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质疑卷二

译这一年，燕国发生大乱。储子对齐宣王说，趁此机会攻打燕国，一定能攻破燕国。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攻打燕国，这正是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齐宣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讨伐燕国。燕王哙被杀，齐国大胜，子之逃亡。从《战国策》的记载来看，齐宣王伐燕与孟子的言论完全吻合，因此还不能轻易断定孟子有误。那么，认为孟子有误的说法，都是因为依据《史记》的世家和年表而得出的吗？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在周显王三十六年记载：“齐威王去世，儿子齐宣王即位。”在显王四十八年记载：“燕易王去世，儿子燕哙即位。”据此来看，齐宣王正好与燕哙同时代【原注：显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靓王即位，又过了六年赧王即位】。赧王元年，燕国大乱，齐国讨伐燕国，并且详细列举了孟子回答齐宣王问话的内容。这一年，齐宣王去世，儿子齐湣王即位。那么，齐宣王十九年，《资治通鉴》的记载也与年表相同。唯独年表认为齐宣王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而《资治通鉴》认为齐宣王在显王三十六年即位，因此从此之后的次序出现了差错。司马光上奏《资治通鉴》的表文中说，广泛阅览旧史，挖掘深奥隐秘之处，计较毫厘之差，难道会有这样重大的关键问题不加考证而出错吗？况且孟子回答问话的记载历历在目，《战国策》又有可以查考的证据呢？然而即使将《史记》相互参证考校，纪传世家与年表的前后年月，也都相互对应。比如伐燕这件事，还不足以断定《史记》有误。只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作为证据，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免自相矛盾。《越世家》说：“越王无疆向北讨伐齐国，齐威王派人劝说越王，说讨伐齐国不如讨伐楚国有利，越国于是放弃齐国去讨伐楚国。楚国大败越军，杀了无疆，在徐州击败了齐国。”按照这个说法，在徐州击败齐国，是越国因为齐威王的劝说而讨伐楚国，楚国趁着击败越国的势头而击败齐国，这正是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年表将徐州被围之事，记载在显王三十六年，那是齐宣王在位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司马迁自相矛盾吗？那么既然徐州被围是在齐威王时期，就可以看出齐宣王并非在显王二十七年即位。而《资治通鉴》的记载才符合事实【原注：《资治通鉴》记载楚国在显王三十五年击败越国，楚国在显王三十六年围困徐州，这一年齐威王去世，儿子齐宣王即位】。由此可知伐燕之事发生在齐宣王时期是明确的。大体上可以通过这件事明白那件事，而因为它的自相矛盾，就尤其可以辩驳并破除谬误。大庆对此事，多年来心中存有疑惑不能决断，如今考证独自辛劳，希望观看的人不要只说“不吃马肝，也不算不知肉味”。真是幸运啊。《史记》在《管仲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晏子。”在《孙武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孙膑。”在《屈原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贾生。”大概说的是他们的才能、品行、术业相近似。至于《滑稽列传·优孟传》中说：“他之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这用意也与上文同类相同。只是《淳于髠传》却说：“他之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似乎不免颠倒了。为什么呢？优孟与楚庄王同时代，淳于髠与齐威王同时代。楚庄王属于春秋时期，齐威王属于战国时期，应当说“他之前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才对。正怀疑这是传抄的错误。然而先传淳于髠而后叙优孟，列传的先后顺序就是这样，这就不是传抄的错误，而是《史记》真正的失误了。

译《前书·历志》说：“孝成帝时期，刘向汇总六种历法，列举其中的是非，撰写了《五纪论》。刘向的儿子刘歆探究其精微奥妙之处，制作了《三统历》及谱系，用来解说《春秋》，推演的方法严密精要，所以在此叙述。”由此可见，《三统历》是刘歆所创制的。司马彪撰写《后汉书·志》，却说：“从太初年开始使用《三统历》，施行了一百多年。”大庆按语说：“太初是汉武帝的年号，刘歆却生于西汉末年，怎么能在太初元年就开始使用《三统历》呢？”又按语说：“哀帝建平二年改元为太初元寿元年。如果指的是这个太初，那么当时本来就有《三统历》了。”但是从太初元寿到建武八年，朱浮、许淑等人上书说历法不准的时候，仅仅相隔三十六年，不应该说施行了一百多年。由此看来，其中的错误就显而易见了。

《事物纪原》说：《汉仪》第四十一条说“防书”，就是简册。现在的册命就是如此，大概始于汉代。《尚书·顾命》说：“丁卯日制作册书”，那么汉代是沿袭周代的制度。大庆认为《纪原》说汉代沿袭周代制度固然不错，但它所引用的《尚书》记载的是成王末年册立康王的事情，在此之前，比如郑司农引用《春秋传》说：周王命令内史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其文辞说：‘王对叔父说，要恭敬地服从王命，以安抚四方诸侯，纠正疏远王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后接受命令，拿着简册出来。又按《尚书·洛诰》：‘王命令周公之后制作册书诰命。’这些都是册命的事情。《纪原》所引用的在后，并不是所谓的起源【案：《左传》中襄王命令晋文公的事，距离康王时代已经很久远了，这里说《纪原》所引在后，实际上是错误的】。《汉书》记载霍去病担任票姚校尉，服虔注音为“飘摇”。颜师古说：“票，频妙切；姚，羊召切，是强劲迅疾的样子。”荀悦《汉纪》写作“票鹞”二字。霍去病后来担任票骑将军，还是取用“票姚”的字样。现在读者读作“飘摇”，就不符合其本义了。这是颜师古的说法。然而古今诗人多作平声使用，如高适《送将军出塞》诗：“银鞍玉勒绣鍪弧，每逐票姚破骨都。”李白诗：“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谁者霍票姚。”杜甫《后出塞》诗：“借问大将谁，恐是霍票姚。”又说：“汉朝频选将，应拜霍票姚。”又说：“居然双捕虏，自是一票姚。”又说：“功成画麟阁，独有霍票姚。”杜牧诗：“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票姚。”本朝王安石也说：“莫教空说霍票姚。”刘贡甫诗：“票姚不复顾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纵观作者都跟随服虔的读音，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为什么呢？大庆曾经考证过，服虔和郑玄都是汉代儒学的宗师。后辈晚学以至于宁可称道孔子圣人，也不敢讳言服虔、郑玄，这是显而易见的。服虔既然注音为“飘摇”，所以后人都跟随他。直到唐代颜师古才开始引用荀悦《汉纪》来改变其音义。然而自唐代以前都跟随服虔的读音，如梁代萧子显《诗·日出东南隅行》说：“汉马三万匹，夫聓仕票姚，十五张内侍十八贾登朝。”周代庾信《夜听捣衣》诗：“捣衣明月下，夜静秋风飘。云云寒衣须及早，将寄霍票姚。”都作平声押韵。所以后人承袭而使用，如唐代李白、杜甫以及本朝各位公卿也都作平声。那么这两个字都跟随服虔的读音而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并不是不采纳颜师古的说法。因为颜氏未校正音义之前，人们都跟随服虔的读音，所以后人也就沿袭而使用它吗？

《司马法》说：十井为一通，一通出一匹马，三十家出一名士，两名徒卒。《刑法志》说：四邑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有一匹戎马，三头牛。《司马法》说：十通为一成，一成有一百井，三百家，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卒。《刑法志》说：四丘为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有四匹戎马，十二头牛，三名甲士，七十二名卒。《司马法》说：十成为一终，一终有一千井，三千家，十辆革车，一百名士，二百名徒卒。《刑法志》说：一同方圆百里，确定征收赋税的六千四百井，四百匹戎马，一百辆兵车。《司马法》说：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一万井，三万家，一百辆革车，一千名士，二千名徒卒。《刑法志》说：一封方圆三百一十六里，确定征收赋税的六万四千井，四千匹戎马，一千辆兵车。天子畿内方圆千里，确定征收赋税的六十四万井，四万匹戎马，一万辆兵车。两种说法多少不同，为什么呢？古代的车既用于进攻也用于防守，合起来说，都叫革车；分开来说，叫革车，又叫轻车、重车。从伍到卒具备攻守之备，车各一乘。攻车用马，守车用牛。攻车七十五人，守车二十五人。在攻车中称为甲士、步卒；在守车中称为徒。郑玄注所引用的，是因为守车而显现攻车，所以士的数量多。《刑法志》所载，是因为攻车而显现守车，所以有牛。古文质朴简略，制度都互相参看，大概是古人所习知的，现在的人即使头发白了也不能通晓。其法则井、邑、丘、甸、县、都，见于《周礼》，起初没有不同，只是不深入考证罢了。然而这是都鄙的制度，至于乡遂则又不然。大概古代的兵，乡遂由司徒管理，而都鄙由司马管理。

译所以《司马法》的记载就是这样。郑玄和班固有所不知，认为周代的军政制度全都包含在这里了，而且又不了解攻守战车相互参见的说法，难怪他们观点抵触而不能贯通。只是以百里为相同，兵车一百辆，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没有不同的制度了。

译大庆近来看《文子》一书，共十二篇，称为《通真经》，就像《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列子》被称为《冲虚真经》一样。这本书大体上多记载老子的言论，有人说他是老子的弟子，这是对的。但它的序言却认为他是周平王时代的人。查《史记·货殖列传》的注释，裴骃说：“计然，是葵丘濮上的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逃亡的公子，曾经向南游历到越国，范蠡以师礼侍奉他。”《文选》中曹植《求通亲亲表》引用《文子》说：“不做福事的开端，不做祸事的先导。”这里引用的正是《文子》第三卷《守虚篇》。而李善注释说：“范蠡说：文子，姓辛，葵丘濮上的人，号称计然，范蠡以师礼侍奉他。”又《北史》萧大圜说：“留侯张良追随赤松子的踪迹，陶朱公范蠡在辛文那里成就术业。”那么所谓的文子乃是春秋末年的人。但书中第五卷有平王问文子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注家认为平王是周平王，所以序言就认为他是周平王时代的人。春秋始于鲁隐公，正是周平王的时候，这是春秋的开始。范蠡侍奉越王勾践灭掉吴国，那是春秋的末年，前后相距二百多年，却说文子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可以吗？况且书中第一卷又记载孔子向老子问道，老子说：“端正你的形体，专一你的视线，天和就会到来。”这说明老子与孔子同时，都距离平王时代很远了。又书中《上仁篇》说：“伯乐相马，王良驾车。”王良与赵简子同时，也是春秋末年。那么说他是平王时代的人，难道不是错误吗？回答说：孔子与老子问答，他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如上文所援引的，怎么能在平王时代有所谓老聃，而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这似乎真是错误了。但前史所记载的孔子都可以考证他出生的年月，至于老聃则无法推究他的起始，只说姓李，名耳，字伯阳，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我曾看《史记·周本纪》，幽王时三川都地震，伯阳甫说：“周将要灭亡了。”注释说：“伯阳父，就是周朝柱下史老子。”等到幽王立褒姒为后，太史伯阳读史书说：“周亡了。”等等。由此看来，太史伯阳就是老子，本来就在幽王之前出现。那么平王说“我听说你向老聃学习道术”，又似乎不是错误。况且孔子把自己比作老彭，解说者认为老聃和彭祖，彭祖是尧的臣子，绵延历经唐虞夏商，那么老聃的年龄，《史记》说他修道以养寿，或许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延历经春秋末年，也未可知。再等待智者来质询吧。

《新序》说：秦国想要攻打楚国，派使者去观察楚国的宝物。昭奚恤筑坛称说：“治理百姓，充实粮仓；令尹子西在这里守卫疆界，谨慎边界；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顿兵器；子反在这里发扬霸王的余义，承袭治道的遗风；昭奚恤在这里。任凭大国所观察。”使者回报秦君说：“楚国多贤臣，不可图谋。”【原注见第一章】大庆按：《资治通鉴》昭奚恤做楚国相，实在是周显王十六年。子反死于鲁成公十六年，即周简王十一年。从子反死的那天到昭奚恤做相的时候，前后二百二十年，怎么能是同时代人呢？或许恐怕另有子反，不是死于鄢陵之战的那个。然而令尹子西死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距离昭奚恤做相的时候，也有一百三十年了，又怎么能同时呢？或许又说楚国不止一个子西，然而叶公子高平定白公之难，正与子西死于白公之难同时，必定是这个子西。所以大庆决断知道《新序》的错误无疑。【原注：简王在位十四年，灵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年，敬王四十二年，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十年，直到显王十六年，所以说二百二十年】虽然，诸子固然不是同时代人。然而以意逆志，而有得其说。大概这几位都是楚国名臣，昭奚恤暂且想以此夸示秦使，所以列举这些人，说治理民众富国，守卫疆界治兵，都有其人，乃是寓言，何必要求他们时间相同？正如东方朔回答汉武帝，如果真的得到天下贤士，公卿在位，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把周召公作为丞相，孔子作为御史大夫，太公作为将军，卞庄子作为卫尉，皋陶作为大理，后稷作为司农，鲁班负责营造，史鱼负责纠察等等，各位固然不是同时代人，也是暂且以此作为寓言罢了。知道这个，就知道《新序》昭奚恤的话了。

大庆曾经论述《新序》的错误，大概不止一端，姑且记录在这里。孟子回答好色好勇的事，是与齐宣王的问答，而《新序》却认为是梁惠王，难道不是错误吗？又《节士篇》所说的《黍离》诗，是周朝的诗，《诗序》不是不明白，而《新序》却说卫宣公的儿子寿怜悯他的哥哥且将被害而作此诗，也是错误的。

汉高祖的谋臣腹心是张良和陈平，然而三杰的称号，陈平不在其中。有人说皇帝知道有吕氏的祸患，将要依赖陈平，所以在众人中推明得天下的原因，以寄托抑扬的意思，不让陈平在前面自满，而且勉励他在后面自我效命。唉！天下之

译做事，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罢了。功劳已经很多，但奖赏却不到位，那么人们本来就无法自我安慰；没有功劳却夸大吹嘘超过情理，那么凡是有一点微小成效的人，难道能够心服口服吗？英明通达如汉高祖，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大庆曾经考证过：秦二世元年九月，高祖在沛县起兵，萧何主持谋划；第二年才得到张良，又过了一年多才进入函谷关，推翻秦朝、攻取楚国，萧何和张良的谋划占大多数。至于平定三秦，击败魏国、攻破赵国，胁迫燕国、袭击齐国，战胜攻取，把楚军逼到垓下，那是淮阴侯韩信的力量。陈平带着剑归附汉朝，是在汉二年三月。当时高祖起兵已经将近五年了。三位豪杰之所以献计效力，原因不止一个，而陈平最后才到，他功劳的多少是不用讨论的。况且陈平靠贴耳低语而封齐王，靠养虎为患的比喻而追击项羽，这又是与张良共同进言，并非陈平独自享有美誉。直到项氏灭亡，不过是离间楚君臣这一件事罢了。高祖刚即位之初就评论三位豪杰的功劳，那时陈平难道能跟那三位相提并论吗？大概陈平的谋略，比如游云梦以擒获韩信的反叛，用秘计以解除平城之围，所谓“六出奇计”等事，都是在即位数年之后。高祖初年的言论，不过是陈述实际情况罢了，哪里能预先将陈平列入三杰之列呢？《复斋漫录》说：臣僚奏章留在皇帝身边的开始，源于苏颋任知制诰，唐明皇说：“你所写的文诰，可以抄录一本进来，我要留在宫中阅览。”查考后汉《杨赐传》，杨赐上书防止被罢免的事留在宫中，又东平王苍上奏便宜之事留在宫中，又《史记·三王世家》：汉武帝时群臣请求立刘闳、刘旦、刘胥为诸侯王，四月奏章在未央宫留在宫中未下达。那么“留中”在汉朝已经有了，见于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复斋说始于苏颋，是错误的。

译考古质疑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考古质疑卷三

宋 叶大庆 撰

《吴氏漫录》说：豫章渔父的诗写道：“范蠡归来思狡兔，吕翁何意兆非熊。”又写道：“岩居大士是龙象，草堂丈人非熊罴。”查考《六韬》和《史记》，原文是“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并没有“熊”字，恐怕豫章渔父另有依据。叶大庆看到李翰说：吕望（姜子牙）对应的是“非熊”。徐状元补注，并且引用《后汉书·崔骃传》的注解说：“西伯（周文王）出猎，占卜说所获的不是龙、不是彲、不是熊、不是罴。”所谓“非熊”大概源于此。然而《六韬》和《史记》原本用的是“虎”字，唐代人多写作“非熊”。杜甫的诗“田猎旧非熊”，以及《夔府秋日书怀》中说：“熊罴载吕望，鸿雁美周宣。”白居易的《六帖》在“熊”部、“猎”部、“卜”部都写作“非熊非罴”。大概是因为“虎”字是唐高祖李虎的讳名，所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虽然引用《史记》的文字，特意改成了“非熊”。杜甫、李翰、白居易都是唐人，所以相传都写作“非熊”，而豫章渔父也是依据这个，何必另外寻求依据呢？有人说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说：“起磻溪熊罴之士。”那么汉代人本来就用“熊罴”来说话，难道一定是因为国讳而改动吗？大概“熊罴”是世间的常用语，比如《诗经》说：“维熊维罴”，《尚书》说：“如熊如罴”，又说：“则亦有熊罴之士。”所以人们都用“熊罴”来说话。至于特意把“非虎”改成“非熊”，确实是从唐代开始的。至于李善注《文选》，他在《宾戏》中引用《史记》说：“所获非龙非虎非熊非罴。”在《非有先生论》中引用《六韬》说：“非熊非罴非虎非狼。”其实这并非《史记》和《六韬》的原文，只是大概凭记忆来做的注释罢了，不足以作为依据。

《吴氏漫录》说：王观国《学林新编》认为唐代三百年都铸造开元通宝，难怪这种钱币这么多。到了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国等钱币，而本朝（宋朝）专门用年号。然而宋通、元宝、皇宋元宝，不是年号的，宋通是开宝年间铸造的，皇宋是宝元年间铸造的。大概钱币文字不能用两个“宝”字，所以加以变通【原注：以上都是王观国的说法】。我查考后魏孝庄帝时用的钱币稍薄，高道穆说：“论今据古，应当改铸大钱，文字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那么用年号铸钱很久了，王观国的说法不对。叶大庆认为王观国的错误，固然不止于此。吴氏所论述的，也终究是不对的。查考《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国有很多细小的钱币，高道穆上表说应当改铸大钱，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于是开始铸造永安五铢。永安是魏孝庄帝的年号，用干支推算时间，是己酉年【案：己酉，原本作己丑，与下文三十五年的数目不符，查考永安二年是己酉，现在改正】。又齐明帝建武二年，魏国人未曾使用钱币，魏主开始铸造太和五铢。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那么文字记载年号已经见于此时，是乙亥年，又比永安早三十五年。所以高承《事物纪原》说：“钱币文字用年号，从魏孝文帝太和开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叶大庆又查考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文字说“景和”【原注：景和二年前，废帝年号，即永光元年，这一年明帝即位，又改泰始，是乙巳年】。又宋孝武帝即位，铸造孝建四铢，孝建元年是甲午年，又比太和早四十二年。那么用年号铸在钱币文字上，应当以南宋孝建、景和为开始，而北魏太和、永安都晚于这个时期。所以说吴氏所论述的，终究是不对的。至于《学林》说唐代三百年都铸造开元通宝，难怪这种钱币这么多，这是不对的。查考《唐书·食货志》，高宗干封元年改铸干封泉宝，肃宗乾元元年改铸乾元重宝，而代宗时又铸造大历元宝。说三百年都铸造开元通宝，是错误的。又说五代有天祐、天福等钱币，天祐是唐末年的年号，起初并非五代，所以说王观国的错误，不止像吴氏所说的那样。开元通宝之所以特别多，大概是因为自从干封改铸之后，商贾不通，米帛暴涨昂贵，后来实行开元通宝，天下都铸造它。又武宗时允许各道都设置铸钱坊。李绅请求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铸京钱，大小直径一寸像开元通宝。因为高宗时天下都铸造，武宗时各道设置铸坊，所以开元通宝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吴氏又说世间所传的《青琐集》说开元通宝是唐明皇所铸，上面有指甲痕迹，是杨贵妃掐的痕迹。殊不知《谈宾录》说武德年间进献开元通宝的样式，文德皇后掐了一道痕迹，因此铸造它。那么《青琐集》这样说，其错误可想而知。孔氏杂记也说开元通宝，是欧阳询撰写文字并书写。世俗之人不知道，于是认为是唐明皇所铸。叶大庆认为吴氏引用的两本书，正是要证明不是唐明皇时铸造，以辨明《青琐集》的错误。然而《唐纪》明确说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直径八分，重二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