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政事门

译这是正道。况且刑罚与奖赏，是天下共有的刑罚与奖赏，并非陛下个人的刑罚与奖赏，怎么能凭个人的喜怒来专断呢。”皇上非常愤怒，起身离开，赵普也跟随在后。皇上进入宫中，赵普站在宫门口，很久都不离去。皇上醒悟过来，才批准了他的奏请。赵普想任命某人为某官，不符合太祖的心意，没有任用。第二天，赵普再次上奏，还是没有任用。第三天又上奏，太祖发怒了，拿过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神色不变，慢慢地捡起奏章回去修补拼接，第二天又进呈上去。皇上这才醒悟，任用了那个人，后来果然称职。

译吕文穆公吕蒙正以宽厚著称担任宰相，宋太宗对他格外宠信。有一位朝中官员，家中藏有一面古镜，自称能照见二百里远，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以求得赏识。吕蒙正的弟弟趁空闲时从容地提起这件事，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不过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着照见二百里！”他的弟弟于是再也不敢提这件事。听到这件事的人赞叹佩服，认为他比李卫公（李靖）贤明得多。大概是因为爱好少而不被外物牵累，这是古代贤人也难以做到的。吕蒙正担任宰相时，随身夹袋中有一个册子，每当各地的官员离任来拜见时，一定询问他们那里有什么人才，随即记录下来，全都分类整理，如果有一个人被多人称赞，那一定是贤才。朝廷寻求贤才，就从这夹袋中选取。所以吕蒙正担任宰相时，文武百官都能胜任职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文定公张齐贤担任宰相时，亲戚邻里中有争执，分财产不均匀，互相诉讼，经过十多次判决，都不能使他们心服。张齐贤就命令双方各自写供状，把事实说清楚，于是召来两名官吏跟随他们回到家中，命令甲进入乙的住宅，乙进入甲的住宅。

吕正惠公吕端担任宰相时，恰逢宋太宗病重，李太后和宣政使王继恩忌惮太子英明，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划，拥立潞王赵元佐。皇上驾崩后，太后派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知道有变故，把王继恩锁在阁内，派人看守后自己进去。太后对他说：“宫车已经晏驾，立嗣位以年长者为顺，现在打算怎么办？”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怎么能立刻违背先帝的命令，再有异议呢！”于是迎接太子，拥立他。真宗即位，太后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在殿下平立不拜，请求卷帘升殿仔细审视，然后才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钱宣靖公钱若水担任枢密副使时，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私怨，想陷害他获罪，于是上奏说转运使缺乏军粮，宋太宗发怒，立刻召来一名宦官，交给三个函件，命令他乘驿马飞驰去取转运使卢之翰等三人的首级。钱若水争辩，请求先推究查验有证据，然后执行法律。皇上大怒，拂袖起身进入禁中。两府官员都退下，只有钱若水留在朝廷中不走。皇上吃完饭，过了很久，派人侦察朝廷中还有什么人，报告说：“有一个瘦长的人还站着。”皇上出来责问他，说：“你凭借同州推官的身份再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朕认为你贤能，竟然不才到这种地步吗！”钱若水回答说：“陛下不知道臣没有才能，让臣在二府任职，臣应当竭尽愚笨的思虑，不避死亡。现在陛下依据李继隆的一封奏书，诛杀三位转运使，即使他们有罪，天下人怎么知道呢？如果审验事实清楚明白，再加诛杀也不晚。”皇上怒气消解，按照钱若水的意见，三人都被贬为行军副使。不久辽国入侵边塞，事情都是虚假荒诞的，李继隆因此被罢免招讨使职务，改任秦州知州。

王晋公王旦侍奉宋太祖，担任知制诰。太祖派遣使者去魏州，把便宜行事的权力交给他，大概是因为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有流言传到皇上耳中。王旦到魏州后，抓到符彦卿的两个家仆，依仗权势横行霸道，王旦凭借便宜行事的权力将他们发配而已。等到回到朝廷，太祖问他说：“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旦说：“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人，愿意用臣的家口来担保符彦卿。”又说：“五代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杀害无辜，导致在位时间不长，希望陛下以此为戒。”

王文正公王旦担任宰相时，宫禁发生火灾，真宗惊慌害怕，对王旦说：“两朝积累的财物，朕不敢胡乱花费，一下子几乎耗尽，实在可惜。”王旦回答说：“陛下富有天下，财物不足担忧，所忧虑的，是政令赏罚，有不恰当的地方罢了。臣担任宰相，天灾如此，臣应当被罢免。”接着上表等待治罪。皇上于是下诏罪己，允许内外官员上封事，议论朝政得失。后来有大臣说这不是天灾，而是王宫违反了火禁，请求设置监狱。皇上拿出他们的状纸，应当斩首决狱的有几百人。王旦拿着状纸回家，第二天，请求单独面见皇上说：“起初发生火灾，陛下下诏罪己，臣上表待罪。现在执行这种刑罚，恐怕不符合之前的诏书，违背天意。如果真的想执行法律，希望治臣的罪以表明臣没有才能。”皇上欣然采纳，免死几百人。王旦让上官泌担任河阳知州，各位公卿告诉王旦，上官泌想担任转运使。恰逢京东地区有空缺，各位公卿说：“可以派遣上官泌。”王旦不回答，于是上奏对答，说上官泌之前议论派遣河阳知州，但也应该进入一个职司，恰逢京东转运使空缺，再禀报皇上旨意。皇上查阅上官泌历任日期，任命他为转运使。各位公卿回去互相说：“王公如此无私。”王旦担任宰相时，张士逊出任江西转运使，在政事堂辞别王旦，并且请求教诲。王旦从容地说：“朝廷征收的利益已经足够了。”张士逊起身谢恩，后来多次担任这个职务，想起王旦的话，不曾追求微小的利益。有见识的人说：“这位转运使最识大体。”王旦再次担任大名府知府，接替陈尧咨。上任后，府署中毁坏倒塌的，就就地修缮，没有改作；什物器具中损失丢失的，修补得如数齐全。政令有不方便的，委婉弥补，全都掩盖其过失。等到调任洛阳帅，陈尧咨再次接替，看到这些感叹说：“王旦适合担任宰相，我的气量比不上他。”大概陈尧咨因为过去的嫌隙，以为王旦一定会改变他的旧规，揭露他的隐恶。王旦担任宰相时，寇准担任永兴军知军，生日那天，摆设如同圣节礼仪，晚上穿黄服，簪花骑马。有人上奏寇准有叛心，真宗非常愤怒，亲手拿出奏章给

译执政说：“寇准造反了吗！”寇准仔细看了看，笑着说：“寇准只是年纪大了，还健壮着呢！可以写封信告知寇准。”皇帝的疑虑也消除了。文正公担任宰相时，有人请求安排职务，如果看到此人才能可以任用，打算收用，必定严肃地拒绝他，随后却提拔任用；如果认为此人不足以任用，必定和颜悦色、温和地对待他。子弟询问原因，文正公说：“任用贤才，是君主的事情，我如果接受他的请求，就是卖弄私恩了，所以严厉拒绝，使恩惠归于皇上。如果是不任用的人，已经失去了期望，又没有好话安慰，这是招致怨恨的做法。”王文正公有时回到私宅，不脱去冠带，进入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敢见他，却不知道他的心意。后来文正公的弟弟向赵公安仁询问，赵公说：“看到议事，文正公不想实行，但尚未决断，这一定是担忧朝廷大事。”王文正公因病请求罢免，进入滋福殿拜见皇帝。真宗说：“朕正要把大事托付给你，而你病成这样。”于是命令皇太子拜见文正公。文正公说：“太子德行盛大，一定能承担陛下的事务”，于是推荐了十多位可以做大臣的人，后来都成为了名臣。

译李文靖公担任宰相时，真宗皇帝非常敬重他，曾询问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李文靖公说：“不任用那些轻浮浅薄、新近得势且喜欢惹事的人，这是最优先的。”皇帝问具体指哪些人，他回答说：“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皇帝深深赞同他的看法。李文靖公常说丁晋公（丁谓）是小人之才，不能任用。寇莱公起初与丁晋公交好，多次向李文靖公推荐他，但始终没有被任用。有一天，寇莱公对李文靖公说：“近来我屡次提及丁谓的才能，而您始终不任用他，难道他的才能不够吗？”李文靖公说：“像这样的人，有才能倒是有的，但看他的为人，怎么能让他居于人上呢？”寇莱公说：“像丁谓这样的人，最终难道能压制他让他居于人下吗？”李文靖公笑着说：“将来后悔的时候，应当想起我的话。”后来寇莱公与丁晋公权势宠幸相互倾轧，互相排挤争夺，以至于发生了被贬海康的祸事，这才信服李文靖公的先见之明。《龟山语录》记载：真宗问李文靖公说：“别人都有秘密奏章，唯独您没有，为什么呢？”李文靖公回答说：“臣担任宰相，公事就在公堂上公开陈述，哪里用得着秘密奏章？那些有秘密奏章的大臣，不是进谗言就是阿谀奉承，臣一向厌恶这种行为，怎么可以效仿呢。”皇上说：“好。”祖宗时代的宰相像这样，天下怎么能不治理得好呢。

向文简公任广州知州，到达荆南时，就购买南药带回家，在任期间一无所求，以廉洁清正闻名。

张忠定公从蜀地回来，皇帝下诏让牛冕接替他的职务。张忠定公说：“牛冕不是安抚驾驭的人才，他怎么能安抚协调呢？”过了一年，果然发生了王均的叛乱，后来虽然讨平了他，但百姓尚未安宁。皇上因为张忠定公以前治理蜀地，擅长安抚聚集民心，威信恩惠留在百姓心中，再次任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蜀地百姓听说后，都欢欣鼓舞互相庆贺。张忠定公知道百姓信任他，便用宽厚代替严厉，凡是政令一下，人情无不欣慰满意，蜀地于是大治。张忠定公问李畋说：“百姓真的信任我吗？”李畋回答说：“侍郎的威信恩惠施及百姓，百姓都信服。”张忠定公说：“前一任还没做到，这一任应该稍微有些成效。秀才只有一个，信任五年，才能成功。”张忠定公教导李畋说：“你将来执政，恩信施及百姓，然后教导他们；言语合乎道义，然后劝勉他们；行动合乎礼仪，然后教化他们；内心宁静没有私心，然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实行这四件事，关键在于首先以身作则；不然，退下来后必然会有后话。”

马正惠公任节度使，从开始做官到被提拔重用，遇事刚直敢言，不曾有所顾忌畏惧。王冀公、丁晋公掌权时，每当朝廷议论不公，他就当面指责他们。真宗起初有时很违逆他，但最终还是因此了解了他，而天下至今称赞他的正直。他曾经与王钦若在皇上面前奏事，王钦若有时怀揣几份奏章，拿出其中一二份，其余的藏起来，退朝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假托圣旨施行。他曾经与马正惠公一起在皇上面前奏事，王钦若要退下时，马正惠公看着他说道：“怀里的奏章为什么不全部拿出来！”又在与同僚奏对时，忽然厉声说：“王钦若等人读完了奏章，不要欺骗官家！”马正惠公退下后，见到王文正公，言辞神色仍然愤怒，于是说：“这些人在皇上面前议论如此，我几乎想用笏板打死他们，只是怕惊动皇上和宰相罢了！”王文正公感叹抚摸良久。

李谦溥有一位将领叫刘进，勇力超人，多次以少胜多。并州人对此感到忧患，于是用蜡丸封好书信诬陷刘进，故意遗失蜡丸，晋州主帅赵赞得到后上报。太祖立即下诏让李谦溥将刘进戴枷押送京城，李谦溥说：“这是反间计，我愿意以全家性命担保他。”太祖得到奏章，立刻释放了刘进，厚赐金帛打发他回去。

毕文简公毕士安，在政府任职时，契丹谋划入侵边塞，他首先上疏陈述五件事，提出选拔将领、供给军需、治理财政的策略，皇帝大多采纳任用，于是晋升他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朝谢恩，皇帝说：“不久就要任命你为宰相，但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想与你一同晋升的人谁可以呢？”毕士安叩头辞谢，说：“寇准兼具忠义，善于决断大事，这是宰相之才。”皇帝说：“听说他性格刚强任性。”毕士安回答说：“寇准资质方正，慷慨有大节，舍身报国，秉持正道痛恨邪恶，这是他平时所积累的，朝臣中很少能超过他的，只是不被流俗所喜欢。现在天下百姓，虽然蒙受休养生息的恩德，涵养安逸，但西北边境跳梁为患，正是像寇准这样的人所应该任用的。”皇帝说：“对。”

王沂公担任宰相时，恰逢章圣皇帝身体不适，刘皇后暗示宰臣丁谓，想要临朝听政，朝廷内外人心惶惶，没有人敢说话。王沂公对刘皇后的亲戚钱惟演说：“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都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后来子孙被诛杀，不能保全性命。您是皇后的亲信，为什么不进去禀告皇后？万一皇上驾崩，太子即位，太后辅佐朝政，难道不是刘氏的福气吗？如果想要称制，招致天下人的怀疑，不仅是刘氏的祸患，恐怕也会牵连到您。”钱惟演非常害怕，进去禀告皇后，这个提议于是停止。王沂公在中书省，章圣皇帝驾崩，外面尚未得知，中书省、枢密院一同入宫问安，被召到寝宫，东面垂下帷帐，明肃皇后传达遗命，辅佐立皇太子，以及皇太后暂时处理军国大事，退下后发布哀诏。王沂公在殿庐起草遗诏，丁谓想去掉“权”字，王沂公说：“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家的厄运，称‘权’还足以示后，何况圣言犹在耳畔，怎么可以更改呢。而且增减制书有法律，难道在起草诏书的地方，先想要扰乱它吗？”丁谓勃然大怒说：“参政却想擅自更改遗诏吗？”王沂公说：“曾适

译来到寝殿中，确实没有听到这话。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话，我怎么敢更改！”章献明肃太后临时处理军国大事，听取裁决的礼仪制度，过了很久也没有确定。丁谓打算每当商议重大政务时，就请皇太后坐在后殿，接见执政大臣；初一、十五则请皇帝坐在前殿，接见群臣，其余的琐碎事务，由中书、枢密院共同裁决。李迪当时主管礼仪院，独自上奏说：“天下是太祖、太宗、先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为什么让两宫地位不同，不共同处理天下的政务，这是阻塞君主的视听，断绝下情上达而不让沟通。况且宫人专权，是祸乱的开端。”于是采纳了蔡邕所记载的东汉旧例，皇帝在左边，母后在右边，同殿垂帘，中书、枢密院依次奏事，合乎礼仪，此后人心才安定下来。景德年间，朝廷开始与契丹互通友好，下诏派遣使者，打算称契丹为北朝，李迪请求只称契丹的本号，朝廷议论认为他是对的。王曾与李维、薛奎一同去拜见王文正公，李迪称病不见，薛奎非常不满。李迪的女婿韩亿当时在门下，见到了这件事，一天把这事告诉了李迪，李迪说：“韩郎没有深思罢了。王曾、薛奎，都是李维的女婿，一起前来，恐怕有所求于朝廷，事情如果真的不可行，阻止他们也没有害处，如果可行，又用什么言辞回答呢？这是执政大臣的大忌。”韩亿谢罪说：“这不是亿所能知道的。”

译李文定公李迪担任宰相时，真宗皇帝身体不适，在病情危重的夜晚，李迪与各位执政大臣在内殿住宿，进行祈祷禳灾。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很有威名，以探病为由留在宫中，连续几天不肯离去。执政大臣们对此感到忧虑。恰好翰林司用金盂盛着热水，说：“这是王爷所需要的。”李迪取来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拌，水全变黑了，让人端去。赵元俨见了大惊，以为其中有毒，便高兴地骑马离去。李迪处理事情大抵都像这样。真宗病重后，几乎不再过问政事，李迪、丁谓共同担任宰相。内侍雷允恭是受宠幸的臣子，从刘皇后以下，都畏惧并侍奉他，丁谓的进用提拔，都是雷允恭的功劳。雷允恭曾传达皇帝旨意到中书省，想任命林特为枢密副使，李迪不同意，说：“任命两府大臣，必须当面接受皇帝旨意。”第二天在皇帝面前争辩，李迪声色俱厉。丁谓理屈词穷，只是低头鞠躬罢了。丁谓退下后，李迪独自留下呈递奏章，皇帝都已不能省记，而两位宰相都被外放为郡守。雷允恭传旨到丁谓家，说中书省缺人，暂且留下丁谓处理政务，丁谓于是直接进入中书省，会见同僚，召来堂吏告知，索要文书阅览，第二天与众人一同奏事，皇帝也无话可说。众人退朝时丁谓独自落后，等到走出宫门，路过学士院，问吏员：“今天哪位学士当值？”回答说：“刘学士刘筠。”丁谓叫刘筠出来，口头传达圣旨，让丁谓恢复宰相职位，可以起草任命诏书。刘筠说：“任命宰相必须当面得到旨意，如果真是这样，今天一定有宣召起草诏书的命令，才可以办理。”丁谓无可奈何。另一天再次奏事，又稍微落后退下，路过学士院，又问谁当值，回答说：“钱学士钱惟演。”丁谓又把圣旨告诉钱惟演，钱惟演立即听从命令。丁谓恢复宰相职位后，就驱逐李公及其党羽，正直的人因此被排挤一空。

丁公丁谓阴险狡诈，但也有长者之言。真宗曾对一位朝臣发怒，再三提及此事，丁谓稍微退后不回答，皇帝脸色难看地说：“如此难以忍受地问！”丁谓仍然不回答。丁谓进言说：“在雷霆之怒下，臣如果再多说一句话，就会粉身碎骨了。”真宗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鲁肃简公鲁宗道任正言时，政事有违背错误之处，他根据传闻弹劾，真宗稍微有些厌烦。鲁宗道在皇帝面前自我辩解说：“臣在谏官之列，进谏守职，是臣的职责。陛下因为次数多而厌烦，难道不是接受纳谏的虚名，让臣尸位素餐苟且取禄吗？臣私下感到惭愧，希望罢免离去。”皇帝欣赏他的忠诚，慰勉后让他回去。后来，皇帝御笔在殿墙上题写“鲁直”二字。

吕文靖公吕夷简，在仁宗刚即位时，仁宗问辅佐大臣：“各地奏报的案件呈上来，不知道如何裁断，怎样才可以？”吕夷简进言说：“凡是奏报的案件，必定出于疑点，有疑点就从轻处理就可以了。”皇帝非常认为正确。所以整个仁宗在位期间，疑难案件一律从轻处理。

吕许公吕夷简，在庆历初年，仁宗服药，很久不上朝，一天圣体康复，想见执政大臣，坐在便殿，催促召见两府宰臣，吕夷简听到命令，过了一刻钟才前往。等到到达时，内侍多次催促他，同僚也劝他快走，吕夷简反而放慢缰绳。见面后，皇帝说：“久病刚平复，高兴与你们相见，却迟迟才来，为什么呢？”吕夷简说：“陛下身体不适，朝廷内外都很担忧，一旦听说急召近臣，臣如果奔跑前进，担心人心惊动。”皇帝认为他符合辅臣的体统。天圣年间，皇宫发生火灾，宫室几乎烧尽。等到天亮，上朝的人都到了。天色已晚，宫门不开，不能得知皇帝的起居情况，两府请求入宫应对，没有回复。过了很久，召集班列，皇帝登上拱宸门楼，有关部门赞礼，百官都在楼下拜见，吕夷简独自站立不动。皇帝派人询问他的意思，回答说：“宫廷有变故，群臣希望一睹天颜。”皇帝于是举起帘子，俯身栏杆相见，吕夷简才拜见。

陈文惠公陈尧佐说治理烦乱事务的方法，依靠威严来打击强横，彻底查察来防止奸邪，就像激流水，却想让它澄清一样。所以陈尧佐执政，一律以诚信为本。每年正月夜晚放灯，就把恶少登记禁锢，陈尧召来告诫说：“尹以恶人对待你们，你们怎么能做好人？我以善人对待你们，你们忍心做恶人吗？”于是全部释放他们。整个五夜，没有一个人犯法。

杜正献公杜衍有门生担任县令，杜衍告诫他说：“你的才器，一个县令不足以施展。但务必韬光养晦，不要显露锋芒，否则对事情没有益处。”门生说：“您平生以正直忠诚守信被天下看重，现在反而用这些教诲我，为什么呢？”杜衍说：“我历任多年，上被帝王所知，下被朝野所信，所以能够施展志向。现在你担任县令，进退荣辱，系于上级长官。好的二千石长官固然不容易得到，如果不被上级了解，你怎能施展志向，只是自取祸患罢了。”

庞庄敏公庞籍经过京城拜见皇帝，当时皇帝刚任用文彦博、富弼为宰相，对庞籍说：“朕刚任用两位宰相，怎么样？”庞籍说：“两位大臣都是朝廷的高选，陛下提拔任用他们，很符合天下的期望。”皇帝说：“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文彦博还有私心，至于富弼，众口一词，都说他是贤相。”庞籍说：“文彦博，臣以前与他同在宰相府，详细知道他的作为，确实没有私心，只是厌恶他的人诋毁他罢了。富弼以前担任枢密副使，朝中士大夫没有与他结怨的，所以众口称赞他，希望他进用，自己有所利益。如果富弼用陛下的爵禄树立私恩，那就不是忠臣，又有什么值得称贤的呢。陛下应该深入考察。况且陛下既然知道两位大臣的贤能而”

译使用人才，就应当坚定地信任他，长久地任用他，然后才可以要求他取得成效。皇上说：“你说得对。”至和三年，因为出现灾异现象，皇上下诏让朝廷内外都陈述政事的得失。韩琦秘密上奏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今陛下正值壮年，但如果太子不预先确立，就会使天下人心无所依托。希望选择宗室中适合继承大统的人，尽早做出决定。人心安定之后，灾异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译谏议大夫田锡喜好直言进谏，太宗在位时，他向皇帝呈递涉及军国机密的重要奏章一篇，涉及朝廷大体原则的奏章四篇。真宗即位后，多次召见他当面询问政事，田锡曾请求删减《太平御览》为三百六十卷，每天阅览一卷，又采集经史中的精要言论编成御用屏风十卷，以便于皇帝阅览。等到田锡去世，真宗对李沆说：“田锡是正直的大臣，上天为何这么快夺走他的生命。”朝廷每有少许缺失，正当皇帝思考时，田锡的奏章就已经送达了。皇帝每次见到他，脸色一定庄重，曾经指着他说：“他就是我的汲黯啊！”皇帝驾临龙图阁阅览书籍，指着东北角架上的两个漆盒，对陈尧咨说：“这里面装的是田锡的奏疏。”

王文忠公韩琦出使归来，走到泾州时，德胜寨的士兵逼迫将领姚贵关闭城门叛乱，韩琦停在路边，解开行装制作告示，射入城中招降姚贵，同时调发附近的军队讨伐叛军。起初，官吏禀报说：“您奉命出使，况且即将回去向天子复命。姚贵叛乱，不是您的职责所在。”韩琦说：“姚贵是地方豪强，颇得士兵人心，但起初并非真心叛乱。现在如果不趁他局势未定，迅速招降，日后必定生事，成为朝廷的祸患。”姚贵果然出城投降。

王质任苏州通判时，知州黄宗旦抓获了一百多个私铸钱币的人，托付给王质处理。王质说：“案件发生没有痕迹，从哪里查到的呢？”黄宗旦说：“我用计谋暗中钩引出他们。”王质脸色严肃地说：“仁者的政治，用计谋陷害人，把人置于死地还感到高兴吗？”黄宗旦惭愧信服，全部放宽了对他们的刑罚，称赞王质说：“您是君子啊。”

韩琦任右司谏时，当时灾异现象屡次出现，韩琦认为灾异屡发，主要是因为执政大臣没有才能，多次向皇帝进言。又上奏说：“像杜衍、范仲淹、孔道辅、宋祁、胥偃，众人认为他们是忠正的大臣，可以提拔任用；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也是众人所期望的人。”奏章上了十次，没有答复，韩琦上疏请求外放。奏疏呈给中书省，皇帝命令御史台召集百官会议。于是皇帝罢免了宰相王随、陈尧佐以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等四人。等到宣布任命的那天，却是张士逊、昭文章得象、集贤宋庠、晁宗悫担任参知政事，天下人大失所望。当时朝廷想任命韩琦为知制诰，以宠信他直言敢谏。韩琦说：“谏言被采纳就足够了，如果借此获取美官，不是我的本意。人们会怎么看我呢？”韩琦又说赏罚应当从中书省发出，现在屡次听说有内降诏书，不能不制止。王沂公见韩琦论事切直，对他说：“近年台谏官大多畏缩避事，为了自身安宁考虑，否则就是激扬名声，像您这样不负职守的人很少。”韩琦任谏官三年，所存的谏言草稿，本想收起烧掉，以效法古人谨密之义。但恐怕无法彰显皇帝纳谏的美德，于是收集七十多篇，编成三卷，名叫《谏垣存藁》，在卷首自序，大致说：“谏言在于以理取胜，而用至诚来辅佐。”韩琦居宰相之位。起初，英宗即位，因忧虑而患心病，太后垂帘听政共同处理政务。皇帝对待宦官缺乏恩惠，左右侍从多有不悦，于是进谗言离间两宫，造成隔阂。太后对辅臣，曾经提及此事。韩琦担心宫中有不测之事，一天趁对答之机，用危言感动太后说：“我们只在外面，不能见到官家，内中的保护，全靠太后。如果官家失于照管，太后也不安稳。”太后惊说：“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更会用心。”韩琦就说：“太后照管，众人自然也会照管。”同僚们吓得缩颈流汗。有人对韩琦说：“话说得不太过分吗？”韩琦说：“不得不如此。”间或有传言说皇帝在禁中有过失之事，众人颇受迷惑。韩琦说：“哪有在殿上不曾错说一句话，进了宫门，就犯这么多错，这是凭空妄传。”进言的人稍息。皇帝病重，时有不逊之语。太后不高兴。大臣中有不赞成立皇太子的，暗中进献废立之计，只有韩琦坚定不变。参知政事欧阳修深深支持他的意见。曾经在帘前奏事，太后呜咽流泪，急忙诉说皇帝不逊的情况。韩琦说：“这是生病的缘故。病好了，一定不这样。儿子病了，母亲可以不容忍吗？”太后不悦，欧阳修于是进言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圣之德，显扬于天下。妇人的本性，很少有不怕妒忌的。以前温成皇后骄横放纵，太后从容处理，没有什么不能容忍的。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忍耐吗？”太后说：“得到你们知道这些，很好。”太后心意稍和。欧阳修又进言说：“仁宗在位时间久，恩德施于人，人们信服，所以一旦驾崩，天下秉承遗命，拥戴嗣君，没有一人敢有异议。现在太后只是一个妇人，我们五六个人罢了，举足造事，如果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沉默。另一天，韩琦等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惠。”韩琦说：“自古只称舜为大孝，大概是因为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这平常不足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儿子不失孝，才值得称赞。现在只是陛下侍奉太后未至，父母哪有不对子女慈爱的？”皇帝大悟，从此不再说太后的短处了。韩琦侍奉仁宗，接受遗诏辅佐太子。英宗初为皇子时，允弼最受尊崇，内心不平，等到即位，先单独召允弼入宫，称先帝驾崩，皇子即位，大王应当祝贺。允弼说：“皇子是谁？”回答说：“某人。”允弼说：“哪有团练使当天子的？为什么不立尊

译。”韩琦说：“先帝有诏书。”允弼说：“哪里用得着宰相？”韩琦呵斥他下去，说：“大王是人臣，不能没有礼貌！”左右的甲士已经到来，于是向皇帝祝贺；接着召见各位亲王拜见六军百官，朝廷内外安然平静。英宗即位已经几天，起初在灵柩前挂上丧服，悲哀还未发作而疾病突然发作，大声呼喊，言语令人惊恐，让人无法听闻。左右的人都转身逃跑，大臣们惊愕发呆站立，不知如何是好。韩琦急忙把拐杖扔在地上，直接快步走到前面，抱着皇帝进入帘内说：“是谁激怒恼怒了皇上，暂且应当服药。”内侍们惊慌散去，韩琦呼唤他们过来，拥着皇帝交给他们说：“你们都须用心照管皇上。”再三安慰安抚后出来，仍然告诫见到的人说：“今天的事，只有某人见到，某人见到，外人还没有知道的。”又回到位置哭泣，处理事情像没事一样。英宗即位时有病，光宪太后垂帘共同听政。有个入内都知叫任守忠，奸邪反复，在两宫之间挑拨离间。当时司马温公任谏院知院，吕谏议任御史，共上奏十几道奏章，请求诛杀他。英宗虽然醒悟，但未施行。韩琦一天拿出一道空头的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署，赵概对此感到为难。欧阳修说：“只管写上去，韩公必定自有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召来任守忠，列举他的罪状，贬谪到蕲州，取出空头敕书填上内容，派遣使臣当天押送执行，意思是认为稍微迟缓就会中途生变。英宗起初因为忧虑怀疑而得心疾，太后垂帘听政。韩琦暗中观察皇帝已经安康，而太后没有还政的意思，于是先在皇帝面前建议说：“可以出去一次祈雨，让天下人认识皇上。”甲午日，在相国寺和醴泉观祈雨，士人和百姓欢呼相互庆贺。戊申日，太后拿出亲笔手书，交给中书省还政，这天，就不再处理军国大事。在此之前皇上病稍好，每隔一天到前后殿视朝，在两府听政。每次退朝，进入内东门小殿，像起初一样向太后覆奏。太后又拿出还政的手书。皇上既然康复没有别的状况，太后又降下诏书还政，也想罢去东殿垂帘。曾经一天取来十几件事一并考察皇上，皇上裁决如流水般顺畅，全都恰当允当。韩琦退朝后，与同僚相互庆贺，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陵墓复土，我应当请求退休，只是顾念皇上身体未安，拖延至今。皇上听断不倦像这样，确实是天下的大喜事。我应当在帘前先向太后禀明，请求一个乡郡，必须你们赞成。”韩琦到东殿覆奏，皇上裁决的十几件事，太后每件事都称好。同僚既已退下，独自留下向太后禀明，像先前对曾公亮等人说的那样。太后说：“相公怎么能请求退休？我应当住在深宫，却每天在这里，非常不得已，暂且容我先退。”韩琦立即称赞前代像马援、邓禹那样的贤臣，不免贪恋权势，现在太后就能恢复朝政，确实马援、邓禹所不及，于是再拜称贺；并且说台谏也有奏章，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决定哪一天撤帘。太后立即起身，韩琦就厉声命令仪銮司撤帘。帘子既已落下，还在御屏后面，隐约看见太后的衣服。韩魏公在仁宗末年、英宗初年，朝廷多事，韩公面临大节，处理危疑，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没有不做的。有人劝谏说：“您这样做，万一失足，岂止自身不能保全，恐怕家无处所，这不是明智哲人所崇尚的。”韩公感叹说：“这是什么话！凡是做人臣的，尽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是天意，怎么能预先担忧不成功，就停止不做呢！”听到的人惭愧佩服他的忠勇像这样。英宗刚驾崩，急忙召皇上，还未到，英宗又动手。曾公愕然，急忙告诉韩魏公，想停止召太子。韩公拒绝说：“先帝复活，就是一个太上皇！”更加催促召皇上。他通达权变像这样。韩魏公任大名知府，魏地的诉讼很严重，而事情无论大小，亲自审理，即使在病中不出门，也允许通问请示，就在卧室内裁决。有人因为韩公承担劳事过多，劝他委托给佐属，而稍微自己便安，韩公说：“两辞在官，是人的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到这一步一言而决。我亲自处理还怕有所不尽，何况可以委托给别人呢？”韩魏公曾说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乱。太原风俗喜欢射箭，所以民间有弓箭社。韩公在太原，不禁也不驱赶，所以人情自得，也可以寓武备于其中。后继执政的人，下令登记为部伍，仍须用角弓。太原人贫素，只用木弓，从此有卖牛置弓的人，人开始骚然了，盖出于有心。韩魏公为相，曾公为亚相，赵康靖、欧阳公为参政，凡事涉及政令，就说：“问集贤。”涉及典故，就说：“问东厅。”涉及文学，就说：“问西厅。”至于大事，则自己决定，人们认为符合宰相体统。韩魏公在相位，所提拔的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镇风俗，列侍从，备台谏，以公议用之，多有未曾相识的人，人们也不知出自何人。门下所荐，引于皇上前的人，未曾辄漏其语。间有皇上宣谕，或同僚谈说，人们才听到。韩公刚罢相，皇上问谁可以做执政者，韩公力荐韩绛忠直，有公辅之器，皇上遂用为枢密副使。不久有排毁韩绛的人，皇上说：“韩琦

译他离开时，只推荐了这个人。”魏公在朝中执政的时候，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考中了等第，英宗皇帝当时就想立即授予他知制诰的官职。魏公说：“苏轼的才能，是远大的器量，将来自然会被天下所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培养他。现在如果骤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会认为恰当，这反而足以拖累他。”英宗说：“暂且让他担任修注官怎么样？”魏公说：“修注官与知制诰职位相近，不可以马上授予，不如先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较高级的贴职给他。将来提拔任用他，也不算晚。”于是授予他直史馆的官职。苏轼听说后，说：“魏公可以说是用德行爱护人了。”

译富韩公在熙宁初年再次担任宰相，神宗首先询问边境事务，富公说：“陛下即位不久，臣愚以为首先应当推行恩惠，广施德泽，三十年内不可谈论用兵二字。如果一旦动武，对上会增添圣上的忧虑，对下会耗尽民力，希望不要首先关注边境事务。万一邻国违背盟约，人神共愤，那时再商议应对敌人的计策也来得及。”皇上说：“首先应当做什么？”富公说：“以安定天下为优先。”当时王安石已经得宠，劝皇帝用兵，以威震四方蛮夷，所以富公才说到这些。后来果然任用王韶，攻取熙河地区以窥视灵武，结交高丽以图谋大辽，又任用章惇攻取湖北、夔峡之地，任用刘彝、沈起窥视交趾，在富良江上建造战舰，又任用郭逵、赵卨宣抚广南，让他们直捣交趾。交趾扼守富良江，军队无法前进，因瘴气而死的人有十余万。元丰四年，五路进军攻取灵武，西夏人决开黄河水柜，兵将冻死、溺死、饿死，死亡人数达数十万。又任用吕惠卿推荐的徐禧修筑永乐城，西夏人大举进攻将其攻破，从徐禧以下，死亡人数达十余万。战败的消息连夜传到京城，皇帝早朝时，在殿前痛哭，宰相和执政大臣不敢抬头看。皇帝叹息说：“永乐城这一举动，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可行。”又对宰相和执政大臣说：“从今以后不再用兵。”富韩公在朝时，延州百姓二十人来到朝廷告急，皇上召见询问，详细得知了各种败亡的情况。执政大臣厌恶他们，命令偏远郡县禁止百姓擅自赴京。富韩公说：“这不是陛下的本意。宰相只是害怕皇上知道四方有败绩罢了，百姓有急难，不能向朝廷申诉，就会向西投奔元昊，向北投奔契丹了。”契丹自从后晋天福年间以来，占据幽蓟地区，北方边境的警报，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共六十九年。到了景德元年，契丹举国入侵。真宗采纳寇准的计策，亲自征讨澶渊，射杀了他们的骄将顺国王达兰，敌人恐惧，于是请求议和。当时各位将领都请求派军队在界河上会合，拦截他们归去，再用精兵尾随其后歼灭他们。敌人恐惧，向皇上哀求，于是下诏各位将领按兵不动，放敌人回去，敌人从此通好守约，不再侵犯边境共三十九年。等到元昊叛乱，战争久拖不决，契丹臣子中有贪婪且喜欢建功立业的人，认为我们怯懦，并且厌战，于是教唆他们的主君设词来动摇我们，想要得到晋高祖所割让的关南十县。庆历二年，在边境聚集重兵，派他们的臣子萧英、刘六符来聘问。仁宗命令宰相选择报聘的人选。当时敌情难以测度，群臣都不敢前往，宰相因富弼的名望而推荐，于是派富公接待萧英等人入境，并派中使慰劳他们。萧英借口脚病，不肯下拜。富公说：“我曾出使北方，卧病在车中，听到命令就下拜。如今中使到来，而您不起身相见，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觉地起身下拜，富公敞开心扉与他交谈，如同主宾相见的礼节。萧英等人于是屏退左右，秘密地将他们主君想要得到的东西告诉富公，并且说：“可以顺从的就顺从，不可以顺从的，再找一件事来搪塞。”富公全部上报。皇上命令御史中丞贾昌朝陪同接待，不允许割让土地，但允许增加岁币，并且命令报聘使者去见契丹主。契丹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关，增加塘水，修筑城防，登记民兵，这是什么意思？群臣请求举兵南下，我认为不如派使者求地，求而不得，再举兵也不晚。”富公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话，北兵没有能逃脱的。况且北朝与中国交好，那么君主专享其利，而臣下无所获；如果用兵，那么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各位臣子争相劝谏用兵，这都是他们个人的谋划，不是国家的计策。”契丹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公说：“晋高祖欺天叛君，向北方求助。末帝昏乱，神人抛弃他。那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心叛离，所以契丹全军独自取胜，虽然大量获得金帛，充实了各位臣子的家，但壮士健马，死伤大半，这是谁承担祸患？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契丹说：“不能。”富公说：“即使胜利，损失的士兵和马匹，是群臣承担呢，还是君主承担？如果通好不绝，岁币全部归入君主，臣下所得，只是每年奉命出使的一两人罢了，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契丹恍然大悟，点头同意。过了很久，富公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通好之前，地势低洼水聚集，形势不得不增加。城防都是修缮旧有的，民兵也是旧有的名册，只是补充其空缺罢了，不是违背盟约。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贿赂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异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如果各自想要索取异代的故地，难道是北朝的利益吗！本朝皇帝命令使者，就有说辞了，说：‘我为祖宗守国，必定不敢把土地给别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贪图租赋罢了，我不愿因为土地的缘故多杀两朝的百姓，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赋税收入。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这是志在败盟，假借这个为说辞罢了，我也怎能独自避免用兵呢？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如今北朝首先挑起战端，过错不在我，天地鬼神，岂可欺骗呢！’契丹感悟，于是想要求婚。富公说：‘婚姻容易生出嫌隙。况且人的寿命长短不可知，’

译不如岁币那样坚固长久。本朝长公主下嫁，陪送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无尽的获取。”契丹主说：“你暂且回去吧。再来时，会选择一个接受你的，你就带着誓书来。”富弼回国复命。再次出使时，在政府接受了誓书和口头传达的言辞。出发后，驻扎在乐寿，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看到国书，万一书上的言辞与口头传达的不同，那么我的使命就失败了。”打开国书查看，果然不同，于是骑马赶回京城，傍晚入见皇帝，在学士院值宿，一夜之间，更改国书后出发。到达后，契丹不再求婚，专门要求增加岁币，说：“南朝送给我的国书，应当写‘献’，否则就写‘纳’。”富弼争辩说不可。契丹说：“你不要争辩。南朝既然害怕我们，何必吝惜这两个字？我如果率领军队南下，难道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的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战火，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怎么能说是害怕呢？如果不得已而至于用兵，那么南北是敌对的国家，应当以理直理曲来决定胜负，这不是使臣所担忧的。”契丹说：“你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这样的先例。”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所以臣服侍奉它。当时所派遣的使者，或许称‘献’或‘纳’，那就不可知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有这样的礼节吗？”富弼声色俱厉。契丹知道不可改变，说：“我应当自己派人去商议。”于是允许留下增加岁币的誓书，又派遣耶律仁先和六符，带着他们的国书来，并且要求写“献”或“纳”。富弼上奏说：“臣已经以死拒绝，敌人的气势已经挫败，可以不答应，敌人就不能有所作为。”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增加岁币二十万，契丹于是平定。契丹的君臣至今传颂他的话，遵守他们的约定，不忍心破坏，是因为他们心里明白，知道通好与用兵的利害所在。

译富弼再次出使，因为国书与口头传达的词意不同，快马赶回朝廷上奏说：“宰相故意这样做，想置我于死地。死不足惜，只是国家大事怎么办？”仁宗召见宰相吕夷简询问此事，吕夷简从容地袖藏国书说：“恐怕是弄错了，应当让人改正。”富弼怒容满面，与他争辩。富弼任河北宣抚使时，天章阁待制张旻任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的士兵，常由宦官统领，与州官抗衡，州官常屈居下风。那些士兵骄横强悍，即使不出巡警戒，也常领取口粮。通判石待举认为这是虚耗费用，上报转运使要求取消，士兵于是作乱，杀害了守卒。宦官杨怀敏与张旻不和，密奏说：“贼人在城上呼喊：‘得到张旻的首级，我们就投降！’希望赐给张旻的首级。”皇上听从了，派遣使者捧着剑，就在军中斩下张旻的头示众。富弼派遣宦官返回，并且上奏说：“贼人起初没有这样的话，这一定是仇家所为。假使真有此事，如果因为一个士兵的缘故，砍掉转运使的头，此后政令怎能推行？”皇上的怒气才消解。

欧阳修说：“我从前被贬到夷陵，于是取出架阁中陈年的公案，反复观看，发现其中冤屈与公正错乱，不可胜数。况且夷陵荒远狭小，尚且如此，天下情况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仰天发誓，从此遇事，不敢轻忽。”欧阳修曾对人说：“治理百姓如同治病。凡是治理百姓的人，不问官吏才能如何，措施怎样，只要百姓称便，就是好官吏。”所以欧阳修担任几个郡的长官，不见治理的痕迹，不追求声誉，以宽厚简略、不扰民为宗旨。所以他所到之处百姓称便，离开后百姓思念。有人问欧阳修：“为政宽厚简略，而事情不松弛废弛，为什么呢？”回答说：“把放纵当作宽厚，把省略当作简略，就会松弛废弛，百姓会遭受其害。我所说的宽厚，是不做苛酷急迫的事；所说的简略，是不做繁杂琐碎的事。”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知理之言。欧阳修在翰林院时，仁宗有一天看到御阁春帖子，读后喜爱，问左右，回答说：“是欧阳修写的。”于是取出宫中所有的帖子阅读，见篇篇都有深意，感叹说：“下笔不忘规劝谏诤，真是侍从之臣啊。”

韩综任天雄军通判，恰逢河水暴涨，金堤百姓依傍丘冢居住的有数百家。大水到来，韩综下令，能救活一人者赏千钱，百姓争着划船筏，全部救活了他们。不久丘冢溃决。

文彦博说：“朝廷施政，务必合乎人心，以静重为先，不宜遍听各种意见。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而人心不安的，只是更张过度的缘故。”仁宗患病，文彦博等人设坛祈福，留宿在殿廊。开封府知府王素夜间叩宫门，求见执政官禀报事情。文彦博说：“此时宫门怎能夜间开启？”第二天早上，王素入宫禀报，有禁卒告发都虞候想作乱，执政官想逮捕审问。文彦博说：“这样，就会张皇惊动众人。”于是召见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说：“都虞候某甲是怎样的人？”许怀德说：“在军职中最为谨慎善良。”文彦博说：“可以担保吗？”回答说：“可以担保。那么这士兵对他有怨恨，诬陷他罢了，应当立即诛杀他以安定众人。”众人认为正确，文彦博于是请平章政事刘沆在文书末尾判字，在军门斩首。等到皇上病愈，刘沆在皇上面前诬陷文彦博说：“陛下患病时，文彦博擅自斩杀告发谋反的人。”文彦博把刘沆的判字呈给皇上，皇上心意才消解。起初，文彦博想判状斩杀告变者，参政王克臣护住他的膝盖，于是请刘相判字。

吴奎奉命出使契丹，该国群臣为其君主加称号，拜见吴奎，让他入朝祝贺。吴奎自认为出使有职，祝贺与自己无关，不去。契丹畏惧他坚守道义，非常敬重他。

张文定公方平退休在南京，恰逢苏东坡下御史狱，方平上书救他，想附在南京驿站递送，府官不敢接受，于是让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投进，张恕徘徊不敢投。过了很久，苏东坡出狱，看到副本，吐舌变色。过了很久，世人问其原因，苏东坡不回答。后来苏辙也看到了，说：“难怪我哥哥吐舌变色。这事正得力于张恕。”有人问他，苏辙说：“难道没看见郑昌救盖宽饶吗？他的奏疏中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是激怒宣帝啊。况且盖宽饶正因为触犯许、史辈才有此祸，现在再次揭发，是增加他的怒气啊。况且苏东坡有什么罪，只是名声太高，与朝廷争胜罢了。现在张方平的奏疏，却说其实他是天下的奇才，难道不激怒人主吗？”有人拿这事问刘器之，刘器之说：“只说本朝未曾杀士大夫，现在开端，那就是杀士大夫从陛下开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定援引陛下作为例子。神宗好名而畏义，怀疑可以阻止他。”

胡文恭公天性谨慎安静，担当大任，尤其顾惜大体，说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余年，自古未有，善于防备外患的，谨慎准备罢了。胡文恭公任湖州知州，前任知州滕公大兴学校，花费百姓钱数万。安定先生胡瑷开始在那里教授，未完，滕公罢去，群小纷纷诽谤议论，认为滕公用

译钱款中有账目不清的，自通判以下的官员都不肯在账簿上签字。公在座位上折辩说：“你们辅佐滕侯多久了？假如滕侯的谋划有不善之处，为何不早点告知？却暗中袖手旁观，等到他离任后，才加以非议，这难道是古人分担谤议的本意吗！”一位书生非常惭愧，替公在账簿上签了字。公于是就在学宫的东面开辟斋舍，增加宿舍以扩充学生名额，安定先生的教化从此更加兴盛。东南地区的读书人懂得研习经术、践行道义，以做学问为志业，公在这方面出力最多。

译刘敞奉命出使契丹，他向来熟悉那里的山川道路里程。契丹的道路自古北口曲折迂回一千多里，到达柳河。刘敞问道：“从松亭直奔柳河，道路直且近，不几天就能到达中京，为什么不走那条路而走这条路？”原来契丹常常故意让使者绕远路，想以国土险远来夸耀使者，并且认为没有人熟悉那里的山川，没料到刘敞会问。契丹人互相惊视羞愧，随即吐露实情，说：“确实像您说的那样。”当时顺州山中有异兽像马，却吃虎豹，契丹人不认识，拿来问刘敞，刘敞说：“这就是所谓的驳。”他描述了驳的形状和声音，都符合，契丹人更加叹服。

宋仁宗时，贾昌朝留守北都，皇帝的诏谕到达，立刻刻石在北都府园倚山楼。

苏舜钦在庆历年间监进奏邸，沿袭旧例用出售故纸的钱祭祀神灵，并用剩余的钱宴请宾客。言事的人想借苏舜钦来连累一两位大臣，弹劾攻击非常急切，身边的人没有敢救解的。韩琦从容地对仁宗说：“苏舜钦只是醉酒饱食的过错，只可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何至于这样？”皇上后悔，脸色上显露出来。

苏颂充任北朝生辰国信使，在北朝时，遇到冬至，北宋的历法比北朝早一天，北朝人问苏颂哪个正确，苏颂说：“历法家的算术稍有差异，迟速不同，比如亥时节气应当交接，那么还是今晚，如果超过几个刻，就属于子时明天了。或先或后，各自遵循本朝的历法就可以了。”北朝人认为有理，各自以那一天为节日。使者回来，上奏此事，皇上高兴地说：“朕考虑最难处理的地方，您的回答，极其中肯事理。”

彭器资任饶州知州，钱尚书〇见有几十个穿官服的人来拜见，彭器资设拜，每个人上前问安后退出。钱尚书很惊讶，于是询问，彭器资说：“范仲淹从京尹被贬守此州，他的政令以名教厚俗、崇尚德义为先。州人仰慕，都倾向他，于是形成了风俗。”

张文懿公张士逊任宰相，陈尧佐罢免参知政事。有人挟怨上言陈尧佐想要造反，又有诬陷谏官暗中依附宗室的人，张士逊把两份奏章放在皇上面前，并且说谗言动摇朝廷。如果一旦开启奸邪的萌芽，那么臣我也不能自保了。皇上醒悟，把告发的人置于法，诬陷谏官的事也停止。张文懿公罢相，是范仲淹弹劾的。后来再次任宰相，一天，仁宗对他说：“范仲淹曾有奏疏请求废黜朕，可以施行。”张士逊说：“范仲淹按法应当诛杀，然而没见到奏疏，请求交给外廷施行。”皇上说：“没曾见到他的奏疏，近来有人为朕说，且议论他的罪过。”张士逊说：“他的罪过大，没有其他办法，没有文案，就不可以。希望陛下访求。”几天后，就一次请求他的奏疏，一个多月，共十几次请求。皇上说：“终究没见到。然而为朕说的人多了，可以从未减。”张士逊说：“人臣想要废黜君主，没有轻典。既然没有明文，就不能凭空言加罪。”皇上心意消解。

李及任秦州知州，李及到州，将吏心里也轻视他。恰逢屯驻禁军白天在集市抢夺妇人银钗，吏抓获上报。李及正坐着看书，召那人到面前，略微诘问，那人服罪。李及不再交给吏，急忙命令斩首，又看书像原来一样。将吏惊服。

陈泊初任开封功曹参军，当时程琳任开封尹。章献太后临朝，族人贵骄，自己杖打老卒致死，人不敢说。陈泊应当验尸，就到府中告诉程琳，程琳望见陈泊来，迎上去说：“验尸事完了吗？”陈泊说：“没有。”程琳急忙起身隐在屏风间说：“不得相见。”陈泊应声而出，到尸所，太后已派中人到，说：“速速看完上奏来。”陈泊起身再拜说：“领圣旨。”没完，使者十辈督促，吏等都害怕，对陈泊说应以病死上报。陈泊怒说：“为什么不实？”吏等骇然说：“您本来不自爱，我们不敢。”陈泊又怒说：“这卒冤死，等我伸冤。你们依违惧祸，法不赦你们。”随即如实陈述情况到程琳处。程琳又迎问说：“如何？”陈泊说：“杖死。”程琳大喜，拍他的背说：“如此阴德，官人必享前程。”急忙上奏。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宥，陈泊也不及罪。陈泊自此名显。

吕献可任御史中丞。熙宁年间，王安石初任参知政事，神宗正励精求治。一天，紫宸早朝，二府奏事很久，日刻已晚，按例把登对官隔在后殿，须等皇上更衣复坐，依次赞引。当时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在迩英阁侍讲，也将趋资善堂等待宣召，在路上相遇。司马光密问说：“今天请对，想说什么事？”吕献可举手说：“袖中弹文，是新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说：“以王安石的文学行义，任命下达之日，众人都喜于得人，为什么论他？”吕献可正色说：“君实也说这话吗？王安石虽有时名，然而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他的言则美，施于用则疏。如果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相府，天下必受其弊矣。”司马光又谕之说：“今天的论，未见有不善之迹，只是伤于匆遽，更加筹虑可乎？”吕献

译吕献可说：“新君刚刚即位，年纪尚轻，早晚与他商议谋划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罢了。如果这些人选不得当，将会败坏国家大事。这就像是心腹之疾，治疗它还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拖延吗？”不久，朝廷设立了三司条例司，王安石门下那些急躁求进、阿谀奉承的人，全部成为了他的僚属，开始改变祖宗制定的法度，专门致力于搜刮聚敛，百姓因此骚动不安，当初那些议论的人这才感叹佩服吕献可的先见之明。司马光每次谈论当时的人物，必定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是我所不及的。”

译王安石担任宰相，推行新法，设立条例司，任命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极力推辞，多达六七次，最终不接受任命，于是写信劝告王安石说：“忠信之士，在您掌权时，虽然意见不合令人讨厌，日后必定能慢慢得到他们的助力；谄媚阿谀之人，现在确实有顺从适意的快感，一旦您失势，必定有出卖您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人。”这话意在指吕惠卿。司马光对宾客，常常指着他说：“颠覆王氏家族的，就是吕惠卿。小人本来是因为权势利益而结合，权势倾覆、利益转移时，什么事做不出来！”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上书揭发他的罪状，只要能够颠覆王氏家族的事，没有不做的。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司马光有先见之明。

嘉祐初年，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显盛，他的党羽倾动一时。欧阳修也对他表示好感。苏洵说：“我了解这个人了。这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天下的祸患。”写了《辨奸论》一篇，将他比作王衍、卢杞，断定他最终必定成为天下的祸害。

张方平时任承旨，说王安石言语虚伪却善辩，行为偏激却固执，任用他必定会扰乱天下。王安石对他深怀怨恨。

范镇侍奉仁宗时，当时的言官务求揭发隐私来博取名声，有的人诬陷他人的隐私，范镇唯独引经据典顾全大体，忽略细枝末节。陈执中担任宰相时，范镇曾议论他没有学识，不具备宰相的器量。等到陈执中宠爱的妾室鞭打致死婢女，御史弹劾奏报，想要驱逐他。范镇说：“如今阴阳不和，财力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日益猖獗，监狱充斥，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罪责，家庭内部的私事，不是用来责备宰相的理由。”有识之士认为他说得对。

司马光延祜登殿应对，说高居简不适宜在陛下身边。皇上说：“太庙祭礼结束后，自然应当让他离开。”司马光说：“高居简狡猾胆大，不仅会离间君臣关系，恐怕还会让陛下与母亲、兄弟、夫妻之间都不安宁。”司马光自认为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言论被听从，计谋被采纳，想要以身殉职为天下效力，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有人用诸葛亮事多食少的话来劝戒他，司马光说：“生死，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更加努力。病重时，反复叮咛已不能自觉，如同梦中说话，但说的都是朝廷大事。去世后，他的家人立即将八页遗表呈上，都是亲手写的关于当时重要事务的论述。司马光说：“福建人狡诈阴险，楚地人轻率随便。如今两位宰相都是福建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地人，必定会援引同乡人士，充塞朝廷。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再变得淳厚？”皇上说：“是的。”皇上逐一询问群臣的作为，于是议论台谏是皇帝的耳目。司马光说：“既然是皇帝的耳目，陛下应当自己选择人选。如今议论执政大臣长短的人，都被斥退，全部换成了执政大臣的党羽。臣担心陛下的聪明将被遮蔽。”皇上说：“谏官难得，你再替我选择人选。”司马光退下后举荐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等数人上报给皇上。

赵抃担任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京城称他为铁面御史。他的言论曾希望朝廷明确区分君子和小人，常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也应当尽力排斥并断绝他们，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犯错，应当保护爱惜，以成就他们的德行。所以言论虽然急切，但人们不厌恶。

彭思永担任侍御史，极力议论内降授官资的弊端，仁宗非常赞同。当时张尧佐因为妃族身份晋升，希冀获得参政的一个空缺；王守忠因为亲近侍奉帷幄受宠，请求担任节度使，舆论哗然。彭思永率领同僚进言，大家都说：“应当等待命令下达。”彭思永说：“应当在事情发生前获罪。命令下达后无法挽救，就是朝廷的失误了。”于是独自上疏极力进言，甚至说：“陛下施行这种恩泽，无意疏远贫寒之士，只是为了让尧佐、守忠高兴而取悦众人罢了。况且说妃族执政，内臣用事，都不是国家的福气。”奏疏呈入，仁宗震怒，人们为彭思永担忧。彭思永说：“如果这两个人的命令不执行，即使赴汤蹈火也没有遗憾。”于是御史中丞郭劝、谏官吴奎都为皇上进言他的忠诚，应当被听取采纳，不应当加罪。仁宗怒气消解，而尧佐、守忠的希望于是落空。

宋邵亢上奏英宗，请求下诏太常礼院修撰颍王聘娶的仪范：“臣看到皇子颍王天资卓越，婚期将至，正值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继承家业之日，推究礼仪，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臣等看到本朝亲王聘娶，虽然《开宝通礼》具备旧仪，但因循守旧未曾施行，以至于有敲门羊酒、镇柜钱银，这是里巷的常谈，大概是士大夫所不说的，施行于圣朝，私下感到不安。请求降下圣旨，下诏太常礼院，广泛参考旧典，修撰颍王聘娶的仪范。那些不合礼制的旧例，一概废除。”随后礼院奏报《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之礼，本朝未曾使用，请求按照《会要》旧例施行。

蔡襄从给事中、三司使调任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起初皇上入宫为皇太子，内外互相庆贺，知道大计已定，后来渐渐传言，有异议的人，指蔡襄为一人。等到皇上即位，开始亲政，每次谈到三司的事，就有愤然不悦的意思。蔡襄终究因此疑惧，请求外任。已有任命后，韩琦、曾公亮两位公因此对皇上说：“蔡襄的事出于流言，难以确信。前代君主因为疑似的嫌疑，害及忠良的人，可以作为鉴戒。”欧阳修也进言说：“听说

译蔡襄的文字尚在宫中，陛下曾看过吗？”皇上说：“文字确实没看见，没有就不能断定一定没有。”于是上奏说：“如果没有文字，那么事情就难以知晓。即使陛下曾看过文字，也还需要辨别真伪。从前夏竦想陷害富弼，就先让婢女学习石介的书法，一年多后学成，便伪造石介与富弼通信谋议废立皇帝的书信。书信还未呈上，就被言官查知并揭发，幸亏仁宗圣明，富弼得以免除祸患。至于我遭母丧，守孝期满，刚回朝廷，有嫉妒忌恨我的人，便伪造了我的一份奏章，说请求裁减宦官，想以此激怒众宦官。当时家家都有副本，朝廷内外喧传，也幸亏仁宗保全，我才得以活到今天。由此说来，陛下曾看过文字，尚且需要辨别真伪，何况只是传闻疑似的话，怎么能相信呢？”皇上说：“官家如果相信传闻，蔡襄怎么会有这样的任命！”

译陈古灵一生讲求关乎万民利害之事，即使不是他的职责，也必定记录在案。他汇总各部使臣，对于可以立即推行的事务，就授予他们执行；那些利益遍及四方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凡是涉及朝廷治理体制、州县养育百姓的事务，他必定寻求可以作为法则的方法。对于鳏寡孤独、被遗弃的幼童，遭受水旱灾害、瘟疫饥荒，救济穷困、安抚富人，养老劝农，治理军队、牧养战马，训练将领、守卫边疆，积蓄粮食、创造财富，以及差役漕运等事务，没有不日夜精心谋划、详尽研究其方法的。他又向贤者、明者、能者咨询，不害怕谦逊，屡次广泛征求意见。一旦得到好的建议，就称赞其来源，并推广授予他人。这是他在世四十年间存心不懈的表现。他去世后，检查他的手稿，涉及民政、讲求治国之道，有的互相传授，有的互相咨询，共有一百多本，有的长达十幅，满纸细字，论述得失，可见他以天下为己任。如果让他大加任用，他的成就岂可限量！

徽宗初年执政，想要革除绍圣年间的弊端以安定国家，于是大开言路，众议都认为恢复瑶华太后的地位、给司马温公等人叙官是应当首先做的。陈公当时在谏院，独自认为幽禁废黜母后、追贬故相，这些都是确立名分以行事，不是小事。现在想要纠正恢复，应当先辨明诬陷蒙蔽，昭雪无罪之人，诛责策划此事的人，然后发布诏令，依礼行事，或许可以没有后患，不应急于求成以致后悔。朝廷认为公论长久郁结，且想取悦人心，迅速施行了。到了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全部改建设中年的政令，人们这才佩服陈公的深谋远虑。

吕正献公担任经筵讲官后，仁宗曾诏令讲官，凡是经传中记载的逆乱之事，都要直言不讳。吕公因此请求讲解弑君叛逆之事，这是臣子不忍心说的，而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深深警戒后世君主，希望他们防微杜渐，居安思危，使君臣父子的道理平时就明确，长幼嫡庶的分别尽早确定，那么乱臣贼子就无法萌生奸心。所以《易经》说“履霜坚冰”，是因为不早辨别。吕正献公担任郡守，总是五更起床，点烛查看公文。黎明时分出厅，裁决百姓诉讼。退下来就坐在便座，闲居如同斋戒，宾客僚属到来不拘时间。因此郡中没有积压的事务，下情得以通达。凡是他主管的六个郡，都以此为常例。吕公调任开封府推官，处理事务不知疲倦，暑天汗水湿透背脊。府尹王博文非常器重他，说：“此人前程远大，而治理百姓如此，真是宰相的器量。”吕正献公有时责备吕公持心过于宽恕，如今除恶不净，将放过有罪之人，成为日后的祸患。吕公说：“治理天下，去除那些太过分的人罢了。人才实在难得，应当让他们改过自新，岂能让他们自暴自弃呢！”

刘忠肃公挚在南京幕府时，恰逢司农寺颁布新令，全部斥卖天下祠庙，依照坊场河渡的法令收取净利，南都阏伯庙每年收入四十六贯钱，微子庙十二贯。刘公叹息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前往拜见留守张公方平，说：“难道不能为朝廷进言吗？”张公惊觉，于是委托刘公上奏说：“阏伯迁居商丘，主持祭祀大火。火是国家盛德所凭借的，历代尊为大祀。微子是宋国始封的君主，在此开国，本朝受命，建号所依。又有双庙，唐张巡、许远孤城死守，抵御大患。现在如果让商人承买，小人窥探利益，亵渎轻慢，什么事做不出来。每年收取微薄利益，实在损害大体。希望详细斟酌，保留这三座庙，以安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当天批曰：“辱国渎神，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迅速下令执行，不再施行。

刘忠肃公与同僚奏事讨论人才的大致情况，刘公上奏说：“人才难得。我曾观察士大夫之间，性情忠实而有才识的，是上等；才能虽然不高但忠实有操守的，是次等；有才但难以保全，可以借以成就事业的，又是次等。心怀邪念观望，随势改变的，是小人，终究不可任用。”两位皇帝说：“这话非常正确。”刘公辅政多年，在用人方面，先看重器识，后看重才艺，在举荐时，必定考察其性情行为的厚薄，终不轻易授予职任。因此有才名的人，大多怨恨刘公，刘公知道，也不顾惜。选取人不问认识与否，南方士人较多，有人用萧望之、郑朋的事劝谏，刘公笑而不答。评论者认为自元〇以来，能以人物为意，知道先后次序，而没有偏私的，刘公是首位。

马处厚默知登州时，当时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超过定额就取一人投入海中。马默建议，朝廷既然宽恕他们的生命，就投入海中，不是朝廷的本意；今后超过定额，请求选择年深自至配所、没有犯过杀人罪的人，移居登州。神宗深深赞同，立即诏令批准，定为定令。马默本无子嗣，后梦上帝因移沙门岛罪人的事，特命赐男女各一人。后果生一男一女。

蔡公确因诗语讥讽帘中，台谏章疏交相上奏，必定要求朝廷诛杀，宰执侍从都认为理所当然。范忠宣公独自认为不可，于是在帘前陈述：当今圣朝，应当务求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缘故，诛杀流放大臣。今日的举动，应当为将来树立法式，此事非常不可开端。疏中说，大概就像父亲有逆子

译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宽恕，至于父母亲自将人置于必死之地，却又担心伤害了亲情恩义。臣下微薄的忠心，确实就在于此。

译蔡京任开封府尹时，规定五日为期限，彻底改变了京城周边各县的雇役制度，并到政事堂向司马光禀报。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像蔡京这样干练，还担心法令推行不下去吗！”绍圣初年，章惇入朝为相，再次商议将雇役改为差役，设立专门机构讨论，很久未能决定。蔡京兼任提举官，对章惇说：“直接采用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施行就行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章惇相信了他，雇役制度于是确定下来。蔡京前后观望风向，贤良如司马光，暴戾如章惇，他都能欺骗，真是个小人。

曾子固担任郡守，每到一处就发布教令，要求下属各县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约定期限，期限未到，不再发文书催促。期限到了没有回报，就追究责任；如果约定的期限与事务处理时间不相符，允许县里自行说明，另外约定期限，并追究之前约定不当者的责任，随即进行追缉。州里不得派人到县里，县里也不得派人到州衙门口呼喊。各县起初不太听从，曾子固小的就处罚典吏，大的就一并弹劾县官，于是没有人敢怠慢公务，都能提前完成，百姓没有受到打扰，节省的文书往来达数十倍。州里的事务，督察核查都有固定的程式，分派给僚属，根据他们的能力任用，曾子固总揽大纲，只要求结果而已，庭院中没有积压的事务，监狱常常空着。人们只看到曾子固早晚处理公务，不久就结束，好像没有费什么心思，不知道他掌握的方法简约扼要，而且他的聪明威信足以辅佐，所以不劳累就能治理好。

苏子瞻在黄州时，皇上多次想任用他。王禹玉总是说：“苏轼曾经有‘此心惟有蛰龙知’的诗句。陛下龙飞在天却不敬重，反而想去求潜藏的龙吗？”章子厚说：“龙不仅仅指君主，臣子也可以称龙。”皇上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了，比如荀家的八龙，孔明的卧龙，难道都是君主吗？”退朝后，章子厚对王禹玉说：“相公是想倾覆人家吗？”王禹玉说：“这是舒亶说的。”章子厚说：“对着他吐口水，还能吃下去吗？”

曾公在哲宗朝做事，当时谏官陈瓘因为言论涉及东宫与政事被贬，曾公立即给两宫上奏书说：“陈瓘昨天所论述的，臣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从诏旨来看，陈瓘的话虽然狂妄，但他的心意是忠诚的。为什么呢？陈瓘以疏远小臣的身份，妄自揣测宫闱之事，袒露心腹，无所顾忌，这是臣所说的狂妄。皇太后有援立圣明君主的不世之功，有提前归政的过人盛德，万一有丝毫可以指责议论的地方，那么对于太后的清誉，就不是没有牵累。陈瓘怀着忧君至诚之心，陈述预先戒备的道理，想要开悟圣心，保全太后的盛美，忘身为国，这是臣子难以做到的，这是臣所说的忠诚。以臣愚昧的计策，皇帝因为陈瓘言论狂妄而驱逐他，皇太后以天地般的度量，隐忍包容，特意下手诏挽留他，那么天下的人，一定会说皇帝恭敬侍奉母仪，不容许小臣妄议，他的孝道如此；皇太后功德巍巍，却能宽宏大量，虽然有狂妄之言，也不认为是罪过。她的仁德如此，两方面的道义都得到，难道不美好吗！”起初陈瓘获罪，左右没有人敢说话，只有曾公直言，请求恢复陈瓘的旧职，他冒犯龙颜、触犯忌讳，大抵都是这类情况。

范忠宣公任庆州知州，饿死的人布满道路，范公想发放常平仓的粟麦来救济他们。州郡都想要等待奏请得到旨意后再行动，范公说：“人七天不吃饭就会死，怎么能等待批复？如果不允许，我应当承担罪责！”范纯仁任襄城县令，襄城的百姓，不从事养蚕织布，很少种植桑树。范公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对于有罪但情节较轻的百姓，让他们在家种植桑树，多少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定。后来检查他们种植的桑树茂盛，就免除他们的罪责，从此百姓得到利益。范公离任后，百姓怀念他不忘，至今称为著作林。著作，是范公任县令时的官职。

刘元城历任言官，正色立于朝廷，知道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尽的。他每次以辨别是非邪正为先，以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为急。他当面折辩、在朝廷争辩，直到雷霆之怒赫然发作，他手持笏板退后站立，等待天威稍减，又上前极力论述。一时之间奏对，有时前进有时后退，多达四五次。殿庭观看的人，都吓得缩颈倾听，退下后则赞叹佩服，甚至用俗语称他为“殿上虎”。元城说：刚考中进士时，与两位同年去拜见李若谷参政，三人一同起身请教，李若谷说：“我自从做官以来，常秉持四个字：勤、谨、和、缓。”其中一位年轻人应声说：“勤、谨、和，已经领教了，缓这一个字，我没听说过。”李若谷正色说：“我什么时候教你们迟缓不及事，你们且说说世间什么事不是因为匆忙而做错。”元城曾经对人说，当官处理事务，必须权衡轻重，务必合乎道理，不要偏重，就可以了。这就叫做中。又说：“元祐年间我曾拜见冯当世，当世对我说，熙宁初年我与陈升之、吕宝臣同任枢密，陈升之聪明少有人比，遇到事情，迎刃而解；而吕宝臣尤其善于权衡，每件事来了，必定权衡轻重，让事情得到恰当处理才罢休。经过吕宝臣处理的事，人情事理没有不允当的。”器之极力说权衡二字，最是我们当今应该致力学习的，不可不详细思考熟读。吕宝臣就是惠穆公。

职方张琪任江阴知县，军吏偷钱三百贯，大概三十年了。揭发他的奸恶，逮捕了几十人。转运使赵廓对他说：“这符合赏赐的典章，愿意流放官吏，我向上报告。”张琪脸色惨然地说：“杀

译人们为了求得奖赏，可以吗？”（他）全部召集官吏晓谕他们，如果偿还钱款就宽贷释放，不然，你们这些人就死定了。官吏们的亲属听到消息，争相拿出钱来偿还，十天就凑足了，于是推举两个死者作为首犯，其余的人全部宽贷不予追究。廓惭愧并且感叹说：“您是忠厚长者，不是我所能比及的。”琪是简肃公的女婿。

译陈忠肃公弹劾蔡京的罪恶，蔡京态度恳切，用甜言蜜语引诱陈公。陈公说：“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我不能停止。”于是更加用力地弹劾他。

明道先生说：“即使是一命的小官，如果心存爱护万物之心，对人也一定会有所帮助。”明道先生担任县令时，凡是坐的地方，都写着“视民如伤”四个字。他曾经说：“我常对这四个字感到惭愧。”

龟山先生的语录中说：“孔子说‘居上不宽’，我怎么看呢？”又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现在的人只想要事事如意，所以觉得宽厚的政令令人烦闷，不知道权柄在手，不是发泄性气的地方。何曾见过百姓不畏惧官员，只见到官员多残虐百姓罢了。然而宽厚也必须要有法度才行，如果对百事都不管，只是一味宽大，那么胥吏就会舞文弄法，不成体统。官府必须让权柄常在自己手中，操纵予夺，全不由人，即使尽行宽厚也无妨。”

郑忠穆公侍奉高宗时，苗傅、刘正彦谋划叛乱，尊高宗为睿圣皇帝，册立皇太子即位。郑公在朝廷上当面驳斥他们，未能使他们改变，私下里认为逆贼的凶焰炽盛，如果不联合外援就无法有所作为，于是上章待罪请求离去，打算向北前往平江、金陵，与吕颐浩等人商议复兴大计。太后下诏不允，升任他为中丞。两个逆贼窃取威福大权，肆意杀戮，每天到都堂，侵扰扰乱机要政务。郑公上章极力进言，请求告示，苗傅等人应当一律遵守典章法度，奏章被扣留在宫中不下达。郑公当面恳切请求，才下达给三省施行。奏章下达后，苗傅等人果然发出怨言，但稍微收敛了一些。郑公随即派遣亲信承议郎谢向更改姓名，微服扮作商人，徒步前往平江，会见张浚等人，详细陈述城中的情况，让他们严密部署兵备，张扬声势，持重缓进，使逆贼自行逃遁，不要导致城中的变故，惊动三宫，这是上策。张浚等人听后，都感激振奋，谋划赴难。忽然又下诏，尊高宗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幼主为皇太侄、监国公。郑公震怒不知如何是好，便与大臣商议，认为唐代睿宗传位给皇太子，由太子处理小事，睿宗自尊为太上皇，以统御天下，那么考察古代是有先例的，施行于当今是得当的。太后依旧垂帘共同听政，以安定人心。那叛乱的阴谋于是停止。不久义师向西进军，高宗复位，郑公的功劳最多。

吕舍人本中说：“‘忍’这个字，是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其是要先务。如果能清廉勤勉之外，再实行一个‘忍’字，什么事办不成。《尚书》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这是处事根本。王沂公曾说，吃得三斗浓醋，才能做宰相，大概是说能忍受事情。韩魏公语录说，想要成就大节，不免要小忍。和靖尹公说，最大的祸患，起于一时的不忍，不可不谨慎。”吕氏《童蒙训》说：当官的人首先要以暴怒为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自害，怎么能害人。前辈曾说，凡事只怕等待，等待，就是详细处理的意思。因为详细处理，那么思虑自然周全，别人不能中伤。又说：前辈曾说，胥吏不怕严厉，只怕仔细。因为当官的人仔细阅读公文案卷，那么真情假象自然显现，不需要严厉苛刻。吕氏《童蒙训》说：当官处事，只务求踏实。如涂抹文字，追改日期，重换押字，万一败露，获罪反而更重，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骗的道理。

虞公允文为相，侍奉孝宗。当时北使乌凌阿天锡来祝贺庆节，在紫宸殿觐见，跪拜后，进献国书，于是跪着不起，要求我们行以前没有过的礼节。左右的人失色。虞公请求皇上起身进入内殿，天锡脸色沮丧。虞公派遣阁门传宰相的命令说：“使者奸诈无礼，有诏令放仗。”使者回到馆舍，互相谴责。于是通过傧者恳切祈求，第二天早上再次进见祝寿，于是极其恭顺，朝中议论称快。虞公将此事下达给边郡，命令檄文告知北朝。天锡回去后，果然获罪。虞允文常说：“宰相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是旁招俊才，列于庶位罢了。”怀中有一小方册，名叫《才馆录》，听说一人有一善，必定记下。再次入蜀，首先推荐汪应辰、赵雄等六人。等到为相，首先任用胡铨、张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十人。一时得人之盛，凛凛有元祐、庆历之风。

洪忠宣公皓奉命出使大金，在军前归来，分别时抱着太硕人拜且哭泣。当时长子才十三岁，以下的孩子都在襁褓中，呱呱哭着环列周围，行路人不能仰视，洪公不把他们当作儿子看待。辗转到达太原，停留将近一年。金国对待使者，礼节更加削减。等到到达云中，大帅尼玛哈逼迫他出仕于刘豫，洪公说：“我万里衔命，不能护送两宫回去，大国气度不足以拥有中原，应当归还给本朝，却违背天意去侍奉叛逆的刘豫，刘豫应该被车裂万段，只是我力量不能，难道能忍心侍奉他吗？现在留下也是死，不立即去刘豫那里也是死，与其在狗鼠之间偷生，宁可甘愿受鼎镬之刑也不后悔。”尼玛哈发怒，命令壮士拥着他下来，拿着剑夹持着他。洪公不为所动。旁边的贵人说：“这真是忠臣。”制止剑士，用眼神示意跪拜，请求尼玛哈怒气稍减，于是流放到冷山。流放，就像中国的编管放逐。从云中到冷山，走了两个月

译程，距离金国都城二千多里。那里气候苦寒，四月草木才开始生长，八月就下雪了，土屋不满百间，都是陈王完颜固新新聚集的村落。固新派洪皓教导他的八个儿子。有时两年不给衣食，盛夏时节也只穿粗布衣服。洪皓为四个隶役安排课业，让他们去别的山砍柴，曾经遭遇长期大雪，柴火用尽，以至于乞求马粪，烤面饼来吃。受困受辱十年，洪皓多写诗文来讽喻，都是忧国伤时的话语。固新曾经得到献上的夺取蜀地的策略，拿着它来问洪皓，洪皓列举古代事例来阻止他。固新锐气正盛，想要吞并中原，说：“谁说海大，我的力量可以干涸它，只是不能让天地互相碰撞罢了。”洪皓说：“军队就像火一样，不收敛将会自焚，哪有四十年用兵不止的道理！”又多次对他说明自己来是为了两国的大事，现在既然不接纳使者，却让我深入敌境教小孩。如果发生战争，使者还在，按礼法不应当被拘捕。固新有时答应有时不答应。一天，大怒说：“你担任和谈官员，却嘴硬，说我不敢杀你吗？”洪皓说：“我自己料定该死，只是大国没有杀害使者的名声。这里距离莲花泺三十里，让他乘船，一个人把他推入水中，以坠入深渊为借口，是可以的。”固新认为他有义气而停止了。后来洪皓回国，皇帝说：“洪皓身陷敌营，却心系王室，孝忠的气节，长久不改变，确实值得嘉奖。”他的两个儿子都考中词科，也是他忠孝的回报。先圣福善祸淫的训诫，在这里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