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箴卷一

译最后，应当感叹世道不再像古时那样淳朴，但庆幸百姓的常理尚存。臣出身卑微寒微，却怀着诚挚的忠爱之心，对于君子如同对于父亲一般，难以忘记恳切悲悯的天性。史官记录史书，盲人吟诵诗歌，没有不是规劝告诫的地方。考虑到平民尚且可以进谏，何况英明的君主能够兼容并包？臣献上这些浅陋之言，希望能像献上芹菜那样表达微薄的心意。如今恰逢皇帝陛下像舜帝一样视听通达，像商汤一样德行日新，退朝时铭刻在几案上，安坐时铭刻在坐席上，秉持小心翼翼的态度，站立时便呈现在眼前，乘车时便显现在车衡上，庄严伟大的训诫清晰明确，不曾遗漏任何一件善事，旨在希望众官修明辅佐，弘扬宏大的圣德，兴起治理的功业。臣有幸处于昌盛的时代，冒昧陈述积蓄已久的想法，希望谏言被采纳，使恩泽降于百姓，君主英明臣子贤良，顺应时机以安顿政事，可以传之后世，永远信服于美善。臣冒犯天威，不胜激动急切、惶恐不安之至。臣所撰写的《百官箴》，连同序言和体例，共成七卷，用黄色罗绢夹封完整，谨随表章进呈以闻。臣月卿惶恐畏惧，叩头再拜，谨此陈述。

译○百官箴序

臣听说，君主是臣子的天；父亲是儿子的天。所以臣子爱戴君主，儿子爱戴父亲，这是天性。身体可以被杀害，但爱戴君主和父亲的心志不可消解。这就叫做天性。天下的事情，凡是施加于人的，时间久了必定会改变；而那些长久不变化的，就是天性。忧虑葵菜的女仆，不关心织纬的寡妇，难道有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职责吗？那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期，用仁爱来教化百姓，用正道来培养百姓，它深入百姓之中，在百姓心中积累得很深厚。所以到了他们的后世，国家虽然衰败，百姓虽然困苦，但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天性，即使是山林中的野人，深闺中的妇女，也有宁可被杀也不愿消解的。唉！这是三代有道的君主，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吗？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不养育百姓，保持爱戴君主的天性，而使我们的国家像三代那样长寿呢？臣最喜爱辛甲的虞箴，喜爱它出于天性而非人为；而惋惜它所说的百官箴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所以曾经以臣内心自然流露的情感来撰写百官箴。虽然自知这会成为怨恨的聚集地和灾祸的根源，但那宁可被杀也不愿消解的天性，只是因为爱戴我们的君主罢了。爱戴我们的君主，就希望君主长寿；希望君主长寿，就希望君主的国家长寿。《无逸》这本书，是周公用来使成王长寿的。长寿与否与安逸有什么关系？但周公说安逸就不长寿，不安逸就长寿。难道不是因为不安逸则天理流行，人欲净尽，本来就是仁的本体和长寿的道理吗？臣之所以敢【缺二字】百官箴，不敢因为不能自比周公而自我沮丧，而是希望或许能像忧虑葵菜的女仆、不关心织纬的寡妇那样，自我勉励，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不能自比周公而斥责臣子，而是因为可以。万一像忧虑葵菜、不关心织纬那样听从臣子，臣子的箴言有幸被采用，那么圣上的身体长寿如尧舜，国家的命脉长寿如三代。圣上的身体长寿如尧舜，那么阅览天下的义理就越熟练，处理天下的事机就越精妙，而人欲不能动摇，情伪不能欺骗，以霜降水涸般的真知，拿出轻车熟路般的老谋，使我们的百姓达到仁寿，使我们的国家长寿如箕翼。国家命脉的长寿，都从圣上的身体开始，这是臣爱戴君主的天性。如果众人怨恨臣子而想加害臣子，不过是杀害臣子的身体罢了，怎么能消灭臣子爱戴君主的天性呢？臣子对自己的处境一向确定，所以敢于进献百官箴而没有忌讳。孔子不说过吗？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臣子万死无悔。臣月卿谨序。

○百官箴次第

有人问臣子说：“你的百官箴也有次序吗？”臣子回答说：“有。二府对于陛下，就像股肱对于元首一样，所以没有比这更先的。师臣，是皇帝经筵，陛下应该以他为师；宾臣，是王翰苑，陛下应该以他为宾。他们尊崇德行、乐于道义，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值得与之有所作为，所以排在其次。经筵翰苑，白天紧密侍奉，夜晚宿值，在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加以涵养，于是非利害没有萌发时加以端正，那么力量少而功效加倍。如果是谏官，则是在将萌发时加以端正，力量逐渐劳累了。”子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叫做中，这是经筵翰苑的责任吗？发动而都符合节度，叫做和，这是谏官的责任吗？”周敦颐说：“诚是无为的，这是经筵翰苑的责任吗？几微善恶，这是谏官的责任吗？”邵雍说：“思虑没有兴起，鬼神不知道，不从我这里，更从谁呢？又说：先天学，是心法，这是经筵翰苑的责任吗？思虑一旦萌发，鬼神就知道了，所以君子不可以不谨慎独处。又说：后天学，是入用的位置，这是谏官的责任吗？”朱熹说：“存养天理的本然，这是经筵翰苑的责任吗？察知人欲于将萌发时，这是谏官的责任吗？”所以排在其次的是谏官，在将萌发时加以端正；后省，在未实行时加以端正；御史，在已实行时加以端正；史臣，在已实行时加以记录。已实行而不恰当，还可以直接上前加以端正。端正而不听从，那么就有记录在简策上的，不可畏惧吗？每天看见两位史官站在螭坳，也是增进德行的一种帮助，所以排在其次。祖宗严格二省的制度，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尚书写有令、有仆射、有丞，现在没有了，那么尚书六部尚存，三省的制度，所谓爱礼存羊，所以排在其次。宰士枢属，是二府的属官，所以排在其次。三省、太常、宗正、礼部的区别；大理、刑部的区别；司农、太府、户部的区别；秘书、国子监也是礼部的区别；将作、军器监，是工部的区别；所以排在其次的是登闻院，谏臣的属官；进奏院，门下后省的属官；官告院，吏部的属官；料粮、审计，太府的属官；榷货务、都茶场，宰士的属官；左藏库、杂买务、杂卖场，也是太府的属官；文思院，工部的属官，所以排在其次。这些都是列于朝廷的，所以前宰辅侍从，排在前面，庶官不记载。这是祖宗尊崇贤人的等级。凡是二府的箴言，惯例称司化治天下的道理，不可仅仅。政而已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走，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在于我们的君主和辅相互相勉励罢了。自尚书工部而上，惯例称侍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难道只是簿书期会吗？

译经筵、翰苑、台谏、给事中、御史台以及各史馆和例曹，它们的职责固然不同，但作为侍奉君王的臣子则是相同的。观察臣所写的箴言，看到职责的差异，就应当思考如何尽到各自不同的本分；看到“侍臣”这两个字的相同，就应当思考如何尽到道理的一致性。议论思考、进献采纳，期望不辱没“侍臣”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哪里可以说：“朝廷大事，有宰相在，我可以推卸责任呢？”哪里可以身为天子的侍臣却结党营私、阿谀奉承，只知道有宰相的私恩，而把侍臣当作什么官职呢？从内廷到外朝，承接政令、宣扬教化，没有比临安府更重要的了。这是天下的根本。不称“知临安府”而称“京兆尹”，是希望陛下修明政治、抵御外侮，恢复文武疆土。天下的险要地势，京兆得以占据，现在固然不容易说出口。除了陛下，没有可以告知的人罢了。臣有成熟的计策，容臣另行奏报。京畿漕运次之，留守又次之，督府不是常设机构，与宣抚、宣谕、招讨、招抚、察访等使，都没有箴言，是可以的。陛下即位三十年间，三次授予督军兵权，所以排在其次。制置使、安抚使、经略使次之，地方长官地位在监司之下，现在却排在前面，是因为他们管理百姓、社稷、祭祀、军事、教化，有父亲般的尊贵，有母亲般的亲爱，不是使者能比的。使者急于征收赋税，不体恤州县，不知道使职有指定的职责，只想着忧虑州县，奉承使者，不体恤百姓，只知道有使者，不知道有天子的任命。观察臣箴言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应当勉励什么了。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从唐虞时代就是这样了。先内后外，是圣人施行政事的次序。详于内部略于外部，是圣人责成治理的等级。不重内而轻外，是圣人一视同仁的仁爱。重内而轻外，是士大夫谋私的私心。所以臣的箴言，将太子太孙的官属放在百官的末尾，表明内外没有轻重的区别。《诗经》不也说吗：“留给子孙的谋略，以安顿辅佐子孙。”《尚书》不也说吗：“广泛寻求俊才，启迪后人。”《左传》不也说吗：“丰水有芑，是数代的仁德。”这是臣作太子太孙官属箴的意图。陛下也应当深思熟虑啊！祖宗时代，三省相互维系，事情没有遗漏的策略，从官可以直接上前，众僚可以转对外而监司守贰，下到一命之微，再下到士人未任命与未父老刍荛，都是台谏。百姓的隐情怎能不上达？奸邪之人怎能不暴露？君主的德行怎能不光明？天下怎能不和乐融洽呢？这是前代的臣子不敢期望他们的君主，而臣敢期望陛下。这是《百官箴》献给陛下的原因。陛下也应当深思熟虑啊！陛下不世出，时机不可再得。陛下也应当深思熟虑啊！有人问臣说：“辛甲作《百官箴》，而你的箴言不满百篇，为什么呢？”臣回答说：“唐虞官百，夏商官倍，那么辛甲的时候，周礼虽然未成书，官职也不止百个了。说‘百官’，是举其大凡。”《说命》说：“后王君公大夫师长。”《洪范》说：“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唯日。”《礼记》说：“五官之长曰伯。”古今说卿士的，都不如韦昭昭的话说：“卿士，是卿中有士的人。”臣以《商颂》‘允也’天子降于卿士，推之知道他的话是对的。师长就是师尹，师众，就是《虞书》所谓的‘庶尹’。且以吏部来说，尚书、侍郎、郎中虽然有高低，但所掌管的都是这个吏部。吏部尚书，不就是吏部之长之尹之伯吗？一篇箴言可以概括其属官了。臣的箴言所以明体统，举纲挈领，治天下的道具都在这里了。有人问臣说：“那么你的箴言四十九篇，也有意义吗？”臣回答说：“有。”《太史公》说：“蓍百茎共一根。”褚先生说：“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丈，其丛生满百茎。”大衍之数五十，用其四十九。臣的箴言名《百官箴》，阳用其全，是君之道。天包地外，日全体光明。臣的箴言四十九，阴用其半，是臣之道。地在天中，月三五而缺。观察臣的箴言，君臣可以各尽其道了。大衍之数五十，用其四十九，虚一者是太极。《中庸》说：“所以行之者一也。”四十九箴，不是这一，谁行之？一者是什么？真实无妄，所谓诚，所谓太极，所谓道心。臣首箴所谓‘敬修可愿’，不如是则不诚无物，无以治身，何以治天下国家。陛下也应当深思熟虑啊！汉人退而相与语其君，也说：“陛下无背面也。”退食犹在公，畎亩犹朝着，君不可离，犹天不可离。无往而不对扬，犹无往而不对越。臣答客问，言必称陛下，如对陛下而言，故敢书以闻。

译百官箴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百官箴卷二

宋 许月卿 撰

百官箴缘起

百官箴指归

百官箴施用

百官箴用韵

百官箴讳例

○百官箴缘起

《春秋左氏传》说：从前周朝辛甲担任太史时，命令百官各自撰写箴言来规劝君王的过失。在虞人的箴言中说：大禹治水的足迹遥远，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开辟九州的道路，百姓有居住和祭祀的宫庙，野兽有茂盛的草丛，人和兽各有其安身之处，德行因此不被扰乱。臣按：杜预解释说，寝是人居住的地方，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人和神各有所归。现在看“寝庙”与“茂草”相对，如同《诗经》中“奕奕寝庙”与“秩秩大猷”相对，恐怕寝和庙并非两回事。《尔雅》说：“房屋有东西厢房称为庙，没有东西厢房但有居室称为寝。”并没有把寝当作人住、庙当作神住。所以《诗经》中“公侯之宫”，解释者说“宫就是庙”；“宗室牖下”，解释者说“宗室就是大宗的庙”。看《尔雅》就知道人的居所可以用“庙”来称，看《诗经》就知道神的居所也可以用“宫室”来称。虞箴的本意，是说大禹没有治水时，人和野兽固然互相侵扰；大禹治水后，九州安宁，人则有寝处之庙，野兽则有茂盛之草。野兽不侵扰人，人又何必侵扰野兽？主旨在于告诫不要过度狩猎。古代百姓与“人”字通用，庙与宫通用，这类情况很多。又根据《易经》“入于其宫”，《诗经》“上入执宫功”，孟子“取诸其宫而用之”，民间也称之为宫，不像后世一定只有帝王的居所才叫宫，一定只有神灵的居所才叫庙。现在人说的“庙朝”“庙堂”“庙谟”（庙算），难道也是神灵的居所吗？即使按照杜预的说法，将寝庙分为人和神，那么虞箴的本意也不在于人和神不互相侵扰，而在于人和野兽不互相侵扰。大凡读书，应当探寻语意脉络。况且上文说“民有寝庙”，下文说“在帝夷羿”，又怎么能把这个“民”字解释为百姓呢？在帝位的是夷羿，贪恋原野上的野兽，忘记了国家的忧患，却只想着猎取母鹿和牡鹿。武力不可屡次使用，因此不能光大夏朝的基业。掌管野兽的臣子思考本源，敢向仆夫进言。

臣按：周武王是百年难遇的圣主。他向箕子请教《洪范》，向太公望询问丹书。心存警惕恐惧，退朝后写下警戒之书。坐席、镜子、盘盂、柱子、手杖、衣带、鞋履、酒杯、豆器、门户、窗户、弓箭、矛戟，没有一处不刻写铭文，也就没有一处不表示恭敬。这与商汤的“日日更新”、周文王的“亦临亦保”，同样是传承心法的关键。看他作为太子时，对鲍鱼的一点嗜好，似乎无害，太公就禁止他。等到他成为天子，对一只獒犬的进贡，似乎无害，召公就告诫他。辛甲于是撰写百官箴言进献。大概百官修明辅佐职责以进谏，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共同的做法。就像伊尹所说的“臣下不匡正君主，就要受墨刑”一样。古代引导人们进谏，不进谏的人有刑罚；后世引导人们不要进谏，进谏的人有刑罚。这是圣人与愚人的区别，也是治世与乱世的分野吧？辛甲的《虞箴》用夷羿来警戒武王，与大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是同一个意思。武王自我警戒如此，群臣警戒君主如此，这就是他之所以圣明又圣明的原因啊。可惜百官箴没有完全流传下来。

《汉书·扬雄传》说：箴言，没有比虞箴更好的了。于是作了《州箴》。

《后汉书·胡广传》说：起初，扬雄依据《虞箴》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中九篇遗失。后来涿郡崔骃和他的儿子崔瑗，以及临邑侯刘騊駼，增补了十六篇。胡广又接着作了四篇，文辞非常典雅美好。于是全部编排次序和篇目，为之解释，命名为《百官箴》，共四十八篇。臣按：崔瑗的儿子崔实作了《谏大夫箴》，大概又在四十八篇之外了。

○百官箴指归

《尚书》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民能够遵循常法，百官修明辅佐，他们的君主才能英明圣哲。每年孟春正月，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春秋左氏传》说：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不让他们丧失本性。有公作为君主的副手，让他们教导保护君主，不让他过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平民、工匠、商人、皂隶、牧人、养马人，都有亲近之人来辅助佐理。做得好就奖赏，有过失就匡正，有祸患就救助，有失误就改正。从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补察他们的政事。史官记录史书，乐官创作诗歌，工匠诵读箴言进谏，大夫规劝进谏，士人传达言论，平民议论批评，商人在市场上议论，百工献出技艺。所以《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之事来进谏。”正月孟春，在这个时候实行这些。这是为了纠正进谏的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