，觉得以前还视为纸上空谈的，现在则更加觉得切近实际，可见施行。叔父、伯父认为以前刻印的还有未收录的，不能割爱，《学仕》《训俗》两种都有补编，而《学仕遗规补编》一卷更是奉行职责的金玉良言。手捧这一编，即做官即做学问，大概不会辜负长辈的期望勉励吧。侄儿钟理、钟琛谨识。
这本书是桂林陈文恭公编纂的，内分五种：《养正遗规》是训导启蒙儿童的器具；《教女遗规》是古代女教师教育的规范；《训俗遗规》是劝诫百姓止息诉讼、安分守己以敦厚风俗的；《从政遗规》是严于律己、治理他人、如履薄冰、警惕戒惧的遗意。到了晚年，又采集辑录名人的绪论，凡是有涉及教化家庭、改变风俗、居官临民方法的，取先师“仕优则学，学优则仕”的意思，命名为《学仕遗规》。人没有生下来就是圣贤的，从幼年到壮年行事，如果不是时时纳入规范之中，就难免逾越界限、放纵检点。然而如果高谈性命而没有实事来体现在行为上，那么探究其弊端，必定会导致接近清净虚无的说法。陈公的这部集子，虽然不脱宋代语录的气息，但如果能奉为准则，凡事身体力行，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端端正正就不出此范围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应当书写在绅带上佩戴着的吗？恰逢陈公公款中积有余资，于是取原本重新付印，即将告成，恭敬地在后面跋写几句，既用来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光绪十九年癸巳年冬季之月，振华堂同人谨跋。
上洋许墨林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