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三

译化人的道，千变万化，却不超出“一”。正因为达到至一，所以真正能够证得其道的人，可以一下子超越而进入，并没有逐步升进的次第。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他的才分还不能告知圣人的至道，所以暂且假借中天的变化来开示，使他看见人间本来没有真实可有之物，明白世俗牵累值得厌弃，不再留恋自己的国家，然后才开始向他显示至道的真实境界。抬头看不见日月，是因为它的高度无法相比；低头看不见河海，是因为它的深度无法命名。光影所照，眼睛纷乱而不能看清，是因为天光从内心发出，只能用神去看，不能用眼去看；声音传来，耳朵纷乱而不能听清，是因为天籁自行鸣响，只能用气去听，不能用耳去听。由此再看化人的宫殿，也就像从中天俯视自己的国家一样。穆王不能进入这种境界，所以解开心意、放散精神，心意迷乱、精气耗散，请求化人让他回去。化人又拜见穆王，与他共同游历所到之处，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离开中天；只是见闻上的差异竟达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妙道所在之处并不离开当下的地方，能够顿然超越万有，并不只是与化人的宫殿不同而已。他所居住的地方、所游览的地方，起初就没有不同于穆王的宫殿和园圃。由此可知，狂者和圣人之所以处在不同境域，乃是名称改变而实质没有改变，人会迷失而道不会迷失，也如同精神在变化而形体并未移动。我曾说，化人来到西方极远之地，难道是为了显露奇异、务求惊骇世俗吗？其实是要使这些百姓同样体会那微妙的大道，然后才罢休。假如穆王能够先觉悟此道，那么黄帝在华胥氏的治理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哪里只是得到一身的享乐呢？当穆王空虚五脏来供奉化人时，化人仍然不肯舍弃他；难道化人真的有意贪恋声色气味的享乐吗？其实是想使穆王就从这些事情上领悟世俗滋味并无真正的快乐。穆王对此仍不觉悟，于是化人便和他神游，显示幻化，使他看见造化随时生起、随时消灭，从而领悟神妙之理的自然。化人正在暂且示现变化，穆王却实在把它当作清都、紫微、钧天、广乐而享受，还是错了。至于化人再次拜见穆王，与他一同游历，便是向他显示道的真实境界。穆王到了这里，不但不能进入，反而请求化人让他回去。为什么呢？妙道的运行超越形体，哪里是尚未得道、尚未证悟其理的人所能居处的境域？化人知道穆王终究不能觉悟，所以在他请求回去时，也没有阻止他。即使如此，化人把穆王移回去，使他像坠入虚空一样，这也是为了使他觉悟。但穆王最终还是没有觉悟，所以等到醒来时，竟失神了三个月。然而穆王由此又问化人，化人把神游的道理告诉他，他才开始领悟变化的道理，于是非常高兴。此后他不再顾惜国事，也不以外物为乐，不再把臣妾当作与人交往的乐趣，任意而行却不守住本心，远游而不拘泥于眼前近处。于是命人驾御八匹骏马的车，奔驰到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造父和三百人一类的人才，世代也未必能出现；八骏之车，更不是平常所有的。一天行进万里，那种超越虚空、追逐太阳的步伐，即使风云也不能相比它的迅疾。奔驰千里，到了巨搜氏的国家；“搜”是选择的意思，正是说他奔驰着选择自己要去的方向。白鹄，是洁白而高飞的鸟；牛马，是能够负重而到达远方的牲畜。献白鹄的血给穆王饮，是想改变他的思虑，使他趋向高远；准备牛马的乳汁给穆王洗脚，是要洗涤他的形体，使他能够走向远方。昆仑，是西方极远处的山。称为昆仑，是取它高明而浑融的道之象。赤水之阳，就是水的北岸；处在阴中而含有阳，是元妙之象。他开始到达巨搜氏之国时，只是经过而没有停留；后来住宿于昆仑山脚、赤水北岸，只是暂时寄宿而没有久居。另一天登上昆仑山丘，这才是向道前进了。庄子让支离叔观看冥伯之丘、昆仑的废墟，那是黄帝曾经休息的地方。说黄帝从昆仑山丘向南眺望后返回，遗失了他的玄珠，那么昆仑所象征的道就可以知道了。穆王能够登上昆仑山丘，那么他任意游历的地方也算远了。然而他的行动不能不借助车马，不像化人的神游。因此即使一天行进万里，仍然可以预先约定并计算里数；即使进入西方极远处，最终也不过到昆仑，不能游于太虚，不能到达化人所来自的国家。黄帝，是至圣之人；虽然在他的宫殿那里封土，却没有见到他本人。西王母，是仙圣的后代；她既不把穆王当作主人，反而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又和他在瑶池上饮酒，只是徒然唱歌相和，按理说应当能够在心中沉醉于她的道而得到真正的快乐。然而穆王应和她的歌词却很悲哀，这说明他只能穷尽自身的人的快乐，却没有得到天乐。至于观看太阳落下的地方，是以太阳的运行来作比喻。庄子以十个太阳同时出现、万物都受到照耀比喻德行的盛大，那么太阳落入西方极远处，或许象征圣人收敛其道、归于大本大宗。观看太阳落下，也只是观看而已，不能进入它所象征的道。所以最后只能叹息自己德行不充足而沉溺于享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周书》说他活到百年而年老昏聩，这就是所谓后世追数他的过失。然而他能够穷尽自身的快乐，又得到长寿的极大限度，这正是世俗所谓登遐于道，所以考订记录了他。竹简古书虽已虫蛀，仍从石室中搜求其文；有关记载并没有因金绳断绝而消失。《山经》《尔雅》以及《大传》，全都记载了这件事。我曾说，黄帝的梦，是神游；穆王的变化，也属于神游。梦与变化相同，而治理成效不同：黄帝的梦，本于斋心、服形；穆王的变化，大概只是被化人改变了。又因为黄帝醒来后是自然得到领悟，穆王却不得已请求化人让他返回。这就是黄帝醒来后怡然自得，因而造成华胥之治；而穆王醒来后却失神三个月，只能穷尽自身的快乐罢了。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习幻化，三年之久，尹文先生都没有告诉他。老成子请求责罚自己并要求退去。尹文先生作揖请他进入室内，屏退左右的人，单独和他说话。

译尹文先生说：“从前老聃向西方而去时，回头告诉我说：‘有生命的气，有形体的形状，全都是幻化。造化开始的地方、阴阳变化的地方，称为生，也称为死；穷尽气数、通达变化，随着形体迁移的，称为化，也称为幻。造物者的技巧精妙、功用深厚，本来就难以穷尽，也难以终结；依凭形体而成的事物，技巧显露、功用浅近，所以随时生起、随时消灭。知道幻化与生死并没有不同，才可以和他一起学习幻化。我和你也都是幻化，哪里还需要学习呢？’” 生死和幻化，大略说来，就像形体的影子、水面的泡沫、薤叶上的露水、闪电的光，全都只是幻而已。那种技巧精妙、功用深厚而难以穷尽、难以终结的，就叫作生死；那种技巧显露、功用浅近而随时生起、随时消灭的，就叫作幻化。之所以这样称说，是根据它们的作用勉强命名。因此，深奥与微妙虽然不同，技巧却相同；浅近与深厚虽然有别，功用也相等。这样看来，幻化怎么会不同于生死呢？只有知道幻化不异于生死，才会知道生死并不值得畏惧，幻化也不能说是浅薄；生死不能改变它，而幻化自然从我而出。所以学习幻化，必须以知道幻为根本。即使如此，知识不能离开觉，认为有觉悟的人也不能离开幻境；说自己没有觉悟的人，同样不能离开幻境。因此从知识入手学习幻化，是用幻去幻化万物；即使能够幻化万物，我自身仍在幻中。一旦产生了学习幻化的知识，就已经堕入了幻的境界。只有真正能够以本性觉悟的人，才会使一切幻化都灭尽，起初本来就没有心念，哪里还需要学习呢？这样看来，尹文先生不告诉老成子，正是真正能够幻化的人。老成子回去后，运用尹文先生的话，深思了三个月，于是能够使生死存亡自在，调节四时：冬天使雷响，夏天制造冰；会飞的变成会走，会走的变成会飞。他一生都不显露这门术法，所以世上始终没有传承。只要拘系于形体，凡有变动就没有不是幻化。造化虽然精妙，也不离开幻化。造化幻化万物，常常依凭人；人的幻化，也依循天理。造化的幻化不离阴阳，人的幻化不离气数变化。受阴阳制约，虽是真也仍属幻；穷究气数变化，就能即幻而觉。觉悟在我自身，幻化哪里属于外物？如果得到这条道，不仅能幻化万物而不被万物幻化，甚至能够调节四时，再造雷和冰，改变飞禽走兽，从而夺取造化幻化万物的作用。况且所谓幻化，究竟从哪里产生？追究它的根本，是依凭微妙的心。由此产生它的形体，就如空中花，从空无中显现。幻化的形体虽然显著，幻化的道理却微妙；因为显著，所以可以说有幻；因为微妙，所以能够幻化。只有显著，才可以谈论；只有微妙，所以必须深思三个月以后才能得到这条道。古代学习幻化的人，并不是因为想用它惊骇世俗才学习，而是要由幻化直接觉悟它的道。所以说到能够幻化，便可以改变飞禽走兽、制造雷和冰；等到已经得到其道，终身却不显露其术，因此世上没有传承。唉！幻化的微妙竟是这样，所以尹文先生也不自称掌握此道，只是姑且转述老君西行时告诫他的话罢了。列子说：“善于施行变化的人，他的道隐秘而平常，他的功效和常人没有不同。五帝的德行、三王的功业，未必全靠智力和勇力，也许是由变化而成的，谁能测知其中的原因呢？” 清醒时有八种征象，梦中有六种情状。什么叫八种征象？一是故旧，二是作为，三是获得，四是丧失，五是悲哀，六是快乐，七是生，八是死。这八种征象，是形体所接触到的。什么叫六种情状？一是正梦，二是蘁梦，三是思梦，四是寤梦，五是喜梦，六是惧梦。这六种情状，是精神所交感的。清醒时的征象、梦中的情状，虽然是精神和形体所遇到的不同情况，但其根本道理和根源，都只是心自身造成的。不知道感应变化从哪里发生的人，事情一到就会疑惑它为什么会这样；知道感应变化从哪里发生的人，事情一到就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惊惧的。一个形体的盈亏消长，都与天地相通，并且和万物相应。大体说来，阴气旺盛，就梦见涉过大水而感到恐惧；阳气旺盛，就梦见涉过大火而被焚烧；阴阳都旺盛，就梦见生育和杀戮。吃得太饱就梦见给予，太饿就梦见取得。因此，以浮虚为病的人就梦见上扬，以沉实为病的人就梦见下溺。借着带子入睡，就梦见蛇；飞鸟衔走头发，就梦见飞翔。将要发生阴病就梦见火，将要生病就梦见饮食。饮酒的人梦见忧愁，歌舞的人梦见哭泣。梦，是精神所遇到的境界。至神之道，阴阳无法测知；既然无法测知，就无法加以控制。人的精神由阴精聚集而成，寄寓在形体中，依凭阴阳；既然依凭外物，就必然受外物役使。正因为一个形体的盈亏消长，精神遇到它便成为梦，所以能与天地相通、与万物相应而无从逃避。因此梦见涉水、涉火，是气实在制约精神；吃饱而梦见给予、饥饿而梦见取得，是欲望在驱使精神；有时梦见上扬，有时梦见下溺，是疾病使神受到侵蚀；有时梦见蛇，有时梦见飞翔，是同类外物感动了精神；将要发生阴病而梦见火，将要生病而梦见饮食，说明梦境会发生这样的颠倒；饮酒的人梦见忧愁、歌舞的人梦见哭泣，说明忧喜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人的一身虽然微小，寿命不过百年，昼夜却各占一半；如果连一点纯气都不能守住，就会随着时令盈虚，与阴阳万物、昼夜一起成为侵扰自己的东西。形体劳苦而不休息，精神耗损而不停止，终身劳碌，与万物一同变化，难道可以不觉悟吗？我曾经考察梦与清醒的道理，不过是夜与旦的正常变化。梦中所见虽然说是精神所遇，有时却是形体役使精神；并不是形体本来能够役使我，而是我自己役使形体，形体反过来役使我，我受它役使，反而不能控制它。

译正在做梦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因为醒来才知道那是梦，片刻后又再次入梦，却仍把梦当作清醒。夜与旦不断迁流，终身在清醒和梦境之间，却始终没有觉悟。虽然水火、取得和给予等梦中境象起初并没有真实实体，但忧惧、喜乐的情态在心中却确实存在。然而清醒能够知道梦，梦却不能知道清醒，所以清醒相对于梦固然显得真实；清醒时的作为止于思虑之中，而梦中却能预知思虑以外的事情。这样看来，梦实际比清醒更灵妙；每天的清醒，其言语行为通常有条理；往日的梦，其所闻所见通常前后不相连续。梦与清醒不过相差片刻，但它们差异变化竟达到这种程度。更何况生死是去来之间最大的变化，假如不是有那种境界的人，想不在造化中轮转沉溺，怎么可能呢？即使如此，假如能够早早觉悟梦与清醒的道理，那么死生的来去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列子说：“精神相遇便成为梦，形体相接便成为事情。所以白天有所想，夜里便有所梦，都是精神和形体所遇。精神凝定的人，想念和梦境自然消失。把清醒当作真实的人不能谈道，把梦当作真实的人也不能算通达。万物变化来往，不过如此。古代的真人，清醒时忘掉自己，睡觉时不做梦，难道这只是空话吗？” 白天的想念、夜里的梦，都是梦，是魂神相交；清醒，是形体开放。昼夜交替运行，万物变化来往，就像空中花，随时生起、随时消灭。所以把清醒当作真实的人不能谈道，把梦当作真实的人不能算通达。即使如此，精神和形体所遇虽与外物相合，究其产生的根源，全都是自己造成的。想念和梦境的颠倒，以及想念和梦境由自己造成，并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精神是否凝定。所谓真人，是不离精气而使精神凝定的人。他不知喜爱生，也不知厌恶死；出去不阻滞，进入不拒绝。不以私心损害大道，不以人为作用帮助天道，自然而然地来，自然而然地去，不被万物变化的往来所驱使，对于梦与清醒都不执信。因此他清醒时能够忘掉自己，睡觉时也不会做梦。西方极远之地的南边，有一个国家，不知道疆界与什么地方相接，名叫古莽之国。那里阴阳之气不相交，所以分不清寒暑；日月的光辉照不到那里，所以分不清昼夜。那里的人不吃东西、不穿衣服，却多睡眠，每隔五十天才醒一次；他们把梦中所做的当作真实，把醒来时所见的当作虚妄。四海之内的中央地区，被称为中央之国，跨越黄河南北，越过泰山东西，方圆一万多里。那里阴阳运行有一定法度，所以有一寒一暑；昏暗与光明分明，所以有一昼一夜。那里的人有聪明的也有愚笨的，万物繁殖，才艺多种多样，有君臣相互统摄，有礼法相互维持，他们的言语行为无法计数。他们一醒一睡，把醒来时所做的当作真实，把梦中所见的当作虚妄。东方极远之地的北边，有一个国家叫阜落之国。那里土地之气常常温暖，日月散余的光照在那里，但土地不生长嘉美的禾苗。那里的人吃草根和术实，不知道用火烹食，性情刚强凶悍，强者与弱者相互倚靠，以胜者为尊而不崇尚义，多奔走而少休息，常常清醒而不睡眠。西方极远处的南边，是坤、兑所对应的方位。万物由坤卦的致力运行而趋向兑卦的喜悦休息，所以那个国家把梦中所做的当作真实，称为古莽之国；其道广大无边，自古以来就如此存在，这也是西南一类的地方。东方极远处的北边，是艮、震所对应的方位。万物由艮卦的道路前进，通达到震卦的大路，正要趋向离卦所象征的相见，所以那里的人总是清醒而不睡眠，称为阜落之国；这是因为万物生长繁盛而形成聚落，也属于东北一类的地方。中央之国阴阳运行有一定法度，所以一昼一夜、一寒一暑，以清醒为真实，以梦为虚妄。总之，这些都不能逃脱阴阳的变化。周国的尹氏大力经营产业，他手下服役的人从清晨到黄昏都不停息。有一个老役夫，筋力已经耗尽，尹氏却让他更加勤劳。白天他呻吟着从事劳作，晚上疲惫昏沉而熟睡。精神散乱，夜里常梦见自己做国君，居于百姓之上，总理一国事务，游览宫观，任意享受，快乐无比。醒来后又继续服役。有人安慰并劝解他辛劳，他说：“人生不过百年，昼夜各占一半。我白天做奴仆，苦是苦了；夜里做国君，快乐无比，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尹氏心里经营世俗事务，忧虑家业，心神和形体都疲惫，夜里也昏沉而睡。他夜夜梦见自己做别人的仆人，奔走服役，没有什么不做；多次遭到辱骂、鞭打，各种苦难无不经历。睡梦中还呓语呻吟，直到天亮才停。尹氏为此忧患，便向朋友询问。朋友说：“你的地位足以荣耀，身体拥有的财产也很充足，远远胜过别人。夜里梦见做仆人，不过是苦乐相互补偿的常理。你若想让清醒和梦境兼得，难道做得到吗？”尹氏听了朋友的话，放宽役夫的劳作期限，减少自己思虑的事务，病情也渐渐缓解。昼夜各有分际，形体和精神交替发挥作用。白天劳累精神的人，形体就得到安逸，所以夜里精神安逸而形体劳累；白天劳累形体的人，精神就得到安逸，所以夜里精神劳累而形体安逸。这是阴阳消长、事物发展到极端便反转的道理。尹氏和他的仆人之所以有苦乐相互补偿，却不能在清醒和梦境中兼得，就是这个原因。昏昧的人不能察知盈虚的道理，把清醒当作真实、把梦当作虚妄，只知道趋逐白天的利害，没有时间知道梦中的苦乐。却不明白：如果梦中毫无知觉当然可以；既然梦中有知觉，那么悲哀、快乐、欲望、厌恶就与清醒时没有不同，怎么能说是虚妄呢？尹氏知道这种情况已成为疾病，于是询问朋友，这或许是他的精神先有所觉察。后来他能够放宽役夫的劳作期限，减少自己的思虑，病情果然渐渐缓解，这个道理确实值得相信。如果让他不断减少自己的思虑，做到减之又减，那么精神就能高度凝定，想念和梦自然消失，哪里只是病情稍微缓解而已呢？

译郑国有个人在野外砍柴，遇到一只受惊的鹿，驾车追赶并把它打死。他怕别人看见，急忙把鹿藏在沟中，用芭蕉叶盖住。自己非常高兴，不久却忘记了藏鹿的地方，于是便认为这只是梦。他沿路吟咏这件事，有个路人听见了，按照他所说的话找到了鹿并取走。回家后，路人告诉妻子说：“刚才那个砍柴的人梦见得到鹿，却不知道鹿藏在哪里。我现在得到了鹿，他可真是做了个真实的梦。”他的妻子说：“你是不是梦见砍柴的人得到鹿？哪里真有砍柴的人呢？现在你真的得到了鹿，难道是你的梦成真了吗？”他说：“我既然已经凭实物得到了鹿，何必知道究竟是他梦见我，还是我梦见鹿呢？”砍柴人回去后，仍然不能释怀失鹿的事。当夜，他果真梦见藏鹿的地方，又梦见取鹿的人的相貌。第二天早晨，他按照梦中的地方寻找，找到了鹿，于是就到官府争讼。案件交给士师。士师说：“你起初真的得到鹿，却胡乱说成是梦；他真的梦见得到鹿，却胡乱说成是事实。他确实取走了你的鹿，又来和你争夺鹿。”砍柴人的妻子又说：“他是梦见了这个人和鹿，实际上没有人得到鹿。现在既然凭借这只鹿作为证据，请把鹿分成两份，报告给郑君。”郑君说：“唉！难道士师还要再梦见把别人的鹿分掉吗？”于是询问国相，国相说：“是梦还是不是梦，我不能辨别。想要辨别清醒和梦境，只有黄帝、孔丘如今已经不在了。即使黄帝、孔丘还在，谁又能辨别清楚呢？姑且听从士师所说的话吧。” 人的常情是把清醒当作真实，因为那是形体所接触的；把梦认为是虚妄，因为那是魂神所交会的。现在清醒时所做的事醒后反而忘记了，岂不是近似梦吗？梦中所遇有实在结果，岂不是近似清醒吗？清醒时的作为往往出于有意，所以容易忘记；精神所遇有时出于无心，所以梦反而灵验。究其根本，梦与清醒起初并没有两样。把它们看作真实，二者都是真；加以分别，二者也都成了虚妄。假如把梦当作真实，那么正在做梦时，为什么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假如把清醒当作真实，既然已经清醒了，为什么还会有梦？这个人生活在中央之国，所以把梦与清醒分得如此清楚。若把梦与清醒的道理告诉古莽、阜落两国的百姓，那么谁是谁非还不能确定。郑国砍柴人起初把真实当作梦，最后又把梦当作真实；取鹿的人听了他的话，把它当作梦，却取走了鹿并争夺鹿。梦与清醒混杂，真假交错，是非相互混乱，所以必然发生争讼。士师就是审理这场争讼的人。若说取鹿者正确，那么鹿本来属于砍柴人；若说砍柴人正确，那么他寻找并找到鹿，又是由梦而来。是非纷乱，无法辨明。仅凭鹿把它分成两份，怎么能算善于听讼呢？这就是郑君听了以后叹息、又去询问国相的原因。然而梦与清醒的道理，昼夜平分。把清醒当作绝对真实的人不能谈道，把梦当作绝对真实的人不能通达。只有黄帝、孔子能够辨明其中的道理。不是黄帝、孔子，怎么能仓促判定是非呢？这样看来，士师把鹿分成两份，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归根结底，能把鹿分开的原因，是他对于清醒和梦都不执著地信、也不执著地不信。虽然还没有达到想念和梦自然消失的境界，也可以说是能够任其自然了。姑且听从士师的话，不也是可以的吗？士师所遵循的是法律。凡是有形有名、依据法律来作出分别的事情，常常是是非纷乱，没有哪一边绝对可取，只能暂且如此处理；这是不得已而认为可以，难道不也可以吗？宋国阳里有个华子，中年患了健忘症，早晨拿到的东西到晚上就忘了，晚上给予的东西到早晨就忘了；在路上就忘了行走，在屋里就忘了坐下；不知道先后，也不知道古今。全家人都为此忧苦，去请史官占卜，卦象无法判断；去请巫师祈祷，也没有效果；去请医生用药石治疗，也不能治好。鲁国有个儒生，自己宣称能够治好这种病。华子的妻子儿女拿出一半家产，请求他传授方法。儒生说：“这当然不是卦兆能够占问的，不是祈祷能够解决的，也不是药石能够攻治的。我试着改变他的心，改变他的思虑，或许能够痊愈吧？”于是试着让他暴露在外而要求衣服，使他饥饿而要求食物，把他关在幽暗处而要求光明。儒生高兴地告诉他的儿子说：“病可以治好了。但是我的方法很秘密，不能传给世人。请屏退左右的人，只和我单独住七天。”他的儿子听从了，没人知道儒生做了什么，积累多年的疾病一天之内全都消除了。让他处于幽暗之中而要求光明，说明他还没有忘记好恶。由此可知，华子的健忘只是因为疾病有所遮蔽，并不是真能忘掉世俗情态。所以儒生高兴地知道他的病可以治好。假如是真正的忘者，即使造化也对他无可奈何，哪里是儒生浅薄的技艺所能治好的呢？儒生以诗书礼义来发掘坟墓，是最严重的害道根源；他使百姓离开真实的学问而趋向虚伪，又暗中使他们迁移而不自觉，使人跟随这种做法却不知道。因此他自称方法秘密，传给后世时必须屏退左右，和华子单独居住。和华子同住七天后，混沌之性消亡，视听、饮食、呼吸都和常人一样了。所以积累多年的疾病一天之内全都消除了。华子醒悟以后非常愤怒，赶走妻子，惩罚儿子，拿着戈追赶儒生。宋国人把他抓住，询问原因。华子说：“先前我健忘时，茫然无知，不觉得天地存在还是不存在。如今突然全部明白了，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死、得失、悲乐、好恶，各种纷乱的思绪一齐涌起。我担心将来生死、得失、悲乐、好恶的混乱也会这样扰乱我的心。片刻的健忘，还能重新得到吗？”子贡听到后感到奇怪，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说：“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境界吗？”又回头对颜回说：“记住这件事。”

译真实难以遇到，虚伪却容易扰乱人。已经很久了，如果所喜爱的是真实，那么万物都不足以改变这种爱好；即使妻子儿女的爱，也可以割舍。万物都不足以比拟真实的尊贵，即使儒生之道也不足以奉守。所以华子醒悟后，赶走妻子、惩罚儿子，拿戈追赶儒生。华子知道忘却是可喜的，就应当安于世俗牵累，忘掉它而不再思念；他却还担心外物扰乱自己的心，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忘却。更何况起初根本不知道忘却可喜，天天奔走于是非之路的人呢？华氏全家把华子的健忘当作灾祸，儒生却高兴地认为他的病可以治好，那么他的心会混乱到什么程度？所谓宋国阳里的华子，“阳”是以生育、长养为事，“华”是得到阳气而繁盛鲜明；这些都趋向于纷扰之路。他中年患健忘，是花朵凋落而返回根本。等到醒悟以后，又重新趋向胶着纷扰之路。返回常态，是兑卦的喜悦；泽水生出而向外决行，是震卦的躁动。所以华子醒悟后就大怒。子贡属于言语之科，正自以为贤能而比较别人，因此受到孔子的斥责；颜回则能够忘掉仁义、忘掉礼乐，屡次进步而达到坐忘。所以孔子回头对颜回说：记住这件事。秦国人逄氏有一个儿子，年少时聪慧，壮年后却患了迷乱昏惑的病。听见歌声却当作哭声，看见白色却当作黑色，闻到香味却当作腐臭，尝到甘味却当作苦味，把错误的行为当作正确。他心意所涉及的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没有一样不是颠倒错乱的。杨氏告诉他的父亲说：“鲁国的君子大多有各种技艺，大概能够治好他吧？你为什么不去访问他们呢？”他的父亲前往鲁国，经过陈国时遇到老聃，于是把儿子的病状告诉他。老聃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儿子是迷乱的呢？现在天下人都迷惑于这种是非，昏乱于利害，患同样疾病的人很多，本来就没有觉醒的人。况且一个人的迷乱不足以倾覆一家，一家的迷乱不足以倾覆一乡，一乡的迷乱不足以倾覆一国，一国的迷乱不足以倾覆天下。假如天下人全都迷乱，又有谁能倾覆天下呢？假使天下人的心全都像你儿子一样，那么反而是你迷乱了。悲乐、声色、气味、是非，谁能够把它们纠正过来呢？” 歌与哭、白与黑、香与臭、甘与苦，直到天地四方、水火寒暑，这些纷纷繁多的名称，根本上都同出于一个微妙本源，起初没有两样。由于妄情产生爱憎，于是对一物一物加以分别，设置种种假名。追逐名称以求实质，执著而不肯改变，世上没有觉悟的人。只拿其中一端来说：把白色说成白色，是顺从众人；把白色说成黑色，是顺从自己。顺从自己，众人就怀疑；顺从众人，自己就迷惑。彼此言语不同，白黑名称各异；名称言语虽然不同，实体本性却不改变。因此名称言语的差异，会使多数与少数相互倾轧，少数敌不过多数，于是以迷惑引导迷惑，一同沉溺而不能返回。怎么能仓促地把众人共同的疾病当作正确，而把一个人的独自觉悟当作错误呢？杨氏认为：我的道将要倾覆天下，正准备与儒家、墨家相互争辩是非、白黑，所以把逄氏的病当作忧患，让他去访问鲁国那些多技艺的人。逄氏，就是逢遇万物而与之相偶的意思；所以他年少聪慧，长大后却把迷乱看成疾病。况且我所说的话未必就不是迷乱，更何况鲁国的君子是迷乱中最迷乱的人，哪里能够解除别人的迷乱呢？与其白白耗费你的粮食，不如赶快回去。天下本来没有绝对的正理，大道不涉入言语诠释；只是圣人为了流传后世、建立教化，不能不说这些话。又担心学习者把众人的言语当作错误，把圣人的言语当作正确，于是认定它而不舍弃，守持它而不忘记。俗语说：“黄金虽然贵重，进入眼睛也会成为眼翳。”所以老子说：“我所说的话未必不是迷乱。”何况鲁国的君子建立仁义忠信的教化，传下诗书礼乐的文辞，乃是迷乱之中最迷乱的人，怎么能够解除别人的迷乱呢？“与其耗费你的粮食，不如赶快回去。”这是要使他返照自身，到内心去寻求。燕国人生在燕国，长大在楚国，年老后回到故国。他经过晋国时，同伴欺骗他，指着城说：“这就是燕国的城。”那人顿时神色凄然；同伴指着社坛说：“这就是你家乡里的社坛。”他于是长叹，指着房舍说：“这就是你祖先的房屋。”他悲伤得哭了起来；同伴又指着田垄说：“这就是你祖先的坟墓。”那人哭得不能自已，同伴却哑然大笑说：“我先前只是把这个晋国骗说成是燕国罢了。”那人大感惭愧。等到到了燕国，真正看见燕国的城和社坛，真正看见祖先的房屋和坟墓时，悲伤之心反而更加深重。【传授道法的人有真有假，接受道法的人也有先后。先来的被当作主人，后来的被当作客人。如今求学的人，先遇到一位老师，传给他伪法，他便认定并守持它，以为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几年以后，忽然遇到真正的老师，传授真正的道理，他反而执着于原先所学而不肯相信，直到终身不能觉悟，实在可悲！所以列子御寇设下这个燕人经过晋国的比喻：有个人生在燕国，长在楚国，年老后回燕国，途中经过晋国。同路人欺骗他说：“这就是燕国的城。”那人立刻神色忧伤，指着社坛说：“这像是我乡里的社坛。”于是叹息不已，指着房舍说：“这像是我先人的屋舍。”又悲伤地哭起来，指着田垄说：“这像是我先人的坟墓。”于是放声大哭，不能自已。同路人大笑着说：“这里是晋国。”此前我是在欺骗你。”那人十分惭愧。到了燕国，真正看见先人的房舍和坟墓，悲伤的心情反而消散，再也沉痛不起来了。这是因为环境感动人，初次看见时会触动感情，反复看见后就视为平常。况且父母的故乡，本来是使人感到快乐、适宜生活的地方；如今越接近那里，心情越迫促，最终只剩下哭泣罢了。这哪里还有生存的快乐呢？而且他所说的燕国，起初并不是燕国，实际是晋国的城罢了。

译那个人用虚假欺骗真实的感情，这个人又用真实的感情相信虚妄；自我欺骗的人，不过是看到真实的事物足以资助他的错误判断罢了。由此可知，人所说的内外、亲疏、喜怒、哀乐，没有不是像燕人受骗那样的。随着这些感情而产生亲疏忧乐的人，也没有不是被造物者所欺骗的，就像燕国人一样。如果也觉悟到这些并不真实，那么在本该悲伤忧愁的时候，怎么还会到这种地步呢？然而亲疏不在外物，而在于我；真伪不在环境，而在于心。心真实，即使外物虚假也会被看作真实；心迷惑，即使外物真实也会被看作虚假。假如晋国人始终不说出是在欺骗他，那么燕人的感情也终究不会改变。等到知道自己受骗，即使真的看见先人的房舍和坟墓，悲伤也已经很微弱了。为什么呢？人的心本来没有不真实的；一旦被人的虚假引诱，要想重新恢复真实，就不可能了。因此燕人的真实感情一经消散，此后便茫然无法恢复。他虽然后来怀着诚意而来，我却已经明白其中没有虚假了；想强使他悲伤，终究也做不到。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我曾推究老子、列子的教诲，大抵是希望用无名的朴来镇定百姓，使他们不被虚假动摇罢了，并不是把在民风已经浇薄之后如何治理百姓当作教诲。所以《道德经》最终说无名之朴，也是不愿强为；天下安静下来，就会自行归于正道。而《穆王》这一篇最终就是这样说的。穆王篇从皇道讲到王功，虽然说这是道不断下降的过程，但帝王顺应时代而出现，都 【根本都出于道，也都是圣人的作为。只是因为顺应时势、适应变化，处在帝王的时代，就不得不成为帝王；到了功业属于王者的时代，也不得不建立王业罢了。治理达到王功，就到了末端；即使是贤人的长久德行，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因此禹、汤、文、武都同样建立了王功，启的贤能也足以承继禹的道；成王才智中等，也能守持文王、武王的事业。到了穆王，道不足以传化人的妙理，德行不充足而只与声乐相谐，周道从此衰落了。谈帝王时说它的兴盛，谈王者时说它的衰败，这是始终发展的道理。况且五帝的德行、三王的功业，其中的道理幽深而功用隐微，有时仿佛由幻化而成，简直像一场梦。因此本篇大力说明觉与梦的道理：有像古莽国那样，把梦中所做的事当成真实；有像阜落国的百姓那样，常常清醒而不睡眠。白天劳费思虑，夜里就常梦见自己做人的仆役；白天劳累形体，夜里就常梦见自己做人的君王。至于争论鹿的诉讼，则连清醒和梦境也无法辨别了。圣人应世的踪迹，也不过如此。果真能够审察觉梦的道理，就会知道患有迷乱的人本来并非迷乱，患有遗忘的人本来并非遗忘；是非美恶都同归于道，道、教化、德行和功业也都归于一体。即使把它的尘垢和糟粕拿来，也足以陶铸出尧舜，还绰绰有余，更何况王功呢？我曾推究天下治理的源流，起始于三皇。当时，道以宽容的方式治理天下，百姓自然凝聚并运用它；睡觉时安闲自得，醒来时从容自在，可以说是最高的治理了。然而既然已经离开道而用治理的形式来治理天下，随着时运推移，就必然下降为帝王之德、帝王之治。像黄帝、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也已经很盛大了。但德既然显露出来，必然发展到汤、武的王业。人人都知道王者的功业在夏禹时代显现，却不知道它的端绪其实从三皇以前就开始了，而其余波还会存在于千年以后。所以说，道每下降一层，就像水离开源头，水流不停，离根本越来越远，人的心就不能再返回本源了。庄子说有虞氏招来仁义以扰乱天下，又说圣人不忍忘记一世的创伤，反而造成万世的祸患，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虽然如此，如果有圣人能够用道驾驭时代，不随世俗一同下降，那么即使是成周的王业，也可以使百姓得到安息，不同于至德时代；这就是列子留下的教诲，也是对万世早晚能够遇到这种圣人的希望。】

译钦定《四库全书》《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四 宋代江遹撰写 仲尼 仲尼闲居时，子贡进来侍奉，见仲尼面带忧色。子贡不敢询问。【“退朝”是说退朝后闲静居处；退朝后从公门退食，所以他的忧虑在于治理天下、给后世留下教诲。这说明圣人即使闲居，心思也无时不在王室，他的忠心就是如此。所谓询问，是心中想做却还没有达到的事。仲尼的忧虑，即使颜子也未必能理解，何况不如颜子的子贡呢？所以不敢询问。】子贡出来后把这件事告诉颜回，颜回拿起琴弹奏并歌唱。孔子听见后，果然召颜回进来。【颜回拿起琴歌唱，是希望夫子听见，夫子果然召他进来。这表明圣人的教诲从不疲倦。】孔子问：“你为什么独自快乐？”颜回说：“夫子为什么独自忧愁？”孔子说：“先说说你的志向。”颜回说：“我过去听夫子说：‘以顺应天道为乐，知晓命运，所以没有忧愁。’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孔子神色忧伤，过了一会儿说：“有这样的话吗？你的理解错了。这是我过去说的话，请把我现在说的话作为正确的解释。你只是知道以顺应天道、知晓命运而无忧，却不知道以顺应天道、知晓命运所产生的忧虑是多么重大。” 【颜子的快乐在于道，孔子的忧虑在于人。从众人的角度看，只有颜子独自快乐；从颜子的角度看，只有孔子独自忧虑。上天所赋予的，能够以之为乐而不拒绝，叫作“乐天”；命运所规定的，能够顺从而不违逆，叫作“知命”。能乐天却不能知命，能知命却不能乐天，都不足以达到无忧。只有既乐天又知命，处于困穷时快乐，通达时也快乐；他所快乐的不是困穷或通达本身，所以能够无忧。颜子已经得到这个道理，因此处在别人不能忍受的忧患中，仍然不改变他的快乐。可是孔子活到六十岁，六十岁时又有六十岁的变化；早先认为正确的，后来又认为不正确。把乐天知命看作无忧，是早先的看法；把乐天知命看作重大忧患，是现在的说法。颜子对于孔子，只得到了他的行为，却没有得到他行为的根由，所以能够弹琴歌唱，却不能和圣人有同样的忧虑。况且这些都是圣人的话，难道真的彼此冲突而不能相合吗？只是因时制宜、随时变化，姑且请以现在的话为正确罢了。至于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知命，那么现在与过去的话，又哪里知道它们之间的分别呢？】现在告诉你真实情况：修养自身，任凭处境是困穷还是显达，知道来去都不是自我本身，不让变化扰乱心思，这就是你所说的“乐天知命而无忧”。过去我修习《诗》《书》，整顿礼乐，是想用它们治理天下、教导后世，并不只是修养自身、治理鲁国而已。然而鲁国的君臣每天都在失去秩序，仁义日益衰败，人的情性日益浅薄；这种道理既不能在一个国家实行，也不能在当代实行，更何况天下和后世呢？我起初只知道《诗》《书》、礼乐救不了政治的混乱，却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革它们；这正是“乐天知命”者所忧虑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所谓既快乐又知晓，并不是古人所说的乐和知。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知。因此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有什么可抛弃的？又何必改革它们呢？【所谓圣人，是德行的极致、道的最高境界。既称为圣人，那么心神凝定、形体解脱，什么都不吝惜，什么都不畏惧，又有什么忧虑呢？即使仁者尚且能够无忧，何况孔子集众圣之大成，他果真会有忧虑吗？如果还不能免于忧虑，就不能称为圣人。说圣人有忧虑，是不了解圣人。如今孔子却自认为忧虑重大，并且显露在脸上，这是因为圣人是万物所系、万物变化所期待的人，又把天下的重担自任于身。若只是乐天知命、修养自身、任凭穷达、知道来去不属于自己，使内心不受变化扰乱，那么确实可以无忧；但怎么能使百姓全都无忧呢？百姓还没有完全无忧，圣人怎么能独自无忧？他的忧虑不只在当代，还会延及后世。未来的世代无穷，百姓的忧患无尽，圣人的忧虑也同样无尽，这样的忧虑不是很大吗？何况修习《诗》《书》、整顿礼乐，本来想求得治理，却无法实行其道；认为《诗》《书》、礼乐救不了混乱，又想改革它们而还不知道方法，怎么能没有忧虑呢？为什么呢？六经只是先王留下的踪迹，难道就是产生这些踪迹的根本道理吗？】踪迹，是脚步踩出来的痕迹，难道痕迹就是脚步吗？虽然踪迹不能拘守，但脚步也不能废弃。因此《诗》《书》、礼乐，抛弃它们就没有办法治理天下；拘泥于它们，又不能真正治理天下。如今把乐天知命说成无忧，就连脚步也一起抛弃了，又凭什么治理天下呢？所以说乐天，还不免有所乐；说知命，还不免有所知。有所乐就必有所忧，有所知就必有所遗漏。只有得到所谓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知，才是无所谓快乐、无所谓知。无乐无知，就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忧乐两忘，有为与无为一并遣除。《诗》《书》、礼乐也不必抛弃或改革，天下便可以治理，后世也可以得到教诲。这就是《易》所说的“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孔子删定《诗》、整理《书》、系辞作《易》而成为经，恳切不倦地留下教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颜回面向北拜手说：“我也明白了。”出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子贡。子贡茫然若失，回到家中苦苦思索，七天不睡不吃，以至于瘦得只剩骨架。颜回再次前往开导他，他才返回孔子门下，弹琴、歌唱、诵读经书，终身没有停止。【颜子曾请求出行，准备前往卫国。孔子认为，他大概会因前往卫国而遭受刑罚；这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所谓乐天知命而有大忧的道理。后来他说“任用我就实行我的道，不任用我就收藏自身”，与孔子相同，大概是因为他对此已有所得。至于子贡，虽然智慧足以了解圣人，但对于圣人与天道的关系，却没有机会听闻。所以到了这里，他便茫然若失。不过他深思了很久仍不改变，直到不睡不吃而瘦成骨架，便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形体，融入道理之中，这才可以把圣人的道告诉他。因此一得到颜子的开导，他就释然地返回孔子门下，并终身如此。弹琴歌唱，是得到了快乐；诵读经书，也就知道《诗》《书》并不一定要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