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仕遗规卷三

译道理明晰，文辞畅达。科举应试之家将其奉为正宗。然而仍有人怀疑他擅长讲论经书却不擅长治理百姓。如今阅读他的《三鱼堂文集》，从论述学问、讲论经书，到治理百姓、身处朝廷，无不体现经书中的精微义理。可惜他的官位不够显赫，不足以完全施展经书的实用价值。但他坐而言、起而行，已足以证明做官与治学相互依存，本体与功用贯通一致。不要说科举之学不能用于治理百姓和处理政务。

译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原本不是说所选拔的都是贤才，而是希望其中或许有贤才罢了。宋太宗曾说，哪里敢指望十个人中能选出五个，能选出一两个就足够了。那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想想太宗的话，难道不感到羞愧吗？前辈们只是借此途径进入仕途，但他们所看重的起初并不在此。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各位官员主持事务，典礼隆重，众多士子汇聚应征。门上写着“荐贤为国”、“为国求贤”。顾名思义，既然已经在今天获得了荣耀和晋升，自然应当在将来勉励自己做到名实相符。如今如果不能做到十人中选出五个，而只能选出一两个，已经觉得可耻了。更有那些做官后毫无建树，还以科举出身自夸，并轻视那些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他们的无耻更加严重了。

科举文章，必须在根本上下功夫。要把它看作是真实的道理、切实的功夫，不可把它看作是一时的应试之事，只在时文中寻求。

专门在时文中讲求科举事业，所以科举事业完全没有根基。世人讥讽为“敲门瓦砾”的就是这种情况。

商文毅公说：士人不应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作为荣耀，而应以不辜负科举的选拔作为重视。这样看来，科举功名不足以欣喜，而值得畏惧。那么，必须怎样才算是没有辜负呢？是要博览群书、知识广博，以备顾问吗？《七略》《九流》的书籍，无所不读；毕方、贰负等奇闻异事，无所不知。在科举出身的人中，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然而古人仍然批评说，这只是记诵之学罢了。记诵之学，可以说没有辜负吗？是要著书立说、修饰文辞，以流传不朽吗？像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李白、杜甫的诗，在科举出身的人中，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然而古人也批评说，这只是辞章之学罢了。辞章之学，可以说没有辜负吗？是要建功立业，以彰显自己吗？平定叛乱像萧何、曹参，治理国家像房玄龄、杜如晦，挽救一时的危机，振兴一时的弊端，在科举出身的人中，千百人中才有一两个。然而在古人看来，这只是功利之学罢了。功利之学，可以说没有辜负吗？仅仅拥有科举功名，既不足以作为荣耀；加上记诵辞章，功业显赫，名声显扬于世，却仍然难免辜负。这并不是苛刻的议论。因为士人本来就有应当做的事。士人应当做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的道罢了。这个道，虽然也是博览群书，但不像世俗的记诵那样；虽然也是著书修辞，但不像世俗的辞章那样；虽然也是建功立业，但不像世俗的功利那样。这不需要向远处寻求，就在我们年少时所读的书中，其中圣贤的训诫，先儒的习得，极其精微完备，举而行之，道就在这里了。而人们往往只是学习其言辞，作为科举的资本，而不能反求诸己，考究于民生万物。一旦得到所想要的，就把它像破鞋一样抛弃。因此地位越显赫，行为越污浊；职位越高，品格越卑下。偶尔有能不同于流俗的人，却又沉溺于记诵、辞章、功利之间，而不能深入探求圣贤之道。想要做到不辜负科举，难道不难吗？

因为科举事业对世道无用，越发觉得科举辜负了国家。只知道把科举当作可喜之事，而不把科举当作可惧之事。学问的弊端在这里，做官的弊端也在这里，令人浩叹。

朝廷法令以八股文选拔人才，八股文首先重视《四书》。让天下的读书人，先沉浸在孔孟的言论中，以端正他们的心，以培养他们的德行，扩充他们的器量见识，变化他们的气质。这是教化的根本，也是振兴人才的重要方法。天下读《四书》的人，纷纷扰扰没有定论。追求荣利禄位的人，以利禄的观点去读，那么孔孟的话，无非都是利禄了；沉溺于虚无的人，以虚无的观点去读，那么孔孟的话，无非都是虚无了。那些卑鄙琐碎没有见识的人，只得到了外表，没有得到精神；而高明的人，又借以申述自己的见解而逞弄私说。这个说“我懂孔孟”，那个也说“我懂孔孟”。并非没有立志学习圣贤的人，但不识其实质，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孔孟。开始喜欢他们的言论，接着改变自己的行为，逐渐浸染，不可再改变。沉沦已久，既相信又怀疑，而不能自我振作。于是孔孟的言论，不足以成就天下的人才，反而败坏天下的品行。大概自从汉代以来，阐发圣人训诫以维持世道的人，固然数不胜数；而借此引发天下争端的人，历代也不缺乏。宋朝兴起，程朱等大儒相继出现，正统的学问才开始明了。天下的士人，如同拨开云雾看见日月，开始清楚地认识我们道的真谛。上面不以此作为教化，下面不以此作为学问。学术纯正而耳目统一，所以朝廷多有纯德的人才，民间多有方正的儒者。治教的兴隆，是有原因的。

人才本源于学术，治教形成于人才。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宋代人才众多，但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治教未能达到极盛，评论历史的人往往为此惋惜。

朱熹的《白鹿洞学规》，没有“诚意正心”这一项，而用“处事接物”来代替。他阐发《大学》的意思，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因为所谓诚意正心，也就是在处事接物中做到诚和正。所以解释“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为条目。仁、敬、孝、慈、信，都是因为处事接物而显现的。圣贤千言万语，想要人的心意，限制在义理之中；而义理不离开事物。明白了《白鹿洞学规》的意思，那么凡是表面儒家、内心佛家的学问，就不需要辩驳了。

译进而使之明。夫子告诉颜渊要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并用视、听、言、动来充实它，这大概就是朱子的意思吧。

译儒家圣门之学，讲求实事，不崇尚玄虚的领悟。诚意正心必须先格物致知，至善不外乎仁、敬、孝、慈、信，克制私欲、复归天理不离视、听、言、动。从孔子、颜回、子思、孟子，到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渊源一脉相承，阅读这些著作，更加显然无疑。

近年来我与各位学生讲书，句句都想引导他们落实到身心修养上。大致的意思，是要针砭学者“书是书，我是我”这种身心分离的弊病。

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这八个字，是朱子教导人读书的方法，应当谨慎遵守。又要思考读书究竟有何用处。古人教人读书，是希望将圣贤的言语身体力行，并非希望人们空读而已。凡是日常的一言一行，必须自我省察：这合乎圣贤之言吗？不合乎圣贤之言吗？如果有不合乎的，必须痛下决心改正。这样，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至于《左传》一书，其中有好人和坏人两种人在内，阅读时必须要分别清楚。见到好人，必须生起爱慕的念头，心想一定要学习他；见到不好的人，必须生起憎恶的念头，心想绝对不可学习他。这样，才是真正读《左传》的人。这便是学习圣贤的功夫。

读书要句句体察身心，讲书要句句引入身心，自然就不会有“书是书，我是我”的弊病。

近来士人风气浮夸，不得不稍加裁抑，但士风却日益趋向低下。磨砺廉隅、坚守节操的人，百个中难得一个；而磨去棱角、圆滑世故的人，比比皆是。如果可以获得利益，便不再知道有礼义；如果可以获得晋升，便不再知道有廉耻。过去以激昂慷慨为高尚的，现在却以逢迎拍马为高尚了；过去以虚名为崇尚的，现在以贪婪鄙陋为崇尚了。

士人的习气如此，学术风气可以想见，治国之道也可以想见了。

圣贤的书，不过是劝善戒恶罢了。有的以义理来匡正，有的以福报来诱导，但劝善的目的相同；有的以义理来禁止，有的以灾祸来恐吓，但戒恶的目的相同。灾祸与福报对于善恶，就像影子对于形体一样。君子衡量的是义理而不是气数，但他们教化世人，没有不同时谈论祸福的。义理足以尊崇天下的君子，但谈论福报然后足以引导天下的中等人，谈论灾祸然后足以使天下的不肖之人畏惧。这在经传中，本来就已经深切而显明了。君子虽然不因为追求福报而行善，也不因为畏惧灾祸而不作恶，但孔子还说君子怀刑，这是圣贤常常以不肖之人的心态来自我防范。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为君子的原因。

法律足以禁止明显的恶行，但不足以禁止隐藏的邪念。只有上天的报应，从古至今不变，用来弥补官方法律所不及之处。但报应不能没有快慢迟速的差异，错综复杂的变故。推究始末，丝毫不失，但当时的人很少不认为它渺茫不可知的。大概祸福来自人的部分，直接而显著；来自天的部分，微妙而多变。直接而显著的，既然有所不及，微妙而多变的，又不能使天下人信服，那么中等人以下的人，将无所畏惧，而无所不为。仁人君子，能不担忧吗？不得已而广泛考察古今，叙述福善祸淫的事迹，详尽记载其缘由，以阐明天道的必然性。就像在隐秘之处悬挂法律令条，在枕席之上放置斧钺，使阅览者心中警惕，以去除他们的疑惑，坚定他们的畏惧。虽然这些话看似琐碎，但深入探究隐秘，略微显露恶行而严厉警示隐藏的邪念，其观察事物没有遁形的，可不说是辅助慎独的吗？宋朝末年，《感应篇》出现；明朝末年，《功过格》出现。这些都是仁人君子身处下位，不得已而救世的作品。所以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的吧。

官方法律有刑罚和奖赏，气数有灾祸和福报，人事有功和过，都是为了劝人为善，戒人为恶罢了。不必发表过高的言论，阻碍人们劝善惩恶的契机。

世道太平则重视孝义，世道混乱则崇尚游侠。太史公作《史记》，对于孝义之士，未见表彰，而对于剧孟、郭解这类人，却津津乐道。助长轻薄的风气，滋长骄横的习气，多么浅陋啊。这大概就是他被称为“迁”的原因吧。所以知道孝义与游侠的区别，就可以与他讨论世道，可以与他坚守自身了。

史书可以作为后世的老师，也取决于人们如何阅读它。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书，读它而助长虚伪、增加浮华的也有，何况后世的史书。邪正交错出现，是非混淆不清。学者以没有主见的心态，涉猎其中，所见为对的，未必是对的；所见为错的，未必是错的。怎么能说它可以作为老师呢？心中有主见了，读它而不错误判断是非了，但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内在；知道显明的，不知道微妙的；得到成败的迹象，而不知道成败的原因；议论侃侃而谈，却固执难通。又怎么能说它可以作为老师呢？

阅读古人的书，原本贵在有所见识。所以孟子以知人论世作为高尚的交友之道。

《战国策》一书，大抵都是纵横家的言论。它的文章奇特，足以取悦人的耳目；机变巧妙，足以败坏人的心术。子弟见识未定而阅读它，不被它逐渐沾染的很少。当时只有孟子在波流之中卓然独立，直认为这是妾妇之道，是大丈夫所不为的。大概他看待苏秦、张仪这类人，不亚于美味中含有大毒，只怕学者陷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现在读《战国策》的人，也曾以孟子的道理来权衡它吗？我担心它的毒害中于人，所以

译选取当今文士共同阅读的书籍，指出其中的优点与缺点，让学者明白它们与孟子学说不同的原因，或许就能品尝到其中的滋味而不中毒害。

译士子研读古文，没有不读《战国策》的。先生担心学者只知道读《战国策》的文章，而暗中受到其毒害，用意深远啊。

《宋史》设有《道学传》，因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继承了千年来圣贤中断的学问，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所以创立这个门类来表彰他们。后世的儒者，都阐述周、程、张、朱的道学。但是“作”与“述”必须有所辨别。道学尚未阐明，创立并阐明它，这是“作”者的事情；道学已经阐明，因而坚守它，这是“述”者的事情。虽然他们中间辟邪崇正、廓清学术的功劳不少，但终究是用宋儒已经阐明的道理去阐明它，所以在《明史》中去掉了这一门类，以表示特别尊崇濂、洛、关、闽学派的意思。这也可以用来制止天下那些喜好“作”而不喜好“述”，未曾窥见先儒学问的原委本末，却急于自成一家的人。

道学与儒林有此分别，也足以作为后世学者轻率著书、不肯自居于“述”者地位的警戒。

从“道学”二字来说，“道”是天理所应当的，人人所应当学习的。既然有儒者，就没有可以不知道学的。不知道学，便不能成为儒者。自从儒林与道学分开，世上的儒者认为道学之外，另有其他途径，虽然自我排斥于道之外，仍不失为儒者。于是有俨然自命为儒者，诋毁道学而不顾的。他们不知道《宋史》道学这一门类，不过是推崇濂、洛等儒者，并非说儒者可以与道学分道扬镳。不如将二者合而为一，使人知道道学之外，别无儒者。将道学尊崇于儒林之上，是为了确定儒学的宗旨；将道学归于儒林之内，是为了端正儒学的实质。《宋史》与《明史》，互为表里，不也可以吗？

道学与儒林合为一传，即此表明儒林不可不知道学，道学即是儒林，这也是提醒人心、辨明学术的一个方面。

《呻吟语》中，吕新吾先生省察克治的言论，先生看待自己的身体好像常在病中，时时呻吟，事事呻吟，省察之严格，克治之勇猛，自己不能停止。大概人生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不能没有气质的偏颇；感触外物而心动，又有物欲的蒙蔽。所以大贤以下，很少有没病的。那些能不随波逐流、卓然成为天地伟人的，也在于能知道自己的病罢了。知道有病而呻吟的，治疗容易；不知道有病而不呻吟的，治疗困难。现在人的病很多了，能知道病的有几人？气质不能变化，物欲不能扫除，固执己见胶着于内心，声色货利夸耀于外表，岂止是不呻吟而已，正洋洋自得，以为快意。这就是和缓、扁鹊望而却步的原因。如果能像先生那样呻吟，或许还有痊愈的希望吧。

《呻吟语》我曾节录刊印过，阅读这些，更加知道吕公生平用力的地方。

大概人年幼时，知虑没有主见，就应当用格言至论，每天陈列在面前，充满耳朵，充实腹部，久了自然安习，好像本来就有的一样。又说，人多以子弟轻浮俊俏为可喜，而不知道这是可忧的。有轻浮俊俏资质的人，一定要教他通晓经书、学习朱子。我曾采纳陆子寿的话，说子弟教作虚诞的文章，都会败坏他的气质。古人为子弟考虑就是这样。现在教子弟的人，我感到疑惑。当他年幼时，既不曾练习洒扫应对，朱子所编的《小学》一书，常束之高阁，不让他看。虽然每天读孔孟的话，不过把它当作求取利禄的阶梯，不曾知道它必定可行、不可不行。稍大教他写文章，就挑动他的机巧之心，奖励他的浮华习气，只以惊人耳目为能事，不问其虚诞不虚诞，通经学不通经学。侥幸考中一次，就以为学成了，不再知道人间还有应当读的书，此生还有应当做的事。士风日渐败坏，难道不是从童子时期开始的吗？我每次教童子作文，没有不战战兢兢的，惟恐一句话的毛病，侵入他的内心，日后滋长，不可救药。大概人的聪明，应当在规范之内扩充，不应当在规范之外扩充。

人家的子弟，生长在富裕厚实的家庭，不能像创业的人那样，经历世事变故，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往往骄纵溢满。作为父兄的，也无可奈何。这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他多读书，观察古今盛衰的缘故，就知道自我谦卑了。知道谦卑就知道自我坚守了。也有读书而更加助长傲慢、更加增加骄纵的，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读书的方法，把圣贤的书，不过当作求取俸禄的工具，而不切实体之于身心，不切实验证于人情世变，窃取其皮毛，润色为文章，认为可以取富贵如拾草芥，不自觉其傲慢且骄纵，反而不如不读书的人，还知道有所畏惧。这又是君子所深深痛惜的，不全是读书的过错。

士风的浮华，学术的谬误，都是从幼年就已经这样了。这两条，不仅教弟子，教成人也不外乎这些。这个意思已经见于以前所刻的《养正遗规》册子里，略微嫌不够畅达切要，所以又录此以示警戒。

人的心，譬如田地。用良苗种植，就长成良苗；用稂莠种植，就长成稂莠。嘉言懿行，是人心中的良苗。浸润在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不正的很少了；浸润在淫辞诐说之中，其不昏昧且放荡的很少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浸润

译沉溺于虚无，从而形成放荡不羁的作风；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等人，浸淫于辞藻文章，从而形成浮华浅薄的文风。自从明末以来，风俗衰败，学术驳杂，那些偏颇怪诞的学说、淫靡艳丽的辞章，用来迷惑人的耳目、动摇人的心志的东西，杂乱地同时兴起。就像进入五大都市的集市，各种怪异的事物都陈列出来，如果不是意志坚定、操守稳固，那些不抛弃布帛粮食等实用之物，而去追逐繁华靡丽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取舍的标准一旦改变，就会日积月累，逐渐加深，与之同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现在的读书人，不读书的弊端，说不完；即使读书的弊端，也说不完。如果能在诸子百家中精心选择、谨慎采纳，不偏离规矩法度，就可以涵养心性，成为我们大道的辅助力量了。

译不读书的弊端，说不尽；即便读书的弊端，也说不尽。这切中了后世人心与士人习气的要害。所谓读书偏颇驳杂的祸患，尚不止于这几家，可以类推而知。

古代的圣人，以一人不得其所为耻，想要使君主和百姓都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虽然进仕必依礼，退隐必依义，他们的心一天也不曾忘记天下。即使终身不被世所用，也必定删定诗书，阐述仁义，阐明先王的道统，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他们唯恐大道最终不能在世上彰明，而世人最终不能参与到道中。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的独善，是指穷困时隐居自守，不能像皋陶、夔、稷、契那样有所作为罢了，并非将世人置之度外。将世人置之度外，而以啸傲林泉为高尚，那是长沮、桀溺一流的人，所谓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而非圣贤的独善。或出仕或隐居，或进取或退守，圣贤的行为虽然不必相同，但怜悯世人陷溺，竭尽我所能振救的心意，则是没有不同的。

圣贤的学问，与忘世者不同，说得明切如同犀角分水。

王道与申不害、韩非的法治，如同玞石与美玉的区别。王道并非没有刑罚，但不是申韩那样的刑罚。其本体是仁，其运用是义。而申韩则是以残酷之心，行残酷之事罢了。所以说圣人不废除刑罚是可以的，说圣人不废除申韩之法则是不可以的。

以残酷之心施行刑罚，与以哀怜矜恤之心施行刑罚，简直如同同床各梦。掌管刑罚的人问心自知，可以知道如何审慎处理了。

我才能疏浅，政治拙劣，部议罢黜，本是理所应当。私下深切恐惧的是，世俗之人不能体谅，错误地认为我过于宽厚，耽误了催缴赋税。这话流传开来，追求功名的人，便以宽厚为殷鉴（反面教训）。其危害不小。其实我在催缴赋税方面，与其他县邑差别不大。核查百姓欠款，尚少于其他县邑。只是劝谕多而鞭打少，其迹象类似于纵容松弛罢了。我正自愧不能尽用德教，而议论者却认为是宽厚的过错，岂不冤枉吗？既然退归田园，悠悠众口，应当置之不论。但这关乎官场风俗，所以在知己面前陈述，使知道罢黜的原因，是由于学问不到家，德行不足，而宽厚并无罪过。这样或许可以罢了。至于个人得失荣辱，虽然不能像古人那样视轩冕如尘土，但圣贤关于义命之学，我固然曾经听闻，不敢因此责怪别人。

去官以此引咎，得情得体，无非是爱民婆心，不计个人得失，只计民生休戚，可以奉为官箴。

黄庭坚常给堂弟写信说：“十二伯母在岭后幽居，现在怎么样？五哥稍微修缮房屋了吗？五哥才力不在人后，但因困顿，竟潦倒如此。兄弟间稍有空闲的，就应当资助他饮食。我们这类人穿衣戴帽做官，难道是从今天开始的吗？自高祖曾祖以来积累，偶然冲和之气，在此一枝罢了。每次经过马鞍坟前，思之未尝不汗愧。”

范文正公置办义田赡养族人，都是由此心意而成，并非为了名声。

禁止倚仗权势，是盛德之事。然而亲情族谊，也不可伤害。不如就事详查曲直，理在亲族，则讲理晓谕使之消释；理不在亲族，则温言为之调解。这样，既不造孽于疏远之人，也不结怨于亲族。

倚仗权势宜禁，有此善全之方，情法两得其平。

罹惟德任宁国知府时，一日谒见刘寅，喜形于色说：“今日一大快事。”刘寅问何事，他说：“贫宗有十数人，因饥荒远来，所积俸余，施散殆尽。诸眷属无阻挠我者，为此畅然耳。”

这是周济贫族者过来人的话。总看得贫族有不可解的分谊，乃有此不容已的周济，难概望诸眷属也。

胡安国子弟或出宴集，虽夜深，不寝以候其归，验其醉否，且问所集何客，所论何事，有益无益，以是为常。

约束子弟中，即寓物色劝戒之道，最为真切。

我训课子弟，与他人异。科第仕进，且听之于天。必欲其为圣贤路上人，鼓舞其志气，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谓向上者，学求有用。故读书不必欲速，但要极熟。虽是记诵之学，而熟于口，悦于心，然后可就上面讲究。圣贤义理，未有不由博而约者。《左传》中事迹驳杂，读时须分别王伯邪正之辨。注疏《大全》，初学虽不能尽看，检其易晓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泾渭，义理自能融贯。

此举业实在工夫，于近日尤为切要。

传元鼎曰：“古有作劝学诗者，备言书中所有，以歆世俗。曰自有黄金屋，曰自有千锺粟，曰有女颜如玉，曰车马多如簇。此语流传至今，沁人心体。祖父以此望儿孙，师长以此教子弟。若曰果能金多粟富，兼妻妾车马之奉，读书之志愿已遂，能事已毕。一人仕途，凡所”

译行为污浊邪曲，哪里会有清正的道理呢？

做学问以求取功名，原本不必忌讳。但如果为了车马、妻妾而学习，那么志向就已经错了。将来一旦得志，没有不纵欲败德的。近来那些自命为学者的人，做官竟然到了不可问津的地步，也不以为耻，都是这个缘故。

译有人刊刻诗文，挟带这些作品前往京城拜谒显要人物。先生说：“儒者之所以可贵，在于卓然自立，安分守己，而不向人卑躬屈膝；内心刻苦自励，而不肯向外炫耀。是否得到机遇，听凭命运安排。一旦有了卑躬屈膝、炫耀卖弄的心思，君子就会以此为耻。韩愈的文章，照耀古今，但他写给宰相的几封信，前代儒者还批评他轻率求进。屈原的《离骚》，上溯《国风》《雅》《颂》，有见识的人还嫌他显露才华、张扬自我。何况才能不如屈原、韩愈的人呢？自从世道教化衰微，士人不以谋求仕进为耻，也不以朴实为崇尚。刚学习科举文章，刚获得微小的进步，就刊刻诗文，在同辈中夸耀。稍微不得志，便迫不及待。只要能够进身仕途，不问是什么途径都去追随。看待圣贤安命守义的学问，简直像帽带和鞋饰一样被抛弃。终究能否得到机遇，都有命运注定。他们所做的，何曾有丝毫益处呢？我私下希望有志之士，用学问来勉励自己，用机遇听凭上天，以朴实为珍宝，而以轻佻的习气为可鄙。将来所达到的境界，是不可限量的。”

有几位学生即将入学府以及考试名列前茅，把试作增补批注后精心刊刻，拿来送给我。我劝他们说：“初涉仕途的作品，未必全都好。刊刻不容易，不如把这笔刊刻的费用用来购买书籍，聘请名师，再加以诵读。期望达到内容充实、气势宏大，可以流传后世的，不止是这些应试文章。”于是把试作当场退还。学生们感激振奋地退下。此后不再有送刊刻作品的人。稼书先生这番议论，切中时弊，关乎学术。

看历朝史事，应当像亲身参与其中一样。君主的情况如何，在朝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他们处理事情是否得当，都要在胸中清清楚楚。能够口述指画，那么机会就熟练了，遇事必定超过常人。凡是前代可喜可惊的事，都应当积蓄在心中。用这些来抒发在笔下，那么文章就不会是空话。

这样读史，政事和文章，两方面都能得到益处。

论述太极的人，不在于阐明天地的太极，而在于阐明人身上的太极。阐明了人身上的太极，那么天地的太极就在这里了。前代儒者论述太极，一定从阴阳五行来说，只是怕人们不知道这个理的本原，没有事物不具备它，没有时刻不体现它。学者不从自身切实探求，难道是前贤教导人的本意吗？在天称为命，在人就称为性；在天称为元亨利贞，在人就称为仁义礼智。因为它有条不紊，就称为理；因为它是人们共同遵循的，就称为道；因为它纯粹而精微，就称为至善；因为它达到极致无以复加，就称为太极。学者只要在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存养，时时省察，太极就在这里了。它寂然不动，就是太极的阴，即静；感应而随即通达，就是太极的阳，即动。分为五常，发为五事，布为五伦，就是太极的阳变阴合，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合我身万念万事，没有不是理的，就是万物统体一个太极。即我身一念一事没有不是理的，就是一物各自具备一个太极。不超出日常常行之中，太极的全体，已经具备在我身上了。善于谈论太极的人，求之于远，不如求之于近；求之于虚无而难以依据，不如求之于实在而可以遵循。所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虽然从阴阳五行来说，最后说：“圣人确定中正仁义，而以主静确立人的准则。”又恐怕以圣人确立准则，不是学者可以迅速达到的，接着说：“君子修养它就吉祥。”修养的意思，就是选择善道并坚持不变。朱熹解释它，推究根本在于“敬”，认为能够恭敬然后静虚动直，太极就在我身上了。前代儒者的言论，虽然穷高极深，但推究其旨意，不过是想让人修养自身来治理天下国家罢了。

自古以来讲太极的人，大都说得高远深奥。学者不是不熟读那些话语，终究难以明白其义理。现在就在人的身心上指点，多么显明而切近啊！《中庸》由天命率性，阐明道不可片刻离开，其功夫在于慎独，其效果极于安顿万物、养育万物。至诚由尽性而达到赞化育、参天地，其次则由致曲而可以动变能化，都是这个意思。学者想要明白太极的道理，千万不要求之于远而不求之于近，求之于深而不求之于浅。

江阴徐尔瀚，著《四书惜阴录》。其大意说圣贤的学问，随知随行。如果知而不行，即使读尽十三经、廿一史，只是徒然耗费精神，那光阴可惜啊。学者确实以孔孟的话，作为规范身心的凭借，不要视为猎取爵禄的工具；以程朱的解释，作为指点行道的设置，不要专为吟诗作文而设。知道人心道心的区别，一定要使道心为主，而人心退居听从；知道理义之性与气质之性有区别，一定要用理义变化气质。不要只是说，我姑且辨别它，姑且谈论它，发表议论，可以取悦人的耳目罢了。

《惜阴录》论学，不知道纯杂异同如何。阅读先生这篇序言，深切时弊，对学术大有益处。

◆辛复元遗书 【名全，字复元，一字天斋，山西终州人，明万历贡生】

谨按辛复元先生，以经世为学，明末屡次被推荐而不赴任，隐居著述，论学论政，可法可戒。遗书具在，其言虽

译不被当时的人所任用。或许对后世有益。原书附载了姜、曹两位先生的论述。都与做官治学有关。所以一并采录下来。

译遇到读《论语》的人，就像游览在杏坛之上，亲眼见到孔子、颜回等人，上下议论，借此来发扬善行、补救过失，受益无穷。不会读的人，只把它当作一场空谈，用来资助学记诵罢了，获取高官厚禄罢了。

因为追求高官厚禄而读《论语》，因为读《论语》而立志追求孔子、颜回等人的志向，学习孔子、颜回等人的学问，借此来发扬善行、补救过失，这才不辜负《论语》，也不辜负科举选拔人才的意图。如果当作一场空谈，与不读《论语》一样，这不是追求高官厚禄的过错，而是不善于读《论语》的过错。

“三省”，是曾子针对自己容易犯错的方面，下切近的用功功夫。每个人容易犯错的地方不同，选择各自容易犯错的地方对症下药，反省两次也可以，反省一次也可以，反省四次、五次，也没有不可以的。何必拘泥于“三省”，才算是学习曾子呢？

人各自有容易犯错的地方，知道了就反省它，而且每天反省它，毛病虽然不能完全去除，但必定不至于太严重。这是曾子随事体察、反身克制的功夫，每天能反省，每天有益处，原本不拘定一天反省三次。

朱熹编纂《小学》，对世间教化大有功劳。但也有一些不是小孩子当下所切近的。我的想法是以《论语》中孔子弟子章的六件事为纲领，选取古今关于“入孝”的若干条，“出弟”的若干条，“谨信”的若干条，“爱众亲仁”的若干条，“余力学文”的若干条，来充实这六件事的含义，作为《小学》的上篇。又选取古人关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的善行若干条，来充实上篇的含义，作为《小学》的下篇。这也应该是朱熹所首肯的。只是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志向。

《大学》有《衍义》，《孝经》有《衍义》，都是采集古今美好的言论和善行来填充充实它。朱熹编纂《小学》，记载美好的言论和善行，也是这个意思。这一章教导弟子的六件事，本末兼该，成圣的功夫，已经基于此。以此为纲领，采集古今言行，分类载入，作为《弟子衍义》，更显得切实。近代名公的著作很丰富，可惜没有见到这种书。

问：弟子如果按照这一章下功夫，对科举考试没有妨碍吧？答：这是有根本的科举功夫。

以这一章作为科举的功夫，似乎迂阔而不切实际。试着想想，上半部分的六件事，就是尊崇德性；下半部分的学文，就是追求学问。孝、悌、谨、信、亲爱，都有切实的功夫，难道不是有根本的科举功夫吗？

见贤见不贤，不必深讲。“见”就是闻见的“见”。贤与不贤在众人中，固然有，即在一个人身上，也有贤的地方和不贤的地方。只要见到贤就想着看齐，见到不贤就内心反省。但必须平日有功夫，临时才能识别贤与不贤，才能想着看齐和内心反省。这功夫在日常闲适中可以使用，在诵读时也可以使用。

这与“三人行”章参看，总能看到无处无师，无人非师，无时无事不可以得到老师。说到平日有功夫，才能识别贤与不贤，尤为切实周到。

问：救济急难而不资助富人，不仅道理上应当如此，事理上应当如此，即使人情上也应当如此。而世人往往不救济急难，偏偏资助富人，为什么呢？答：希望富人能有厚报。所以争着锦上添花，料想急难的人终究也会这样。所以不投井上之索，甚至跟着下石。难道想他既已上青云，我再趋时扶他，这叫无耻；他既已堕深渊，我忍心袖手旁观，这叫不仁。这是世俗的态度，私心，浇薄的风气，真正小人所为。所以只有君子救济急难而不资助富人。因为君子的识见志趣，原本不随便同流合污，给予剥夺的权衡，一一依据道义，增益寡少，削减多余，弥补天地的遗憾，裁成辅相，顺应物情的自然，树立丈夫的骨气，不助长金钱奴隶的骄横，体恤拯救的念头，使沟渠中的瘦弱者得以振作。钱财是腥膻之路，到这里足以看到圣贤的真正作用，真正的经济。唉，怎么能让人都成为君子，与他们一起砥砺颓波，挽回薄俗呢？

君子救济急难而不资助富人，推论到这里，实在关系到人心风俗，不仅仅是用财有道了。

自己道理明白，正当讲学，使人都知道，不然就是自私。自己道理不明白，更应当讲学，向人求知，不然就是自弃。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艺只是游习而已。今人志于艺，据于艺，依于艺，道德仁，曾不一游焉。学术人才，所以都不如古人。

现在的科举家，所攻制的八股文，原本不是游于艺的艺。道德仁都可以在八股文中体现，所谓文以载道是也。所以学者用功于八股文，就是所以用功于道德仁。自从学者将八股文视为游艺的艺，他们的用功，也同于游艺的游，以至于穷年呫哔，只知道在文艺上求工，虽然也曾说道德仁的话，终究不是实求有得于道德仁，也没有所谓志、据、依的功夫。这段说志于艺，据于艺，依于艺，而于道德仁不一游数语，可谓唤醒了现在只追求八股文工整的人。然而为科举家指点切实功夫，本来就在这里了。

暴虎冯河，不仅不能行三军，用之于行，必遗忧于朝廷生民，用之于藏，必流祸于士风名教。汉末党�

译各位贤人，请以此为左面的镜鉴。

勇往直前的气概，不用于正道而用于邪道，任由气质驱使而不遵循道义，这是道术不明，而所学的内容不正确。

译孔子和颜回所追求的乐，不是高洁，不是旷达，也不是潇洒，而是从天地常理中获得受用，是名教中的乐事。

诗歌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交流，可以抒发怨愤，可以侍奉父亲，可以侍奉君主，这些道理蕴含在诗歌中；能够激发志气，能够观察社会，能够合群交流，能够抒发怨愤，能够侍奉父亲，能够侍奉君主，这些功效在于人自身。

诗歌可以激发人，礼仪可以确立人，音乐可以完善人。只有自我激发、自我确立、自我完善的人，才会觉得经学有益。

所谓“以我读经”，经学是有益的；“经之功”，经学是无益的。经学不承担过错，书本原本不亏负人，是人自己亏负了书本罢了。

撰写医书的人，因为疾病而确立药方；阅读医书的人，选择药方来医治疾病。他们决不会把医方视为空谈而无用。圣贤的经书，对人的益处比医书大万倍。世人如果能像读医书那样去读经书，才不至于侮辱圣人的言论。

读圣贤的书，不如读医书有益，这难道不可惜吗？

问：怎样才能使学者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为了古法而不是为了今俗？回答说：上面是风，下面是草。在上位的人用古学来教育人、选拔人，那么为了自己的人固然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别人的人也会转而为了自己。如果不这样，为了别人的人，会更加为了别人；即使是原本为了自己的人，也会转而为了别人。虽然如此，真正为了自己的人，自然不会随世俗转变。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

教育人和选拔人，都有责任。教育人的功夫，在于平日，其功效大；选拔人的权变，在于临时，其效果快。

深远的思虑不是空自愁苦，也不是多设机谋，而是从天理的路上寻找一个经久妥当的办法。

问：做官与求学相互资益，求学在先，做官在后，应当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现在先说做官而后说求学，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章不只是说做官与求学相互资益，而是看到当时世道的败坏，其弊病全在于已经做官的人不肯留心学问，只求有利于自己，不考虑利益惠及百姓万物；没有做官的人空谈学问，不肯立志治理国家。所以已经做官的人不免有俗吏的做派，没有做官的人只是迂腐儒生的体态。世道民生，仰赖何人？所以先对已经做官的人说“仕而优则学”，让已经做官的人不以俗吏告终；又对没有做官的人说“学而优则仕”，让没有做官的人不以迂腐儒生告终。论及做官与求学的次序，应当先说求学，后说做官；论及关系的大小，已经做官的人的学问最紧要，没有做官的人次之。所以先说已经做官的人，后说没有做官的人。这是关乎世教的大议论，岂止于做官与求学相互资益呢？

我过去认为子夏先说做官后说求学，是看出已经做官尚不可废弃学问，那么没有做官的人岂可不先优长于学问？无非是做官与求学相互资益的意思。曾在考核士人的直解中论述过这一点。现在说已经做官的人多不致力于学问，不学无术的俗吏，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百姓，对治理没有帮助。所以先期望已经做官的人以学问为重，不要最终安于俗吏的身份。至于今天的学者，就是将来的做官者，所以期望他们学问优长而后做官。已经做官的人更不可不学习，这不止于做官与求学相互资益的意思了。

国家设立科举考试的用意，大概是认为经术关乎心术，文运系乎世运。文理精当，有言论足以证明有德行；文词荒谬，无文采足以预料无作为。士人想要治理世事、管理万物，不通过这条途径，终究没有进身的台阶；治理国家的志向，从何得以施展？假使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生于今天，也必定通过这条途径。况且所写的文辞，无非是发挥经传。果真能存心养性，穷理致知，日常饮食，何尝不是收摄心神的资粮，何况科举事业呢？假使司马光不通过这条途径，那么扭转乾坤的功业，从何建立？薛瑄不通过这条途径，那么继往开来的志向，从何彰显？所以学者只担心此心不真，不担心科举成为累赘。此心果真，由保举而做官，是时运；即使由科举而做官，也是时运。河津、洓水，何尝不是通过科举？濂溪、伊川，何尝不是专由科举？科举与保举是进身的途径，不能不不同；经邦济世的心，何尝不一样？君子顺应时势罢了，何必拘泥于途径呢？一部《论语》，都是圣贤的言论；从圣贤的言论，可知圣贤的为人；知道圣贤的为人，自己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可知。不然，辜负圣贤，就是辜负自己。

《论语》二十篇中，不是严肃的教诲，就是委婉的劝告，原本希望我们反复推究，都成为贤人君子，可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参赞化育。如果说只把它当作记诵词章的材料，正是喜欢却不推究，跟随却不改正，这与侮辱圣人的言论有什么不同？圣人将怎么办呢？

人自从束发受书，没有不读《论语》的，没有不能记诵《论语》的。可见不是不喜欢、不跟随，而是对自己全无所得，对世事也无适用。难道不是不推究、不改正吗？夫子这一章，已经将后世口耳记诵的习气道破，所以有“吾末如之何”的感叹。

孟子在当时，都被认为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可以想见，认为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的人，决然向不迂阔而贴近实际情况的地方去做。至今看来，他们的成就结局，千古难以掩盖。

把孟子所说的认为迂阔而不实行，那么所实行的都是所谓不迂阔而贴近情理的，所以是战国之时。

孟子品格跻身贤圣，在宫墙中受到祭祀，言论遍布天

译（他的学说）在各地传诵。当时若能得以施展抱负，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可惜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肯相信这一点，竟然让他只能空谈而已。后世如果有能认识到这一点、肯相信这一点的人，即使只是他的遗言，付诸实际行动，也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否则，只是尊崇祭祀他这个人，传诵他的话，如同买椟还珠，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译有人说，后世的情况与孟子所处的时代更加不同，怎么可以一一拘泥于他的言论并努力践行呢？我说：譬如豆类和谷物，不论古今，吃了都可以疗饥；譬如布匹和丝绸，无论古今，穿了都可以御寒。

现在的学者，动不动就说古人的言论迂腐空泛不切实际，怎么能行用于今天，所以认为读书对世间没有用处。看了豆谷布帛的比喻，就可以领悟了。

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那就是仁义。平民百姓抛弃了它，就沦落为禽兽；君子保有它，所以成为人。孟子七篇著作，只是想要人们保有它成为君子，从而对人无愧，恐怕人们抛弃它而自甘沦落为禽兽。所以直接指明人性本善来开示世人。他之所以能知言养气而不动心，根源在此；他之所以能知天事天而立命，根源在此；他之所以能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而成为五百年一出的名世之人，根源也在此。所以，提到禅让就称颂尧舜，提到征伐就称颂商汤周武，愿意学习就推崇孔子，向下看管仲、晏婴则视为虚伪，视列国的君主都像在国门之外拦路抢劫的人，或者像每天偷鸡的人，列国的臣子都像在坟地乞讨的人，都像妾妇，都像穿墙挖洞的小偷。杨朱、墨翟讲仁义却有偏差，就被斥为禽兽；告子就被斥为拔苗助长；陈仲子就被视为蚯蚓。只有具备这样的胸襟，才会有这样的眼界，有这样的谈吐，真是巍然屹立的真正大丈夫啊。所以韩愈说他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

从来人心的败坏，酿成人世的败坏。从人世的败坏处去挽救，是扬汤止沸；从人心的败坏处去挽救，是釜底抽薪。唉，这话只能与明白的人说。

圣贤并非不重视廉洁，但廉洁如果对人伦世道有益，廉洁就可以做；廉洁如果对人伦世道无益，廉洁就不可以做。孟子正是担心陈仲子以廉洁自夸，对人伦世道无益罢了。

没有廉洁却对人伦世道无益的情况。那些对人伦世道无益的，是不合礼的礼，不合义义，是因为不学习罢了。

读书必须体贴到自己的身心上，才有益处。如果一个人平时不厚重，不忠信，结交损友，吝于改过，一读“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一章，就能变得厚重忠信，选择良友，改正过错，这才是善于读书的人。如果依旧不厚重，不忠信，结交损友，吝于改正过错，对身心毫无益处，与不学习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每一章每一句都这样读，有法度有戒律，读书怎么会没有益处呢。

近代人认为身居高位，享受大爵位，是显扬双亲的孝道。不知道《孝经》明确说立身行道，才是扬名显亲，并没有爵位的说法。不然，为什么古今有爵位的人多，而以孝著称的人少呢。

身居高位，享受大爵位，其权势力量，可以广泛推行孝道，为什么无愧于孝道的人不普遍见到，更有因此多有不孝行为的，反而不如食贫居贱的人无愧于孝道，这使有位者更加可愧。

说话必须切合身心，关乎世教，不然，不如不说。

异端有“理障”的说法，俗儒附和它。不知道既然名为理，便贯通天地，贯通古今，怎么还会有障碍呢。

不喜好学习以明理，所以理也有障碍。六言而有六蔽，都是理障。

不要为人情，丧失了天理；不要为一时，坏了终身。

这是指私情而言。如果情是公的，就是天理，有什么害处呢。

子贡问政，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了。这一节孔子并不是完全让人丢开军备粮食，专讲百姓信任，那是经生曲儒的看法。正说明在军备粮食未充足之前，必须有百姓信任，才能使军备粮食充足；军备粮食既充足之后，必须有百姓信任，才能保住军备粮食的充足。“民信”二字，正是军备粮食万全的计策。大概只有这样的军备粮食，才为有用。与那些不知经济本源，天天议论粮饷，天天议论军队，对时事毫无挽救作用的人相比，相差真是天渊之别。议论粮饷军队，原是救乱要紧急的事，而民信更是足食足兵中要紧急的事。不然，人人丧尽良心，即使遍地黄金，人人披甲戴胄，也挽救不了危乱。在上位者身心洁净，可以作为民信的根本。但仅仅自家洁净，也不起作用。必须尽诚意去开导，多方面去培植，随机去鼓舞，然后百姓才可信任，而军备粮食方为有用。

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接着说百姓信任了。三句话原本不是平列的。可见在军备粮食未充足之前，已少不了民信。民信原本贯穿军备粮食的始终，不是军备粮食既充足之后，才去讲民信。而所以使百姓信任的原因，又有根本在。这其中便有仕与学相互资助的道理在。

子路说：您统率三军，会与谁在一起？这是圣人谈学，也就是圣人谈兵。从来兵法的妙处，没有超出这个的。当敌寇凶悍如虎，危险如河时，一味勇敢担当，不顾成败，不可以；一味退怯，无救于成败，也不可以。必须是从担当中运以小心，从小心中生出谋略，毕竟要擒获老虎而不被老虎咬死，要渡过河流而不被河水淹死。这才是圣贤的心思，豪杰的作用。好谋而成，必须是采纳众人的谋略，而以一己的谋略为主。

译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的长处，必定会有祸患。众人的言论杂乱无章，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早晨发布的命令晚上就更改，也会有祸患。

译临事好谋这两句。圣门谈论学问，也就是圣门谈论兵法。自古以来行兵取胜，都不超出这个原则。这不仅仅是对那些有勇无谋、冒险行事者的良药。从担当中运用小心谨慎，从小心谨慎中生出谋略。真是至理名言啊。

孔子说：“用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做抛弃他们。”善人教化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士兵几天操练一次，似乎算是教化了。然而只是教他们武艺，何曾教他们懂得谋略？凡是尊君亲上、和众立功、不欺扰百姓的道理，为何绝口不提呢？应当将忠义廉知的道理，以及《武经》、《百将传》、阵图等书籍，在每次操练的前一天，为他们讲解。讲解要浅近明确，使人人点头领会。第二天再操演，那么道理明了，心志坚定。得到一个懂谋略的将领，胜过一百个勇猛的将领。有人怀疑武夫粗暴强悍，难以完全用礼义来约束。不知道礼义是驾驭世道的缰绳。人都有良知，引导以礼义，未必不能接受，未必没有益处，未必不从此建立功业。不然，缰绳一丢，他们将无所不至呢。爱护百姓的道理在此，爱护三军将士的道理也在此。

操兵，就是训练。所谓“训”，是用来讲明朝廷养兵卫民、抵御外侮、安定边疆的道理。所谓“练”，是用来练习技艺、武勇、步伐、整齐划一的节度。训导必须苦口婆心，告诫不能是虚文俗套。不然，怎么能说教化百姓七年，才可以投入战争？怎么能说没有教化就作战，是叫做抛弃他们呢？操兵的人，首先要将士兵看作与百姓一体相关。更需要管理百姓的官员、管理士兵的将领，将兵民看作一体相关。这样地方才能得到士兵的好处，而不受士兵的骚扰。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城墙不坚固，兵器不多，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不开垦，财物不聚集，不是国家的祸害。上面没有礼，下面没有学，害民的贼人兴起，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孟子的话，今日正是对症的良药。并不是教百姓不修筑城墙，不多备兵器，不开垦田野，不聚集财物，空谈上面的礼、下面的学，来成就人和。正是说有了上面的礼、下面的学，从而成就人和，才可以从此修筑城墙，多备兵器，开垦田野，聚集财物。如果城墙坚固，兵器众多，田野开垦，财物聚集，更可以防守。不然，离开了上面的礼、下面的学，人心不和，即使城墙、兵器、田野、财物一时都具备，未必不会成为盗贼的资财。何况万万不能具备呢。

看到城墙、兵器、田野、财物，与上面的礼、下面的学，相辅相成而不偏废，大概就能有备无患。有天时地利而没有人和，不足以成事。如果没有人和，那么天时地利都可以不用了。孟子两个“不如”字，正需要善于领会。观看此段，更加明白了。

吴起兵法说：“教化百姓而亲近万民，有四种不和。国家内部不和，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不和，不可以出战阵。战阵内部不和，不可以进战。作战内部不和，不可以决胜。”吴起是狡诈之徒，尚且知道人和的重要如此。如果上下不和，文武不和，军民不和，贫富不和，人人各怀异心，各自谋取私利，即使有军饷，军饷不足以养兵；即使有士兵，士兵不足以救乱。凭什么平定寇乱而奏效廓清之功？问怎样才能得到上下之和？回答说：在上面的人不要克扣一分军饷，不要妄为做一件非分之事，念及三军劳苦饥寒，真如慈母对待婴儿；鼓舞三军忠义知勇，真如严师对待后生。恩中有威，威中有恩，自然可以得到众心。在下面的人不要欺骗上级，不要违犯军令，不要将月粮挥霍，却嫌费用不足；不要枉杀平民，假作自己的功绩。立功真实向前，关赏又互相忍让，自然可以得到上心。这样，那么上下之心自然和谐。问怎样才能得到文武之和？回答说：旧习重文轻武，文士因而轻视武夫，武夫因而怨恨文士。其实文不可视武为血气无知，武不可视文为浮华无补。应当知道文谋武勇，均有益于国家，均有助于时事。如同一人之身，耳目口体，各相为用。这样，那么文武之心可以和谐。问怎样才能得到军民之和？回答说：百姓靠军队保护，军队靠百姓供养。作为百姓，应当想到军士不顾性命，为我防护身家，虽然他们有些作践，不免小有苦楚，比起贼人来还是便宜得多，何苦因此仇怨，因此罢市？作为军士，应当知道今日百姓外遭寇患，内迫粮差，人人苦楚，处处伤残。设立军队原本是要安民，不使害民。我若强打强夺，使民怕我如狼如虎，与贼有何分别？何苦使人日日咒骂？这样，那么军民之心可以和谐。问怎样才能使贫富和谐？回答说：富人应当知道流贼到来，全是为了富人，不是为了贫人。如果都是贫人，贼决不会来。何苦悭吝，事事观望贫人，推委贫人，偏苦贫人？即使稍微割让有余，来救济时事，比起贼抢杀，毕竟便宜。贫人应当知道自家生来命穷，人富与我何干？贼来一概混杀，贫人也有身家。即使一切劳苦，原是各人自护性命，不是偏救富人。何

译不要糊涂地妄自与他人结为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贫富之间的心意就能和谐。上下级和谐，文官与武将和谐，军队与百姓和谐，贫者富者和谐。防守必定坚固，作战必定胜利，功劳必定取得，可以成就扫荡清除、廓清天下的功业了。

译兵荒马乱之际，人心各异。唯有依据情理，开诚布公地晓谕劝诫文武官员及军民百姓，无论贫富，都能有所感动，各自尽到本分，共同归于和谐。如果只依赖刑罚法纪，必定无济于事。

王阳明巡抚江西时，在行台前放置两个木匣，上面写着：“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间上下情通，奸邪匪类无处容身。先生如此无我，这是大智慧，也是大仁爱。如果地方上有愚顽之人滋事，上层的德意无法下达，下层的冤屈无法上达，希望效法阳明先生，去除自身的尊贵姿态，广泛张贴告示，凡是民间疾苦、军务机密等，众人愿意陈述的，都允许陈述，公门不得拦阻。选择好的建议施行，不透露是谁提出的，以免进言者因空谈而遭受实祸。如果言论不可采纳，暂且搁置。汇聚众人的聪明见识，作为自己的聪明见识，就不必担心智谋不如人，也不必担心百姓困苦无法救助，地方动乱无法平息。

“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这两句话，人们也知道羡慕并效仿。然而众说纷纭，心中没有主宰，于事未必有益。阳明先生有学问有修养，心胸虚怀若谷，见识通达，掌握着执两用中的权变，没有偏听生奸的弊端。汇聚众人的聪明作为自己的聪明，上下之情流通不滞，远方到来，近处安定，这才是有用的实学。唉，人能不致力于学习吗？

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不事夸张，不动声色。评论者认为阳明是靠讲学平定了宸濠，其实是因为他平日对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两句话有心得，有妙用。并非空谈讲学就能建立这样的功业。后人不肯相信学问，又不肯去讲学，他们的智慧难道比阳明和孔子还高吗？可见讲解军事机要事务，不是口头上的“之乎者也”那种伎俩。如果像讲解“之乎者也”的文词虚套那样，有什么可贵？又有什么闲暇去讲呢？古人放下武器讲习技艺，停息战马论说道理，并非崇尚文事，正是修习武备中极要紧的事。世道的败坏，先是因为人心不正，道理不明。如果在上位者道理明白，自然知道如何爱护下属；在下位者道理明白，自然知道如何忠于上级；富人道理明白，自然仗义输财；穷人道理明白，自然向前效力；军士道理明白，自然不违犯军令，不欺压百姓。所以说君子学习道义就爱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可见提醒人心，真如粮食布帛一样，一人不可少，一日不可少。

山东盗贼兴起，德州集结军队。王心斋先生路过此地，州守问他：“用兵贵在勇敢，我是儒生，怯懦怎么办？”王心斋说：“我为您打个比方，就像家里养母鸡，它害怕的是老鹰。有一天它带着小鸡到野外，老鹰忽然来了，它就奋起翅膀搏斗，竟然不知道老鹰可怕。为什么呢？因为爱护小鸡的心真诚而迫切啊。您是百姓的父母，州的百姓都是您的孩子。如果您不忍心百姓受盗贼逼迫，不忍心坐视不管，那么奋起搏斗的气势，将超过母鸡。州守听从了他的话，严密防备，州境安宁。大概真正能爱民如子、治国如家，自然不肯敷衍塞责，苟且应付。遇到棘手的事情，善于处理的人自然会有好谋略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心真诚迫切的缘故。今天且先求一片真切爱护百姓的心，然后再讲智谋勇功。

人们只知道地方上有一个有智勇谋略的官员，可以抵御寇盗，却不知道有一个真切爱护百姓的官员，即使没有智略，也可以抵御寇盗。因为真心切于救民，百姓也会倍增感奋，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这也是抵御寇盗的一种方法。鸡雏的比喻，意味深长啊。

贾琮担任交趾刺史。起初交趾驻军叛乱，劫持了刺史和合浦太守。贾琮到任后审讯叛乱的情况，大家都说赋税过重，百姓贫困，京城遥远，告冤无处，民不聊生，所以聚集成为盗贼。贾琮立即发文书告示，让他们安定生计，招抚流散，免除徭役，诛杀为首作恶的大害之人，选拔良吏，让他们守卫各县。一年间平定，百姓得以安宁，街巷道路为之歌唱说：“贾父来晚了，让我先反了。”欧阳元担任芜湖县令，有很多疑难案件，长期不能决断。欧阳元察明实情，都予以平反。豪强不法，欧阳元严厉绳之以法。贡赋征发及时，百姓乐于从事。教化大行，改任武冈县尹。当时赤水、太清等地的蛮族聚集众人互相攻杀，官员们相顾失色，计策无从得出。欧阳元当天单人匹马带着两个人直接到达那里，到了之后死伤满野，战斗未停。蛮族人熟悉欧阳元的名字，扔掉兵器在马前罗拜，说：“我们不是不怕法，是因为向县里申诉某事，县官不主持公道，反而以徭役横征暴敛，搜刮之情让人无法忍受，愤怒而死罢了。没想到麻烦清廉的官亲自前来。”欧阳元用祸福晓谕他们，回去为他们审理诉讼，蛮族人于是安定。这两位公卿平定动乱的方略如此，地方上有这样的官吏，自然没有盗贼，即使有，也不难扑灭。即使不能完全救助，也决能救下一半。

地方滋事抗官，大抵是因为官府处置不善，有招致或激化它的原因。贾、欧二位公卿，到任后审讯得知实情，为他们去除苦难，允许平反冤狱。在俗吏看来，这必定是近乎纵容玩忽职守。不知道扬汤止

译像沸水一样。不如釜底抽薪。用严厉的法律来约束他们。但法律难以施加于众人。不如开诚布公地晓谕他们。让他们知晓国法。挑选其中一两个首恶分子。加以惩治。其余一概免予追究。让心怀不安的人。自行安定。这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所能办到的。

译附录姜凤阿语录

附录曹真予推荐科举学业的书信

○附录姜凤阿语录 【名宝，字凤阿，河南丹徒人，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官至福建督学副使】

贤人君子，如果不能在朝廷担任官职，就应当退居乡里，与同乡中志同道合的后辈之士，时常讲习阐明学术，以端正人心，在一乡之中挽回衰颓的风俗，或许可以推广到天下，不能说隐居山林就没有事业可做。

在洙水、泗水之间，师生相互传授，那些关于治国理政的问答，未曾不关心世间事务。而军事、农业、礼制、音乐，都是孔子门下有用的人才所具备的实际才能。所以子路、冉求、曾皙、公西华自我期许的就是这样，而圣人果然也这样赞许他们。要知道古人的学问，种种都是实在的。所以他们自我期许的，与老师所赞许的，不约而同地一致。像这样，下及如范仲淹，从做秀才时，就已经担忧天下人的疾苦；而胡瑗在苏州、湖州教授学生，也分门别类地讲习，让各自专精于一项长处，以展现于世。大概他们做学问、施教化，都还有古人的意思在。后来那些在笔墨间驰骋、在口耳间诵读的人，不是词人，就是腐儒。总之都对世间没有用处。

做学问要留心世间事务，衡量人才一定要追求实际功效，谈论志向不崇尚空话，建立教化期望在于治理世事。孔子门下的师生传授，历历可考。学者常常认为这些迂阔而不切合时宜，那就难以与他们交谈了。

士大夫的弊病，大概在于习染世俗情态，废弃古道，靡然成风。前辈贤达不以道义引导后辈，后辈之士不以道义推崇前辈。前辈贤达在同类中，也不以道义相互切磋砥砺，而只是一味含糊其辞，谦逊退避，对是非不加可否，以免自身遭受祸患，而获取世俗的利益。有能谈论修身养性、经世济民的，不认为他们迂腐而不实用，就认为他们轻浮急躁而不够老成。因此实在的学问越来越无人讲授，世道越来越无人担当，有心之人之所以感慨的原因就在这里。

士人的志向不高，是因为义利不分。义利不分，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罢了。在隐微之处辨析义利，在广大之处扩充本性，长久地积累，渐渐地磨砺，真诚地引导，或许士人的心志稍微趋向正道，高明的风俗，也会逐渐回归淳朴了。

阐明义理以整顿儒学风气，端正士人习气以淳厚民间风俗。这件事通过逐渐磨砺而入，其效果通过长久积累而成。泛泛而论似乎迂阔，仔细考察则最为切中要害。

士子在孩童幼稚时，就习惯听到势利的话，在家庭父子之间谈论。等到长大外出游学，从事于师友之间，也只是习染势利的事罢了。中间有一个人不谈论势利，不喜欢势利的事，众人反而指责他迂腐并嘲笑他。这就好比一国的人都疯狂，有一个不疯狂的人，众人反而认为他疯狂。

士子做学问，如果是为了营求势利，那么早晚勤勉，亲近老师、结交朋友，都是出于势利。如果是为了追求志向、通达大道，那么早晚勤勉，亲近老师、结交朋友，都是基于道义。同床异梦，学术的正邪，都判定于此。明朝冯从吾说科举这一条路，只需要转变念头，不需要改变学业，确实是确切的言论。

讲学的人大多谈论高深虚浮的东西，而忽略根本实质。试想道存在于日常伦理生活中，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起初没有两种道理。所以身心性命，通用于经世济民的事务，同条共贯。我在福建视学时，打算仿效胡瑗在苏湖的教授方法，用经义来治理事务，分门别类地考核督促，没有取得成效，至今仍然感到愧疚。然而福建的士人，在我离开后，未必不认同我的说法。

在经义中讲求治理事务的道理，在治理事务时推广经义的效用。体用同源，显而易见。相信而有证据，还认为迂阔难行，那么积习之难改也就可想而知了。

○附录曹真予推荐科举学业的书信 【名于汴，字真子，山西安邑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国家建立学校、任命官员，制度宏大深远。它的制度不可缺失，它的意图不可湮没。保存了制度而失去了意图，天下反而指责它的制度。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思考它最初的意图，恢复它最初的制度，循名责实，使衰败转为兴盛，这是最好的事物。

设立官职、建立学校，原本是为了兴办学校、造就人才。古代的制度现在失去了它的意图，而只保存了它的制度，所以士人的学问不能像古代那样。循名责实，在于主管教化的人。

学校宫室相连，穿儒服读书的人，不可胜数。如果说三代时期的学校，是为了阐明伦理；君子的学问，是为了通达大道。官职像棋子一样遍布，戴簪持笏的官员，也不可胜数。如果说君主设立官职是为了百姓；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最初的意图是这样的。但如今从事学业和从政的人却令人疑惑。垂髫童子，刚进入乡塾，教授《孝经》，似乎应当讲解应答快慢的礼节了。然而他的家人说这孩子从事儒业，是家族门第所依赖的，父亲在路上背负重物，儿子可以不问。老师诱导他勤奋学习，动不动就称赞高官厚禄。蒙昧的泉水不也浑浊了吗？这是进入小学之日，就是扰乱小学之日。

既然进入大学，面对孔子、孟子，所应当专门阐明的是“新”的功夫，辨别义利的轻重，亲身学习、亲身练习，亲身解说、亲身快乐。考试时敷陈所得于文章，做官时通达文章于政事。然而只求帖括，每日精工雕琢，裸露身体玩弄斋戒明洁的句子，离开亲人诵读远游的篇章。书是书，人是人，曾经不思考国家依靠我什么，而穷年累月地写作培养士人的记录。这是进入大学之日，就是扰乱大学之日。

译等到他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同乡邻里都交相庆贺。然而却有人建议，房屋的栋梁应当扩建，饮食供奉应当奢华，宅基要兼并乡邻的土地，利益要吞并都市的财富。仆从们面目狰狞，在公堂之上低声谄媚。前来祝贺的人听到这些，而满街都是诅咒的声音。他却正得意洋洋地夸耀，认为自己埋头苦读，终于取得了成功。所谓学业有成，是指道德彰明、人格确立，难道仅仅是温饱与奢华的成功吗？因此，学业成功的那一天，也就是学业败坏的那一天。

译进入小学学习的那一天，就是扰乱小学秩序的那一天；进入大学学习的那一天，就是扰乱大学秩序的那一天；学业完成的那一天，就是学业败坏的那一天。这话讲得透彻深刻，令人感慨又可惜。

古人学习古代学问，是为了进入官场任职。如果学问已经虚浮不实，做官又能依靠什么呢？如果不是拥有聪明颖悟的天资，保持浑厚朴实的禀性，拿起刀来就能善于切割，身处当今却想着效仿古人，才能树立匡正时局的功勋，光耀名臣的史册。稍有不检点约束，就会像风吹草低、波浪荡漾一样随波逐流，这种情况大概也不少见。

常常见到那些刚进入仕途的人，询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打听官场中敷衍塞责的世俗套路，很少有感念君主恩德难以报答、担忧百姓疾苦难以治愈的人。再加上吏胥用旧习迎合他们，家人厌恶他们的独自廉洁，于是认为混混沌沌地享受荣华是好的，刚强自用是逞强，随和圆滑是固守职位，炫耀夸耀是博取名声，闪烁其词是迎合时势。难道不把四境百姓当作家人，而不扩大那百年难保的家业；不把万民当作子女，而不私藏那满筐却守不住的财富吗？没有比厚取私利更丑陋的了，没有比辜负时代更令人后悔的了，他们的错误真是荒谬至极。

有的好官，听讼断案明察，诉讼案件平息；催征赋税得当，拖欠的赋税充足；应酬周到，远近百姓喜悦。贤良的名声兴起，然而对于家给人足、礼仪完备音乐和谐、仁爱渐染义理切磋、谦逊礼让这些方面却来不及顾及，缺失得好像另有一项任务似的。难道处理文书簿册和按期汇报，就是尽到了职责吗？这看似接近职责，实际上还相距甚远。有的人困顿于下级官职，沉沦在冷僻的衙署，整天唉声叹气，什么事也做不成。守门人也有固定的职业，管理牲畜关键在于使其茁壮成长，难道可以仅仅拥有虚名，锁在局中混日子吗？这就处于低位而辱没了职守。

地位低的人以自身廉洁为准则，而地位高的人以众理为治理依据。如果不问职位是细微还是重大，识别纲常职纪；不问职位是亲近还是疏远，只是自我廉洁、自我治理罢了，这就处于高位而蒙蔽了根本。诸如此类，治理怎么能兴盛呢？这难道是国家建立学校、任用官员的初衷吗？

学问已经虚浮不实，做官又能依靠什么呢？处于低位而辱没职守，处于高位而蒙蔽根本，都源于学习的时候方向错了。

学习是为了实际应用。孔子门下的弟子频频问政，所以论及士人，就说能不辱没君主的使命；不通晓政事的人，不值得诵读《诗经》。近世的名贤也说，做秀才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现在的科举考试，也有策论经世的学问，怎么能不讲求呢？考察古事、筹划今事，必须在知晓之前预先谋划。

像这样树立志向，下功夫，那么科举学业都是有用的学问，任职治理都是有根本的治理了。

后生小子，生来聪明，如果不让他们读《圣经》《四书》，却读异端邪说的书，错误地看待天地万物，认为都是虚幻的形体，另外认定一个灵明，指作本来面目。一旦中了这种毒，后来即使读《五经》《四书》，终究不能融会贯通。不相信子、臣、弟、友的伦理，平常的言语行为，就是性命本体，却强行捏造“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何思何虑”、“不识不知”等话语，作为性命的本体，并且用圣门所说的“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来印证，说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不可以让他们知晓，以符合异教所说的，在下乘、中乘之上，自有上乘不可思议的宗派。而人人良知良能，共知共见，易知易能的正当学问就被扰乱了。

异端邪说迷惑人，常常引用《四书》中孔孟的话语作为证据，学者往往相信。我在“性与天道”等章节上，曾经进行过考究，用先儒的议论来证明，不让谈空说幻的人有所借口。这段文字先得我心。

李大兰编纂《经史便蒙》，参酌金仁山的《纲鉴前编》、朱子和邱琼山的《通鉴纲目》，而会归于本朝的统纪。上下数千年间，辑录成书。让初学者读了，就知道这样是盛世，那样是乱世；这样是正学大道，那样是异术邪道。不发表高奇迂腐的言论，而是为了科举学业，平常通达道理，得志可以恩泽百姓，不得志可以修身见于世间的学问。

《经史便蒙》这本书我没见过，看曹真予序言的意思，对科举学业有裨益，确实是本有用的书。

◆葛中恬《省心微言》【名锡璠，号中恬，江南昆山人，明万历进士，官至按察使，卒赠太常卿】

谨按葛中恬先生，深研心学，所著有《正言》《危言》《戒言》《慧言》，总名为《省心微言》。为近世学者只求言语而不求内心的弊病，痛下针砭。话语句句切合日常应用，耐人咀嚼。他的儿子端调先生，幼年秉承庭训，浸淫于古籍，所刻印的都是经世致用的书，海内称为“葛板”，传诵很久了。我在他的嗣孙葛搢的书案头读完此书，卷帙很丰富，不能全部记录，只记录那些切合学者和做官者的内容，以表达志向和仰慕。

《尚书》说：必须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必须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古今的事情，没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的。一丝一毫的不顺，就勃然大怒；一件事的违背，就愤然发作，这是没有涵养、福薄的人。所以大丈夫应当包容别人，而不被别人包容；应当克制欲望，而不被欲望克制。

大的器物必定由规矩准绳制成。

有规矩，有准绳，大的器物才有用。大的事业本于小心，事功本于学术。

在大江上扬起饱帆，在险道上跃马奔驰，瞬息百里，是天下最快的事。反思则忧虑，处在不倾覆的地方，乘着独自落后的

译马。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轻易地开玩笑最有害于事情。因为言语不胡乱发出，所以话说出口人们就相信它。如果轻易地开玩笑，后来即使有诚实的话，人们也不会相信它了。

译常怀不如别人的心态，就会有进步。

处理难以相处的人，正不必严厉声色，与他辩驳是非，比较长短，只要谨慎于自我修养，越谦虚越简约，时间久了他自然会信服。

察觉别人的欺诈却不表现在言语上，意味深长。

欺诈已经察觉，那么我就不受他的欺诈，本来就可以不说。这话本于薛文清公，让人越思考越觉得意味深长。

不可趁着高兴就多说话，不可趁着痛快就轻率行事。

处理事情最应当深思熟虑、从容处置。深思熟虑就能掌握实情，从容处置就能把握得当。

读史最能增进人的神智。事情的成败，有见识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后来果然不差。这些地方，特别能开阔人的见识。

史书所记载的，都是前事已经验证过的。读史的人如果不把它看作空谈故事，那么见识就会广博，而法则和警戒也就彰明了。

葛端调《永怀堂日录》

○葛端调《永怀堂日录》【名鼏，字端调，葛太常之子，明崇祯年间举人】

三十岁以后看书，应当使眼光像铁锥刺入物体，刺入就贯穿，贯穿就不脱落，这才算有用。这与年轻时博览群书、走马观花大不相同了。

人自从三十岁以后，经历世事，看书倍觉亲切。所以眼光像铁锥刺入物体，刺入就贯穿，贯通就不脱落，这本书才为我所用。我向来认为做官后读书，远胜于做秀才时。书生读书，喜欢它的辞藻华丽；等到做官以后，才佩服它义理的精切，可以坐着谈论、起来践行，正是指这个。而世俗儒生却认为过了这个年龄就难以读书了，难怪他们终身不知道读书的好处。可惜可叹。

在当今时代，读有用的书，讲求经世济民的学问，这才是真正的实用人才。只是不可庸俗罢了。如果那些吟风弄月、咏花咏露的辞章，对时局没有帮助。上天造就贤能智慧的人，正是需要补救世间的艰难。如果只以辞章自娱，世道将依靠什么呢？

世俗儒生不效法《四书》，他们出口入耳的时候，不过是出于涉猎求取功名的打算，起初从未曾在身心上体贴一番，怎么能指望长大后将其付诸行动呢？我认为要想人才成长，国家必须在郡县设立小学，选拔深通大道的士人来教导他们。先让他们读朱熹的《小学》，等到他们的志向趋向既定，知识逐渐开启，然后给他们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后来再逐渐通晓五经，后来再逐渐看史书。一定要等到四十岁才允许他们治理百姓、听闻政事。这样，那么士人中晋升的人，必定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中途退隐的人，也不失为良民。无论是做农夫、工匠还是商人，都曾在前面有过读《小学》的一段功夫，那么人人都能受到诗书的恩泽，而善良的人就多，风俗就美好了。

先代儒者把《小学》作为做人的榜样，所以人人都应该读，人人都受益。这不是专门为学者和做官的人说的。

人不可不博学。只是博学是本分的事，不可以夸耀。如果仅仅因为玩物丧志，就一切拒绝，而独自坚守我所谓的性心，不知道心性又是什么东西呢。史册上的成败，细微曲折，不在这册上见，或许在那册上见，不穷尽搜索怎么能贯通呢？孟夫子的话说得好：博学而详细解说，是为了反过来归结到简约。大概不博学，怎么能详细解说？不详细解说，怎么能归结到简约？又何必取博学呢？善于学习的人，试着参悟一下。

遭受小侮辱而不怒，这样才能担当大责任而不惊；安于小委屈而不争，这样才能担当大艰难而不避。成功是一天的事，所以能成功的，不是一天的力量。康斋先生的日记中，最警惕暴怒，这是最难的事，所以先生屡次提到它。年力正壮，国事等待治理，我们想着成为日后有用的人物，应当培养他的精力气骨，不要让他被安逸享乐、悠悠忽忽无所事事所消磨罢了。

要成就大事，切不可贪爱小便宜；要成就大德行，切不可怕小迂腐。

圣人门下谈论政事，没有见到小利，没有急于求成，这就对了。

所谓学习，是致力于知道。知道，是想要能够实行。什么叫能够？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自身，纯粹地表现在事情上。既然能够，又贵在坚守，这就是所谓的“允执厥中”。中，是极致，是心与事的权衡。现在的人不是不致力于知道，知道了也未尝达不到，而稍有利害，就立即迁就；而自负才智的人，趋利求捷，不遗余力，廉耻丧尽，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不能自立了。大概当他们读书作文的时候，只存一个考取科第的念头，等到他们艰苦地得到它，侥幸猎取功名，就全是一团害怕失去的心思。以前所知道的，反而成为做官的戒律、保全自己的术数，越陷越深。夫子所说的“如果害怕失去，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不难把天下的百姓，都用来顺从一己的禄位爵位。唉，难道不是知道却不实行，而知道反而成为实行的祸害吗？所以治乱根本在于士人的心，人才成于教养，学问不明，这是可忧的。

学问原本兼有知与能，如果所学的不是正道，那么知与能恰好足以成为祸患，做官就更不用问了。阅读这些能不感到惊惧吗？

王安石免除役钱，实在是不易的好法。苏子说只应当量入为出，不至于多取于民就够了。司马光一定要连同青苗法等一起废除，太过分了。

免役法，沿袭至今，凡是不能不借助民力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量入为出”四个字，是仁人的言论，至公的议论。官员肯筹划

译至于那些仁慈宽厚、遵循良法的官吏，最忌讳的是树立过高的标准，否则侵扰百姓的情况将无穷无尽。

译在小事上常常宽厚，就能节省大笔费用。

凡是参加人家的喜庆宴会，说话尤其要谨慎。比如祝寿、送行之类的事情，人情上的忌讳禁忌，不可不知道。

将奇崛的气性全部融去，只保持一味中和；将浮躁的心性细细克制消除，只保持一味镇静。处处自我反省，时刻自我坚守，事事宽恕他人。

富贵是功业的副产物，韩琦、魏国公因此无愧于“昼锦堂”的荣耀；功业即是文章，欧阳修岂止独享“丝纶”的美誉。

凭借东汉末年的昏乱浊世，名节之风却独自激励千秋，这难道不是章安尊崇经典的成效吗？确实如此啊。凭借南宋初年主张议和的悖乱局面，理学却独自在当时大为昌明，这难道不是艺太真仁厚养士的恩德吗？不可忘记啊。

有超越古人的心志，却没有轻视今人的习气，可以与他谈论铸造品格了。

范文正公画粥分成四块的时候，正是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奠基之处。而他治理百姓的手段，也可以从“不为宰相必为良医”这句话中得到验证。他后来功在国家，恩泽流传九族，都不是偶然的遭遇。

明朝世宗末年，王弇州凭借诗文之学，鼓动声名利禄，对世间没有分毫益处，而对人心的危害却极深。后来又有娄东张天如，凭借文字震动天下，一时轻浮华艳之士，像追逐兔子一样趋附他。以至于州县权贵，执掌文衡机构，人心又一次败坏。只有东乡艾千子，坚决地与陈卧子等人争辩，但孤立无援无法辅佐。然而对于世道人心，大概已经补救不小了。这也是东廓、言皋诸位先生流风余泽的体现。白鹿洞的高洁踪迹，难道不是远远继承朱子吗？

所学已经败坏，只是自误终身罢了。如果有著述，天下人追逐他的名声，纷纷跟随他，那么危害就更大。这番议论极为切中要害。

东汉末年的宦官，还知道敬畏天子，那么节义之风还兴盛。唐末的宦官，挟持天子并玩弄他，那么节义之风就衰微了。世运的变化在于权奸，权奸实际上取决于世运。治理天下怎能不知道所当先行的呢？

把圣贤的话当作真理，其人必定不志在利禄。如果视为泛泛的口头语，其心必定与百姓万物无关。所以临文想要让人遵守传注，束缚性灵，正是想让人每日依循圣贤，体现在身上，验证在心里，时时检束，不超出规范之外罢了。自己的灵性，果真能与道相符，与圣契合，那么即使横说竖说，信手拈来，都有领会。

议论必须与身心、时势有关联。

士人知道泛览史传，记载事迹，考察沿革，却不知道博览前人的言论，以确定一个准则。那么遇事揣度，常常不能在心里清晰分明，说话也不能在口手之间清楚明白。凭主观臆断的人，没有深远的谋略；志向狭隘的人，没有重大的决断。这是向来空疏的弊病，近来也知道它的危害了。

驾驭下属的人，不满足他们的衣食，却要求他们勤勉顺从，是做不到的。不禁止他们的浪费，却要求他们完备充足，是做不到的。不挑选他们朴实，却要求他们节约用度，是做不到的。这在于身教。

知道任用土地却不知道任用人，不是人口众多；知道任用人却不知道选拔人，不是粮食稀少。让农业胜过商业，谷物胜过金钱，就差不多了。至于刺绣的刺伤，不是因为它快；箱柜的看守，不是因为它舒展，尤其不可不知道。

“义”和“命”两个字，要认识得清楚明白。“义”则自然应当尽到，“命”也不可推诿为不可知。要看到人生有听任命运的胸襟，又有确立命运的工夫。不取决于智谋的巧拙，那么心安而理得。

坚守道义，尽到在我所能做的，不是空空地委之于命运。

司马温公，小时候担心记诵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讲习，众兄弟都已经成诵，只有他放下帘子，断绝简编，直到能够背诵才停止。用力多的人收效远，他所精熟背诵的，终身不忘。他曾经说书不可不成诵，有时在马上，有时半夜不睡觉时，吟咏文章，思考义理，所得很多。

端调先生，父子兄弟，定为读书课程，互相问难，抽读经史，所以能贯通群籍，与司马温公精熟背诵，同一苦心。我壮年时就想效法，现在性灵衰钝，偶尔涉猎，合上书茫然无知，对于以前不理解的地方，行止坐卧，心中默诵，也粗略有所得，更加后悔以前读得不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用来告诫世上能熟读的人，不要说强记没有益处。

人们都说制举兴盛而正学衰微。制举并非不渊源正学，士人所习，而沉溺于制举，于是连制举的渊源也忘记了。

古代的君子，隐居以求其志。今天的幼学，原本就是日后的壮行。行义达道，日后的壮行，正体现当年的幼学。所以处不徒然处，处为有用的真儒；出不徒然出，出为有学问的名臣。

用浅显的话说出妙义，如同饮江河，随量而满；如同行药市，随病而疗。对世道人心有功，可以辅翼六经孔孟诸书了。

这是魏叔子文集序言，深入显出，耐人咀嚼，与葛氏《省心》微言的旨意吻合，所以一并录下。

◆刁蒙吉潜室札记 【名包字蒙吉号用六直隶祁】

译州里人，前明天启年间的举人，年老却好学，著书来自娱自乐。

谨按：学者读书，首要重视四书和经史。无论是否研习科举之业，都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争辩的，只是用功是否切实罢了。有一份切实的功夫，就有一份切实的心得。祁州的刁蒙吉先生，幼年研习科举之业，潜心研读经书，同时致力于诸儒语录。乡试中举之后，勤奋学习不知疲倦，见识更加广博，体悟更加真切。曾著有《四书翼注》，我没有见过。阅读他的札记，有独到的见解。他所选的《斯文正统》，都是经世致用的文章。他的文章未能收录，只摘录他的评语，也足以了解他的学问。可以坐着谈论，起来践行。不要说科举之学，与世务无关。

译年幼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戴父母的，这是良知。然而，舜的父母，应当怎样去爱？闵子骞的父母，应当怎样去爱？申生、伯奇的父母，应当怎样去爱？这四个人，良知并非不同，却有的成就了圣人的孝道，有的成就了贤人的孝道，有的既不圣也不贤，反而牺牲生命来损害孝道，这是为什么呢？等到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这也是良知。然而，周公的兄弟，应当怎样去敬？司马牛的兄弟，应当怎样去敬？公子伋、公子寿的兄弟，应当怎样去敬？这四个人，良知并非不同，却有的成为了圣人的朋友，有的成为了贤人的朋友，有的既不圣也不贤，反而牺牲生命来损害友爱，这是为什么呢？舜和周公，都通晓万事万物；闵子骞和司马牛，则得到了圣贤的师友，熟习格物致知的教诲；至于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寿，则没有老师朋友且不学习，未曾通过格物致知来穷究事理。格物致知与否，相差甚远。

同样的爱亲敬长的良知，处理起来却有善有恶，可见人不可以不学习。格物致知、穷究事理，就是学习。像大舜那样的圣人，尚且需要通晓万物而明察人伦，何况其他人呢？

圣贤的书籍，原本是为了天下后世谋求身心修养。然而天下后世读圣贤书的人，只拿它来作为辞藻的资取，对于身心修养毫无关联，辜负了圣人垂训立教的意图太多了。

四书，如同人的布帛菽粟，一天也不能缺少。朱熹注解四书，是想让字字句句都能付诸实践。现在的学者，大都说遵循朱熹，但只是遵循他的训诂来写文章，并非遵循他的教导来行事做人。有谁能相信它是布帛而穿衣，相信它是菽粟而饮食呢？

“遵循训诂来写文章，并非遵循教导来行事做人”这两句话，道破了读四书者的弊病。

自古以来谈论治国之道的人，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了。我私下认为，“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这两句话，是治道的本源；“好问则充裕，自用则狭隘”这两句话，是治道的关键。明白这四句话并努力践行，对于治国之道还有什么困难呢？

善恶的萌芽，都从念头中显现。念头刚动，就必须查考哪个是善，就引申它使它日益增长；哪个是恶，就遏制它使它日益消减。这就是所谓的知几之学。

“允执厥中”这一句话，是万世心学的宗旨，也是万世经学的宗旨。比如《易经》只是要刚柔得中，《尚书》只是要政事得中，《诗经》只是要性情得中，《礼记》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赏罚得中。“中”这一个字，就概括尽了五经的大义。

佛道二家专门谈论空，我们儒家难道忌讳谈论空吗？只是我们儒家所空的，是欲望；佛道二家所空的，是理。空去欲望，则人欲净尽，而天理盎然，眼前的性命都归于实地；空去理，则枯槁寂灭，生机索然，空而变得顽固。那么，天理流行，活活泼泼，怎么可以空呢？

孔子在《易·系辞》中说“穷理”，在《大学》中说“格物”。程朱解释格物为穷理，用孔子的话来阐发孔子的话，所以确凿不可改变。广泛地说，万物有万物之理；简约地说，一物有一物之理。无论巨细，无论精粗，都有理，那么都应当在所格的范围之内。

这两段所说的格物致知穷理，明白切近。格致之功非常切实，如果追求空虚，就会堕入冥悟；格致之功尚浅，如果追求过深，又预先侵占了诚意正心的工夫了。

《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补上一句反话：“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

古人的学问，成就自己是为了成就万物；今人不求自己在学问上有收获，只求被别人知晓，这算不上是为了自己而学的学问。

古代的学问是道，现在的学问是技艺；古代的学问是义，现在的学问是利。

学问的源头错了，学问的流弊就无穷无尽，辨别它不可不早。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补上一句反话：“求放心之道无他，学问而已矣。”

两种说法互相参证，道理更加明白，工夫更加切实。

吉凶决断于《易经》，政事取法于《尚书》，性情陶冶于《诗经》，从违决断于《礼记》，是非决断于《春秋》。

听到别人的赞誉而欢喜，欢喜就会产生骄傲自满；听到别人的诋毁而愤怒，愤怒就会产生报复之心。凡俗之心和客气，内心没有定见，没有人品。听到别人的赞誉而惭愧，惭愧就会自强不息；听到别人的诋毁而恐惧，恐惧就会自我反省。平心直道，其中都是修养的工夫。

别人用恶言加害我，我装作没听见而置之不理。别人错而我是对的，难道说是别人胜而我负吗？如果反过来，那就平分了过错。

俗话说：“道高毁来，德修谤兴。”这在旁观者看来可以，但如果当事者不是这样，而是清醒地内省，自怨自艾地说：“毁谤来了还是因为道不够高，诽谤兴起还是因为德行不够修。”

孔子之后千余年，《大学》《中庸》混杂在《礼记》中，《论语》两篇混入子书内，学者只把它们当作文章来看。二程汇辑订正，列为四书，朱熹继承二程的志向，为之集注，使天下万世的人像依靠菽粟、布帛一样依靠它，这是程朱的功劳。

译所以向上迫近孔孟的境界。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豆类和谷物，也与杂草混同，谁又知道它们可以食用？即使有丝织品和棉麻，也与芦苇混同，谁又知道它们可以穿着？如今人们人人都吃这些食物、穿这些衣服，却不再从这些根本处寻求真正的温饱。然而对于孩童来说，不过是凭借这些来补充诸生的学业；对于诸生来说，不过是凭借这些来考取孝廉；对于孝廉来说，不过是凭借这些来登科入仕。这是富贵带来的温饱，并非道德意义上的温饱。每天吃着豆类和谷物，却不知道其中的滋味；每天穿着丝织品和棉麻，却不知道其中的温暖。白白地诵读四书，辜负了圣贤的教诲啊。

译薛文清公的学问心得，全在《读书录》中。细玩《读书录》中关于读书的论述，津津有味。眼中所看的，口中所念的，心中所想的，亲身所践行的，哪一时哪一刻不凝聚专注在书本上？所以才能成为一代大儒。

口中念诵的那四句，已得“时习”二字的精髓。津津有味，就是“不亦悦乎”的境界。所以《读书录》所言，平正切实，可以上承圣人之学，下启世间教化。

薛文清公论为学，对于口耳之学、文辞之末，谆谆告诫。我私下认为，学术断绝、道统沦丧，即使寻求那些只重口耳文辞的人，也不易得到。若遇到这样的人，姑且率领他们从事于此，等到耳目见闻广博，文辞华丽丰富，然后再进一步追求。在其中深入研习，在其外神明通达，也可以避免先生所告诫的弊病了。

圣门之学，由广博返归简约，能多识，然后能贯通。讲良知之学，必定要废弃学识而趋向冥悟，此说足以补救这种弊端。

古代的学者，穷究事理、尽人性以至于通达天命，修养天爵而人爵就在其中了。现在的学者，读书作文以求取官职，终身役于人爵，又哪里知道天爵是什么东西呢？

读书作文以获取官职，也是科举取士的本意。只是获取官职之后，顿时辜负了所学，甚至学习时所见以为不可行的事，后来也悍然去做而不顾。科举的文章，竟如同敲门的瓦片，此即孟子所说的获得人爵而抛弃天爵，最终也必定灭亡。

对上辜负君父，对下辜负乡里，该怎么办？显则愧对诗书，幽则愧对鬼神，该怎么办？

恐怕辜负君父，士君子尚且还有这样说的人。至于辜负乡里，愧对诗书，愧对鬼神，则很少人念及了。

程子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我们深思熟玩，对上对下，都用得着。与深奥的人言，道德性命的学说，全部概括于此。与浅显的人言，使为善的人有所依靠，为恶的人有所畏惧，其对心术隐微处的裨益也很多了。

致知的学说，始于孔子；良知的学说，始于孟子。阳明在孔孟的学说上，引申发挥就足够了。却处处牵强附会到良知上，其痛快醒发之处固然很多，其穿凿附会之处也不少。

冯恭节说，孟子以良知通达天下，若便于己，不便于人，行于此，难行于彼，怎能称为良？学习古训而有收获，鉴察成宪而无过失，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朱子所以以此施教。倘若崇尚虚无，轻视笃行，推崇参悟，而忽略见闻，训诂章句，已非根本，却争辩异说注疏以为高深，经纶济世，漫无讲求，却侈谈圆通以文过饰非。【学习阳明者，其弊端必定至此。】圣人著书，一言一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譬如药有补有泻。在于人视脉色而使用。阳明专于泻而元气转虚，朱子补泻兼施，为药中王道，怎么能废弃它呢？

阳明的学问，得之于象山，朱子所熟闻深知，而不敢以此施教。若说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发之蕴，必以敬修维持之。其不能者，持循规矩，犹得寡过。朱子并非知识不及阳明，而是其虑深思于阳明。

持平之论，补救学问之弊，比王丰川所论，更警切了。

邵尧夫详细论述圣人的体用，究其极一归于理。人知道邵子妙于数，而不知其精于理。即理而数在其中，并非有二。程子曾问知数为知天，还是知理为知天。邵说还是知理为知天。这就是邵子之所以为邵子的原因。

学者都认为邵学专主数，不知言数原不外乎理。

王阳明欲复古大学，曾笔之于书，高文襄《问辨录》亦然。又有所谓改本者，穿凿割裂，均非孔门立言之意。

大学有纲领，有条目，有十传。遵循这些而熟读之，体玩而力行之，有终身用之不能尽者。却割截穿凿，移前挪后，其词旨究未尝有异。古本改本，纷纷聚讼，甚无取也。

大学之书，增减一字不得，而衍其义至数百万言，遂使读者惟恐其尽。可见古人精蕴，不穷不竭。我辈心思，愈引愈长。不仅大学如此，六经四书，离却他便没道理，执却他亦非道理。读书者，何处不当作如是观。

有大学，因有衍义，引而伸之，由要以致其详也。有衍义，因有衍义补，附而益之，由本以广其末也。详要贯通，无遗义矣。邱之纯粹，不逮西山，然衍义补援古证今，垂世立教，可与衍义并传，未可以优劣论也。

朱子说，读书者，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愚则说，先读大学序，以端正其祈向。

率性是本体，尽性是工夫。孺子入井而怵惕侧隐，此率性也。扩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尽

译这是天性。孩童知道爱，稍大知道敬，这是顺应天性。达到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普及于四海，这是穷尽天性。不忍心看牛恐惧发抖，不屑于呼喝踢踏得来的食物，这是顺应天性。推广不忍之心，用来爱护百姓；推广不屑之心，用来不接受万钟的俸禄，这是穷尽天性。顺应天性没有用功的讲究，穷尽天性有用功的讲究。穷尽天性就是穷尽所顺应的天性，是通过用功来契合本体的。冯恭定与涂镜原的书信，推究到了这一层。所以说，只谈本体不谈用功，就会荒废于嬉戏；只谈用功不谈本体，就会流于虚伪。两者相互比照，让每个人都知道，有用功就能成为圣贤，无用功就是普通人。这就是讲学对世道人心的功劳所在。

译如果没有用功的工夫，就会陷入空虚冥想的领悟，最终归于无用。然而如果不从本体出发而流于虚假，那么权谋诈术就违背了大道，这样的学问更不值得询问了。冯书说：“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恻隐是顺应本性的道路，而仁是天命赋予的本性。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孔孟所说的命、性、道，是二而为一、微妙而显明的。

《大学》中的明德，所追求的至善，不需要向外寻求，认识到它在我自身，并以恭敬之心存养它，也就足够了。之所以一定要读书，是因为天地阴阳事物的道理，修身、侍奉父母、治理家庭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以及所有圣贤的言行、古今的得失、礼乐的制度名数、食货的源流、兵刑的法制，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不可忽略。如果不考证典籍的文字，深入探究并参验以求其根本，那么就无法明了明德体用的全面，也无法达到至善精微的极致。自从圣人的学问失传以来，士人所求于书本的，不超过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此来钓取名声和谋取利禄罢了。因此天下的书越多而道理越昏暗，学者的事情越勤奋而心志越放荡，词章越华丽，议论越高深，但他们的德行事业和功绩，却越发赶不上古人。这不是书的过错，而是读者不知道学问有根本，而没有奠定基础。

在学校中，推究古人教学的本意，储备经史以广博他们问辨的兴趣，建立阁室以表达他们奉守的严谨，使他们知道为学的根本，不需要向外寻求，操持存养，在方寸之间，清明纯一，以此作为读书的基础。然后扩大规模，严密法度，遵循先后本末的顺序，以广泛研习经史的收藏，对于天下的道理，尽其细微，一以贯之。将来用来施展于事业的，也将有根本而无穷尽。

这是朱子《福州经史阁记》的内容。尊崇德性，追求学问，一以贯之。天下的学校，都有经史阁，作为诸生科举考试的凭借。循名责实，都有切实的工夫。阁内的经史不是虚设，便是真正的举业。体现在事功上，必定可观。

《道命录》说：“践行道义以通达大道，是圣贤在上位时的事；通过学习以通达大道，是圣贤在下位时的事。”舍弃道就不是学，不学习就违背道。所以学道爱人，圣师以此作为训诫；昌明道学，先贤以此自任。从未将其分为两途。后世借道学的名目，指斥君子，而君子的门徒，也不曾深知所谓道、所谓学的含义，往往因而忌讳谈论，这是可叹的。

自古小人，巧立题目，排斥正人，然后才能随心所欲。汉唐以来，多蹈此辙。真西山上的殿札子，特地说明白，使人知道在软熟诡随之中，原本没有人品。而世人所视为伪学、矫情、沽誉的，反而足以支撑国是，端正官场，使国家处于治安。否泰是消长的关键，而消长更是否泰的根本。治乱的机枢，端不越此。

宋代有贤臣而没有明君，因为有贤臣而不任用，所任用的又不是贤臣，以致坏事。这是人材的消长，关乎否泰。

广川【董仲舒】笃信圣人，步趋不失尺寸，但规模狭小，他是圣门中的子夏吗？河汾【王仲淹】的教育，不减西河【子夏】，而俨然以孔子自居，他是圣门中的有若吗？昌黎【韩愈】多学而识，由文章见性道，《送穷文》、《上宰相书》，何其不受命啊，他是圣门中的子贡吗？至于扬太元【扬雄】，则无足比数了。

董、扬、王、韩的优劣，朱子有定论，冯恭定为之畅其说，已见四子的学术醇疵了。现在与孔门诸子比较，言语有分寸，更见三子都是圣门之学，不同于扬子云之有悖圣道。

道不待学而有，而非学无以复其有，非学无以保其有，非学无以共其有。

明善复初的工夫，修己治人的事业，数语道尽。

道须学，学须讲，有不啻饥之须食、寒之须衣者。而讲学遭受世人的诋毁，并非全是世人的过错。不学之士，患在不讲；讲学之士，患在不副。或者也艳丽为美称，担簦聊聚，朝朝问路，岁岁不越，关臂露背而谈九容，挥玉麈而称俭素，于我乎何有。所以孔门的训诫，无行不与。只有相互践行，则学为实学，讲为实讲，而万世宗之无斁。

道德中自有功名，功名中自有富贵，富贵中无功名，未尝不可以建功立名；功名中无道德，未尝不可以行道徧德。可相成，亦可相反。辨志者幸分别观之，知所戒勉。

官场义利之界，辨析不可不明，趋向不可或苟。

教化行，然后风俗美。朱子不言教化，而言纪纲者，教化本诸躬行，纲纪者，由躬行而施诸政事者也。贤否不明，功罪不审，空言教化得乎？教化言其体，纲纪言其用。风

译世俗传言它的功效。其实道理只有一个罢了。

才能生于天赋。成就在于人为。自从教化不能推行。上面无法树立良好的风气。下面无法展示行为的模范。所以有超世的人才。却有人被功利所迷惑。有人被辞藻所欺骗。有人沉溺于虚无。与没有才能的人等同。甚至仗着才能作恶。给百姓带来祸害。流毒后世。反而不如那些迂阔疏浅、没有才能的人那样苟且偷安、没有祸患。上天产生人才本来就不多。又没有办法培养成就他们。有爱心的人怎能没有怜惜人才的念头。负有政治、教育、师儒责任的人。不可以没有振兴鼓舞的措施啊。

译从前有人说：朝廷之上，若七分是君子，三分是小人，国家就会治理得好；若七分是小人，三分是君子，国家就会混乱。这并不是主张兼收并蓄、调和折中的说法。因为当君子之道兴盛时，即使是小人，也有约束自身、勉励品行，以谋求富贵的人；何况那些依仗恶行不知悔改的，立刻就会被罢免斥退了。当小人之道兴盛时，即使是君子，也有改变节操、变换行为，以谋求功名的人；何况那些坚守正道、矢志不渝的，就会遭到众人的攻击。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没有两全其美的道理。俗话说：稂莠杂草不除去，嘉禾良苗就长不出来。用人者应当辨别奸佞小人，就像农夫致力于除草一样，不要让恶人滋长蔓延而难以图谋，那就幸运了。

《原道》和《谏迎佛骨表》，仅这两篇文章，就足以概括韩文公（韩愈）的生平了。后来韩愈任京兆尹，六军将士互相告诫说：这还是那个想要焚烧佛骨的人，怎么可以触犯他呢？夺去了三军的锐气，接续了千圣的道统。文章果真有用，难道在于数量多吗？佛教徒还借口大颠禅师一事来诬蔑韩公，这不仅是诬蔑韩公，也是诬蔑朱熹、程颢程颐，甚至诬蔑孔子，使得天下后世众口一词地阿谀佛教而后已，是多么迷惑啊。

从前有人吊唁文天祥的诗说：诸葛亮尚未灭亡，汉朝依然存在；伯夷虽然死去，也不服从周朝。又说：张良本是为韩国复仇而出山，诸葛亮哪里知道汉朝国运将移。用诸葛亮比喻文天祥，用伯夷、张良来配合作比，真是至理名言啊。

一时的快意可以忽略不计。前辈榜样众多，后人对是非的评判公正，这是令人敬畏的。个人的私情可以忽略不计。天下人的注视严厉，史官的记载真实，这是令人敬畏的。个人的极荣、极贵、极富可以忽略不计。每日光阴容易流逝，无法弥补，百年岁月不多，未来未必能追回，这是令人敬畏的。况且在任用与舍弃之间，关系到士人的风气。扶持正直的人，善类就会庆幸，士风就会振奋；奖进邪恶的人，善类就会沮丧，士风就会颓败。我担心那些奔走趋附富贵、营求利禄的人，相见之时，不是称颂功德的言辞，就是乞怜求官的话语，没有用正直诚信的言语，上达于圣听。我曾读王云凤给杨太宰的信，以古人的功业期望执事，明目张胆，毫不忌讳。英伟的风度，忠义的气概，都体现在言辞中了。

负有听取言论、任用人才责任的人，应当将此议论存于胸中。

骄傲自夸产生于气盛，贪婪恋栈产生于气不足。产生于气盛的不足，形成于器量的广狭，总归是因为对富贵得失的念头太重罢了。

绝世的才学，抵挡不住“自以为是”这两个字。

薛文清公居住在沅江，偏僻遥远，没有师友相接，害怕有过错而自己不知道，便在堂后陈列古圣贤的书，亭池中有竹、梅、兰、菊、荷五种植物。读书之后，以竹的劲直中空为友，来端正自己的弯曲并开通自己的闭塞；以梅的清白脱俗为友，来洗涤自己的污垢并激励自己的耿介；以兰菊的芬芳为友，来洁净自己的品行；以荷莲的中立为友，来端正自己的志向。与这五种事物结为良友，而从书中寻求正道，写了《五友诗》来巩固这种交往。薛文清公是理学名臣，所以他的言论精要而不烦琐，质朴而不华丽，读它可以治心，可以养气，可以合天道与器物而一以贯之。不然的话，内心没有所得，即使每天面对这五种事物，怎能不面对面而失去良友呢。

士大夫多有花木池鱼的乐趣。薛文清公诵读遗书以求其义理，言行不当，就对照书籍来去除错误，而趋向正确。又取亭池中的五友，来辅助自己的不足。偶尔观赏玩味，触目惊心，以山水之乐，抒发仁智之情，不允许成为玩物丧志者的借口。

有人效法狄文惠公，画《望云图》以寄托思念亲人之意。方正学（方孝孺）说：人子行走，触目思亲，难道只是见到白云才这样吗？见到山川像我的家乡，就思念亲人所在的地方；见到房屋像我的居所，就思念亲人休息的地方；在路上遇到头发花白的老人，就恻然悲伤，如同见到我的亲人；听到姓名相同、声音相似、年龄相仿的，都是我思念所寄托的对象。

这是思念亲人最真实的表现。

喜庆生辰、佳节时思念亲人，严寒酷暑时思念亲人；有车马时，思念不能驾驭亲人一同游玩；有美衣珍食，安适于四肢，思念不能进献给亲人以尽孝养；看到鸟兽飞行，群居族处，就叹息自己不如它们。难道唯独见到云后才思念亲人吗。

这是思念亲人最深切的表现。

有益的思念是说：我的身体不是我所有的，是父母所生的。父母以上，视同宗族所寄托的。说话时思考恐怕违背道理，行动时思考不使违背道义；做官时思考尽到职责，交友时思考尽到诚意。事情无论巨细难易，必定审慎思考后才去做。居家时，如同亲人在旁；出游时，如同亲人在视。这样的思念，就能谨慎自身以保全名声，不仅不辱没亲人，也可以显耀亲人，而不辜负做儿子的道义了。

这是思念亲人最大且有益的表现。触景、触物、触事、触人，无不兴起膝下之思，远远超过《陟岵》《陟屺》两首诗。先儒认为狄文惠公有补天浴日的手段，源自一片白云，可知当时文惠公望云时，原本有忠君爱国之意，不要视为仅仅是空空地思念亲人罢了。

秦国兼并诸侯，完全改变了先王的法度，严刑酷烈，百姓如陷涂炭。曹参请教盖公，寻求黄老学说，一切以清

译清净无为是治理天下的正道。他们以严猛治国，我以宽厚治国；他们以烦扰扰民，我以清静安民。一旦纠正偏颇而返归正道，使饱受多事之苦的百姓，忽然见到无为而治的景象，这就好比从烈火炽热之中出来，用清凉的水来浇洗。所以百姓安于这种治理并歌颂它。然而对于曹参，我还是有些惋惜。当时虽然人们厌恶有为的政治，但有些事情是不可不做的，君子不能一概不做。曹参只怕做一件事，如果不能有益于百姓，反而先扰民，以至于什么也不做，终身只遵守萧何制定的法令。他不知道萧何辅佐高帝时，正值战乱频仍的马上之治，当时的制度，大体沿袭秦朝的旧制罢了。先王那些良法美意中被秦朝改变的部分，没听说他能恢复千分之一。何况到了孝惠帝时期，秦朝的灰烬已经冷却，楚地坑杀儒生的惨剧已经平息，牝鸡司晨的乱象尚未听闻，屠牛的锋芒尚未收敛，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曹参能辅佐皇帝有所作为，三代的治世，未必不能挽回而上升。为什么一味纠正秦朝的弊病，以至于酣歌废政，最终使得汉朝的治理，因循守旧，混杂霸道罢了。唉，曹参只知道清凉的药，足以调理受扰乱的百姓，却不知道王道中的粮食，用来养育民生的，不可一日没有。这就是他只能治愈秦朝百姓的疾苦，而终究不能恢复三代时期百姓元气的缘故。汉朝之所以成为汉朝，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朝之所以止步于汉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谢文肃论曹参的话。看《易经》解卦的彖辞说“无所往，其来复吉”，意思是天下的危难既然解除，那么修明先王的道，吉祥是适宜的。萧何、曹参以刀笔吏起家，在危难解除之时，不实行鼎新之治，在刀笔之外，几乎曾更进一步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位公卿本质美好但未受学习，不能讲求先王礼乐的隆盛，所以汉朝的治安于杂霸。如果没有谢文肃的这个论述，后世的学者，拘泥于清净宁一的歌颂，将会夸耀萧曹为最好的治理了。李百药，是王通的学生，自负能写诗，说上承曹植、刘桢，下接沈约、谢灵运，讲究四声八病，刚柔清浊，音律如同埙箎相和，但老师不回答。他问薛收，薛收说：“我的老师平日论诗，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引存亡，辨别得失，小人歌咏它来责备风俗，君子赋诗来表现志向，圣人采诗来观察变化。现在你谈诗，精巧则精巧了，但符合《三百篇》遗风与否，则是诗的工巧，也是诗的衰败。”由此看来，说诗有别材有别趣是可以的，说诗不关乎书籍不关乎道理，那就大错特错了。

译文中子论诗，期望符合《诗经》三百篇的遗意。这种诗，关乎人心风俗，没有学问和见识的人，是不能创作的。

◆李二曲论学汇语 【名颙，字中孚，陕西鄠县人。父亲死于兵乱，他终身奉养母亲】

谨按：李二曲以关中平民的身份，讲学阐明大道，当时南北士大夫跟随他的，都有著述论述。他主张知必是真知，行必是真行，有真实的功夫，才能见到真实的体用，这确实是孔孟之学的渊源，也是孔孟的实学。他的门人王丰川，根据他的口授，编集为《四书反身录》，言语尤为切实，所以与论学语一并记录，作为求学做官的规范。

教化始于学校，人才也储存在学校。学校中的师生讲究科举学业，不外乎追求货利，谈到修身治人，就认为是迂腐，还认为学习科举是为了求取功名。却不知道“举业”、“功名”这四个字，都已经认错了。所谓的举业，就是圣贤的举业；所谓的功名，就是有功于一方，有功于天下万世，学问事业，天下依赖它，后世传颂它，不追求名声而名声自然跟随，就像形体必有影子一样，有这种功，就有这种名。而现在的童子进入学校、中举登第，只知道使自身家庭富裕，保护妻子儿女，称之为富贵是可以的，称之为功名则还谈不上。

因为举业对世道无用，功名有名无实，于是把这四个字看坏了，轻视举业而不做，把功名当作货利，因噎废食，对学术的影响不浅。

做学问不外乎致知力行，成就自己成就万物，无论穷困还是显达都不背离，面对事变始终如一。时机到了事情兴起，功业自然建立，名声自然树立。所以追求功名的人，必须以仁义道德为根本，以国家百姓为念想。富贵，是一时的际遇。如果所追求的专门在于富贵，所学的既然不正，本心先已丧失，反而会受到富贵的拖累。

所学的正，那么功名富贵，也足以经世济民。不然，功名的玷污，即使富贵也是灾祸。

做学问的功夫，不必另外寻找下手的地方，只要平心内省，自己寻找受病的地方，知道有什么病，就医治什么病，这就是入门下手处。如果另外定一个入门下手，就不对症了。

人的病痛各不相同，有的在声色，有的在货利，有的在名高，一切争胜之心、嫉妒之心、吝啬之心、人我之心、是非之心，种种受病，不一而足。必须自己治理，自己恢复本源。如果病不除去，即使终日讲究，也只是画饼充饥，谈尽药方，仍旧是个病人。

行动敏捷，言语迟钝，所以成为君子。世上的学者，往往辩论有余，实体不足。如果能以《四书》中所说的，真实力行，即使终身没有议论，没有著述，也不妨碍他成为君子。否则，论辩虽然精妙，著作虽然丰富，不是欺世的巧言，就是道听途说，都是学者应当痛加戒除的。

行动敏捷，言语迟钝，也是近来喜欢著述崇尚辩论者的对症良药。

“六经皆我脚注”，是陆九渊的口头过失。“满街都是圣人”，是王阳明的口头过失。朱熹言语平实，大中至正，下学上达，宛然孔孟家法。陆王矫枉救弊，他们的言语犹如药中的大黄巴豆，疏通人胸中的积滞，实在不可以普遍施用于虚怯之人。

后世的士大夫想要兴起文教，命题考核士人，名叫观风。这种做法，有司难道没有急切关注，加意学校的人吗？不过是会考改文，提供饮食赏赐罢了。穷理致知，成德达材，从迷途出来，归于实用，则完全不在念中。唉，弊端已经很久了。

尊重听闻，知行合一，推己及物，立人达人，安上全下，这是实学。在上位者以德行为本，在下位者以民为本，以此随人开发，转相觉导，由一二人以至千万人，由一方以至多方，实学昌明，士风大变，人心正，风俗厚，人才出，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儒者的学问，是明体适用的学问。秦汉以来，这学问不明，醇厚的人溺于章句，俊爽的人流于浮靡。洛闽诸儒，慨然以明体达用为倡导，于是有道学儒学的区别。其实道学就是儒学，不是在儒学之外，另外有所谓的道学。

儒学的明晦，不仅关系到士风的盛衰，实在关系到生民的休戚，世运的否泰。儒学明，那么士人所学习的，是明体达用的正业，处身也有操守，出仕也有作为，生民蒙受其利济，世运哪有不安泰的呢？儒学晦，那么士人所攻求的，是辞章记诵的末技，处身也无操守，出仕也无作为，生民无所利赖，世运哪有不否的呢？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行，欲指何者为异端。大概“异”字与“同”字相对，虽然同师尧舜，同学孔孟，而工夫路径，与尧舜孔孟相悖，就是异端。我们同读儒书，同以儒自命，不审与儒者全体大用之实，果真相同与否。此处须切己体察，慎勿终其身沈溺于异端，而犹居之不疑，说我是儒者。

译我是儒者。

有人问：近日的学者，渐渐知道致力于儒学。但是功名的心念，终究还是没有忘记，该怎么办？

回答说：朋友中如果真有人立志追求功名，这正是世道的庆幸，我们儒者的光荣，为什么要以此为病呢？只是恐怕他所立志的并不在于功名罢了。

于是问他其中的缘故。

回答说：恩泽施加于一方，那么不用去求取一方的名声，一方自然会传扬他的名声；恩泽施加于天下，那么不用去求取天下的名声，天下自然会传扬他的名声；恩泽施加于万世，那么不用去求取万世的名声，万世自然会传扬他的名声。如果只是考中进士、获取功名，说这对自身有利是可以的，说这对他人有功是不可以的；说这有显贵的名声是可以的，说这有事业的声名是不可以的。

译竟将“富贵”二字，看作是“功名”，仅由此便可见不求实事、只务虚名的弊病习气。其实，“功名”二字原本就不容易称许；即便是“富贵利达”，若能利益救助百姓万物，安定万民，主持风化教化，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名，也是富贵利达中不可多得的境界，不必对此避讳。

学者只应以事业作为功名。在立志求学之初，便应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因此，早晚所从事的，在于明晓治国的体制，认清时代的务要。等到有所成就，自然功业建立，名声确立。如果在立志求学之初，便以迎合时势为心，以取悦他人为念。因此，早晚所从事的，在于堆砌浮华的词藻，比较工巧拙劣。等到有所成就，终究没有功业可称，没有名声可立。唉！自从“功名”二字的意义不明确以来，士人生活在其中，不知枉费了多少精神。人才不振，治国之道不如古时，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番议论，既是为学术辨别邪正，也是为仕途挽回治国之道。

那么，登科取第难道不对吗？回答说：人能够登科取第，正好借此来建立功名，哪里可以否定呢？只是不应当舍本逐末，而能留心于事业，那就好了。

有愧对科第的人，有玷污科第的人，也有凭借科第而登上显贵之位，建功立业，为科第增光的人。科第中的人并不相同。世人艳羡科第，轻视科第，也在于人自己的选择罢了。

有人问：近来摒弃闲杂书籍，早晚只读经书，也感觉略微有些心得。惭愧笔力不是我的长处，不能体现在论著中，有所发明。先生说：读书怕的是没有心得。如果确实有所心得，那么处于安定之中便能根基深厚，左右适宜，体现在四肢行为上，施行于事业中，这本身就是发明。即使终身没有一个字的论著，也不妨碍他是真正的读书人。

真正的读书人，原本不一定非要有著述。偶尔有所著述，必定有根基，必定有发明，与后世追求虚名而夸耀著述的人不同。

六经四书，是儒者明体达用的学问。读这些书的人，果真明体了吗？果真达用了吗？读书而不思考明体达用，研究虽然深入，论著虽然丰富，想要做什么呢？不过是夸耀精微，炫耀深奥，向世俗炫耀罢了。这样读书，即使说没见过六经的面，不认识四书的字，也是可以的。

问：做学问必须无所不知吗？回答说：无所不知，固然好。但必须先知道那些属于自己本分的。什么叫属于自己本分的？就是上天赋予我的，这是仁义的根源，道德的关键，治理天下、参赞化育的根本。所以讲习讨论，涵养省察，无非是致力于此。舍弃这个而向外追求，就像对自己家中的珍宝茫然无知，却偏偏详细探究邻居的器物用具，这就叫不知务正。

那么，既然知道了家中的珍宝，其他的就可以不知道了吗？君子说：学问贵在广博，不贵在杂乱。通晓修身治人的机理，通达开物成务的大略，像古代的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富弼、马援，推究他们足以辅佐世道、恩泽百姓的才能，他们的流风余韵，还作为后世学者的师范而无穷无尽，这是博学。名物象数，没有深奥不探究的；典故源流，细微之处必定考察，像晋代的张华、陆澄，明代的杨慎、王世贞，叩问他们而知识不竭，探测他们而更加深入，见闻虽然丰富，但用于远大的目标则背离，这是杂学。自从博学与杂学的区别不明确以来，士人中翻阅旧纸、泛泛穷究的人，便大肆以博学自命，人们也一致以博学归誉他们。殊不知役使有用的精神，亲近无用的琐碎事务，对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对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也只是徒劳罢了。

自从孔子以“博文约礼”的训诫，上承虞廷“精一”的传承，千载之下，渊源相承，只有朱子得其宗旨。他平生自我勉励并勉励他人，以居敬穷理为主。穷理就是孔门的博文，居敬就是孔门的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这是正学。所以尊崇朱子就是尊崇孔子。然而今人也知道排斥陆象山，尊崇朱子，等到考察他们所谓的尊崇，不过是训诂罢了，文义罢了。对于朱子内外本末兼修的造诣，主敬修身实修的功夫，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况且下学循序渐进的功夫，陆象山或许比朱子疏略，但他的为学，先确立根本，严辨义利界限，也自有不可抹杀的地方。现在尊崇朱子的人，能像这样吗？不能像这样，而只凭区区语言文字的末节来排斥陆象山、尊崇朱子，多见其不知自量。

陆象山之学有长处，也有偏颇之处。节制其偏颇而取其长处，都是孔孟之学。李二曲、王丰川，都有这种执中持平的议论。

穷理而不居敬，那么见闻虽然多，但最终无法成就本性、保持本性，就是俗学。居敬而不穷理，那么空疏无用，最终不足以经世宰物，就是腐儒。所以必须以居敬来穷理，使心常常清醒，才能精义入神，随博随约，融会贯通，不至于支离外驰，德业与学业并进，知行合一，大概就在于此吧。

学者怀疑体用有两个不同的趋向，恐怕只追求文辞的末节，而不以诚明的本体为根本。没有天德，哪会有王道？唐虞之际，没有书可读，皋陶、夔、稷、契，不妨碍他们成为王佐，达到齐治均平的效果，卓越非凡，不是后世章句书生所能企及的。只是现在的时候不同于

译古时候，今人比不上古人。凭借孔子生来就知晓的圣人资质，尚且反复翻阅致使皮绳断绝三次，向老子请教礼制，向郯子询问官职名称，直到晚年也不废弃研讨。朱熹曾说，充满天地之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达到天成的境界，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只应当开拓心胸，大规模地奠定根基，必须让万事万理在胸中透彻明了，将这颗心放在天地之间同等看待，然后才可以谈论孔孟的快乐。必须明了古今的法度，通晓并应用于当今而没有不适宜的，然后才算是完整的儒者，才可以谈论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必须运用应对，如同从口袋里探取东西一样不匮乏，然后才算积累深厚，取用左右都能找到源头，而真正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如果害怕重蹈“诵诗三百”的过失，而说至诚自然能感动万物，本体确立自然功用施行，那就是空疏杜撰，如同没有刻度的秤、没有尺寸的尺，临时应对事物，怎么能切中要害、符合时机呢？这就是不学无术，寇准之所以被张咏惋惜的原因啊。

译阐明学术以匡正时弊，不必另立宗旨，首要在于表彰《四书》。然而《四书》家家传诵，户户吟咏，孩童便已学习，注解者堆积如山，原本就显明易懂，何须再行表彰？

唉，正因为家家传诵，人人共习，而学习中的得失，实在是世道民生、治乱安危、善恶的关键。有心于世道的人，确实应当就着大家所习的内容，挽回积存的弊端，治愈顽固的弊病，让人反求诸己，付诸行动，这才是所谓的表彰。

做官处理政务闲暇时，阅读《实政录》、《衍义补》、《资治通鉴》，可以广泛探求典章制度，深入启发礼义智慧，其受益应当日新月异。每天思考：这一生一旦过去，还能再有这一生吗？少壮年华一旦过去，还能再少壮吗？思考就会警惕，警惕就不能不及时勉力图谋建树，把随波逐流、平庸无为视为可耻。历来官员众多，有的光辉照耀天地，留芳无穷；有的湮没无闻，与草木一同腐朽。这并非关乎爵位的高低，只在于能否建树罢了。

世俗儒者，卑劣者沉溺于利，高尚者粉饰名声。名声越高，就越心力交瘁、日益拙劣，丧失本真就越严重。只有看得道理越透彻，为自身修养的心就越迫切，极力摒弃浮名，勉力敦务实学。实学在于自身，纵然终身不被世人知晓，也不妨碍成为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君子。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书立说留下训诫，成就《四书》；程颢、程颐、朱熹相继阐发表彰，并非仅仅让人口耳相传。而是希望读者体悟于身，践行于行，扩充成为天德，通达成为王道，对世道有所补益。【以下出自《反身录》】

国家在学宫颁布《四书》，用来选拔人才，原本是因为文章可以征验品行，期望得到切实体认、力行实践、有体有用的人才，对世道有所补益。果真能体悟于身，践行于行，扩充成为天德，达成为王道，对世道有所补益吗？否则，诵读虽然勤奋，阐发虽然精微，但入耳出口，借路求进，对世道毫无补益，这难道是圣贤立说的初心、国家取士的本意吗？

孔子等贤人，在军事、农业、礼乐方面，大的成就大，小的成就小，平时各自有所自信。如今我们平时所自信的在哪里？是军事吗？是农业吗？是礼乐吗？还是超然于世事之外，潇洒自得，志在隐居呢？如果志向并非隐居，就应当对经世济民的事务，切实实地研究，务求有用。一旦为世人所知，或许有机会自我效命，让世人看到儒者的作为，让百姓受到儒者的恩泽，才不枉读了一辈子书。如果只是寻章摘句，靠文字求取名声，章句之外，凡是百姓的忧乐、兵赋的机宜、礼乐的兴废、风化的淳薄，都漠不关心，一旦步入仕途，所学的不能用，所用的没学过，难怪国家得不到培养士人的成效，百姓得不到大治的恩泽了。

经世济民的事业，平时学习有素，一旦担当重任，尚且大多不能全部切中要害，完全符合机宜。殷浩以拯救苍生自负，房管以将略闻名，出仕尚且败局，何况平时熟习程度不如这两人呢？所以面对盘根错节，应对仓促事变，全在于平时学习有素，不是区区依靠聪明临时安排的人所能企及的。如果本体未立就骤然从事经世济民的事业，就像没站稳先学走路，很少有不被绊倒的。所以必须先修养自己而后治理他人，能治理内心才能治理天下国家。

子张把“闻”当作“达”，志向在于名声感动他人，这是追求外在、迎合名声者的弊病。孔子所示，一补一消，针对他的毛病而用药。后世学者，其毛病恐怕比子张更严重。从幼年到成年，所习的都是追求外在、迎合名声的事业，便已种下追求名声的种子，毕精竭力，只追求名声。平时读到子张问“达”这一章，对于“闻”与“达”的分辨，不能说不清晰，没有不认为子张是追求外在的；讲到“色取行违”，没有不斥责其虚伪而痛加诋毁的。而自己心思言动，偏偏是表面讨好、追求外在，偏偏是言行不一而不怀疑，偏偏想要名声感动他人。果真警惕反省，收敛浮华、归于务实吗？忠诚朴实而正直吗？只喜好道义吗？与人相处察言观色，根据他人来反省自己吗？处世谦卑以自我约束，内不疏忽而外不傲慢吗？行为都发自内心，不事矫饰，时常怀疑、时常反省，不自以为是吗？如果不这样，纵然磨砺节操、砥砺品行，借以树立名声，名誉虽然广博，也不是为自身的学问。就子张的提问，细细玩味孔子的回答，就可以知道所应趋向的方向了。

读书有此对照勘验，更见体验亲切。

《尚书》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只有知人，才能安民；能爱人，才能安民。如果明智不足以知人，所用的人，一旦任用不当，本想润泽百姓反而残害百姓，那么他的爱就适成祸害。即使不残不害，而才能不胜任，旷废官职、废弃事务，不能承顺潮流、宣扬教化，百姓不受恩泽，又怎能普及他的爱呢？舜在众人之中，识别提拔皋陶；汤在众人之中，识别提拔伊尹。皋陶、伊尹既贤，他们转相引荐的人，位列众官的，没有不贤的。众正盈朝，残民害众之徒，不仅无法逞其残暴，而且革心易虑，咸与维新。汉唐宋明各代君主，中间虽有英贤，号称知人善任，然而他们所知所任，不过是随世求取功名的人，那些大贤良如皋陶、伊尹

译尹。当时本来就没有那样的人。即使有，也不是所能了解的。所以当时一起共事的人，忠臣与奸佞混杂，治国之道兼杂王道与霸道，而想要以仁爱覆盖百姓，使世间达到和谐太平，就难了。

译侍奉贤人，结交仁者。原本借此来陶冶身心，辅佐德业。如果不是因为贤德而侍奉，而是呈送试卷、缴纳课业，以此谋求被赏识；如果不是因为仁德而结交，而是以诗酒为媒介，以此扩大声望和交游，那么他们的人品和学问就可以知道了，而被他们侍奉和结交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贪图富贵，就是鄙陋之人。这并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在开始求学时，所学习的就是攀附荣耀、获取贵位的术数。等到登上仕途，只是沉溺于荣耀、固宠求安，患得患失，不阿谀奉承，就逢迎讨好，这是情理之中必然到达的地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学问不可不慎重。

读了圣贤的书，却不能用来约束自己，只借用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这与登上垄断之地谋取暴利有什么区别呢？使自己陷入卑贱丈夫的境地而不知道。

从登上垄断之地谋取暴利这一点来看，确实无法辩解其不是卑贱丈夫了。

说到后羿和奡都不得好死，那么那些只依靠权势力量的人，不觉骨寒心冷。岂止是后羿和奡不得好死，纵观前代的权奸，如汉代的窦宪、董卓，唐代的李辅国、元载，宋代的贾似道、韩侂胄，明代的石亨、严嵩，当他们权势正盛时，作威作福，气势焰焰，难道不灼人吗？一时趋附的人，随风倒伏，称功颂德，全国像发了狂一样。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很少不被视为迂腐的。等到祸机一发，最终归于毁灭。奸党被株连不止，即使侥幸逃脱，也是人所羞耻的。回头看平日安分守己的人，究竟谁得谁失，谁荣谁辱呢？所以人立身处世，不要苟且图谋眼前，要考虑日后的结局是好是坏，全在于平日喜好崇尚的是正是不正。崇尚道德还是崇尚强力，在这两者之间试着自己选择。

为自己而学的人，潜心体会，深入探究，只怕自己的心没有澄澈，自己的本性没有尽善，自己的身心没有修养，自己的德行没有成就，自己以外的事自然不去追逐。等到身心修养、德行成就，自己立身、自己通达，宇宙内的事，都是自己的分内事，树立他人、通达他人，无不是为自己而学。为了他人而学的人，不但攻习记诵，写作辞章，是为了他人，即使谈论道德，说仁义，也无非是为了他人。这就是理学与俗学、君子儒与小人儒、上达与下达之所以分别的原因。

学问到了广博识记之后，才能融会贯通，那么越广博越觉得有用。如果所识不广博，即使想贯通也没有办法贯通。刘文靖说邱文庄广博但缺乏要领，虽然有散钱，可惜没有钱绳来串钱。文庄听后笑着说，刘子贤虽然有钱绳，却没有散钱可串。这话虽然是戏言，实际上切中了当时学者只广博而不简约，以及空疏而不广博的通病。

由广博返归简约的功夫，多识而贯通一理的境地，看了这些就可以明白了。

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利导他们，真有把百姓当作子女的父母之心，才能这样。否则即使明知可以利民，也像没听见一样。像这样的人，难道说得完吗？

没有真正把百姓当作子女的父母之心，就不能知道什么是利民的事。即使知道可以利民，也不肯顺势而为。所以做官的人，都知道这是不费钱财的恩惠，但无奈他们的心不在百姓身上啊。

汲黯所说的，内心多欲望而外表施行仁义，不仅深深切中汉武帝的弊病，实际上是天下后世学士大夫的通病。当他们立志求学之初，不是不仰慕先哲，想做正人君子，但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因为利心没有清除，而内心多欲望。虽然有时勉强行义，但把义当作宾客，把利当作主人，终究是有目的而为。术数越精巧，弊病就越深。越是遮盖周密，到紧要关头，不觉本性全露。大大丧失了生平隐微中自以为有利的事，究竟反而成了大不利。

天启初年，边疆战事告急，远近震动恐惧。冯少墟先生，当时任副院，慨然说，这是学术不明的祸患。率领志同道合的士绅，结社讲学。有人嘲笑他说，现在兵饷不足，不讲兵饷而讲学为什么呢？先生说，试看今日疆土的丧失，果然是兵饷不足吗？还是人心不稳固呢？大家争先逃跑，拿着百万兵饷，抱头鼠窜，丢弃得像不要一样，只是缺少这一点忠义之心罢了。想要提省这忠义之心，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从先生的这番话来看，更加知道讲学不在于之乎者也，而在于讲明大义，激发良心。

在当时原本是不急之务，迂阔之谈，而端正根本、澄清源头，釜底抽薪，没有比这更切要的。圣门宁可去掉兵去掉食，而不可去掉信，就是这个意思。

人幼年学习，壮年实行，所学筹划所行，所行本于所学。所学不外乎仁义，那么所行就不杂于势利。乃有学问不明通方，误竭心力，或者专务辞章，或者误耽虚寂，对于修己治人的道理，经世宰物的事务，反而茫然不知探究。一旦承担事务，空疏缺乏实际，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建树无闻，可耻莫过于此。必须大力矫正这种弊病，务必做有用的学问。凡是关乎治体的，一一练习有素，所学必求可行，所行不负所学，辅佐君主、恩泽百姓，对世道有补益，这才是幼学壮行。

孟子幼学壮行的论述，就是孔子求志达道的意义。从今日来说，就是既仕学相资的实际道理，坐言起行的实际事务。

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现在庠序未曾不设立，学校各处都有，而教育在哪里呢？

译树立自身、修养品德的道理，救济世人、安定百姓的事务，未曾通过研习学业而触及。即便是应对科举的文章，也只是抄袭模仿程式化的范文，没有看到切实的功夫。如果真正切实地讲求，自然一定会有益处。这其中并非没有人才。

译科举考试这一途径，原本就有切实的功夫，并非不能通过考察实际学问来选拔人才。

胡安国在湖州府学任教，当时辞藻华丽的文风盛行，他独自倡导“明体达用”的主张。受他教诲的学生，没有不成全德行、通达才干的，都能被世所用。曹月川担任霍州学正，以亲身实践作为教学准则，言行举止都有规范。海瑞在南平担任教谕，曾著论说：守门打更都有固定的职责，教官这一职位，是造就人才的源头。自从教官的职责意义不明确，人多认为这是贫穷者做官的途径，所以担任此官的人，大多品行卑劣，不履行职责。士人风气败坏而吏治怠惰，就是由此而来的。于是他以师道自任，严格课程，勤于训导，士风大为改变。张绿汀在华阴担任教谕，教法严格而造就人才有等级。约束学生，不得穿着华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轻率进入官府，不得宴饮使用乐伎。收集告诫的条文，细微之处都必须具备，士风因此改观。如果担任此职的人，都像这四位先生一样，学校就有教育，明伦堂就不会虚设，善人还担心不多吗？人才还担心不兴盛吗？

“学问”二字，人多误认，往往把见闻记忆当作学问，把见闻广博、记忆丰富当作有学问。所以有见闻广博、记忆丰富，却不遵循仁义，德业未成的人，这是因为只在耳目上寻求，而不在身心上寻求的缘故。

修养天爵以求取人爵，有所作为而为之，本来是君子所深深耻于做的。然而中等以下的人，如果肯有所作为而为之，仁义忠信，乐善不倦，那么立身还有根本和末节。既然得到人爵，必定瞻前顾后，略微顾及名义，不至于十分决裂，还胜过起初就不修养天爵的人很多。古人所谓喜好名声而努力行善，难道不胜过不喜好名声而肆意作恶吗？那么孟子说最终必定灭亡的，为什么呢？既然得到人爵而抛弃天爵，利令智昏，改变原来的状态，败坏法纪，不灭亡还等什么？即使侥幸能善终，不在自身灭亡，也必定给子孙留下祸患。

荒政没有奇策，都不过是权宜补救于十分之一，仅足以救民于死亡，不足以赡养民于生存。所以圣贤谈论治理，都以平日施行王道为要务。但今日时势，与古昔作用，必定不能相同。如孟子说王道的开始在于重视农事，明确禁令，王道的成就在于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兴办学校。现在想要施行王道，只有重视农业和兴办学校两件事，其余则是今昔适宜不同。古法既然不能全部施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略而成。我们读书论世，正须从此研究出一段不违背古法、不悖逆古意的大经大法。日后得位行道，不必完全模仿古法，而也足以使百姓养生送死，也足以使老者穿帛吃肉，不饥不寒，然后才算通晓时变，善于读书。不然，不达其意，而只拘泥于古法，纵然对前人的言论，解得明白，说得恰当，究竟有什么益处？

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读书，称为切实读书。

四书是传心明理的书，人人都有这个心，心心都具备这个理。人多蒙蔽理而亏欠心，圣贤为此立言启迪，相继发明。譬如迷失道路，幸好获得指南车，应当遵循所指，这才迈步行进。然而半步未移，只凭借口舌，终日读所指，讲所指，修饰言辞以阐发所指，而心与所指违背，行为辄背道而驰，想要放纵而理泯灭，而心之为心，愈发不可问。这是辜负自己的心，并辜负圣贤立言启迪的苦心。

一位士人问四书的疑难义理，先生对他说：你是实行到这里产生疑惑吗？还是只夸耀精奥，以资讲说呢？大学的要旨，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试着切己自察，物果格了吗？知果致了吗？果意诚心正，修身以立本了吗？中庸的要旨，在于戒慎恐惧，涵养于未发之前，子臣弟友，尽道于日用之际。试着切己自察，果静存动察，惟独之是慎了吗？果于子臣弟友，尽道无歉了吗？论语的要旨，在于时时学习。试着切己自察，果明善了吗？果复初了吗？果存理克欲，视听言动之复礼了吗？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笃敬，三畏九思之咸事了吗？孟子的要旨，在于知言养气。试着反己自察，言果知了吗？气果养了吗？放心果收了吗？不择纯驳，只资见闻，恐怕不是知言的意思吧。不惩忿窒欲，集义自反，恐怕不是养气的功课吧。才辨方甲，就以猎荣誉为务，多材多艺，只以增其胜心，日凿日丧，放犹不足言也。四书的设立，果欲吾曹之若是乎？虽欲不谓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

读四书的人，常作此想，虽不能一一无愧身心，必有所益，不同随口读过也。

思无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几使三百篇之诗，将与后世徐庾沈宋之诗，同类而并观也哉。

六经皆古圣贤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无非为后人身心性命而设。今人只当文字去读，不体认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穷经，究无益于身心性命也。即

译就像《诗经》作为教化手段，原本是教导人们效法那些应当效法的，警戒那些应当警戒的，行善去恶，使思想不至于走向邪僻。所以说《诗经》是用来引导性情的。如果只是诵读篇章众多，善行得不到劝勉，恶行得不到惩戒，那么这培养性情的方式，反而会成为性情的累赘了。

译冯异战胜立功，其他将领都争相夸耀自己的功劳，唯独冯异独自退避到树下，沉默无言。曹彬平定江南，开拓疆土数千里，若是其他将领，必定发布捷报上报朝廷，极力叙述战功；曹彬只向朝廷进呈奏表通报说：“奉命处理江南公务，现已返回。”这都是不自我夸耀的表现，与孟之反可以说是不同时代却风气相同。武夫尚且如此，何况读书人呢？所以道德、经济、文章、气节，有的人具备其中一项，有的人兼有这些长处，但如果心中关于道德、文章、经济、气节的见解，有一丝一毫没有完全消解融合，便是自夸。上蔡先生（谢良佐）反省克制多年，去掉了一个“矜”字，程子称赞他是切问近思的学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矜”和“伐”这两个字，最难消解融合。古今圣贤豪杰，做学问难，有度量更难；建立功业难，安于功业更难，都是被“矜”和“伐”所拖累。

问：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就治理好了；后世人才济济充满朝廷，而天下太平的日子却很少，动乱的日子很多，为什么呢？答：那五位的德行是天德，才能是王佐之才，看待天下如同一个家庭，看待万物如同一个整体，看待国家大事如同家庭琐事，各自发挥长处，同心协力辅佐君主，他们推荐任用、遍布朝廷内外的，没有不是贤能之人；舜又以恭敬的态度统领他们，所以世道登上大治，风俗达到和谐。后世既没有那五位贤臣的德行和才能，又多自私自利之心，他们提拔引荐的人，贤能者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不贤能，举措失当，人们没有劝善惩恶的激励，所以虽然人才济济充满朝廷，终究对国家无益，对百姓无补，即使十分整齐，也不过是小范围的休养生息罢了。

做学问，原本是为了尽尽自己本性分内应当做的事，职责分内不可停止的事，就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该吃饭穿衣时就吃饭穿衣，并不是想要成就“吃饭穿衣”的名声，然后才去吃饭穿衣。自从“成名”的说法出现后，天下后世，大多只图名声，为尽本性分内、职责分内而做学问的，百中无一二；为成名而做学问的，大概十个人中有九个。于是做学问的人寻章摘句，通过科举考试成名；学习诗歌文章，通过风雅成名；而对于本性分内、职责分内当务之急的事，终身反而大多茫然无知。唉！弊端已经很久了。聪明人在诗歌、文字、书画等方面都能胜任，但不能做人罢了。能做人，就只遵循天理，不做不该做的事，不追求不该追求的东西，俯仰无愧，不辜负做人的实质，诗歌、文字、书画，更因人而显贵重；不然，诗歌、文字、书画，即使极其精妙，也不过是诗人、文人罢了。古人说大丈夫一旦被称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观的了，这话意味深长啊。

我们对于四书，从小学习，到老也不废弃，读了是读了，只是记在嘴上而没有落实在身上。如果真能落实在身上，使自身成为道德仁义之身、圣贤君子之身，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吕新吾说：圣贤千言万语，说的是我们心头美好的话语，立下的是我们身上的良方，举而行之，无处不是教化；而现在把一部经书，当作圣贤遗留下来的致富本子，终日诵读，只为身家打算，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灾祈福的经忏一般，念的绝不与自己相干，只是赚些经钱米粮来养活这具躯壳，把圣贤垂世立教的用意，辜负尽了。这话切中我们的通病，应该猛然醒悟。

“上口不上身”，切中古今读书人的通病，吕新吾的话尤其警策切要。这段文字未收录在《呻吟语》中，所以我节录时也未涉及，赶紧记录在这里。

◆王丰川《存省录》【名心敬，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人，为生员，跟随李二曲先生在秦中讲学，本朝征召修撰明史，因母亲生病而推辞】

谨按：王丰川先生是关中学者，未曾一天做官，但书信中所说的民生利弊、治国之道的优劣，无不切中要害，可以付诸实施，真是领悟了做官与做学问一贯之道的人啊。尤其愤慨讲学家尊崇朱熹就攻击陆九渊、王阳明，尊崇陆九渊、王阳明就攻击朱熹，各自树立门户，学术分歧众多，为此他进行剖析折中，吸取陆王学说的长处，补救其偏颇之处，总归于有用的实学。节录下来，给谈论学问、谈论做官的人作为准则。

所谓实学可贵，是说它内在确实足以资助成就自己，外在确实足以资助成就万物。孔门《大学》，只在“明德、新民”、“明体达用”的实务上落脚。其中难道说不需要讲说、不需要著述、不需要论辩吗？只是所讲说、著述、论辩的，都在这“明体达用”上，才算是根本的实学。如果脱离“明体达用”，而空谈讲说，竞相著述，只崇尚论辩，那么所讲说、著述、论辩的，就都成了浮泛的文字和虚妄的事了。

讲求实学的人，都说不用讲说、不须著述、不须论辩。如果知道遵循《大学》，以“明德、新民”为纲领，事事从“明体达用”上用功，那么凡是讲说、著述、论辩，无非都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实学了。

人性本善，不假借人力而善，但难道能不假借人力而自然不失去其善，并能充满其善吗？陆王立论，意在张扬本体本善，未免在尽性复性的工夫上，容有疏漏，与六经四子的本旨有所不同。如果不善于学习，虚见不实的弊端，在所难免。然而鉴于此而不知道工夫是为了保全本体，或者舍弃本体而言工夫，支离破碎、四处奔波，又难免。必须像《中庸》那样尊崇德性而道问学，然后才是中正圆满的。

不

译仔细玩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解说，因此议论显得偏颇固执。无论是遵循朱熹还是陆九渊，辩驳都未曾停歇。我思考这句话，似乎预先知晓后世学术的分歧，并明确地指示出来了。

译闲坐时，有人诋毁王文成（王阳明）是禅宗信徒。先生说：“王文成天资极高，见解明澈爽朗，他那种直截了当、简易明了的地方，非常值得取法。但如果把这作为讲学的宗旨，那么流弊就不少了。如果把他看作禅宗，恐怕也不可以。禅宗自然是出世之学，王文成则是经世致用之学。明世宗称许他为有用的道学家，那些推崇他直接继承曾子、孟子的人，固然属于过分夸大的举动；但如果斥责他为儒道的异端，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诋毁。”

王阳明学问有成且能应用于世，怎么可以把他看作禅宗呢？只是他所论述的，除了致良知之外，不再下别的功夫，未免过于直截了当。如果把这作为讲学的宗旨，恐怕学者会希求冥悟而沉溺于虚空寂灭，从而流于禅宗。这是持平得中的论述。

这道理固然在我心中，但我心尚未明了，怎么能一一完全通达其中的蕴义，穷尽其中的分量呢？《曲礼》等书所载的礼仪节度，都是古代的圣贤，在从此心精义入神之后，为了利用安身之道，记载在简策上，来昭示天下后世的。所以必须多闻多识，即使是古人尽性之言行，也能启发我心中未曾显现的端绪，并用来印证我心中已显现的端绪，然后心量才能穷尽，与圣人相合。因此讲求古来的礼仪节度，正是《礼记》所说的博闻强识之事，对于开发本心、印证本性，大有依赖。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善之功，不废弃博学审问，而曾子认为辅助仁德有赖于会友。

古今的义理，圣贤垂范世间的经书，哪一样不是人应当学习的？《中庸》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说“弗措”（不停止），圣门之学可以知道了。

说讲求礼仪节度，在于知道其要领，求明此心的天理，起初并不是执定古本，据为处理事务的准则。如果说只要致吾心的良知，完全不用讲求古人的礼仪节度，那些不学不问的人，尚且不知道心是什么模样，如何才算穷尽；而且不知道我的心原本与古圣贤的心，是同一体量，而古圣贤一切尽心之节目，原本无非是我心自有而应当穷尽的条理。纵然此心不夹杂人欲之私，但以茫无证会之心，师心自用，难道能在我心完全通达其蕴义，穷尽其分量，像古《曲礼》等书所载的礼仪节度那样周详完备吗？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正是因为人性之善，原本与尧舜相同，而尧舜则是千古能尽性之人，是千古人尽性的准则。想要尽心而复性，正须切实学习尧舜。所以《尚书》说：“学于古训乃有获。”获固然获的是我心的理，但不向古训学习，又将效法什么而有获呢？阳明主张即心即理之说，并废除了开发印证我心的实功，这也是未免因噎废食，无怪乎后世讥讽他多师心自用。

有人诋毁丰川先生是陆王（陆九渊、王阳明）之学，先生听说后说：“这是举出我而失实了。自宋代以来，濂、洛、关、闽诸儒，无不有尧舜君民之志，然而都因为未能得志行道，以致有议论多而成功少的讥评。象山（陆九渊）义门之风，冠绝千古；荆门（王阳明）之政，备见躬行。阳明起初任主事，就上疏参劾刘瑾；后来勘事福建，以无责任、无兵粮的客臣身份，忘身忘家，荡灭了宸濠滔天之寇；至于平定江西、两广积年的猾盗，都能不动声色，伟勋是前此诸儒所未有的。这既足以洗刷道学迂阔无当的羞耻，也足以证明吾儒体立用行之效。如果他在孔门，即使不能列入德行之科，也应当在言语、文学、政事三科中高占一班。像我这样迂疏庸腐，常愧不及二先生万一。现在说原是陆王之学，这是深深赞誉我啊。但象山之学，偏重立本，而我平日必定说本末兼该；阳明之学，单提良知，而我平日则必定说知行一贯。我未曾不吸取陆王的长处，也未曾不补救陆王的偏颇。所以对于陆王，我不仅不敢像世俗儒者那样排斥，实在对陆王有心节取。”

陆王如果在圣门弟子之列，也是孔子所嘉许的，但不能没有偏胜，人的学问不能没有弊端罢了。丰川先生节取而补救他们，实在对学者有功。

近世学者，自己在明善诚身之要上，不曾实讲一句，实行一步，专门以讥评先儒，作为徒资口舌的具文。又并不肯在朱子的书上细心体认，精求原委，对于朱子的教导，身体力行，而专门以攻讥陆王，作为尊崇朱子的借资。无论其学术落于徒尚口耳，大失朱子平日穷理尽性的教导，其立心先已不可对朱子了。我对朱子，不仅尊其所闻，而且必行所知；对陆王，未曾不取其重本之得，也未曾不救其偏内之失，殊不敢像世俗儒者那样口辟陆王，便以为功在尊朱。所以生平在朱陆学术之辨，自己取舍之间，平心质理，不敢昧心作一字含糊模棱之言。他们只看见我不排斥陆王，兼取其立大本、致良知的旨意，而未察我所以补救的本意，就以为我是学陆王之学罢了。

无遗王道之天德，无外天德之王道，无废工夫之本体。

译没有脱离本体的修养功夫。

译看去似乎浑沦。细按却甚切实。

救弊不妨各从其所急。立宗却不可流于一偏。流于一偏。则即药仍为病根。入门亦不妨各自从其性之所近。归宿却不可不归于中正。一失中正。则成举一废百之弊。流弊且中于世道人心。杨朱墨翟初时亦是学仁义的心。教人亦是教人学仁爱学义理。只以立宗偏于一端。归宿不知中正。遂成异端。祸及当世。吾辈所宜鉴戒。

学求有得于道耳。其所从入得力之处。质性所近。不能尽同。若以此立为宗主。使天下人皆由此而入。则不能无偏胜之弊。惟圣人之门言学。知行并进。穷理尽性。是千古不易之理。其余不能无偏。均不可以立为宗主也。我曾说王阳明的学问。足以匡正时弊、建立功业。而不可以立为宗派垂范后世。意盖指此。

莫徒张皇尊德性。亦莫徒偏重于道问学。实实在在有道问学的严密工夫。乃算得真能尊德性。真真切切实在尊德性上着主意。乃算得真能做道问学的工夫。见不透这底里。尊德性必流于空虚。道问学必堕入支离。其流弊正均等耳。

此事不是说得是便已。近时举业家视为迂阔者。既不识此事是何事。即一二讲学的宿儒。亦只以著书立说当之。又不仅因其理之当。而只以意见争门户。呜呼弊矣。

学道。是学所以行也。不行而徒尚空谈。抑末矣。而言不精当。则道之蠹也。

古今论读书之法。自以朱子为极精极详。极平极实。以反身体认为要。以穷经致用为本。徒恃诵读。而不知反身。这是贾竖负贩之学也。徒明于心。而不能见之行。这是画饼充饥之学也。虽多亦何用呢。

朱子论读书。无非挽回后世俗学之弊。此段议论。颠扑不破。

读书宜以五经四子书为主。这是千万世代道法之宗。然经旨简奥。学者不易猝然明了。却宜先讲明四子书作根基。这样经旨可类推而明。然四子书虽有朱子的集注。未尝逐节逐句发挥。初学者入门。势不能不借助于时下的讲义。而讲义却不皆知道之人所作。多是因文衍义。故其意味淡薄。不能尽发孔曾思孟原旨。依此而欲明了四子精义。亦至难也。故必须先就周程张朱。及吕蓝田、李延平、张南轩、真西山诸人之书。体味其旨归。以会归于邹鲁之学。然后四子书可渐入其门庭。五经才可次第阅读。

近时讲义。大抵因文衍义。其中多有似是而非者。讲义日多。书理日晦。不只是意味淡薄而已。窃以为欲端正文风。培养人材。宜从讲贯书理开始。

有问操心之道。先生曰。小心而不流于畏惧。静心而不溺于虚空。空心而不溺于寂灭。勤心而不流于急躁。仁心而不流于姑息。义心而不流刻薄。勇心而不流于刚暴。希圣贤之心而不入于好高喜胜、志在上人之境。则可与言操心。

学问求于心。其义如此。

释氏以出世还虚为宗。吾儒以立实体致用为宗。若吾儒止于训�词章。则失其宗矣。不知吾儒的明德新民。原自虚灵不昧。原自不遗伦物。但日日从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间。时时用格致之实功。实时时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事。一切训�。尽归于此。一切词章。尽归于此。即是全体大用。一以贯之了。

三纲领、八条目。凡为学者。皆不能外。后世学者因其为大人之学。未免看得高远。不甚切近近。学术所以日非也。此段足以醒世人。

名非君子之所避讳。却非君子之所急。盖夫子之所疾乎无称无述者。是说其无一善之实可称述耳。并非教其急于求名。如杜南征辈也。且古之君子其见理明。居心正。方且以胜名为己耻。趋名为己羞。又何暇舍根本之实而自骛虚名乎。故其著立说。一身而必为天下万世之虑不知者若似为留天下后世之名。不知君子也只自尽其明道觉世之责。修辞立诚之事。初非以此为足自表见。如杜南之欲留名天下后世也。故正义明道之学。只以自尽其实为当。

急于求名。与疾没世而名不。迹似同而心实异。此中有为已为人之分。不可不知。

颜子终身陋巷。只是无人用颜子耳观为邦之问。颜子岂无意当世。然不独颜子为然。古来只有忘情世道之士。乃以洁身为高若圣贤君子。

译以天地为心，将百姓万物怀于胸中。只是不忍心轻率地为了做官而苟且出仕罢了。践行道义、救济时世的念头，本来就没有曾经淡然置之、放在心外。

译士人因时运不利，便借口说没有做官进取的志向，以此来标榜清高，而听的人仍然把他们看作清流。且不说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那种对爵位俸禄毫无感情的人，即使真的如此，如果人人都对爵位俸禄毫无感情，对世道有什么益处呢？孔子门下的各位弟子，没听说以不做官为高洁的，颜回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明朝时邹、冯两位先生，在京师讲学，告诫学生不要谈论政事和职掌，鹿太常认为这是无用的学问。两位先生说：“太常的话，虽然看似有理，却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时局日益败坏，朝廷之上，大小臣工，往往不为国家谋划，却竞相营私结党，国事渐渐无法过问。两位先生目睹此景，心中伤痛，但他们没有权力，不得已采取这种挽回万一的计策。他们并非不知道空谈对实事没有补益，但他们心里认为，如果能够唤醒世人的良心，人们自然会心系国家、心系百姓，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逐渐革除以前的陋习。得到一个人的觉醒，就可以实际地帮助一分国事；而且让知道的人多了，善人就会日益增多，时事还可以挽回。这是两位先生不得已的苦衷。至于职掌政事，这是身居此官、身任此职的人应当谋划的事情。况且众人之中有难以公开议论的情况，何况在座的不一定都是同僚，六部九卿都有人在场，长官和副职都在其中。只要讨论公理，如果有良心的人，自然会依据公理的是非，来明确处理自己职事的是非。两位先生以前只是泛泛地议论道理，这正是切合议论实事的做法。如果直接指责某部行事的是非，具体议论某卿用人得失，无论以户部议论礼部、兵部，都近乎讥讽弹劾，触犯忌讳；即使是长官议论下级官员的美恶，也会激怒对方，招致怨恨。光禄公称赞大理寺的美善，尚且类似阿附结党，涉嫌偏私。这对于国事，未必有帮助，而朋党倾轧排斥的祸患，却会立刻到来。”

官场各有职掌，遇事讲论，是为了尽职。事情过去就算了，如果在公会上再次议论前事，如同聚众争讼，必定引起争端。所以说，直接指责职掌，不如泛泛议论道理，对时事更有益处。

问：现在的科举士子，迂腐地看待理学，难道它们的道理真的不相贯通吗？先生说：“何尝不相贯通。只是如今的学者，把它们分成两件事来看，分成两条路来做，已经很久了。试看现在的科举士子，所习尚的讲义制艺，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旨趣，相同还是不同？现在的科举士子，其学术心行，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学术心行，在公私邪正上如何？那么异同不辨自明。末世的习俗追求虚名而无实，都不是国家设立科举制度的本意。善于学习的人，能够一一返本还原，循名责实，将六经四子，无非是天德王道的大本源；策论表判，也都是经世济国的实用。即在科举学业中阐明体用兼备的全学，都在于此，何尝不相贯通呢。”

这可以作为今日科举士子的指南针。那些认为科举学业有弊端，而想改变它的人，都是因为不明白贯通的道理罢了。

有人说学问到家时，独自享受其中的乐趣，势利功名，都可以不用。先生说：“说学问到家时，势利功名不能沾染，这是可以的；说势利功名都可以不用，却不可以。因为势是道借以推行的凭借，利是义的和谐，功是德的施行，名是德的彰显，名又是用来建立教化的。古代的圣贤，何尝不重视这些呢？只是他们到了尽性至命的境界，看待一切势利功名，只是作为利用安身、行义达道的凭借。未得到时，不至于患得；已得到时，不至于患失。像那些沉溺于势利功名的人，追逐外物而丧失了本心，只是势利功名中人罢了。如果说可以不用，这是把事与理、情与性看作两样，不仅视圣贤远离人情，而且视我们的道为佛老那样的出世空宗，也不是体用兼备的学问。恩泽施及当世，叫做功；以功著称，叫做名。功名是美善一面的事。如果要把四项并列，那么换成‘富贵’二字或许可以。”

这也是后世学者因噎废食的谬论，对功名二字，竟然看作不可沾染的事，义利界限不明，也是学术的弊端。

治理国家以培植人才为要，而培植人才以讲明学术为急。国家以经义选拔士子，原本是因为四子六经，是二帝三王、周公、孔孟等圣贤所阐发的天德王道的精蕴，修身治人的准绳。希望士子幼年学习，成年后践行，修养自己以此为准则，治理他人也以此为准则。今天的士子如果反躬自问，读六经四子书，都能切实见到圣贤立言垂训的微旨吗？他们发挥经义，确实能一一不违背经义的本旨吗？从入学打开书箱，直到日后做官治理百姓，确实能修养自己而不违背经旨中修养自己的实义，治理百姓而不违背经旨中治理百姓的实义吗？又以前命题只限于《孝经》，现在又增加了性理，原本是因为性理是辅助六经四子的，是古今书籍中载道的一大渊薮。现在的士子都学习议论来应付主考官，确实能切实明晰《孝经》的意义，周程张朱的宗旨吗？用表文选拔士子，大概是因为陈谢陈贺，都是做官时应有的事，希望士子今天熟练它，日后使用时，不至于在格式上失误。

译这大概可以说是所谓美盛的文采罢了。并且涉及判词，那么定罪断案，是官员的重要职责。想要在处理事务时，不至于在权衡上出现失误，必须在闲居时切实加以钻研。如今读书人都练习写表文和判词，果真日后能不致使格式和权衡出现失误吗？至于策论，则是向上辨析千古以来道术与治术的不同来源与同流，向下探究当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而一定要用五道题来限制人的原因，是想广泛观察他们陈述奏议的见识，以储备日后实际考核时的施政措施罢了。读书人练习策论，果真能做到契合古义而完全恰当，适应当今而全部协调吗？如果都能得到其实质，那么就不辜负朝廷选拔人才的根本宗旨，不辜负圣贤期望的深切用意。居处时可以做真正的儒者，出仕时可以做优秀的臣子，不违背所学。总之，这科举事业，今日治学虚实之辨，就是将来事业兴衰之辨。如果能在研习科举学业之中，切实下尊崇听闻、践行知行的功夫，那么举世都同样诵读，同样讲求，明体达用、求志达道的学问就在这里，坐而言、起而行的功效，也在这里了。

译选拔人才的三场考试制度，没有一项不是出于崇尚实学、选拔真正人才的考虑。实行久了，读书人擅长揣摩迎合，不务求实学，主考官暗中物色，也有侥幸被录取的，于是大家把揣摩迎合当作实学，上面用实事求是的标准要求，下面用虚名来应付。还能就这里所说的，顾名思义，下切实的功夫，何必担心实学无人，而科举不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呢。

论诗先重性情而后重风韵，其关键先重识解而后重性情。比如《诗经》三百篇，是诗却成为经典，是因为见识宏大、识见高远，见解都抓住第一义。下及晋宋，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直到晋唐，李白和杜甫齐名。究其根本，谢灵运终究不如陶渊明的旷达飘逸、清高超绝，李白必定不如杜甫的爱国忠君。这是千载以来的公论，难道不是陶渊明和杜甫的识见情趣独高吗。由此推究诗赋的渊源意旨，大概可以知道了。

论诗以风韵为主已经很久了，讲到性情，还不失《诗经》的遗意。现在以识解为主，那么诗与学术人才的关系就不浅了，更可见诗赋原本不是吟风弄月、堆砌辞藻的技巧，所以被列入经典。

读儒家书的人，有排斥禅宗的说法，有沾染禅宗的说法，又有本来不习禅，却不知不觉已沾染禅气的说法。殊不知禅宗立心，以出世为归宿。其出世，总在于见到自性的空寂。所以必须空掉山河大地、伦理万物、富贵荣华，连同身心也空掉，胸臆中不留丝毫牵挂，以妨碍自性本然，而后世才可以出世。这是崇尚虚无、出世的学问。而我们儒家，无论身心不可空，伦理万物无一可空，富贵也不在可空之列。天地山河，虽然想空掉，但裁成天地、辅助万物，不能推诿给他人，也正好有不可空的地方。这是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学问。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没有一句话不本于心性，也没有一句话不归于经世。如果有见识的人仔细参究，自然没有不能得其梗概的。却把禅宗的罪名加给陆王，也是所见不审慎，立论太偏颇。

知道禅学和儒学不可混同，就知道陆王是儒学而非禅学，不可混同比拟。而不善于学习陆王的人，其流弊容易沾染禅宗，也正好不可不忧虑。世道人心之所以严重依赖理学，而理学之所以独重于宇宙，难道不是因为它真正的道德表现为真正的事功，足以维系天意和百姓的生命吗。所以道德虽然不专门依靠事功来衡量高下，但正以事功来验证真伪。所以皋陶说，也有九种德行，也说这个人有德行，于是说，具体说说。而成周选拔人才，开始用三物来教导，就用三物来实际选拔。下至两汉征求贤良，也尚取孝悌友爱、努力耕田、品行显著闻名的人。大概道德不可见，验证道德，必定以征验于事功为实在而有根据。

真正的理学，必定有真正的事功。理学源于所学，事功征验于所遇。既然遇到了，而又没有事功，必定不是真正的理学。不然，世间何必依赖理学，人又何必重视理学呢。

晋朝的弊病，始于少数人的空谈名理，后来流为清谈，清谈的弊病不可止息，祸患于是不可穷尽。汉唐的弊病，始于少数人的矜持崇尚气节义气，后来流为朋党，朋党的弊病不可止息，祸害于是伤及国家。今天私下议论的人，就是将来在朝廷上持论的人。如果各自维护自己的见解，极力诋毁议论，在民间不过是争闲气，一旦登上朝堂，百官众多，人不可强求相同，必定各自分党结派，互相攻击，其流弊且不可言说。宋明的事可以作为鉴戒。

学术关乎世运如此，讲学不可不谨慎如此。

天下清平太平，盛世持盈保泰，端赖深识特立的人才。士大夫读礼居家，移孝作忠，一餐不忘君亲。与其一个人刚直不阿地辅佐王室，不如合群贤共同达到理想的治理。轻车未出，正是悉心物色正人，引诱正士，鼓励同志之气，以倡导百官忠于职守的日子。君恩难报，素志难酬，古代纯臣王佐，无论登朝还是居家，无不有忠君报国的实事，岂必奔波于皇途，然后才说日夜不懈怠呢。

士大夫居家虽然没有治理的权力，未尝不可以筹划治理。总要看这念头的公私，以及所见的远近如何。

从前孔奋任姑臧令，宋均任辰阳长，都能改变荒风为善俗，流芳青史。在粤东，韩愈以诗书改变潮州风气，至今潮人祭祀，比作孔子。大君子的经世致用，正于他人不得意处见手眼。何况地僻事简，仕途优裕而学习，更加究治传世大业，以弘扬不朽盛事，尤所谓十万金买不就此善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被贬居者立下此愿力，做此工夫，苦境无非善地。所谓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有什么怨恨呢。

天的变异，时的灾害，有不可以人意测度的。但在盛世灾不为害，因为平日余一余三，培养的方法既周全，临事议蠲议赈，救济的方法又详细。衰世则培养救济的政策不备，一番灾害，便

译损耗百姓的一番元气。虽然不能以灾异祥瑞来论断国家的盛衰，但在君主存心方面，则不能推诿为时运的偶然巧合而听之任之。应当以灾祸降临、是上天之心用来警示圣明君主，作为正确的论断。

译蔡忠惠公任福州知州时，正值上元节，下令百姓每家悬挂七盏灯。处士陈烈制作了一盏大灯，长一丈多，上面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恐笙歌无妙曲。”忠惠公看到后，回车罢免了张灯之令。君子不赞赏陈烈善于言辞，而赞赏忠惠公能让陈烈进言，并且虚心接受善言。我对忠惠公唱出了《诗经》中“山榛隰苓”那样的诗句。

地方官常常以修建亭台、游山玩水来粉饰太平景象，终究是追求虚名而损害实惠。忠惠公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有人问乡中没有明师良友，恐怕学问难以成就。先生说：“五经四子，以及宋明诸先儒的语录，都是经历过的路程本子。如果能依照这些字句，身体力行，久而久之专精而生明，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天。况且邻近之处，哪有无可请教的人呢？”

把经书当作路程本子，知道一尺就实行一尺，绝不空读。

有人问自己一向有志进修，无奈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家计贫困，不能不有所阻碍。先生说：“孔门如颜子、原宪、曾子、子路，都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何曾因为贫困阻碍他们的进修？而且古来成大德业如舜、说、管、鬲等圣贤，正是从贫困艰难中进修得力，岂能因为贫困自我阻碍呢？况且人当得意时，却容易沉溺；遇到贫困困乏，则绝无世俗纷华之可溺，这一点真性，才得以透露。从动心忍性锻炼出来的识力，更精更实。所以贫困不仅不阻碍进修，反而有助于进修。”

法律不可改变，也有不可不改变的。衣服饮食对于人来说，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这是适宜。所以没冷就穿皮衣，没饿就吃饭，叫做先时；冬天还穿葛布，饿了还只喝水，叫做后时。先时的人急躁，后时的人愚笨。急躁的人没有成功，愚笨的人多有后患。君子观察天道，审时度势，只求适宜罢了。所以法律弊坏就改变，否则就坚守；时势穷尽就改变，否则就沿袭。所以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律，时势既然到了，也不畏难。没有可乘的时机，不随便创新；没有可循的法律，也不随便沿袭。所以谈论政治的人，观察时势；审时度势的人，观察政治。不追求这个，而拘泥于执着可不可作为说法的人，不是急躁就是愚笨，都不是基于事实和本质的论述。甘龙、杜挚坚持认为法律不可改变，商君坚持认为法律必须改变，先儒各自主张自己的说法，以为是非。以我的观点来看，意思都可以采用。可惜执着于可不可作为说法，而不知道根据时势和政治的可不可作为说法。所以由甘龙、杜挚的意思善用，就成为守成的文景之治；不善用，则未必不是因循不振的元成之世。由商君的意思善用，就成为霸强的齐桓、秦孝；不善用，则未必不是自用的苻坚、祸宋的神宗。况且尧舜禅让而四凶显赫，尧任用他们而舜则诛杀他们，那么沿袭中有变革；汤武变革而三重之道相继沿袭，那么变革中有沿袭。审察这个，王者因革损益的缘故，也大致可以看到了。这是君子经权时宜的论述所不能停止的。

我们儒家首要重视的是道德，事功只是顺应机遇罢了。然而如果不实际体现在事功上，那么道德就成为虚器。高则元虚清静的宗旨，可以寄托其中；低则著述意见的偏颇，可以寄托其中。我们的道将在虚浮和腐朽的两条路上败坏，而没有定论了。

阳明的言论，有时与朱子相同有时不同，这是学者意见不合的常态。朱子学问本于程门，而在游酢、谢良佐时翻案，龟山是其渊源所自，而以涉禅，明白地说而不忌讳。不仅如此，即使所深信的二程，也时常遇到不满其说的地方，一定要直伸己见而后已。现在的《易注》，与全集所载斑斑可考。大概理是宇宙公理，所以诸儒每当会心处，有必伸己见之意。阳明的言论是对的，朱子如果在世，必然虚心接受；即使不对，也必然与他据理明辨。哪有从百世后诟骂其意见不同，以为尊崇，使我们的道竟成一党同伐异之局呢？

国家表彰朱子，刊布全书，其意原见后世之学，卑者既止于章句训诂，高者每流于意见异论，所以取朱子平正笃实之学，加以弘扬，令天下奉为善学孔孟的依据。岂是说只学朱子，诸儒先与朱子议论不同的可以全部废弃，又令排斥拒绝呢？

道学一脉，孔孟以来，自隋王文中始开其端，至宋濂洛关闽诸先生，乃宏其绪。然而都有德无遇，无所施为，至后人有迂腐之讥，论世者也不免议论多而成功少之疑。然而不是诸先生力有不逮，限于机遇罢了。阳明立不世奇功，刷洗吾道深秘，令孔门政事一科，实征于千载之下。现在排斥他为禅，排除在吾道之外，转恐舍弃吾儒真实作用，将令依附二氏虚寂之见者，得托附其中，而经生俗士，掇拾章句者，且侈然自以为有功吾道，窃入

译孔子和孟子功臣的行列。他们的弊端难道能说得完吗。

译孔子是东鲁的儒者。即使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只是通晓经书旨意、能够亲身践行此理的醇儒罢了。离开经书难道还有道吗？离开道难道还有经吗？所以士人通晓经书以明晓大道，也只是深信此经，并在身心上切实体悟罢了。汉代儒者多是经学老师，既不通晓经书的旨意，又没有亲身践行。自从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大儒兴起，才知道奉持经书是穷究事理的根本，践行经书是规范身心的准则。真像是六经的每一个字都是为我们儒者设立的，经书并非虚妄之语，我们儒者时时处处都应当以经书为行为准则，离开经书就不能成为儒者。即使中间有人忌妒排挤，无所不用其极，但最终朝廷和民间的贤者与愚者，没有不知道其脉络正当、践行笃实的。必须像这样才不愧为孔孟的门徒。并且觉得汉代的经学老师，真是只吸取经书的糟粕，捡拾经书的唾余，都无助于先圣先贤设立经书教化人的本旨，不能与道学同日而语。为什么呢？训诂不足以穷尽经书的旨意，口头谈论不足以抵得上亲身践行。

大抵阅读经世致用的书籍，必须深入探究古人经略筹划的本意，融会贯通于心，就在日常人伦事物中取其义理，反求诸己，从自身所践行的经书道理做起。久而久之，人情事变，才能推究其理、描摹其情，筹划处置没有差错。那么古人的书，就全部为我所用，而书就不只是白白读过了。不然，只是记忆古人过去的踪迹故事，学习古人却没有什么收获，怎么能收到穷究经书以致用的益处呢？纵然再合上《文献通考》、《经世八编》等书，广泛涉猎并强行记忆，也只是作为口头谈论，供笔墨使用罢了，对实用有什么益处呢？

学者能够静心思考，圣贤用经书教导人，是什么用意；国家用科举选拔士人，是什么用意；而我如今勤勉不懈，想要登科及第，却是怎样的主见。到这里把各项头绪考虑得清清楚楚，是非辨别明白，就应当有奋发自立的志向，产生一种不能自已的冲动。

近世的儒者，不把圣贤的言语当作切合自身可行之事，一定要向上寻求新奇可喜的言论，自认为能通晓《左传》，能通晓《史记》，把孔孟放在一边。仁义礼智，这是源头，如果拽转源头也很快。

源头上没有下功夫，所诵读的《左传》《史记》，只是糟粕罢了，有什么益处。

一天市场上喧闹而辱骂，甲说：“你没有天理。”乙说：“你没有天理。”甲说：“你欺心。”乙说：“你欺心。”王阳明先生听到后，叫弟子说：“听他们说话，他们谆谆讲学啊。”弟子说：“这是辱骂，哪里是讲学。”先生说：“你没听见吗？说天理，说欺心，不是讲学又是什么？”弟子说：“既然讲学了，为什么辱骂？”先生说：“那些人，只知道责备别人，不知道反省自己，所以如此。”

王阳明认为天下人都可以和他们谈论学问，天下事无非是学问，指点得醒豁明白，所以立论稍显偏颇，实际上对世道有益。

天下一切人一切事，大抵苟且从事，找不到真正的题目，就认错了题目；尝不到真正的滋味，所以不见实际效果。

认清了真正的题目，才能得到真正的滋味，才有真正的功夫，自然有真正的效验。不止是读书，而读书更加切实。

范太傅自从做官从未放下书卷。有人问他：“从前有异人对我说，你将来会担当大任。如果真像他说的，没有学问怎么处之？”徐武功进入翰林院，不从事诗文创作，凡是军旅行役、水利之类的事情，无不讲求。有人说：“您的职责在于文字，做这些做什么？”徐公说：“这些都是儒者该做的事。如果朝廷有事任用我，即使想学，也来不及了。”

两位公都是及时勉力学习的意思，看得“学”字紧要，在仕途上才切实，不要视为追逐禄位。

张荆州教人用圣贤言语，体现在行事上；因为行事又反过来求索圣贤言语。吕东莱认为这是善于读书，是务实的学者。

这是知行并进，即学即仕的实际功夫。

◆魏冰叔《易堂文集钞》【名禧，字冰叔，江西宁都人】

谨按：做学问原本不专为写文章。只有有学问的文章，考据古事适宜今用，言语都有内容，足以明道而经世。与那些拼凑缀缉为文、雕琢成章的相比，确实有虚实不同。宁都三魏兄弟，互相师友，以文章自命，而识见广远，言辞雅正，尤其以冰叔为最。他所著的《日录》，我已刊印在《训俗遗规》中；《左传经世》，早已流行于世。现在阅读集中所论述的古今事变、政治纯疵，句句平实，对学问事功有益，采录于此，以见有学问的文章，都归于实用，并非迂阔空谈。

古代建立学校造就士人，立庙祭祀先圣先师于其堂，又在庙旁建造学舍，居住学生，一起诵读学习讲课。其制度至今称盛。只是担心做学问的人仅存其名，对于古代教化士人的良法美意，一无所与。士人的志向不在于学习已经很久了。然而尚且尊崇其庙貌，严肃其祭祀，有志之士，未尝不咨嗟慨慕，向上追求建学造士的意义，那么所以保存千百中之一二的，还有其器具。

看到庙貌而有尊师之意，面对圣贤而兴起勉学之心，古今同此人情。学校的典章，所以重要。

自从福田利益的说法，进入人心，学士大夫，大多借径孔孟

译用手段谋取富贵。后来得志就营求财利，不得志就畏惧获罪而侥幸求福。奔走趋附于禅让之位。乡里平民，互相观摩劝勉，形成风俗。寻求所谓勤奋力学之士，不忘记古人设立学校教育士人的本意，那么本来这样的人就很难找到了。

译读书人进入孔孟的门庭，尊崇孔孟为老师，却借此作为获取富贵的途径；他们巧言令色、趋利避害，从而陷入禅宗的歧途。平民百姓被他们诱惑，由此形成不良风俗。这些人是孔门中的罪人，也是学校中的蛀虫。

孔子圣人以学问不被讲求为忧虑。《易经》兑卦的大象辞说：君子应当与朋友讲习学问。自从宋代的小人用“伪学”诬陷君子，才开始有了禁止讲学的禁令。我曾考察过，从事讲学的人，并非全部出于君子；但攻击讲学的人，却没有一个不是出于小人。从宋代以来就可以看清楚了。

汉唐时期的党争祸乱，是君子与小人相互攻讦。到了洛党与蜀党的分裂，君子与君子之间开始相互攻讦了。洛蜀之争，是主张讲学的君子与不主张讲学的君子相互攻讦。到了朱熹与陆九渊的党争，以及近日程朱学派与阳明学派学说不同，则是主张讲学的君子与同样主张讲学的君子相互攻讦了。朋党之祸，千古以来都是一个套路。如果没有君子，那流毒祸患又到哪里才能停止呢？《易经》说：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做学问的人，各自有得力之处，最终都要归结到圣人的大道罢了。

禁止伪学的禁令，起初是小人想要陷害君子。等到学问有了异同，君子与君子相互攻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党派。只有统一归于大道，学问没有异同，争党之风自然就会平息。

因此，弊端必然要补救，那么殷周制度的增减损益，即使是圣人的制度，也可以改正其中不完善的地方。道理有所契合，那么诸子百家的言论，未尝不可以用来阐发圣人的经典。如果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肯定这个否定那个，起初怀着相互取长补短的意义，却形成了相互压制的意气；因为路径不同，形成了门户之见，那么君子变得偏私固执，与小人的依仗权势、谋取私利有什么差别呢？却还喋喋不休地说：“我是讲求圣人学问的人。”这就像要到楚国去，却把车辕指向北方一样。

不学无术的游侠之士，常常因为喜好义气而扰乱国家；有学问的君子，因为喜好义气而庇护百姓，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世道兴盛时，上级廉洁自律、励精图治以使下级受益，下级尽职尽力以供养上级，上下相安无事，盗贼不作乱。世道衰败时，大官吏贪婪放纵、逞威风以督责下级，小官吏盘剥百姓，用搜刮来的钱财奉养上级，平民百姓无所依靠，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被迫成为盗贼；或者势单力薄无法自立，被胁迫跟随成为乱党。在这个时候，千户人家的乡村，百户人家的聚落，如果有大户人家中的杰出人士，喜好义气、轻视钱财，能够在当地缓急之间提供帮助的人，那么穷苦百姓在饥寒时有依靠，遭遇大兵大寇时有凭借，就不肯轻易丧失节操立刻成为盗贼；或者畏惧威严、感念恩德，不敢做坏事。所以乡邑中有喜好义气的人士，足以弥补朝廷治理的不足，补救卿相和有司的过失，对地方民生有功劳的人不少。

乡里有轻财好义的人家，不仅足以救济乡里的穷困，实际上还可以将祸乱消灭在萌芽状态。

做大事的人，需要具备三种资质：见识、毅力、才能。没有见识不足以预料变故，没有毅力不足以持久坚持，没有才能不足以驾驭纷繁复杂的事务。有人说：“预测大多准确，这可以称为见识吗？”回答说：“凡是利害是非当然之处不难辨别，难在两可之间、看似都对的地方能辨别得出。预测准确的人，要费多少踌躇思量，如果利害之争只在呼吸之间，怎么能来得及呢？”所以“识”字尤为第一紧要。造就见识的方法，叫做见闻、揣摩、阅历。见闻，是指读古人的书，听长辈的话，以及广泛听闻四方发生的事情。比如剪纸，花样多，剪得快；比如医药，药方多，医得稳。揣摩，是指没有这种事，不妨设想未然的状况；事情已经过去，不妨设想另一种结局。对于自己，拟议之后才说话，商议之后才行动，这就是揣摩。对于他人，不盲从古今的是非利害表象，一定要切实推求其所以然，使前后中边的道理洞然明白。或者事情已经这样，但有更好的做法；或者事情已经不对，但并非完全错误。阅历，是指所谓局外之人，不知局内之事；局内之人，不知局中之情。天下的事变，不仅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以固守，甚至有常理无法推度的情况。所以见闻和揣摩的功效占五成，阅历的功效占十成。

既说见闻，又说揣摩，又说阅历，深得孔子“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之”，以避免不知而妄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知识的次一等，而见识是可以造就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君子，但看日常每件事肯吃亏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小人，但看日常每件事喜欢占便宜的就是。

用这个标准观察人，最贴切，也最准确，随处都可以看出来。

观察人的行事，必须看大处；观察人的立心，必须看小处。人大节没有亏损，小过失不值得再议论。而欺世盗名的人，往往在轻易忽略的地方，露出全部的心术。综合起来考察，人就没有隐藏的情状了。

朋友中有性情多猜忌的人，这不是可以用辩解说理来化解的，在于积累诚意来感化他。有性情多固执偏僻的人，这不是可以用劝谏争辩来进入的，在于修养自身来示范给他。所以朋友有隐藏的过错，有时借事来自责，有时引事来责备他人，有时拿他人的类似过错反复挑剔议论，有时拿他人的相反善行再三称赞，在性情之间暗中转移人，而人不觉悟改变的艰难。这是劝人向善的上等方法。

听人讲说事理，即使是我已经知道的，也只应当静静聆听，不可插嘴接话去说，总是要显示自己的长处，嫉妒心、名利心一并发作罢了。

我向来喜欢

译“仁术”这两个字。起初以为在道理之中应当有这种委婉曲折。时间久了，在道理之上增添了几分刻意安排。又过了一段时间，在道理之外生出各种欺诈虚伪。于是就把“仁”字架空，却将“术”字当作权柄。所以在日常行事应对中，必须十分真切，这样“仁”字才不会被“术”所掩盖。

译“术”字原本不是一个好字眼。孟子所说的“仁术”，无非是因为齐宣王有以羊易牛的心意，劝他委曲求全以保全他的仁心，也就是引导他走上正道罢了。如果把“术”字理解为行仁的正论，恐怕容易走入权术诈伪的路子。这一条可以说很好地解释了孟子的意思。

凡是刑杀的事情，仁爱的人看到，会更加激发他的仁爱；残忍的人看到，会更加激发他的残忍。所以君子远离厨房，也是恐怕有习惯成自然的意味在其中。

同样是刑杀，一种情况是看到后更加激发仁爱，另一种情况是看到后更加激发残忍，这是相互习染而在不知不觉中发作的。这更加说明“术”不可不慎重。

世上不信仰佛教的人，往往贪婪地杀害生灵，来满足口腹之欲；那些淡然吃素的人，没有不是从谄媚佛教开始的。然而有的人在西堂诵佛，在东厨屠宰，甚至掠夺别人的钱财，陷害别人，却小心翼翼地吃素，认为佛就在此。这都是因为道术不明，世俗儒生大多迷惑于此。

给诸生讲解《弟子规》中“入则孝”一章，因此说我们这些人读了一辈子书，却连这一节都读不完。大概孝悌、谨慎、守信、爱众、亲仁、学文，每件事都能做到极致，即使是圣人也不过如此。然而如果不按照这些去做，就会变成不孝不悌、行事放荡、言语虚浮、待人刻薄、喜欢结交邪友、目不识诗书的人，那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人了。应当在这句话上多次反省。

这一章原本是圣人门下启蒙教育、成就圣人的根基。如果一一违背这些，那么想做个普通人都不可能。这可以补充注疏所未能涉及的。

我年轻时禀性愚直，常常对别人尽忠告之责，而且颇为自爱自己的文章。凡是书信文稿，必定抄录在草稿上。我的朋友彭躬庵说：“有人听了你的话而改正过错，你的文章有幸流传于世，那么他的过错也就随之流传。你舍不得埋没一篇好文章，却忍心让朋友已经改正的过错，千年之后依然如新吗？”我惭愧信服，汗流浃背。这话与古人焚烧谏言草稿相比，更是不同。

规劝过错的文章，并非不可以保存。但过错已经改正了，不保存那篇文章，更能体现深厚的友谊。朋友尚且如此，何况君主和父亲呢。这就是焚烧谏言草稿之所以为忠的原因。

学问有真伪，历来不可避免。我曾感叹过去的伪学者，把别人平生得力之处，说成是自己的，可谓厚颜无耻而不惭愧。现在的伪学者，把自己受病之处，痛骂别人，可谓良心尽丧。既然知道这是自己的毛病而不肯医治，反而指为别人的毛病，并且观察面貌、切脉诊断，开方配药，去医治别人的病。这种病即使岐伯再生，也无能为力了。

掩饰短处、文过饰非，自夸而轻视别人，只有读书人最为严重。这是因为他们所学的不是正道。

世上没有不宜读书的人。贤者固然能增加他的贤德，下愚之人读了，纵然不能增加，也决不至于损害。有人说有人读破万卷书，却分辨不出一件事，这是读书没有用处。我说这个人假如不读书，就能分辨事理吗？然而有两种人，却不可读书。一种是机巧之人，原本有小聪明，又参杂古人的智术，那么机械变诈，层出不穷，不到害人杀身的地步，绝不会罢手。一种是刚愎自用之人，既然自以为是，加上学问，借六艺来粉饰奸邪之言，肆无忌惮，必定导致一言不听，一非不改，误事杀身，终身没有长进的日子了。

人喜欢谄媚而厌恶正直的人，明着责备他，他就认为是当面侮辱；暗着讽刺他，他就认为是讥刺。如果不切中实际，就用妄言激怒他；如果切中实际，就刻骨铭心地怀恨在心。事前而言，不说他迂阔，就说他预先用小人之心度己；事后而言，不说他无益，就说他庆幸失败来羞辱我。转过来看，觉得进谏的人有许多不讲道理的地方，只是终身不容人开口罢了。这就是所说的“有言逆心，必求诸非道者也”。

拒绝进谏、文过饰非是恶行。不拒绝进谏却常常自己拒绝进谏，不文过饰非却常常自己文过饰非，是恶中之恶。果于自信是有原因的，而坚持得更加坚定，就是拒绝进谏、文过饰非。易堂的邱邦士，向来没听说他诋毁过一个人，却以此规劝我，我至今心服而不敢忘记。

士大夫没有人不知道拒绝进谏、文过饰非是毛病，而最终不能避免的，都是因为果于自信，而坚持得更加坚定。

掩盖过错与保护过错不同。掩盖过错的人，譬如偷东西不承认，还有畏惧王法、害怕公议的意思在，良心尚未泯灭。保护过错的人，譬如慈母保护骄纵的儿子，只怕别人伤害他。譬如偷东西，本是偷窃无耻，却说出许多道理来，既好像不算偷窃，又好像该得偷窃，不仅无罪，而且应当有功。将这过错加上十层铁制的屏障了。这真是败坏一己的心术，而扰乱天下的学术的人。

年少而资质美好的人，能自我洗涤于世俗，以真诚致力于学问，必定要谨慎于所习，慎重于所交。凡是君子，是对人有益的人。人贵在与君子交往，因为君子对我有益。君子如果对人没有益处，与君子交往而不自取益处，那就与世俗人无异。孔子说：“友直，友谅。”《中庸》说：“审问之，慎思之。”《易经》说：“积小以高大。”这就是学问之所以有益的原因。

谨慎所习以慎重所交，都是学问。年少而资质美好的人，尤其容易取益。

杨子说：“贵是富的荣耀，富是贵的耻辱。”我说：“富是贵的道路，贵是富的门径。”

富为贵

译这是通往道路。这是富贵之门。难以谈论治国之道了。

考核人才，用六曹的职事来约束他们。比如学习军事的人，考核他的韬略；学习刑法的人，考核他的律例。这最为切实而不浮泛。然而天下的才俊，未必能专精于某一曹，却唯独能通晓国家兴废的大道理、强弱的大趋势，决断非常之事，平定突发的变故。那些在六曹事务上精明强干的人，到了这种地步或许会束手无策。如果一定要用专门之才的标准来衡量他们，那么这类人都会被遗弃了。所以循名责实，有时也会错失人才。掌握用人权柄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一点。我制定制科策问，分六曹来策试士人，同时设有通论国势治体的题目，用意大概就在于此。

译有人问，用人不可拘泥于资历资格。这是对的。如今如果贡士、举人、进士都同等对待，那么谁肯去做艰难的事呢？而国家又凭什么来显示甄别和鼓舞人心呢？回答说：区别他们出身官职的等级，但不限制他们最终能达到的职位。既然已经做了官，就以称职作为升迁的标准，积累功劳直到做到卿相，就不应当再追问他们的出身了。

刚任用时不得不遵循资历资格，任用之后则看他的能力，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遵循名分来责求实际，鼓舞各类人才的良策。

人有一个病根，就会生出无数枝叶。比如病在鄙陋吝啬，便会有许多鄙陋吝啬的事。评论人时，须把他许多鄙陋吝啬的事，只算作一件病。不然，就会觉得他每件事都有毛病，即使有别的好处，也被抹杀了。况且人有一个大长处，便足以胜过他一生的短处。至于用人，则另有大恶不能掩盖小善的时候。但阴险毒辣、嫉妒的人，纵然不得已而任用，也只适合用于一时一事。倘若赋予重任，任用时间长久，那么利处只有一点点，害处却有百倍之多。

我曾论述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体恤贫民，尤其要养育富民。有人说贫民力气强悍，身家轻贱而容易犯法，才值得畏惧。富民自顾不暇，又力气脆弱，怎么能作乱呢？孔子说：一家的富有，驱使的仆役有百千人，供养的也有百千人。所以国家养育富民，富民供养贫民。贫民得到供养，就不会作乱。因此，富民导致国家贫困，并非真正的贫困；贫民导致国家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国家真正贫困，那么事情就无法办成了。唐僖宗时，度支请求借富民和胡商的财物，敕令借其一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说，天下盗贼蜂起，都是出于饥寒，唯独富民和胡商不是。于是停止借贷。如今做官的人，既不体恤贫民，又专门剥削富民，这难道不是思考得太不周到了吗？

古今弊政有十个相反的现象：重视开垦法令而田地更加荒芜，实行保甲制度而盗贼更加横行，宣讲乡约而不孝不悌的人反而更多，选拔俊秀子弟而年轻人更加抛弃诗书，实行乡饮酒礼而父老更加卑贱，免除灾荒的租税而百姓花费反而更多，精选学校生员而士人更加虚伪，罢黜官府旧役，让良家子弟替代以消除其害，而百姓更加困苦，纠察贪官而官员更加贪婪，惩治害民吏员而吏员更加狠毒。门人问其中的缘故，我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上下互相争夺利益罢了。租种民田的费用是一，租种官田的费用是三。法令下达而不应承，就用法律强迫邻里的农民，于是靠近官府的民田，不敢耕种了。这就是重视开垦法令而田地更加荒芜。一家被盗，十家连坐牵连。囚禁拷打索取财物，所以不告官，一家的祸害只限于被盗；告了官，十家的祸害比被盗更严重。于是看见盗贼而不敢指认，盗贼也自知是做官发财的资财来源。公然行事而无所顾忌。这就是实行保甲制度而盗贼更加横行。认为是不孝不悌，惩罚其子弟，又惩罚其父兄教导无方。不贿赂就不能释放。家有逆子，父亲不敢告诉别人，儿子未受惩罚而父亲先遭祸患，于是姑且听任不管。这就是宣讲乡约而不孝不悌的人反而更多。诏令选拔俊秀，那么家产稍好、能识字的人被蚕食。于是改行工商，逃匿成为胥吏差役。这就是选拔俊秀子弟而年轻人更加抛弃诗书。登上宾客席位的人，花费大量金钱。一时的师生，侥幸成为肥己报怨的工具。于是温饱的市井之人，年近五十的，听说将要举行盛典，就设计逃避。有关部门或差役拘捕传唤，诬陷为隐匿。甚至有礼貌邀请刚到，就骚扰勒索导致破家的。这就是实行乡饮酒礼而父老更加卑贱。上报灾伤，按亩征收费用，比正税还急迫。侥幸获得免除，追征已经收尽。这就是免除租税而百姓花费反而更多。减少弟子员额，以求得真才，那么高价而多卖。这就是精选学校生员而士人更加虚伪。良家子弟畏惧靠近官府，破家求免充役。免除甲役则签乙役，乙以下依次免除，而老吏积胥，依然掌权。所以代役的法令一下，奸胥更加饱食，良民更加贫困。这就是消除祸害而百姓更加困苦。贪官有纠察，害民吏员有惩治，人都营求财货而请求开释。于是富有的官胥变穷了。穷了又求富，就想着用一月的所得，偿还一年的损失。像饥饿的人盼望吃饱，而从百姓身上搜刮的更加厉害。这就是纠察贪官而官员更加贪婪，惩治奸胥而吏员更加狠毒。

这十项都是顺应民意的善政。官府一旦有了利欲之心，就变成害民的虐政。这是官府的过错，不是政策的弊端。

文章不朽，全在于道理上说得正，看得大，才是世间不可缺少的文章。我阅览古今文集，如果连续三四篇中，不见一句紧要相关的言语，就知道此人只是在文士的窠臼中过日子。然而要拣选正大道理来说，又有两种毛病：一种是古圣贤通用的好话，拾取敷衍，让人一见就生厌；一种是真正切要的好话，却与我生平为人南辕北辙，毫不相干。即使不必说清行浊，立意欺世盗名，也难免被有识之士鄙夷嘲笑。

写文章应当先留心史鉴，熟识古今治乱的原因。那么文章虽然不合古法，而直言伟论，也足以取信于今人，流传于后世。这是经世致用与写文章合一的功效。论述古文须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锥攻坚木，左右钻研。如果不得入，就引证古事。引古得力，那么议论就不烦琐，而

译事情的道理已经阐述清楚。这是写作的重要法则。

译像这样写文章，才不至于迂腐无用，也不是抄袭浮泛的言论。这是叔子的文章值得称取的原因。

圣贤的学问，以实用为根本。所以谈论道理如果不验证事实，就会迂阔疏远；古人的言论如果不验证后世的得失，那么那些审慎精当的言论就无法显现。现在认为古人的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增减，那么古人只说了一句的，我们就跟着再说一遍；古人说得简略的，我们就跟着说得详尽。言论即使毫发间能赶上圣人，也没有益处，何况必定赶不上呢。

国家废除杂学，尊崇孔孟，将四书五经定为科举科目。天下的读书人，无论将来是否通过科举入仕，没有不读四书五经的。既然读了四书五经，没有不知道仁义道德重要的。然而才识迂阔疏远，被当世人讥笑。大概从童年到老死，只致力于泛泛浏览，完全没有实实在在的功夫。于是即使身登甲第，年纪老了，也不认识古今传承国家的世系，不知道当世州郡的名称，兵马钱粮的数量。而那些才俊的人，则在刚做官之后才开始学习。这是人才不如古人的原因。

考中功名的人，反复熟读这段文字，应当也会惭愧并思进取奋发了。

八股文中原本有关于经世济民内容的。然而往往把八股文的写法用于论说文就显得迂腐，用于策问就显得迂阔，用于奏议就显得疏漏。为什么呢？因为谈论道理容易虚伪，而核实事实难以欺骗。这是这种方法长久以来滋生的弊端。然而不能舍弃四书五经而另求他途。用四书五经端正趋向，确立根本，加上策论，考究古今人物的治乱兴衰，拓宽见识，竭尽才智，以适应实用，来补救这种弊端，那么八股文就是经世济民之学了。

庐山脚下，有位老儒杜了翁。有人劝他跟随阳明先生讲道。了翁说：“我听说圣人之道在《论语》中。我在其中‘言忠信，行笃敬’这六个字上，勤勉探求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得到。又怎么能去讲道呢？”有人说：“道难道能用言行穷尽吗？”了翁说：“我听说言行是君子的关键，是荣辱的主宰。又听说言行是君子感动天地的原因。如果抛开言行去讲道，我不愿听。”后来阳明先生听说了，感叹道：“不能说深山穷谷中没有真正读书的人。”【以下从别集采附】

吴因之论文章，有题目的表面，有题目的筋骨。我舍弃表面而抓住筋骨，所以片言只语就有余味。否则费尽心力，只写成一篇训诂罢了。所谓筋骨，是题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总之，贵在议论，而不贵在铺排；贵在剖析其所以然，而不贵在赘述其所当然。所当然的，是传达其形貌；所以然的，是传达其神韵。铺排是点滴积累而没有味道，议论是提纲挈领而清晰明了。所以一句话可以抵得上千百句话，反话可以抵得上正话，无言可以抵得上有言。用意念来说，是最真实的；用机巧来说，是最虚灵的。最善于运用虚灵，而所谓精深、淡宕的境界，都具备在其中了。

文章贵在体认书中的道理。茅鹿门论作文的要诀，首要在于认清题目。杜仲台说：“文章没有其他诀窍，只贵在体认。”意思是假设自己身处那种境地、那种时代，去体认其中的道理。对道理的体认既然真切，那么先圣先贤的言论，就成了我自身真实固有的道理。由此写出的文章，大概句句都是真实确切的道理。

写文章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护卫。善于学习的人，每遇到一个题目，必定先考察题目的前后脉络、实理虚神、轻重详略，审视清楚之后，然后闭目静思，这个题目应当如何安排，如何展开。题目中的关键，题目外的神情，在心中清晰明了，立定主意，然后下笔。这样章法结构、位置剪裁，大概就能协调得当。如果不先立定主意，只靠辞采点缀，话说得越多，道理越晦涩，文章越浮泛了。陈椒峰说：“我们写文章，如果无关于世教，可以不写。即使遇到极闲冷偏僻的题目，还可以借此抒发胸中想说的话，何况题目本来就与世教相关呢。”

会写文章的人，能从题目里写出文章来，又能从文章里提炼出题目来。会做事业的人，能从学问里做出事业来，又能从事业里提炼出文章来。

如果得到了题目的真髓，文章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典有则，这就是从文章里提炼出题目来。有事业，那么文章足以流传于世，取信于今人，垂范于后人，这就是从事业里提炼出文章来。

《他山石》说：“现在拿笔杆子的人，抨击古人，吹毛求疵，而大力褒奖今人，动不动就过度赞美。大臣个个都是皋陶、夔，台省官员个个都是龙逢、比干，将帅个个都是刘裕、岳飞，布衣个个都是巢父、许由，文士个个都是班固、扬雄，诗人个个都是李白、杜甫。投赠的诗篇，以黄金为准则；谀墓的文章，使白骨含羞。这成为文章的污点不少。”

士君子的诗赋碑铭，都是文章。如果视为应酬交际的常套，蒙蔽本心，取悦于人，风气就衰败了。竟然对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也不喜欢做发自内心的谈论，务求迎合赞誉取悦之计。这样的文风还可以问吗？这样的士风还可以问吗？

《学仕遗规》卷三终

●《学仕遗规》卷四

桂林陈宏谋榕门辑

子锺珂

侄锺理、锺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