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质疑卷三
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原注：沈存中《笔谈》云，参乃絫字，传写之误尔。十絫为一铢。大庆据此，一钱重二铢四絫，则积十钱为二十四铢，乃以一两之言合絫（力水切】通鉴》亦载于武德四年，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囘环可读【原注：注或读曰“开元通寳”，或读曰“开通元寳”，皆可】吴氏岂偶忘此耶？何必引《谈宾录》为证也。大庆又观《通鉴攷异》薛当《圣运图》云，初进蜡様，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又凌璠《唐政要录》乃以为窦皇后。按是时窦后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异》之言如此，则《谈宾录》亦未足为据也。惟取信于史，则知其为武德所铸，足矣。区区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观，开元钱亦有无甲痕者，有轻重大小不等者，有篆文者，有钱背之字不同者。葢此钱非尽出于武德所铸，欧阳所书，亦有高宗、武宗时所铸者。若钱背有京、洛、润、益者，由李绅请以州名铸故也。窃怪近世刋行《渉世录》乃谓开元皇帝时，有人诈作神降，帝问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钱百万，帝乃特铸开元钱与之，以为之别，俟其出用则可捕矣。其后将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钱様将上，贵妃以爪掐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説尤为诞妄，不知何据而云？或谓钱文多载年号，明皇既以开元纪年，武德何为乃铸此钱也？曰：自我本朝専以年号纪于钱文，尔攷其自始，虽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案：魏年号为太和，金年号为泰和，原本误“太”为“泰”，今改正】然中间亦有不以年号者，如齐文宣之常平五铢，周宣帝之永通万国是也。唐高祖开元通寳，亦此类耳。然则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钱文，而开元通寳非纪明皇之年号也。五代相承，石晋于天福年间，则有二品【原注曰：天福镇寳，曰天福元寳】前蜀王氏有天汉、光天、干德、咸康，后蜀孟氏亦有广政，皆以年号。外此如大唐、唐国等钱，其李主所铸者欤？此又不以年也。惟我朝自初迄今，专以年号，独开寳、寳元，不然有如学林新编所云者，葢出于欧阳归田录，其言是矣。或谓艺祖以建隆改干德，今有干德钱，安知其为蜀钱乎？葢我朝铸宋通钱，体制厚广，轮郭分明，自后如太平、淳化、至道、景德，以至咸平、祥符、天禧等钱，莫不皆然。彼干德形式细薄，乃与天汉、光天、咸康、广政等尔，以此知其为蜀钱也。更俟识者审订之。
译四参，累积十钱重一两，取得了轻重大小适中的标准【原注：沈存中《笔谈》说，参是“累”字，是传抄的错误。十累为一铢。大庆据此，一钱重二铢四累，那么累积十钱为二十四铢，于是用一两的说法来合于“累”（力水切）。《通鉴》也记载在武德四年，命令给事中欧阳询撰写文字并书写，回环可读【原注：注或读作“开元通宝”，或读作“开通元宝”，都可以】吴氏难道偶然忘记这个了吗？何必引用《谈宾录》作为证据呢。大庆又看《通鉴考异》薛当《圣运图》说，最初进献蜡模，文德皇后掐了一个指甲印，所以钱上有指甲痕迹。又凌璠《唐政要录》却认为是窦皇后。查当时窦皇后已死，文德皇后尚未册立，现在都不采纳《考异》的话。像这样，《谈宾录》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只相信史书，就知道它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足够了。小小的指甲痕迹不值得辨析。然而从现在来看，开元钱也有没有指甲痕迹的，有轻重大小不等的，有篆文的，有钱背文字不同的。大概这些钱并非全部出于武德年间铸造、欧阳询书写，也有高宗、武宗年间铸造的。如果钱背有京、洛、润、益字样，是因为李绅请求用州名铸造的缘故。私下奇怪近代刊行的《涉世录》竟然说开元皇帝时，有人假装神灵降临，皇帝问有什么要求，那人就说想要百万钱，皇帝于是特意铸造开元钱给他，作为区别，等他拿出使用就可以逮捕他了。后来将要释放罪人，这人所得的指甲印，原来是钱模将要呈上时，贵妃用指甲掐了一下，皇帝命令不要改动，所以至今有指甲痕迹。这种说法尤为荒诞虚妄，不知根据什么这样说？有人说钱文多记载年号，明皇既然用开元纪年，武德为何要铸造这种钱呢？回答说：从我朝专门在钱文上纪年号，你考察它的开始，虽然说南朝的孝建、景和，北朝的太和、永安【案：魏年号为太和，金年号为泰和，原本误“太”为“泰”，今改正】但中间也有不用年号的，如齐文宣帝的常平五铢，周宣帝的永通万国就是。唐高祖开元通宝，也是这类。那么明皇的年号恰好符合武德的钱文，而开元通宝并非纪明皇的年号。五代相承，石晋在天福年间，就有二品【原注说：天福镇宝，叫天福元宝】前蜀王氏有天汉、光天、干德、咸康，后蜀孟氏也有广政，都用年号。除此之外如大唐、唐国等钱，大概是李主所铸的吧？这又不以年号。只有我朝从初到现在，专门用年号，唯独开宝、宝元不是，就像《学林新编》所说的，大概出于《欧阳归田录》，他的话是对的。有人说艺祖用建隆改干德，现在有钱德钱，怎么知道它是蜀钱呢？大概我朝铸造宋通钱，体制厚大，轮廓分明，后来如太平、淳化、至道、景德，以至咸平、祥符、天禧等钱，没有不这样的。那干德形式细薄，就和天汉、光天、咸康、广政等一样，由此知道它是蜀钱。更等待识者审订。
开元十二年，张万嵗掌国马。注引《唐统纪》云：「万嵗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陇右，故陇右人谓马嵗为齿，为张氏讳也。」按《公羊传》：「晋献公谓荀息曰：『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然则谓马嵗为齿，有自来矣，岂为张氏讳哉【原注：以上见司马温公《通鉴攷异】大庆谓此言是也。然岂特此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赋车籍马，注谓疏其毛色嵗齿，以备军用【案：原本二十五年作二十年，备军用作补军用，今据《左传》注本增改】曲礼》：「齿路马者有诛。」疏云：「齿，年也。」若论量君马嵗数，亦为不敬。《周礼》：「马质，书其齿毛。」説者谓「书其齿之数，以知其老壮」。顔延年《赭白马赋》：「齿厯虽衰，而艺美不忒。」然则自古言马嵗，必以齿，岂特见于《公羊传》哉？因以四事并附于此。
今之文士相承，皆谓西汉无太学，推其源委，乃由晋灼之误。晋灼释《艺文志》“曲台，天子射宫也”，西京无太学，故于此行射礼。攷班固《武帝赞》既曰“兴太学”，《儒林传》序亦谓成帝时“或言太学弟子少，于是増置弟子员”，鲍宣传“举旛太学下”，王褒传“何武歌太学下”，是必有所谓太学矣。至于《三辅黄图》明言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人徒见晋灼之言如是，又见太常择弟子奏高弟，遂谓西京果无太学，而附于太常。殊不知太常掌礼仪之官，五经博士皆隶之，故武帝悼礼乐之废阙，遂令礼官劝学，以励贤材，此正成周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乐师掌国学之政，大胥、小胥掌学士之版与征令，皆隶于春官大宗伯之意也。其可遽谓西京无太学耶？
李广传大将军阴受上指，以为广数竒，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注：竒，不偶也。师古曰：言广命只不耦也。数音所角切，竒居宜切。前辈尝辨之，以为数乃命数之数，非疏数之数，而乃所角切，传印之误尔。宋景文笔录云：孙宣公奭，当世大儒，亦以为音朔余，后得江南汉书本，乃所具切，以此知误以具为角也。大庆谓辨之诚是也。按冯敬通集曰：吾数竒命薄，端相遭逢【原注见艺文类聚】徐敬业诗：数竒良可叹【原注文选注内所具切】王维诗：衞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竒，以数字对天字。杜诗：数竒谪闗塞，道广存箕颍，以数字对道字。若作朔音，则为虚字，不可以对天字。坡诗：数竒逢恶嵗，计拙集枯梧。罗隠酬高崇节诗：数竒常自愧，时薄欲何干。然则以为命数之数，而音所具切明矣。
列子之书，大要与庄子同，不可以其寓言为实也。如杨朱篇云：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夷吾问送死于乎仲。大庆以《史记》秦纪及《谷梁传》参攷之，秦缪鲁僖之十二年已言管仲死【原注：是嵗癸酉，《史记》齐世家以管仲卒于桓公四十一年，如此则是僖公十五年丙子，《齐世家》误矣】平仲虽莫究其始，然史记载婴死于夹谷之嵗，则是鲁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问荅，仲当垂死之嵗，婴方弱冠之时，婴有百七十之寿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记》管晏列传云：仲卒，齐遵其政，后百余年有晏子焉。然则二子非同时，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斋随笔云：庄子之鲲鹏，列子之六鼇，其语大若此【原注：《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防千里也，化而为乌，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防千里也。《列子》汤问第五：渤海之东不知防亿万里中有五山，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鼇十五举首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嵗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鼇】庄子之蛮触，列子之焦螟，其语小又若此【原注：《庄子》则阳第二十五云：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列子》汤问篇：江浦之间虫曰焦螟，羣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方画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师旷方夜擿耳，俛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大庆谓凡若此类，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问荅
译开元十二年，张万岁掌管国家马政。注释引用《唐统纪》说：“万岁三代都主管群牧，恩德信义在陇右地区施行，所以陇右人称马的岁数为‘齿’，是为了避张氏的讳。”查考《公羊传》：“晋献公对荀息说：‘我的马的齿数也已经很大了。’”那么称马的岁数为“齿”，由来已久，难道是为了避张氏的讳吗？【原注：以上见于司马光《通鉴考异》】大庆认为这话是对的。然而岂止于此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国的蒍掩统计车辆、登记马匹，”注释说这是梳理马的毛色和岁数，以备军用。【案：原本二十五年作二十年，备军用作补军用，现在根据《左传》注本增改】《曲礼》：“数说路马的齿数的人要受惩罚。”疏解说：“齿，就是年龄。”如果议论衡量君王的马的岁数，也是不恭敬的。《周礼》：“马质，记录马的齿数和毛色。”解说者认为“记录齿数的多少，来知道马的老壮”。颜延年《赭白马赋》：“齿数虽然衰老，但技艺美好没有差错。”那么自古以来谈论马的岁数，必定用“齿”，难道仅仅见于《公羊传》吗？因此把这四件事一并附在这里。
现在的文士沿袭相传，都说西汉没有太学，推究其源流，是由于晋灼的错误。晋灼解释《汉书·艺文志》“曲台，是天子的射宫”，说西汉没有太学，所以在这里举行射礼。查考班固《汉书·武帝赞》既然说“兴建太学”，《儒林传》序也说成帝时“有人说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加弟子名额”，鲍宣传“在太学旗下举幡”，王褒传“何武在太学旗下唱歌”，这必定有所谓的太学了。至于《三辅黄图》明确说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人们只看到晋灼的话是这样，又看到太常选拔弟子奏报高材生，就认为西汉果然没有太学，而依附于太常。却不知道太常是掌管礼仪的官员，五经博士都隶属于它，所以武帝哀悼礼乐废缺，于是命令礼官劝勉学习，以激励贤才，这正是成周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乐师掌管国学之政，大胥、小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与征召命令，都隶属于春官大宗伯的意思啊。怎么可以轻易说西汉没有太学呢？
《李广传》中大将军暗中接受皇帝旨意，认为李广命数奇蹇，不让他抵挡单于，恐怕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孟康注：奇，不偶也。颜师古说：是说李广命数孤单不偶。数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前辈曾经辨析过，认为“数”是命数的“数”，不是疏密的“数”，而读所角切，是传抄刊印的错误罢了。宋祁《笔录》说：孙奭，当世大儒，也认为音朔余，后来得到江南汉书本，乃是所具切，由此知道误把“具”当作“角”了。大庆认为辨析确实是对的。查考冯敬通集说：我命数奇蹇命运薄，端正地等待遭遇。【原注见于《艺文类聚》】徐敬业诗：命数奇蹇实在可叹。【原注《文选》注内所具切】王维诗：卫青不败由于天幸，李广无功因为数奇，用“数”字对“天”字。杜甫诗：数奇谪戍关塞，道广存于箕山颍水，用“数”字对“道”字。如果读朔音，就是虚词，不可以对“天”字。苏轼诗：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罗隐酬高崇节诗：数奇常自愧，时薄欲何干。那么认为“数”是命数的“数”，而音所具切就明白了。
《列子》的书，大体与《庄子》相同，不可以把它的寓言当作事实。比如《杨朱篇》说：晏平仲向管夷吾问养生，夷吾向仲问送死。大庆用《史记》秦纪及《谷梁传》参考考证，秦穆公、鲁僖公十二年已经说管仲死了。【原注：这一年是癸酉，《史记》齐世家说管仲死于桓公四十一年，这样就是僖公十五年丙子，《齐世家》错了】晏婴虽然不知道他的开始，但史书记载晏婴死于夹谷之年，那就是鲁定公十年。从管仲死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如果让他们问答，管仲应当是垂死之年，晏婴刚二十岁，晏婴有一百七十岁的寿命了，由此知道这不真实。又《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政令，一百多年后有晏子。那么这两人不是同时代的人，而《列子》的寓言就明白了。《容斋随笔》说：《庄子》的鲲鹏，《列子》的六鳌，它们的话语大像这样。【原注：《庄子》北冥有鱼，名叫鲲，鲲的大不知道几千里，化为鸟，名叫鹏，鹏的背不知道几千里。《列子》汤问第五：渤海以东不知道几亿万里中有五座山，五座山的根没有依托，天帝派十五只巨鳌举头顶着它们，轮流三次，六万年一交班，五座山才开始耸立不动。龙伯国有大人，一钓就连着六只鳌】《庄子》的蛮触，《列子》的焦螟，它们的话语小又像这样。【原注：《庄子》则阳第二十五说：有国家在蜗牛的左角叫触氏，有国家在蜗牛的右角叫蛮氏，时常互相争夺土地而战，伏尸数万。《列子》汤问篇：江浦之间的虫叫焦螟，成群飞集在蚊子的睫毛上，不相触碰，栖息离去，蚊子不觉察。离朱方画擦拭眼角，扬起眉毛望着它，看不见它的形体。师旷方夜掏耳朵，低头听着它，听不见它的声音】大庆认为凡是这类，人们固然知道是寓言，如引用古人问答
刘向校《列子》书，定着八篇，云《列子》郑人，与穆公同时，葢有道者也。孝景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大庆按：缪公【案以下缪公即上郑穆公，二字古通用，原本未画一，今姑仍之】立于鲁僖三十二年，薨于鲁宣三年，正与鲁文公并世。《列子》书《杨朱》篇云：“孔子伐木于宋，围于陈蔡。”夫孔子生于鲁襄二十二年，缪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陈蔡之厄，孔子六十三嵗，统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缪公时人，必不及知陈蔡之事，明矣。况其载魏文侯、子夏之问荅，则又后于孔子者也。不特此尔，第二篇载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载公孙龙之言，是皆战国时事，上距郑缪公三百年矣。晋张湛为之注，亦觉其非，独于公孙龙事，乃云：“后人増益，无所乖错，而足有所明，亦何伤乎？”如此皆存而不除，大庆窃有疑焉。因观《庄子·让王》篇云：“子列子穷，貌有饥色。客有言于郑子阳曰：‘列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列子再拜而辞。使者去，其妻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耶？’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观此，则列子与郑子阳同时。及攷《史记·郑世家》，子阳乃繻公时二十五年杀其相子阳，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嵗也。然则列子与子阳乃繻公时人，刘向以为缪公，意者误以繻为缪欤？虽然，大庆未敢遽以向为误，姑隠之于心。续见苏子由《古史·列子传》亦引辞粟之事，以为御寇与繻公同时。又观吕东莱《大事记》云：“安王四年，郑杀其相驷子阳，遂及列御寇之事。”然后因此以自信。葢列与庄相去不逺，庄乃齐宣、梁惠同时，列先于庄，故《庄子》著书多取其言也。若列子为郑繻公时人，彼公孙龙乃平原之客，赧王十七年，赵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则公孙龙之事，葢后于子阳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后于公孙龙十余年，列子乌得而豫书之信乎？后人所増，有如张湛之言矣。然则刘向之误，观者不可不察，而公孙龙、宋康王之事，为后人所増益，尤不可以不知。
道书东西南北各有斗星，又有所谓中斗，是其所谓斗者凡五也。大庆按之儒书，止有三尔。《汉志》中宫北斗七星，所谓运于中央，临制四海者是也。《晋志》北方南斗六星，所谓斗星盛明，王道和平者是也。《隋志》天市宫垣斗五星，仰则天下斛升不平，覆则嵗穰，此亦所谓斗也。止是三者，而道书凡五【原注：道书谓《度人经》也】与此不同，岂其各有所据欤？是固难以比而论之也。姑以汉、晋之志言之，既曰运于中央，而又谓之北斗；既曰南斗六星，而又谓之北方，何也？葢天倾西北，形如倚葢，虽曰维北有斗，而实居天中，亦犹《公羊》曰「北极天之中也」，可以类推矣。四方列宿随时迭运，姑以春言之，井、鬼、栁、星见于南方，则斗、牛、女、虚为北方之宿尔。以其正当北斗之衡，故彼既曰北斗，则此曰南斗，所以别也【原注：《汉志》北斗七星，杓擕龙角，衡殷南斗，晋灼注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然而均谓之斗者，岂非虽多寡不同，而拟诸形容则一欤？
古字音义有出于经史之通用而篇韵或不能尽载亦不可不知也葢有音异义异而字则同亦有音同义同而字则异又有音同字同而义不可概论者非详观博究不可也如旁招行乐之类一字而有三四音义者固不必论【原注旁招凡三音义诗驷介旁旁补彭切强也经典作蒲浪切者迫也角招征招则音韶礼志云招则音翘行乐凡四音行字则有文行太行与行行之殊乐字则有音乐好乐与乐饥之别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如以其多者言之数字假字至于五厌字至于六【原注数字所具切儒行遽数音所论语朋友数音朔周礼数目音促乐记趍数音速凡五音假字古雅切易王假有庙音格毛诗音暇者乐也曲礼音遐者逺也假故之假去声亦五音厌于艳
译刘向校订《列子》一书，确定收录八篇，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穆公同时代，大概是一位有道术的人。汉景帝时崇尚黄帝、老子的学说，这本书在当时颇为流行。大庆按：郑缪公【案：以下“缪公”即上文“郑穆公”，二字古时通用，原本用法不统一，现在暂且保留原样】在位始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去世于鲁宣公三年，正好与鲁文公处于同一时代。《列子》书中《杨朱》篇说：“孔子在宋国砍伐树木，在陈国、蔡国被围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距离郑缪公去世已有五十五年。陈蔡之厄时，孔子六十三岁，算起来，已经是一百一十八年了。《列子》如果是郑缪公时代的人，必定来不及知道陈蔡之事，这是很明显的。况且书中记载了魏文侯、子夏的问答，这又是晚于孔子的事了。不仅如此，第二篇记载了宋康王的事，第四篇记载了公孙龙的话，这些都是战国时期的事，上距郑缪公已有三百年了。晋代张湛为《列子》作注，也觉察到这些内容有问题，唯独对于公孙龙的事，却说：“后人增补进去，没有违背错乱，而且足以阐明某些道理，又有什么妨害呢？”像这样都保留而不删除，大庆私下对此存有疑问。于是看到《庄子·让王》篇说：“子列子贫穷，面容有饥饿之色。有人对郑子阳说：‘列御寇是有道术的人，住在您的国家却如此贫困，您难道不喜欢士人吗？’子阳立即命令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拜谢后推辞。使者离开后，他的妻子说：‘我听说有道术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现在您有饥饿之色，君主路过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不接受，难道不是违背天命吗？’列子笑着说：‘君主并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听信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等到他怪罪我时，又将会听信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最终百姓果然作乱杀死了子阳。”看这段记载，那么列子与郑子阳是同时代人。等到考证《史记·郑世家》，子阳是在郑繻公二十五年被杀，即周安王四年癸未年。那么列子与子阳都是郑繻公时代的人，刘向认为是郑缪公，大概是误将“繻”当作“缪”了吧？虽然如此，大庆不敢立即断定刘向有误，暂且将疑问藏在心里。后来看到苏子由《古史·列子传》也引用辞粟之事，认为列御寇与郑繻公同时代。又看到吕东莱《大事记》说：“周安王四年，郑国杀其相驷子阳，于是涉及列御寇的事。”然后因此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大概列子与庄子相隔不远，庄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代，列子早于庄子，所以《庄子》著书多采用他的言论。如果列子是郑繻公时代的人，那么公孙龙是平原君的宾客，周赧王十七年，赵王封其弟赵胜为平原君，那么公孙龙的事，大概晚于子阳之死一百年了。而宋康王的事，又晚于公孙龙十几年，列子怎么能预先记载这些事呢？后人的增补，正如张湛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向的错误，读者不可不仔细考察，而公孙龙、宋康王的事，是后人增补的，尤其不可不知道。
道书中东、西、南、北各有斗星，又有所谓中斗，这样所说的斗星共有五个。大庆按：儒家典籍中，只有三个。《汉书·天文志》说中宫有北斗七星，所谓运行于中央，临制四海的就是它。《晋书·天文志》说北方有南斗六星，所谓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的就是它。《隋书·天文志》说天市宫垣有斗五星，仰视则天下斛升不平，俯视则年成丰收，这也称为斗。只有这三个，而道书说有五个【原注：道书指《度人经》】，与此不同，难道各自有所依据吗？这本来难以比较而论。暂且以汉、晋的志书来说，既然说运行于中央，又为什么称为北斗；既然说南斗六星，又为什么称为北方，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向西北倾斜，形状像倚靠的伞盖，虽然说“维北有斗”，但实际上位于天的中央，就像《公羊传》说“北极是天之中心”一样，可以类推。四方列宿随着季节交替运行，暂且以春天来说，井、鬼、柳、星出现在南方，那么斗、牛、女、虚就是北方的星宿了。因为它们正当北斗的衡星位置，所以既然那边称为北斗，这边就称为南斗，以便区别【原注：《汉书·天文志》说北斗七星，杓星携带龙角，衡星居中于南斗，晋灼注说“衡是斗的中央，居中”】。然而都称为斗，难道不是因为虽然数量不同，但比拟形容则是一样的吗？
古字的音义有出自经史通用而篇章韵书未必能全部记载的，也不可不知道。大概有音异义异而字相同的，也有音同义同而字不同的，还有音同字同而义不可一概而论的，不详细观察广泛研究是不行的。像“旁招”、“行乐”之类，一个字有三四个音义的，固然不必多说【原注：“旁招”有三音义：《诗》“驷介旁旁”，旁补彭切，意为强；经典作蒲浪切，意为迫；角招、征招则音韶；《礼志》云招则音翘。“行乐”有四音：行字则有文行、太行与行行之殊；乐字则有音乐、好乐与乐饥之别。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如果以多的来说，数字假字多达五个，厌字多达六个【原注：数字所具切，《儒行》“遽数”音所，《论语》“朋友数”音朔，《周礼》“数目”音促，《乐记》“趍数”音速，共五音。假字古雅切，《易》“王假有庙”音格，《毛诗》音暇，意为乐；《曲礼》音遐，意为远；“假故”之假去声，共五音。厌于艳】
切诗厌厌夜饮则平声汉高纪以厌当之则入声礼畏厌溺则乌狎切大学见君子而后厌然则乌斩切厌浥行露于十切凡六音】卷字贲字至于七齐字从字至于八辟字至于九岂非音异义异而字则同欤【原注书卷之卷去声卷而怀之上声诗匪伊卷之其言切记三公一命卷音衮执女手之巻然贾捐之传竭卷卷并音拳相如传卷曲也丘专切地志安定郡眴卷县应邵上音旬下音箘凡七音贲字彼义切者饰也音班者文章也虎贲音奔勇也贲军音奋覆也乐记广贲之音扶问切怒气也苖贲皇音坟黥布传贲赫地理志东海襄贲并音粉凡七音义齐字在兮切国名也仄皆切斋庄也记地气上齐子兮切马不齐髦于践切沈齐盎齐才细切齐衰齐盛则即私切齐乎其敬子礼切行中采齐才私切凡八音义从字吾从周之从平声从者见之才用切衡从其亩子容切欲不可从子用切从容中道音冲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音舂又音聪又音崇又在江切辟字部，益切者法也，必益切者君也，匹智切者喻也。放辟邪侈，则音僻；《曲礼》“左右攘辟”，则音避；《玉藻》“素带终辟者”，音禆；有由辟焉，音弭。一幅不辟，则补麦切；灌夫传“辟睨”，音普计切。九音义】如咎繇【原注：晁错传】中蘬【原注：荀子仲虺字】领问【原注：扬雄叙传】之类，两字而同音义者，亦不必论，姑以其多者言之。氓，民也。《诗》云：“氓之蚩蚩”，《周礼》以为甿【原注：地官遂人】晋志则以为萌【原注：职官志奬导民萌】韶，乐也。语云：“乐则韶舞”，《周礼》以为防【原注：防大司乐】史记》则以为招。衮，服也。《礼》云：“衮冕”，荀子以为裷【原注：富国篇】礼记》则以为卷【原注：郊特牲】击柝一也，而▯之与▯为不同【原注：上周礼下货殖】冕缫一也【原注：周礼作缫】而璪之与藻为异【原注：并记上郊特牲下玉藻】诗》有桧之国风，《左传》汉志则有郐会之殊【原注：左传襄二十九年汉书地理志】论语》有鄹人之子，《孟子》《史记》则有邹驺之别。《书序》有伏牺氏，《礼注》汉表亦不一焉【原注：太卜注作▯戏汉人物百官表并作宓羲师古注字本作虙传写讹谬尔初学记宓牺注虙古伏字后误以虙为宓】是一音义而字分为三也。迓，均之为迎也，《书》作迓；衡，礼作掌讶，又田仆注作逆衙；毛诗作“百两御之”，《左传》作“狂狡辂郑人【原注：宣三年】呜呼，均之叹声也，《书》作“呜呼【原注：无逸】诗》作“于乎【原注：烈文诗】记》作“于戏【原注：大学】王贡传以为恶虖，五行志以为乌嘑响。均之为音也，《易系》“受命如响”，《天文志》“乡之应声”，《甘泉赋》“芗声”，厯钟《过秦论》作向，《礼乐志》作享。是皆一音义而字为五也。岂非音同义同而字则异欤？乃若古字借用，聚人曰财，则财货也；贾谊传之“财幸”，则与裁同；文纪之“财足”，则与才同。庶绩咸熙，则熙广也；《礼志》“熙事备成”，则与禧同翟义传，熙念我孺子，则与嘻同，此皆借之而通用也。至于兹之一字，五行志赋敛，兹重则通于滋。樊郦赞虽有兹基，则通于镃。荀子正论篇，龙兹华瑾，则通于髭。而▯兹之音慈者，不论也。繇之一字，如文纪无繇敎训其民，则通于由。班赋先圣之大繇，则通于猷。韦孟诗犬马繇繇，则又通于悠悠。而咎繇【原注：臯陶】卦繇【原注：音胄】与李寻传之繇俗，不论也【原注：繇俗音謡，义同】岂非音同字同而义不可概论，又如此欤？此皆篇韵不能载，故畧摘一二以纪于此云。
译“厌”字在“厌厌夜饮”中读平声；《汉书·高帝纪》以“厌”当“压”义时读入声；《礼记》“畏厌溺”中读乌狎切；《大学》“见君子而后厌然”中读乌斩切；“厌浥行露”中读于十切。凡有六种读音。
“卷”字、“贲”字、“齐”字、“从”字、“辟”字，分别有七种、七种、八种、九种读音。这难道不是读音不同、意义不同，而字形却相同吗？
【原注：《尚书》中“卷”字，读去声；“卷而怀之”读上声；《诗经》“匪伊卷之”读其言切；“三公一命卷”读衮音；“执女手之卷”读然音；贾捐之传“竭卷卷”都读拳音；司马相如传“卷曲”读丘专切；《地理志》安定郡“眴卷县”，应邵注上字读旬音，下字读箘音。凡七种读音。
“贲”字，读彼义切的是装饰义，读班音的是文采义，“虎贲”读奔音，意为勇猛；“贲军”读奋音，意为覆败；《乐记》“广贲之音”读扶问切，意为怒气；“苗贲皇”读坟音；黥布传“贲赫”、《地理志》东海“襄贲”都读粉音。凡七种读音。
“齐”字，读在兮切的是国名；读仄皆切的是斋庄义；《礼记》“地气上齐”读子兮切；“马不齐髦”读于践切；“沈齐”、“盎齐”读才细切；“齐衰”、“齐盛”读即私切；“齐乎其敬”读子礼切；“行中采齐”读才私切。凡八种读音。
“从”字，“吾从周”的“从”读平声；“从者见之”读才用切；“衡从其亩”读子容切；“欲不可从”读子用切；“从容中道”读冲音；“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读舂音，又读聪音，又读崇音，又读在江切。
“辟”字，读部益切的是法度义；读必益切的是君主义；读匹智切的是比喻义。“放辟邪侈”读僻音；《曲礼》“左右攘辟”读避音；《玉藻》“素带终辟”读禆音；“有由辟焉”读弭音；“一幅不辟”读补麦切；灌夫传“辟睨”读普计切。凡九种读音。】
至于像“咎繇”（原注：见晁错传）、“中蘬”（原注：荀子仲虺字）、“领问”（原注：扬雄叙传）这类，两个字读音和意义都相同的，也不必讨论，姑且以读音意义多的为例来说明。
“氓”，就是民。《诗经》说：“氓之蚩蚩”，《周礼》写作“甿”（原注：地官遂人），《晋书·职官志》则写作“萌”（原注：职官奬导民萌）。
“韶”，是音乐。俗语说：“乐则韶舞”，《周礼》写作“防”（原注：大司乐），《史记》则写作“招”。
“衮”，是礼服。《礼记》说：“衮冕”，《荀子》写作“裷”（原注：富国篇），《礼记》则写作“卷”（原注：郊特牲）。
敲击木梆是一样的，但“柝”与“𣏌”却不同（原注：上引《周礼》，下引《货殖列传》）。
冕上的丝线是一样的（原注：《周礼》作“缫”），但“璪”与“藻”却有区别（原注：上引《郊特牲》，下引《玉藻》）。
《诗经》有桧国的国风，《左传》和《汉书·地理志》则有“郐”与“会”的区别（原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汉书·地理志》）。
《论语》有鄹人之子，《孟子》和《史记》则有“邹”与“驺”的区别。
《尚书序》有伏牺氏，《礼记注》和《汉书》也不统一（原注：《太卜》注作“宓戏”，《汉书·百官表》并作“宓羲”，颜师古注说字本作“虙”，传写讹误，《初学记》“宓牺”注说“虙”是古“伏”字，后来误把“虙”当作“宓”）。这是同一个读音和意义，而字形分为三种。
“迓”，都是迎的意思，《尚书》写作“迓”；《礼记》写作“掌讶”，又《田仆》注写作“逆衙”；《毛诗》写作“百两御之”，《左传》写作“狂狡辂郑人”（原注：宣公三年）。
“呜呼”，都是叹词，《尚书》写作“呜呼”（原注：《无逸》），《诗经》写作“于乎”（原注：《烈文》），《礼记》写作“于戏”（原注：《大学》），王贡传认为是“恶虖”，《五行志》认为是“乌嘑”。
“响”，都是声音的意思，《易·系辞》“受命如响”，《天文志》“乡之应声”，《甘泉赋》“芗声”，贾谊《过秦论》作“向”，《礼乐志》作“享”。这些都是同一个读音和意义，而字形分为五种。
这难道不是读音相同、意义相同，而字形却不同吗？
至于古字假借，聚集人叫做“财”，那就是财物；贾谊传中的“财幸”，就与“裁”相同；《文纪》中的“财足”，就与“才”相同。
“庶绩咸熙”，那么“熙”是广大的意思；《礼志》“熙事备成”，就与“禧”相同；翟义传“熙念我孺子”，就与“嘻”相同，这些都是假借而通用的。
至于“兹”这个字，《五行志》“赋敛兹重”，就通“滋”。樊郦赞“虽有兹基”，就通“镃”。《荀子·正论篇》“龙兹华瑾”，就通“髭”。而“兹”读慈音的，就不讨论了。
“繇”这个字，如《文纪》“无繇教训其民”，就通“由”。班赋“先圣之大繇”，就通“猷”。韦孟诗“犬马繇繇”，就又通“悠悠”。而“咎繇”（原注：皋陶）、卦“繇”（原注：音胄）与李寻传中的“繇俗”，就不讨论了（原注：“繇俗”音谣，意义相同）。
这难道不是读音相同、字形相同，而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又如此吗？
这些篇韵都不能记载，所以略摘一二记录在这里。
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亦或増少而为多，不可概论也。以周礼攷之，太宰八灋，后世以为法司；乐靁鼓，后世以为雷；籥章之龡籥，后世以为吹。以至簭人之九簭，太祝之九▯，皆易之以筮与拜焉。其他如以廱为雍【原注：杜笃传】以譱为善【原注：前汉礼志】以龢为和【原注：宾戏】以蠭为蜂【原注：项羽传】以鼂为朝【原注：严助传】以防为仙【原注：郊祀志】与夫鼅鼄【原注：尔雅蜘蛛字】螕▯【原注：五行志蚍蜉字】之类，皆省于后也。以汉书攷之，尉安之尉，或加以心【原注：车千秋传】万防之防，或加以木【原注：王嘉传注】造耑之耑，或加以立【原注：艺文志】以至礼志之屮木，幽通赋之东厸，皆易之以草与邻焉。其他如论语之知，増而为智；周易之无，増而为无；以旉为敷【原注：礼志】以皃为貌，以▯为系【原注：上王莽传下景纪】与夫昆仑【原注：张骞传】夫容【原注：相如传】毒冒【原注：地理志】武夫【原注：相如传】之类，皆増于前也。夫自繁而之省，无非取其传写之便；易増少而为多，抑果何説耶？古字率多互用，其上下左右有不必拘。汉祀志之崈高，则与崇同义；地志之麊泠，则与麋同音【原注：交趾郡泠音零，晋志作麋】是上下无间也。左传之鄢陵，五行志则以为▯；尚书之谋猷，诗则以为犹【原注：小旻诗我谋我犹】左传鹅鹳之陈，孟子生防之馈，是左右无间也。桑柘而汉志以为防【原注：地理志】虹蜺而汉志以为▯【原注：天文】蛾眉而扬雄传以为防；烽燧而相如传以为防，皆以右而升上也。尔雅之防鸰，东方朔以为防；毛诗之峨峨，相如传以为峩，皆以左而升上也。张骞传以翕为翖；校猎赋以岌【原注：五合反】为岋【原注：音同】则又以上而居左也。掔取之掔袁葢叙传以为防鉴燧之鉴，左传乃以为鞶鉴，则又以下而居左也。然则古字率多互用，果何拘于上下左右之不同哉？
古人制字，皆有名义，或象形而防意，或假借而谐声，或转注而处事，莫不有义存乎其间。是以成周设官，外史达书名于四方，行人谕书名于九嵗，凡以是也。故止戈为武【原注：左传·宣十二年】反正为乏【原注：宣十五年】皿虫为蛊【原注：昭元年】见于左传者不一，虽然要难一律论也。近世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以兆鼓则曰鼗，与邑交则曰郊，同田为富，分贝为贫之类，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人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惟是不可解者，亦必从而为之説，遂有勉强之患，所以不免诸人之讥也。
攷古质疑卷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攷古质疑》>
钦定四库全书
攷古质疑卷四
宋 叶大庆 撰
説苑》曰：赵襄子见围于晋阳，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张孟谈曰：「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与之上赏，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礼，惟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可乎？」仲尼闻之曰：「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原注见第六复恩篇】按：晋阳罢围，乃贞定王十六年，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后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贞定王立，至十六年时，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谓赵襄子善赏士为仲尼之言，攷其年嵗先后，则知其误也。
説苑《楚庄王筑层台》大臣諌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诸御已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説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尔。」诸御已曰：「若与予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説人主，则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王曰：「虞不用宫之竒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孟而齐并之【案子孟，《説苑》作子猛，或叶
译古今的文字不同，本来有从繁到简的，也有从少到多的，不能一概而论。用《周礼》来考证，太宰的八法，后世当作法司；乐官的雷鼓，后世当作雷；籥章的吹籥，后世当作吹。以至于筮人的九筮，太祝的九拜，都改成了筮与拜。其他如把廱当作雍【原注：杜笃传】，把譱当作善【原注：前汉礼志】，把龢当作和【原注：宾戏】，把蠭当作蜂【原注：项羽传】，把鼂当作朝【原注：严助传】，把防当作仙【原注：郊祀志】，以及鼅鼄【原注：尔雅蜘蛛字】、螕蚍【原注：五行志蚍蜉字】之类，都是后世省简了。用《汉书》来考证，尉安的尉，有时加上心字旁【原注：车千秋传】，万方的防，有时加上木字旁【原注：王嘉传注】，造端的端，有时加上立字旁【原注：艺文志】，以至于礼志的草木，幽通赋的东邻，都改成了草与邻。其他如《论语》的知，增加笔画成为智；《周易》的无，增加笔画成为无；把旉当作敷【原注：礼志】，把皃当作貌，把系当作系【原注：上王莽传下景纪】，以及昆仑【原注：张骞传】、夫容【原注：相如传】、毒冒【原注：地理志】、武夫【原注：相如传】之类，都是在前代增加了笔画。那从繁到简，无非是取其传写的方便；改从少到多，又究竟有什么说法呢？古字大多互相通用，其上下左右不必拘泥。《汉书·郊祀志》的崈高，就与崇同义；《汉书·地理志》的麊泠，就与麋同音【原注：交趾郡泠音零，晋志作麋】，这是上下没有区别。《左传》的鄢陵，《五行志》则当作鄢；《尚书》的谋猷，《诗经》则当作犹【原注：小旻诗我谋我犹】，《左传》鹅鹳的阵势，《孟子》生防的馈赠，这是左右没有区别。桑柘而《汉书·地理志》当作桑柘，虹蜺而《汉书·天文志》当作虹蜺，蛾眉而《扬雄传》当作蛾眉，烽燧而《相如传》当作烽燧，都是以右边部件上升。《尔雅》的防鸰，东方朔当作防鸰；《毛诗》的峨峨，《相如传》当作峩，都是以左边部件上升。《张骞传》以翕为翖；《校猎赋》以岌【原注：五合反】为岋【原注：音同】，则是以上边部件居左。掔取的掔，《袁葢叙传》当作掔；鉴燧的鉴，《左传》乃当作鞶鉴，则是以下边部件居左。那么古字大多互相通用，又何必拘泥于上下左右的不同呢？
古人造字，都有名义，有的象形而会意，有的假借而谐声，有的转注而处事，没有不含有意义在其中的。因此成周设置官职，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行人向九岁传达书名，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止戈为武【原注：左传·宣十二年】，反正为乏【原注：宣十五年】，皿虫为蛊【原注：昭元年】，见于《左传》的不止一处，虽然如此，终究难以一概而论。近世王安石，他解说经书也多有解字，如说人为之谓伪，说位者人之所立，说讼者言之于公，以及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以兆鼓则曰鼗，与邑交则曰郊，同田为富，分贝为贫之类，没有穿凿附会，至理自然明白，人们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也偶尔采纳。只是那些不可解的，也一定要为之解说，于是有了牵强附会的弊病，所以不免受到众人的讥讽。
《考古质疑》卷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考古质疑>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四
宋 叶大庆 撰
《说苑》说：赵襄子在晋阳被围困，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位臣子，高赫没有功劳却受到上等的赏赐。张孟谈说：“在晋阳围困期间，高赫没有大功，现在给他上等赏赐，为什么呢？”襄子说：“在困厄之中，不丧失臣子对君主的礼节，只有高赫。你们虽然有功，都骄傲了，我把高赫列为上等赏赐，不也可以吗？”孔子听说后说：“赵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士人了？赏赐一个人，天下的臣子就没有敢丧失君臣礼节的了。”【原注：见第六复恩篇】按：晋阳解围，是在贞定王十六年，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过了一年元王即位，九年贞定王即位，到贞定王十六年时，孔子已死二十六年了，这说赵襄子善于赏赐士人是孔子的话，考证其年份先后，就知道它错了。
《说苑》《楚庄王筑层台》篇，大臣劝谏的有七十二人，都死了。诸御已违背楚王百里去耕种，对他的同伴说：“我将入朝见王。”他的同伴说：“游说君主的人，都是闲暇的人，尚且到了那里就死了。现在你只是草野之人罢了。”诸御已说：“如果和你一起耕种，那就比力气，至于游说君主，就不和你比智慧了。”放下他的农具入朝见王说：“虞国不用宫之奇而晋国兼并了它，陈国不用子家羁而楚国兼并了它，曹国不用僖负羁而宋国兼并了它，莱国不用子孟而齐国兼并了它。”【案：子孟，《说苑》作子猛，或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