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质疑卷五

译程元、仇璋、董常三人没有留下事迹，只有薛收，《唐书》中有他的列传，行踪非常清楚。薛收因为父亲薛道衡没能死在隋朝，不肯出仕，等到唐高祖兴起，他准备响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察觉了这件事，使他无法离开。等到尧君素向东勾结王世充，薛收便挺身而出归顺唐朝，这正是在丁丑、戊寅年间。丁丑年是大业十三年，也是义宁元年；戊寅年是武德元年，这一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遇害，大概是大业十四年。杜淹在《文中子世家》中说：“大业十三年江都之难发生，王通有病，召来薛收对他说：‘我梦见颜回称述孔子归休的命令’，于是卧病而死。”这完全与薛收的事迹不符，年份也不同，这是非常可疑的。杜淹又说李靖向他请教《诗经》以及圣人的道理，李靖既然说过“大丈夫应当以功名获取富贵”，怎么会去做章句之儒呢？恐怕一定没有这回事。《中说》后面记载了文中子次子王福畤所录的话说：“杜淹任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嫌隙。”我查考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二十一年后高宗即位，长孙无忌才拜为太尉，这与史实不符就像这样，所以有人怀疑《中说》是阮逸所作【原注：以上都是随笔】。大庆说容斋所辩证的是对的。我曾经看杜淹所写的《世家》，年份既然已经矛盾，而且有时疏略自相矛盾，难道只是像容斋所怀疑的那样吗？大概容斋所怀疑的还有可推脱的理由，大庆所怀疑的因此得以附带说明。《世家》说：“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又说：“开皇九年江东平定，铜川府君感叹说【原注：文中子的父亲】王道没有秩序，天下为什么统一呢？”文中子在旁边侍奉已经十岁了，等等。大庆查考：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到开皇九年才六岁，怎么能说十岁呢？这种疏略自相矛盾，不需要别人来攻击他的错误。又说：“开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向东海李育受书，向河东关子明问礼【原注：当时文中子二十五岁】”大庆查考：关子明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任晋阳穆公府记室【原注：穆公是文中子的高祖】，穆公向孝文帝推荐他，孝文帝说：“好的谋略建议，不用担心不实行，我南征回来时，应当共同讨论道理以探究治理的根本【原注：以上见《中说》后录关子明事】”计算年代，应当是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年【原注：当时魏文帝南伐齐，见《通鉴》】从此到开皇十八年戊午年，大概是一百零一年。如果关子明任记室时，刚二十岁，到现在也一百二十多岁了。怎么会有文中子向关子明问礼的事呢？这不是年份矛盾吗？容斋所怀疑的，反而不及这一点，为什么呢？虽然如此，杜淹所写的，难道是想夸大我老师的道而彰显他的名声，所以来不及详细考究年月，而引起后人的诋毁吗？容斋于是连带怀疑《中说》是阮逸所作，大庆则不敢这样认为。为什么呢？阮逸是我宋仁宗朝的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也说叙述六经，编为《中说》，李靖、薛收、房玄龄、杜淹都是他的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记载其家世行事很详细。说门多伟人，就与书中所述相符了。司空图又说文中子实现圣人的作用，房玄龄、卫文升等人都做他的门徒，弘扬文武之道，以成就贞观治平的盛世。至于李翺读文中子，并且把他的书与《太公家教》并列；刘蕡读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讥讽他。这是虽然当时儒者，好恶不同，推崇的或许过分，毁损的失真。要知道自唐代已有此书，决非阮逸所作，很明显了。难道容斋偶然忘记了吗？大概容斋所怀疑的，不过是因为薛收、李靖的事，怎么知道薛收不是在文中子死后才响应义举？李靖早年从学，后来才投笔从戎呢？大业十三年的难，如果用史书所载田蚡之死、都护之置来类比，那也是杜淹叙述的错误【原注：田蚡之死，《汉纪》认为是四年，《史记》认为是五年，必有一个错误；西域都护的设置，是神爵二年，《百官表》误为地节二年，《西域传》误为神爵三年，见《通鉴考异》】长孙太尉的嫌隙，如果用《左传》所称陈桓公、田成子，汉史张良称汉王等来类比，那也是王绩追书的错误【原注：《左传》隐公四年，卫国州吁未能安抚百姓，石厚问石碏如何安定君主，石碏说去朝见天子可以，问怎么得以朝见？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和睦，如果去朝见陈国请他请求，一定可以。又齐人歌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人死后才有谥号，现在陈侯还在却称桓公，田常无恙却称成子，都是后来追书的错误。《汉书》张良为汉王借箸筹划，却称陛下，当时汉王未即位，也是后人追书的错误。当杜淹与长孙有嫌隙时，虽然长孙未任太尉，但王绩所写是在长孙任太尉之后，所以追书太尉】那么大庆所谓容斋所怀疑的，还有可推脱的理由，因为只是杜淹、王绩等人有所谬误，又怎么能怀疑《中说》呢？

译大庆先前说《中说》不是阮逸所作，这是很明白的。我继续考证，《中说》也有可疑的地方，往往是王氏子弟如王凝、王福畤等人在其中有所附会增饰。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道》篇说：“李德林请求拜见文中子，与他交谈后，回去时面带忧色。门人问文中子，文中子说：‘德林与我交谈了一整天，只谈文采而不谈义理。’门人退下后，文中子弹琴演奏《荡》这首诗，门人们都感动得泪水沾湿了衣襟。”又《礼乐》篇说：“安平公问政，就是李德林。”大庆查考《资治通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年，当时文中子才七岁，本来还没有门人。李德林为什么要请求拜见并问政呢？门人又为什么要听到琴声而流泪呢？这些谬误，毫无疑问。所以说王凝、王福畤等人在其中有所附会增饰，原因就在这里。

《容斋随笔》说：写议论文字，必须考证引用的事实没有差错，才能取信于后世。苏东坡作《二疏图赞》说：“汉宣帝中兴，用法度驾驭臣下，杀了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三位都是良臣，先生怜悯他们，拂袖离去，让他们知道区区权势不足以骄慢士人。”他的立意如此高超卓越。然而根据当时的时间考证，元康三年，二疏离任后两年，盖宽饶被杀【原注：神爵二年】又三年，韩延寿被杀【原注：五凤元年】又一年，杨恽被杀，正当二疏离任时，这三人都在世。大概先生文思如江河倾泻，不再效仿常人去查阅考证罢了。大庆由此观察，东坡诗中的错误尤其多，前辈曾经议论过。现在总括叙述在这里。

和徐绩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须知问子来。”查考《庄子》说：“子祀、子舆、子来、子黎四人结为朋友，没有裹饭的事。”又子舆子说：“子桑大概病了，裹饭前往，那么裹饭就不是子来的事了。”次韵景文听琵琶诗：“尤胜江左狂灵运，共鬭东昏百草须。”查考《刘公嘉话》：“谢灵运胡须很美，临刑时因为施舍给维摩诘像。”胡须是唐安乐公主用来斗百草的，想扩充其物品，命令驿站快马取来，又恐怕被别人得到，因此剪掉丢弃其余部分。东坡认为胡须是东昏侯的，错了。和子由出使契丹到涿州寄诗：“始忆庚寅降屈原，旋看蜡鳯戏僧防。”查考《南齐书》：“王僧防与兄弟聚会，任子孙戏弄僧绰，独自正坐采集蜡烛珠做成凤凰。”东坡误以为是僧防吗【案：采集蜡烛珠做成凤凰，《南齐书》归于僧防，《南史》归于僧绰。又说：有人说僧防，这里认为东坡有误，大概没有考证史文】。又《游圣女山》诗：“纵令司马能镵石，奈有中郎解摸全。”查考陈琳为袁绍檄文列举曹公罪状说：“特意设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所过之处挖掘坟墓，没有骸骨不暴露的。”那么又误把校尉当作中郎了。《立春日与李端叔》诗：“丞掾颇哀亮。”查考马援任陇西太守，只总揽大体，各曹有时报告外事，马援就说：“这是丞掾的职责，何必烦劳我？”颇哀老子，使得遨游。所以“亮”字应当作“援”，现在有碑本，东坡自己大字书写作“亮”，真是错了。又《赠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蒸瓠似蒸鸭。”查考《卢氏杂説》：“郑余庆召请亲朋，呼左右吩咐厨家，烂蒸去毛，不要拗折脖子，众人以为是蒸鸭。”很久后，每人一盂粟米饭，一枚烂蒸葫芦。东坡大概误把余庆当作怀慎了吗？和人狩猎诗：“不向如臯间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大概把如臯当作地名了。查考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御，在如臯射雉获得。杜氏注为“妻御之臯泽”，如训之谓往也，那么如臯不是地名就确凿了。又次韵滕元发等诗：“坐看青丘吞泽芥，自惭黄潦荐溪苹。”又《西湖诗》：“青丘已吞云梦芥。”查考司马相如《子虚赋》：“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曽不芥蔕。”芥蔕，是刺鲠的意思，不是草木的芥菜。东坡诗这样说，难道不是错误吗？又说：“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查考褚遂良说：“一食清斋，弥勒同龛。”不是弥陀。又次韵钱舍人病起诗曰：“何妨一笑千疴防，全胜仓公饮上池。”查考《史记》“饮上池之水”是扁鹊，不是仓公。又《谷庵铭》说：“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员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查考《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现在说“知白守黑，名曰谷”，也是错误的。又《戏作贾梁道诗并引》说：“王凌谓贾充曰：‘汝非贾梁道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是观之，梁道之忠于魏久矣。司马景王既执凌归，过梁道庙，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司马病见凌与梁道守而杀之。然梁道之灵独不能已其子充之恶，至使首发成济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晓者，故戏作小诗

译文中说：“嵇绍像嵇康，可以说是好儿子；郗超背叛郗鉴，可以说是坏孙子。如今更怨恨贾梁道，不杀王公闾却杀了王元【原注：公闾就是王充】。”大庆按《晋纪》记载：“抓获王凌及王梦作为祸祟”，这是宣帝司马懿，字仲达，并非景帝司马师之子王元。那么序文中所说的景王，诗中所说的子元，都是错误的。又《徐州戏马台诗》写道：“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野泉清。”按《桂府丛谈》记载：“李蔚在咸通年间移镇淮海，见郡中缺乏胜游之地，便在戏马台西连接玉钩斜道，修缮亭子命名为‘赏心’。”现在这里却是误用了广陵戏马台的事，至于下句也是错误的。《后山诗话》说：“广陵也有戏马台，唐高宗东封时有鹤降临，于是诏令各州为老子修建道宫，命名为白鹤公葢。”这两句都错了。又按《龚遂传》记载：“命令百姓种一百株薤，五十株葱。”苏轼诗云：“细思种薤五十本，大胜取禾三百廛。”则是误把葱当作薤了。又说：“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按《寰宇记》记载：“越州诸暨县有西施家、东施家，是说施氏所居，分为东西。”现在说“旧姓西”则是错误的。苏轼这类错误很多。又说：“忆昔舜耕厯山，鸟耘田。”赵次公注说：“《史记·舜纪》注引传认为下面有群鸟耘田，所以《文选》注《左思赋》说：‘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耕防稽，鸟为之耘。’这样看来，鸟耘不是舜的事，象耕也不是厯山时的事，而先生却说如此。”撼树之徒于是轻率地议论先生错了，殊不知先生胸中藏书丰富，下笔痛快淋漓，不再去查核原本订正，哪里能比得上世间那些像獭祭鱼般琐碎拘谨的人呢！大庆认为杜征南、颜秘书对丘明、孟坚、忠臣、次公的言论，正是这类情况。后生晚辈仅凭道听途说，就想以此作为借口，哪里知道对于东坡可以这样，对于其他人则不可以？应当像鲁男子学习柳下惠那样才行。

译近世有一部《萤雪丛说》，是俞成字元德所作。王勃《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人普遍将其视为警策之联。然而，“落霞”其实是飞蛾，并非云霞的“霞”，当地人称之为“霞蛾”。至于“鹜”，是野鸭，野鸭飞翔追逐飞蛾想要吃它，所以才会齐飞，如果是云霞就不能飞了。大概王勃的话，是用来描绘远景，以说明远天低垂，所以野鸭飞翔的样子好像与落霞齐平。如同诗人所说的“新月已生飞鸟外，鸟飞不尽暮天碧”，“曰乾坤万里根，曰一目略千里”之类，以此显示兴致高远。像这样的大抵如诗如画，都以描绘远景为精妙。所以杜甫题山水图的诗说：“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都是这个意思。王勃下句说“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是因为远水连接天空，上下一色，都是说滕王阁眺望远景在缥缈中如此奇特。所以当时人们因其形容精妙，赞叹佩服这两句，认为是天才之作。即使方言把蛾称为霞，而野鸭追逐飞蛾吃它，写进赋咏之中，有什么值得奇特的呢？俞氏又说如果是云霞就不能飞，却不知道前辈把飞霞写入诗歌的很多。宋谢瞻诗：“高台眺飞霞。”鲍照说：“绣甍结飞霞。”梁江淹《赤虹赋》：“霞晃朗而下飞。”

曾看《孔子家语》，是王肃为之作注解。王肃的序说：“《论语》说：‘牢说：孔子说：我不被任用所以精通六艺，谈论的人不知道是谁，多胡乱解说。’《孔子家语》中弟子琴张，一名牢，字子开，是卫国人。宗鲁死了，将要前往吊唁，孔子制止了他。”考察王肃引用这个的原因，是想凭借《家语》中的弟子传，来纠正谈论者的妄说。王肃又说：“《春秋外传》说：‘尧治理百姓用五。’谈论的人说尧五年一次巡狩。然而经文中说‘五年一次巡狩’，这是说舜的文字，不是说尧。孔子论述五帝，各自讲述他们的不同事迹，对于舜说：‘巡狩天下，五年一次开始。’那么尧巡狩的年数就不明确了。周朝十二年一次巡狩，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百姓用十二吗？孔子说：‘尧以土德称王天下，颜色崇尚黄。’黄土之德，五土之数，所以说‘治理百姓用五’。这就是它的含义。”以上王肃在《家语》序中这样说。王肃之所以谈到这个，也如上文，想引用《家语》的话，来纠正“尧治理百姓用五”的含义。然而琴牢的名字，固然见于《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至于舜巡狩四海，五年一次开始，也出自《家语》五帝篇。至于尧以土德称王天下，而颜色崇尚黄，起初并不出自《家语》，而王肃却引用它，为什么呢？大庆按：《家语》五帝篇却说：“尧以火德称王，颜色崇尚黄；舜以土德称王，颜色崇尚青。”既然没有“尧以土德称王天下而颜色崇尚黄”的说法，王肃的话究竟依据什么呢？大概是受“颜色崇尚黄”说法的影响，于是把尧当作土德，而不再仔细检证吧？况且《家语》中孔子说：“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都出自那里。所以王者效法它，而首先以木德称王天下，其次就用所生的五行，辗转相承。”所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由此推演，帝喾以木称王，尧以火称王，舜以土称王，夏以金，殷以水，周以木，终始相生，可以按道理推演。王肃为什么会有“尧以土德称王天下”的话呢？班固《律历志》所论述的五德，自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以至虞、夏、商、周，都本于孔子五行更替称王、终始相生的话，于是把尧定为火德。到高帝的赞辞，也以协于火德作为承继尧的运数。那么尧固然不能称为土德，而《春秋外传》所谓“尧治理百姓用五”，也难以援引这个来作为论据。《家语》，是王肃所注的，王肃正用这话来证明尧治理百姓用五的含义，却不知道《家语》的话，正与此不同，怎么如此卤莽呢？

王右军《兰亭序》没入选《文选》，王勃《滕王阁序》没入选《文粹》，世人大多怀疑。《遯斋闲览》【原注：陈正敏】说“天朗气清”乃是秋景，“丝竹管弦”语意重复，大庆私下认为自古以清明为三月节气，那么这时天气本来清明。而《宣帝纪》神爵元年三月诏书说：“天气清静，神鱼舞河。”那么所谓“天朗气清”，有什么值得诟病？前汉《张禹传》说：“后堂理丝竹管弦”，而班固《东都赋》也说：“陈列金石，布置丝竹钟鼓铿锵，管弦辉煌。”既然说“丝竹”，又说“管弦”，这大概是右军承袭前人的错误，终究不能因为寸许的瑕疵而抛弃盈尺的夜光珠。至于王勃的文章，或许有人说时当九月，序属三秋，说了九月那么三秋可知，这与“丝竹管弦”是同样的毛病。况且丰城剑气上冲牛斗，而星分翼轸，分野尤其差错。然而大庆考察

译《唐书·王勃传》记载，九月九日都督在滕王阁大摆宴席，当时王勃便作了序。因为唐人把重阳当作重要的节日，都督既然在这一天开宴，王勃不应该只泛泛地提到九月，大概“月”字是“日”字的误写。况且既然说了九月，又说三秋，这确实是累赘了。如果说九日，则不能没有三秋二字。现在的碑本是由郡守张澄所书，也错误地把九日写成九月，错误沿袭，于是导致王勃有重复的毛病。至于豫章这个地方，古人所说的吴头楚尾，按照《汉书·地理志》，楚地属于翼、轸二星的分野，既然说是楚尾，那么星分翼轸，难道是很严重的错误吗？总之，王勃所作的序确实接近于骈文，然而唐初的文章大致如此，直到韩愈才开始转变为古文，又怎么容许立刻因此贬低它呢？那么这两篇文章没有被选入《文选》，难道也是萧统、姚察偶然意见不合，所以取舍过于苛刻吗？虽然如此，这两篇文章没有被选入《文选》，却流传至今，脍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其价值，所谓瑕不掩瑜，不足以掩盖它们的美。我曾奇怪《汉书·李陵传》中说李陵所率领的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材、剑客，力能扼虎，射箭命中，又说“千弩齐发，应声而倒”，那么李陵的士兵本来都是善于射箭的了。又说“一天五十万支箭都用尽了”，然而当时匈奴不过十几万人罢了。李陵作战，一天五十万支箭都用尽了，却不能杀敌，以至于拉空弓去冒白刃，这能叫做射箭命中、应声而倒吗？况且李陵战败后叹息说：“再得到几十支箭，就足以脱身了！”唉！一天五十万支箭，既然不能成事，那么几十支箭又有什么用呢？这是记载的事情前后，大概有不相应的地方，恐怕“一日五十万”这几个字，一定有错误。大庆按：《礼器》中说，它在人身上，就像竹箭有竹皮，松柏有心，所以贯穿四季而不改变枝干和叶子。所以君子有礼，就外表和谐而内心无怨恨。郑玄注说：“这四样东西在天下最得气的根本，有的柔韧在外，有的和润在内，用这些不变受伤。”那么说“柔韧在外”，也是把筠当作竹皮吗？后世通常把筠与松直相配，把筠当作竹，从齐梁以来都是这样。齐王融《风赋》：“靡轻筠之碧叶，泛曾松之翠枝。”梁吴均《吴城赋》：“亭梧百尺，阶筠万丈。”杜甫诗：“回首望松筠，时过忆松筠。”《唐书·忠义传》：“厉松筠之雅操”，都直接把筠当作竹。只有柳宗元《苦竹桥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用筠对箨，大概知道这个了。然而又说：“泉回浅石，依高柳迳转，垂藤间绿筠”，又与上面不同，为什么呢？

译吴虎臣《漫录》记载：宋景文公说陈平被封为曲逆侯，如今的学者将“曲逆”读作“去遇”，而不读其本音，这是为什么呢？我查考孔经父说：“《汉书》原本没有注音，《文选》收录陆士衡的《功臣颂》说：‘曲逆宏达，好谋能深’。注释说：‘曲，区句切；逆，音遇’。那么景文公难道是忘记了《文选》的注释吗？”这是吴氏引用孔经父的话。大庆按：《陈平传》记载，高帝解除平城之围后，向南经过曲逆。孟康注说：“是中山国的蒲阴县。”于是查考《地理志》，中山国确有曲逆县。张晏注说：“濡水（原注：乃官切）流到城北弯曲向西流，所以叫曲逆。”章帝嫌这个名字不吉利，就改名为蒲阴。因为它在蒲水的北面。王莽时又改名为顺平。由此看来，因为水到城北弯曲向西流，所以“曲逆”二字应当读其本字，不应当借音。否则，章帝怎么会嫌其名不吉利而改名为蒲阴呢？看王莽更改各县名，把阳曲改为阳直（案：《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隋文帝因为自己姓杨，厌恶阳曲这个称号，改为阳直。这里说是王莽更改，实属错误），把圜阴改为方阴。那么把曲逆改为顺平，也可以大致看出规律。颜师古在《陈平传》及《地理志》中都没有注音，不知道《文选》注将“去遇”作为读音，又究竟是根据什么呢？

吕居仁诗中说“指踪元自汉公卿”，解说的人认为“指踪”二字有误，此事见于《汉书·萧何传》。大庆查考，萧何传上文说：“各位知道打猎吗？打猎时追杀禽兽的是狗，而放开猎狗并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人。”颜师古注说：“发纵，意思是解开绳索放狗；指示，意思是用手指点。”现在俗话中读“放狗纵”（原注：音子用切）的人，将“纵”读作踪迹的“踪”，这是不对的。书本上都没有写成“踪”字，因为自有踪迹的狗不需要人放。根据颜师古的说法，那么用“踪”字确实是错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写作“纵”字，后汉《荀彧传》中“贵指纵之功，薄捕获之赏”也都写作“纵”字，而李贤注说：“纵，有的版本作踪，两者通用。”大庆又看《文选》任昉弹劾曹景宗说：“指踪并非比拟捕获野兽，有什么功劳？”这里已经写作“指踪”了。唐代李德裕《让官表》中说：“臣竟然防止了捕获野兽的效果，在内展现指踪，又没有汗马之劳，在外施展武力。”也都写作“踪”字。近来看孔氏《杂说》：“指踪音作纵，不对。”《周礼·地官》中有迹人，注说：“迹人言迹，知道禽兽，这也是踪迹的意思。”根据李贤的注，任昉、李德裕的文章，以及孔氏的说法，那么吕居仁的诗似乎可以这样使用，再等待有见识的人来质疑。

《考古质疑》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六

宋 叶大庆 撰

立言著论，用来辨明是非，必须反复抑扬，才能使得道理显明。曾经看孟子辨明百里奚自卖的事情，是多么切中要害啊。至于韩文公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当时人们认为不对，所以写了《讳辩》，看它反复抑扬，论辩非常有力，它的布局构思，大概出自孟子，试着一起记录在这里。“万章问：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用五张羊皮的价格，喂牛来求见秦穆公，是真的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是好事者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的美玉和屈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知道虞公不可劝谏就离开去了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竟然不知道用喂牛的方式求见秦穆公是污秽的，这可以叫明智吗？不可劝谏而不劝谏，可以叫不明智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不能叫不明智。当时被秦国举荐，知道穆公可以有所作为就辅佐他，可以叫不明智吗？辅佐秦国而使他的君主显赫于天下，可以流传于后世，不贤能能做到吗？自卖来成就他的君主，乡里自爱的人都做不出来，却说贤者会做吗？”这一段反复显明，就是这样。韩愈的辩词也大致列举在这里。法律规定：“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的人说：“意思是比如只说征不说在。”法律规定：“不避讳嫌名。”解释的人说：“意思是比如禹和雨这类。”现在李贺父亲名晋肃，李贺考进士，是犯了双字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的律条呢？还是犯了嫌名的律条呢？父亲名晋，儿子就不能考进士，如果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吗？避讳始于何时？制定法制来教导天下，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原注：如克昌、骏发之类），孔子不避讳双字名中的一个字（原注：如宋不足、征某在斯），曾子父亲名晳，不避讳。过去现在上奏章及诏书，没听说避讳浒、势、秉、机（原注：虎、世、丙、基都是唐代皇帝名），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谕及机，认为触犯（原注：代宗名豫，德宗名基）。士君子立言行事，应该效法遵守什么呢？现在查考经典，对照律法，考察国家的典章，李贺考进士，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凡是侍奉父母，能像曾参那样，就可以没有讥讽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足够了。现在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避讳亲人的名字，就致力于胜过曾参、周公、孔子，也可见他们的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不能胜过的；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