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警编卷八

译他离开后，百姓怀念他。像〇州、青州、南京都是大郡，他到任三五天，事务就减少了五六成。一两个月后，官府间就像旅馆一样清闲。有人问他：“施政宽缓简约而事务不松弛废弛，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把放纵当作宽缓，把粗略当作简约，那么事务就会松弛废弛，百姓就会遭受其害。我所说的宽缓，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所说的简约，是不做繁杂琐碎的事罢了。”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知理之言。

译张芸叟说：起初到京城游历，拜见欧阳文忠公，先生谈论很多关于吏治实务的事情，我感到疑惑，并且说：“求学者拜见先生，没有不以道德文章为想要听闻的，如今先生却多教导人处理政务实务，这是我不明白的。”欧阳公说：“不是这样，你们都是当世的人才，将来临事处理时，自然会明白。大抵文学只能修饰自身，政事却能惠及他人。我从前被贬官到夷陵，那里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当时我正值壮年，尚未厌倦学习，想寻求一部《汉书》来阅读，公私都没有，无法打发日子，于是取出架阁里存放多年的旧案卷，反复观看，发现其中冤屈与公正错乱的情况数不胜数，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冤屈的说成公正的，违法徇私，灭绝亲情，损害道义，无所不有。况且夷陵荒远狭小，尚且如此，天下的情况自然可以推知了。当时我仰天发誓立心，从此遇事不敢轻忽。到现在三十多年，出入朝廷内外，愧居三公之位，以此自律，如今别人看我，一定认为我是靠文章显达的；以我自己来看，确实是当时那一句话的回报。”张芸叟又说：“自从得到这番话，直到年老也不忘。”这时老苏父子也在场，曾经听到这番话。后来苏子瞻也以擅长吏治自任，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是从欧阳公和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张忠定公张咏教导李畋说：“你将来治理政事，信用达到百姓，然后才去教化他们；言语合乎道义，然后才去劝勉他们；行动合乎礼仪，然后才去感化他们；沉静没有私心，然后百姓才能安宁而乐于从事职业。实行这四点，在于首先以身作则，不然百姓就会退缩，必定会有怨言了。”

张忠定公说：“治理政事的道理，府吏说治理得好，还不够；平民说治理得好，还不够；僧侣道士说治理得好，还不够。不如见识无私，让学习古道的士人说治理得好，这才是真正的治理。”

张忠定公每次断案，遇到情轻法重、情重法轻的情况，必定写下判词读给他们听。蜀地人将其刻版印刷，称为《戒民集》。大抵是以敦厚风俗、笃行孝义为根本。【湘山野録】

起初，张忠定公从蜀地回朝，皇帝下诏让谏议大夫牛冕代替他。张公听说后说：“牛冕不是安抚驾驭的人才，他怎么能安抚辑和呢？”刚过一年，果然导致神卫大校王均作乱，驱逐了牛冕，占据益州。后来虽然讨平叛乱，但百姓尚未安宁。防守益州的马公知节调任延安，皇上因为张公先前治理蜀地，擅长安抚聚集人心，威信恩惠留在百姓心中，再次任命张公为枢密直学士，升任刑部侍郎，主持益州事务。蜀地百姓听说后，都欢欣鼓舞互相庆贺，如同幼童长久失去父母而知道父母又回来抚养自己。张公知道百姓信任自己，用宽缓代替严厉，凡是一道命令下达，人情无不欣慰满意。蜀地再次大治，转运使黄观将政绩上报，皇帝下诏加官，就地改任吏部侍郎。命令谢涛巡抚蜀地，皇上派谢涛告诉张公说：“得到你在蜀地，朕不再有西顾之忧。”

毕文简公毕士安端庄方正，深沉雅致，有清明的见识，所到之处都以严肃正直著称。然而他性格谦逊退让，曾对人说：“我做官没有显赫的声誉，只是尽力自我规劝检点，希望少犯过错罢了。”

开封府治理京城。陈文惠公陈尧佐认为治理繁杂事务的方法，依靠威严来打击强横，详尽考察以防备奸邪，这好比激荡水流却想要它清澈。所以陈文惠治理政事，一概以诚信为本。每年正月夜晚放灯，就把所有恶少登记禁锢起来。陈公召见告诫他们说：“府尹把你们当作恶人对待，你们怎么能做好事？我把你们当作善人对待，你们忍心做恶事吗？”于是全部释放他们。整个五夜期间，没有一个人犯法。【神道碑】

吕正献公吕公着担任郡守，通常五更起床，拿着蜡烛查看案卷，天亮时出衙门，决断百姓诉讼，退下来就坐在便室闲居，如同斋戒一样，宾客僚属到来，不拘泥时间，因此郡中没有积压的事务，下情得以通达。凡主持六个郡的政务，都以此为常例，后来虽然年高位尊，也不稍减。单县是个简陋的地方，张公以和乐平易治理政事，不严厉却使人敬畏。转运司运送乳香一万斤，分配给郡中售卖，张公停止了。郡库虽然文书督促逼迫，终究不强行分配。

谏议大夫刘公安世刚考中进士，与两位同年拜见李若谷参政，三人一同起身请教。李若谷说：“我自从做官以来，常秉持四个字：勤、谨、和、缓。”其中一位年轻人应声说：“勤、谨、和，已经领教了，缓这一个字，我未曾听说过。”李若谷严肃地说：“我什么时候教你们迟缓不及事？且说世间什么事不是因为匆忙而做错？”

谏议大夫刘公安世曾对我说：“当官处理事务，必须权衡轻重，务必合乎道理，不要使偏重即可。”这就叫做中道。接着说元祐年间曾拜见冯当世宣徽，当世说：“熙宁初年，我与陈升之、吕宝臣同任枢密院职务。升之聪明少有人比，遇到事情来临，迎刃而解；而吕宝臣尤其善于权衡。事情每次来临，必定权衡轻重，使得得当才停止。事情经过宝臣处理的，人情事理，无不允当。”刘器之于是极力说：“权衡这两个字，最是我们当今应当致力追求的，不可不详细思考熟读讲习。”宝臣就是惠穆公。

马永卿向元城先生请教立身做官的道理，问完家属的事说：“您的俸禄微薄，应当量入为出。”我又问，请求更多教诲。先生说：“《汉书》说：‘官吏以法令为师。’有空闲时可以看看，条理贯通不仅可以用以治理他人，也可以用以保全自身。”我回去查阅《汉书》，前面的话出自薛宣传，先生的意思，是因为我初

译走出官署，自己有时触犯法律，又受到官吏的欺骗，所以才有这样的话。

译曾巩每到一处任职，便发布教令，对于应当下达给各县的事务，责令其属官根据缓急程度，约定完成期限。期限未满，不再发文书催促；期限届满而未上报，便追究责任。如果约定的期限与事务实际所需时间不符，允许县里自行说明，另定期限，并追究当初约定期限者的责任，即便有追缉逮捕之事也是如此。州里不派人到县里，县里也不派人，只传唤其门吏。起初各县不太听从，曾巩对小错则处罚典吏，对大错则一并弹劾县官。于是没有人敢怠慢，事务都能在期限前完成。百姓不知道受到骚扰，所节省的文书往来多达数十倍。州里的事务，督察核查，都有固定的程式，分派给僚属，根据他们的能力任用。曾巩总揽纲领，只要求完成责任罢了。大概因为曾巩所管辖的州很多，号称难以治理，等到他治理时，命令下达就执行，禁令发出就停止，官吏没有谁不敢竭尽职责。政事无论巨细都得以施行，庭中没有积压的事务，监狱常常空无一人。人们只看到曾巩早晚处理公务片刻便罢休，好像没有用心一样，却不知道他所掌握的方法简约扼要，而且聪明威信足以辅佐，所以不劳苦就能治理好。官吏和百姓起初或许畏惧他的严厉，后来都安于他的政令。他离开后，时间越久人们越思念他。

御史中丞彭思永执政，以仁爱恩惠为本，官吏和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只是他不喜好矫饰情感来取悦众人，或自我标榜以获取声誉，常说：“笼络人心的事，我不做。”在御史台任职时，多有议论奏章，从未对人说起。有人批评他话少，他只是谢罪，始终不自我辩解。常对人说：“我不学别的学问，只是从小学习平心静气地对待事物罢了。”

王质任苏州通判时，州守黄宗旦抓获了一百多个销铸铜钱的盗贼，托付给王质处理。王质说：“案件发生没有痕迹，从哪里抓到的？”黄宗旦说：“我用计谋暗中钩引出他们。”王质脸色严肃地说：“仁政，用计谋钩引他人，置之于死地还高兴吗？”黄宗旦惭愧信服，全部放宽处理，释放了这些人。这才大力称赞王质说：“是君子啊。”

范纯仁任齐州知州，齐州是山东的大郡，屠夫、商贩、劫盗没有一天不出现。有人劝范纯仁说：“您执政一向宽厚，然而齐州百姓凶悍，生性喜欢抢劫，用严刑峻法治理尚且不能制止，如果一味宽厚，恐怕无法治理了。”范纯仁说：“宽厚出于本性，如果勉强用猛政治理，就不能持久，用不能持久的猛政来治理凶民，是取轻慢之道。”齐州有两个司理院，囚犯常常满员，多是屠夫、商贩、盗窃犯，以及督责赏赐的人。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责令保人在外，让他们缴纳赎金呢？”通判州事的人禀告说：“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只是这类人凶暴，释放他们不久就会再次扰乱官府。”范纯仁说：“最终该怎么办？”回答说：“往往等待他们自己在狱中病死，这也是为民除害罢了。”范纯仁皱着眉头说：“法律不应当判死刑，而在位者凭私情杀了他们，难道合理吗？”于是全部叫出来，站在庭下，告诫他们说：“你们做恶不改，在位者不想释放你们，怕你们成为良民的祸害，再次扰乱官府。你们如果能悔过自新，我想释放你们。”都磕头说：“怎敢不服从教令。”于是释放了他们，他们欢呼着出去，互相转告。这一年犯法的人比往年减少了一半。

范纯仁任襄城县知县，襄城的百姓不从事养蚕织布，很少种植桑树，范纯仁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对于有罪但情节轻微的百姓，让他们在家种植桑树，多少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定，后来根据他们种植的桑树是否茂盛来免除罪行，从此百姓得到了利益，范纯仁离开后，百姓怀念他，没有忘记，至今称为著作林。范纯仁任县令时，是著作郎。

邵伯温初入仕途，侍讲先生说：“凡是做官，即使所管辖的公吏有罪，也必须立案然后判决。如果是出于私怒，等到备齐案卷，怒气也消散了，不至于仓促伤人。每次判决人，有未经杖责的，应当谨慎，恐怕他们有什么冤屈。”邵伯温终身奉行。

从前钱遹任洪州职官，因公事经过鄱阳，拜见彭器资。正值初一，有几十个衣冠整齐的人来拜见彭公，行礼，各自进问安好然后退下。钱遹在书斋中窥见，非常惊讶，于是问彭公这些人是谁？彭公说：“都是乡里的后辈子弟。”钱遹说：“现在其他地方后辈必定居于上位，或与先生并行，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彭公说：“从前范仲淹从京尹贬谪守此州，他的政令以名教厚俗，崇尚风义为先。州人仰慕，都倾向他，于是成为习俗。所以至今尊长者以父兄自处而不推辞，后辈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视。长久不变，这是大贤临政的效果，可以作为法则。”

晁逈曾说：“历任官职处理事务，从未挟私情害人，危胁他人以谋求进身，保全固护，如同避免毛发皮肤的损伤。”

张九成说：“快意的事，谁不喜欢做？往往事情过后不能没有后悔的，对他人有非常不快的地方，怎能不动心？君子之所以隐忍详审，不敢轻易行事，是想彼此两全。”

又有人问当官处理事务如何？先生说：“切戒急躁，急躁则先自顾不暇，哪有闲暇处理事务？加上狡猾的官吏奸诈的百姓窥伺机会，以成就他们的利益，不仅害人，对自己也很有害。”

吕本中说：“忍耐一事，是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其是首要任务。如果能清廉勤勉之外，再实行一个忍字，什么事办不成？《尚书》说：‘必有忍，其乃有济。’这是处事的本源。谚语说：‘忍事敌灾星。’杜甫诗云：‘忍过事堪喜。’这些都切合事理，是世间的...”

译法度，不是空话。王沂公曾经说：“吃得下三斗浓醋，才能做宰相。”这是说能够忍受事情。《辨志录》韩魏公语录说：“想要成就大的节操，不免要忍受小的委屈。”《语录》有人发生愤怒争执，和靖尹公说：“最大的祸患，起于一时的不忍，不可不谨慎。”《和靖语录》

译赵忠简公赵鼎在越州任职时，只把约束官吏、体恤百姓作为要务。他常说：“不约束官吏，即使有善政也不能施行。”大概是除去祸害之后，才可以兴办利事。《易经》豫卦说“利于建立诸侯，出兵征伐”，意思是“建立诸侯、出兵征伐”才是达到安乐的原因。解卦说在高的城墙之上射落隼鸟，意思是射落隼鸟而去，除去小人，才是达到解脱的原因。赵鼎从《易经》中学到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到了这时，奸诈狡猾之人都屏息敛迹，又因为场务等财政收入来源，没有让官吏侵吞损耗，于是财赋充足。

前辈说：“担任官职处理事务，有三条‘莫’的原则：事情来了不要推放，事情过去了不要追悔，事情多了不要害怕。”

当官处理事务要合乎人情，忠恕之道离大道不远。没有舍弃这两个字而能有所成就的。前辈当官处理事务，常想着施恩惠于人，而以方便百姓为上。比如差役赋税的征收，既然不能免除，就在其中寻求便民省力的办法，不使骚扰加重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益处就多了。【出自《谷志古清修集》】

龙图阁直学士梅公梅挚，在景祐初年，以殿中丞的身份出任昭州知州，曾写《瘴说》说：“做官有五种瘴气：急于催逼、暴敛横征，剥削下级奉养上级，这是租赋的瘴气；深文周纳以逞私欲，善恶不分，这是刑狱的瘴气；早晚酣饮宴乐，荒废王事，这是饮食的瘴气；侵夺百姓利益，充实私人积蓄，这是货财的瘴气；大量挑选姬妾，以娱乐声色，这是帷簿的瘴气。只要有一种，百姓怨恨、神灵震怒，安康的人必定生病，生病的人必定死亡，即使在京城附近，也不可避免，何况只是远方呢？做官的人有时自己不知道，却归咎于地方的瘴气，不也是错误吗？”后来邹道乡邹志全，在元符年间被贬到昭州，根据他的说法写了诗。

镇静

建国初期，赵普做宰相，在防备事务上，坐在屏风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投递涉及利害关系的文书，都放在里面，满了就烧掉，在通衢大道上焚烧。

李沆常说：“身居高位，实际上对国家万分之一的补益都没有。只有对内外所陈述的利害关系，一概报告皇帝罢免，只有这一点稍微用来报效国家罢了。”朝廷的防备制度细微详尽完备，如果顺从所陈述的请求施行一件事，那么所伤害的就多了。元城先生议论本朝的名相，最符合大臣体统的，只有李沆一人，正是说的这个原因。况且祖宗的时候，经历变故很多，所以所立的法度极其稳妥便利。就像老医生看病很多，所以用药不至于轻率杀人。况且那些法度不是没有少许害处，只是利多于害罢了。后人不知道，于是想要轻易更改，这就是害处纷纷出现的原因。

曹玮长期在秦州任职，多次上奏章请求派人替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以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皇上就任命李及做秦州知州。众人的议论都认为李及虽然谨慎厚道有品行检点，但不是守卫边疆的人才，不足以继承曹玮。杨亿把众人的话告诉王旦，王旦不回答。李及到了秦州，将领和官吏心里也轻视他。恰逢有屯驻的禁军，白天在市中抢走妇女的银钗，官吏抓住他报告。李及正坐着看书，召他到面前，略加审问，那人服罪。李及不再交给官吏处理，立刻命令斩首，又像原来一样看书。将领和官吏都震惊佩服。不久，声誉传到京城。杨亿听说后，又去见王旦详细叙述这件事，并且说：“先前相公刚任用李及，外廷的议论都担心李及不能胜任，现在李及的才能气度竟然这样，确实相公知人之明啊。”王旦笑着说：“外廷的议论，怎么这么容易得到呢？用禁军戍守边疆，白天在市中做盗贼，主将斩首他，这是常事，哪里值得作为特殊的政绩呢？我任用李及，意思不是因为这个。曹玮做秦州知州七年，羌人震慑顺服，边境的事情，曹玮处理已经非常适宜了。如果让其他人去，一定会夸耀自己的聪明，多有变更设置，败坏曹玮的成绩。我任用李及，只是因为他厚重，一定能谨慎遵守曹玮的规模罢了。”杨亿因此更加佩服王旦的见识气度。

胡文恭公胡宿，天性谨慎沉静，担当大任尤其顾惜大体，而群臣正议论利害关系，大多变更各种事务以革除弊端，胡宿独自厌恶这些，说：“变法，是古人所难的，不致力于遵守祖宗成法，而只是纷纷扰扰，对治理没有益处。”又认为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多年，自古以来没有过，善于防备外患的，谨慎做好准备罢了，现在三边武备大多松弛，牧马在名册上挂着虚名，可以乘坐作战的百无一二，又说沧州应该分为一路以抵御敌人，这是现在的紧急事务。至于边界上交相侵扰的小事情，是城寨主吏的职责，朝廷应该遵守祖宗的约定，不应该争夺小利而毁坏大信用，深切告诫边臣制造事端以作为功劳，在位六年，他的议论都类似这样。

初夏，人们正议论讲和。韩魏公认为边备不可松弛，请求与范公一起出巡视察。于是命令韩公宣抚陕西，范公宣抚河东。范公请求增加数万士兵驻扎在河阳、蒲中，韩公带兵跟随。韩公认为不必，向皇帝请求士兵意见未合，退到殿庐中。范公仍然争辩，认为不增加士兵不行。韩公说：“如果这样，那么琦请求自行处理，不用朝廷一人一骑。”范公脸色愤怒，想要再次请求对答。韩公说胡公的话，韩公笑着制止他。恰逢杜祁公、富韩公赞同韩公的说法，最终没有发兵。范公也不认为这是违逆。又另外记载说：韩公曾经对门人讲述这件事说：“国家事务，镇守它就安静，只是敢于这样做的人少罢了。像希文，也难免有容易激动的地方。”

庆州军队叛乱，二府入宫商议。文潞公说：“朝廷的施为，务必合乎人心，以镇静稳重为先。”

译不应偏听偏信。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而人心尚未安定，只是改革过度的缘故罢了。祖宗的法度并非一定不可实行，只是有废弃衰败、未能兴办之处罢了。”王安石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去除百姓的祸害，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万事败坏颓废，像西晋的风气那样，这就更加混乱了。”大概王安石知道韩琦的话是针对自己而发的，所以极力排斥他。

译起初，蜀地刚发生动乱，张尚书到公署袭用旧制，在周围排列设置了几百个更铺，张忠定公当天就下令废除它们，人心于是大大安定。

西南夷有个邛部川的首领，谎称蛮贼侬智高在南诏，想要来侵犯蜀地。代理太守大惊，调集军队修筑城墙，百姓大为惊扰。朝廷听说后，派遣陕西的步兵和骑兵驻守蜀地，兵器装备在路上络绎不绝。下诏催促张文定公前往平定，并且允许他相机行事。张公说：“南诏距离蜀地一千多里，道路险峻不通，其间都是杂居的部族，互不统属，怎么能率领大军为侬智高侵犯我们呢？这一定是谎言。”我应当用安抚镇定的方法，遇到戍卒和兵器，就立即遣返回去。进入蜀境后下令给邛部川说：“敌人来了，我自己抵挡。谎报军情的人斩首。”全部遣返所调集的军队，停止筑城的劳役。防备上元节观灯，城门整夜不关闭，蜀地于是大大安定。不久抓获了邛部川的翻译人员，将策划此事的人斩首，在边境示众，并将其余党流放到了湖南。西南夷大为震惊。

赵忠简公赵鼎再次担任宰相，已经过了一个月，没有看到有什么施政举措，朝中官员有人因此责备他。赵公说：“现在的事势就像久病虚弱的人，再受伤害，元气必定耗损，只应当用安静来镇定局势。如果大加整顿，焕然一新，这是起死回生的手段啊。”张德远不是不想有所作为，而他的成效却如此，也足以作为鉴戒了。

信

尹先生尹焞说：“侍奉上级，役使下级，都以诚信为主。人们不听从的，都是因为自己的诚信不足以取信于人。”

伊川先生程颐说：“仁义礼智四者有发端，而信没有发端。因为有不信，所以才有‘信’这个字。况且现在，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哪里用得着‘信’字呢？只因为有不信，所以才有‘信’字。”

晦庵先生朱熹说：“四端中的信，就像五行中的土，没有固定的方位，没有专门的名称，没有专属的气，而水、火、金、木没有不依赖它才能生成的。所以土在四行中，无不处于四时之中，就寄托在其中的某个时辰称王。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又说：“从阴阳五行来说，木、火都是阳，金、水都是阴，而土无处不在；从本性来说，礼是仁的余绪，智是义的归宿，而信也是无处不在的。”

史太师史浩说：政治的大要，一是粮食，二是军队，三是诚信。百姓以粮食为天，一天没有粮食，就会流离失所，饿死沟壑，辗转迁徙，所以粮食不能不足。三里的内城，七里的外城，没有军队防守，那么即使有险阻，也必定陷落于敌人之手，所以军队不能不足。没有粮食，怎么养育百姓？没有军队，怎么保卫国家？至于说到诚信，宁可舍弃粮食和军队这两者，也不能失去诚信。为什么呢？诚信大概是百姓的生命主宰啊。那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志向在于使国家富裕，这是想要充足粮食；志向在于使军队强大，这是想要充足军队；但他们仍然依靠不违背曹沫的盟约，首先进行讨伐原国的举动，才能成就霸业。诚信不可缺失，就是如此。可惜啊，凭借它而建立霸业，却不能真正运用诚信。人活着，只有死是大事，宁可让人死于饥饿，死于盗贼，也不能一天没有诚信。因为粮食可以一熟而堆积如山，军队可以一天之内招集，只有诚信一旦失去，天下就有土崩瓦解的趋势，涣散离散，不可收拾。在这个时候，即使再三命令、多次告诫，谁还会相信呢？那么诚信，真是百姓的生命主宰啊。

张忠定公问李畋说：“百姓真的信任我吗？”李畋回答说：“侍郎的威德恩惠施及百姓，百姓都信服。”张公说：“前一任则还没有，这一任应该稍微有些成效。”秀才只靠这一个“信”字，五年才能成功。

庆历三年春天，范文正公巡视边境到达，担任环庆路经略使，知环州。因为属羌大多怀有二心，暗中与元昊勾结。因为种世衡向来深得属羌人心，而青涧城已经修筑完毕，于是上奏调任种世衡知环州，来镇抚他们。有个叫牛奴讹的人，向来倔强，不曾出来拜见州官，听说种世衡到来，就来郊外迎接。种世衡与他约定，第二天应当到他的帐中慰劳部落。这天晚上雪深三尺，左右的人说：“牛奴讹凶恶狡诈难以信任，而且道路险峻不可通行。”种世衡说：“我正要凭诚信结交各族胡人，可以失约吗？”于是冒着大雪前往。到达后，牛奴讹还在睡觉，种世衡踢醒他，牛奴讹大惊说：“我世代居住在这山里，汉人官员没有敢来的，您完全不怀疑我吗？”率领部落的人罗列拜见，都感激心服。又传说，种世衡假装醉卧在他的帐中，牛奴讹和他的妻子环绕侍立，不敢离开左右。种世衡醒来后对他说：“我醉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杀我？”牛奴讹哭泣说：“这是什么话？只有一死可以报答您的恩德。”从此属羌无不心悦诚服。

范文正公担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他对待将吏一定让他们畏惧法令而爱戴自己，所得到的赏赐都以上级的名义分赐给各位将领，让他们自己表示谢恩。蕃族质子放任他们出入，没有一个人逃跑。蕃族酋长来拜见，召他们到卧室，屏退左右撤去警卫与他们谈话，不怀疑他们。

赵元昊死，儿子赵谅祚即位，年纪尚幼，三位大将共同治理国家。进言的人说可以除掉他们的将领，都让他们担任节度使，使他们各自有所统领，来分散削弱他们的势力，就可以从此没有西边的祸患。事情下达给程公程琳，程公认为：“趁人之丧，不是显示大诚信、安抚远方人的做法。况且赵谅祚年幼，但君臣和睦，三位将领没有异心，即使想要有所作为，必定没有成效反而生出事端。不如趁机安抚他们。”皇上

译（陈尧佐）认为这样是对的。

陈文惠公陈尧佐治理开封府时，他认为治理繁杂事务的方法，依靠威严来打击强悍之人，通过详尽的督察来防止奸邪，这就像激起水流却希望它澄清一样（难以实现）。因此，陈尧佐施政，一律秉持诚信。

每年正月夜间放灯时，就把那些品行不端的年轻人登记下来并加以禁闭。陈尧佐召见并晓谕他们说：“如果我把你们当作恶人看待，你们怎么能做好人呢？我把你们当作好人看待，你们忍心做坏事吗？”于是将他们全部释放。

在放灯的五个夜晚里，没有一个人犯法。

译通晓下情

延州有二十名百姓到朝廷告急，皇上召见询问，详细得知了各地战败逃亡的情况。执政大臣对此感到厌恶，下令禁止百姓擅自前往朝廷申诉。富弼韩琦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宰相只是害怕皇上知道各地有战败的情况罢了。”百姓有急难不能向朝廷申诉，就会向西投奔元昊，向北投奔契丹了。

张方平采访民间事务，无论远近，都能了解真实情况。大概是因为他不把耳目完全委托给他人。他说：“他们有自己的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只要分别向他们的同类询问，再次询问，事情就没有不审察清楚的。”李畋询问其中的方法，他说：“询问君子得到君子的话，询问小人得到小人的话。分别向他们的同类询问，即使事情有隐瞒的，也能得知八九分。”

救济百姓

程颢说：“哪怕是一命之官，如果心存爱护万物和百姓的念头，必定能有所救济。”司马光小时候，和一群孩子玩耍，一个孩子偶然掉进大水缸里，其他孩子惊慌失措地跑开了，司马光则用石头砸破水缸，水从破洞中涌出，孩子得以不死。他救人的手段，在幼年时就已经显现，至今京洛一带，多有小儿砸水缸的图画。

彭思永经常教导他的子弟说：“我几岁时，冬天躺在被子里，就会想到天下受冻的人。我的本源就是这样，所以仁爱宽恕的美德显现在天下，人们推崇我是诚实长者。”

范仲淹微贱时曾到灵祠祈祷说：“将来能得到宰相的职位吗？”神不答应。又祈祷说：“如果不这样，愿意做个好医生。”神也不答应。于是感叹说：“如果不能造福百姓，不是大丈夫平素的志向。”后来有人对他说：“大丈夫志向在于做宰相，理所当然，医生的技艺，您为什么愿意做呢？难道不觉得卑微吗？”范仲淹说：“唉，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古人说：‘常善于救人，所以没有废弃的人；常善于救物，所以没有废弃的物品。’而且大丈夫对于学问，本来希望遇到圣明的君主，得以实行自己的道，想到天下的平民百姓有不被恩泽覆盖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渠一样。能够惠及大小百姓的，本来只有宰相才能做到。既然不能实现，那么能够实行救人利物之心的人，没有比好医生更合适的了。如果能成为好医生，对上可以治疗君主亲人的疾病，对下可以救助贫民的苦难，对中可以保养自身长寿。在下位而能惠及大小百姓的，除了好医生就没有了。”

冬天非常寒冷，皇宫拿出十万贯钱赐给贫民。范祖禹说：“朝廷从嘉祐以前，各路都有广惠仓，用来救济孤苦贫民；京城有东西福田院，用来收养老幼废疾之人。到了嘉祐八年，增设城南北福田院，共有四院。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方法。但是每院只以三百人为限额，那么京城中众多的孤苦贫民不止一千二百人。每次遇到大冬天严寒，然后下达命令救济，百姓已经冻饿死伤很多了。我认为应当在四福田院增盖官房，用来安置贫民，不限人数。委托左右厢提举使臣，预先制定方略救济，不必专门散发钱款，计算存活和死伤的人数，作为考核标准。天下的广惠仓，请求重新推行，命令官吏用心赈济，务必让实惠到达贫民。”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程颢担任县令，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常说：“颢常常愧对这四个字。”

知制诰韩综担任天雄军通判，恰逢河水上涨，金堤百姓依靠丘冢居住的有数百家，大水到来，韩综出示告示，能救活一人者给予千钱，百姓争相划船筏，全部救活了他们，不久丘冢溃决。

刘敞所到之处多有善政，他担任杭州知州时，杭州江西饥荒歉收，百姓多在道路上抛弃孩子。刘敞在通衢张贴榜文，召人收养，每天供给广惠仓米二升，每天一次，抱到官府查看，又推行到县镇。小民贪图二升米的供给，都代为抚养，所以一境之内孩子没有夭折的。

叶梦得说：“我在许昌，正值大水灾，京西尤其严重，浮尸从邓、唐进入我的辖区，不可胜计。命令全部发放常平仓储备，奏请超越常规赈济，几十万人，稍能保全活命。只有遗弃的小儿，没有办法得到。一天询问左右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呢？’回答说：‘是的，人们本来愿意得到，只是担心长大后或许来认领。’我查阅法令，凡是灾荒遗弃的小儿，父母不得再取回，才知道制定这个法令的人，也是仁爱的人。他们既然抛弃而不拥有，父母之恩已经断绝了。如果人们不收养，谁让他们活呢？于是制作空券数千张，记载这个法令，就发给内外厢界保伍。凡是得到孩子的，都让他们说明从哪里来，写在券上交付，大致登记，让他们按时上报数量，给得多的人赏赐，并且分常平余粟，贫民量授作为资助。事情平定后按籍给券，共三千八百人，都从沟壑中夺回而放在襁褓中。这虽然是小事，不足道，但每次告诉治理百姓的人，恐怕缓急之时不知道这个方法，或者不能想出这个办法。”

福建人生孩子多的，到三四个孩子，就大多不养育，因为财产不足以供养。如果是女儿，不等三个，往往临产时用器具贮水，刚生下来就溺死，称为洗儿。建州剑州尤其严重。四明俞伟仲宽担任剑州顺昌县令，作《戒杀子文》，召集各乡为人所信服的父老，列坐在廊下，奉上酒食，亲自斟酒劝饮，拿出他的文章让他们回去劝诫

译乡里人没有谁敢杀害幼小的生命。在岁月之间，存活下来的婴儿数以千计，所以生下的孩子大多以“俞”作为小名。转运判官曹辅将这件事上报，朝廷嘉奖他，就地晋升仲寛一级官职，并让他继续留任，又制定法令在一路推行。后来我奉命出使福建，与仲寛同属防家，按法规应当回避，仲寛便离职离去。我曾经到过他的治所，听说仲寛因为被派往其他郡县办事返回邑中时，有数百名儿童在郊外迎接他，即使是古代的循吏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情形。仲寛有《戒杀文》非常详尽，流传于世。

译苏东坡在给朱鄂州的信中说道：“昨天王殿直天麟来拜访，说岳州、鄂州一带的乡野百姓，通常只养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超过这个数量的就杀掉，尤其忌讳养女孩。刚生下来就用冷水浸泡致死，他们的父母也不忍心，大多闭上眼睛背过身去，用手把孩子按进水盆里，孩子发出微弱声音很久才死去。天麟每次听说附近有这样的情况，就急忙跑去救人，酌情给予衣服食物，救活的人不止一个。鄂州有个叫秦光亨的人，现在已经考中进士，担任安州司法参军。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时，他舅舅陈遵梦见一个小孩子拉着他的衣服，好像有什么事要诉说。连续两晚都见到他，情形非常紧急。陈遵独自想到姐姐怀孕即将生产，却心里不乐意，多生孩子难道就是原因吗？他急忙跑去探望，发现孩子已经在水里盆中了，救了他才得以免死。按照法律，故意杀害子孙要判徒刑二年，这是地方长官可以查办举发的。希望您明确地告知各县令佐，让他们召集各保正，告知他们法律，晓谕他们祸福，约定务必执行，并且设立奖赏鼓励人们向官府告发，赏钱从犯人和邻里保甲家的财产中充抵。如果依照法律惩处几个人，这种风气就会改变。只要做到刚出生几天不杀，后来即使劝他们杀，他们也不肯了。从今以后，因为您而得以活命的，哪里能计算得完呢！”

在此之前，浙江百姓每年缴纳身丁钱绢，贫苦百姓生了孩子就抛弃，稍大一点就杀掉。虞公允文听说后心中悲伤，查访得知江治有荻场，那里的利润很丰厚，却被有权势的人家和僧侣私占。公命令有关部门登记数量上报，请求用它来代替百姓缴纳的身丁钱绢。按緍计算达到十三万七千多，按匹计算达到十六万三千多。免除赋税的符令下达那天，九州百姓欢呼鼓舞，才知道有父子团聚生活的乐趣。

忧民

钱明逸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心中不满，外放为秦州知州，平时郁郁不乐，不处理政事。韩琦听说后，对人说：“他自己虽然不够好，难道不考虑他所管辖的十万百姓吗？”

救荒

范文正公在皇祐二年，吴中大饥荒，饿死的人倒在路上。当时公担任浙西长官，发放粮食并招募百姓储存粮饷，方法非常完备。吴中喜欢竞渡，喜好举办佛事，公于是放任百姓竞渡。太守每天在湖上设宴，从春天到夏天，居民空巷出游。又召集各佛寺的主持，告诉他们：“饥荒年份工价极其低廉，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各寺庙的工程兴盛起来，又新建粮仓和官吏宿舍，每天役使上千人。监司上奏弹劾杭州不体恤荒政，嬉戏游乐没有节制，以及公私兴建工程，损耗民力。公于是自己条陈叙述宴游兴造的原因，都是想要释放富人的钱财，来惠及穷人。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技艺服劳役的人依靠公私供养的，每天不下数万人。荒政的实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一年两浙只有杭州安然无事，百姓没有流离迁徙，都是公的恩惠。饥荒年份发放司农寺的粮食，招募百姓兴办利事，近年于是确立为法令。已经救济了饥民，又借此成就百姓的利益，这是先王的美德。

富弼公担任郓州知州，从郓州调任青州，防备河北大水，百姓流亡到京东，选择所管辖丰收的三个州，劝告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加上官府的粮仓，随所在地方储存，得到公私房屋十余万间，分散安置流民以便取水取柴，官吏中从前任职等待补缺寄居的，都供给他们的俸禄，让他们就在百姓聚集的地方，挑选老弱病残的人供给粮食，山林河泊的利益有可以获取来生存的，听任流民取用，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上奏请求，使日后能够依次在朝廷受赏，每五天就派人用酒肉干粮慰劳他们，出于至诚，人人都尽力，流民死去的挖大墓埋葬，称为丛冢，自己写文章祭祀，第二年麦子大丰收，流民各自按远近领取粮食回去，总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士兵的又有一万多人，皇上听说后，派遣使者慰劳公，立即任命为礼部侍郎，公说：“救灾是守臣的职责”，推辞不接受，此前救灾的都聚集百姓在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发生疾疫，反而互相践踏致死，有的等待几天不吃得到粥都僵倒，名义上是救济他们实际上是杀死他们，自从公确立简便周密的法令，天下传为法则，直到今天不知道救活了多少千万人，邵伯温说：“富公使敌人立功很伟大，却每次不自己认为有功，直到担任青州知州救活饥民四十多万，就每次自己说‘超过担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公之所以自我承担的责任，世人怎么能窥探得到呢”

韩魏公因为益利路百姓饥荒担任体量安抚使，公到任就减免赋税来招募百姓入粟，招募壮士按等级刺字编为厢禁军，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保全活命。发文书给剑门关，百姓流移想要向东的不要禁止。简州缺粮非常严重，明道年间因为灾伤曾经劝诱纳粟，后来卖粮钱十六万多归于常平仓。公说：“这笔钱是赈济的剩余，不是官府的缗钱。”打开仓库全部供给四等以下户，驱逐贪婪残暴不称职的官吏，罢免冗杂役使七百六十人，用稀粥救活饥民一百九十多万人。蜀人说：“使者到来，使我重生。”

范公尧夫担任庆州知州，饿死的人满路都是，官府没有粮食来赈济。公想要发放常平仓封桩的粟麦来救济，州郡都想等待奏请得到批准后才发放。公说：“人七天不吃东西就死，怎么可以等待批复？各位只要不参与，我宁愿独自承担罪责。”当时一路连年饥荒，耕牛杀尽，五谷绝种，官府储备有

译边境地区，正担忧没有物资来延续防御。这一年秋天，蓬草长满田野，结的果实像小米一样可以食用，收获极多，百姓吃剩的还有剩余。公下令官府收购，收获的粮食还数不尽，又向邻近的路购买耕牛和谷物租种，按照户口分配借贷给蕃汉人户，加上人力开垦耕种播种非常广泛，于是获得大丰收。有人议论公借贷过多而没有救活百姓的实际效果，朝廷对此产生怀疑，派遣使者前来查办。百姓听说后，争先恐后地缴纳给官府，等到使者到达时，没有拖欠的人。

译赵清献公在熙宁年间，以大资政的身份出任越州知州。当时两浙地区遭遇旱灾和蝗灾，米价暴涨，饿死的人占到了十分之五六。其他各州都在街头张贴榜文，设立赏格禁止人们抬高米价。唯独赵公在街头张贴榜文，允许有米的人随意抬高价格出售。于是各州的米商纷纷聚集到越州，米价反而更加便宜，百姓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赵公治理百姓，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在成都、越州、杭州尤其显著。

文潞公（范仲淹）在成都时，米价飞涨，于是就在靠近各城门的十八处院落，减价出售粮食，并且不限定数量。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榜文，第二天米价就下降了。在此之前，有时限制售粮数量，有时压制市场物价，这恰好足以助长米价的涨势，最终无法平抑物价。大体上，处理事务必须讲究方法。

陈文惠公（陈尧佐）任寿州知州时，遭遇大饥荒，陈公自己拿出米来煮成粥，用来救济饥饿的人。官吏和百姓因为陈公的缘故，都争着拿出米来，因此救活了数万人。陈公说：“我难道是为了施予私恩吗？大概是用法令来率领百姓，不如亲身带头，让他们乐于跟随。”

曾公亮任通判时，正值饥荒，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用来赈济，而且住在田野乡间的人不能都来到城郭，来到的人聚集在一起，有发生瘟疫的担忧。他提前告知所属各县，召集富人，让他们如实申报存粮数量，总共得到十五万石，参照常平仓的价格稍加提高后卖给百姓，百姓可以就近领取粮食，不用离开家乡就有足够的食物。粮价因此平稳，又拿出五万钱粮借贷给百姓作为种子，让他们随着当年的赋税上缴官府，农业生产因此得以维持不匮乏。

张忠定公（张咏）任杭州知州时，正值饥荒，百姓冒着禁令贩卖私盐，被抓获的有数百人，张公全部宽恕了他们的刑罚。下属官员坚持认为不可这样做，张公说：“钱塘千万家百姓饿死成这样，如果盐禁更加严格，他们就会聚集成为盗贼，祸患更加严重了。等到秋天庄稼成熟，再敢这样，应当严厉惩罚他们。”境内最终没有发生骚乱。

张忠定公（张咏）在成都府时，曾经夜里梦见拜见紫府真君，交谈不久，官吏忽然报告请到西门的黄兼济承事。黄兼济戴着幅巾、穿着道服快步走来，真君走下台阶迎接他，礼节非常隆重周全，并且让张公坐在黄承事的下位，询问照顾十分详细周到，已有钦羡赞叹之意。张公第二天一早就派遣主管接待的官员前往西门，邀请黄承事，告诫他穿上平时的衣服来。等到黄承事到了，果然像梦中看到的那样，张公就把所梦之事告诉了他，问平时有什么阴德，真君如此厚待，并且让你坐在我上位呢？黄兼济说：“没有别的长处，只是每年遇到禾麦成熟时，用三万缗钱收购粮食，等到明年禾麦未熟、小民难以糊口的时候，出售粮食价格不增加分毫，也没有高低由我决定的情况，起初并没有损失，而小民得以解决急需。”张公说：“这就是承事坐在我上位的原因。”命令取来公服，两个官吏搀扶着他让他端正地接受四拜。黄公的后代繁衍众多，至今在仕途上的比比皆是高官。

先前，张咏镇守蜀地，季春时节出售官仓米，价格比当时市价低三分之一，用来救济贫民。凡是十户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都连坐，不得买粮。百姓因此很少敢犯法。到了这时，进献建议的人改变了张咏的法令，穷困的百姓无处救济，再次成为盗贼。王文康公上奏恢复旧法【名臣传】

王沂公（王曾）留守洛阳时，年成歉收，乡里有囤积粮食的人，饥民聚众胁迫夺取，邻近郡县以强盗罪论处，被处死的很多，王公只是重重鞭打然后释放他们。远近听说后以此为法，保全活命的数以千计。他又上言说：“国家初建淮浙未平定之日，曾经命令陕西、雍州、晋州、绛州每年漕运粮食前往京师，于是诏令给予陕西粮食二十万石储存在官仓中，从而百姓得以喘息。至今依赖于此。”

吴遵路在明道末年，天下蝗灾旱灾。吴遵路任通州知州，趁着百姓尚未饥饿，招募富人得到几万贯钱，分别派遣衙役航海到苏州、秀州购买米粮，使物价不涨。又让百姓采集柴草，官府收购，用这些钱购买官米。到了冬天大雪，又用原来的价格交换柴草给百姓，官府不损失钱财，百姓反而获利。又建造茅屋百间来安置流民，拿出俸钱购买草席、盐、蔬菜，每天分发饭食和参药。有病的人给药治疗。愿意回乡的人，准备船只和食物送他们回本土。这一年各郡大多有人辗转死去，只有通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不知道这是凶年。所以那里的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第二年，范文正公（范仲淹）安抚淮浙，上报吴公的政绩，颁布给各郡。熙宁年间，我在通州做官，距离吴公治理通州已过四十年，而百姓仍然歌咏称赞不止【渑水燕谈】

程颢（字伯淳）代理上元县令，盛夏时节塘堤决口，按法令应当上报府衙，府衙禀报漕司，然后计算工程调配劳役，不到一个月不能动工。先生说：“如果这样，庄稼就枯死了，百姓吃什么？救百姓，获罪我也不推辞。”于是发动百姓堵塞决口，当年庄稼大丰收。

苏兵部（苏耆）担任陕西转运使。景祐年间，洛阳大旱，粮食昂贵，百姓饥荒。京东转运司也没有办法赈济。洛阳留守写信请求苏耆提供二十万斛粮食，于是苏耆发文给陕西府按数给予，并上奏朝廷。当时同僚对苏耆说：“陕西是沿边之地，屯驻军队很多，如果有剩余，只能调运去充实边郡，为什么要调运到其他路？”苏耆说：“天灾流行，《春秋》有体恤邻邦的道义，百姓都系于君主，没有内外之别。怎么知道他们濒临死亡而不拿出盈余来赈济呢？”同僚说：“如果有馈送运输，苏耆应当自己谋划，一定不以此连累你。”朝廷非常赞赏他。

参政王文忠公（王尧臣）任光州知州，当年大旱，群盗打开百姓的粮仓，按吏法应当处死。王公说：“这是饥民求食罢了，荒政之

译所怜悯的。」于是请求按减死罪论处，后来这一规定就被写入法令，至今仍在沿用。

译扈谏议被任命为梓州路转运使，当时正值饥荒，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扈谏议率先拿出自己的俸禄米粮来赈济百姓，因此富户大族都愿意把米粮输送给官府，从而保全救活了几万人。

马少保任升州知州时，途经九江，恰逢旱灾百姓饥荒，于是邀请湖湘地区的漕运米船数千艘来赈济。他因此上奏说：“沿江各郡都严重歉收，而官吏不加以救助，希望停止官府籴买粮食，让百姓转运粮食来互相救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杨谏议被任命为京西转运使，当时恰逢辖区发生饥荒，他所到之处都打开官仓放粮，又招募富户拿出粮食来赈济。百姓砍伐桑树换粮食，却卖不出去，杨谏议命令提高桑树的估价来供给酒官，因此得到救济的人很多。

梅谏议挚任苏州通判，起初，两浙地区发生饥荒，官府借贷种子和口粮给百姓，不久后官府催逼偿还非常紧急。梅挚上奏说：“赈济百姓是为了施恩惠，反而骚扰百姓造成不便。”于是朝廷下达了他的奏章，其他州县都得以延期偿还。

宣和六年秋天，秀州发大水，田地没有被淹没的只有十分之一，流民堵塞道路，粮仓空虚，没有赈济。防洪忠宣公赵皓当时任司录事，禀告郡守，主动承担荒政事务，登记境内所有的粮食，留下一年的口粮，将其余的粮食在城的四个角落出售，每升减少市价五文钱，命令米店在青白旗帜上标明价格，随时巡查，鞭打那些旗帜歪斜不挂的人，于是没人敢抬高米价。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由官府供养，在东南两座废弃的寺庙里建屋，十人一间，男女分开居住，防止混杂欺诈，在手心刺黑痣作为标记。东寺五成，南寺三成，烧火砍柴打水都有专人负责。百姓瘦弱不堪受杖责，有侵吞财物、争斗喧哗的人，扰乱他们手上的标记并驱逐他们，大家都顺从畏惧。借用所管辖的发运名钱，钱快要花完了。赵防浙东纲常平米的四万斛经过城下，赵公派遣官吏锁住渡口栅栏，告知守将截留，守将沉默不肯，说：“这是皇帝御笔命令调拨的，犯罪死都不赦免。”赵公说：“百姓仰赖食物，应当供养到今年腊月麦收还没结束，中途停止，那就等于不救助，我宁愿用一人之命换取十万人的性命。”最终截留了粮食。过了不久，廉访使者王孝竭来到郡城，说：“平江哀号诉饥的人络绎不绝，这里唯独没有，为什么呢？”郡守如实回答，王孝竭随即邀请赵公到两寺查验，百姓肃静无声。王孝竭说：“我曾执行边防军政，也不过如此。”违反制度获罪，我能为你脱罪，并且厚加赏赐。叫官吏起草奏章，赵公说：“免除罪责已是幸运，哪里还需要赏赐？”只是粮食还不足，你能坚持施恩，再得到两万石才行。王孝竭上报朝廷，米粮如请求的那样运到。第二年秋天，百姓互相搀扶着回家，前后救活九万五千多人。州人既然没有在凶年死去，赵公外出时百姓无不以手加额，称他为洪佛子。

刘彞所到之处多有善政，他任防州知州时，防江西发生饥荒，百姓多在道路上抛弃孩子。刘彞在通衢大道张贴告示，招募人收养，每天供给广惠米二升，每天抱到官府查看，又在县镇推行此法。小民贪图二升米的供给，都代为抚养，因此全境没有夭折的孩子。

救弊

苏公颂前后掌管天官四选五年，当时仓法施行，官吏没有可图谋的私利。每当选人改任官职，京朝官使臣考核升迁，或者因功过应当升降时，官吏洗垢求瑕，故意拖延。苏公命令官吏说：“某官因某事应当回避某处，仍引用适用的条格，详细写明没有遗漏的情况，一同上报。”从此官吏不得逞其私欲。每当有申诉的人到来，一定取出案卷让他自己省阅，申诉者信服才退下。那些不服的人，苏公必定反复诘问辩难，估计可行的就执行。如果有疑问，就为他奏请，或者陈述给都堂。所以士大夫受赐的多，不得的，也认为无可遗憾。

中书省沿袭旧弊，每件事必定引用成例，五房吏掌握成例在手，看着金钱随意取舍，想给的白举用之，不想行的或者隐藏成例不让人看见。韩魏公命令删取五房成例及刑房断例，除去冗杂谬误不可用的，编成纲目分类排列，封存谨慎保管，每次引用成例必定亲自审阅，从此人们才知道赏罚可否出自宰相，五房吏不得在其中上下其手。

吏部审官负责天下吏员，而任职的人，大多不久就迁任离去，所以吏员得以作奸犯科。杜公衍刚开始掌管铨选事务，一天有三人争夺某个空缺，杜公问吏员，吏员收受了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不能争夺。”于是接受了其他空缺。过了几天，吏员教唆丙诉讼甲在某事上有亏欠不应当得到，杜公醒悟，召来乙询问，乙谢罪说：“已经得到了其他空缺，不愿争夺。”杜公不得已给了丙，笑着说：“这不是吏员的罪过，是我不知道铨选法规罢了。”于是命令各曹各自具列格式科条来禀报，问说：“齐全了吗？”回答说：“齐全了。”第二天，命令诸吏不得升堂，让他们坐在下面处理文书而已。从此吏员不得参与铨选事务，授予剥夺一概出于杜公。他在审官院时，有以贿赂求官的人，吏员谢绝不收，说：“我们长官有贤名，不久就要被重用离去了，暂且稍等。”

王安石刚开始执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令，设置提举官四十余人，在天下推行这些法令，称为新法。司马温公上疏预先陈述其利害说：“后来应当这样施行，十几年没有一件不像公所说的那样。”天下传诵，认为公是真宰相，即使是田父野老都称公为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道君实。在迩英阁进读萧何、曹参的事迹，公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得到了守成的道理。”

译所以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上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制定的法令而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岂止是汉朝呢，假使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武的法令，即使到现在国家也能存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立即废除商朝的政令，政令依照旧制，那么即使是周朝也沿用了商朝的政令。”《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典章。”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把高祖的法令纷纷更改，导致盗贼遍布天下。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令，汉朝才开始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是不能改变的。

几天后，吕惠卿进宫讲经，趁机说先王的法令有每年变更的，正月开始调和阴阳，在象魏公布法令就是如此；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天子巡狩考察制度就是如此；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罚根据世道轻或重就是如此；有百年不变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如此。前日光所说的话是不对的，他的用意是用此讽谏朝廷，并且讥讽臣是条例司的官员。皇上问司马光：“惠卿的话怎么样？”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的法令，怎么能叫变更呢？如果每季第一个月的初一召集百姓读法，这是随时变更、每月变更吗？诸侯有变更礼制、改变音乐的，天子巡狩就诛杀他们，天子自己并不变更。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动乱的国家用重典，太平的国家用中典，这叫作根据世道轻重，并不是变更。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缮它，不是大坏不重新建造。大坏而重新建造，没有好的工匠、优质的材料是建不成的，现在这两者都没有，臣担心风雨都遮不住。”司马光说：“侍从都在此，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政，没有才能就罢免他，不可以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用道义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用例？如果用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诋毁司马光说：“光作为侍从，为什么不说？说了而不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司马光站起来回答说：“这是臣的罪过。”皇上说：“大家一起讨论是非罢了，何必这样？”

讲经完毕，赐坐在门外，将要出去，皇上命令移到门内。左右的人都避开。皇上说：“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满朝哗然，为什么呢？”王珪说：“臣疏远卑贱，在宫门之外，朝廷的事情，不能全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听到，也不知道真假。”皇上说：“听到了就应当说。”司马光说：“青苗法收取利息，平民这样做，尚且能够蚕食下户，导致他们饥寒流离，何况官府法令的威力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的就给他，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只是官府不强迫，富人也并不强迫。臣听说制定法令如果宽松，其弊端还在于贪婪；制定法令如果贪婪，弊端将会怎样？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当时米一斗十几文钱，草一束八文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法不解除，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的祸患。臣担心以后的青苗法，就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皇上说：“陕西实行很久了，百姓不认为有弊病。”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看到它的弊病，没看到它的利益。朝廷起初不允许，而有关部门尚且能因此害民，何况立法允许呢？”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站起来说：“不方便。”皇上已经罢免了，幸好如此。皇上说：“没有罢免。”司马光说：“京城有七年的储备，而钱常常缺乏。如果坐仓，钱更加缺乏，米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得到百万斛米，就节省东南百万的漕运，用这些钱供给京城，何必担心没有钱？”司马光说：“东南缺钱而米多，现在不籴米而漕运钱，抛弃多余的，取用没有的，农业和商业都受害了。”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光的话是至理名言。”司马光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人而任用他。有功就赏赐，有罪就惩罚，这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对。文王不兼听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只依靠有司的牧夫。”司马光快步退出。皇上说：“您不会因为惠卿的话而不高兴吧？”司马光说：“不敢。”

译王安国常常非议他兄长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时，沉溺于歌舞声色。王安石在相位时，写信告诫他说：“应当摒弃郑国的靡靡之音。”王安国回信说：“我也希望兄长远离奸佞之人。”任期届满来到京城，皇上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召他上殿，当时人们认为他必定会被任命为侍讲。皇上问他：“因为你兄长执政，舆论如何？”王安国回答说：“只是遗憾聚敛太急，用人不明罢了。”皇上沉默不悦，因此没有其他的恩赐任命。过了很久才得到馆阁职务。王安国曾经极力劝谏他兄长，说天下人心惶惶，不乐意实行新法，都归咎于您，恐怕会招致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在影堂哭泣说：“我家要灭门了。”又曾经责备曾布误导迷惑丞相更改法令，曾布说：“您是人家子弟，朝廷变法，与您何干？”王安国勃然大怒说：“丞相是我兄长，丞相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丞相因为你的缘故，杀身破家，连累先人，发掘坟墓，怎能不与我有关呢？”

韩琦担任大名府知府时，朝廷实行青苗法，众议都认为不便，台谏官凡是提及的都被治罪贬斥，朝廷内外不再有人进言。韩公慨然上疏，请求废除该法。条例司驳难颁下，并命令进奏官指挥本院，将中书札子颁行天下。韩公再次上奏说：“臣详细查看制置司驳斥的事件，即将臣原奏中紧要的语句大多删去，只举大概，用偏颇的言辞曲意阻难，并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学说，文饰其谬误，对上欺骗圣明的君主，对下愚弄天下的人，将使没有人再敢指责其非，臣不胜痛愤，因此再次辨明。”查《周礼》：“泉府掌管用市场的税布，收购市场上滞销而妨碍民用的货物，按它的价格购买，物品标价书写，等待不时来买的人。买的人各自按原价购买。”郑众解释说：“书写价格贴在物品上。不时来买的人，是指急需的人。抵是原价。”臣认为周代制度，百姓有货物在市场上无人购买，或有积压妨碍民用的，官府按当时价格购买，书写物价示民，如果有急需的人，就按官府原价给他，这就是所谓的王道。经文又说：“凡是赊欠的，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郑众解释说：“赊，是赊欠。因为祭祀丧事的原因从官府赊买物品。”唐代贾公彦注说：“赊给百姓不收取利息。”经文又说：“凡是百姓借贷的，与有关官吏辨别后授予，以国服为息。”郑众解释说：“借贷，是指从官府借本钱经商，所以有利息，使百姓不获利，用他所经商的国家出产作为利息。”这就是所谓的王道。而郑康成说：“用他在国服事上的税作为利息。在国家事务中受园圃之田而借贷万钱的，则一年出息五百。”臣认为《周礼》园圃二十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只有漆林的征收二十税五。郑康成大概是约略此法，说从官府贷钱，如果受园圃之地贷万钱的，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解释，说近郊十一的，万钱一年出息一千；远郊二十税三的，万钱一年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万钱一年出息二千。臣认为这样，那么必须漆林的户取贷才出息二千五百。然而当时未必如此，现在发放青苗钱，凡是春贷一万，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一万，到年终又纳利二千，这就是贷万钱的，不问远近之地，一年令出息四千。周礼最远的地方只出息二千。现在青苗取利尚超过周礼一倍，那么制置司所说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算多，也是欺骗圣听。且说天下的人都不能辨别。况且今古制度不同，贵在便于时势。周礼所载有不可施行于今天的，其事不止一件。如果说泉府一职今天可以施行，那么上文说用官钱购买市场上滞销及民间积压的货物，等百姓急需时按原价给他。百姓有祭祀丧事，从官府借物，限十天三月还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为何不将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全部申明而实行？怎能只举注疏贷钱取息之事，来诋毁天下的公议呢？皇上起初得到奏疏的意思，已经大悟，急于想要停止。王安石称病告假，只有参知政事赵抃等对皇上陈述想要停止的意思。赵抃于是说：“这主要在于王安石，请求再等王安石出来商议。”王安石出来后，坚持更坚，听说的人惋惜。不久，御史中丞吕公着也说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想罢免他。皇上说：“想另找事让他出京。”后来又說：“吕公着说韩琦最近有章疏，朝廷也应当听纳。自古执政与藩臣如果产生隔阂，甚至有举晋阳之甲以驱逐君侧之恶的。”王安石急忙说：“只此就可以驱逐了。”吕公着于是坐诬大臣，想举晋阳之甲，罢知蔡州。谏官孙觉听说后说：“这话我曾经奏过，现在贬吕公着是错误的。”韩公已经因为进言忤逆权臣，又吕公着告词明确坐实所因，韩公更加惶恐，于是以病上章请求知徐州。章上四次，神宗派遣内侍李舜举慰谕他，才停止。

先生与我议论变法之初

译我问道：“神宗皇帝必定想要变法，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这其中的道理是有说法的。天下的法度，没有不出现弊端的。自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理天下，到了嘉祐末年，天下的事务似乎显得舒缓、萎靡不振，当时的士大夫自己也对此感到厌倦，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议论。然而实际上，天下的根本依然牢固。等到神宗即位，他富有春秋时期的天资，才智绝人，读书一看就能理解大意。这时他看到西夏、辽国不服从，以及朝廷州县多显得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期，每当与大臣议论时，就有不悦的神色。当时执政和从官中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天下就像一个富裕的家庭，上下和睦，田园开辟，房屋坚固，财物充足，只是房屋缺少装饰，器具缺少精巧，仆妾朴实迟钝，不敢犯错，但如果有邻居来欺凌侮辱，不免每年用物品赠送他们，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非自家做得如此，于是他们不敢承担顺应皇上改革法度的心意。只有王安石揣知皇上的心意，以一己之力承担，用激切愤怒的言语来打动皇上，于是把仁宗朝视为治理不善的朝廷。神宗一旦得到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在变法之初，把天下的公论称为流俗。对内连太后，对外连顾命大臣等，尚且不能挽回，何况台谏、侍从和州县官员呢？只是增加了他的声势罢了。虽然天下人纷纷起来攻击他，但王安石不可动摇的原因，就在于这八个字，我的朋友你应当记住。”我问：“是哪八个字？”先生说：“虚名、实行、强辩、坚志。当时天下的舆论，认为王安石不做执政官是委屈，这是虚名。他平生的行为没有一处污点，议论的人虽然想诬陷他，但君主相信的是他的实行。在君主面前议论，贯通经史古今，让人无法穷尽诘问，所以叫做强辩。前世的大臣想要任意做一件事，或许可以用生死祸福来恐吓使他回头，但王安石老实，不能用这些来动摇他，所以叫做坚志。因为这八个字，这变法就一定能够推行。在得到君主信任之初，他与君主如同朋友，一言不合，必定当面驳斥他的意志，反复诘难，直到使君主屈服才罢休。到了元丰初年，君主的德行已经养成，加上大臣们尊崇顺从都来不及，他坦然地端正君臣的名分，这与熙宁初年相比就不同了【元城语録】

译司马温公被任命为门下侍郎，极力推辞不被允许，皇帝多次赐下手诏。先帝刚刚驾崩，天子年幼，这是什么时候，您却推辞职位呢？公不敢再推辞。起初，神宗皇帝凭借英明杰出、超越常人的资质，励精图治，威严程度远在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然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度，急于追求功利，小人得以趁机而入，吕惠卿之流因此得志。后来的人仰慕他们，争相攀比，致使天下百姓受苦。先帝英明圣哲，独自察觉其错误，将王安石外放至金陵，天下人欢欣鼓舞，以为新法必定会改变。即使王安石自己也感到悔恨，但他被罢免后又重新起用，想要稍微自我改正，而吕惠卿之流担心新法改变会导致自身危险，坚持不肯改变。然而先帝最终怀疑他们，于是罢免了王安石，八年不再召见，而吕惠卿也被两次驱逐不再任用。元丰末年，天下多事，等到两位圣上即位，百姓日夜盼望观察新政。而进言的人认为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道统，想要稍微削减那些过于严苛的措施，只是列举几件事来堵住人们的议论。公感慨地争辩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代也不可以改变。如果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建立的，是危害天下的，并非先帝的本意，那么改正它们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还恐怕来不及。”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砍去右脚趾的人被处死，打五百板的人大多死亡，汉景帝对此进行了改革。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均输等法令，汉昭帝废除了它们。唐代宗纵容宦官公然索取贿赂，唐德宗废除了这一做法。唐德宗设立宫市、五坊小儿横行霸道，盐铁使每月进献额外盈余，唐顺宗废除了它们。当时人们心悦诚服，后世称颂，没有非议他们的。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而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策，众人的议论才安定下来，于是罢免保甲、团教，依照义勇法，每年检阅一次。保马法不再购买，现有的马匹归还监牧供给各军。废除市易法，所储存的货物都卖掉，不收取利息，而百姓所欠的钱都免除利息。京东铸造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以及福建的茶法，都恢复旧制。只有川陕的茶法因为边防费用没有立即废除，派使者视察去除其中过于严苛的部分。户部左右曹的钱粮都由尚书统领，凡是过去三司使的事务，分散在五曹及寺监的，都归户部管理，让尚书全面掌握收支情况。元祐元年正月，公好像生病了，皇帝下诏让公与尚书左丞吕公着上朝时站在不同班列，只需再拜即可，免除舞蹈礼。公的病更加严重，叹息说：“四大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不瞑目啊。”于是强撑病体上奏，论述免役法的五大危害，请求直接下诏废除，一律采用熙宁以前的制度。法令有不方便的，州县监司逐级上报。针对一路、一州、一县的法令，皇帝下诏当天就执行。又论述对西戎的大略，认为与西戎和好是便利的，用兵是失时的，持异议的人很多。只有太师文彦博的意见与公相同，众人不能改变他的意见，于是皇帝下诏让各位将领的军队都归州县管辖，军政事务由地方长官共同决断。又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归给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司，罢免青苗钱，专门实行常平法的买卖粮食制度。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说：“我因为受到皇恩眷顾的时间长久，实在不忍心看到天下议论纷纷，于是冒昧地向您进言。制定法令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制定法令如果过于贪婪，弊端将会怎样呢？现在四方丰收，官府又散发钱财给他们，怎么会有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事情呢？我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在几年之后。常平法已经败坏，内藏库又空虚，家家户户在常规赋税之外，又增加了利息钱、役钱。又说利的人因为聚敛财富而得到好官职，后来的人必定会生出新的主意，来榨取百姓的脂膏，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的财产已经枯竭，稍微遇到水旱灾害，那么我所说的那些情况，介甫您将亲眼见到，知道我的言论并不过分。在那时，希望您不要归罪于年成。”

杨元素担任中丞，对刘挚说助役法有十大危害。王安石派张琥作十大难题来诘问他们，张琥推辞不做。曾布说：“请让我来做，并且诘问这两人偏向谁、厌恶谁，究竟在哪里？”杨元素惶恐地请求说：“臣愚昧不知道助役法的好处，既然这样，我应当伏受妄言的罪过。”刘挚激昂地说：“作为臣子，怎么能被权势压制，让君主不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于是又逐条回答曾布的难题，以伸张之前的议论，并且说：“臣所偏向的是陛下，所背离的是权臣；所喜好的是忠直，所厌恶的是邪奸。臣现在获罪被贬斥，本来就在我的预料之中。只是助役法终究是天下的大患，希望陛下不要忘记我的话。”于是杨元素外调担任郑州知州，刘挚被责罚监管临事。张琥也由此违背了王安石的心意，因事被免去修注官职【《闻见录》重复记载】

钱塘江堤用竹笼装石头，而被潮水侵蚀，没过几年就毁坏，又修复。陈尧佐叹息说：“堤坝是用来抵御祸患的，反而使百姓受苦。”于是提议改用柴草和泥土。进言的人认为不方便，而丁晋公支持他，因此贬黜了陈尧佐。陈尧佐争辩不止，于是调任陈尧佐到京西，而用竹笼装石头修堤。几年后工程没有完成，民力大大困顿。最终采用了陈尧佐的建议，堤坝才建成【神道碑】

河东地区寒冷而百姓贫穷，上奏免除石炭税，大幅减少官府冶铁的赋税，每年节省数十万以便利于民。陈尧佐说：“转运使是征收利益的官员，利益有根本和枝节。下面有余则上面充足，我难道是做俗吏的人吗【神道碑】

刘忠肃公刘挚在南京幕府，司农寺执行新令，全部斥卖天下的祠庙，依照坊场河渡法收取净利。南都阏伯庙每年收入四十六贯钱，防子庙十二贯。刘挚叹息

译（有人）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他）前去拜见留守张方平，说：“难道不能替朝廷陈述这件事吗？”张公惊觉，于是委托他上奏章说：“阏伯迁居到这座商丘，主持祭祀大火，火是国家盛德所依托的，历代都尊崇为大祭。微子是宋国始封的君主，在此地开国，本朝受命建号所依据的也是这里。又有双庙，是唐代的张巡、许远，在孤城中死守抗贼，能够抵御大患。现在如果让那些谋求私利、行为轻慢的小人承包，他们亵渎轻慢的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每年收取的微薄收入，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大体。希望陛下详细斟酌，保留这三座庙宇，以慰藉当地百姓崇奉之意。”神宗当天批示说：“辱没国家、亵渎神灵，这是最严重的，立即下令执行，不再施行。”司农寺的官吏被命令由开封府查问核实。

译辩诬

王晋公王祐侍奉宋太祖担任知制诰，太祖派遣他出使魏州，将便宜行事之权交给他，并告诫说：“等你回来，就授予你王溥那样的官职。”当时王溥正担任宰相。这是因为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是太宗皇帝夫人的父亲，有流言蜚语传到皇上耳中。王祐前往晋王府向太宗辞行，太宗屏退左右，想与他说话，王祐却径直快步走出。王祐到达魏州后，只抓获符彦卿家中一名仗势横行、恣意妄为的家僮，依便宜行事之权将其发配而已。等到他回朝，太祖问他说：“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祐说：“臣与符彦卿两家各有百口人，愿以臣全家性命担保符彦卿。”又说：“五代时期的君主，多因猜忌杀害无辜，导致在位时间不长，希望陛下以此为戒。”皇帝恼怒他言语直率，将他贬为防国军行军司马，安置在华州，七年没有召还。太宗即位后，以兵部侍郎征召他，但他来不及面见皇帝就去世了。起初，王祐赴任贬所时，亲友在都门外送行，对王祐说：“本以为您会担任王溥那样的官职了。”王祐笑着说：“我不做宰相，二郎必定做。二郎，就是文正公王旦。”王祐向来知道王旦必定显贵，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中必定有担任三公的人。”后来果然如此，天下人称他们为三槐王氏。【《闻见录》】

李继隆讨伐贼寇，与转运使卢之翰有嫌隙，想陷害他获罪，于是发文给转运司，约定八月出塞，命令准备干草和粮食。转运司调集物资刚集中，李继隆又发文说：“根据阴阳术士的奏状，国家八月不宜出兵，应当改在十月。”转运司于是解散了干草和粮食的征集。不久他又发文说：“得到保塞胡人侦察的情报，说贼寇即将入侵边塞，应当按时进军，干草粮食即日就要备齐。”这时百姓运输物资的人恰好已散去，仓促间无法再次聚集，李继隆于是上奏说转运司缺乏军需供应。太宗大怒，立即召来一名宦官，交给三个函件，命令他乘驿马飞驰去取转运使卢之翰、窦玼及某人的首级。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都不敢说话，只有枢密副使钱若水争辩，请求先推调查实有罪证然后再执行法律。皇上大怒，拂袖起身进入内宫，两府官员都退下。钱若水独自留在朝堂不去。皇上吃完饭，过了很久，派人侦察朝堂上还有何人，回报说：“有一个瘦长的人还站着。”皇上出来责问他说：“你凭借同州推官的资历，两年就升任枢密副使，我提拔任用你，是认为你有贤能，你竟然如此不成器，还留在这里等待什么？”回答说：“陛下不知道，臣没有才能，得以在两府任职，臣应当竭尽愚诚，不避死亡，弥补助益陛下以报答厚恩。”李继隆是外戚，尊贵无比，现在陛下凭他一张奏章诛杀三位转运使，即使他们有罪，天下人怎么知道？审验事实清楚明白后再诛杀，有什么晚？皇上怒气消解，于是召来吕端等人，上奏请求按照钱若水的意见办理，先责令他们写下保证书，皇帝答应了。三人都被贬为行军副使。后来贼寇想要入侵边塞的事都是虚妄，李继隆因此被罢免招讨使，改任秦州知州。

寇忠愍公寇准任永兴军知军，在他生日那天摆设的仪仗如同圣节（皇帝生日）的规格。傍晚身穿黄色道服，头戴簪花骑马奔驰。承受（监军宦官）于是上奏说：“寇准有反叛之心。”真宗吃惊，亲手拿出奏章给执政大臣看，说：“寇准要造反吗？”王文正公王旦仔细看了看，笑着说：“寇准许是大年纪，还像个傻子。”可以发札子让寇准知道，皇上怒气也消解了。

钱惟演撰写枢密直学士题名记，依附丁谓，擅自去掉寇准的姓名。说叛逆的寇准不书写，蔡公蔡齐对仁宗说：“寇准是社稷之臣，忠义闻名天下，怎么能被奸党诬陷呢？”于是命令磨去。

真宗在位时，有个占卜的人上密封奏章，说干犯宫禁。皇上大怒，命令逮捕他，关进监狱，依法定罪。于是抄没他的家，得到朝中士大夫与他往来的书信。皇上说：“此人狂妄，如果臣僚与他交往，都可以交给御史台立案弹劾。”王文正公王旦得到这些书信拿回家。第二天单独面见皇帝说：“臣查看占卜者家中藏的文字，都是与他算命、选择吉日、开药方，没有谈论朝廷事务的。臣委托往来，也曾让他推算星辰，那状纸还在。于是拿出来上奏说：‘如果执行刑罚，请用臣这张状纸一同审讯。’皇上说：‘你的意思如何？’王公说：‘臣不希望因为这个占卜的贱民连累朝廷。’皇上于是消气。王公到了政府，立即烧掉了。接着有大臣极力进言请求执行，想借此排挤他。皇上命令宦官再次取那张状纸。王公说：‘得到防备已经停止，烧掉了。’

蔡襄从给事中、三司使改任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杭州知州。起初，皇上入宫为皇子，内外互相庆贺，知道大计已经确定。后来渐渐传言有异议的人指蔡公为一人。等到皇上即位，开始亲政，每当谈到三司的事，就有愤怒不乐的意思。蔡公最终因此疑惧，请求外放。既然有了任命，韩琦、曾公亮两位公因为对皇上说蔡襄的事出于流言，难以必定相信。前代君主因为疑似的嫌疑害及忠良的人，可以作为鉴戒。臣修（欧阳修）也启奏说：“听说蔡襄的文字还在禁中，陛下曾看过吗？”皇上说：“文字即不曾见，没有则不可知，必定没有。”臣上奏说：“如果没有文字，那么事情未可知。即使陛下曾见过文字，还需要辨别真伪。往时夏竦想陷害富弼，于是先让婢女学习石介的书法，一年多学成，于是伪造石介与富弼的书信，谋划废立之事。书信还未上达，被言官查知而

译发出那些文书。幸赖仁宗皇帝圣明，我得以免除灾祸。至于臣下在母亲去世守丧期满、刚回朝廷任职时，有嫉妒忌恨我的人，便伪造了一道上我的奏章，声称请求裁减宦官，想要以此激怒众宦官。当时家家户户都有这份伪造的文书，朝廷内外纷纷传扬，也是幸赖仁宗皇帝保全，我才能活到今天。由此说来，陛下即使看到了文字记载，尚且需要进一步辨别真伪，何况仅仅是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话，怎么能作为可信的依据呢？”皇上说：“如果皇帝轻信传闻，蔡襄怎么会有这样的任命？”

译张文懿被罢免宰相，是因为范文正公弹劾他。张文懿再次担任宰相时，有一天，仁宗对张文懿说：“范仲淹曾经有奏章，请求废除我能够施行的政令。”张文懿说：“范仲淹依法应当处死，然而我没有看到奏章，请求交付外朝施行。”皇上说：“我未曾见过他的奏章，只是近来有人对我提起，暂且商议他的罪责。”张文懿说：“他的罪责重大，没有其他办法，没有文书证据就不能执行，希望陛下查访一下。”接连几天，张文懿就请求一次那份奏章。一个多月，总共请求了十几次。皇上说：“终究没有见到，然而为我提起此事的人很多，可以按照轻减的刑罚处理。”张文懿说：“臣子想要废黜君主，没有轻判的条例。既然没有明确的文字，就不能凭空言加罪。”皇上的怒气消解，就说：“范仲淹在外地，起初似乎有嫌疑，现在既然没有嫌疑，可以稍微升迁他，以安慰他的心。”皇上非常赞同。

韩魏公的《别录》记载：“内官王昭明完全不像内官。往年执政的贾昌朝、陈执中厌恶欧阳文忠公，想借公的外甥女张氏嫁给公的族人张晟，因行为不端而入狱的事，趁此机会一并陷害欧阳公，深究治罪。命令苏安世审讯此案，未能成功。苏安世说不如伪造证据定罪，并请求不记录审讯过程。王昭明当时担任监勘官，严肃地说：‘皇上命令我监勘，正是想要尽到公道罢了。伪造证据是什么话呢？’最终辩明诬陷，欧阳公还是被降职担任滁州知州。”唉！现在的士大夫见识比不上宦官的太多了。

京城有人散布关于荆王的流言，内侍省抓获三司的小吏审讯，牵连到数百人。皇上听说后，大怒，命令蔡齐彻底查办，追查流言的来源却毫无头绪，而皇上督责更加紧急，有关部门不知如何是好。京城因此惊恐动荡。欧阳公认为荒谬的言论起于小人，不值得彻底查办，况且这样无法安慰荆王危疑不安的心，上奏疏论述此事，一夜之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恍然大悟，于是批准了他的奏疏，只鞭打了数人罢了。朝廷内外的民心才安定下来。

赵康靖公赵槩，是品德高尚的长者，口中不曾说别人的短处。他与欧阳文忠公一同担任知制诰，后来也一同执掌朝政。等到欧阳文忠公遭受诽谤时，赵康靖公秘密上疏辩白，甚至想要拿出自己平生获得的诰命来担保，而欧阳文忠公并不知道。

太常博士陈诂担任祥符县知县，县吏厌恶他明察秋毫，想借事陷害他。而陈诂公正廉洁，无法得逞，于是想制造奇案惊动京城。从录事以下，全县官吏都逃跑了。京城果然喧传陈诂政令苛暴。这时章献明肃太后还在听政，恼怒陈诂想加罪于他。陈尧佐担任枢密副使，极力争辩，认为治陈诂的罪则是奸人得逞，而挫伤能干官吏的积极性。陈诂因此获免。

元昊侵犯鄜延，杀死两万人。延州主帅范雍、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宦官黄德和领兵先逃跑。刘平、石元孙战死，而范雍、卢守勤将罪责推给通判、都监，将他们流放到岭南。黄德和诬奏刘平投降敌人，皇上下诏派兵围守刘平的家。富韩公富弼说：“刘平从环庆领兵来援，因为奸臣不救援所以失败，最终骂贼不食而死。应该保护他的家。卢守勤、黄德和都是宦官，倚仗权势诬陷他人，希望以此自免，应该彻底查办此案。”枢密院上奏说：“正在用兵，案件不能立刻结案。”富公说：“大臣附和下属欺骗皇上，案件不能不彻底查办。”当时卢守勤的养子担任御药，也被奏请罢免。黄德和最终被腰斩。

谏官陈瓘因为言论涉及东宫与政事被贬谪，曾肇恰好担任接待北使的馆伴，事情办完回家，就向两宫上奏书说：“陈瓘昨天所论述的，臣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从诏书来看，陈瓘的话虽然狂妄，他的心意却是忠诚的。为什么呢？陈瓘以疏远小臣的身份，妄议宫闱之事，披肝沥胆，无所顾忌，这是臣所说的狂妄。皇太后有拥立明圣君主的盖世大功，有提前归政的过人盛德，万一有丝毫可以指责议论的地方，那么对太后的清誉就不无损害。陈瓘怀着忧君之诚，陈述预防的告诫，想要开悟圣心，保全盛美，忘身为国，这是臣子难以做到的，这是臣所说的忠诚。以臣愚昧的计策，皇帝因为陈瓘所说的话狂妄率性而驱逐他，皇太后以天地般的度量，隐忍包容，特别下手诏挽留他，那么天下人一定会说：‘皇帝恭敬侍奉母仪，不容小臣妄议，他的孝道如此；皇太后功德巍巍，却能包容光大，虽有狂言也不治罪，她的仁德如此。’两方面的道义都得到，难道不美好吗！’起初，陈瓘获罪，左右没有人敢说话，曾公独自直言，请求恢复陈瓘的旧职，他冒犯天颜、触犯忌讳，大抵都是这类情况。

王和甫曾经说：“苏子瞻在黄州时，皇上多次想任用他。王禹玉总是说：‘苏轼曾经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的诗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反而想要寻求蛰龙吗？’章子厚说：‘龙，不仅仅指人君，人臣也可以说龙。’皇上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了，比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难道都是人君吗？’等到退朝后，章子厚对他说：‘相公是想颠覆人家吗？’王禹玉说：‘是舒亶说的。’章子厚说：‘舒亶的唾沫也可以吃。’”

前宰相蔡确因为诗语讥讽朝廷获罪，帘后的台谏官员奏章接连上交，一定要朝廷诛杀他。宰执侍从都认为理所当然，范忠宣公独自认为不可以，于是在帘前陈述：“当今圣朝应该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诛杀流放大臣。今天的举动应该为将来树立法式，这件事很不可以开启先例。”

译端正啊。”王防说：“大概就像父亲有忤逆的儿子，即使是天地鬼神也不能宽恕。至于父母亲自将儿子置于必死之地，那就恐怕会伤害亲情。我这点浅陋的意见，实际上就在于此。”

译袁抗大监曾说，他曾在营道做官时，听官吏百姓说，寇莱公起初被贬为道州司马，当时没有官署，百姓听说后，争着搬运瓦片木材，不用督促，官署就建成了，颇为宏大壮观。地方长官将此上报朝廷，于是寇莱公再次被贬往海康。刚要启程，官吏百姓拦在路上，马匹跳跃不前。寇莱公用马鞭敲击马背说：“我还敢停留吗？你们为何不走？”马这才向前走去。寇莱公哭着说：“告诉丁谓，我辜负了他什么事，竟把我逼到如此绝境？”后来丁谓从朱崖调任道州，袁抗曾接待他，谈论起此事，于是把所听到的告诉丁谓。丁谓说：“寇莱公向来粗疏，先朝因节日赐宴在寇相府第，寇莱公喜欢用大杯劝人喝酒。当时曹利用任枢密副使，不领他的情。寇莱公说：‘我劝太傅喝酒，为何不喝？’曹利用终究不沾唇。寇莱公生气地说：‘你不过是一介武夫，竟敢这样吗？’曹利用厉声说：‘我在枢密府任职，相公却称我为一介武夫，明天我将在皇上面前辩明此事。’从此两位公卿不和。后来揭发寇莱公事情的，正是曹利用。这跟丁谓什么事呢？然而朝廷内外都知道寇莱公的灾祸，丁谓有力。两位公卿在政府任职时，正值太平盛世，至于赞襄王法，也没有善恶的大分别。直到今天，天下人无论认识不认识、知道不知道，听到寇莱公的名字，就赞许他忠诚；说到丁晋公的作为，就目为奸邪谄媚。这难道不是丁谓以才能超过实际，寇莱公以诚意超过才能吗？”【《倦游录》】

狱讼

钱宣靖公钱若水任同州推官时，知州性情偏狭急躁，多次凭主观臆断决断事情而不恰当，钱若水坚决争辩但不能取胜，知州就说：“应当陪奉赎铜罢了。”不久果然被朝廷及上司驳斥，州官都按赎铜论处，知州惭愧谢罪。不久又如此，前后像这样多次。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去向，女奴父母在州衙诉讼，知州命录事参军审理。录事曾向富民借贷未得，于是弹劾富民父子数人共同杀害女奴，将尸体抛入水中，于是尸体丢失，有的作为主谋，有的从而加罪，都应处死。富人受不了拷打，自己诬服，定案上报州衙。官员审覆没有异议，都认为查得实情，只有钱若水怀疑，扣留案件数日不决。录事到钱若水面前，指着事情辱骂说：“你收受富民钱财，想让他免死罪吗？”钱若水笑着谢罪说：“现在数人当死，怎能不稍作停留，仔细观看案卷呢？”扣留将近十天，知州多次催促不能得到结果，上下都奇怪。钱若水一天到知州处，屏退旁人说道：“我扣留案件的原因，是秘密派人访求女奴，现在找到了。”知州惊讶地说：“在哪里？”钱若水于是秘密派人送女奴到知州处，知州垂下帘子引女奴父母问说：“你现在见到你女儿，认识吗？”回答说：“哪有不认识的呢。”于是从帘中推出展示给他们，父母哭着说：“是她。”于是引富民父子全部释放。那人号哭不肯离去，说：“没有使君的恩赐，我就灭族了。”知州说：“这是推官的恩赐，不是我。”那人快步到钱若水面前，钱若水关门拒绝他说：“知州自己求得结果，我有什么参与呢？”那人进不去，绕着墙哭，倾尽家资供养僧人，为钱若水祈福。知州因为钱若水洗雪冤屈死者数人，想为他论奏功劳，钱若水坚决推辞说：“我只求狱事公正，人不冤死罢了，论功不是本心。况且朝廷如果以此作为我的功劳，应当把录事置于何地呢？”知州叹服说：“这样尤其不可及了。”录事到钱若水面前叩头惭愧谢罪，钱若水说：“狱情难以知晓，偶有过误，谢什么？”于是远近一致称赞他。不久，太宗听说此事，骤然加官进爵，从幕职半年升为知制诰，二年任枢密副使。

向文简公向敏中在京师时，有僧人傍晚到村民家，请求寄宿，主人不允许，僧人请求睡在门外车箱中，主人答应了。夜中有盗贼进入他家，从墙上扶一妇人并带着衣物出来，僧人恰好没睡，看见了，自想不被主人接纳，且强求住宿，现在主人丢失了妻子及财物，明天必定抓我去县衙，于是连夜逃跑，不敢走原路，跑进荒草中，忽然掉进枯井，原来妇人已被人杀害，先在里面了。第二天主人搜寻丢失的财物及儿媳尸体，在井中得到，抓僧人到县衙，拷打僧人，僧人自己诬陷说与儿媳通奸诱骗一起逃跑，恐怕被人抓住，于是杀了她投进井中，傍晚黑夜不觉失足也掉进其中，赃物在井旁，丢失不知何人所取。案件定论，上报府衙，府衙都不怀疑，只有向敏中因为赃物未获而怀疑，提审僧人诘问多次，僧人服罪，只说某前世应当欠此人，死无可言。向敏中坚持追问，僧人才如实回答。向敏中于是秘密派吏访查盗贼，吏在村店吃饭，店婆听说他来自府衙，不知道他是吏，问他说：“僧人某的案件如何？”吏欺骗她说：“昨天已在市上笞死了。”店婆叹息说：“现在如果抓到盗贼，如何？”吏说：“府衙已误判此案，虽抓到盗贼也不敢问。”店婆说：“那么说了也无妨。”妇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杀。吏说：“那人在哪里？”店婆指示其住所，吏到住所中抓捕获得，审问全部服罪，并得到赃物。一府都认为是神。

范文正公范仲淹以进士出身，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每天抱着案卷，与太守争辩是非。太守盛怒面对他，范公不屈服。回家必定把往复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离去，至贫只有一匹马。

译卖掉马匹，步行回家【汪藻撰写的《祠堂记》】

译范忠宣公范纯仁任齐州知州时，录事参军宋儋年中毒突然死亡，范公将罪犯依法处置。起初，宋儋年因为防备宾客而罢宴，当晚门下人急忙以生病为由告假，范公派遣家人子弟去查看他的防备事务。宋儋年刚入殓时，口鼻流出鲜血，浸染污秽了丝帛，范公怀疑他死得不正常，果然查出是宠妾与小吏通奸，交给有关部门查办，罪犯全部招供。原来是因为防备宾客，在鳖羹中下毒，范公说：“鳖羹在第几巡上菜？哪有中毒还能坐完宴席的呢？”命令再次审问，宋儋年果然不喜欢吃鳖羹，是被在座的客人并吞了，于是客人散去后醉酒回家，在酒杯中下毒而杀了他。罪犯是企图日后利用狱中变故来逃避死刑。人们认为范公揭发隐藏奸恶如同神明，如果不是遇到范公，那么宋儋年的冤屈就无法在地下伸张了。

嵇内翰嵇颖的父亲嵇适曾经担任荆南石首主簿，百姓中有父子因犯重罪被判死刑，府衙特意命令嵇适查办。为了免除儿子的死罪，父亲独自承担罪责，对别人说：“主簿是仁爱的人，而且会让你的儿子活下来。”第二年，嵇颖在天圣年间考中进士。

按照旧例，州郡的狱案如果有疑点或情理上值得怜悯的，虽然允许上报请示，但大理寺大多举出理由驳斥，那么官吏就应当受到不应上报的罪责，所以都改变案情以符合法律，不上报请示。燕肃担任刑部判官时，上奏说天圣三年天下判决死刑二千四百三十六人，难道没有法律上有疑点、情理上值得怜悯的案件而州郡没有上报审理的吗？大概是害怕获罪罢了。请求从今以后，上报而不应上报的，不加以治罪。从此每年上报审理的案件不少于千人，都是情理上值得怜悯、法律上有疑点的，没有不被宽免的。从天圣四年到现在，大概五十年，宽免的不计其数，约有数万人。古人所说的仁人的言论，燕肃具备了。

胡文恭公胡宿任宣州通判时，有被诬告杀人的人，狱案已成，议定法律，将判处死刑。胡宿怀疑此案，叫来囚犯审讯，囚犯害怕鞭打，不敢说话。胡宿正衣冠坐在堂上，思考这件事，不久打盹，梦见有人来告诉说：“是姓吴的。”胡宿立刻提审囚犯，屏退左右，再次审讯。囚犯说：“早晨将要去田里，县吏抓我去官府，不知道原因。”胡宿取出狱案供词，彻底查办，原来是受殴打的妇女与姓吴的通奸，奸夫杀了丈夫，与妇女谋划抓平民来告发。胡宿的真诚感通事物，大概就是这样。

泾州士兵因为折支（军饷折算）不发给而说出恶言，想要作乱。后来斩了两人，刺字四人，作乱的意图才平息。委派胡文恭公胡宿设置狱案审理，三司官吏不及时计算。三司使庇护官吏不肯派遣。胡宿说：“泾州士兵悖逆傲慢，确实是他们的罪过，但是折支军饷关系到军心。积压八十五天而不发放，那么三司难道没有罪吗？陛下因为包拯是近臣，不让他对质，可以说是枉法施恩，而包拯还不自我反省。”胡宿抗拒制命，臣担心主上的威严不能施行，而纲纪更加废弛。包拯害怕，立刻派遣官吏到狱中【行状】

赵清献公赵抃任武安军推官时，有伪造官印的人，官吏都认为应当处死，赵抃独自说：“伪造在赦令之前，而使用在赦令之后，赦令之前不使用，赦令之后不伪造，法律都不处死。”于是以疑案上报审理，最终免死，全府的人都信服。

蔡文忠公蔡齐任潍州通判时，百姓有告发某家刻制伪税印谋取非法利益的，已经过了十年，踪迹牵连到数百人。蔡齐感叹说：“尽取利益于民，百姓无处逃避，这是为政的过错。”于是减缓狱案，得以减死十余人，其余都释放而不追究。人们都说：“您的恩德对我，使我自新成为善人。”从此风化大行。

陈公陈洎起初任开封府功曹参军时，程琳任开封尹，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族人尊贵骄横。自从杖打老卒致死，没人敢说话。陈洎应当验尸，就到府衙禀报程琳。程琳望见陈洎来，迎上去说：“验尸的事完了吗？”陈洎说：“没有。”程琳立刻起身躲在屏风间说：“不能相见。”陈洎答应着出来，到尸体所在的地方。太后已经派遣中官到了，说：“快点看完上奏来。”陈洎起身再次拜谢说：“领受圣旨。”没看完，使者十批催促，官吏等都害怕，对陈洎说应当以病死上报。陈洎愤怒地说：“为什么不按实情上报？”官吏等惊骇地说：“您本来就不自爱，我们不敢。”陈洎又愤怒地说：“这卒子是冤死，等待我来伸冤，你们依违两可害怕祸患，法律不赦免你们，就自己如实禀报去见程琳。”程琳又迎上去问：“怎么样？”陈洎说：“杖死。”程琳大喜，拍着他的背说：“如此阴德，官人必定享有前程。”立刻索马入宫上奏。不久太后族人有特旨原谅，陈洎也没有获罪。陈洎从此名声显赫，历任台省官职，最终做到三司副使。人们认为积善的报应没有穷尽【济北先生集】

魏公别录说：“内官王昭明，绝不像内官。往年执政贾昌朝、陈执中厌恶欧阳公，想借张氏的事深治他，命令苏安世审理狱案。没有成功，苏安世说不如锻炼成罪，仍然请求不录问。昭明当时是监勘官，正色说：‘皇上命令我监勘，正是想要尽公道罢了，锻炼是什么话？’欧阳公于是清白脱罪【重】

职方张其任江阴军时，官吏盗钱三百贯，二十年过去了。张其揭发他的奸恶，逮捕拘系几十人。转运使赵郭对他说：“这应当受赏典，希望流放官吏，我向上报告。”张其惨然说：“杀人以求赏，可以吗？”全部召来官吏，告诉他们赔偿钱就宽免释放，不然，你们就死了。官吏的亲属听说的，争着出钱，十天就凑足了。于是只有两个死者为首，其余

译全部宽恕而不加追究。郭愧感叹说：“您是位宽厚的人，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他原来是薛简肃公薛奎的女婿。

译鄂州崇阳县向来号称难以治理，欧阳晔去治理它。他一到任就判决了积压的百余件案件。桂阳有个百姓因争船而互相殴打，导致一人死亡，案件久久不能决断。欧阳晔亲自来到监狱，把囚犯带到庭院中，去掉他们的刑具并给他们饮食。吃完后，全部慰劳并送还监狱，只留下一人在庭院中。留下的人神色慌张，四处张望，欧阳晔说：“杀人的人就是你。”囚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欧阳晔说：“我观察吃饭的人都用右手拿匕，唯独你用左手。现在死者的伤口在右肋，这明显是你杀的。”囚犯立刻流泪哭泣说：“是我杀的，不敢连累他人。”欧阳晔处理案件明察善断，有古代良吏断案的技巧，大多像这样。他所任职的地方，人们都爱戴思念他。

曾公亮任宰相时，每当收到各地的奏报案件，必定亲自审阅。密州银沙发现民田中有强盗，大理寺按律判处死刑。曾公亮独自说：“这是禁物，罪不应判死刑。”交给有关部门商议，最终比照抢劫禁物的法律，强盗得以不死。在此之前，金银被发掘大多以强盗罪判处死刑，从此没有死刑了。

东坡的外祖父程公逸，名仁霸，眉山人，代理录事参军、眉山尉。有人偷挖芦服根，所持的刀误中主人，眉山尉为了邀功以抢劫罪上报，狱吏受贿严刑逼供定案。太守将要审问囚犯，囚犯坐在廊下，哭泣流泪，衣服都湿透了。程公恰好经过，知道他有冤屈，对强盗说：“你有冤屈，何不自己说？我为你伸冤。”强盗果然喊冤，移送案件，最终杀了强盗。程公因诱供囚犯获罪，罢官回家，不到一个月，眉山尉和狱吏都暴死。三十多年后，程公白天看见强盗在庭下拜谢说：“眉山尉和狱吏不服，等待您来决断。”此前此地府想要召您暂代应对，我叩头争辩说：“不能因为我而让您死。”您因此活到现在，您的寿命尽于今日，我为您承担暂代应对，您就能生入天堂，子孙长寿富贵，朱紫满门。程公把话告诉家人，沐浴就寝而死。苏轼小时候听到这话，后来外祖父活到九十岁，舅舅开始显贵，活到八十五岁，曾孙都做官有名声。同时担任监司的三人，孙辈官学更加兴盛，而眉山尉和狱吏的子孙衰微了。

王质任苏州通判，州守黄宗旦自负才华，颇为轻视王质。议事时说：“年轻人，竟敢与老人争事。”王质说：“受命辅佐您，事情有应当争辩的，是职责。”黄宗旦虽然屡次受挫，但政事常无失误，渐渐感激王质帮助自己，对他更加礼遇。黄宗旦抓获铸钱的强盗百余人，托付给王质。王质说：“事发无迹，从何得知？”黄宗旦说：“我用计谋钩引出他们。”王质严肃地说：“仁者的政令，用计谋钩引人，置于死地又高兴吗？”黄宗旦惭愧信服，全部缓释他们的案件。开始大加称赞王质说：“是君子啊。”

李应言年少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任侍御史。当时郓州百姓有传播妖法的，其党羽共百余人，捕者想邀功赏，极力诬陷他们有不轨之心，命令李应言前往查办此事，只诛杀首谋数人，其余全部保全性命。

程琳知开封府，防范宫中大火蔓延到两宫，宦官治狱，抓到缝人火斗，已诬服而下狱。府中命令程琳具案，程琳公开辩明其无罪。禁中不得入，于是命令工匠画图火灾经过，而后宫人多而居住狭窄，灶台靠近板壁，年久干燥而燃烧。程琳说：“这岂是一天的火？”于是建议：“这大概是天灾，不应以罪人论处。”皇上因此缓释其案件，最终没有死者。程琳在府中决事神速，一年中监狱常空四五次。

皇上初即位，韩绛即建议恢复肉刑。至此，又诏令执政商议。吕公著认为：“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多，肉刑不可恢复，将有踊贵屦贱的讥讽。”吴充建议恢复圜土，众人认为难以实行。王珪想取开封死罪囚犯试以劓刖，程琳说：“刖而不死，则肉刑遂行矣。”议论最终得以停止。

崇宁年间更改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有人捕获几个大罐，诬陷是枢密章楶之子章綖所铸。起初派遣监察御史张茂直到平江审讯，案上报章綖不伏。再派遣侍御史沈畸，既到，系者已数百人，全部释放，阅实以闻。当时宰相大怒，另选严酷审讯，章綖最终定罪刺配，籍没其家。沈畸获罪归乡，也死了。张茂直再迁也不显达。如今三十年间，沈氏有子登科，张氏不复振了。二子皆东吴贤者，不幸而当此，大抵张茂直的失在于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为世之戒矣。

姚仲孙任许州司理参军，当时王嗣宗知州事。百姓有被盗杀者，其妻诉里胥曾向其夫索贿，不给而厌恶他，这必是强盗。于是捕系狱，将以死罪论处，而姚仲孙怀疑。王嗣宗怒曰：“若非盗耶？”然亦不敢遽决。后数日，果得其盗者。王嗣宗喜曰：“审狱当如是也。”改资州转运使，檄往富顺监按疑狱，全活者数十人。

梅和胜执礼曾序送吴仲仪提防江西路刑狱，云：刘侍郎自负有道术功行，一旦上章解组，径入武夷山，楼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

译对于杀人一事，（你）犯下如此大罪，为何还敢在帝君面前生出妄念？”防叩头陈述自己平生谨慎，虽然连动物都不敢杀，何况是人。神说：“从前你担任某路提点刑狱时，某县有人被判死罪，州府也这样判决，你没有仔细查察。那人的罪实际上相当（于无罪）。”于是防怅然若失，悔恨莫及。又听说陈睦曾经担任两浙路提点刑狱，杭州百姓有个小妾叫夏沉香，在井边洗衣服，她的嫡长子掉进井里，妻子向州府告状，一定认为是夏沉香推人落井。三次更换狱吏审讯都不相符，陈睦发怒，弹劾狱吏，另外委派官员代理审理。许狱具因为有才能被推荐，于是驱逐了三位狱吏并杀了夏沉香。东坡诗中所说“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大概是有感而发。后来陈睦回到京师，很久没有获得官职，听说庙师邢颇跟随仙人游历，于是秘密询问未来之事，邢始终拒绝回答。不久陈睦对亲近的人说：“像夏沉香那样（冤死）怎么办？”陈睦因此惊惧得汗流浃背、废寝忘食好几天。

译孙莘老任福州知州时，有百姓因欠市易务的钱款而被关进监狱的非常多。恰逢有富人拿出五百万钱修缮佛殿，并向孙莘老请示。孙莘老缓缓说道：“你们这些人施舍钱财是为了什么呢？”众人回答说：“希望能得到福报罢了。”孙莘老说：“佛殿并没有严重损坏，也没有露天坐卧的人，哪里比得上把这些钱给官府，用来替狱中的囚犯偿还官债？于是让数百人解除枷锁的痛苦，这样得到的福报难道不是更多吗？”富人不得已答应了他，当天就把钱交给官府，监狱于是空了。

张文定公张齐贤，在真宗朝时，亲戚中有因分家产不均而互相诉讼的人，又因此进宫向皇帝亲自申诉，经过十多次判决都不能使人心服。宰相张齐贤说：“这不是台府所能判决的，臣请求亲自处理这件事。”皇帝准许了。张齐贤坐在相府中，召来诉讼的人说：“你们不是因为对方分得的财产少吗？”众人都说“是的”。于是命令各自写下供状确认事实，然后召来两名官吏催促他们回家，让甲进入乙的住宅，乙进入甲的住宅，货物钱财都按原样不动，只是交换分家的文书，诉讼的人于是停止了争讼。第二天上奏报告，皇帝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除了你没有人能定夺这件事。”

韩魏公镇守大名府时，魏地的诉讼案件非常多，而事情无论大小，他都亲自审理。即使生病不出门，也允许通报请示，在卧室内听取禀报并做出判决。有人因为韩公操劳事务过多，劝勉他大致总括考核，将具体事务委托给佐官属吏，从而稍微让自己安逸一些。韩公说：“双方的言辞在官府中，这是人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关系到给予或剥夺，到了这一步靠一句话就决定了，我怎么敢大意呢？我担心有所不尽，而未曾轻易大意。况且这可以委托给别人吗？”

韩忠宪公韩亿任洋州知州时，有大校李申，凭借财富在乡里豪横，诬陷他哥哥的儿子是外姓人，贿赂乡里长得像那个孩子的老妇人，让她认作自己的儿子，又灌醉他的嫂子把她嫁出去，全部夺走了她陪嫁的积蓄。嫂子和侄子向州府申诉，直到转运使那里，李申贿赂狱吏，嫂子和侄子遭受拷打，反而被迫诬陷自己认罪，受杖后离去。积怨十多年，等到韩公到来，又出来申诉。韩公察觉他们的冤屈，于是取出前后的案卷查看，发现都没有引用乳医作为证人。一天，把李申的党羽全部召来，站在庭下，拿出乳医给他们看，众人都伏罪。母子重新团聚如初。

张忠定公张咏在杭州时，有个富人生病快要死了，儿子才三岁，于是命令女婿掌管他的财产，并给女婿留下遗书说：“将来想要分财产，就把十分之三给儿子，把十分之七给女婿。”儿子长大后，果然因为财产提起诉讼，女婿拿着遗书到府衙，请求按照原来的约定办理。张咏看了遗书，用酒洒在地上说：“你的岳父是个聪明人。当时因为儿子年幼，所以把财产托付给你，不然儿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三给女婿，把十分之七给儿子，两人都哭着感谢后离去。佩服张咏明断。

李侍郎李若谷任并州知州时，有百姓诉讼叔叔不承认他是侄子，想要吞并他的财产，历任官员都不能公正处理。李若谷命令百姓回家，殴打他的叔叔，百姓推辞说不敢，李若谷坚决强迫他。百姓按照李若谷的话去做，叔叔果然控告他的侄子，于是判定了他的罪行，分了他的财产。

马忠肃公马亮任洪州知州时，有父子一同诉讼丢失了他们的儿媳。马亮暗中暗示胥吏去询问儿媳居住的地方，得知前后都有渡河的地方，秘密选派干练的官吏在水中撒网，第二天就打捞起沉尸，当天就辨明了谋杀之罪。

财赋

陈恕任三司使时，真宗命令他统计内外钱粮的大数上报，陈恕答应却没有上报，过了很久皇帝多次催促他，陈恕始终不上报，皇帝命令执政大臣责问他，陈恕说：“天子年轻，如果知道府库充盈，恐怕产生奢侈之心，所以不敢上报。”皇帝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好。

陈晋公陈恕任三司使时，将要制定茶法，召来数十名茶商，让他们各自条陈利害关系。陈恕阅览后，分为三等。对副使宋太初说：“我看上等的说法，取利太深，这可以在商贾中实行，而不可在朝廷中实行。下等的说法固然杂乱无章没有可取之处，只有中等的说法，公私都能兼顾，我加以裁减，可以长久实行。”于是开始制定三说法。实行几年后，货物钱财流通，公家费用充足而百姓富裕。世人谈论三司使的才能，以陈公为首。后来李侍郎李谘任三司使，改变了他的方法，而茶利逐渐丧失。后来虽然多次变化，但已经不是陈晋公的旧法了。

《龙川志》说：河朔土地盐碱，百姓刮取盐碱煎盐，不用购买就足够使用。周世宗曾经专卖海盐，共得到三十万缗钱，百姓多犯法，非常痛苦。太祖征讨河东回来，父老进呈状子，请求随着两税缴纳三十万缗钱，而废除专卖法。太祖答应了，现在两税之外的食盐钱就是这样来的。当时百姓在澶州河桥设立感圣恩道场，父老至今还能讲述这件事。等到仁宗朝，王君贶任三司使，又商议专卖法没有决定。王君贶离职，张安道继任，把事情的始末上奏，并且说：“河朔每年有河堤、国信的劳役，比其他道更苦，恐怕不应该再专卖盐来困迫他们。”仁宗惊讶地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又去困迫河朔的百姓呢？你替我写几句话告诉我，我将亲自批示发出，让河朔人知道这个意思。”于是批示在奏牍后面说：“朕担心河朔军民再吃贵盐，所请求的应该不实行。”当时贾魏公贾昌朝留守北都，圣旨到达，立刻刻石在北都府园骑山楼的瘿木亭上。等到贾公再次镇守魏州，而提点刑狱薛向秘密上奏请求实行专卖法，借其他事情进入朝廷商议，朝廷准许了。贾公知道他的计谋，等他回来，摆设酒席邀请他，吃饭时引他到骑山瘿木亭，相对喝了五巡酒，没有其他话语。

译先前顾见看到石刻，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就不再商议拷问贾公的事。魏国人因此深深感激贾公。

译自从朝廷追究元昊的罪责，战争兴起，费用日益广泛。以前担任三司使的人，都加重赋税、横征暴敛，严重的甚至借用内藏库的钱财，强迫富人出钱，下至瓜果蔬菜都加征赋税，而费用却更加不足。王公尧臣刚接受任命，就说：“现在国家和百姓都疲敝了，关键在于陛下任用臣下如何？”于是天子完全听从王公的做法，王公于是推究财政收支盈缩的根本，说：“这是根本，那是末节。”计算事情的缓急先后，去除那些有根有据的弊端，斥退那些妄图谋取小利而损害大体的人，然后统一制定条目，使它们符合法度。罢免了十五名不可用的副使和判官，改荐任用有才能且贤良的人。一年之后，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费用充足。第二年，用剩余的钱偿还了内藏库借出的数百万钱。又过了一年，剩余并积累在官府的钱有数十万，各地的流民恢复了生计。

张士逊出任江西转运使，在政事堂向王文正公辞行，并且请求教诲。王文正公从容地说：“朝廷搜刮财利已经到了极点。”张士逊起身谢恩。后来他多次担任这个职务，想起王文正公的话，不曾谋求丝毫的小利。有见识的人说：“这位转运使最懂得顾全大体。”

程文简公程琳担任三司使时，议论的人担心百姓的税目繁多，官吏得以作弊，想要废除这些名目而合并为一项。程公认为：“合并而取消名目，只是一时的便利，以后如果有兴办利事的臣子，必定会再次增加，这是加重百姓的困苦。”议论的人不能改变他的意见。

孙伯纯担任海州知州时，朝廷调拨军器，有弩桩、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这些东西，百姓非常困苦。请求用鳔胶折抵，孙伯纯对他说：“弩桩、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出产的，大概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年年被摊派，没有尽头的时候。”

龚深之说：司马文正公担任宰相，任命李公择为户部尚书。门人问说：“李公择是文人，恐怕不擅长行政事务。”司马公说：“天下人都认为朝廷很久以来急于求利，举荐这个人担任户部尚书，让天下人知道朝廷的意图，并且平息贪官污吏聚敛剥削的心思。”

仁宗时，国家费用匮乏，谈论利事的人争相献计富国。傅献简公傅尧俞上奏说：“现在度支每年的费用不足，确实不可忽视。想要挽救这种弊端，陛下应当亲自节俭克制，为天下人做表率，不耽误农时，不损害商人，像这样就可以了。不然，只是想要纷纷变更，做了也没有益处，聚敛的人得势，那么天下就危险了。”

薛简肃公薛奎在天禧初年担任江淮发运使，向王文正公王旦辞行，王旦没有别的话，只说：“东南的民力已经枯竭了。”薛奎退下后对人说：“真是宰相说的话啊。”

庆历年间，议论放宽茶盐禁令以及减少商税，范文正公认为不可。茶盐商税的收入，只是分减商人的利润罢了，实行于商人，还没有很大的害处。现在国家费用没有减少，每年的收入不可缺少，既然不从山泽和商人那里取，就必须从农民那里取。与其损害农民，哪里比得上从商人那里取？现在的计策，不如先节省国家费用。国家费用有余，应当先宽减赋役，然后才轮到商人。放宽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这个议论于是停止。

密学陈公襄在治平初年被召还京，将要出发，委托官员清点公家仓库，得到杂项无名钱数百万，于是召集历年有官债未偿还、情况可怜而力量不足的人，全部用来抵偿。大概陈公淡泊宴乐，所以有剩余足以周济他人。

张公商英担任宰相之后，大抵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论，都以百姓为根本。至于节省六路上供的钱钞，而百姓没有横征暴敛；改当十钱为当三钱，而各种货物因此平稳；罢免内藏东库出卖剩余盐钞，归还给官府，而商人的货物流通；罢免修建内、五福、太一宫，而土木工程停止。凡是用来利国安民的措施，不可一一列举【家传】

富公担任宰相，遵守成法，实行旧例，并且附以公议，心中没有私意，所以百官各司其职，天下太平无事。因为各地的民力困顿疲敝，赋役不均，派遣使者分道视察，裁减赋役，称为宽减防制民力。又放宽茶禁，以通商贾，省减刑狱，天下人感到便利【神道碑】

王质升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正当在西方用兵，急于财用的时候，唯独不进献羡余，他的赋税征收接近宽平，治理遵循常法，所以其他路不能承受这种弊端，而荆湖的百姓依然如故【神道碑】

彭思永担任荆湖北路转运使，到达任所，上奏罢黜残暴和疲软的守令各一人，而八个州的官吏知道劝勉。当时大农司用利益引诱各路，让他们进献羡余。彭公说：“剥削百姓来求取赏赐，我不忍心做。”于是没有进献【行状】

吕公着担任河阳知州时，役法已经确定，大多虚报数目来取羡余。大概他所统辖的五县每年从百姓那里收取的，有招募监仓库人等钱三千九百二十七缗，而官府不曾招募人，实际上是用军吏代替役使。又有追偿旧欠秋重役钱五千五百缗，然而到这里所偿还的已经尽数，而从百姓那里收取的却成为定数，年年缴纳没有尽头。当时吕公汇总这些数目报告朝廷，请求全部免除，以宽减下户缴纳的钱。诏令交给司农寺，最终没有实行。

范太史祖禹议论聚敛说：“利益，是万物生长的源泉，也是天地养育人的东西。独占它必定壅塞，壅塞则受害的多。所以凡是有利必有弊，利于自己必定害于他人。君子不占尽利益而留给百姓，这是为了均衡天地的恩赐。”《礼记》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译因此，那些兴办利政的臣子，很少有不被灾祸败亡的。自从桑弘羊以来，没有得以善终的。唐代谈论利政，始于宇文融。宇文融被流放而死，韦坚、杨慎矜、王鉷相继兴起，情况更加严重，到了杨国忠时达到极点，他们都身首异处，宗族被杀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垄断利源而受害的人众多。天下的怨恨都归向他们，所以他们的恶报必然到来，灾祸必然酷烈，唐室几乎灭亡。后来凭借刘晏的才能，尚且不能免祸，何况那些不循正道的人呢？如果像公刘那样厚待百姓，管仲那样富国，李悝那样平抑粮价，耿寿昌那样建立常平仓，不施行搜刮刻剥，上下都能得到救济，那么自身就能享受荣耀，后代也能承蒙福庆。吉凶祸福的应验就是这样，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新法，所派遣的使者都是新近提拔的年轻人，遇事便兴风作浪，天下动荡不安，州县从此难以治理了。邵康节闲居乡野，门生故旧中在各地做官的人，都想辞官回家，写信询问邵康节，他回答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新法虽然严厉，能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赐。辞官离去，有什么益处呢？”

宣和年间，近臣推荐向子韶，认为他才能足以出使，任命他为京东转运副使。户部尚书聂昌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暗示各路进献额外盈余。宻州知州郭奉世与聂昌有旧交，进献一万缗钱，聂昌向朝廷推荐他，请求赏赐他，以鼓励天下人。向子韶弹劾郭奉世说：“一路的财用有余不足可以互相补充，假设宻州有多余的财物，应当详细列出数目上报给部使者，统筹规划，资助军队官吏的费用，怎么能不加以防备？不顾及大局，让其他州进献通用的钱财，谋求不正当的宠幸，不惩罚郭奉世，无法惩治奸邪，而主管财政的近臣首先开了聚敛财物的头，渐渐不可滋长。”士大夫的舆论认为他做得对。

宋孝宗对周益公说：“只是因为供养军队，不免都要从百姓那里取用。”周益公于是极力陈述百姓困苦的缘由。皇上问：“各项名目繁多，为什么会让百姓困苦？”周益公说：“且以平江府为例。绍兴以前，归正、添差等官员每年用度五万缗，后来却用了二十多万缗，这就是每年增加了三倍多。既然没有来源，就在支移折变中暗中增加钱数。比如一石苗米，价值三千，州府接收时便令折科增加三千为五千，增加五千为七千。这样就有田产的人家没有不受害的，怎么能不困苦？这只是一个方面，其他都类似这样。”皇上为此感到惆怅。

当官处理事务，常想着有恩惠惠及他人。比如征收赋税，既然不能免除，就应当在其中寻求让百姓省力的方法，不使其成为百姓沉重的祸害，这样益处就多了。

干德初年，国家用度不丰，苏晓担任淮南漕运使，提议全部垄断舒、庐、蕲、黄、寿五州的茶叶贸易，设置四十四处茶场，哪怕是一芽一叶，都尽收其利，每年增加一百多万缗。淮河、洛水一带的百姓苦不堪言，苏晓坐船翻覆溺死，淮河百姓家家户户互相庆贺。

宋神宗天性节俭，因为听到老宫女说祖宗时期妃嫔公主的月俸非常微薄，感叹自己做不到那样。唯独王安石说：“陛下果真能治理财政，即使把天下都用来供养自己也可以。”皇上开始有意主张青苗法、助役法了。王安石的术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吕诲任中丞时弹劾他说：“外表显示朴实粗野，内心怀藏狡诈。”

太祖即位之初，多次微服出行，以窥探民情，有时经过功臣的家门，让人难以揣测。赵普每次退朝，不敢脱去衣冠。一天大雪，临近夜晚，赵普以为皇上不会再出来了。过了很久，听到敲门声，赵普急忙出去，皇上站在风雪中。赵普惶恐地迎拜，皇上说：“已经约好晋王了。”不久太宗来到，一起在赵普的厅堂中铺上厚厚的垫子坐下，烧炭烤肉。赵普的妻子斟酒，皇上称她为嫂嫂。赵普从容地问：“夜深寒冷，陛下为什么出来？”皇上说：“我睡不着，一张床榻之外，都是别人的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陛下小看天下吗？南征北伐，现在正是时候，愿听您的谋划指向哪里。”皇上说：“我想攻下太原。”赵普沉默了很久，说：“这不是臣所知道的。”皇上问其原因，赵普说：“太原处于西北两个边境，如果一举攻下，那么两个边境的祸患，我们就独自承担了，为什么不暂且留着它，等待削平其他各国？”皇上笑着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只是试探你罢了。”于是定下了攻取江南的计议。

太祖派遣曹彬、潘美前往江南。曹彬推辞，说自己才力不及，请求另选能臣。潘美极力说江南可以攻取。皇上大声告诉曹彬说：“所谓大将，能够斩杀越职犯分的副将，就不难了。”潘美吓得流汗不敢仰视。将要出发时，夜里召曹彬进入禁中，皇上亲自斟酒，曹彬喝醉了。宫女用水泼他的脸，他醒来后，皇上抚着他的背送他走说：“小心攻取，小心攻取。他本来无罪，只是我们自己容不下他。大概想用恩德来招降他。”因此凭借曹彬的厚重，潘美的明锐，互相协助，令行禁止，未曾妄杀一人，而江南平定。

太祖得到天下后，召见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十个姓氏，战乱不止，百姓涂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为国家建立长久之计，应该怎么做？”赵普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主弱而臣子强罢了。现在治理它，没有别的奇巧办法，只是稍微夺取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安定。”话还没说完，皇上说：“你不必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皇上趁晚朝，与老朋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酣畅，皇上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的富贵，不过是多积蓄金银布帛，厚待自己娱乐，让子孙没有贫乏罢了。你们为什么不放下兵权，选择好的田宅购买，作为子孙永久的产业，多置办歌儿舞女，每天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不也很好吗？”大家都再次拜谢说：“陛下考虑到臣下这些，真是让死人复生、白骨长肉的大恩。”第二天都称病，请求解除兵权，皇上允许了。都让他们以散官身份回家，抚恤赏赐非常丰厚。各位功臣都以善终。如果不是中书令

译谋略深远，太祖英明果断，天下为何能治理太平？至今没有人敢怀有二心。

译曹王曹彬南下平定江南，文武官吏依靠王全保的保全，都得以安顿。有亲属被军士掠夺的，曹王立刻派人送还。于是大规模搜查军中，不许隐匿他人的妻女。粮仓府库全部委托转运使依照账册检查，曹王一概不过问。救济贫困断绝者，抚恤鳏夫寡妇，仁爱之心无所不至。吴地百姓非常高兴。等到返回时，船中没有其他物品，只有图书典籍和衣被而已。

曹彬攻打金陵，即将攻克时，忽然声称生病不再处理军务。各位将领都来探问病情，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只需要各位共同发出诚心，发誓在攻克城池之日，不滥杀一人，我的病就好了。”各位将领答应，一起焚香发誓。第二天病情稍有好转。等到攻克金陵，城中百姓安居乐业，如同往常一样。曹翰攻克江州，怨恨它久攻不下，屠杀殆尽。曹彬的子孙显贵兴盛，至今不绝。曹翰死后不到三十年，子孙中就有在海上乞讨的人了。

范文正公范仲淹担任江淮体量安抚使，所到之处救济贫困断绝者，又陈述八件事。其中第四件说：国家重兵全部集中在京城，而军粮依赖度支供给，那么所供养的士兵不能不精锐。禁军轮换回来五十岁以上不能披甲带剑的，降为京畿及陈许等地的低级禁军。一个士兵的费用一年不低于一百缗，一千万人就是百万缗。到了七十岁才放免退役，况且人在五十岁时，或许有家乡亲人，怀念故土之情，还喜欢旧居。等到七十岁后，家乡改变，亲人去世，瘦弱年老的人回去又能寄托何处？这是在未退役之前，大大耗费国家用度；退役之后，又伤害人情。咸平年间，防备乡兵人无归望，怨恨之声震动四方。祥符年间，选拔退役冗兵无归之人，大多陷入困境，这是近事的鉴戒。请求下达殿前军马司，禁军选拔不能披甲带剑者，与本乡州军另外设立就地领粮的指挥。到了那里有田园亲人的，允许他们归农，那么瘦弱年老的人也就不会陷入困境了。

韩魏公韩琦曾经从容议论到养兵的事，感慨地说：“琦有所思考而得到，未曾告诉别人，别人也未必相信。养兵虽然不符合古制，但积习已久，不能废除，而且自有好处，不是不深远。从前征发百姓戍守边疆，没有空过的年份，父子兄弟有生离死别的痛苦。议论者只说不如汉唐从民间调兵，却没看到杜甫《石壕吏》一篇，从民间调兵弊端竟然如此之大。此后世既然收容强悍无赖的人供养他们作为士兵，良民虽然赋税沉重，但终身保持骨肉相聚的快乐，这难道是小事吗？又因为他们练习战阵而豪勇可用，怎能与农民同日而语呢！”

《程氏遗书》说：“徐禧，是个奴才。善于用兵的人，有两万人，未必会死。他虽然有十万人，也未必能战胜两万人。古代以少击多而取胜的很多，大概兵多也不值得依赖。从前袁绍以十万军队阻挡官渡，而曹操只用一万士兵夺取。王莽百万大军，而光武帝在昆阳的军队只有八千，还有在城中的，那么只是几千人夺取。苻坚南下淮河百万大军，而谢安才两万人，一挥手就乱了。由此看来，兵众容易衰老，正好足以资助敌人，一旦失败支撑不住，就自相践踏。至于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到来，这就是自相残杀。譬如一个人躯干极大，一个人轻捷，两人相当，那么臃肿者迟钝，被轻捷者出入左右，就必然困窘了。自古军队胜败不能没有，但今天边防事务号称疏旷，前代未曾听说。其根源在于不任用将帅，将帅不慎重任人处理军外之事，将军主事一一申报，都受朝廷谋划，上下互相迎合，怎能不这样呢？”

《程氏遗书》说：运输粮草的方法，虽然自古以来也没有不烦扰百姓、不调动众人而充足的。但在古代有兵车，其中装载干粮，百人破二十五人。但古代行兵在中国境内，又不远离敌人，如果是深入远处，就决无省力。况且如秦国运输海隅的粮食以供给边疆，通常三十钟才送达一石，是二百倍以来。今天军队出行，一个士兵行一大馈，只可供七天，其余日子必然都缺乏食物。而且计算，需要三个民夫帮助一个士兵，仍然需要十五日就返回。一日不返回，就一日缺乏食物。由此比较，没有好方法。所以用兵，古人必定不得已而后用，知道这个罢了。

胡文恭公胡宿说：“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多年，自古未有。善于防备外患的，谨慎准备罢了。现在三边武备大多松弛，牧马虚名在籍，可乘而战者百无一二。”又说：“沧州应该分为一路以抵御敌人，这是当今急务。如果其边界上交侵小故，是城寨主吏的职责。朝廷应该遵守祖宗的约定，不应该争夺小利而毁坏大信。深切告诫边臣生事以为功。”在位六年，其议论类皆如此。

皇上告诉宰臣说：“国家用度匮乏，正因为所费处多。”吕公吕颐浩说：“用兵费财，最号不赀。所以汉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如果边事稍息，那么国用自饶。”皇上说：“朕细思之，用兵与营造，最蠧国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邸时，王显与周莹作为给侍。赤脚道士给王显看相说：“这孩子必须成为将相，但没有阴德罢了。”等到长大，

译太宗喜爱他，说：“你不是儒家出身，奈何学问浅薄，日后富贵了，难免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于是取出《军诫》三篇，命令他诵读。咸平三年，他以使相的身份出任定州主帅，可以见机行事。忽然有一天，道士递上名帖求见，戴着帽子穿着褐色衣服，自称是酆都观主。笑起来嘴角一直咧到耳边，蓬乱的鬓发像硬刺一样。他对杨延昭说：“昨天上帝发文将两万番人的魂魄送到本观，不敢立即录入阴间的名册。死在你手中的人，你如果确实杀了他们，那么你的功劳将冠绝当世；但这会减少你十年的寿命，这两点请你自己裁断。”杨延昭认为他疯癫，喝斥他起来。过了一个月，契丹率领数万骑兵在威虏军边境打猎，这就是梁门。因为下雨，敌人的弓弦都松弛无力，无法使用。杨延昭率军猛烈袭击，大败敌军，斩首著名王侯和将领十五人，缴获伪羽林将军印两枚，斩杀两万人，在边境上筑起京观。捷报传到朝廷，朝廷下诏任命他为枢密使召回京城。在赴任途中走了几程后去世。

译范纯仁从陕西转运副使的职位被召回京城，宋神宗问他：“你在陕西任职很久，主管漕运和军需，一定精通边防事务，那里的城墙、军队、粮草储备情况如何？”范纯仁回答说：“城墙大致完好，军队大致整备，粮草大致充足。”神宗惊讶地说：“你的才能如此出众，是朕所倚赖的，但你的职责事务却都说‘大致’，这是为什么？”范纯仁从容地回答说：“‘大致’是表示尚未达到精善之意的说法，像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臣希望陛下不要对边防事务过于深究留意，恐怕边防官员观望形势以邀功，制造事端与夷狄结怨，残害百姓，耗尽财力，浪费爵位赏赐。这不仅会成为当今眼前的祸害，还将留下日后意外的忧患。臣希望陛下探究孟子关于结交邻国的道理，修养孔子招徕远方人士的德行，使爱惜生命的恩德普及到夷狄之中，他们将会爱戴陛下如同父母。即使他们的首领桀骜不驯，想要侵犯侮辱我们的疆土，他们的部众也不会为他们所用。”

熙宁初年，韩琦罢免宰相职务，富弼再次担任宰相。神宗首先询问边防事务，富弼说：“陛下登基不久，臣愚昧地认为首先应当推行恩惠，布施德泽，二十年内不可以谈论用兵二字。如果一旦动武，上令圣上担忧，下使民力枯竭，希望不要首先留意边防事务。万一戎狄违背盟约，人神共愤，作为应对敌人的计策，那才可以。”皇上说：“首先应当做什么？”富弼说：“使天下富足安宁为首要。”大概这时，王安石已经得宠，劝说皇帝用兵以威慑四方夷狄。于是任用王韶夺取熙河地区，以窥探灵武，结交高丽以图谋大辽。又任用章惇夺取湖北防峡之地，又任用刘彝、沈起窥探交趾。两人在富良江上建造战舰，交趾侦察得知，先乘海船载兵攻陷廉州，又攻破邕州，杀死守臣苏缄，屠戮全城，掠夺人口离去。又任用郭逵、赵卨宣抚广南，让他们直捣交趾。郭逵是老将，与赵卨议论不合，被交趾军队扼守富良江，军队无法前进，死于瘴气的有十余万人。元丰四年，五路大军进军夺取灵武，西夏人决开黄河水柜来淹没我们的营垒，士兵将领冻死、溺死、饿死，不战而死的有数十万人。又任用吕惠卿推荐的徐禧修筑永乐城，西夏人大举进攻将其攻破，从徐禧以下死去的有十余万人。战败的消息夜间传到，皇帝在早朝时面对殿堂痛哭，宰相和执政大臣不敢抬头看。皇帝叹息说：“永乐城的行动，没有一个人说不可行的。”右丞蒲宗孟说：“臣曾经说过。”皇帝严肃地说：“你什么时候说过？在朝廷内只有吕公著，在朝廷外只有赵卨曾说用兵不是好事。”随后又对宰相和执政大臣说：“从今以后不再用兵，与你们共同享受太平。”然而皇帝从此郁郁不乐，直到病重。唉，多么痛惜啊！

种世衡刚到青涧城时，靠近贼寇边境，守备单薄薄弱，草料粮食都缺乏。种世衡用官府的钱借贷给商人，让他们运来物资，不过问资金的出入。不久，仓库都装满了。他又教官吏百姓练习射箭，即使是僧侣、道士和妇女也练习。用银子作为箭靶，射中的人就给他银子。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银子的重量轻重依旧，但箭靶逐渐变厚且变小了。有人争辩徭役的轻重，也让他们射箭，射中的人得到优待。有人犯了过失，也让他们射箭，射中就释放他们。因此人人都能射箭。过了几年，青涧城于是变得富强，在延州各寨中唯独不请求增加兵力运送草料粮食。

曹玮在边境时，蕃部有作恶的，都平定了他们。每次以送别将官为名，出城郊外，兵马按次序排列，以食品为节拍。如果说吃某道菜，某队就出发。等到吃水饭时，捷报就到了。主帅料敌应当如此。

曹玮任镇戎军知军时，曾经出战取得小胜，敌军撤退。曹玮侦察到敌军已经走远，于是驱赶所掠夺的牛羊辎重缓慢地返回，部队行列有些散乱。他的部下担心，对曹玮说：“牛羊没有用，只是拖累军队，不如丢弃它们，整顿队伍返回。”曹玮不回答，派人侦察敌军离开数十里后，听说曹玮贪图牛羊而军队不整齐，急忙返回袭击。曹玮更加缓慢行进，找到有利的地形，才停下来等待敌军。敌军将要到达时，曹玮派人请求说：“蕃军远道而来，一定非常疲惫，我不愿乘人之危，请让士兵战马休息，稍后决战。”敌军正苦于极度疲惫，都高兴地整顿军队休息了很久。曹玮又派人告知：“休息好了可以互相驰骋了。”于是各自击鼓进军，一战大破敌军。丢弃牛羊返回，曹玮慢慢对部下说：“我知道敌军已经疲惫，所以假装贪利来引诱他们。等到他们再次回来，几乎行走了百里。如果趁他们锐气正盛时作战，胜负还难料；远行的人，如果稍微休息则脚麻痹不能站立，士气也衰竭。我因此取胜。”

西川都巡检使韩景祐被部下广武卒刘旰驱逐，率领众人掠夺怀安军，攻破汉州。张咏正与僚属在大慈寺集会，报告传来，饮酒宴乐如故，全城人担忧。贼寇又掠夺邛蜀，将要趋向益州。张咏正会见宾客，报告的人更加急切，张咏又不问。那天晚上才开始召见上官正，对他说：“贼寇刚开始发动不过三四天，攻破几个郡县，势头正锐利不可击。现在又得到了掠夺的财物，气焰骄横敢于逼近我们的城池，这是送死。请出兵向北到方井，应当遇到贼寇，一定能打败他们。”上官正立即接受命令。出发时，张咏出城送到郊外，激励他尽力。上官正到方井，果然遇到贼寇，一战斩下刘旰的首级，其余党羽全部平定。众人更加佩服张咏料敌制胜，别人比不上。又《记闻》记载：张咏

译王咏担任益州知州时，有巡检所统领的龙猛军士兵溃散成为群盗。龙猛军，原本都是招募那些无法制服的群盗来充数的，他们勇猛强悍善于搏斗，接连侵入数个州县，掳掠人口财物后离去。蜀地百姓非常惊恐。王咏一天召见钤辖，把州府的官印交给他。钤辖惊讶地问其中的缘故。王咏说：“如今盗贼势力如此猖獗，而钤辖却安然端坐，没有讨伐贼寇的心思，这一定是想让我亲自出征吧。”钤辖应当代理州务。王咏准备出去讨伐盗贼，钤辖惊慌地说：“我现在就出发。”王咏问：“什么时候？”钤辖说：“就现在。”王咏环顾左右随从，在城西门上摆设酒具，说：“钤辖即将出征，我现在为他饯行。”钤辖没有办法，率领士兵出城，在楼上与王咏饮酒。酒过几巡，钤辖说：“我想向大人请求。”王咏问：“什么事？”钤辖说：“我所需要的兵员粮草，希望都能供给。”王咏说：“好。”老夫也有事请求钤辖，说：“什么事？”王咏说：“钤辖这次前去，必定能消灭贼寇。如果没有战功而返回，一定要在这楼下斩首。”钤辖吓得发抖，离开了。不久钤辖与贼寇相遇，果然战败，士兵都逃跑，溃退几乎达千里。钤辖召集他的将校告诉他们：“看这位老先生的所作所为，真的杀我也不奇怪。”于是再次进军奋力作战，大败贼寇，盗贼于是被平定。

译蜀地士兵刘旰聚集党羽数千人作乱，所攻打的几个州，到了就攻取。马正惠公率领三百士兵进至蜀州，与刘旰交战，刘旰逃往卭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马公回成都商议军务。马公为上官正谋划说：“贼军攻破卭州，必定乘胜逼近我们。我军虽然兵力加倍，也不容易抵挡。不如等待他们疲惫，迅速出击击败他们，必定成功。”于是出发，驻扎在方井，与上官正会合，杀死刘旰等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

《笔谈》记载：狄青平定岭南寇乱，贼帅侬智高兵败逃往邕州，他的部下都想彻底剿灭贼巢，狄青也不听从，认为追逐利益、乘胜追击，进入不可测度的城池，不是大将该做的事，侬智高因此得以幸免。天下人都责怪狄青不进入邕州，让侬智高在垂死之际逃脱。然而狄青用兵，只求取胜罢了，不追求奇功，所以未曾大败，计算功劳最多，最终成为名将。譬如下棋，已经战胜敌人就可以停止了，然而还不停止攻击，往往导致大败，这是狄青所警惕的。面临利益而能警惕，正是狄青超过常人的地方。

起初，枢密副使狄青主动请求讨伐侬智高，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都大提举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事。谏官韩绛上书说：“狄青是武人，不足以独当重任，坚决请求以侍从文臣担任他的副手。”皇上以此询问执政大臣，当时只有庞籍一人担任宰相，回答说：“近来朝廷军队之所以屡次战败，都是因为大将权力轻，副将各自为政，遇到贼军有的进有的退，力量不能制约。现在狄青从行伍中崛起，如果以侍从之臣做他的副手，又轻视狄青如同无物，狄青的命令又无法执行，这是重蹈覆辙。狄青一向善于作战，现在以二府大臣率领大军讨伐贼寇，如果又不胜，不仅岭南不再是陛下所有，荆湖、江南都可担忧了。祸难兴起，看不到尽头，不可不谨慎。狄青以前在鄜延，在臣的麾下，沉稳勇敢有智谋，如果专门把侬智高之事委托给他，让狄青先以威严统一众人，然后使用他们，必定能平定贼寇，希望陛下不要为此担忧。”皇上说：“好。”于是下诏岭南用兵，都受狄青节制，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人商议。当时余靖驻军在宾州，听说侬智高将要到来，丢弃城池和粮草，逃往邕州防守。侬智高攻陷宾州，余靖率兵出城，声称要截击贼军，留下监押官守卫邕州，监押官也逃跑了，侬智高再次攻入邕州。十一月，狄青到达湖南，各道军队都进行防备。众将领听说宣抚使将要到来，争着立功。余靖派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某率领万人攻击侬智高，在七寨逗留不进。十二月壬申初一，侬智高与陈某在金城驿交战，陈某战败逃回，死伤二千余人，丢弃器械辎重很多。交趾王李德政请求出兵两万协助收复侬智高，狄青上奏：“官军足以平定贼寇，不需要交趾军队。”可以下诏交趾不要出兵。狄青又请求西边蕃落广锐军近两千骑兵一同前往。五年正月，狄青到达宾州，余靖、陈某都来迎接拜见。当时粮草运输还未到达，狄青起初命令准备五天粮食，后来又准备十天粮食。侬智高听说后，因此懈怠不做防备。上元节张灯，侬智高设防。在此之前，众将领看待主帅如同同僚，没有严厉畏惧，每次议事各自坚持己见，喧哗争辩不听从命令。己酉日，狄青将所有将佐召集到幕府，把陈某立在庭下，列举他败军的罪状，连同几十名校尉一起斩首。众将领两腿发抖，不敢抬头看。余靖起身拜谢说：“陈某的失律，也是余靖节制不严的罪过。”狄青说：“舍人你是文臣，军旅的责任，不是你所担任的。”于是整顿军队前进。步兵骑兵两万，有人劝侬智高说：“骑兵利于平地，应该派兵守卫昆仑关，不要让敌军通过险要。等到他们兵力疲惫粮食耗尽，攻击他们没有不胜的。”侬智高接连获胜，轻视官军，不听从他的话。狄青加倍赶路，出昆仑关，直逼其城。侬智高听说后，狼狈发兵出战。戊午日，在归仁铺相遇。狄青让步兵在前，隐藏骑兵在后。蛮军让骁勇的人拿着长枪在前，瘦弱的全在后面。前锋孙节战事不利而死。将士畏惧狄青，军令严明，奋力作战没有敢后退的。狄青登上高丘，拿着五色旗，指挥骑兵为左右翼，从长枪阵后冲出，将蛮军截为三段，旋转攻击。长枪阵立如束，蛮军大败，杀获三千余人，俘获其侍郎黄师宓等人。侬智高逃回城中，官军追击，在城下扎营。夜里，营中惊呼，蛮军听说，以为官军将要进攻，弃城逃跑。第二天，狄青入城，派遣副将于振追击，经过田州，没追上而返回。侬智高逃往大理。捷报传到朝廷，皇上高兴地对庞籍说：“岭南如果不是你坚持执议，不能平定。今天都是你的功劳。”狄青回来，皇上想任命他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庞籍说：“从前曹彬平定江南，太祖对他说：‘朕想让你做使相，但现在敌人还多，你做了使相，怎么肯再为朕效死力呢？’只赐钱二十万缗。现在狄青虽然有功，不如曹彬的大。如果以此官赏赐，那么富贵到了极点。日后又有寇盗，狄青再立功，将用什么官职赏赐他？况且狄青从军中崛起，地位达到二府，众议纷纷，本朝没有这样的先例。现在侥幸立功，议论才平息。如果又赏赐太过，这是再次让狄青得罪众人。臣所说的不仅对国家体制有利，也是为狄青谋划。从前卫青

译（他）已经身为大将军，封侯并立下功劳，汉武帝又封他的儿子为侯。陛下如果说赏赐功劳尚不充分，应当再提升他众子的官职，争论了多日，皇上才答应。”二月癸未日，加封青为护国军节度使，枢密副使的职务照旧，同时升迁他众子的官职。不久，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对青的赏赐太薄，石全彬又在中书省为青申诉功劳。五月乙巳日，最终任命青为枢密使。

译狄青宣抚广西时，侬智高据守昆仑关。狄青到达宾州，正值上元节，命令大张灯火。第一夜宴请将领和佐官，第二夜宴请随从军官，第三夜犒劳军校。第一夜欢乐饮酒直到天亮，第二夜二更时分，狄青忽然称病，暂时起身进入内室，过了很久。派人告知孙元规，让他暂时主持酒席劝酒，说稍后服药就出来。多次派人劝慰在座的宾客，直到天亮大家都不敢退席。忽然有骑马快报的人说：“这一夜三更时分，狄青已经夺取昆仑关了。”

种世衡曾经因为犯罪激怒了一个蕃族部落，将要杖打他的背部，同僚下属为他求情，都不能得到宽恕。这个人被杖打后，投奔赵元昊，非常受赵元昊亲近信任，能够出入枢密院。一年多后，他全部探听得到机密事务后回来，众人才知道种世衡是利用他做间谍。

仁宗时，西夏势力正盛，韩琦任经略招讨副使，想要五路进兵袭击平夏。当时范仲淹镇守庆州，坚持认为不可以。这时，尹洙任经略判官，一天奉命到庆州，约定范仲淹一起进兵。范仲淹说：“我军新近战败，士气沮丧，应当谨慎防守来观察局势变化，怎么可以轻兵深入呢？从当前形势看，只看到败象，没看到胜势。”尹洙感叹说：“您在这点上比不上韩公。韩公曾说：‘大凡用兵，应当把胜负置之度外。’现在您过于谨慎，这就是比不上韩公的原因。”范仲淹说：“大军一动，万千性命所系，却把它置之度外，我不认为可以。”尹洙意见不合，立刻返回。韩琦于是发兵进入西夏境内，驻扎在好水川，赵元昊设下埋伏，全军覆没，大将任福战死。韩琦急忙撤退，走到半路，死去士兵的父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马前哭喊，都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泣说：“你从前跟随招讨出征，现在招讨回来了而你却死了，你的魂魄也能跟随招讨回来吗？”接着悲哀痛哭的声音震动天地，韩琦承受不住悲愤，掩面哭泣，勒马不能前行达数刻之久。范仲淹听说后感叹说：“在那种时候，难以把胜负置之度外。”

自警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自警编卷九

宋 赵善璙 撰

拾遗类

议论反覆

王安石任明州鄞县知县时，读书写文章，每两天处理一次县政，修筑堤坝，疏通池塘，兴修水利，向百姓借贷粮食，设定利息偿还，使新粮旧粮相互更替，兴办学校，严格保甲制度，邑人觉得便利。所以熙宁初年，执政推行的新法，都源于此。然而王安石知道在治理一个县时可行，不知道推行到天下就不可行了。所派遣的新法使者，多是刻薄小人，急于追求功利，以至于决开黄河河道造田，毁坏百姓的坟墓房屋，肥沃的土地多得数不清。青苗法虽然收取二分利息，百姓请求缴纳，费用却高达七八成。又有官吏冒名顶替，新旧相沿，弊端更加繁多。保甲、保马尤其有害，天下骚动不得安宁，祖宗的法度完全改变了。唯独役法的新旧差役、募役两种议论，都有弊端。吴蜀的百姓以雇役为便利，秦晋的百姓以差役为便利。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早年显贵，很少经历州县事务，不能全面了解四方风俗，所以王安石主张雇役，司马光主张差役。苏轼、范纯仁是司马光门下的士人，又认为差役不便。章惇是王安石门下的士人，又认为雇役未尽善。三人虽然贤能与否不同，都聪明通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他们的议论很公正，各自不偏私于自己所主张的。元祐初年，司马光恢复差役，改雇役。章惇议论说：“保甲保马一天不废除，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用雇役代替差役，议论不详细，推行太迅速，所以后来有弊端。现在又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议论充分讨论，或许可以施行。”而限定五天期限，太迅速了，后来必有弊端。司马光不以为然。章惇在太皇太后帘下，与司马光争辩，甚至说日后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章惇获罪离去。蔡京任开封府知府，用五天期限尽改京畿各县雇役之法为差役，到政事堂禀报司马光，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像待制（章惇）这样，何愁法令不能施行。”绍圣初年，章惇入朝为相，又复议用雇役改差役，设立机构讨论很久不能决定。蔡京兼任提举，禀报章惇说：“取熙宁元丰的法令施行罢了，还讨论什么。”章惇相信了他，雇役于是确定。蔡京前后观望反复，贤如司马光，暴如章惇，都能被他欺骗，真是小人。

王安石执政，更新天下事务，而老成德高望重的人议论不协调。王安石于是选用新进之人，给予破格提拔，所以一时政事不久都兴办起来，而两禁、台阁、内外重要权位，没有不是新进之士的。等到三司讨论市易法，吕公弼指责为阻挠法令，王安石相信是这样，坚决请求罢相。出朝后，吕嘉问、张谔扶着王安石哭泣，王安石安慰他们说：“已经推荐吕惠卿了。”二人收泪。等到吕惠卿入朝参议，有射杀后羿（意指取代王安石）的意图，而一时之士见他得到君主信任，认为他可以倾覆夺取王安石的权力，于是更加结党依附他。后来邓润甫歪曲状告废黜王安国，而李逢的案件，又挟持李士宁的事情来动摇王安石，又说熙宁编敕不便，请求重新编修，又命令百姓亲手申报家财簿，又想要给田招募役夫来破坏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