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七

译杨朱说：“万物彼此不同的是生命，共同相同的是死亡。活着时有贤愚贵贱，这是不同之处；死了都归于腐臭、朽坏、消灭，这是相同之处。不过，贤愚贵贱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腐臭朽坏消灭也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因此，生命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生，死亡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死；贤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贤，愚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愚；贵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贵，贱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贱。然而万物在生时一律平等，在死时一律平等，在贤愚贵贱上也一律平等。活十年也会死，活百年也会死；仁人圣人也会死，凶恶愚昧的人也会死。活着是尧舜，死后都是腐骨；活着是桀纣，死后也都是腐骨。腐骨既然相同，谁还知道它们有什么差别？况且应当追求活着时的事情，哪里有空闲顾及死后呢？”“生死交替消逝，起初并没有同异。小智在最大的相同之中偏私自守，妄自看见差异，又因差异建立所谓相同，于是生死同异的道理被搅乱而无法辨明。杨朱想把生死变化齐同为一，所以就顺着世俗所见，说活着是不同，死亡是相同，归根到底必然归于无所谓相同、无所谓不同。若突然直接对他说至道所谓的‘一’，他反而会在混杂疑惑中更加迷乱，最终无法解开迷惑。这正是圣人一向善于救助人的方式。况且齐同万物的变化，必定要拿尧舜、桀纣来说，是因为要祛除世间最深重的迷惑，应当选取狂人和圣人的极端、天下万世共同相信的事例来说明。” “况且说尧舜与桀纣相同，并不是随意乱说。尧舜应对世事的行迹，顺应时势、合于变化，不能免于有所追随，那么他们的行迹怎么能不共同趋向腐骨呢？至于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根本，正是孔子所说的‘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称说’，又怎么能和桀纣一同腐朽呢？” 杨朱说：“伯夷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夸耀清高的名声，因此放任自己走到饿死；展季并不是没有情感，只是夸耀贞正的名声，因此放任自己到了宗族寡少的地步。把清正推到这种程度，反而成了善行的错误。” “人的生命因为有情感而产生欲望，又因欲望而产生爱好欲求；如果没有节制，嗜欲就会充盈，好恶就会滋长，性命之情便会受到损害。这就是所谓把善行做错。若所自矜持的是清正，就能抑制情感、节制欲望，怎么能说是把善行做错呢？不过，伯夷、展季既然有夸耀清正的名声，又把心思放在矫正过度、挽救弊病上，他们的行迹终究免不了有偏差，这也同样是受情欲役使。放任自己以至于饿死、宗族寡少，把这称为把善行做错，不也可以吗？所以圣人顺着事物的中正之道立为常法，不把事情做得过分。” 杨朱说：“原宪在鲁国贫困，子贡在卫国增殖财货。原宪的贫困损害生命，子贡的增殖财货使身体受累。这样说来，贫困不可以，增殖财货也不可以，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可以在于使生命快乐，可以在于使身体安逸。因此，善于使生命快乐的人不会陷于贫困，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会增殖财货。”“人活着，必定要依靠外物来供养自己，所以耕种来取得食物、纺织来取得衣服，是不能停止的。即使太古的百姓也没有不是这样。只是不愿意左右张望，在富贵之中处处钻营求利，只须远离官府垄断和市场垄断罢了。从前一种做法，就不会贫困，这就是使生命快乐；从后一种做法，就不会增殖财货，这就是使身体安逸。贫困到戴草帽、穿粗鞋、拄藜杖，怎么能说是使生命快乐？增殖财货到满心忧愁焦灼、不断求取增加，怎么能说是使身体安逸？由此可知，列子的道并不是对世间安危完全不管，也从未把它全部忘掉。” 杨朱说：“古语说：‘活着时彼此怜惜，死了便彼此舍弃。’这话说得极为正确！活着时彼此怜惜的道理，不只是感情上的怜悯；勤劳能够使人安逸，饥饿能够使人饱足，寒冷能够使人温暖，穷困能够使人通达。死后彼此舍弃的道理，并不是不互相悲哀，而是不把珠玉含在死者口中，不给死者穿华美的锦衣，不陈设牺牲，不设置明器。” “设立后王、君主、公侯来治理天下百姓，是希望他们在职位上不懈怠，这就是活着时彼此怜惜的道理。到了死亡，就从简了。即使有关系亲密的朋友，也不过是为我长久叹息罢了，这就是死后彼此舍弃的道理。” 晏平仲向管夷吾询问养生之道，管夷吾说：“放任它就是了，不要堵塞，不要阻遏。”晏平仲问：“具体应当怎样做呢？”夷吾说：“放任耳朵想听的，放任眼睛想看的，放任鼻子想接近的气味，放任嘴巴想说的，放任身体想安适的，放任心意想实行的。耳朵想听声音却不能听，叫作阻塞听觉；眼睛想看美色却不能看，叫作阻塞视觉；鼻子想接近椒兰却不能嗅，叫作阻塞嗅觉；嘴巴想说是非却不能说，叫作阻塞智虑；身体想要安适、享受美食厚味却不能顺从，叫作阻塞安适；心意想要放纵而不能实行，叫作阻塞本性。所有这些阻塞，都是废弃、虐害生命的主宰。除去这些废弃、虐害生命的主宰，欢欣自在地等待死亡，无论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这才是我所说的养生。拘束于这些废弃、虐害生命的主宰，把它们记录在心而不舍弃，忧戚不安地求得长生，无论百年、千年、万年，都不是我所说的养生。” “列子向老商子学习，三年之后，心里不敢想是非，口中不敢谈利害，于是对于嘴巴想说的、心意想做的，都不能任意放纵。所以老商子见到他，才第一次舒展眉颜而笑。到了九年之后，内心任意想的、口中任意说的，这时都能够自由放任，不再堵塞、不再阻遏。因此老商子认可他内外都已经进步。所谓放任耳朵听、放任眼睛看、放任鼻子接近气味、放任身体安适，也不过如此。并不是说要沉溺于声色、嗅闻滋味，去违犯人理所厌恶的事情，才叫作放任。能够达到这一层，就是所谓闻道。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因此即使只活一天、一个月，也足以作为养生，又何必忧戚不安地求长生呢？这就是列子论养生的最高道理。管仲、晏子以及曾西所不做的事，哪里足以使人进入这条道呢？晏平仲的俭省到了豚肩不能遮住豆器，管夷吾的三归台却反复修饰，是喜好奢侈的人。晏平仲、管夷吾一问一答，本来就应当如此。这两人的问答，譬如果实瓜蔬所体现的道理，其中言语恰好有与大道相合之处，所以列子采用他们的话来寄托最高的道理。” “并不是想让学习者去做管仲、晏子的那种事。” 管夷吾说：“我已经告诉你养生之道了，办理死后之事又该怎么办呢？”晏平仲说：“办理死后之事从简就行了，还要告诉你什么呢？”管夷吾说：“我确实想听听。”平仲说：“人既然已经死了，哪里还由我作主呢？焚烧也可以，沉入水中也可以，埋葬也可以，暴露在外也可以；用柴薪裹着尸体丢在沟壑中也可以，穿着衮衣、绣有纹饰，放入石椁中也可以，只看所遇到的情况。”管夷吾回头对鲍叔、黄子说：“关于生死的道理，我们两人已经更进一步了。”

译“得道的人办理死后之事，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作为随葬和送行之物，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情形，又哪里会有不可前往的地方呢？” 子产辅佐郑国，专掌国政。三年以后，善良的人服从他的教化，邪恶的人害怕他的禁令，郑国因此得到治理，诸侯也畏惧他。但他有个哥哥叫公孙朝，有个弟弟叫公孙穆。公孙朝嗜酒，公孙穆好色。公孙朝的房屋里，聚集着千钟酒，堆积的酒麴像封土一样，离门百步都能闻到酒糟和酒浆的气味扑鼻而来。他沉溺于酒时，不知世道的安危、人情事理的得失、家中的有无、九族亲疏以及生死的哀乐；即使水火兵刃交加在眼前，也毫无知觉。公孙穆的后院有数十间相连的房屋，里面全都选取年幼而身材柔美的女子充斥其中。他沉溺于女色时，隔绝亲属，断绝交游，躲在后院里，以白天满足夜晚的欲望，三个月才出来一次，心意仍不满足。乡里有姿色娇美的处女，他一定要用财物收买、招引，再通过媒人挑逗，得不到才肯罢休。子产日夜为此忧虑，秘密去拜访邓析，与他商议说：“我听说修养自身就能治理家庭，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这话是从近处推及远处。我治理国家，国家确实得到治理，但家庭却乱了，这是方法相反吗？将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两个弟弟？请您指教。”邓析说：“我对此奇怪很久了，只是不敢先说。您为什么不适时地用治国的方法来治理他们，用性命的重要性来告诫他们，用礼义的尊贵来诱导他们呢？” 子产采用邓析的话，便趁机拜访他的兄弟，告诉他们说：“人比禽兽尊贵的原因，在于有智慧和思虑；智慧所要遵循的，是礼义。礼义成就了，名声和地位就会到来。若任凭情感冲动，沉溺于嗜好欲望，性命就危险了。”子产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后，公孙朝早晨还在悔恨，晚上便又享受酒食。公孙朝、公孙穆说：“这些道理我早就知道，也早就作出选择了，难道要等你说了以后才明白吗？凡是生命，本来就难以遇到；死亡却很快就会到来。以难得的生命去等待很快到来的死亡，有什么值得仔细考虑的呢？你想要尊崇礼义来向人夸耀，矫饰本性情感来博取名声；我认为这样还不如死去。我要尽情享受一生的欢快，穷尽当年的快乐，只担心肚子胀满却不能任意饮酒，体力疲惫却不能纵情于女色，哪里还有闲暇忧虑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呢？况且你凭借治理国家的才能向世人夸耀，想用花言巧语扰乱我的心，用荣华俸禄诱动我的意志，这不是既鄙陋又可怜吗？我还想把另一种区别告诉你：善于治理外物的人，外物未必得到治理，自己却处处受苦；善于治理内在本性的人，外物未必混乱，而本性却得到舒展。凭你治理外物的方法，或许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却不合乎人的本心；凭我的内在修养之道，却可以推行到天下，君臣之间的控制关系也就停止了。我常想用这种方法来开导别人，你却反过来用那种方法教导我吗？”子产茫然无言以对。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邓析，邓析说：“您这是遇到了真人，却住在一起而不知道，谁还说您是有智慧的人呢？郑国得到治理，偶然性太大，并不是您的功劳。” 【纵情于女色，是人情所迷惑的，也是世俗人理认为最丑恶的事；任意饮酒，是人情共同的欲望，却是先王告诫禁止的事。一般人的情感，眼睛想看美色，直到遮蔽光明而不能任意满足，并不是真能排除嗜欲，只是害怕性命危险，有所拘束而不能放纵罢了。嘴巴想尝美味，直到满足口腹却不能任意享用，并不是真能忘掉好恶，只是厌恶名声丑陋，有所躲避而不能放纵罢了。于是尊崇礼义、矫饰本性，直到终身，表面看起来好像能够恬淡无为；但若谈到他内心驰逐的情感，就非常【字疑】。俯仰之间，心思可以再次游历四海之外；意念所到之处，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也没有做不了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年生命，内在使心智忧愁，外在使形体劳苦，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乐趣呢？像公孙朝、公孙穆所做的，不过是真实地顺从本性罢了。他们所谓任意饮酒，并不是荒唐酗酒；所谓纵情于女色，也不是沉湎于淫色。他们对于世道的安危、人情事理的得失，早就知道，也早就作出选择了。因为想要享尽一生的欢快、穷尽当年的快乐，所以任意饮酒、纵情于女色。即使名声丑陋，也没有闲暇忧虑；即使性命危险，也没有时间顾惜。这就是所谓只治理内在而不治理外物，不以道德为惭愧，不操守仁义，却敢于实行淫邪偏僻行为的人。因为他们的道是真实的，若用这种道来修养自身，再推行到天下，天下就可以像抛弃泥土草芥一样轻易治理。子产当时还乘坐车舆在溱水、洧水之间救济百姓；他的治理不免受到国人的非议，也被邓析驳倒。这正是所谓善于治理外物的人，外物未必得到治理，自己反而处处受治理方法之苦；方法只能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又不合乎人心，怎么足以了解这两个人的真实情况呢？他不能了解，也就算了。又用花言巧语扰乱他们的心，用荣辱来诱动他们的意志，这样看来，子产的做法确实鄙陋，而他的用心也实在可怜。子产凭此辅佐郑国并专掌国政，虽说善人服从他的教化、恶人害怕他的禁令，却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治理成功；这大概是偶然得到的，哪里是他的功劳呢？子产对待公孙朝、公孙穆，恰好处在伯仲之间；他们志趣操守不同，内外治理之道的差别竟达到如此地步。所以说：假如道可以直接告诉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告诉自己兄弟的。至于邓析，他起初没有看清公孙朝、公孙穆的道，所以听到子产的话，便和子产一样忧虑；后来他终于领会了公孙朝、公孙穆的道，所以听到子产的话，便和子产有了不同的认识。唉！如果没有邓析的话，那么后世观察公孙朝、公孙穆的人，几乎都会完全同于子产的忧虑，而始终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了。】

译卫国有个端木叔，是子贡的后代。他借用祖先留下的财产，家中积累了万金，不理会世俗事务，任意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凡是百姓所想要的、人的心意所想要的、可以玩赏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做，没有一样不玩。墙屋台榭、园林池沼、饮食车服、音乐歌舞和嫔妾侍御，足以和齐、楚两国的君主相比。至于心情所喜爱、耳朵所想听、眼睛所想看的、嘴巴所想尝的，即使来自异方偏远国家，不是齐地所产的东西，也没有一样不全部弄来，仿佛都是自家藩墙以内的东西。他出游时，即使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就像普通人行走咫尺之地一样。每天到他庭院里的宾客有上百人。厨房下面烟火不断，厅堂廊庑之上音乐不断。供养自己有余，就先周济宗族；周济宗族有余，再周济乡里；周济乡里有余，才周济全国。他年过六十，精气将要衰弱，便放弃家中事务，把库藏中的珍宝、车服、妾媵全都散尽，一年之内用完，不给子孙留下财产。等到他生病时，没有药物可储备；等到他死时，没有埋葬的费用。全国接受过他施舍的人，一起出资将他安葬，反而把财物还给了他的子孙。禽骨厘听说后说：“端木叔是个狂人，辱没了他的祖先。” 假干生听说后说：“端木叔是通达的人，他的德行超过了他的祖先。他所做所为，是众人的心意所惊异的，却是诚实的道理所认可的。”卫国的君子大多拘守礼教来叩问和衡量他，本来就不足以理解这个人的内心。【子贡因经营财货而使自己背负了负累。他经营财货时，财富积聚起来却不敢使用，紧紧放在心上而不肯舍弃，满心忧愁焦虑，求取更多而不停止，可以说是忧苦了。凭子贡的财富，即使住丰屋、穿美服、吃厚味、享姣色来度过一生，也没有什么不足。他之所以求取更多而不停止，是为了给子孙作无穷的打算。唉！子孙并不是你的所有物，你却认作自己的而据有它们，也太迷惑了。况且苦劳身体、断绝甘美、节约自己的奉养，只因经营财货而被圣人之门所弃，竭力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端木叔借用祖先的财产，起初不懂得经营财货的辛劳，却背负了万金的负累。既然已经拥有，又能够使用，于是任意追求所爱，没有不做、没有不玩，心意满足、志愿得偿，足以和齐、楚的君主相比。他不只是能够使用财产，等到精气将要衰弱时，又能够把所有财产散尽。按世俗看法，他给子孙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但后来接受他施舍的人，一起把财产还给他的子孙，这也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唉！端木叔活着时没有经营财货的负累，尽享一生的欢快；死后不为子孙留下财产，却没有失去本来属于子孙的财产。他所做所为，正是众人心意所惊异、真实道理所认可的。真实道理所在之处，不是圣人就无法完全理解。这就是那些被教条束缚的人不免惊骇其精神境界的原因。唉！狂人与圣人所处的境界，哪里只是天地之差？把通达的人看成狂人，迷惑实在太深了。杨朱说大圣人难以理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孟孙阳问杨子：“有这样一个人，珍重生命、爱护身体，希望不死，可以吗？”杨子说：“按道理没有不死的。希望长久活着，可以吗？”孟孙阳说：“按道理没有长久不死的生命。生命不是凭珍重就能保存，身体也不是凭爱护就能长久强健。况且长久活着有什么用？五种情感的好恶，古代和今天一样；四肢身体的安危，古代和今天一样；世事的苦乐，古代和今天一样；治乱的变化，古代和今天一样。既听说过了，既看见过了，既经历过了。活一百年尚且会嫌多，何况长久活着的苦处呢？”孟孙阳说：“既然如此，迅速死亡胜过长久活着，那么践踏刀刃、投入汤火，就能实现志愿了。”杨子说：“不是这样！既然活着，就不妨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想要的东西，等待死亡；将要死亡，就不妨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所归向的道路，直到生命终结。没有什么不能放下，也没有什么不能任其自然，何必在中间计较快慢呢？” 【受制于有形之物，生命的生生变化不能脱离形体；形体最终必然衰败。受役于有形之物，变化不断流转，形体又怎能长久？所以百年是寿命的大致上限，能活到百岁的人，千人中没有一个。按道理尚且不能长久活着，何况能够不死呢？考察生命的存亡，起初本来不属于我；观察生命中的忧患，却还要追求长久活着。正当你有生命时，形体之内，五种情感的好恶在内心翻涌；身体之中，四肢的安危从外部逼迫而来；一生之间，万事的苦乐交相出现在面前。一天的变化与一个月的变化没有不同，一年的迁变与百年的变化也没有差别。既听闻并知道了，既看见并认识了，既经历并承受了，又何必追求长久活着呢？即使如此，死亡和出生，也如同彼此的早晚，活着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欢喜，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悲伤；但也不能因为活着不值得特别欢喜，就厌弃长久活着；也不必因为死去不值得特别悲伤，就以迅速死亡为乐。因此得道之人对待生死，既然活着，就放下成见而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想要的东西以等待死亡，并不是要跳入沟渠自杀；将要死亡，就放下成见而任其自然，穷尽自己所归向的道路以走向终结，并不是靠吐故纳新来求长寿。虽然没有追求长久活着的心，却像彭祖那样长寿，也不厌弃；虽然没有追求迅速死亡的心，却像颜回那样早夭，也顺应变化。没有什么不能放下，也没有什么不能任其自然，如此而已。】杨朱说：“伯成子高不肯损害一根毫毛来使天下获利，舍弃国家而隐居耕作。大禹不肯以自身为自己谋利，身体的一部分因此受到损伤。古代的人，损害一根毫毛来使天下获利，不肯做；即使把天下都奉给一身，也不肯接受。人人都不损害一根毫毛，人人都不让天下来为自己谋利，天下就治理好了。” 【《易经》说，损下益上叫作损，损上益下叫作益。大概有所增益必然有所损耗，有所损耗最终也必然有所增益；损益、盈虚，是消长的道理。至于万物的生成，都均等地含有至理，没有欠缺，也没有多余；增加一根毫毛，性分就没有多余的空间；损失一根毫毛，性分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因此增加它反而造成损失，损失它反而造成增益，都是不适当的。名义上说是在治理，实际上却造成混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只有不把损益作为原则，才是物我两方面都获利的道路。庄子说：“从容成氏到神农氏的时候，百姓都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以自己的风俗为快乐，以自己的居所为安，到老死也互不往来，可以说是人人不损害一根毫毛，人人不让天下来为自己谋利。”像这样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治理了。】

译禽子问杨朱：“拔下你身体的一根毫毛，就能救济一世，你愿意做吗？”杨子说：“天下本来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确实能救济天下，你愿意做吗？”杨子不回答。禽子出去后，把这件事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不了解先生的心意，我来告诉你。有损伤你的肌肤，却能得到万金，你愿意做吗？”禽子说：“愿意。”孟孙阳说：“有斩断你一节肢体，却能得到一个国家，你愿意做吗？”禽子沉默了一会儿。孟孙阳说：“一根毫毛比肌肤轻，肌肤比一节肢体轻，这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许多毫毛积累才成为肌肤，许多肌肤积累才成为一节肢体。一根毫毛本来就是整个身体万分之一的东西，为什么要轻视它呢？”禽子说：“我不能说明理由来回答你。不过，拿你的话去问老聃、关尹，你的话就是对的；拿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我的话就是对的。”孟孙阳于是回头和他的门徒谈论别的事情。【世人谈论杨子的，都因为他的学说以‘为我’为主，于是说即使拔下身体的一根毫毛来救济天下，也不肯做。但《列子》所记载的他的话却不是这样。杨子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世天下如此广大，必定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一根毫毛既然不足以救济一世，又何必假设它能够救济天下来发问呢？禽子的问法本来就不周全，所以杨子不回答。杨子的用心，是认为一根毫毛与肌肤相比，虽然数量多少不同，但肌肤本来就是许多毫毛积累而成的；既然同属我的身体，就应同样爱护。为什么轻视一根毫毛而重视一节肢体呢？如果能使人人尊重生命、重视根本，不轻视一根毫毛，天下还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杨子爱护一根毫毛，并不是只爱护一根毫毛，而是爱护自身。人人都爱护自身，却不知道珍惜一根毫毛；不珍惜一根毫毛，积累起来就会导致身体毁灭，却还不自知。人们爱护自身时就认为这是对的，爱护一根毫毛时却认为这是错的，实在是没有思考。试看人的一生，地位尊贵时就治理人，地位卑贱时就侍奉尊贵者，终身忙忙碌碌，无非是为外物奔走，竟没有一点是为了自己。为什么不想想，我的生命究竟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而生呢？如果生命属于我自己，我为什么不为自己而活呢？况且如果是为了别人而活，我连自己都不能治理，又凭什么去为别人呢？列子深深厌恶世人追逐万物而不知回归自身，所以他的书常常借杨氏之口说‘为我’。禽子始终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却说‘拿我的话去问大禹、墨翟，我的话就是对的’，这只是看到了大禹、墨翟的事迹罢了；他不只是不了解杨子，也不了解大禹、墨翟。孟孙阳于是回头和门徒谈论其他事情，因为禽子的话与他们的道理不相同。】杨朱说：天下的美名归于舜、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恶名归于桀、纣。然而舜曾在河阳耕作，在雷泽制陶，四肢不能片刻安宁，口腹不能享用美食厚味，父母不爱他，弟妹不亲近他，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等到接受尧的禅让时，年纪已经老长，智慧已经衰退，商均又没有才能，于是把帝位禅让给禹，忧愁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上天和世人都使他困苦毒害的情形。鲧治理水土，功业没有完成，被杀死在羽山；禹继承父业，事情繁多而荒废，治土工程劳苦，生子也没有抚养，经过家门也不进去，身体一侧受到劳损，手脚长满老茧；等到接受舜的禅让后，住简陋宫室，穿美丽的礼服冠冕，忧愁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上天和世人使他忧苦的情形。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天子的政务，邵公不高兴，四国散布流言；居住在东土三年，诛杀兄长，放逐弟弟，才仅仅保全自身，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上天和世人使他危惧的情形。孔子阐明帝王之道，响应当时君主的聘请，在宋国被伐树断绝行迹，在卫国被削迹，在商、周之间困厄，在陈、蔡被围困，受季氏压制，被阳虎侮辱，忧惧不安地直到死亡，这是上天的人民所遭遇的惶遽。以上四位圣人，活着时没有一天的欢乐，死后却有万世的名声；名声本来不是实际所得的东西。即使称颂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赏赐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与枯木土块没有什么不同。桀凭借历代积累的资财，居处南面为王的尊位，智慧足以抗拒群臣，威势足以震动海内，任意满足耳目之娱乐，穷尽心意思虑所想做的事情，快乐自在地直到死亡，这是上天的人民中放逸无度的人。纣也凭借历代积累的资财，居处南面为王的尊位，威势无处不能施行，意志无处不被顺从，在倾宫中纵情，在长夜里放纵欲望，不用礼义来使自己困苦，快乐自在地直到被诛杀，这是上天的人民中放纵的人。这两个凶人，活着享有顺从欲望的欢乐，死后却背负愚昧暴虐的名声；实际本来不是名声所能给予的。即使诋毁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即使称颂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和枯木土块有什么不同？那四位圣人虽然是美名的归属，终身苦劳，最终同样归于死亡；那两个凶人虽然是恶名的归属，终身享乐，最终也同样归于死亡。【舜成为帝王时最为盛大，禹成为王者的开端，周公是为王室尽忠的圣人，孔子阐明大道；这些都是圣人的最高成就，天下后世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然而舜的困苦，禹的忧劳，周公的危惧，孔子的惶遽，考察《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再考察孔子的话，其中的道理并非虚妄；说他们忧愁不安直到死亡，并不是过分贬斥的话。至于桀、纣的放逸放纵，任意满足耳目之娱，穷尽心意所想做的事，在倾宫中纵情，在长夜里放纵欲望，这可以说是快乐地享足了顺从欲望的欢欢。天下的美名归于舜、禹、周公、孔子，称他们为四圣；天下的恶名归于桀、纣，称他们为二凶。四圣承受后世万代的虚名，二凶享受自身一世的实际利益；实际本来不是名声所能给予的，名声本来又不是实际所能取得的。追究所谓毁誉，不过流传到万世以后；毁誉他们的人，哪里能够真正知道他们过去的事情？后世的毁誉，又哪里能为后人所知？即使有毁誉，与枯木土块有什么不同？说美与恶最终都同归于死，不也是合理的吗？列子说这些，并不是想让天下人抛弃四圣的名声而追逐二凶的实际利益，而是希望求道的人审察名与实都不可执著，知道忧与喜同样都是负累，所以拿天下后世共同认可和贬斥的事来说明，使人忘掉圣人的事迹，而去求圣人的道。况且作为四圣，他们顺应天命、知晓命运，从来没有真正的忧愁；所谓困苦、忧劳、危惧，都是不得已而回应世事，与百姓共同承受吉凶祸患，替百姓忧虑罢了。他们所以有圣明智慧的名声，也只是人们给他们这个名声，而他们没有拒绝罢了。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列子的话；这其实就是与四圣同一道。】

译杨朱拜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梁王说：“先生有一个妻子、一个妾，却不能治理；有三亩园地，却不能除草；却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中运转，这是为什么？”杨朱回答：“您见过牧羊人吗？百只羊聚成一群，叫一个五尺高的孩子拿着鞭子跟随它们，想往东就往东，想往西就往西。假如让尧牵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随，反而不能前进。况且我听说：能吞下船的大鱼，不在小支流中游；鸿鹄高飞，不在污浊的池塘停留，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所处的境界极其高远。黄钟、大吕这样的乐声，不能配合繁杂的舞乐演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音调宏大。将要治理大事的人，不必治理细小事务；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必做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懂得所谓‘如在手掌中运转’的道理，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杨子说：天下广大，治理在于道；四海遥远，治理在于心。相信这个道理，那么道不必低到腰带以下就存在，哪里只是像在手掌中运转呢？如果能实行这种道，那么我无为而百姓自然自治，我喜好清静而百姓自然端正，这就是用不治理来治理。如果想要刻意治理并求得治理，那么一个妻子、一个妾已经无法胜任治理，三亩园地也已经难以尽力耕治了。这就像让尧牵羊、舜拿鞭子一类的做法。所以说：将要治理大事的人不治理细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做小事。】杨朱说：“太古时代的事情已经消失了，谁还记载它呢？三皇的事情，似乎存在又似乎亡失；五帝的事情，仿佛醒着又仿佛在梦中；三王的事情，有的隐没，有的显现。亿万件事中不能认识一件；当代的事情，有的听到、有的看到，万件中也不能认识一件；眼前的事情，有的存在、有的废弃，千件中也不能认识一件。从太古到今天，年数本来多得无法记载。只是从伏羲以来三十多万年，贤愚、美丑、成败、是非，没有不消灭的，只在消灭得快慢不同罢了。何必夸耀一时的毁誉，使精神形体焦虑苦痛？即使死后数百年还有残余名声，难道能滋润枯骨吗？这样的生命有什么乐趣呢？” 【凡是可以说、可以做的事，无不是具体事务；只要不能离开言语行为的范围，就不能逃脱时代和命数的运行。即使太古的治理，也一定有具体事务。三皇的道、五帝的德、三王的功业，时代越往后降，事务就越繁杂。以耳目所见所闻来计算认识的多少，有时相差一倍五倍，有时相差十倍百倍，有时相差千倍万倍。向上推溯到三皇五帝，事情或存或亡，似醒似梦，有的有、有的无；到了太古以前，就已经灭亡、失传了，谁还记载它呢？因此，美与恶的事迹都在遗忘之列。若认为善行值得追求，那么善名长久以后也会消灭；若认为恶行值得躲避，那么恶名长久以后也会消散，只是快慢不同罢了。怎么可以被迟速迷惑，彼此奔竞而不能停止呢？既然如此，做皇、做帝、做王，他们应对世事的行为，不能离开可称名的范围；但这些行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大概帝王的事迹，是受到感应而回应、受到逼迫而行动，并非有意追求名声，而是人们把名声归给他们；这与夸耀毁誉、求取名声的人不同。所以他们应对世事的行为虽随时代一同消逝，但他们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却独自长存，而常人却不是这样；这才是圣人治理的可贵之处。】杨朱说：“人类像天地一类，怀有五常的本性，是有生命的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人没有足够锋利的爪牙来防守卫护，肌肤不足以自行抵御，奔跑不足以逃避利害，没有毛羽来抵御寒暑，所以必定要凭借外物来养护本性。依靠智慧而不依靠蛮力，因此智慧所尊贵的，是保存自身；力量所卑贱的，是侵害外物。然而身体本来不属于我，既然已经出生，就不得不保全它；外物本来不属于我，既然已经拥有，就不得不舍弃它。身体固然是生命的主宰，外物也是养护生命的主宰。即使保全生命，也不能据有自己的身体；即使不舍弃外物，也不能据有外物。把外物和身体都据为己有，就是横加私占天下人的身体，横加私占天下的外物。能够这样做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把天下人的身体看作公共的，把天下的外物看作公共的，大概只有至人吧？这就叫作至极之至。” 【人的生命存在，必定要凭借外物来养护本性；这是养生的主宰、保卫生命的常道、通达生命实情所不可不做的事，也是不得不做的事。身体本来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有生命就必须先不使形体离散；外物也是养护生命的主宰，所以养护形体就必须先凭借外物。外物有余而形体没有得到养护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即使不舍弃外物，也不能据有外物。形体没有离开而生命已经灭亡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即使保全生命，也不能据有身体。世人不知道养护形体终究不足以保存生命，便横加私占天下人的身体，把它当作自我；又横加私占天下的外物，把它当作养生之资。这是在勉强追求生命本来无法凭此得到的东西。形体未必保全，生命的道理却已经消灭了，那么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作为呢？能够抛弃事务、遗忘生命负累而达到形体完整、精气复原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圣人仍然表现出对变化的征兆，还没有完全忘掉自我。至于至人不离于真实本性，把天下人的身体看作公共的，身体便不与外物相异；把天下的外物看作公共的，外物也没有不是我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精而又精’，也就是所谓至极之至吧。】杨朱说：“百姓不能得到休息，是因为四件事：第一是求长寿，第二是求名声，第三是求地位，第四是求财货。有了这四件事，就害怕鬼神、害怕他人、害怕威势、害怕刑罚，这叫作逃避本性的人。可以被杀，也可以被活，命运的控制权在外部。不违背命运，还羡慕什么长寿？不自矜尊贵，还羡慕什么名声？不要权势，还羡慕什么地位？不贪图富有，还羡慕什么财货？这叫作顺应本性的人。天下没有与之相抗的东西，命运的控制权在自己内部。” 【人刚开始出生时，没有谁不具备获得长寿的道路。保持正常本性，就能长寿；秉持常性而喜好德行，名声就会成为附属之名而树立，地位也会到来；名声和地位树立，资财就会有余。这是四件事的次序。人的寿命本来有像彭祖那样长的，也有低到虞舜、再低到五霸的，那么人贪恋生命，哪里会有停止呢？至于刚烈之士为名而死，贪财之人为财而死，没有得到时忧虑得到，已经得到时又忧虑失去，苦心劳形，终身惶遽，哪里还有片刻安宁？四件事对于人来说，常常不能兼得。即使有其中一件，终身忙碌也仍不足以满足欲望，何况兼有四件而追逐它们呢？】所以有话说：“人不结婚、不做官，情欲就减少一半；人不穿衣、不吃饭，君臣之道就停止了。”周地谚语说：“农夫可以安坐到死，早晨出去、晚上回来，自以为这是本性的常态；吃豆粥、吃豆叶，自以为这就是最美的味道。肌肉粗厚，筋节强硬，一旦让他披上柔软的毛衣绨幕，给他铺设精美的粱肉、兰橘，心神就会惊动，身体就会烦乱，内热便生病了。”商、鲁两国的君主如果和农夫处在同样的土地上，也会不到片刻便疲惫。因此，乡野之人所感到安适的、所认为美好的，就以为天下没有超过这些的东西。【原注缺失】

译【确实如此，人情本来难以吃豆叶，却容易接受肥肉精粮；这是怀疑人所容易做到的事，自己却不能改变。农夫感到安适，是长期习惯迁移和塑造了他，不可以仓促改变。何况心神沉溺于外物，安于世俗学问，却想让他改变习惯、安处于至道，难怪从未思考过这件事的人会认为它遥远。】从前宋国有个农夫，常穿着粗麻旧衣，仅仅能够过冬。到了春天，他从事春耕，在太阳下晒暖自己，不知道天下还有宽敞的大屋、温暖的内室、绵絮、丝绵、狐皮和貉皮。于是回头对妻子说：“晒太阳得到的温暖，没有人知道；把它献给我们的国君，一定会得到重赏。”乡里的富人告诉他说：“从前有人认为豆类好吃，枲茎甘甜，芹菜、浮萍的种子美味，便向乡里的豪强称赞。乡豪取来一尝，入口刺痛，腹中难受，众人都讥笑并怨恨他，那个人非常惭愧。你就是这一类人。” 【穿粗麻旧衣的人，不知道有宽敞的大屋、温暖的内室；认为豆类美、枲茎甜、芹菜和浮萍种子好吃的人，不知道膏粱美味。自己安适快乐，却不知道道能像衣被一样覆盖万物；迷惑于世俗滋味，却不知道道淡泊无味，也和这个农夫一样。】杨朱说：“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四样东西，还向外追求什么呢？拥有这些还要向外追求，是无厌足的本性。无厌足的本性，是阴阳的蛀虫。” 【丰屋、美服、厚味、姣色，都是分外之物。如果专心追求这些，也就是无厌足的本性。何必一定要在这四样之外另有追求，才算无厌足呢？孟子把眼睛所见的美色、耳朵所听的声音、鼻子所闻的气味、四肢的安逸视为本性。列子的教导，意在顺应本性而获得安乐，厌恶矫饰情性来博取虚名。所以说，已经有这四样还要向外追求，是阴阳的蛀虫。况且说‘有这四样’，是说有些人或许富足到足以拥有它们；如果还必须靠追求才能得到这四样，那无厌足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忠诚不足以使君主安定，反而足以使自身危险；义行不足以使外物获利，反而足以伤害生命。安定上位者如果不靠忠诚，忠名就会消灭；使外物获利如果不靠义行，义名就会断绝。君臣都安定，外物与自身都获利，这是古代的道。【讲忠诚就敢于冒犯君主的威严，讲义就果断地制裁外物。忠诚有时超过限度而过分苛刻地要求自己，别人反而会因此加害于他；义有时失于刻薄苛细，便会招来不肖之人的反抗。若以道事奉君主，臣身承受美名，君主也得到显赫称号，岂不是君臣都安定吗？以道回应外物，我常常无为，百姓自然化育，岂不是物我两方面都获利吗？老君说：‘大道废弃，才有仁义；国家昏乱，才有忠臣。’也是这个意思。】鬻子说：“抛弃名声的人没有忧虑。”老君说：“名声是实际的附属物，而悠悠然的人却不停地追逐名声。名声本来不可抛弃，名声本来就只能作附属物吗？如今有名声就尊贵荣耀，没有名声就卑下受辱。尊贵荣耀就安逸快乐，卑下受辱就忧愁痛苦。忧愁痛苦，是违背本性的；安逸快乐，是顺应本性的。这些都与实际相联系。名声怎么可以抛弃？名声怎么可以只作附属物？只应厌恶守护名声而使实际受到负累。守护名声而使实际受到负累，就会忧虑危亡却无力挽救，哪里只是在安逸快乐和忧愁痛苦之间徘徊呢！” 【鬻子所说的抛弃名声，不是使名声不存在，而是不守着名声不放。老君所说的把名声当作附属物，不是要除去名声，而是不让名声成为主宰。大概有生命就有身体，有身体就有负累；外物与自身相互交织，事情没有不是名，名也没有不是实。性情的苦乐受名声牵系，名声怎么能完全消失呢？悠悠然的众人羡慕美好的虚名，不停追逐它，于是丧失了名与实。所以仰慕仁的名声，有人竟至于杀身；仰慕义的名声，有人竟至于灭绝亲属子女。石碏之子推死于忠，尾生死于信，这些都是守护名声而使实际受到负累，忧虑危亡却不能挽救的人。列子这一篇对于名实的道理，反复说明，已经说尽了。又担心学习者于是认为他的道是要完全除去天下的名声，所以再说明：只是厌恶守护名声而使实际受到负累。假如能够不守护名声而又不使实际受累，这就是鬻子所说的抛弃名声、庄子所说的把名声当作附属物，也是圣人所谓无名而处身应物的道，已经没有余蕴了。】【杨朱解释列子之经，阐明大道的要旨，传承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正统。杨氏‘为我’的学说，是邪说、欺骗百姓的说法，蛀蚀圣人之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后世学习圣人的人，以能够用言论驳斥杨墨为圣人门徒。看《列子》以御防为名，也是在把维护先圣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书却专门引用杨墨之言来垂示教训。曾经把孔子和墨子都看作天下所希望安定获利的人，到了这里又撰写了关于杨朱的一篇训说。写作《列子》的人，难道认为杨朱之道与圣人不相违背，可以垂训天下吗？还是知道它会充塞仁义，又为什么采用它的话呢？列子这一篇的用意，也可以推知了。杨氏主张为我，列子悲悯世人追逐外物而丧失自我，不知道保存自身。他们活着追求长寿、名声、地位、富贵，没有一样真正有益于自身；到了死后，还想把利益恩泽留给子孙。子孙不过是天地所委弃的蜕壳，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谨慎观察听闻，爱惜是非判断，以赏罚来禁止和鼓励，以名法来决定进退，终身惶惶不安、奔走劳碌，与重囚戴着枷锁没有不同。却始终没有悟到，造化生我，只是为了让我成为我自己；既然如此，我的生命就应当知道为自己而存在，并使自己不要丧失自我。又何必苦劳身体、焦灼心神，去求取别人所得到的适意，追求别人的安适而丧失自己的自我呢？】由此可知，列子并不想让天下人全都成为杨氏那样的邪说者，只是希望人不受外物役使，知道保存自我罢了。人能够不丧失自我，那么用这种道理治理国家，推行到天下，都只是它的余绪和自然结果，难道不是盛大的吗？虽然如此，列子的教训还是很隐微。他的书阐明万物以至虚为根本，认为隐藏山谷与丧失羊都同样归于虚无，所以采用杨朱邪说中最突出的部分，与圣人之道合在一起说，希望学习者不要顺着圣人的事迹，而要探求圣人的本心。因此凡是借杨朱之言表达的，无不属于至道的防范和警戒。他竟说四圣与二凶同样归于终尽，后世诵读他的书到这里，或许会怀疑列子认为尧舜果真在道之外，认为他真的和杨氏一样是邪说者；这正是只读文章而不能通达其内涵的过错。却不知道这一篇正是列子用尽心力之处，也正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前后相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列子中杨朱这一篇，大概也是如此。《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八 宋代江遹撰写 说符 列子向壶丘子林学习。壶丘子林说：“你如果懂得把持后位，就可以谈论把持自身了。”列子说：“希望听听什么叫把持后位。”壶丘子林说：“回头看看你的影子，就知道了。”列子回头观察自己的影子。形体弯曲，影子就弯曲；形体端直，影子就端正。这样看来，弯曲和端直随着形体，而不在影子；屈曲和伸展听任外物，而不在于我。这就叫作把持后位而处在先位。【《说符》阐明圣人应对世事的行为。圣人应对世事，要受到感应以后才回应，受到逼迫以后才行动，不得已以后才出面；以外物作为形，以自身作为影。影子总是随着形体而弯曲或端直，自身总是顺任外物而屈伸。对方来，我便与之同来；对方去，我便与之同去。先前行走现在停止，先前坐着现在起身。人人都争着处在前面，只有自己取后，好像没有特殊操守。至于不与外物争先，天下却没有谁能与他争先，这正是他处在先位的原因。列子的老师壶丘子林，曾经借弟子来拜访的机会告诉他说：‘壶子说了什么呢？到了这里，便是说明把持后位的话。天瑞篇彰显的是天道，圣人的道由天而到人，所以说它不言说。《说符》篇则有言说，圣人的道由人而到天，所以不免要有言说。开始时不言说而通向天，大概是圣人的本心；后来言说而通向人，大概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列子的道，生来就知道而自行领悟，哪里需要通过学习呢？只是想借此垂训而成为万世之师，所以始终必须借助师生传授的方式来发言。’这和孔子不自居为圣人，却说‘爱好古道，勤奋地求取它’，意思相同。】关尹对列子说：“言语美好，回声也美好；言语丑恶，回声也丑恶；身体高，影子就长；身体矮，影子就短。名声，就是回声；身体，就是影子。所以说：‘谨慎你的言语，将会有应和它的声音；谨慎你的行为，将会有跟随它的影响。’” 《易》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发动，就成为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因此君子必须谨慎。” 因此，圣人从已经发生的事情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观察过去知道未来，这就是他能够先知的道理。出与入、往与来，原本只是同一个机理。人们常常昧于极其细微的征兆，必定要等事物形成、数理确定以后，才知道那是出入往来。能够从出知入、由往知来的人，大概只有从根本宗旨出发而预知变化的圣人吧？《易》说：“尺蠖的弯曲，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的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 尺度存在于自身，验证则在于他人。别人爱我，我一定爱他；别人憎恶我，我一定憎恶他。汤、武爱天下，所以成为王；桀、纣憎恶天下，所以灭亡。这就是由他人来验证。尺度和验证都明白了，却不遵循它，就好比出门不经过门、行走不沿着道路。用这种方式求取利益，不是很困难吗？我曾考察过：神农有炎氏的德行，拿它同虞、夏、商、周的典籍相互验证，再用法士、贤人的言论来衡量，凡是关于存亡废兴的道理，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太易尚未分判时，万象混沌一体；两仪分开以后，万物各有定位，丝毫不能紊乱，一点两点都不能差错。声音一发出，便有回声响应；形体一形成，影子就跟随。在自己身上的，可以用尺度推知；在别人身上的，可以用验证判定。取法尧舜，帝王事业就可以遵循；依照汤武，王业功绩就可以继承。神农有炎氏的德行，不过是得到这个道理罢了；虞、夏、商、周的典籍，记载的也只是这个道理；法士、贤人的言论，辨析的也只是这个道理。即使至圣之人，精微玄妙、通达幽深，难以测知，但他一旦出来应对万物，也没有不依循这个道理来治理的。孟子自称能够辨明言语，说：‘圣人如果再次出现，一定会遵从我的话。’他谈到先圣之道，也说：‘圣人如果再次出现，不会改变我的话。’圣人尚未出生，却能预知圣人必定这样做，是因为圣人所行不超出尺度和验证的范围。至于所谓‘别人爱我，我必爱之；别人恶我，我必恶之’，并不是说圣人因为别人爱憎自己，就对别人产生爱憎，而是说：‘别人爱我，一定是因为我有值得他爱之处；别人恶我，一定是因为我有值得他恶之处。’ 严恢说：“我之所以问道，是为了求富。如今已经得到珍珠，也富有了，还要道做什么？”列子说：“桀、纣只重利益而轻视道，所以灭亡。幸好我还没有把这些话告诉你。人若没有义，只知道吃东西罢了，就是鸡狗；强者争食、相互争斗，胜者便控制别人，就是禽兽。已经成为鸡狗禽兽，却还想让人尊敬自己，是不可能的。人不尊敬自己，危险和耻辱就会降临。” 庄子曾用玄珠来比喻黄帝之道。珍珠这种东西，极其圆润而明亮，是宝物中的至宝。圆润则万物不能阻塞它，明亮则万物没有不能被它照见的，所以用得到珍珠来比喻道的富足；而且只有得道的人，万物才都具备。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拥有万物之富。把重利当作富足，最终不过导致危险和耻辱罢了。列子学习射箭，能够射中目标。他向关尹子请教。关尹子说：“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射中吗？”列子回答：“不知道。”关尹子说：“还不行，回去继续练习，三年后再来告诉我。”三年后，列子又来报告。关尹子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射中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守住这个道理，不要失去它。不只是射箭，治理国家和修养自身，也都一样。所以圣人不只考察成败存亡，而是考察成败存亡所以然的原因。” 射箭如果不是预先瞄准而偶然射中，不能算善于射箭，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射中。知道射中的原因，那么命中就在自己掌握之中，即使达到甘蝇、飞卫那样的技巧也有可能。治理国家、修养自身也是这样。能够考察存亡的原因，所以可以用道驾驭时势，使自身长存而不灭。如果存亡的形势已经显现出来，即使再考察它，也没有益处了。列子说：“容色正盛的人容易骄傲，力量正盛的人容易奋强，这时还不能同他谈道。所以不要同头发已经斑白的人谈道，更何况要让他实行道呢？” 容色正盛的人骄傲，力量正盛的人奋强，这是少壮时期。外物会攻击他，所以德性也因此衰退，怎么可以同他谈道呢？到了头发斑白时，欲望和思虑柔弱了，身体也将要衰退，所以可以同他谈道并让他实行。虽然如此，这只是就人受大化役使而言。也有顺应大化却不随大化一起变化的人，始终不失赤子之心；即使壮年也不骄傲，即使老迈也不衰耗。对这样的人谈道，无论何时都没有不从容的。因此，自己逞强奋发，别人就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告诉他，就会孤立而没有辅助。贤者任用别人，所以年老而不衰弱，智慧用尽而不混乱。因此治理国家的困难，在于知道任用贤人，而不在于自以为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