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衡齐卷三

译胡子衡齐卷三

泰和胡直正甫撰写

博辨上

弟子向胡先生请教说：“孔子屡次称赞博学，这是为什么呢？”胡先生说：“博学吗？博学吗？懂得什么是真正博学的人很少啊！伏羲之所以被称为圣人，不是因为结网捕鱼、设立厨房而著称；轩辕之所以被称为神灵，不是因为教导熊罴、推演神妙的策略而专擅；神农之所以被称为神人，不是因为辨识百草、砍制耒耜而号称；夏禹之所以被称为智者，不是因为劈开橇榉、沉没金匮而闻名；周公之所以被称为有才能，不是因为制造指南车、设立土圭而推崇；孔子之所以达到至高境界，不是因为应对羵羊、识别专车而称道。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神灵、神人、智者、有才能者、至高者，都是有其归宿的。孔子教导人们要博学，这很明白，但后来谈到多能时却说：‘君子多能吗？不多。’谈到多知时就说：‘我有知识吗？没有。’教导别人要博学，自己却不以博学自居，孔子并非故意如此，他之所以学习、之所以博学，也是有其归宿的。如今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打兔子的野人可以和大圣人同心同德，但才能资质是不同的。所以在朝廷上的大圣人，不能与平民百姓争抢技能。因此大挠创造甲子、苍颉创立文字契约、力牧著述兵法、羲和掌管日月、胡曹制定衣服、奚仲制作车舆、禹专管水土、稷负责农耕、夔掌管音乐、夷掌管礼仪、契负责教化、陶掌管刑罚，都终身不改变他们的专长。有专长的人并非奢侈，没有专长的人并非屈辱。实在是因为才能资质不同而实际用途专门化。在后世，像后羿的射箭、王良的驾车、师旷的音乐、郢都工匠的斧斤，各自不改变行业，不是不想改变，如果改变行业就会颠覆他们的技艺。大夫文种治理国家，范蠡不知道；范蠡治理军队，文种不知道。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韩信战胜攻取，房玄龄谋划、杜如晦决断，各自不改变用途，不是不想改变，如果改变用途就会颠覆国家。从前樊迟在孔子门下，请求学习耕种，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园丁。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耕种菜园的事务、太庙的事情，孔子尚且不能兼知，何况学者呢？子思子说：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不能做的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才能资质不同，也是力量无法兼顾。后来的儒者，被穷尽事理的误训所迷惑，就荒谬地游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既然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于是追求不能知道的知识，追求不能做到的能力，追求不能兼顾的事物，好比面对大海计算冰流而想要穷尽源头，登上高山辨别树枝而想要探求根本，不仅失去了源头根本，而且使天下后世疲惫不堪，永无止境。天文地理，古代有人布算推演，大多出自偏长专家，君子难以勉强。世俗儒者说：‘圣人仰观俯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不知道这种观察，不是圣神不能做到，所以只有伏羲之后才能仰观俯察、穷尽象数吉凶，与百姓共同忧患。否则的话，那就是一根毛发与千里之远相差无几了。唐代一行历法从国清寺得到，郭景纯的地理学从锦囊中传授，陈图南的数学传给穆伯长直到邵雍，象学传给种放直到范谔，不仅接受者不能勉强，即使传授者也不能勉强别人。而宋代的蔡元定等人，一定要勉强知道、勉强做到，还要勉强兼顾，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起初蔡元定把天文传给他的儿子，记载在书传中，既然自认为得到了，没有人非议；明朝兴起，高皇帝在军中设立圭表，于是历次验证书传中天文之谬误，急切地告诉群臣修改蔡元定的传注，札示天下学子不要蹈入其误。又曾经阅读宋代庞元英的记载，蔡元定与同乡人占卜墓地都错误，同乡人甚至作诗讽刺讥笑他。那么蔡元定的天文地理，与梦见焦鹿而在白天到官府诉讼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梦蕉鹿并非虚假，然而以梦来寻求则不可执着而诉讼。这哪里只是蔡元定呢，《参同契》是汉代魏伯阳所作，是火记的次篇，虽然借用易卦但义理并不贯通，不注释也可以。晚宋儒者一定要详细解释，并托名邹欣，以至于让丹家反而讥笑其失误。天的形体尤其不可推测求索，宋儒者有的说像弓、有的说像盖、有的说像磨盘、有的说像卵，而都不可知。晚宋儒者一定要说：有天壳，我不知道壳之外又是什么东西，又从哪里去窥探知道呢。唉，宋儒者多么喜好博学啊！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像宋儒，就几乎是不知为知了。虽然如此，假使宋儒者真的知道了，也可以说是博物，但不能说是博学。春秋时已经崇尚博学，著名的有左史倚相、子产、叔向，但这两个人治国不依赖博学。汉代臣子中博学的称司马迁、东方朔、刘向、扬雄，东方朔甚至能辨别劫灰、识别毕方，事情涉及奇异。晋代臣子中博学的称束皙、杜预、郭璞、张华，张华能识别宝剑之气、明白铜山崩塌、辨别龙鲊之色、审察石鼓敲击、记录然石之异、辨认海凫之毛，事情逐渐奇异。唐代臣子中博古的称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贾躭，贾躭能兼通阴阳象纬医卜，担任宰相时，百姓有丢失牛的，在马上叩问，贾躭打开书箱推演盘算，知道牛在哪里；有患虱瘕病的，立刻知道用龙水治疗；又知道枯井藏书，事情尤其奇异。又有君主，石书辄乙其处，又有说读书万卷还有今天，至于辨别食苹不是藾，萧识跳脱是腕钏。这几位君臣，可以说是博学了，然而用来议论道义则荒疏，用来穷尽经义则伤害，用来处理事务则迂回，用来修饰文辞则靡丽，曾对是非之实、理乱之原有什么补益呢？庄子所说的脚上并生的肉、手上多出的指头，都是无用的。这是后儒者所为的博学，虽然假使这几位君臣真的运用它，也可以说是博物，但不能说是博学。水是一样的，而臾儿易牙能辨别淄水和渑水的味道；陆鸿渐能辨别江水与南零水的不同，一斛之中哪个是头哪个是尾；于是李赞皇也能做到，李赞皇辨别江表水与石城水都没有差错。这些都是奇异，但还是用口喝来区别的。像陆鸿渐，喝茶知道是用劳水烹煮的，这尤其奇异。这几个人，对于事物可以说是博了，但也不能说是博学。汉代真玄搜、曹元理几个人，都称名博达，一天陈广汉对曹元理说：我有两囤米，忘了它们的数量，你替我计算一下。曹元理用筷子转了十几圈，说：东囤七百四十九石有余，西囤六百九十七石有余。后来果然复核符合其数。不久曹元理又计算陈广汉的产业：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后来都复核符合其数。又有用勾股法计算南北极的，说：相距不超过八万里。又说东西南北相距二亿三万余里，从地到天半八极之数。又说地离天八万一千三百余里，又说日离地应当八万里。这几个人，对于事物、对于天地可以说是博了，但也不能说是博学。

译博学（下）

问：先生所说的博学，难道不同于这个吗？答：先生所说的博学，是说没有哪件事不是学习的。那些诵读书籍、考据古事、知识广博、见闻丰富，只是学习中的一件事罢了，并不能称为博学。你没有听说先生没有行动不与二三子弟子在一起，公明仪跟随曾子没有不学习的地方吗？知道先生没有不与弟子相处、公明仪没有不学习的地方，就知道什么是博学了。《论语》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又说：出门像接待贵宾一样，役使百姓像承担重大祭祀一样；又说：居家恭敬，做事严肃，对人忠诚；又说：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仓促匆忙时一定遵循仁德，流离困顿时一定遵循仁德；又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横木上；又说：看要思考是否明晰，听要思考是否聪敏，脸色要思考是否温和，容貌要思考是否恭敬，言语要思考是否忠诚，做事要思考是否严肃，有疑问要思考请教，愤怒时要思考后果，见到利益要思考是否合乎道义。学习像这样，怎么不广博呢！《礼记》说：本来富贵就按富贵的规矩行事，本来贫贱就按贫贱的规矩行事，本来患难就按患难的规矩行事，本来在夷狄之地就按夷狄的规矩行事；又说：站立像斋戒一样庄重，坐像尸主一样端正；又说：足容稳重，手容恭敬，目容端正，口容静止，颜容安静，头容正直，气容严肃，立容有德，色容庄严；又说：学习如何做父子，学习如何做君臣，学习如何做长幼。学习像这样，怎么不广博呢！从前子贡问孔子说：“赐对学习疲倦了，请求休息去侍奉君主。”孔子说：“《诗经》说：早晚温良恭敬，做事严肃谨慎，侍奉君主怎么可以休息呢！”于是子贡说愿意休息去侍奉父母，孔子说：“《诗经》说：孝子孝心不竭，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侍奉父母怎么可以休息呢！”子贡说愿意休息去侍奉妻子儿女，孔子说：“给妻子做榜样，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国，侍奉妻子儿女怎么可以休息呢！”子贡说愿意休息去结交朋友，孔子说：“《诗经》说：朋友相互辅助，用威仪来辅助，结交朋友怎么可以休息呢！”子贡说愿意休息去耕种，孔子说：“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搓绳子，赶紧修缮房屋，开始播种百谷，耕种怎么可以休息呢！”那么子贡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吗？孔子说：“望着他的墓穴，高峻的样子，像山丘，像鼎足！”子贡说：“死亡伟大啊！君子在那里休息！”用侍奉父母、侍奉君主直到妻子儿女、朋友、耕种，死了才停止，学习像这样，怎么不广博呢！至于读书考据古事、知识广博、见闻丰富，只是学习中的一件事罢了，还不能称为博学。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先生讲博学就够了，为什么又教导颜回‘博文约礼’呢？答：文是学习的内容，极其繁多，所以称为博；没有不是文的，那么没有不有我心中不可增减的灵则在其中运行的，这就是礼。礼极其统一，所以称为约。如果不以礼来约束，那么文就失去了准则，虽然广博却不是真正的学习。你知道了‘约’就是‘博’，然后才知道孔门博学的宗旨，这是不可不辨明的。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分散在视听言动中的，是博文；保存在不违背礼的视听言动中的，是约礼。先生给颜回指示为仁的门径，不就是博约的教诲吗？答：是的。问：约礼确实约了，但是出门役使百姓，与做事的严肃、居家的恭敬、对人的忠诚、终食与颠沛造次时的仁德、言行的忠信笃敬、看的明晰、听的聪敏、色的温和、貌的恭敬、见得的道义、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时的行为、父母的亲爱、君臣的道义、长幼的次序、妻子的榜样、朋友的威仪、播种的勤劳，也都是这样的吗？它们光彩鲜明而不统一，却也称约礼，可以吗？答：你认为这些光彩鲜明而不统一的东西，果然是从外而来的吗？还是从内心发出、根植于人心的呢？答：哪有不是根植于人心的呢。答：你认为人心中的光彩鲜明而不统一的东西，必定是预先储存、分别具备、等待时机位置而出现的吗？还是那灵则极其统一、没有预先储存分别具备、随时机位置而出现的呢？答：哪有不是从灵则极其统一中出现的呢。答：如果是这样，那么说这不是约礼，可以吗？所以说如果不以礼来约束，那么文就失去了准则，虽然广博却不是真正的学习。因此有这种文就有这种礼，不是文在外礼在内。广博的文，必定是约的礼，不是先博后约。你想了解礼吗？请问你心中的灵则。

明中（上）

弟子问：学习有终极吗？胡子说：有，达到灵则的终极。问：灵则是什么意思？答：尧舜所执守的中道就是。虽然如此，你不探求道心的微妙，又怎么认识所谓的中呢？

问：心只有一个，为什么有人心和道心的区别？答：心主宰性，而形体和气居住在心中，所以心的发动主宰于性，不被形体和气役使，这就是道心。道心所以有本来存在的。被形体和气役使、不主宰于性，这就是人心，人心所以有本来不存在的。道心就是所谓人生来安静，天的本性。人心就是所谓感触外物而发动，性的欲望。问：怎么看出微和危的区别？答：道心，是以无为而做的。无为，它的静止像深渊，它的行动像云彩，子思所说的看不见听不到、孟子所说的不学不虑就是。微妙不也很厉害吗！由此知道它本来存在，如果不是本来存在，怎么能微妙呢？人心，是以有为而做的，有为那么它的发动像波浪，它的行动像奔跑，也就是《诗经》所说的在屋漏处感到惭愧、孟子所说的行为不满足内心。危险不也很厉害吗！由此知道它本来不存在，如果不是本来不存在，怎么会有危险呢？问：精一在哪里？答：道心微妙，不被人心的杂乱所混杂，叫精；不被人心的二致所分裂，叫一。不混杂不分裂，那么内部没有偏倚，外部没有过度和不及，中道不就在这里吗！所以说真诚地执守其中。因此脱离中道谈学习，不是尧舜学习的宗旨；脱离道心谈中，不是尧舜中道的宗旨。

译问：允执的中，与未发的中，相同吗？回答说：未发的中，是中；发出来而符合节度的和，也是中。怎么不相同呢？与中庸的中相同吗？回答说：发出来而符合节度，怎么不符合中庸，又怎么不相同呢？与《易经》的天则、《尚书》的皇极、《诗经》的帝则、《礼记》的天理、孔子的规矩、曾子的至善相同吗？回答说：怎么不相同呢？与约礼的礼相同吗？回答说：怎么不相同呢？

那么，世俗儒者所称的至当，相同吗？回答说：世俗儒者所称的至当，并非不同。世俗儒者急切地在事物中寻找至当，这才是不同的。心穷尽了，天下就没有遗漏的本性；本性穷尽了，天下就没有遗漏的道理；道理穷尽了，天下的事物就顺从了，难道还要借助外物吗？而世俗儒者必定说穷尽一个事物就穷尽一个道理，穷尽一个道理就寻求一个恰当，当他们看见一个事物一个道理时，即使有万种道理万种恰当，也不去顾及；当他们固守一个道理一个恰当时，即使有非道理非恰当的情况也不去忧虑；他们离至当，相差太远了。你不看慈母养育孩子吗？时而饥饿时而饱足、时而凉时而暖、时而喜悦时而愤怒、时而干燥时而沐浴、时而安寝时而起处，时而啼哭时而安静，处理大小便，早晚抚摩出入。看慈母那温和施予而处处恰当，难道是向事物中寻求而得到的吗？她作为处女时，身体不敢离开闺阁，口中不敢提及两鬓，虽然有保姆，哪里去询问养育孩子的方法？然而养育之道没有不恰当的，那是天性慈爱必然达到的本性。所以说诚心诚意地寻求，即使不中也不远，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这是说的本性。如果从本性中获得，那么即使有亿万种感应、亿万种应对、亿万种恰当，亿万也只是一个，谁能把它分成两个？从前所说的盘盂瓮盎池沼渊谷江淮河海之日，无非是天日所包容的，所以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是本性统一的。虽然如此，世俗儒者只追求小的恰当，哪里懂得大的恰当。既然不懂得大的恰当，又哪里知道变化的恰当？

问：什么是大的恰当？回答说：古代做君主的，以调和万邦、施行于海内、使鸟兽鱼鳖都顺服为最大的本分，以天下得到人才为先务，其他事情顾不上，这是大的恰当。古代做臣子的，以天下人的饥溺为自己的饥溺，以君主不像尧舜、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为自己的罪过，其他事情顾不上，这是大的恰当。古代做儿子的，以让父母心意愉悦为善养，以立身行道保全生命保全名节为不辱没父母，其他事情顾不上，这是大的恰当。古代做老师的，以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为本分，以得到天下英才教育他们为快乐，其他事情顾不上，这是大的恰当。古代做士人的，以仁义礼智根植于心、流露于面色、充满于背部、四肢不言而喻为所禀受的本性，其他事情顾不上，这是大的恰当。所以古代的儒者，致力于大的恰当，以包容小的恰当，即使有小的不恰当，也顾不上忧虑。现在的儒者，致力于小的恰当以排斥大的恰当，即使有大的不恰当，也顾不上过问。如果像世俗儒者那样议论，摘取小的来刑罚大的，那么尧舜这样的玄圣，很少有不成为缺德行为的；汤武这样的明王，很少有不成为叛逆节操的；伊尹周公很少有不成为跋扈的；孔孟很少有不成为游说的。这些圣人，将被加上大不韪的名号，而无法推辞，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试着观察一下，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一个男子，那么姊妹的伦理就渎乱；把天下禅让给舜，那么宗庙的祭祀就改变；丹朱傲慢而不能教化，那么谷子的效法就凉薄；伯鲧败坏族类而不能分辨，那么知人的智慧就蒙昧。尧尚且不能匹敌当时的君主，何况他们以下的人呢？然而尧必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尧本来以天下得到人才为大的恰当，而谷子则有命运，不可强求。传曰：方寸的木头，可以使它高于岑楼。语曰：一铢一铢地称，到两必定有误差；一寸一寸地量，到丈必定有谬误。这是世俗儒者所谓的恰当，沉溺于小的缘故。

问：什么是变化的恰当？回答说：你不看风雨水火天地，尚且不能掌握它们的变化，为什么唯独一定要在人事上掌握？古今大变，圣人不能掌握而驾驭已经很久了。然而一天一夜，小的变化亿万，不止风雨水火那样不可预测，圣人又怎么能预先推测它的端倪、预先射中它的形状而悬定它的恰当呢？所以说《易经》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又说它的道屡次变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只适应变化，不可作为固定的准则。随着日化而裁制，在于变化；推行而施行，在于通达。在这个时候，圣人怎么恰当？圣人确实知道它的恰当。我的道心虽然亿万变化，而中常执守。圣人在其间怎么迎送呢！天下不是小事物，死生出处不是小事情，而唐虞以禅让、夏殷以继承，圣人不是必定要不同，只顺从天命。微子以离去，箕子以奴役，比干以死，伊尹以五次就汤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圣人不是必定要不同，只顺从仁义。孔子一身仕止久速，不是必定要不同，只顺从时势。《易经》《诗经》《尚书》《礼》《春秋》，不是必定要不同，只顺从经典。三土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不是必定要不同，只顺从中和。忠质文，崇尚不同；贡助彻，制度不同；校庠序，名称不同；楹足悬，器物不同；收哻冕，服饰不同；养老则顺序不同食物不同，圣人也不是必定不同，只顺从用途。所以圣人之道，如果符合本性，就像耳目口鼻没有不相通的，不假钻磨；四肢百体没有不相为的，不假告诫，又哪里需要悬定呢？世俗的儒者谈论养育百姓，就争辩说必定井田才恰当，不知道井田成而百姓骨头腐烂很久了；谈论任用官员，就争辩说必定封建才恰当，不知道世禄之子淫乱逞欲，天子尚且不能按时巡视而改变他们。争辩说必定肉刑才恰当，不知道末季之君，一天而千百个纣王，确实不难；争辩说必定明堂辟雍才恰当，然而后世不是不明堂辟雍，而没有达到治理。一件深衣，而争论数十代；一根桐杖，而议论数百言；知道杅尊古旧，而不知道杯斝适于手持；知道章甫古旧，而不知道巾帻良于服用；知道笾豆古旧，而不知道现在的祖父没有常席于地；知道篆隶古旧，而不知道现在的君臣没有常娴于书。刻刻然，镌镌然，悬定小的以遮蔽大的，执一以排斥万，顺从自己以拒绝别人，矜持好古的名声而不惧于当务之实，天下之事败坏且离去，还说这符合古礼、这不符合古礼，浪费时间，而不适于变化，不能通达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就天下之舋舋，这是世俗儒者所谓的恰当！不究于本性，不由于道，心不灵不则的缘故。所以说世俗儒者离至当相差太远。

译说：弟子听说，天下的道理是统一而又有分别的。因为有所分别，所以必须先精细地分析而不使统一的道理混乱；因为统一，所以最后必须综合广大而没有遗漏。现在您只展示了统一的道理，而没有达到分别的层面，我担心仁会流于墨家，义会流于杨朱，忠会流于荀息，信会流于尾生，执中会流于子莫，虚无会流于老聃，寂灭会流于释迦。这难道不是被讥讽为无刻度的秤、无长度的尺吗？回答说：世俗的儒者自以为得到了刻度和长度，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所要衡量的事物中去寻求刻度和长度。如果在所要衡量的事物中去寻求刻度和长度，那么事物尚未到来就先进行占卜，境界无穷无尽却用固定的框架去划定，这不仅像画饼难以充饥、胶柱难以奏瑟，我恐怕刻度和长度不会从所要衡量的事物中产生，却强行让所要衡量的事物去符合刻度和长度，即使把头顶磨白也得不到。孟子不说过吗：称量然后知道轻重，度量然后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尤其如此。心，就是人的天然秤和天然尺，所以有天然秤就有天然刻度，有天然尺就有天然长度。这刻度和长度，幼童得到它就知道爱父母、敬长辈，乡人得到它就知道尊敬在此、长者在彼，普通百姓得到它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凉水，孝子得到它小杖就受、大杖就逃，当时的君主得到它有大贤就拜师、有小贤就交友，君子得到它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在那时，事物不能先于它而存在。这刻度和长度，尧舜得到它而实行禅让，汤武得到它而进行征伐，伊尹得到它而放逐讨伐，周公得到它而制定礼乐，孔子得到它而决定出仕、止仕、久任、速去，各自符合当时的时势。群圣得到它来统御天地、分类万物、规范日月、汇聚山川、接待鬼神、调和四时，以范围之而不逾越，以曲成之而不违背道，在那时，事物不能先于它而存在。说它的蕴藏则浑厚、深邃、空灵，统一者不得不统一，并非一定要综合之后才统一；说它的发散则分明、有序、清晰，分别者不得不分别，并非一定要分析之后才分别。我只担心人们不理会统一的道理，又何必担心分别的不清晰呢！又哪里需要先分析使之分别、后综合使之统一呢！如果没有分别，就不能说统一；如果没有统一，又有谁让道理去分别呢？为什么呢？道理，是我们心中光明的东西，因为它极其统一；道理极其不单一，不是说漫漶模糊而没有区分的东西。所以说：亲爱亲人的差别，尊敬贤人的等级，是礼产生的根源。这是天然秤和天然尺所在的地方，是天然刻度和天然长度产生的地方。荀子说：同时陈列万物而中间悬挂秤杆。诸葛亮说：我的心像秤。这样就可以推测而知晓其中的缘故了。至于杨朱、墨子、子莫、荀息、尾生、老子、释迦的偏颇，都是没有听说尽心学习的人，从未向天然秤和天然尺寻求，又哪里有天然刻度和天然长度呢？现在的世俗儒者，竟然仇视自己的心，违背自己的本性，而在事物中寻求恰当，不仅对刻度和长度感到困惑，而且连秤杆和尺子都抛弃了，怎么能得到恰当呢？因此，按照世俗儒者的学问去学习，是误导天下，天下人趋附这种误导，艰难困顿啊。按照世俗儒者的恰当去追求恰当，是阻碍天下，天下人陷入这种阻碍，艰难险阻啊。然而天下人仍然奔走钻营而不止，是因为浸染蒙蔽太深了。尧舜的中正主旨不显扬于天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悲啊！

说：您所说的尽心，是指人心呢，还是指道心呢？回答说：孔子谈论人心很少，而谈论道心很多。那么道心为什么能恰当呢？回答说：道心就是本性，本性是灵性承继于上天的，灵性所以微妙，微妙所以明辨，所以不陷入过与不及，所以能中正而恰当，恰当不超出事物之外，这是确凿的。说：世上的人很少有不具有灵性的，然而不恰当，为什么呢？回答说：本性没有不恰当的，有不恰当的，不是本性的罪过。您没听说过吗，浯溪的山上有石镜，能照见百里；后来凿击它，就不能看见寻丈之远。这是人扰乱了它的天然。四明的水有鉴湖，能照见须眉，后来搅浑它，就不能看见舟船。这是事物混淆了它的本体。世上不能得到恰当，就是人扰乱、物混淆造成的祸害。这就是所谓人心惟危的意思，不是本性的罪过。世俗儒者仇视心、怀疑性，而一定要在事物中寻求，这是越扰乱越混淆。况且夜间行走的人看见卧石以为是伏虎，一定要引火来辨别；白天看见石头还说要求火，就是多余了。醉酒的人看见蹄涔以为是深沟，一定要提起衣服涉水；醒来看见蹄涔还一定要提起衣服，就是昏乱了。这心的灵性何止是白天和清醒呢？而儒者一定要在事物中寻求，与白天看见石头还求火、清醒时涉水还提衣有什么不同呢？这是越多余越昏乱。离娄的眼睛号称最明，而加上金玉反而昏暗；师旷的耳朵号称最聪，而装饰以珠串反而耳聋。世上的儒者不自信自己的明与聪，而寻求加上金玉珠串来美化，这是越昏暗越耳聋。我听说尧舜惟精惟一而中正得以执守，而现在用不精不一去寻求；文王不识不知而法则得以顺从，而现在用多知多识去寻求；孔子无意必固我而规矩得以不逾越，而现在用意必固我去寻求。这是越寻求越背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远离寻求不灵的事物，而近处伤害性灵。这也是事物互相对待罢了，有什么准则可循而能得当呢？

说：您说本性没有不恰当的，那么普通人有吗？回答说：有，我请证明以往事可知。从前陈平宰肉而均匀，于公断狱而公平，这都是未曾问学而能做到的。可见普通人有恰当的。说：妇女有吗？回答说：我请证明以近事可知。建文年间有范氏妇，是范山卫卒储福的妻子，储福听说靖难兵起，仰天哭道：我虽是贱卒，道义上不忍辜负旧君。最终不食而死。范氏年少有姿色，侍奉婆婆特别谨慎，当时哭她的丈夫，就跑到山谷中号哭，怕婆婆听见而悲痛。官员有想送聘礼的，听说后不敢侵犯，而范氏最终保全了她的节操。又有牛氏，她的丈夫龚天保，是嘉靖年间景府护卫军，天保病死后，牛氏发誓同死，十七天粒米不进。当时有认为她义举的人争着提供棺材安葬她的丈夫，一个以先施言，一个以木材美好请求，妇人哭着说：我已经答应先施言的人了，请一定要听从他。后来天保安葬没有缺乏的事，而妇人才长绝。范氏怕婆婆悲痛，牛氏道义上选取先施言，这也叫最恰当，不是吗？这两个恰当，难道曾经穷尽搜索悬定而得到的吗？那所谓天性笃厚，就是灵则。《诗》说：像那飞虫，有时也被射获，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得到其一不得其二，也是未曾听说尽心学习的人，所以行之不显，习之不觉，日用而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稀少啊。

译耿子对胡子说：“古人谈论最恰当的道理，好比是抓痒；今人谈论最恰当的道理，好比是争辩大雁该煮还是该烤。什么叫抓痒？从前有个人身上发痒，叫他的儿子去抓，抓了三次都没抓中；叫他的妻子去抓，抓了五次也没抓中。那人愤怒地说：‘妻子和儿子都是我的骨肉，为什么非要难为我！’于是自己伸手一抓，痒就止住了。为什么呢？痒是自己身体所知道的，自己知道自己去抓，难道还会抓不中吗？所以寻求最恰当的道理，要从自己内心所知道的去寻求，就能得到。什么叫争辩大雁？从前有个人看见大雁飞翔，准备拉弓射它，说：‘射下来就煮着吃。’他弟弟争辩说：‘舒雁（家雁）适合煮，翔雁（野雁）适合烤。’两人争执不下，到社伯（地方长官）那里诉讼。社伯建议剖开大雁，一半煮一半烤，再去寻找大雁，大雁早已飞得远远的了。世俗儒者寻求最恰当的道理，与争辩飞翔的大雁该煮还是该烤有什么不同呢？我不知道世上争辩大雁该煮还是该烤的人，会有几千几百人、几千几百年啊！”胡子把耿子的话告诉弟子，说：“只有自知的人没有争执。”弟子问：“那么学者从哪里入门呢？”耿子说：“《易传》不是说过吗：‘复卦在于自知’，又说‘复卦微小却能辨别万物’。能够自知就能辨别万物且恰当，自我蒙蔽就不能辨别万物，也就不恰当了。颜回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再犯的，这是善于自知，善于复归本心，几乎达到恰当的境界了。年轻人要赶快学习复归本心，不要急于追求恰当，恰当是进入境界后的结果。”

弟子问：“现在谈论良知的人，有恰当的吗？”耿子说：“良知就是觉知，就是灵明秉承于天帝的。良知如果不恰当，那么谁恰当呢？虽然如此，从前看见良知的人是去推致它，现在看见良知的人是玩弄它。那些玩弄良知的人，好比半夜看见海云之间的太阳，就跳跃呼喊说：‘太阳都在这里了！’然而还没有见到白天的太阳，何况正午的太阳呢？为什么呢？玩弄其开端而不追求其全体，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喜好玄妙而遗弃法则，一概不知道天权天度存在的地方、天星天寸产生的根源，驰骋于汪洋大海，安处于苟且简略之中，放纵随意而行，在出处取予之间不能恰当，更加使天下变色而怀疑本性，于是推托说我没有别的想法，很少不接近琴张、牧皮那类人的。这还算是他们中高等的，下等的则大多几乎妨害他人、损害事物。荀子所说的‘饮食贱儒’，不就是这些人吗？试着比较一下，世俗儒者是因为惩戒佛老二家的过错，他们的流弊是执着于物理而怀疑心性；当今儒者是因为惩戒世俗儒者的过错，他们的流弊是执着于心性而藐视物则。这两者，大概不知道心性不是内在的，物则不是外在的，子思不是说：‘性是德的体现，是合内外之道’吗？所以时措之宜，就是知道恰当。这是尧舜相传的宗旨。”

胡子《衡齐》卷四

泰和胡直正甫撰

征孔上

弟子说：“弟子窥测灵明的法则，知道尧舜的执中、文王的顺则、孔子的不踰矩，都不过是一瞬间就能仿佛看到其全貌了。虽然如此，孔子的学问贯通上下，学习不知道以孔子为准则，这就好比拿着弓却不知道靶心是目标，转动车轮却不知道圆周是趋向，那么学习就没有达到极致了。世俗儒者，难道不知道孔子是极致的吗？他们对孔子的学问，真的有接近的吗？”胡子说：“太严重了，这哪里容易说清呢！世俗儒者自以为户籍在孔子门下，却不知道自己失去了正统的脉络；自以为祭祀孔子，却不知道自己违背了主持祭祀的主祭者。世俗儒者失去正统脉络而违背主祭者，不是因为孔子高远，而是因为孔子近在衣带之间，世俗儒者却竞相在道路上去寻找。现在世上为孔子编年谱的人，就说孔子某年在鲁、某年在齐、某年做中都宰、某年做大司寇，这只是编排行迹罢了，不足以得到孔子的年岁真谛。只有孔子自己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直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才是自己编排年岁的，最为真实。世上为孔子编排宗族的人，说孔子的祖先出自宋国，宋国是殷商的后裔，从微子五世孙孔父嘉开始以孔为氏，这只是编排世系罢了，不足以得到孔子的宗族真谛。只有孔子自己说：‘文王死了，文化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自己编排宗族的，最为真实。编排孔子聪明的人，说孔子能辨别羵羊专车、认识长人楛矢、预测厘庙的灾祸、区别五土的性质、预知商羊萍实的应验、大夫诸侯有问能专门应对，像转轮一样无穷无尽，这只是编排孔子的见闻知识罢了，而孔子并不看重这些。孔子曾说：‘君子多闻多见吗？不多。’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接着自己说：‘我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求取的。’又说：‘他的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老之将至。’又说：‘至于圣与仁，我怎么敢当？只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可以说是这样罢了。’这才是孔子自己编排他的聪明，最为真实。编排孔子形体的人，说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月角日准、龙颡河目、有圣人的仪表，又说他的头顶像唐尧、额头像虞舜、颈项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这只是编排他的形似罢了，而他的神韵不存在。只有门人说：‘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而曾子告诉门人说：‘江汉的水洗涤他，秋天的太阳暴晒他，洁白明亮不可超越。’这才是编排孔子形性最为真实的。世上编排孔子的人，难道不高远吗？然而不如孔子自己的命名和曾子所命名的，为什么呢？确实因为孔子和门人就近取之于自身，而不在于外物。孔子的学问如果真是高远的，那么谁比得上孔子自己的命名和当时门人的命名更真实呢？现在想要户籍祭祀孔子，却随意用自己的意思竞相在物理表面去寻找，这哪里不同于去京城却向西辕，看着泰山却把车开向流沙，他们不能成为孔子的正统脉络和主祭者，是儒者自己远离了，哪里是孔子高远呢？所以也不容易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