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古质疑卷六
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孔曾参者耶？其反覆抑扬，与孟子辨百里奚事，比而观之，虽详畧不同，而深切着明，盖亦一揆也。
译宦官、宫妾难道是那些对父母尽孝、德行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子思的人吗？他反复辩驳、抑扬褒贬的方式，与孟子辨析百里奚之事相比照来看，虽然详略有所不同，但都深刻透彻、明白晓畅，大概也是一致的。
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値其正谈孟子，殊不相顾。忽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平生爱之，都不晓其义。」主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主人曰：「试言之。」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大庆观此，虽若戏笑之谈，怱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然孟子岂无特操者？此固孟子开卷第一义也。」陈氏之言如此，不知竟作何説。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轲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
马侍读大年云：髙邮老儒黄彦和尝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后载燕初入齐，闻画邑之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也。大庆谓彦和见画邑人王蠋贤，遂以此出昼字为画，然观之《説苑》以为盖邑人王蠋，且齐有盖大夫王驩，而陈仲子食采于盖，其入万钟，则齐亦自有盖邑也。然则《説苑》以为盖邑人王蠋，又与画不同，恐改昼字而为画，亦所未安。今《通鉴》昼音注，司马康释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又不音昼，何耶？自昔歌词或谓之曲，未见其始。《琴书》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山之东曲常有仙游，故作《游仙》；南曲有涧，冬夏常绿，故作《渌水》；中曲即先生旧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髙岩，猿鸟所集，感物愁生，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曲三年曲成，出示马融，甚异之。然苏武诗云：「幸有▯歌曲，可以喻中懐」，则音韵称曲，其来乆矣。又按《韩诗》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原注：以上见《能改斋漫録】愚观《淮南子》云：「乐作而喜，曲终而悲」，则在前汉时已有曲矣。又《诗》之园有桃，曰：「我歌且谣。」毛诗注亦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然则歌既自古有之，则所谓曲者，其来也远。按《文选·宋玊对问》有云：「其曲弥髙，其和弥寡」，是战国时已有曲矣。又观诸《列子·汤问篇》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志在髙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曲奏，子期辄穷其趣。」按《列子》在《庄子》之前，乃春秋末人也。又《宋玊笛赋》：「师旷将为阳春白雪之曲。」又《庄子·渔父篇》：「孔子坐乎杏坛，▯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下船而来，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家语·困誓》：「孔子厄于陈蔡，絶粮，孔子▯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曰：“由来，吾语汝。”又云：“子围于匡，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又《史记》：“孔子学琴于师襄子，曰：‘丘已习其曲矣。’”由是观之，师旷与孔子同在春秋时，亦已谓之曲矣。《乐府解题》云：“武王伐纣，作歌使工习之，号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据此，则曲之名又先见于武王之时。未知解题何据而云尔。要之，呉氏谓歌词未见其始，而谓起于蔡邕、苏武，殆不然也。
大庆按《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推路寝而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膢而不可飨【原注：膢，力侯切】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居无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腾
译文人王圣美年轻时拜见一位权贵，恰逢权贵正在谈论《孟子》，对他毫不理会。忽然问王圣美说：“曾经读过《孟子》吗？”王圣美说：“平生喜爱它，却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权贵问：“不懂什么含义？”王圣美说：“从头到尾都不懂。”权贵说：“试着说说看。”王圣美说：“既然说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又去见梁惠王？”权贵惊愕无言以对。大庆认为，这虽然像是戏谑的笑谈，但在仓促之间也确实难以回答。近来看到陈氏《新话》中说：“《孟子》一书，有的话可以万世奉行，有的话今天适用而明天就不适用了。孟子不见诸侯却去见梁惠王，学者至今对此感到疑惑。然而孟子难道没有特殊的操守吗？这本来就是《孟子》开篇的第一层意思。”陈氏的话是这样说的，不知道究竟作何解释。大庆曾经思考并有所领悟。孟子论述去留的道义说：“如果君主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表示将实行我的主张，我就前往；如果礼貌没有减退，但表示不实行我的主张，我就离开。次一等的情况，虽然不实行我的主张，但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我就前往；如果礼貌减退，我就离开。”查考《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用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来招揽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都来到了魏国。”那么孟子去见梁惠王，不正是因为梁惠王恭敬地迎接并以礼相待吗？
马侍读大年说：高邮的老儒生黄彦和曾经说，孟子离开齐国，住了三个晚上才走出昼地，这里的“昼”应读作昼夜的“昼”，这是不对的。《史记·田单传》后面记载燕军刚进入齐国时，听说画邑的人王蠋贤能，刘熙注释说：画邑是齐国西南靠近都城的地方，读音为“获”，所以孟子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当时的人认为他行动迟缓。大庆认为，黄彦和看到画邑人王蠋贤能，于是将“出昼”的“昼”字改为“画”，然而查看《说苑》，认为大概是盖邑人王蠋，而且齐国有盖大夫王驩，陈仲子在盖邑享有采邑，收入万钟，那么齐国本来就有盖邑。那么《说苑》认为王蠋是盖邑人，又与“画”不同，恐怕将“昼”字改为“画”也是不妥当的。如今《资治通鉴》对“昼”字的注音，司马康解释音为“胡卦切”，也说这是西南靠近都城的地方，又不读作“昼”，这是为什么呢？
自古以来歌词有时被称为曲，但没见到它的起源。《琴书》记载，蔡邕在嘉平初年进入青溪，探访鬼谷先生居住的山，山有五个弯曲处，每一处创作一曲。山的东边弯曲处常有仙人游历，所以创作了《游仙》；南边弯曲处有山涧，冬夏常绿，所以创作了《渌水》；中间弯曲处是先生以前居住的地方，深邃寂静，所以创作了《幽居》；北边弯曲处是高耸的岩石，猿鸟聚集，感物生愁，所以创作了《坐愁》；西边弯曲处灌木吟唱秋声，所以创作了《秋思》。经过三年，曲子完成，出示给马融看，马融非常惊异。然而苏武的诗说：“幸有〇歌曲，可以喻中怀”，那么音韵称为曲，由来已久了。又查考《韩诗》说：“有章曲的叫歌，无章曲的叫谣【原注：以上见《能改斋漫录》】。我观察《淮南子》说：“音乐响起而喜悦，曲终而悲伤”，那么在前汉时就已经有曲了。又《诗经》中的《园有桃》说：“我歌且谣。”《毛诗》注也说：“曲配合音乐叫歌，不配合音乐叫谣。”那么歌既然自古就有，那么所谓的曲，其起源也很遥远。查考《文选·宋玉对问》中有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是战国时就已经有曲了。又观察《列子·汤问篇》说：“伯牙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意在高山，子期说：‘好啊，巍峨像泰山’；意在流水，子期说：‘好啊，浩荡像江河’。曲子演奏，子期总是穷尽其中的意趣。”查考《列子》在《庄子》之前，是春秋末年的人。又《宋玉笛赋》：“师旷将要创作阳春白雪之曲。”又《庄子·渔父篇》：“孔子坐在杏坛，〇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下船而来，左手按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以听曲终。”《家语·困誓》：“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断绝粮食，孔子〇歌，子路进来见他说：‘夫子之歌’。”合乎礼吗？孔子不回答。曲终，说：“过来，我告诉你。”又说：“子围在匡，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又《史记》：“孔子向师襄子学琴，说：‘丘已经熟悉它的曲了。’”由此看来，师旷与孔子同在春秋时，也已经称为曲了。《乐府解题》说：“武王伐纣，作歌让乐工练习，号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据此，那么曲的名称又先见于武王之时。不知道《解题》凭什么这么说。总之，吴氏说歌词没见到它的起源，而说起源于蔡邕、苏武，大概是不对的。
大庆查考《列子》第三篇：“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推路寝而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化人以王之宫室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膢而不可飨【原注：膢，力侯切】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居无几何，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腾
而上者中天乃止。曁及化人之居，搆以金银，络以珠玊。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也。”观此所谓西极之化人者，其佛欤？盖佛家有蘂宫金地之説，眞珠璎珞之象，不茹羶荤，不育妻子，是所谓以王之宫室为卑陋，以王厨馔嫔御为腥恶，而又与宣律师传所谓周穆王时佛法至中国之説脗合。山谷尝读《列子》，便谓普通年中事，不从葱岭传来，其亦有见于此欤？呉氏漫録既引《列子》，而反不及此，故大庆以是增广之。呉氏漫録云：“《离骚》曰：‘▯飔风兮上征。’《呉都赋》曰：‘翼飔风之防防。’班固曰：‘飔，疾也。’然则飔风者，疾风也。谢▯晖诗：‘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飔。’谢灵运诗：‘幽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飔。’注：‘曾飔，髙风也。’二谢以飔为风，何耶？大庆观马融《广成颂》：‘靡飔风陵迅流。’注：‘飔，疾风也。’张协诗：‘燮燮凉叶夺，戾戾飔风举。’注：‘戾，急也。’江逌《风赋》：‘若飔厉狂震，触物怒号，皆以为风之急疾者。’至陶渊明诗：‘蕤賔五月中，清朝起南飔。’又桞诗：‘树竹邀凉飔【原注：茆檐下栽竹诗】孤旐凝寒飔【原注：哭凌员外】罗隐赋蟋蟀云：‘顽飔毙芳。’及篇韵注，皆直以为风尔，岂特二谢为然哉？东坡诗：‘沙泉半涌草堂在，破牕无纸风飔飔。’是与《离骚》、《呉赋》同矣。又云：‘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飔。’是又以飔为风，不知何为自异耶？盖尝思之，《家语》曰：‘舜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薫’”兮，故后人遂以薫风为夏风。如曰「薰风自南来」，又曰「薰风行应律」，皆谓之薰风者，言其风之薰然也。至权德舆《感寓》诗云：「朱▯秘南薰」，是直以薰为风也。然则飔风犹所谓薫风，凉飔犹言南薰也。诗人欲其语新，故更易用之尔。深于诗，必能辨之【原注：张说《扈从温泉宫诗》：「骑仗聨联环北极，鸣笳步步引南薫】
译而向上者到达中天便停止。等到到达化人的居所，用金银构筑，用珠玉装饰。耳目所看到的听到的，鼻口所吸入品尝的，都不是人间所有的。周穆王确实认为那是清都紫微宫，钧天广乐，天帝居住的地方。”看这所谓的西极化人，难道就是佛吗？大概佛家有蕊宫金地的说法，珍珠璎珞的形象，不吃荤腥，不养育妻儿，这就是所谓认为周穆王的宫室卑陋，认为周穆王的饮食嫔妃腥臭，而又与宣律师传记中所谓周穆王时佛法传到中国的说法相吻合。黄庭坚曾经读《列子》，便说那是普通年间的事，不是从葱岭传过来的，他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吧？吴氏《漫录》既然引用了《列子》，反而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大庆用这个来增广它。吴氏《漫录》说：“《离骚》说：‘乘飔风兮上征。’《吴都赋》说：‘翼飔风之防防。’班固说：‘飔，疾也。’那么飔风，就是疾风。谢朓诗：‘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飔。’谢灵运诗：‘幽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飔。’注：‘曾飔，高风也。’二谢把飔当作风，为什么呢？大庆看马融《广成颂》：‘靡飔风陵迅流。’注：‘飔，疾风也。’张协诗：‘燮燮凉叶夺，戾戾飔风举。’注：‘戾，急也。’江逌《风赋》：‘若飔厉狂震，触物怒号，皆以为风之急疾者。’到陶渊明诗：‘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又柳诗：‘树竹邀凉飔【原注：茆檐下栽竹诗】孤旐凝寒飔【原注：哭凌员外】罗隐赋蟋蟀云：‘顽飔毙芳。’以及篇韵注，都直接把它当作风，难道只是二谢这样吗？东坡诗：‘沙泉半涌草堂在，破窗无纸风飔飔。’这与《离骚》、《吴赋》相同了。又说：‘长春如稚女，飘摇倚轻飔。’这又把飔当作风，不知道为何自己前后不同呢？我曾经思考过，《家语》说：‘舜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薰”’，所以后人就把薰风当作夏风。如果说‘薰风自南来’，又说‘薰风行应律’，都称为薰风，是说那风温和的样子。到权德舆《感寓》诗说：‘朱明秘南薰’，这是直接把薰当作风。那么飔风就像所谓的薰风，凉飔就像说南薰。诗人想要语言新颖，所以更换使用罢了。深谙诗歌的人，一定能分辨【原注：张说《扈从温泉宫诗》：‘骑仗联联环北极，鸣笳步步引南薰’】
唐张谓诗：“家无阿堵物，门有寜馨儿”，以寜为去声。刘梦得赠日本僧知藏诗云：“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寜馨”，以寜为平声。盖王衍传云：“何物老妪生寜馨儿”，山涛叱王衍语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割我腹，那得生寜馨儿”。按二说，知晋宋间以寜馨儿为不佳也，故山涛、王太后皆以此为诋叱，岂非以儿为非馨香者耶？虽平去二声皆可通用，然张、刘二诗义则乖矣。东坡亦作仄声，《平山堂诗》云：“六朝文物余丘陇，空使奸雄笑寜馨。”已上皆呉虎臣漫録所载也。大庆按《通鉴注》云：“寜字，《晋书》无音，世以甯音之，寜馨犹言阿堵，指物之称，意谓斯言是也。‘阿堵物’犹言这个物也，‘寜馨儿’犹言如此儿也。平声、去声皆通，而美恶亦皆可用【原注：盖寜字平声、去声古多通用，如《左传》僖七年盟于▯母，公羊则以为寜母；宣十一年楚纳公孙寜，公羊则以为公孙▯史记·酷吏传》寜成，前汉书作▯成；王莽传“羣下劝职，永以康▯康▯即“康寜”也，盖通用尔】晋书》云：“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乆，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寜馨儿’。”然误天下苍生，未必非此人也。此乃先褒后贬之辞，先褒之谓何？“人生得如此儿”，后贬之，故以“然”字为间隔。《论语·子游》曰：“堂堂乎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与此文理一同。漫録乃谓山涛诋叱王衍之语，非也。至王太后怒废帝之不来，我何为生得如此儿，此乃怒骂之辞尔。然则张、刘诗自可如是用，若专谓为诋叱，以儿为非馨香者，恐未然也。大庆近见马侍读大年《懒眞子录》云：“古今之语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尔。古所谓阿堵者，今所谓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欲试之，以钱绕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谓口不言去却钱，但云去却兀底尔。”如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防目睛。人问其故，曰：“四体妍媸，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盖当时以手指眼，谓在兀底中。尔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皆非是。盖此两阿堵同一意也。又云：“寜馨儿”，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窃谓马侍读之说，在大庆则为暗合，但其字别耳。因具録之，以见漫录之言为未尽。大庆又按《世说》：殷浩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原注：文学第四】又刘孝标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温大陈兵衞，谢安曰：‘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间着阿堵辈【原注：雅量第六注】此所谓阿堵与上意义一同也。又《殷浩尝至刘惔所清言，殷去后，乃云“田舎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原注：文学第四】王丞相云：“见谢仁祖，常令人得止，与何次道语，惟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桓温诣刘眞长，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刘作色曰：“使君如馨地，寜可鬭战求胜【原注：方正第五】刘孝标注《世说》引《书林》曰：“王仲祖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原注：容止第十四】此所谓“如馨”“尔馨”亦与上“寜馨”义一同也。江西诗派李商老诗《短》：“李门前无寜馨，书淫诗癖类天成。”诗意盖本于张谓，如山谷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陈简斋目疾诗：“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云花阿堵中。”若如此用事，深于诗者必知之【原注：近见梁元帝为湘东王所纂《金楼子》，亦举宋王太后事云：“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儿”，直改作“如此”字，则与大庆之说不约而同矣】
旧见一相识云：「扬子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乆则肖之矣。」扬子之言未然也。尔雅曰：「果蠃，蒲芦。」郭璞注曰：「即细腰蜂也，俗呼蠮螉。」今此蜂或取桑虫，或取蜘蛛之子，负而入房，遗子其身，数日，子出，因食其虫而渐长，非是化他虫为己子也。愚方疑其说，续见人言多与此同
译唐代张谓的诗说：“家中没有钱财，门内有这样的儿子”，把“寜”读作去声。刘禹锡赠给日本僧人知藏的诗说：“请问中华学道的人，有几人雄猛得像这样的”，把“寜”读作平声。大概《晋书·王衍传》记载：“什么老妇人生了这样的儿子”，这是山涛斥责王衍的话。又《南史》记载宋王太后病重，让人去叫废帝，废帝说：“病人身边多鬼，怎么可以去？”太后发怒，对侍者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怎么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根据这两种说法，知道晋宋之间把“寜馨儿”当作不好的意思，所以山涛、王太后都以此作为诋毁斥责的话，难道不是把儿子当作不馨香的吗？虽然平声、去声都可以通用，但张谓、刘禹锡两首诗的意思就违背了。苏轼也读作仄声，《平山堂诗》说：“六朝文物只剩下丘垄，空让奸雄嘲笑这样的”。以上都是吴虎臣《漫录》所记载的。大庆按《通鉴注》说：“寜字，《晋书》没有注音，世人用甯的音来读，寜馨犹言阿堵，是指示事物的称呼，意思是说这话是对的。‘阿堵物’犹言这个物，‘寜馨儿’犹言这样的儿子。平声、去声都通，而且美恶都可以使用【原注：大概寜字平声、去声古时多通用，如《左传》僖公七年盟于宁母，公羊传则认为是寜母；宣公十一年楚国接纳公孙宁，公羊传则认为是公孙宁；《史记·酷吏传》宁成，《前汉书》作宁成；王莽传‘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康宁即‘康宁’，大概通用罢了】《晋书》说：“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少年时曾拜访山涛，山涛赞叹良久，王衍离开后，山涛目送他说：‘什么老妇人生了这样的儿子’。”然而误天下苍生，未必不是这个人。这是先褒后贬的话，先褒是什么意思？“人生得这样的儿子”，后贬，所以用“然”字作为间隔。《论语·子游》说：“堂堂乎张也，难能也，然而未仁。”与此文理相同。《漫录》说是山涛诋毁斥责王衍的话，不对。至于王太后怒废帝不来，我为什么生出这样的儿子，这是怒骂的话罢了。那么张谓、刘禹锡的诗自然可以这样用，如果专说是诋毁斥责，把儿子当作不馨香的，恐怕不对。大庆最近看到马侍读大年《懒真子录》说：“古今的话大都相同，只是字不同罢了。古所谓阿堵，今所谓兀底。王衍口不言钱，家人想试探他，用钱绕床使他不能行走，于是说‘去掉阿堵物’，意思是口不说去掉钱，只说去掉兀底罢了。”如顾恺之画人，有时几年不画眼睛。人问其原因，说：“四肢的美丑，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大概当时用手指眼，说在兀底中。后来人于是以钱为阿堵物，眼为阿堵中，都不对。大概这两个阿堵同一意思。又说：“寜馨儿”，寜读去声，馨音亨。现在南方人还说，犹言恁地。我私下认为马侍读的说法，在大庆看来是暗合的，只是字不同罢了。于是详细记录，以见《漫录》的话未尽。大庆又按《世说新语》：殷浩见佛经说“理也应该在阿堵上”【原注：文学第四】又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桓温大陈兵卫，谢安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在壁间放着阿堵辈’”【原注：雅量第六注】这所谓阿堵与上面意义相同。又《殷浩曾到刘惔处清谈，殷浩走后，刘惔说“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原注：文学第四】王丞相说：“见谢仁祖，常令人得止，与何次道语，只举手指地说‘正自尔馨’。”桓温拜访刘真长，刘真长卧着不起，桓温弯弹弹刘真长的枕头，刘真长变脸色说：“使君如馨地，宁可鬬战求胜”【原注：方正第五】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书林》说：“王仲祖好仪形，每览镜自照说：‘王文开那生如馨儿’”【原注：容止第十四】这所谓“如馨”“尔馨”也与上面“寜馨”义相同。江西诗派李商老诗《短》：“李门前无寜馨，书淫诗癖类天成。”诗意大概本于张谓，如黄庭坚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陈与义目疾诗：“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云花阿堵中。”如果这样用事，深于诗的人必知道【原注：最近看到梁元帝为湘东王所纂《金楼子》，也举宋王太后事说：“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儿”，直接改作“如此”字，则与大庆的说法不约而同了】
以前认识一个人说：“扬子说螟蛉之子死了而逢，果蠃祝它说：‘像我，像我’，久了就肖似它了。”扬子的话不对。《尔雅》说：“果蠃，蒲芦。”郭璞注说：“即细腰蜂也，俗呼蠮螉。”现在这种蜂有时取桑虫，有时取蜘蛛之子，背着进入房间，遗子其身，几天后，子出，于是吃其虫而渐长，不是化他虫为己子。我正怀疑其说，接着见人言多与此同
，乃知扬子之言未尽物理。或曰：「诗不云乎？『螟蛉有子，果蠃负之。』」郑笺云：「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养之以成其子。」中庸蒲卢注亦云：「取桑虫之子，化之以成己子。」释尔雅者亦云：「取桑虫，负之于木空【原注音孔】中，七日而化为子。」搜神记曰：「土蜂纯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之子育之，以成己子。」今谓扬子之言未尽，然则彼皆非欤？盖「类我」之祝始见于法言。释尔雅者既援法言而为说，而郑氏注诗礼亦本于子云者也。虽然，大庆亦未能轻信人言，妄疑前哲。续见本草，蠮螉一名土蜂，陶隐居士注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谓「摙【原注力展切】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细腰，衔泥于壁及器物边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余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蠃。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或言细腰物无雌，皆取青虫敎祝变成己子，斯为谬矣。我朝嘉祐中，掌禹锡等按蜀本注云：「蠮螉即蒲芦，蒲芦即细腰蜂，不特负持桑虫，亦以他虫入穴，用泥封之，数日成蜂飞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虫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坏而看之，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之上，则如陶说矣。而诗人以为喻，盖知其大，不知其细也。大庆见此，益知扬子于物理为未尽，昔人固已察之，而指蟹为六跪二螯，不独荀子之误也。今本草图经既举段成式「祝声可聼」之言，复援宋齐丘曰：「蠮螉孕螟蛉之子，遂谓如隐居之说有」子如粟，未必非祝虫而成之。大庆谓段、宋之说，要皆本于《法言》，而图经又欲合陶说以附防。子云非的论也。大庆尝见养桑蚕者，有一种班蝇，每入蚕室，必遗子于蚕身，故其身遂成黑防。他日作茧，则虫先穴茧而出，其后复生翅为蝇，益知果蠃遗子虫身之説为可信。而掌禹锡按蜀本注，以信陶说，必不诬矣。近见《艺苑雌黄》亦论及此，且谓比观董彦辰《闻辩新録》云：「土蜂取桑虫，乃产子虫背，以泥封之，子生食虫，因而成蜂。」此说亦与陶合，益知前人议论，盖有所覩，不徒影响于见闻也。因观文昌渔隐蛰燕之説，聊附于此。
译由此可知，扬雄所说的话并没有完全穷尽事物的道理。有人问：“《诗经》不是说过吗：‘螟蛉有子，果蠃负之。’”郑玄的笺注说：“果蠃把桑虫的幼虫背走，养育它们使之成为自己的后代。”《中庸》对蒲卢的注解也说：“果蠃把桑虫的幼虫拿来，变化使之成为自己的后代。”解释《尔雅》的人也说：“果蠃把桑虫背到树洞中，七天就化成了自己的后代。”《搜神记》说：“土蜂全是雄性而没有雌性，不交配也不产卵，常常捕捉桑虫的幼虫来养育，使之成为自己的后代。”现在说扬雄的话没有穷尽物理，那么那些说法难道都是错误的吗？大概“类我”这种祝由之说最早见于《法言》。解释《尔雅》的人既然引用《法言》来作为论据，而郑玄注解《诗经》《礼记》也是本于扬雄的说法。虽然如此，大庆也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胡乱怀疑前代贤哲。后来看到《本草》，蠮螉又名土蜂，陶隐居的注解虽然叫它土蜂，但不在土中做窝，说是“摙土做房”。现在有一种黑色细腰的蜂，衔泥在墙壁及器物旁边做房，生的卵像粟米一样，放在里面，然后捕捉草上的青蜘蛛十多只放在里面，仍然封住洞口等待它的幼虫长大作为粮食。另一种进入芦竹管中，也捕捉草上的青虫，名叫果蠃。《诗经》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有人说细腰蜂没有雌性，都捕捉青虫通过祝由变成自己的后代，这是错误的。我朝嘉祐年间，掌禹锡等人依据蜀本注说：“蠮螉就是蒲芦，蒲芦就是细腰蜂，不只是背负桑虫，也把其他虫子带入洞穴，用泥封住，几天后变成蜂飞走。”陶隐居说：“生的卵像粟米，在洞穴里捕捉其他虫子作为食物。”现在有人等候它封住的洞穴毁坏后查看，看见有像粟米一样的卵在死虫上面，这就符合陶隐居的说法了。而诗人把它作为比喻，大概是知道大概，不知道细节。大庆看到这些，更加知道扬雄对于物理没有穷尽，从前的人本来就已经察明了，而指出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螯，不只是荀子的错误。现在《本草图经》既然举出段成式“祝声可听”的话，又引用宋齐丘说：“蠮螉孕育螟蛉的幼虫，于是说像隐居的说法有‘子如粟’，未必不是祝由虫子而形成的。”大庆认为段成式、宋齐丘的说法，都要本于《法言》，而《图经》又想合并陶隐居的说法来附会。扬雄的说法不是确切的论断。大庆曾经见过养桑蚕的人，有一种斑蝇，每次进入蚕室，一定在蚕身上产卵，所以蚕身就变成黑色。后来结茧，虫子先蛀穿茧出来，后来再生出翅膀变成苍蝇，更加知道果蠃在虫子身上产卵的说法是可信的。而掌禹锡依据蜀本注，相信陶隐居的说法，一定不是诬妄的。最近看到《艺苑雌黄》也论及此事，并且说比照董彦辰《闻辩新录》说：“土蜂捕捉桑虫，就在虫子背上产卵，用泥封住，幼虫出生吃虫子，因而变成蜂。”这个说法也和陶隐居的说法相合，更加知道前人的议论，大概是有根据的，不只是凭空听闻。因为看到文昌渔隐蛰燕的说法，顺便附在这里。
呉氏漫録曰：「晋王导传蔡谟曰：『但见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按《后汉马援传乘下泽车注云：『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短毂者，短辕也。』盖本于周礼冬官·车人》为车云云。大庆窃谓此言非也。愚尝学礼而知车之制，毂与辕正自不同。《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则毂居轮之中，所以为利转者也。《孔丛子·广器》：『辕谓之辀。』则辕居车之前，所以驾牛马者也【原注：《周礼辀人》注：『辀，车辕也】但辀与辕一物而异名。据周礼辀人》之职而言之，驾马之车谓之辀，驾牛之车谓之辕。故国马田马驽马皆言辀，而于大车则言辕，大车牛车也。所谓辕下驹』，则马车亦通谓之辕。是则辕与辀同，而毂与辕异以其犊车故短辕尔今乃以行泽者欲短毂为言，是混辕毂为一物，恐误后学故特辨之。」
唐徐坚《初学记》引《苍颉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载。《史记》始皇纪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语》谓初未有称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坚之所记而云乎？大庆续见高承《事物纪原》云：《礼记》与《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记》秦始皇作朝宫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书》有言：天子之殿，则是秦自孝公已然矣。盖秦始曰殿也。大庆亦尝攷之。《通鉴外纪》：晋平公布蒺蔾于殿下，师旷刺足曰：五鼎之具不当烹藜藿，人主堂殿不当生蒺蔾。齐景公怒有罪者▯至，置殿下。《説苑》：齐大旱，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又云：晋平公为驰逐之车，立之于殿下。又魏文侯御廪灾，文侯素服避正殿。《战国》：防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隼击于殿下。《家语》：楚王将游荆台，司马期谏，王怒之，令尹子西贺于殿下。又齐有一足鸟下止于殿前，景公使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又《史记》优孟传：楚庄王欲以棺椁葬马，优孟入殿门仰天大哭。诸书殿之名已见于春秋战国，不始于秦也。况《六韬·五将篇》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命将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此其来也逺矣。然则徐坚、《石林燕语》、高承皆谓起于秦者，其然岂其然乎？
尝攷许愼说文，殿堂之高大者也。汉书黄霸传，张敞奏，霸集计吏能言孝弟风化者上殿，是丞相府中有殿也。顔师古注，丞相所坐屋也。又霍光传，鸮数鸣殿前木上，师古又注云，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非止宫中。及董贤传，起大第重殿洞门，师古于此乃曰，殿有前后僭天子制，也不以殿为高屋之通呼，自为同异何耶？意者重殿乃为天子制耶？又梁王立谓傅相，不以仁义辅翼大臣，皆尚苛刻，宫殿之里毫厘过失亡不暴陈，而鲁防王灵光岿然，议者不以为僭制，则人臣之堂亦谓之殿矣。大庆尝泛而观之，艺文类聚汉宫阙名曰，长安有临华、飞云、昭阳等殿，萧何、曹参、韩信并有殿【原注：初学记亦同】太平寰宇记河南道郓州须城县有东平宪王苍所起之殿，又广济军定陶县有定陶恭王殿基，是知两汉时不以殿为僭也。至魏，张辽传，文帝引辽亲问破呉状，帝曰，此亦古之召虎也，为起殿舎，又特为辽母作殿。齐高帝为齐公，以石头城为其世子宫，王俭引灵光殿例，以防事为崇光殿，外斋为宣德殿，即是而观，唐以前上下犹称为殿也。至唐则不然，观师古注汉书辞意可见矣。事始云，后汉钟离意谏明帝起北宫疏云，陛下躬自克责降避正殿，此避殿之始也。纪原云，史记呉王濞传，七国反，景帝召将军曰，楚王邛等重逆无道，朕素服避正殿，则其事始自景帝也。孝宣之世亦行其礼，秦汉以上未闻，而事始谓自明帝始，非也。大庆尝攷之，説苑魏御廪灾，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齐大旱，晏子曰，君诚避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同忧，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然则景帝以七国反而避殿命将，正用此故事也，而谓始于景帝可乎？事始以为明帝，纪原以为景帝，所谓楚则失
译吴氏《漫录》说：“《晋书·王导传》记载蔡谟说：‘只见到短辕的犊车和长柄的麈尾。’查《后汉书·马援传》‘乘下泽车’的注释说：‘在沼泽地行走的车想要短毂，在山地行走的车想要长毂。短毂则利于行进，长毂则安稳。短毂，就是短辕。’这大概本于《周礼·冬官·车人》中关于造车的那些说法。大庆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我曾学习礼制而知道车的形制，毂与辕本来是不同的。《老子》说：‘三十根辐条共同凑合在一个毂上。’那么毂位于车轮的中心，是用来使车轮灵活转动的。《孔丛子·广器》说：‘辕叫做辀。’那么辕位于车的前部，是用来驾驭牛马的【原注：《周礼·辀人》注：‘辀，就是车辕’】。只是辀与辕是同一种东西而名称不同。根据《周礼·辀人》的职责来说，驾马的车叫做辀，驾牛的车叫做辕。所以国马、田马、驽马都称辀，而在大车则称辕，大车就是牛车。所谓‘辕下驹’，那么马车也通称为辕。这就是说辕与辀相同，而毂与辕不同，因为犊车所以是短辕罢了。现在却说‘在沼泽地行走的车想要短毂’，这是把辕和毂混为一谈，恐怕会误导后学，所以特意辨明它。”
唐徐坚《初学记》引用《苍颉篇》说：“殿，是大堂。商周以前，它的名称没有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才开始说：建造前殿。《石林燕语》说起初没有称殿的，都起于秦朝，这大概是本于徐坚所记载而说的吧？大庆又看到高承《事物纪原》说：《礼记》与《白虎通》都说：天子的堂。《史记》记载秦始皇在渭南建造朝宫，先建造前殿阿房。《商君书》有话说：天子的殿，那么秦自孝公时就已经有了。大概是秦才开始称殿的。大庆也曾考证过。《通鉴外纪》：晋平公在殿下铺蒺藜，师旷刺足说：五鼎的器具不应当烹煮粗劣的野菜，人主的堂殿不应当生长蒺藜。齐景公发怒，有罪的人到了，放在殿下。《说苑》：齐国大旱，晏子说：君主如果真的避开宫殿暴露在外，与神灵、河伯共同担忧，或许会下雨呢？又说：晋平公制造供驰骋追逐的车，把它立在殿下。又魏文侯的御廪发生火灾，文侯穿着素服避开正殿。《战国策》：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隼在殿下搏击。《家语》：楚王将要游览荆台，司马期进谏，王发怒，令尹子西在殿下祝贺。又齐国有一只一足的鸟降落在殿前，景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鸟名叫商羊，是水灾的征兆。又《史记·优孟传》：楚庄王想用棺椁埋葬马，优孟进入殿门仰天大哭。各书中“殿”的名称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不是始于秦朝。况且《六韬·五将篇》太公说：凡是国家有危难，君主避开正殿，命令将帅说：社稷的安危，全在于将军。这来源很远了。那么徐坚、《石林燕语》、高承都说起于秦朝，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
我曾考证许慎《说文解字》，殿是堂的高大者。《汉书·黄霸传》，张敞上奏，黄霸召集计吏，能言孝悌风化的人上殿，这是丞相府中有殿。颜师古注：丞相所坐的房屋。又《霍光传》，猫头鹰多次在殿前的树上鸣叫，师古又注说：古代房屋高大就通称为殿，不仅仅在宫中。到了《董贤传》，建造大宅第、重殿、洞门，师古在这里却说：殿有前后，是僭越天子的制度，不把殿作为高大房屋的通称，自己前后说法不同是什么原因呢？莫非重殿才是天子的制度吗？又梁王立对傅相说：不用仁义辅佐大臣，都崇尚苛刻，宫殿之内毫厘过失无不揭露陈述，而鲁恭王灵光殿巍然屹立，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是僭越制度，那么人臣的堂也称为殿了。大庆曾广泛观察，《艺文类聚·汉宫阙名》说：长安有临华、飞云、昭阳等殿，萧何、曹参、韩信都有殿【原注：《初学记》也相同】，《太平寰宇记》河南道郓州须城县有东平宪王刘苍所建的殿，又广济军定陶县有定陶恭王殿基，由此可知两汉时不把殿视为僭越。到了魏，张辽传，文帝引张辽亲自询问破吴的情况，帝说：这也是古代的召虎，为他建造殿舍，又特意为张辽的母亲建造殿。齐高帝为齐公时，以石头城作为他的世子宫，王俭引用灵光殿的例子，以防事为崇光殿，外斋为宣德殿，由此看来，唐以前上下都称为殿。到了唐就不是这样了，看师古注《汉书》的辞意就可以明白了。《事始》说：后汉钟离意谏明帝建造北宫的疏中说，陛下亲自克制责备自己，降避正殿，这是避殿的开始。《纪原》说：《史记·吴王濞传》，七国反叛，景帝召将军说，楚王刘�等重逆无道，朕穿着素服避开正殿，那么这件事始于景帝。孝宣之世也实行这种礼仪，秦汉以上未曾听说，而《事始》说始于明帝，不对。大庆也曾考证过，《说苑》魏御廪灾，文侯穿着素服避开正殿，又齐国大旱，晏子说：君主如果真的避开宫殿暴露在外，与神灵、河伯共同担忧，或许会下雨呢？又太公《六韬》说：凡是国家有危难，君主避开正殿，召将帅说：社稷的安危全在于将军，那么景帝因七国反叛而避殿命将，正是沿用这个旧例，而说始于景帝可以吗？《事始》认为是明帝，《纪原》认为是景帝，所谓楚则失
而齐亦未为得也。尝观诸书，见大舜之用法，何其忠厚之至也！《书》曰：「罚弗及嗣，赏延于世。」説者曰：「人情莫不爱其子孙，不欲者惟恐子孙之陷其中，所欲者惟恐子孙之不获。」与圣人之政本于人情，故罚弗及嗣，以父子之罪不相及也；而赏则得以延其世。又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葢圣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乐君子之有功，而不忍小人之有罪。故罪疑者，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陷于法者乎？功疑者，与其名器不僣，孰若使得为善之利，而无觖望之意乎？至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夫枉杀无罪，妄免有罪，二者胥失也。必不得已，宁可妄免有罪，不可枉杀无罪，以存好生之心故也。观此，则古人用法，其忠厚恻怛之意为何如？后世兴君谊辟之于法，亦未尝不体是意。今所传《刑统一书》，歴代相承，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又加修正，尝试观其梗概，其得帝舜遗意多矣。或者皆谓法家者多失之刻，大庆切以为不然，且以一二明之：如断罪之失于出入，均之为不可也。然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焉，非忠厚乎【原注：见《断狱律】赦前断罪不当，均之为不可也。然处轻为重者，宜改从轻矣；而处重为轻者，盍亦改而从重？今乃即依轻焉，非忠厚乎【原注：亦见《断狱律】至若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而犯时不知者，听从本其原情定罪，又岂非忠厚乎【原注：《名例律》疏议日：「假有叔侄别处生长，素未相识，侄打叔伤，官司推问，始知，听依凡人鬬法。又如别处行盗，盗得大祀神御之物，如此之类，并是犯时不知，得依凡论，悉同常盗断。其本应轻者，或有父不识子，主不识奴，殴打之后方始知悉，须依打子及打奴本法，不可以凡鬬而论，是名本应轻者，听从本其原情定罪】盖至于犯罪时幼少，事发时长大，依幼少论，此以犯罪时。定法者，从轻之意也。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此以事发时定法者，亦从轻之意也【原注：名例律第四】以至有官廕犯罪，无官廕事发，则以犯时论；无官廕犯罪，有官废事发，则以发时论。无往而非从轻，亦无往而非忠厚也【原注：名例律第二】况乎大功以上许相容隐，其或告言如自首法【原注：上名例四十六条，下三十七条】莫非忠厚恻怛之意，此类甚多，未易枚举。孰谓法家之多刻？彼其谓惨刻而少恩者，无亦用法者之过欤？有能推刑统之意而施于法理之间，则有虞氏之忠厚，不外是矣。
译然而齐国的做法也未算是得当。我曾翻阅各种书籍，看到大舜使用刑罚，是多么忠厚啊！《尚书》说：“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则延续到子孙。”解释的人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子孙的，不希望的事情惟恐子孙陷入其中，希望的事情惟恐子孙得不到。”这与圣人的政治本于人情，所以惩罚不牵连后代，因为父子之罪互不相及；而奖赏则得以延续到子孙。又说：“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从重奖赏。”大概圣人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天下，乐于君子有功，而不忍心小人获罪。所以罪行有疑问时，与其不委屈我的法律，不如让百姓保全身体，保住头颅，而不陷入法网呢？功劳有疑问时，与其名位器物不僭越，不如让行善者得到利益，而没有不满之意呢？至于“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枉杀无罪，妄免有罪，两者都是失误。如果不得已，宁可妄免有罪，不可枉杀无罪，这是为了保存好生之心的缘故。观察这些，那么古人使用刑罚，那忠厚悲悯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后世兴起君臣法度，也未尝不体现这种心意。现在所传的《刑统》一书，历代相承，是良法美意。我朝建隆初年，又加以修正，试着观察其大概，它符合帝舜遗意很多。有人都说法家大多失之于苛刻，大庆我认为不是这样，且用一两条来阐明：如断罪在出入上的失误，都是不可取的。然而失入（重判）减三等，失出（轻判）减五等，这不是忠厚吗【原注：见《断狱律》】？赦前断罪不当，都是不可取的。然而处轻为重者，应当改从轻了；而处重为轻者，难道也改从重吗？现在却就依从轻，这不是忠厚吗【原注：亦见《断狱律》】？至于本来应重判而犯罪时不知道的，按凡人论处；本来应轻判而犯罪时不知道的，听从原本，根据原情定罪，这又岂非忠厚吗【原注：《名例律》疏议说：“假设有叔侄在不同地方生长，素来不认识，侄子打伤叔叔，官司推问，才知道，听任按凡人斗殴法处理。又如在不同地方行盗，盗得大祀神御之物，像这类，都是犯罪时不知道，得以按凡人论处，全都同常盗断罪。那本来应轻判的，或许有父亲不认识儿子，主人不认识奴仆，殴打之后才知晓，须依打儿子及打奴仆的本法，不可以凡人斗殴而论，这叫本来应轻判者，听从原本，根据原情定罪”】。大概至于犯罪时年幼，事发时长大，按年幼论处，这是以犯罪时定法，从轻的意思。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按老疾论处。这是以事发时定法，也是从轻的意思【原注：名例律第四】。以至有官荫犯罪，无官荫事发，则以犯罪时论；无官荫犯罪，有官荫事发，则以事发时论。无往而不是从轻，也无往而不是忠厚【原注：名例律第二】。何况大功以上允许相容隐，其或告言如自首法【原注：上名例四十六条，下三十七条】，莫非都是忠厚悲悯的心意，这类很多，不易枚举。谁说法家大多苛刻？那些说惨刻而少恩的，不也是用法者的过错吗？有能推演《刑统》的心意而施行于法理之间，那么虞氏的忠厚，不外乎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