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

○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渊实划成一新纪元于中国之文学史上，放陆离之光彩者，元代之杂剧及传奇也。于南北两宋，自诗余转化而来，人皆知之；而其诗余又古乐府之流别，人亦知之。虽然，叩以古乐府以如何动机而变化为为诗余，诗余以如何理由而转移于杂剧及传奇，虽斯道专门之诗家者流，对之而有亲切明畅之辩解者极少。此之故，乃文人学士，读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犹读诗赋文章，徒论其文字之姸丑好恶，绝不硏究音乐之故耳。夫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者，非如司马相如以下李杜韩白之辈，所作之诗赋文章，非文字之诗也，非目之诗也，非美文也，乃声之诗，耳之诗，与音乐相待为一，以传于天下。故音乐之变迁，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迁变也；音乐之灭亡，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灭亡也。欲知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性质，宜先自上古至于今日上下四千余年间，于历史上硏究音乐之变迁与兴亡，不然则无由知其眞相。此本篇所欲论者，则在于中国音乐如何起灭，如何变迁，而其结果与大汉民族有如何影响之？题也。

在中国之上世，诗乐一致，三百篇皆可歌，无复赘辩。传曰：「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此语而推想之，则至东周之季，王道衰微，风俗赴于浇漓，人情流于浮薄，所谓风雅颂温柔敦厚之敎旨，全归湮没，诗遂减亡。但《左传》特书吴季札之观乐，而列国士大夫于宴会之席上，往往赋诗言志，由是观之，诗之作者虽绝，而歌咏之方法，卽音乐之一部犹依然存也。虽然，至于战国时代，各家之书史传记，不复记此等之事，倂其乐律而至于绝灭者当在此时。自此以后，炎汉运隆，乐府乃兴。自乐府而诗余，自诗余而杂剧、传奇之起源之一大远因也。

战国之末，楚之屈原，始发荆楚怨诽之声，作为《楚辞》，首《离骚》、《九歌》以下二十五篇，在当时必皆可协于乐律。如其《九歌》，在楚汉间，为祠庙祭祀之神乐，以奏于神前者，曰《云中君》、曰《湘夫人》、曰《湘君》、曰《东皇》、曰《太乙》，则皆其土神之名也。自此而荆楚之歌调，渐弥漫天下，到处莫不耳楚声。卽就于今日所流传之歌篇而检之，则《荀子》所录《成相》之歌，楚声也；荆轲《易水》之歌，楚声也；项羽《虞兮》之歌，亦固楚声也。若夫司马迁作《史记》，于《项羽本纪》，淋漓大书，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云，若例作者以裨官舞文之笔墨，断为无此等事实，则非也，盖在当时能楚歌者非仅楚人，可想而知也。

战国而为秦，秦亡而为汉，万般之事态，虽颇有所改革，而至于歌咏之一道，则面目依然，秋毫不变，且全土皆风靡于楚声。彼高祖之《大风歌》、《鸿鹄歌》，亦楚声也，《史记》高祖惮吕后，欲立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为太子而不果，故写哀痛悲切之意，以作《鸿鹄》之歌，酒酣，对戚夫人曰：「我为尔楚歌，尔为我楚舞。」然则「鸿鹄高飞，横绝四海」之高歌，非楚歌之明证乎？外之如高祖之宫人唐山夫人，尝作《房中乐》。《房中乐》者，于汉初为唯一之乐歌，以二南之遗声称，改名《安世乐》，用之于郊庙焉，可谓当时之国乐。然案诸《汉书、礼乐志》所明记者，犹纯然楚声也。又如武帝之《秋风歌》、《匏子之歌》，？孙公主之《黄鹄歌》，其体裁格调，颇类似屈原《九歌》，宋儒朱熹夙取而收之于《楚辞后语》，亦可为楚辞之遗声。由是观之，则自战国之际，涉于秦汉，其间乐歌，可谓一切为楚声所支配，楚风何其竞也。此无他，风雅颂与乐律旣亡，而他国之诗，又不逼于歌，可歌者惟楚诗而已，故一时备受到处欢迎，而一百七十余年间，楚声遂波及于中国。

虽然，武帝之时代，汉家之国运，最称隆盛，文物典章，最放光华之时代也。文人学士，以博学高才被知遇者辈出，故乐歌则自楚调以外，新声渐兴，辞赋则韵文美文亦起。盖辞赋者，溯其渊源，出于古诗三百篇之苗裔，取义于六义中赋比兴之赋字以名之者，班固遂称之为古诗之流别。然其体裁，一仿于《离骚》，且滥觞于屈原之门下士宋玉、景差，而成功于贾谊、司马相如。其作意之倾向，在事物之铺张扬厉，其修辞之宗主，在文字之侈丽洪衍。《楚骚》一变而为一种之韵文、美文，虽与音乐无有何等关系，然旣自《楚辞》变化得来，则亦为楚体而已。若夫解释韵文美文为广义之诗，则乐诗之出也，虽与词赋同时，然二者可谓全相分离者。何则？词赋之基础，不存于声，而存于体，非耳之诗而目之诗也。

汉代诗赋之端，陆贾最先叩之，时犹际于草创，述作至少。降而贾谊，以雄逸之才气，赋《怀沙》，赋《鵩鸟》，斯道为之振作。及司马相如、枚乘出，词釆如景星，华藻如庆云。继起者，则枚、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班固之徒，皆以能手称。其著作丰富，仅孝武一世所录，亦已千余。然其体雍容华贵，踏一韵脚，巧于组织，一长一短，任意挥洒，才子衒才，大抵流于浩瀚，莫知归着。且以型式一仿《楚辞》，若以比诸三百篇之平和中正，判若云泥。是以儒家者流，追想三代古风，慕温柔敦厚之旨义，企图诗篇之复古，致力于三百篇近似之著作，如楚元王之师傅韦孟所作谏诗，企仿四句四言之例，可想见当时一般之趋向。虽然，汉诗之距周代，星霜已三四百年，人文风气，夙已变迁。以三百篇之型式，求其适合于当时之人心，固不能之事，故行世者极少。于是武帝前后，苏武、李陵之徒，病《楚辞》如彼其繁冗，古诗如彼其古质，苟欲于一定之秩序内，自由发挥当代之理想，非别有所发明不可，乃创成一种所谓五言诗者，遂为近世诗学之渊源，识诚伟矣。要亦天籁之发于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强成乎？

词赋之光华如彼，新诗之精神如斯，武帝时代韵文美文之发达，前古殆无其比也。虽然，唯有一事，其阙典为当时上下一般所遗憾者，则以一切新声付于音律均不成声也。武帝天资豪迈，必欲补此阙典，于兹始设乐府。乐府者，音乐之官府，卽律吕之硏究所也。何幸此时通音律者得有李延年，文学则司马相如以下，才学卓绝一时者数十人，济济多士，旷典聿修。然其所谓诗赋诗者，非一切皆可歌也，卽所谓支配全社会之《楚辞》，然欲用之于郊庙大典，则宜庄重典雅，其体裁亦非切合也。故司马相如、李延年等，奉命欲倡作一种特别之新声，而硏究之结果，第一所制定者，郊庙歌辞也，次制定者为军乐鼓吹歌辞也，横吹歌辞也。乐府之硏究，渐渐进化，欲遂举海内之歌谣一切付于新律。赵、代、秦、楚之诗乐无论矣，卽下迄樵唱牧歌，咸泛釆博取，定其曲谱，选童男童女七十余人，每夜淸诵而讲习之，此卽今日尙存古乐府中一部分，所谓《相和歌辞》也。相和歌辞出，海内歌谣，緃非楚声，亦皆可歌，特其付于乐律，谱于乐歌者，实非韵文美文之五言诗也，卽有能被于管弦者亦仅矣。虽然，乐府固多五言者，而谓其实非，则又何也？无他，所谓五言诗者，大抵于秩序一定之型式以内，自由发挥自家之意想，或深远，或幽邃，或慷缠绵，必反复玩味，始自得之，所谓目之诗也。乐府则反之，以声为主，如彼郊祀歌词，用于天地宗社之大礼，于体裁上固隆庄严典雅之旨，然必使若师旷之徒，一度聆其声，卽可溯其意，自余之歌词，则更近焉，苟不然，则乐歌之效用殆不显。且以音乐之易入于妇竖童蒙之耳者，必不在文人学士挥洒满腹之学问才气，或高尙，或曲奥，所作之抒情诗，却在写街谈巷议云，或可悲，或可喜，或可恐，或可愕之事实之叙事诗。故当时被选釆于乐府者，非苏武、李陵之徒集注一代精神所作之抒情诗，而为不知作者姓氏之叙事诗。彼亦五言也，此亦五言也，其姿貌形骸，殆无所异。而彼则主于目，主于文字；此则主于耳，主于声音，精神殆全相异也。夫然后彼此之间，划一鸿沟，阅星霜，经时代，各相背驰，向一方面，愈进步，愈发达，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则其由来亦可谓远矣。

三国鼎立之时，屈指而鸿博之徒，蜀吴至寥寥；魏跨大国，多奇才，曹氏父子，以绝代之才气，嗜好文学，建安七子之徒，相和而起，能继承汉代之诗，而扩张之，特立一种卓荦之风骨，为百世所师表，亦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书之价値也。曹氏父子，夙企图诗乐一致之复古，子建所作，可付于音乐者特多。虽然，社会变迁，一般文学之趋向，自此时渐重文字之诗，魏晋间一大作家阮籍者，《咏怀》诸作，与汉代之乐府，全异其趣，及其述作推行，而乐府音节，次第澌灭。一部之时谣，仅依于酒馆茶楼之妓师，以整理流行。及东晋江左偏安，卽此亦散亡。其间眞可付于乐律者，唯存淸商曲辞之一体而已。

淸商曲辞者，先自三国时代之吴地发生；及晋南渡，定都南京之时，盛行于南方之一种俗谣也。其歌调基础于扬子江上，渔郎篙师，覊旅渡客，当无聊之余，发为口头之吟咏，以及沿岸南北之水神丛祠，黄童白叟，降神进奏，俚俗之神乐所配合者，如《子夜歌》云「芳草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郞」。如《团扇郞歌》云「御路薄不行，窈窕决塘横，团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之类，皆此淸商曲辞之一也。唐郭振之《子夜吴歌》云「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肠正断，君怀那得知！」亦拟此而作者。其歌辞简短，其音调俚俗粗，类日本之迫分节。迫分节者，依于北海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淸商曲辞者，依于扬子江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然则其意境亦同。而此淸商曲辞，后来分为二种，为韵文、美文者，卽为今日所流传之五言绝句之祖，为乐府者，卽入唐而为新乐之发端。虽为一极浅微、极简纯一小歌辞，而于四千年诗乐之迁变上，有绝大之影响，正吾人所亟当注目者也。

乐府之衰灭如斯，然彼美文韵文之五言诗，则自汉之枚乘、苏武、李陵，魏之建安七子，系顺相承，迄阮籍以后，更经潘安仁、陆士衡、左太冲、陶渊明、谢灵运之徒，促长足之进步，齐梁之际，沈约、谢朓之徒出，发前贤未发之秘，惊倒一世，更创为四声八病之说，无端而向于从来之五七言诗，加一大革新，遂于兹划古今之大限，诗愈不可歌矣。盖沈谢之为四声八病也，元欲为诗赋整顿语格。盖诗之所主，在于有秩序之文字，则当四声未判以前，固一任自然之音节，以外不复有何等之手段。及自此四声之发见，其不能不通用者，则语法必乱，卽诗非乐府，乐府非诗，一主于目，绝不主于耳。虽然，若语格苟乱，则何以为诗？此所以沈谢四声八病之说，一度出世，而风靡天下，其硏精之结果，遂至唐初，有所谓律诗者出。律诗者何？盖律者何？乃规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卽以四声斟酌文字，调和轻重高低抑扬开阖之？，然虽严设规律，于音律上无有何等之关系。今之人，或有误律诗之律，为音律之律者，故疑沈谢声病之说，一自音乐上之关系，讶为讲究歌唱之方法，欲成诗歌一致之盛业者，则非也。

所谓五七言诗者，自斯愈不可歌，而汉魏以来，乐府之灭亡，亦旣久矣，但在齐梁时代之诗，时有其题为乐府者。虽然，此唯取其题而已，未尝协其律，依一时之感，或彷佛古体，或擘画新作，名以乐府称，其实绝非音府之声调。固在当时，不为一种之诗，降而及唐，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徒，或以古题，或以新题，频自作之，亦名乐府。其实一切不可歌，亦同为文字之诗，目之诗而已。以此则唐初无复有一诗一歌之可付乐律者为足证也。

唐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成拨乱反正之功，振作六朝以来之颓敎，及见贞观之治，特感其必要者，礼乐也。虽然，乐之亡也旣久，卽欲复之，亦不能企图复古。太宗乃追慕胜朝隋太祖统一南北之时，患中国之乐谱一切失传，专采用外国之音乐，仿其故智，不分界限，输入音乐，欲混合而大成之，先称燕乐，制定一大乐部，分为十部。其中中国本土之所有者，唯自晋代以降，扬子江沿岸所传淸商曲辞之遗声淸商乐而已，其余率皆外国之声。第一，西凉州也，西凉州，今甘萧省西方一带之地；次天竺也，天竺者，今之印度；次高丽也，高丽卽今之朝鲜；次▯兹也，▯兹者，今之中部亚细亚叶尔羌之都会乌什，当时为一部之独立国，音乐早发达，卽如元宗所最翫赏之霓裳羽衣曲者，亦自彼地之新曲取来，而试演于宫中者也，次安国也，安国为今之波斯；次疏勒也，疏勒为今之喀什噶尔；次回纥也，回纥为今之额鲁特；次康国也，康国为今之撒马儿干，卽帖木儿之旧都也。太宗实如斯采取诸方之音乐，始定自家之乐部，非器度豪迈，识见超卓，其能为此大计划乎？虽然，亦不过汉魏之音，夙失其师授，以万不得已之结果，乃施此大穷策也。然史编且大书特书，谓「大唐统一天下，政敎加于化外，普天率土，来宾来王，竞贡声技，以示诚服。」则又何谓也？抑非夸欤？

新乐采取而制定矣，然欲演之于歌词，则又大难。何也？盖诗赋一道，入唐则诸体皆备，复何问然，特皆不可歌，可歌者，惟淸商曲耳，卽寥寥四句二十字之五言绝句而已。以如此单纯之歌调，而欲附诸复杂组织之音乐，则困难至甚，一时又茫然自失，以种种硏究之结果，遂以淸商曲辞之歌法，为一般之基础，调和新来之乐律，虽不完全，尙可试诸绝句，于兹始制定所谓大曲及小曲，对于梨园及敎坊，使演习之。然则以如何手段定之？虽记录散失，今不能详，若就诸家之传注以推之，犹可考信。所谓大曲者，始《水调歌头》，而次《胡渭州》、《凉州》、《甘州》、《伊州》等词，乐曲极多。此等之乐曲，皆自外国新来者，歌调颇冗长复杂，故欲以寥寥短篇之绝句配之，到底非所相敌。故当时之乐师，费诸般之工夫，将当代名士所作之绝句数首，彼此相联，斯所谓有节奏也。今举其一例：如大曲《水调歌》中之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平沙日落大荒西，陇上眀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战士连营候鼓鼙」一绝，第六迭则歌杜甫所作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一绝，《水鼓水》中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雕弓白羽猎初回，薄夜牛羊复下来，梦水河边秋草合，黑山峯外阵云开」一绝，《伊州歌》中第一迭，则歌盖嘉运所作之「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一绝，第二迭，则歌「打起黄莺儿，莫敎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绝，《凉州歌》中之第一迭则歌张子容所作之「朔风吹梦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征马长思靑海上，胡笳夜听陇山头」一绝，可以证矣。其它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张籍《凉州词》「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楡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祜《胡渭州词》「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长江万里流。乡国不知何处是，云山漫漫使人愁」，此等绝句，亦为敎坊梨园之伶人所采取，付于新乐而歌唱者也。而其云胡渭州、云凉州、云甘州、云伊州，皆唐土边陬之地，接壤于中部亚细亚之各国，卽当于采取音乐之初，一切经此等各地地方官之手，贡于朝廷者，故特以地名名其曲，今举其一例，元宗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凉州歌》，帝嘉纳之，特笔于史传，尙足征也。

后之论者，或谓唐之绝句，同于汉之乐府，若就其色相上观，则此说亦足成立。虽然，若其歌法，苟无论何时，皆并联同体同调之五七言绝句，圆转回环，千篇一律，万口同声，绝少变化，则决不足以悦耳。万事趋新，人情亦然，歌者听者，渐生厌倦。于是彼等音乐师，被促于时代之希望，硏究工夫之余，发明一种新案，先于弹唱之际，为其节奏之神妙，篇与篇之间，插入散声，或和声也。散声者何？和声者何？卽俗所谓「间手」也，「拨」也，今举其一例。从来《伊州歌》第一迭，则歌「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偏照汉家营」一绝，第二迭，则歌「打起黄莺儿，莫敎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绝，于新案则于第一迭与第二迭之间，卽前篇之尾，歌「偏照汉家营」之五字已终，而后篇之首，欲歌「打起黄莺儿」之五字未始时，则加チ、チ、ンテン乎，或加ツ、ツンツントン乎，从时协节，或用「间手」或用「拨」也。夫若是，则于原歌之字数句数，虽秋毫无所增减，而依于乐律之调和，使其节奏时或比文字可以长，时或比文字可以短，从寻常一样之四句短诗，至其歌法渐生变化，得所谓千篇一律，万口同声之讥。虽然，此一本于敎坊梨园之伶人乐师所发明，所传习，为其微妙之乐节，卽散声与和声，一切不能不传之于其人，故虽歌辞之作手诗家者流，非依赖于伶人乐师而付节奏，则自家不能歌自家之诗，不便亦甚。于是诗家者流，深遗憾之，冥想一度见其文字，一目之下，有可能分别其曲节调拍之方法，种种硏究之结果，亦遂发眀一个之新案，尔来基础于其曲谱，向于绝无文字处之散声、和声，同于诗之本文，装塡文字，若见所装塡之文字，则一目之下，卽明知其为何之曲节。此方法也，实为诗余之发端。所谓倚声，卽倚于声而塡其词者也，故称之为「倚声塡词」云。倚声塡词者，中国特有之文字也，中国之文字，与东西洋诸国绝异。日本与欧洲，其文字之性质，非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者也，故アイウユ才与AEIOU，对于倚声和声，装塡其一字一音，不复有何等之意味。中国则不然，于乐歌上之便宜独多，故倚于声，而塡其字，非唯其文与本文之词相贯串已也，更可生无数之新意味，使人悠然神往焉，此为文字优美之特色也。自此塡词之绝句出，渐此发达，在其初，所谓散声和声，插入于数首绝句之篇与篇之间，或句与句之间，或转句「可怜闺里月」与结句「偏照汉家营」之间，或字与字之间，卽插入「频年」与「不解兵」之间，或「可怜」与「闺里月」之间，千变万化，更一变而至于「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诗句之本文，一切削除，唯剩其散声及和声，以联络之。作为一种新体之歌辞，若后世之塡词，尙存绝句之型式者极少，故塡词其句必不限于五言七言，有一句九字者，如欧阳修之《瑞鹤仙》云：「睡觉来冠儿还是不整；」有一句八字者，如王云之《倦寻芳》云：「莫节韶华又因循过了。」有一句六字者，如张世文之《解语花》云：「曾过云山烟岛，」有一句四字者，如黄叔旸之《沁园春》云：「晓燕传情，午莺喧梦。」有一句二字三字不等者，如孔尙任之《得胜令》云：「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或长句，或短句，错落参差，篇幅之长，达于百字，或二百字。故使其人若不能解此间之消息者见之，鲜不疑此长篇大作，如之何其为自彼寥寥数语之绝句所生出也。

如此乃经唐晚及五代，至宋之时，彼绝句之乐律，全失其传，上自王公大夫文人学士，下迨倡优舞妓，付诸丝竹而可歌者，唯其倚声塡词之诗余，如柳屯田、秦少游所作，特传播于远迩，女子亦脍炙之。其中或有以嗜好之余，移情而至死者云，则当时如何之流行，尙堪想见也。虽然，物极必变。及赵宋南渡之后，作者辈出，中间有味于曲谱者，时亦仿为之，体裁渐坏，成为一种之段物。段物者何，无他，联续断塡词之数曲，叙述一事为一种之长歌，如宋人赵德邻所作之《商调蝶恋花》之词，及金人董解元所作之弦索《西厢》，卽是也。赵德邻《商调蝶恋花》之词，将唐元微之所作之《会眞记》，稍改作平易，中间处处装塡《蝶恋花》之词，多及十二曲，在当时称为《？词》，？物入之，讲坛用之。董解元之弦索《西厢》，元为弹词之一种，在当时为供瞽女之弹唱，其歌法粗同于日本平家之琵琶物语，而此等之弹词与？词实为后时元代崛然兴起杂剧及传奇之发端也。

元人之武功烜赫，版图广大，古今殆无其比。方其未取南宋以前，太祖成吉斯汗之雄略，夙怀席卷中部亚细亚之全土，使长子求赤攻略里海之北钦察部，更西进而出俄罗斯之境土。特其孙拔都之西征，掠东部欧罗巴之地，开府于窝尔瓦河町之萨来，至受俄人之朝贡。其交通之利便，固非有如今日者。然而欧亚二大洲之通路全开，依于天山南北之两路，彼我旅客相往来者极多。加之世祖忽必烈，襟怀豁达，复不？人种之异同，一以才能而登庸之，故近则阿剌伯波斯，远者意大利、法兰西，军人学者文士画家技术者等，争来事元，同时输入其炮术天文数理等之新学，开文化东渐之端。如希腊之古剧，亦乘此机运以入中国。然在中国，恰好唐宋以来之塡词，渐生变化，所谓为诨词、为弹词，将开一进转机之时也，故此希腊演剧之新型，与塡词之破体之段物，亦如唐时之五七言绝句，与诸外国之乐律相结合者，同其趋向，俄然而相结合，以作一种幼稚之相和歌辞。此卽所谓杂剧及传奇之始也。于彼宋代非常隆盛之倚声塡词，至此全灭绝其歌法，复无传者。此亦如唐宋之间，塡词兴，绝句之歌法，失其传者一般，古今变迁之理至，岂万事皆同然乎？

元之杂剧及传奇，有南北二曲。二曲之别，其一存于形式上，则北曲一出，通用一人唱，若上半出一人唱，下半出又一人唱，则必换过一宫。南曲则不然，生旦净丑，苟登场，皆可唱，盖以曲为长言咏叹之词。其一系于精神上者，则北曲者，盖元人从来所用之胡乐也，其音调凄紧，为习惯之所存。及其入中国也，中国所特有之歌词，多和平中正者，绝无足以快其耳，故特发明一种之新声而用之者。若南人之耳，旣惯于悠扬和缓之调，亦不谐于北曲，故复作特种之体而用之者。北曲之所长，在其劲切雄丽；南曲之所长，在其淸峭柔远；北曲则字多而音促，促之处最足赏；南曲则字少而调缓，缓之处最可佳；北曲辞情多声情少，南曲辞情少声情多，北曲之力在弦，南曲之力在版；北曲宜合奏，南曲宜独奏。自南北二曲之一度制定也，其流行之所至，家家皆作者，上自公，下至优妓，各就古今之事态，苟有所感触，必按曲谱，反复歌之，宛转唱之，故述作续出，编于羣英，流传后世者，全部为五百五十六本，其中称无名氏者一百七本，称娼妓者十一本，亦可谓盛矣。虽然，杂剧之体裁，一曲一套四折，每一曲定写一事，绝无变化，结构颇简单，足称者尙少。后有斯道专门之名家王实甫者，另出一种之手眼，着北曲《西厢记》，四倍后来之折数，为四套十六折，一曲之结构，颇为复杂，其进境大有可称者，而一折尙为一人之专唱，为从来之习惯未尽改也。元末之词家高则诚，有见于此，作南曲《琵琶记》，每折必供众人之分唱，无复遗憾，此为当时之剧界破天荒之事也。

由斯以论，则于中国大陆之地，自先秦之时代，经汉、魏、六朝、唐、宋，上下三千余年之间，几无演剧，至元之时忽焉兴起者，则又非然也。于战国时代，诸侯五宫中，有所谓优伶者，演一种之道化，犹散见于记录。在汉、魏、唐、宋之际，何尝无此事？不过以儒敎之势力甚强，缚束天下之人心，此等滑稽淫靡之游戏，所谓戾于温柔敦厚之敎义，一切排斥而无所顾恋，故遂不见尺寸之发展，以及于元代。

元之有天下也，不过寥寥八十余年而已，中国之杂剧及传奇，何以景运兆兴，于如此短岁月之间，如此其发达，良有以也。盖以元人之未入中国也，凌风雨于韦韛毳幕，医饥渴于膻肉酪浆，与彼犬羊穷处于朔漠之野，营凄切寥寂之生活已耳。一旦得志，突据中原，安宅于文物光华之域，眼之所触，耳之所接，心醉于虞夏殷周以来，经数千年之星霜，完成优美之风化，其性情，其志气，均起一大变化，于往时勤俭力行之反动，增长奢华淫侈之风，现出粉营花之地，自可供其耳目之娱乐材料之必要上，促唱曲之发展。加之中国人民，则以元人入主，新建胡国，文物制度，荡焉无存。且九世不？，不立其朝。才智之徒，旣不能驰骋中原，灭此朝食，又不复躬行实践，天命斯承。郁鬰不得志，流极之余，一以抒其性情，一以应时俗之要望。漓淋挥洒，慷激昂，遂以促此长足之进步，为千古不朽者，非欤？

及元之亡，而眀兴焉，天下复为南人所有。南人者，汉人也，南人之耳，惯于柔远缓和之调，不谐于北曲，故北曲自此时乃渐衰，五家之村，十户之邑，到处盛行者，南曲而已。巨擘如《琵琶记》，涵虚子选择元词之名家，无一语及高则诚者。由此观之，则在元代，或有为世所不知，至于此而声价百倍，朱门绮席，茶寮酒馆，非此曲则不歌，以至于明之末。至于明之末，河南侯雪苑南闱下第，出金陵时，名妓李香君送至桃叶渡上，奏其一阕，夸为盛事，槪可证也。如彼之北曲《西厢记》，眀代乐师李日华改为南调，以便梨园之演唱，可推想时俗之嗜好，于南曲何如也。但杂记所传，有金陵当乐院之名妓刘丽华，于世宗嘉靖二十年，以口授刻《西厢》古本，海阳之黄嘉惠，以隆庆某年刻董解元弦索《西厢》，以传于世，则他曲虽未尽绝，然此寥寥者，亦可谓好事之特癖也。虽然，久经岁月，时势迁移，乐律亦随之变，今日非昨日也。故后之演南曲者，先以现世所变迁之乐谱为基础，更塡补削改其词曲。故把眀代所翻刻之《西厢记》、《琵琶记》诸传奇，与古本相比较，则词曲之间，必有见及于其文字增减之迹者。然后之论者，或云无学文盲、优伶之徒，为便口耳，玷破此精金美玉，为文字累如此。夫以优伶之恶笔，增减原词，诚不可也。虽然，若不增减，则不协律，不可歌，卽万不得已为之，亦少假矣。

明之末，自汤临川出《玉茗堂四梦》以降，江湖之名士，仿之作者极多。及福王南京卽位，一代之奢侈，学六朝亡国之故态，建兴宁宫，起慈禧殿，诗酒宴乐，朝夕歌舞，取快一时。上至所好，下必甚焉，旧院之花，秦淮之月，茶寮酒舍之繁华，随时俗之要求，致前代未有之盛。虽然，以作者多则亦如宋末之诗余，将衰亡之时，中间或多有味于音节者，亦频流行于世，且以淸兵南下，社稷覆亡，楼阁付兵燹，衣冠归尘土，优伶舞妓，离散四方，同时乐谱之散亡，旧本失其师傅，至不复可歌者亦不少。今举其一例：如淸初尤西堂《黑白卫》之自序，「王阮亭最喜黑白卫，携赴如皋，付冒辟疆之家伶，欲亲为顾回，吴中士大夫，亦往往购求抄本，皆授敎坊，为宫谱之失传，虽梨园之父老，亦不能为乐，良可也。」若卽此语而按之，则尤西堂所作传奇，此《黑白卫》之外，有《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淸平调》、《钧天乐》等凡五种。此五种者，皆于淸初得付演奏，唯此《黑白卫》之一种，元为明末之著作，依于当时所存之宫谱而塡词者，其宫谱则于明之亡而殉之亡，故今不能协和也。由此观之，地覆天翻，衣冠涂炭，沐猴窃位，风月伤情，其如何于传奇大发展时生一大顿挫，良可也。及淸康熙三十九年，山东曲阜孔尙任着《桃花扇》传奇，为其塡词也，先以曲本示于前眀之末金陵秦淮之伶人歌客名播远迩者丁继之之朋友王寿熙者，待其熟解，始依谱而塡之，及成一曲，则寿熙按节而歌之，不稳之处，卽就改制之，其苦心可称也。虽然，此亦淸初之塡词耳，若比于前代已足证如何之衰微。况也，更经二百余年，其间阅几多摧残顚倒刻剥之星霜，以至于今日如《西厢记》、《琵琶记》、《玉茗堂四梦》，虽典丽高雅之歌辞，依然千古，而乐律失传，不复可歌。文人学士，酒后茶余，花前月下，从为为日之词，与诗赋并论而已。其改窜面目，试演羭膻，大抵丑陋浅易，于前代殆无闻者，仅由于村优里娼之口歌于酒旗歌扇之间者而已矣。

要之杂剧传奇，自宋之诗余出，诗余自汉之乐府出。乐府、诗余乐也，曲也；传奇，亦乐也，曲也，纵其脚色，虽分生旦正副，是特由于技舞之动作以显之，然其所主者，在歌唱而已。如俳优者，自有识者视之，则计其色艺之巧妙，无仍取其歌喉之宛转，此所谓非以目取，乃以耳求者也。是则中国音乐之发逹，固已夙矣。然今日则实可谓之为绝灭之时代则又何也？是亦诸君所喜硏究者乎。

满淸之入关也，其英武逹略不如元人，其小慧术智，固远胜于元人。然自明太祖之逐元也，首提倡民族主义。加以自宋以来，理学日盛，其间莫不含有复仇思想，明之学者，更推而扬之。故明之亡也，东南之起义兵，倡光复者不绝，淸人经百战汗血始克统一。其间监谤之功，自不得不厉，故康乾之间，文字之狱，数见不鲜。考其传记，时有内廷演剧，有伤感情，戮及供奉者。故一时内廷乐部，凡有装演，必为牛鬼蛇神，千变万化，如孙行者、杨二郞、飞天夜叉、金龙四大王等类，一时金鼓嘡，旗马杂蹋，方以为快。盖淸人之起也，由于小部落，不知音乐美术为何物，宜其出此。特其所长者，在射御技击，其所短者，在政治文学。其大酋欲利用其所长，以压制多数之民族，故使其全族皆兵，不得入词林，不得为商贾，读《东华录》康熙一朝时事，则每下明谕，谆谆然以此相戒勉，宜其重视彼，而轻视此也。然至今日，北京之炎族民兵，游手游食，衣食槪不完，尙多口唱梆子，手提鸟笼，终日沉醉于茶园者，此为作者所目击，岂严氏所谓将欲爱之，适以害之乎？然而结果，则使汉人有朝不保夕之虞，不暇一商量于美学，以陶写其性情；使淸人有口粮豢养之习，造成一不识不知木石鹿豕之人，是亦傎矣。虽然，今日更非昔比矣，泰西之新声，共太平洋澎湃而来，其诸乎，复有唐太宗时代，元世祖时代之结果，而发眀者乎？固为今日一般社会之所必要，示为一般之学者有一硏究之价値乎？

跋右文承著者寄稿，自云从东文译出，惟未言原著者为谁氏。以余读之，殆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惟其结论论有淸一代诗乐衰息之故，而专归咎于异族之篡国，则窃以为未偏至之论也。夫元之与淸，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网之密，未见其不如淸代，而剧曲反极盛于彼时，是知其原因别有所在，此不足为原因。卽为原因，亦不过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则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1及元，遂以词曲承乏，荣途所在，士趋若骛，故元曲之发达，非空前，且绝后焉。淸承眀旧，专用八股。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兼容，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学，正衣冠，尊瞻视，以坚苦刻厉绝欲节性为敎，名虽为儒，而实兼采墨道。*2故墨学非乐之精神，于不知不觉间，相缘而起。*3然宋学在当时政府指为伪学而禁之，其势力之在社会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眀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奬厉，士夫以是为风尙，其浸润人心者已久。淸代学术虽生反动，而学风已成，士夫与乐剧分途，不相杂厕，俨为一种之社会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与宋学代兴者，为考据笺注之学，而其学又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趋甲途，则乙途自无复问津者，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来，皆有所谓官妓者，而阀阅之家，又咸自蓄声伎，文人学士，莫不有焉*4及本朝则自雍正七年，改敎坊之名，除乐户之籍，无复所谓官伎；而私家自蓄乐户，且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釆风流者，仅能为「目的诗」；至若「耳的诗」虽欲从事，其道末由，而音乐一科遂全委诸俗伶之手，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综此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况。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

飮冰识原载《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五号*1 宋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佑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自是终宋之世。

*2 吾尝谓宋儒之说理杂儒佛，其制行杂儒墨。

*3 乐者，乐也。苦行主义与行乐主义正相反对。

*4 宋明时，文学家虽寒士，亦蓄声伎，见于记载者甚多，不可枚举。

○论中国之传奇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宫崎来城着报癖译宫崎来城者，东岛文坛之健将也，着有《西施》、《杨贵妃》、《虞美人》及《多情之豪杰》诸书，兴往情来，淋漓秾艳，颇受一般社会之欢迎。是篇曾揭载《太阳杂志》第十一卷第十四号，于吾国传奇之优劣，月旦甚详。爰亟译之，以饷社会。

康、干时代，文艺大昌，博学名儒，彬彬辈出。墨床笔架，扬美满之潮流；愈阐愈精，轹凌前代。至于小说，则描写世态之变幻，摘露人情之隐微，语妙一时，名高百世。如曹雪芹之《红楼梦》、李笠翁之《十二楼》、眠鹤道人之《花月痕》、燕北闲人之《儿女英雄传》，以及《野叟曝言》、《品花宝鉴》诸如此类，均大受社会之欢迎。然此等说部，尽属章回，余尝于田冈岭云之《天鼓杂志》中一一介绍之，兹不复赘，故此篇仅评判传奇一部分而已。诸君读此，庶略窥淸国文学界之梗槪欤？

淸代传奇中之白眉，惟《桃花扇》传奇当之无愧。《桃花扇》传奇者，本明季之轶事，实名士侯雪苑与名妓李香君二人之信史也。书中兼叙及明社覆亡之顚末，对之触无量之感情焉。铜驼荆，金粉冰霜，笔起先声，曲终余韵，全部四十四出之伟构也。其时期，则自崇祯十六年弘光卽位，迄于宗社墟亡，前后两年间，变态万端，奇闻百出，得以尽其点染之妙，洵足称为逸品。元代以来，若《西厢记》、《琵琶记》，曁其它之名著虽亦不少，然自明汤临川《玉茗堂四梦》出版而后，佳制殆绝，唯存一般无学无文之作者，涂鸦画虎，耗墨灾梨，几汗万牛而充万栋。有此作出现，而文坛之现象于以一新焉。

标题以《桃花扇》果何意耶？盖香君孤栖秦淮，为情郞雪苑守节。开府田仰心艳之，欲建筑金屋，藏贮阿娇，据为己有。事闻于马相士英，爰与胥谋，遣奴强夺。香君大愤，仓猝间，挥雪苑所赠之诗扇以拒之。众寡悬殊，莫能相敌，力遂弛。倒地伤面，血液淋漓，气垂绝。观者惊叹，送归卧室，久之乃得苏。自是一疴沈绵，愈怀雪苑。杨文骢者，雪苑之友也，苏昆生者，香君之师也。一日，偕往访之，见香君昏卧床头，以诗扇蔽面。二人方谓其深入黑甜也，逮轻去诗扇，无数血痕，狼藉斓斑，乱点其上，輙深为怜之。然文骢为当时知名之画伯，一度见之，豪情泉涌，手摘盆草，绞其绿汁，以点染一幅丹靑。血衬奇葩，汁烘枝叶，桃花眞相，俄顷装成。昆生见而叹曰：「眞乃桃花扇也。」未几，香君惊醒，亦唏嘘良久，指此扇曰：「桃花薄命，扇底飘零！」此桃花扇传奇之名之所由来也。

按是书系康熙三十九年孔尙任先生所作。尙任字季重，号东塘，别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县人。本孔子之远裔，尝官户部郞中。工于诗，多秾艳之作。初，其族兄方训公，崇祯之末为南部曹，渠舅秦光仪，以姻娅之故，避乱依之，覊旅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北归后，屡为尙任言之，盖实录也。尙任感叹靡旣。惟香君面血溅扇，文骢以画笔点染之，则文骢自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录，其事实则新奇可传。而一代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尙任之作此传奇也，实倾泻满腹之思潮，运动得意之才笔，故淋漓痛快，可泣可歌。其脚色支配之优，良有以也。至于说白一道，亦复煞费苦心。元明而来，传奇一科，不可谓不发达矣。然如《西厢记》、《琵琶记》、《还魂记》之类，其说白亦简单短缩，插科打诨，每每止作三分，而无学无韵之优人，势必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徒为文笔之累。尙任病之，故是作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篇幅稍长者，职是故耳。至其塡词，则王子寿熙与有力焉。王寿熙者，系明末秦淮歌客丁继之之韵友也。赴某公招，留滞京师，朝夕过从，示尙任以曲本，待其熟解，遂使依谱塡之。每一曲成，寿熙必按节而歌，稍有不稳之处，卽为改制，故全书协律，毫无聱牙之病，诗亦婉丽，风调醉人。迨此稿甫脱，而王公？绅传钞殆徧，频涨都门之纸价。乙卯之夕，内侍索是稿甚急，遂检就进呈，得邀御览。翌年，开岁灯节，总宪李木庵荟集俳优，刻意扮演，首招尙任，一时翰部台省，羣公咸集，让尙任独踞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座客胥啧喷指顾。尙任之名，于以益重京师。自是都门之演《桃花扇》，岁无虚日。噫！此传奇之声价，亦何仅龙门十倍哉？

尙任又有《小忽雷》传奇之作。「小忽雷」者，唐文宗庙内人郑中丞琵琶之名也。其内容本唐人某小说，卽叙中丞之逸事。盖文宗庙之内库，藏有琵琶二面，一号「大忽雷」，一号「小忽雷」，郑中丞所爱弹者也。中丞尝欲修理「小忽雷」之破损，密送乐器匠之所，未成，以事忤旨，缢杀投诸渭河。昭应县旧吏梁厚本，临流垂钓，忽拾其尸，颜色如故，百方救护，遂苏。中丞德之，愿侍箕帚。居数日，郁郁无聊，赂乐器匠，倩取「小忽雷」至。轻弹之，声达户外。适有一黄门，路经是处，闻之大惊曰：「此《小忽雷》之音也。」归白文宗。文宗斯时亦深悔前事，惊喜交集，亟遣中官宣召来朝，询其顚末，宥厚本之罪，任从匹耦，更加以赐赉焉。尙任作此传奇，先《桃花扇》而出现，所谓处女之篇也。但其塡词，系成于当时歌客顾天石之手。尙任之意，以为己虽稍谙宫调，恐不谐于歌者之口，故倩天石代塡之。然是作学问之丰富，运笔之自在，文字上之光彩，诚远超歌者也。逮后着《桃花扇》，苦心结构，爰仿延人代塡之陈法，他山攻错，受王寿熙之益良多。就此一端，亦足推想其心脑之活泼敏悟也。

《桃花扇》传奇，实《玉茗堂四梦》以降之名作也。其次则为《长生殿》传奇。《长生殿》亦康熙中之作，出自浙水洪升先生之手笔。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也。夙游王渔洋之门，豪于诗，其名满京洛。尝访愚山，纵谈诗法。愚山曰：「闻诸子师之言诗，华严楼阁，弹指卽现，又若五层十二楼之缥缈，如在天际。余则有一譬焉。大凡人之建一宫室也，瓴甓木石，必一一俱就平地筑起。」升判曰：「此禅宗顿渐之义也。」论者然之。是诚非寻常之诗人所能道及者。其为人襟怀磊落，到处交游蒸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令人心折。于从事传奇之外，又好作元人之曲子，琳琅珠玉，美不胜收。但迄今所存者，则仅此《长生殿》一部而已。

《长生殿》传奇，叙唐杨贵妃之历吏。其脚色之支配，崭新奇特，棋布星罗。起于《传槪》，止于《重圆》，长短凡五十节。于眀皇、贵妃之外，出将军郭子仪、出大将哥舒翰、出诗人李太白、出常侍高力士、出国舅杨国忠、出韩国夫人、出虢国夫人、出安禄山、出陈玄礼、出李猪儿、出仙官、出道士、出宫女、出父老、出公子、出番将、出魔鬼、出梨园子弟，生旦凈丑，位置咸适其宜。雄壮乎？闲雅乎？怪异乎？凄怆乎？变幻靡穷，错综前后。而行文塡词之间，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或用闲笔。于忠奸之事迹，男女之爱情，随手写来，惟妙惟肖，绝无窘缩之处。至其词华之美丽，才气之纵横，虽较《桃花扇》稍逊，然亦不甚远矣。

唐、宋、元、明之间，凡诗赋专家，咏马嵬故事者甚伙。彼陈鸿之歌传，白乐天之《长恨歌》，及丹丘之《开元遗事》，均为彪炳一时之作，而其余之编入院本者，亦无虑十五六种。惟元人白仁甫所著之《秋雨梧桐》一书，颇脍炙于人口。然虽措词驯雅，亦不过足供优孟之衣冠耳。洎夫明时，始有《彩毫》、《惊鸿》二记。《惊鸿记》者，不知系何氏所撰，词藻殊佳，特笔意流于淫秽，读之令人作三日恶。二者相较，当以《彩毫记》为优。《彩毫记》者，为屠赤水先生所构，涂金绘碧，精彩绝伦，灿烂夺人之目。惜过加修饰，故全书气韵，剥落良多。就其文字之间，求一眞语、一隽语、一快语，亦戛戛难哉。升夫诸种之不完全也，乃参照羣编，酌夺损益，削除贵妃一切之污点，更益之以仙缘。本乐天《长恨歌》，及陈鸿歌传，先谱一部《舞霓裳》传奇，然意犹未洽，越岁重加删订，始更名为《长生殿》云。

康熙之末，升爰集都门之俳优，就原本扮演，招朝野之名士置酒高会。时翰林院编修赵秋谷，亦率其徒临之。艳舞酣歌，极一时之盛，作者声誉，愈觉喧腾。时丁国忌，例禁官弦会，有与秋谷挟私怨者，乘机驰诉有司，徧及同会之士。秋谷素崇义侠，恐诸友罹罪，独自任之。前在座之人，皆获薄谴，秋谷遂罢职。升之上舍生，亦斥革，又倏撄家难，潦倒坎坷，年五十余，死于水，惜哉！讵后世道学者流，嘲骂交加，谓好作绮语狂言，应得如是之结果。然升虽已云亡，而其传奇，则字句媗姸，宫商和协，固千载不朽者也。溯出现以来，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传播益远。苟蓄有家乐者，靡不握管竞缮，以资敎练优伶。倘排演失眞，顿使舞台减色。凡朱门绮席，酒肆歌楼，奏此传奇，则无术以增声价。噫！旣具有此等之光荣，诚足与《桃花扇》并驾齐驱，后先辉映，同博当时之喝釆也。

元代传奇中，如《汉宫秋》，如《梧桐雨》，描写天子之钟情，悱恻缠绵，活跃纸上。惟南曲罕觏，每就一二才子佳人，絮絮缕说，时或偶步宫闱，如韩夫人及小宋之故事，范围亦殊狭小。数百年来，歌筵舞席之间，戴冕披衮之声容，不可复覩，迨《长生殿》出版，而绝调于以重闻。若玄宗之潇洒风流，贵妃之倾城倾国，悲欢并至，巨细靡遗。一度登场，使顾曲周郞一新耳目。观此则尙任之《桃花扇》、《小忽雷》虽称巨帙鸿篇，亦不克专美于前矣。

译者曰：余译是篇竟，不觉喜上眉。余曷为喜？喜中国文化之早开也。六书八画，史册昭然，俗语文言，体裁备矣。而虞初九百，稗乘三千，又大展小说舞台之幕。迄于近代，斯业愈昌，莫不惨淡经营，斤斤焉以促其进化。播来美种，振此宗风，隐寓劝惩、改良社会。由理想而趋实际，震东岛而压倒西欧。说部名家，亦足据以自豪者也，天下之喜，孰出于是？若云亭、昉思之流，恨不买银丝以绣之，铸铜像以祀之，留片影于神州，以为小说界前途之大纪念。

原载《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光绪三十年(1904)陈佩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乌虖！此非南唐李煜亡国归宋后，悲愁无聊所作之《浪淘沙》词乎？斯时也，寃禽衔石，难塡恨海之澜；杜宇悲号，空化幽林之血。回忆名花簪罢，蛱蝶频来，素韈裁成，金莲起舞，飘飘浅碧之衣，颤颤临波之步。玳牙罗幂，围羣花以作亭；金屑檀槽，按琵琶而谱曲。能邀醉舞，未恨来迟。居然天子无愁，那管春风输半。此情此景，如在目前。乃忽焉好花易谢，缺月难圆，望烟草而凄迷，叹樱桃之落尽，听嘶骢兮何日？悲飞絮于兹时。岂不感叹空花，情伤幻影，悔春梦之一场，痛干溪之再辱哉。然而非其罪也。盖当时朝臣，若韩熙载、冯延巳、徐铉、徐锴、徐元？、元机、元楡、元枢等，突梯滑稽，专尙荧惑，其于后主，不惟不加规劝，且日导之以淫佚宴乐为事。瑶光殿里，徒闻爱语情澜；澄心堂中，不逾御书法帖。将欲求一竭忠尽诚，强谏切，如潘佑其人，则张洎又排挤致之死矣。而主文谲谏，婉而多讽，能使其主感焉而不觉，若先朝之杨花飞者，及今又不可复得。乌虖！国无人兮，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盖后主者，诚元宗李璟之肖子也。其广颡丰颊，騈齿重瞳，此与中主之音容闲雅，眉目若画，旣无以异，正又一所谓南岳眞君不如者也。天生夙慧，雅擅文词，耽吟善画，审律知音。兹与中主之工诗善诵，少喜栖隐，筑馆庐山瀑布间，亦复何殊？矧乎般乐怠傲，以不克了公家事者，其恶根性，尤禀之乃父所遗传，固不必为后主咎也。特元宗以得一杨花飞而改过自新，后主以不复见一杨花飞而国以永亡。此则后主之遗憾，而花飞之所由系人思恋哉！倘使往日者，花飞而犹在人间世耶？则后主传宣乐部之际，为花飞者，见其般游无度，亦正得以先朝老供奉，高居菊部班头，管领梨园子弟，入见少主于宫禁，而一效其涓涘之忱，则彼李煜者，天性素优，一旦畅聆雅奏，大动血忱，或遂能如乃父之翻然觉悟，力盖前非，则煜亦何不可与为善而图存其社稷？所可惜者，花飞不复可见，而其昕夕所亲昵者，又皆便僻侧媚脂韦无气骨之佥人，以故煜日陷于大恶，而弗能自振。「檀来也，檀来也」，一朝竟应淮南市井小儿之妖谶，凄然踵步安乐公后尘，徒遗亡国沈痛于千古。此宁非后主之不幸，而愈觉花飞之为南唐柱石哉！吾于是请述花飞。

花飞杨氏，南唐人也。当是时，神洲陆沈，羣雄角峙，契丹北炽，宇文南来，天下汹汹，共逐亡秦之鹿；中原扰扰，争移无主之花。辛苦花飞，会丁斯阨。「我生之初，尙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吾知斯时之花飞，必有不胜其？咽者。惟幸南唐自烈祖建国后，励精图治，俭勤自勖，而尤不事兵戈，专务休息，以故国内以安，民无骚扰，而花飞亦得叨其幸福于平昔。虽然，花飞之志果何如乎？旣不屑含垢忍耻，屈其身为累朝长乐老，又不欲流离奔窜，徒泯泯以与秋草同枯，则将怅怅何之哉？而花飞以为自昔绵驹处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以迨优孟歌廉吏之章而楚庄惊悟，优旃善为笑言而合于大道，则歌哭之为术，亦何不可发人深省哉！而优伶其可贵矣。「生不愿封万户侯，长竿大笠一扁舟」，斯时之花飞，乃亦抱此见解，翛然洒然，而投其身于优伶社会之中。

无何，烈祖薨，长子齐王璟嗣。値春秋鼎盛，志气纵逸。登极后，卽一反先帝所为，改升元七年为保大元年，并留心内宠，宴私击鞠，殆无虚晷。生平尤好闽兰，特筑饮香亭罗聚其中，封兰为馨烈侯，诏苑令取沪溪美土，为馨烈侯壅培之具。二年八月，帝又大开筵燕于饮香亭上，为品兰之举，复征选歌舞以侑觞焉。时花飞隶乐部，每应値，輙心伤之，退而自念，先帝当弥留时，尝谓嗣主：「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为戒。」又闻尝啮今上指至血出，嘱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兹皆先皇所亲诏诰于今上者，言犹在耳也。而今顾若此，奈何？公百僚，方与帝登楼、开宴、赏雪、赋诗，何暇致君于尧舜？而自顾此身，业不足为官家重，末由叩帝阍而陈悃愊，则将默默然而已乎？乌虖！国丧未除，胡尘扑地，而六朝金粉，犹袭齐梁一代豪华，无殊政广，已耳已耳！尙忍默尔而息乎？于是花飞足趦趄而口嗫嚅者久之。一日，帝被酒，命召花飞来。旣至，则令奏《水调词》以进。花飞闻，意难之，旣而以为是机缘之凑合也，便欣然引吭而歌之。歌曰：「南朝夫子爱风流，」词未阕，又歌之曰：「南朝天子爱风流，」如是者数四，其音淸越以长，如鹓鸾之振响于高冈。帝遽闻，神气发越，情不自恃，迨再三奏，始复骇怪，沈吟久之，莽然若不知其所措置。忽焉良知焕发，神悟大开，则狂喜，不禁卽起坐，手覆其盆，谓花飞曰：「朕过矣！朕过矣！」立赐花飞金帛甚厚，且吿其侍从曰：「朕以旌敢言者耳。嗟乎！使孙陈二主得此一语，固不当有衔壁之事矣。」仍嗟叹不已而罢。翌日，乃尽罢诸宴赏，一意励精庶事，图闽事楚，几致霸强。说者谓皆花飞一歌之功，实巨且宏也。记有之曰：「一言兴邦。」仲尼氏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其花飞之谓欤？

南史氏曰：花飞一伶工耳，乡曲巷议，以为彼随俗俯仰，碌碌何所长短？而不知其词微旨切，裨补良深，固将突跻公上之，岂仅区区与宫妾等伦者哉！且当时如延巳之流，业已摘择其池头水皱，楼上笙寒，伊其相谑，诧为高妙。倘使天不祚有唐，天不生花飞，不与花飞以投身优伶社会之中，作内廷之供奉，则元宗者，又奚必不极情纵欲，逞厥威淫？将见首翘鬓朵，卽为北苑之妆；学士仓曹，竟写芳仪之曲，乘皮船而大上，早竖降旛；服紫袍以投诚，先尝赐药哉！而幸也有花飞讽刺其间，遂使东昏转为令辟，叔宝具有心肝。虽复淮上丧师，江襄尽陷，甘称国主，愿为附庸，而去去金陵，栖栖南？，犹得保其首领以获令终，宁非花飞警惕在前而能然耶？抑吾闻之，花飞之俦，有李家眀者，庐州人也，亦善诙谐，多滑稽。当元宗失江北，迁豫章时，龙舟至赵屯，帝举酒望色山曰：「好靑峭数峯，不知何各？」家明方侍侧，乃对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献诗曰：「皖公山纵好，不落御觞中。」盖讽之也。元宗读之，为泣数行下，竟罢酒去。乌虖！当南唐君臣靡？上下相蒙之秋，面道之存，乃独攸赖于一二优伶之身，以系人吊思，则优伶亦何负于家国哉？

原载《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