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质疑卷一

译少昊有一个儿子叫重，颛顼有一个儿子叫黎，这两人各自出自一位帝王。司马迁既把重、黎当作国家的祖先，又把重、黎当作官职的名称，而吴回是他们的后代【按：《永乐大典》原本脱漏了“后”字，现在根据《史记·吴世家》补入】。所以束晳讥讽司马迁把两个人合为一个人，说的就是这个。【原注：《左传》的事见昭公二十九年，“木正叫勾芒，祭祀的是重；火正叫祝融，祭祀的是黎。”孔安国注《吕刑》也说：“重就是羲，黎就是和。”太史公自序也说：“南正重主管天象，北正黎主管地理。”扬雄《法言·重黎篇》也相同。现在在《楚世家》里却把他们合为一个人，为什么呢？束晳的话见于《通鉴·帝喾纪注》。按：“木正叫勾芒，火正叫祝融”这两句是《左传》原文，“祭祀的是重，祭祀的是黎”这两句是杜预的注释，此注没有分辨清楚】。至于虞仲、夷逸这两个人，班固认为仲雍逃窜到蛮夷之地而隐遁逃避。以司马迁、班固的博学通达，他们的失误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译司马迁撰写《史记》，班固撰写《汉书》。然而《汉书》中关于季布、萧何、张耳、袁盎以及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的赞语，大致大多与《史记》相同【原注：《汉书》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有的完全照搬原文，有的只改动几个字。这没有别的原因，司马迁在前创作，班固在后记述，观看史书本来无可怀疑。但我私下奇怪的是，《司马相如传》的赞语明明是班固所作，而《史记》中却说是“太史公曰”，且与《汉书》完全相同。司马迁所写的，班固或许会承袭；但班固所写的，司马迁怎能预先与之相同呢？况且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扬雄生于西汉末年，如今《司马相如传》后还引用扬雄来批评其赋作“劝百讽一”，这显然是班固作赞时的情形。为何《史记》中却将其作为太史公的话夹杂其中呢？各家注释都没有涉及这一点。大庆读到此处，私下曾感到困惑，遍借各种版本对照，发现也都一样。于是反复探究，发现《公孙弘传》记载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太后下诏赐公孙弘子孙爵位的事，徐广注说：后人将这段及班固所称引的内容续写在卷末。由此知道，《司马相如传》的赞语也是后人写入并假托为太史公的话。于是感叹道：古人著书大多被后人所添加，从而引起学者的疑惑，哪里能数得尽呢？《九州箴》是扬雄所作。唐代徐坚《初学记》所载的《润州箴》中有“六代都兴”的话【原注：《汉书》扬雄赞说：箴文没有比虞箴更好的，作州箴，晋灼说：是九州之箴。《初学记》扬雄《润州箴》说：洋洋润州，江山秀远，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兴。扬雄生于西汉末年，怎能预先有吴、晋、梁、宋六代都兴的话呢】。《艺文类聚》是唐太宗时欧阳询所编，却有苏味道、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的诗【原注：正月十五日有苏味道《夜游诗》，洛水门有李峤《拜洛诗》，寒食门有沈佺期、宋之问诗，这四人都生活在欧阳询之后，欧阳询怎能预先编入他们的诗呢】。这些都是后人所添加，使人不能不产生怀疑，此类现象观看者不可不知。

《史通》说：“《春秋》以日月为次序，排列年岁以相连续，中原与外夷，同年共世，无不详细记载，道理尽于一言，言语没有重复，这是它的长处。”然而绛县的老者、杞梁的妻子，有的因为酬答晋国卿大夫而被记录，有的因为对齐国国君而被收录，那些像柳下惠一样贤德、像颜回一样仁爱的人，最终不能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这是它的短处。大概刘知几所说的“春秋”，不是指孔子的经书，而是指左丘明编年的《左传》而言罢了。大庆按：《论语》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德却不让他任职。”注说：“柳下惠，就是展禽。”按《国语》，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季禽。如今《左传》也引用仲尼的话说：“臧文仲不仁有三，降低展禽的地位”【原注见文公二年】，又说“鲁国犒劳齐军，向展禽受命”【原注僖公二十六年】，杜预都用柳下惠来解释，并非不明，很正确。那么展禽就是柳下惠。如今说“贤如柳下惠，最终不彰显其姓名”，恐怕是刘知几没有仔细考证吧？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自我悔悟而作的。《史记》却认为作于渡河焚船大败晋人之后。《盘庚》三篇，是因为迁都告谕臣民而作的。《史记》却认为盘庚弟弟小辛即位，殷道衰微，百姓思念盘庚，于是作《盘庚》三篇。至于《文侯之命》，是周平王东迁，晋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所以赐命给他的。《史记》却认为是周襄王命晋侯重耳【原注重耳也谥为文】。大概襄王命重耳，《左传》认为是用平王的礼制，意思是用平王享宴文侯仇的礼制来享宴重耳，其义理很明白【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史记》却一并引用“父义和丕显文武，能谨明德”【案《史记》作能慎明德，此处避宋孝宗讳作谨字】，“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晋文公称霸，这是把义和当作重耳了。如今用《尚书》的序文考证，《秦誓》序说：“秦穆公伐郑，晋襄公率师在崤函击败他，回国后作《秦誓》。”《盘庚》序说：“盘庚五次迁都，将治理亳殷，百姓怨恨，作《盘庚》三篇。”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并非不明白，《史记》却如此抵触矛盾。大概这三篇虽得自伏生所传，当时孔子百篇的序文因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所以司马迁不及见到，因此与《书序》的话不同吗？又如秋熟未获，雷电交加刮风拔树倒禾之事，是周公居东未还之时，所以成王说：“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风，禾起岁熟，《尚书》所载很明白。司马迁在《鲁世家》却说：“周公卒后，秋未获”，这也是司马迁的错误。君子取信于《尚书》的《金縢》就可以了。

司马迁的史书有时在《楚世家》记载陈国的事，在《晋世家》记载郑国的事，这是为了让人们参观互考。然而时有谬误。《秦纪》武公十三年记载齐管至父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大庆按《左传》，无知立于鲁庄公八年，霍、魏、耿之灭乃闵公元

译这是年份的问题，两者相距二十五年，而《联载》却记载错误了。又用《晋世家》来考证，晋侯缗十九年记载了管至父的事情，到献公十六年灭掉霍、魏、耿，也可以看出并非同一年发生的事，而《秦纪》的错误非常明显。又《鲁世家》记载宋武公在位时，在长丘打败翟人，俘获长翟缘斯，而《宋世家》却在昭公四年说宋国在长丘打败长翟缘斯，又在《年表》中记载此事，况且武公、昭公相距一百四十多年，注家只认为是不详。大庆用《左传》来考证，起初宋武公在位时打败狄人于长丘，俘获长狄缘斯，就知道《宋世家》、《年表》所记载的是错误的。然而司马迁之所以出错，大概是因为鲁文公十一年乙巳，即宋昭公四年，鲁国在这一年打败长狄于咸，俘获长狄侨如，《左传》因此举出先前缘斯的事来记载长狄的始末，司马迁于是误认为是同时发生的事，而认为是宋昭公四年，注家不考证《左传》来纠正其错误，也太草率了。

译前代《汉书·艺文志》记载，秦朝焚烧书籍、禁止私学，只有济南的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汉朝兴起后，书籍大多散失，只寻得二十九篇。等到司马迁、班固在《儒林传》中记载伏生的事迹，都说：“秦朝禁书，伏生将书藏在墙壁中。”然而孔安国在《尚书序》中却说：“我的祖先把家藏的《尚书》藏在屋壁里。”颜师古为《艺文志》作注，又引用《孔子家语》说：“孔腾，字子襄，畏惧秦朝法令严酷急迫，将《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孔子旧居的墙壁中。”而汉代史书《尹敏传》中记载是孔鲋所藏，不知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大庆观看《孔丛子》记载：“子鱼名鲋，字甲，有人称他为子鲋，有人称他为孔甲。”陈胜称王后，尊他为博士，拜为太师。子鱼说：“秦朝将要搜求天下的书籍加以焚烧，如果书不拿出来就会招致祸患，我将预先把它藏起来。”等等。又查考《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了伯鱼，伯鱼生了子思，子思生了子上。”又说：“子上生了子家，子家生了子京，子京生了子高，子高生了子顺，子顺生了孔鲋。”孔鲋做了陈涉的博士。孔鲋的弟子孔襄，曾做过汉惠帝的博士。看这些记载，那么孔鲋与孔襄都是子顺的儿子，是兄弟关系。推测他们一起藏书，所以《家语》说是孔襄，《尹敏传》说是孔鲋，这并无妨害。那位伏生也是自己将书藏在墙壁中，与孔壁所藏的书没有关联。只是《隋书·经籍志》又说：“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孔子末代子孙孔惠所藏的书，字都是古文。”这又与孔襄、孔鲋不同，不知依据什么这样说。

《匡衡传》中记载众儒生的话说：“不要解说《诗经》，让匡鼎来，匡衡解说《诗经》，能让人开怀大笑。”我认为“来”字，《汉书》虽然没有注音释义，应当读作“厘”音。大概经典中已有明确证据，《左传》宣公二年：“筑城的人唱歌，华元说：‘胡须稀疏啊，丢弃铠甲再回来。’”音义说：“来，力知切，以协上韵。”所以“来”读作“厘”音。又《诗经·终风》说：“没有人去，没有人来，悠悠我的思绪。”音义说：“古时协‘思’韵，多读作‘梨’，其他都仿照此例。”所谓“仿照此例”，如《诗经》说：“看那日月，悠悠我的思绪，道路遥远，怎能到来。”又“鸡栖息在木桩上，太阳下山了，羊牛下来。君子服役在外，怎能不思念。”又“青青你的佩玉，悠悠我的思绪，纵然我不去，你难道不来。”这些都是协“思”韵的，所谓“其他都仿照此例”，那么都读作“梨”音。所以刘向传记中引用《周颂》“来牟”直接写作“厘麰”，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往。”又《文选》屈原《九歌》说：“乘坐赤豹啊跟随文狸，辛夷为车啊结桂为旗，披石兰啊佩杜蘅，折取芳香啊赠给所思之人。我处在幽深的竹林啊始终不见，天路险阻艰难啊独自后来。”《汉书·柏梁台诗》：“平理请谳，决断嫌疑【原注：廷尉】修饰车马，等待驾车【原注：太仆】郡国官吏的功劳，评定等级【原注：鸿胪】韩愈《平淮西碑》说：“平定淮蔡后，四方夷族全部到来，于是开启明堂，坐在那里治理。”所谓“来”字，都应当依照《左传》《毛诗》的音义来读，毫无疑问。

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然而《雝》诗说“能昌盛其后代”，《噫嘻》说“迅速开发你的私田”，为什么不避讳文王、武王的名讳呢？至于《周礼》一书，《七月》一诗，都是周公所作。礼中有“昌本之菹”，诗中有“觱发之咏”，都不避讳。大概周朝距离上古不远，虽然礼制完备，还保留着古朴简略的风气，其避讳本来就不像后世那样详尽。只是不敢直呼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如果泛用这两个字，则不避讳。比如穆王名“满”，其后有王孙满；襄王名“郑”，诸侯中也有卫侯郑。虽然鲁国因为献公、武公而废除了两座山的名字，这只是当时为尊者避讳，所以改具敖的名字，而承袭不易。后来鲁国又有公孙敖，也足以说明泛泛而言，未曾避讳。后世避讳“政”字而改“正月”，并且改变其读音，比起周朝来严密多了。看王嘉上封事：“无教逸欲有国”，这固然是为高祖避讳了。等到韦孟谏诗有说：“总齐群邦”，从此以后，犯高祖名讳的竟然有五六处。韦孟处在楚王戊的时候，距离高祖时间不久，却独独不避讳，难道汉初鉴于秦朝苛刻禁令，凡事简易，其避讳也不像后世那样详尽？到了武帝名“彻”，于是改彻侯为通侯【原注：见蔡邕《独断》】从此以后，所避讳的难道比以前更严密了吗？看《汉书》中蒯彻称为蒯通，固然是为武帝避讳了。至于景帝名“启”，《史记》称为防子开，而《汉纪》元封元年诏书有“夏后启母石”的话，为什么不避讳呢？颜师古说是史官追记，班固难道不是汉朝臣子吗？况且《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之类，都不为始祖避讳，为什么呢？唐代陆贽论关中事宜说：“与理同道罔不兴。”请求赦免赵贵先罪状说：“胁从罔理。”韩愈进士策问说：“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说：“无为而

译“理”这个字，大概是指舜吧？”“治”字都改成了“理”，这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然而韩愈在潮州所上的表文中说：“朝廷治理太平。”“说治理天下时间久了。”“说政治稍有松懈。”“说伟大的治理功业。”在祝贺即位的表文中说：“君臣互相警戒以达到大治。”举荐张惟素代替自己时说：“文学和治理政绩为众人所推崇。”举荐韩泰代替自己时说：“尽心竭力地治理。”为什么不避讳呢？又中宗名显，而韩愈在袁州所上的表文中说：“显赫的文章频繁。”举荐韦顗代替自己时说：“显耀地映照在班列次序中。”至于柳宗元《鼓吹曲》《泾水黄》篇中说：“羲和显耀地乘着清朗的气氛。”都触犯了中宗的名讳，为什么呢？韩愈在罗池庙碑中说：“那天是景辰日。”而在祝贺庆云的表文中却说：“那天是丙戌日。”柳宗元《平淮夷雅》中说：“任命官员划分土地，就像《崧高》《韩奕》《烝人》那样【案：命官分土等句，系《平淮夷雅》的表文，此处似乎脱漏了“表”字】，而韩愈祝贺即位的表文中却说：“用来调和万民。”又为什么呢？这两类情况，或许是刊印流传时的错误，而“显”“治”二字使用不止一次，不应都是错误。应当等待明白此事的人来考证。

译考古质疑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二

宋 叶大庆 撰

《尚书·微子篇》说：微子说：“父师、少师，殷商难道不能安定治理四方吗？”孔安国注解说：“父师，即太师，是三公之一，指箕子；少师，是孤卿，指比干。”然而《史记·殷本纪》却说：“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不被听从，便与太师、少师谋划，于是离开。比干说：‘作为臣子，不得不以死力争。’于是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心。箕子害怕，于是假装疯癫沦为奴隶。纣王又将他囚禁。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拿着祭祀的乐器逃往周朝。”到了《周本纪》又说：“纣王杀了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逃往周朝。”又《宋世家》记载：“微子多次劝谏纣王不被听从，打算以死相争。等到要离开时，自己还不能决断，于是去问太师、少师。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沦为奴隶，比干劝谏纣王，被剖心。太师、少师于是劝微子离开，微子遂行。”注家只说当时比干已经死了，而称少师，似乎有误。根据《史记》三处都提到太师、少师，并非就是箕子、比干。况且《周本纪》明确说太师名叫疵，少师名叫彊。汉代《古今人表》也有太师疵、少师彊的名字，这与孔安国的说法很不相符。我私下认为这两人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为什么所见不同而说法也不同呢？又本朝苏辙（字子由）作《古史》，便采纳孔安国的说法；刘恕（字道原）作《通鉴外纪》，又采纳司马迁的说法。两位先生都是我们宋朝的大儒，各自主张一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最为恰当呢？

大庆以前见到一个问难说：齐国讨伐燕国，司马迁认为是湣王，而孟子则说是宣王。近代有作《古史》的人，曾经纠正孟轲的错误。孟轲的书得自亲眼所见，司马迁的史书出于传闻，而《古史》断然认为是湣王，而不相信孟子，为什么呢【原注：大庆按：《古史·孟轲传》：齐湣王听说燕哙的动乱，将要讨伐燕国，沈同问孟子说：‘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齐国人讨伐燕国，攻克了它。诸侯大多谋划救援燕国。有人问孟子：‘您劝齐国讨伐燕国为什么呢？’孟子说：‘我说燕国可以讨伐，而没有说齐国可以讨伐燕国。’注解说：《史记·齐世家》说孟子劝齐湣王讨伐燕国，这是没有考察孟子原话的缘故。而孟子称宣王讨伐燕国，也是错误的。大概《古史》是苏辙所作，他的儿子苏逊为之作注】当时回答问难的人，本来来不及详细探究。大庆最近见到《儒学警悟》一书中，有陈氏新说认为：齐宣王讨伐燕国，见于《孟子》，而《史记》没有这件事。《燕世家》却说：燕王哙即位三年，听从苏代的话，把国家让给子之，国家大乱等等。孟轲对齐湣王说：‘现在讨伐燕国，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湣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讨伐燕国。燕君哙死，子之逃亡两年，燕国人拥立太子平，这就是昭王。这与孟子沈同问答的事相同，那么这次讨伐燕国是湣王的事。燕哙的即位，应当在湣王四年。哙逃亡而昭王即位，二十六年，燕国与秦、晋五国共同攻击齐国，而燕国独自攻入到临淄，夺取了重器，湣王逃跑到莒。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诸侯大多谋划救援燕国讨伐寡人’，都是湣王时的事。孟子游历齐、梁，应当知道详情，他自己著书不知为什么误写为宣王。韩愈说：‘孟轲的书，不是轲自己写的，是他的门徒共同记录轲所说的话罢了。’意思大概是因此缘故误写【原注：以上都是陈氏的说法】大庆曾经考察，《史记·齐世家》确实没有宣王讨伐燕国的事。至于《燕世家》虽然说：齐宣王夺取十城，后来因为苏秦的游说又归还给燕国，这是在燕易王时，不是燕哙。等到后来燕哙即位，让位给子之，国家大乱，众将领对齐湣王说：‘趁机前往，攻破燕国一定成功。’等等。大庆又用《六国年表》考察，齐宣王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总共在位十九年去世，那是显王四十五年。湣王即位，湣王四年，燕哙才即位，这样燕哙不与齐宣王同时。燕哙即位五年，让位又三年，齐国攻破燕国，即周赧王元年。当时宣王已死，而湣王已即位十一年了。那么讨伐燕国是湣王，不是宣王。确实如陈氏的论述【原注：只是陈氏把沈同问答的事当作湣王时，这不过是依据《史记》世家及年表而言罢了，这还是可以的。如果说燕国与五国共同攻击齐国，而燕国独自到达临淄，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多谋救燕’，未必是这样。大概齐国讨伐燕国到燕国攻入齐国时，前后二十七八年，不应该孟子许多年常在齐国。起初齐国讨伐燕国，不听从孟子设置君主而后离开，说燕国人自己拥立太子平，所以说燕国人背叛罢了】虽然如此，大庆又考察《战国策》：燕王哙既已即位，苏秦死在齐国。苏秦在燕国时，与燕相子之结为婚姻，而苏代与子之交好【原注：代，是苏秦的弟弟】等到苏秦死，齐宣王又任用苏代出使燕国。燕王问齐王怎么样？苏代说：一定不能称霸。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说：不信任他的臣子。苏代想激发燕王更加信任子之。于是燕王大大信任子之，子之南面行使王权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