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八

译不把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去承担，才会使他的力量耗尽，所以年老而不衰；不把谋划之事交给有智慧的人，才会使他的谋略用尽，所以智慧耗尽而不乱。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尧仍因不能得到舜而忧虑，舜仍因不能得到禹、皋陶而忧虑。治理国家的困难，不过如此，怎么能依靠自以为贤能的行为呢？宋国有个人替国君用玉雕刻楮树叶，三年才雕成，叶尖、叶柄、枝梗以及细小的叶脉都精巧繁密，混在真的楮叶中而无法分辨。这个人于是凭借技巧从宋国取得了丰厚供养。列子听说后说：“假如天地生长万物，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因此圣人依靠道的化育，而不依靠智巧。” 把玉雕成楮叶，混在楮叶中而无法分辨，可见人的智巧竟能与造化相类似。然而雕玉的人三年才做成一片叶子，造化的运行却使阳气旋转，顷刻间周遍天地，使万物荣枯，分解甲壳、雕刻众形，却并不以此为技巧。况且像宋人这样的技巧，也只能凭此取得宋国的供养；何况技巧还不如宋人的人呢？所以圣人依靠道的化育，而不依靠智巧。列子贫困，面容带有饥色。有客人对郑子阳说：“列御寇大概是有道之士，却居住在您的国家而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贤士吧？”郑子阳立即命官吏送给他粮食。列子出来见使者，拜了两拜，辞谢不受。使者离去后，列子进屋。他的妻子望着他，捶胸说：“我听说做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逸快乐；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国君经过您的门而送给先生食物，先生却不接受，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列子笑着对她说：“国君并不是亲自了解我，只是听了别人的话来送我粮食。等到他要治罪于我时，也还会听信别人的话；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然作乱，杀死了子阳。圣人在辞谢和接受方面，从不苟且。不是合乎道的东西，即使自身死亡也不接受。难道会为了妻妾的奉养而接受吗？正因为这样处世，所以能够免除祸难。鲁国的施氏有两个儿子，一个喜好学术，一个喜好兵法。喜好学术的以学术求见齐侯，齐侯接纳他，让他担任诸公子的老师；喜好兵法的到了楚国，以兵法求见楚王，楚王喜欢他，让他担任军正。他们使施家富有，使父母亲族获得荣耀。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所学习的同施氏两子一样，却困于贫穷，羡慕施氏的富贵，于是请求告诉他们进身取用的办法。施氏两子如实告诉了孟氏。孟氏的一个儿子去了秦国，以学术求见秦王。秦王说：‘如今诸侯以武力相争，所需要的不过是兵力和粮食。若用仁义治理我国，那是灭亡之道。’于是把他施以宫刑并放逐。另一个儿子去了卫国，以兵法求见卫侯。卫侯说：‘我国弱小，处在大国之间；对大国我侍奉它，对小国我安抚它，这是求取安定的办法。若依靠兵权，灭亡就指日可待。若让你完整地回去，使你到了别国，成为我国的祸患，后果也不轻。’于是砍断他的脚，把他送回鲁国。他们回来后，孟氏父子捶胸责备施氏。施氏说：‘凡是得到时机的就昌盛，失去时机的就灭亡。你们所学的道术同我们一样，而功效却不同，是因为失去了时机，并不是施行方法错误。而且天下的道理没有固定不变的，事情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前一天所采用的，今天有时会抛弃。’ ‘今天所抛弃的，后来有时又会采用。采用与不采用没有固定的是非标准。能够利用间隙、把握时机，随机应事而没有固定方法，属于智慧。智慧如果不足，即使你博学如孔丘、谋略如吕尚，到哪里会不困穷呢？’孟氏父子释然，不再有恼怒的神色，说：‘我们明白了，请不要再多说。’齐国有国氏，宋国有向氏，他们贫富不同，是因为向氏不明白国氏致富的道理。北宫子、西门子，他们办事有困达不同，是因为德命的厚薄或许不同。至于鲁国的施氏、孟氏，所学既然相同，就不像国氏、向氏那样道路不同，也不像北宫子、西门子那样德命厚薄不同。齐国承袭太公的风俗，又有管仲、晏婴治理，所以齐国多君子。卫国从康叔、武公开始承继并修治政事，所以卫国也多君子；齐、卫所致力的只是仁义。楚国处在蛮夷之地，楚武王曾想凭破旧铠甲观察中原政事，楚庄王又在洛水郊外观兵并询问周鼎。秦国从孝公以后，逐渐蚕食六国。秦、楚君王所致力的只是兵力和粮食。施氏用孟氏用于卫国的办法去事奉楚国，用对秦国的法术去求见齐国，所以到哪里都顺利。孟氏若用求见卫国的办法去求见秦国，用适合秦国的法术去求见卫国，也会同施氏取得相同的功效。为什么要把两种方法错换呢？所以施氏认为孟氏没有随机应时的智慧，孟氏也就释然，不再恼怒。仁义是治理的德性，最为盛大，所以由此获罪也最大；兵权是强国的浅近办法，所以获罪只到被砍脚为止。虽然如此，利用间隙、把握时机，随机应事而没有固定方法，仍属于智慧。天下的事情，本来有智慧也无可奈何的地方；二氏的困达，也有命运的因素。列子称述这段话，是因为这番论说符合形名、稽度的道理。如果把万物的困达一概归于命运，学习的人就会趋向聚块积尘般的无为，而不是道。因此这里特别没有废弃适时的智慧。晋文公出巡，想攻打卫国。公子锄仰望天空大笑。晋文公问：“你笑什么？”他说：“我笑一件事。邻人有个送妻子回娘家的人，路上看见采桑女子，便喜欢她而同她说话；可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妻子，也有别人来招引她了。我私下笑的就是这件事。”晋文公领会了他的话，于是停止进攻，带军返回。还没有到晋国，就有别国来攻打晋国北部边境。人的心思，彼此并没有相差得很远。我所想要的，别人也想要；我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将要施展自己的志向，却不顾及别人的心情，这也就是迷惑了。晋国苦于盗贼，有个叫郄雍的人，能观察盗贼的面貌，从眉毛眼睑之间察知他们的情状。晋侯让他察捕盗贼，成百上千的盗贼没有一个漏掉。晋侯大喜，把这件事告诉赵文子，说：“我得到一个人，整个国家的盗贼就都能除尽了，还要那么多人做什么？”文子说：“我们的国君依靠察看来捕盗，盗贼反而不会除尽。而且郄雍一定不得善终。”不久，群盗谋划说：“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就是郄雍。”于是共同作盗，杀死并残害了他。晋侯听说后非常惊骇，立即召见文子，告诉他说：“果然如你所说，郄雍死了。但是捕盗还有什么办法？”文子说：“周朝谚语说：‘能察见深渊中的鱼是不祥的，能用智力推测隐藏之事会有灾殃。’国君若想使国内没有盗贼，不如举用贤人并任用他们，使教化在上层明确，使教化在下层推行，百姓有羞耻之心，那还会有谁去做盗贼呢？”于是任用随会主持政事，群盗便逃往秦国。

译依靠侦察的人，只能在盗贼已经作盗之后捕获他们；彰明教化的人，则在盗贼尚未萌发之前就禁止他们。既然已经成为盗贼，仁义还在哪里呢？所以郄雍察看盗贼，终于不得善终。教化已经推行，百姓才知道羞耻。因此任用随会主持政事，群盗便逃奔秦国。让群盗离去而逃到秦国，仍如同治水的人把邻国当作蓄水沟壑。用道治理天下，百姓居住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行动时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同于无欲，这叫作素朴。妄求的志向不存在，谁还会做盗贼？晋国当时正依靠侦察，所以就根据它的过失加以挽救，使它知道治理政事的方法，并不是径直向它谈道。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河梁停下车观看。那里有三十仞高的悬水，回旋流淌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鼋鼍不能居住。有一个男子正要渡过它。孔子派人沿岸阻止他，说：“这是三十仞高的悬水，回旋流淌九十里，鱼鳖不能游，鼋鼍不能居住。恐怕很难渡过吧？”男子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终于渡过水而出来。孔子问他：“你有什么技巧吗？还是有什么道术？能够进去又出来，原因是什么？”男子回答：“我开始进去时，先凭忠信；等到出来时，又继续凭忠信。忠信使我的身体处在波流之中，而我不敢任意妄为。我能够进去又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孔子对弟子说：“你们记住！水尚且可以凭忠信使自身亲近它，何况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忠，就是顺从水的规律而不任意妄为；信，就是安然处在水中而不疑惧。这样一来，他出入水中时，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能够这样。这就是他能够进去又出来的原因。《黄帝》篇曾说，这是顺应性命之理而如此。这里说忠信使身体处在波流中，大概是因为忠信就是性命之理。前篇说明帝王之道的自然，所以说性命；本篇说明道理的验证，所以说忠信。孔子曾对子张说，忠信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推行。他关于以忠信为主的言论不止一处，所以这里也让弟子们记住。白公问孔子：“人可以同他谈隐微的话吗？”孔子不回答。白公又问：“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吴国善于潜水的人能够把它取出来。”白公说：“如果把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淄水、渑水混合，易牙一尝就能辨别。”白公说：“人果然不可以同他谈隐微的话吗？”孔子说：“怎么不可以？只是要有能够理解言语所指的人。真正懂得言语所指的人，不是用言语去说言语本身。争夺鱼的人会被水打湿，追逐野兽的人会奔跑，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些，而是不得不如此。因此最高的言语超越言语，最高的作为归于无为。浅薄智慧所争执的，不过是末节罢了。”白公没有办法，最终死在浴室里。声音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认识也无从参与。能够说出来，就能够被知道；我因为有认识而能够说，别人因为有言语而可以被认识。形和声一旦显现，即使像淄水、渑水混合那样，也似乎很难辨别；易牙能够一尝便知，所以白公才向孔子询问隐微之言。孔子已经知道他的意图所在，所以不回答。言语不能隐藏意图，就是这样；无心于言语的人，虽说话也如同没有说；有心于言语的人，想要隐微反而更加显露。因此言语并非不能隐微，只是想要隐微，就不会隐微了。有言语就有作为，有作为就有争斗。我因怨恨过去，别人因伤害而来回应，就像争鱼、逐兽时被水打湿、奔跑一样，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至于真正懂得言语所指的人，不用言语去说言语本身；没有言语，也就没有作为。看那些浅薄智慧者争论是非，就像蛮触相争，岂不是末节吗？白公虽听到孔子的话，最终仍死在浴室，难道不是因为父仇在身，不得已而如此吗？赵襄子派新穉穆子攻打翟国，获胜，夺取了左人、中人两城。他派使者来报告。赵襄子正在吃饭，却面带忧色。身边的人说：“一早就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所高兴的事。如今君主却面有忧色，为什么呢？”赵襄子说：“江河虽然广大，也经不起三天的狂风暴雨；暴雨不到一个早晨，太阳也不过片刻就会出来。如今赵氏的德行还没有施行积累，就在一天之内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要降临到我们身上了吧？”孔子听说后说：“赵氏大概会昌盛吧！忧虑正是昌盛的原因，喜悦反而是灭亡的原因。战胜并不难，守住胜利才难。贤明的君主凭这个守住胜利，所以福泽能够延及后世。齐、楚、吴、越都曾经获胜，最终却灭亡了，是因为不懂得守住胜利。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守住胜利。孔子的力量足以推开国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闻名；墨子善于防守和攻城，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兵法闻名。因此善于守住胜利的人，把强大表现为柔弱。” 用我的强大攻击敌人的弱小，用我的众多对付敌人的寡少，用我的无过失攻击敌人的有罪，这是万全之道。盈满到了极点必然亏损，成功到了极点必然败坏，兴盛到了极点必然衰落，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战胜敌人不难，守住胜利才难。说到战胜，齐、楚、吴、越都曾经取胜；说到守胜，若不是凫鹥那样的君主，就不能算有能力。为什么呢？取胜凭借强大，守胜凭借柔弱。两军相抗，即使凭强大取胜，也不是因为强大本身能够始终强大，而是有至柔之道在运转它的强大。战胜敌人于城下，必须用柔弱来保全；并不是柔弱本身能够保全，而是强大也因为积累至柔之道才最终坚强。所以老子说：‘人活着时柔弱，死后坚硬；草木生长时柔弱，死后枯槁。’兵力强盛就不能取胜，树木坚硬就容易折断；只有有道的人通晓天地消长、盈虚的道理。他虽然非常强劲，却不肯以力量闻名；虽然能够制服万物，却不肯以兵力闻名；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常处在不争的位置，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同他争。不仅没有人同他争，天下还会乐于推戴他而不厌弃。守住胜利的道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这就是孔子知道赵氏将昌盛的原因。宋国有个喜好实行仁义的人，三代都没有懈怠。一天，家中无故有一头黑牛生下白犊，他把这件事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可以用来祭献上帝。”过了一年，他的父亲无故失明，这头牛又生下白犊。父亲又让儿子去问孔子。儿子说：“上次问了以后父亲就失明了，还问什么呢？”父亲说：“圣人的话先似乎违逆，后来却会相合；事情的时机还没有到，姑且再去问问。”儿子又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再教你们用它祭祀。”儿子回来传达孔子的话，父亲说：“就照孔子的话做吧。”过了一年，儿子又无故失明。后来楚国攻打宋国，包围宋城，百姓互换子女来吃，劈取尸骨来烧火；成年男子都登城作战，死了大半。这个人的父子因为都有疾病，反而都免于作战。等到包围解除，父子的眼疾又都痊愈了。

译黑牛生白犊，是常见的事；只有无缘无故生下白犊，或许上天一定有所显示。牛是祭祀天地的牲畜。它无故生白犊，所以成为吉事的征兆。牛属水，黑色是水的颜色，白色是金的颜色；金生水，黑色生出白色，是返回到它所由生的根源，因此生生不穷。这就是那个三代不懈行仁义的人，凭此得以免于楚国围城之战和战死。况且黑色幽暗而白色显明，这也同先失明而最终复明相类似。圣人的言语，都是穷究道理、尽明性命的说法，所以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相合。偶尔似乎违逆，并不是不相合，只是事情的时机尚未到罢了。后世读圣人之书，却未能通达圣人旨意，怎么可以仓促把它施用于事情而求取眼前效果呢？试着评论这件事：家中无故黑牛生白犊，而且发生了两次；孔子又认为这是吉祥，教他祭献上帝。既然祥瑞的发生如此特殊，就应当有大福相助；然而结果只是父子免于登城作战的差役。这是因为从道的角度看，祸福的差别超出小智所能判断，所以它们到来时，也要看时势而有轻重。正值周朝衰微、六国只致力于兵权的时候，即使孔子生在那个时代，也几乎不能免于陈、蔡之厄。因此，宋国这个人能够免于战斗而不死，如果不是因为三代不懈地实行仁义并感动天地，也很难得到这样的结果。宋国有个叫兰子的人，以技艺求见宋元君。宋元君召见他，让他表演技艺。他把一根长竿竖起，长度是身体的两倍；把另一根接在小腿上，和它一起奔走；又玩弄七把剑，交替抛接，常有五把在空中。元君大为惊骇，立即赏赐金帛。又有一个兰子，听说后也会燕戏，便再次以此求见元君。元君大怒说：“从前有个技艺奇异的人来给我表演，他的技艺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恰好赶上我心情欢悦，所以赏给他金帛。这个人一定是听说了这件事，便想来仿效，也希望得到我的赏赐。把他拘捕并杀掉。”过了一个月才把他释放。技艺的精妙或许没有不同，但赏罚有时不同；外在遭遇是不能预先确定的。因此君子只努力追求掌握在自己身上的东西罢了。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的年纪大了，你的子孙中有可以派去寻找马的吗？”伯乐回答：“良马可以从形貌、筋骨来观察。天下的马，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像这样的马，奔跑时能绝尘而去，蹄不扬尘。我的儿子们都只是下等才智，可以告诉他们辨识良马，却不能告诉他们辨识天下之马。我有个一同挑担、捆柴、采菜的人，叫九方皋；论相马，他不在我之下，请让我引见他。”穆公见了他，派他去寻找马。三个月后他回来报告：“已经找到了，在沙丘。”穆公问：“是什么马？”他回答：“母马，黄色。”派人前去取马，却发现是公马，黑色。穆公不高兴，召伯乐来责问：“坏了！你派去找马的人，连毛色、雌雄都不能辨认，又怎么能知道什么马呢？”伯乐长叹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正是九方皋胜过我千万倍、不能以数计的地方。九方皋所观察的是天机，得到精髓而忘掉粗略，着眼于内在而忘掉外表；看他所看见的，不看他所不看见的；观察他所应观察的，舍弃他所不观察的。九方皋相马，所得到的其实有比马本身更可贵的东西。”马送到后，果然是天下少有的良马。相马只是技艺的末节。即使伯乐的技艺精妙，也不能把它教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也不能从伯乐那里接受。为什么呢？可以传授的不过是规矩钩防，可以观察的不过是形貌筋骨。至于天下之马，则若隐若现，处在有无之间，若沉若浮，处在恍惚之中；它超越奔驰、绝尘而去，让人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若不是舍弃毛色形体，观察它的天机，内心把握精髓，外在又同马的形体相合，就只能找到国马，而不能找到天下之马。所以九方皋找马时，把公马、黑马说成母马、黄马。九方皋难道不能知道毛色、雌雄吗？说公马为母马，是因为他所取用的是公马，而所守持的是雌性的特征；说黑马为黄马，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是黑色，而所存取的是内在本质。这就是所说的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观察别人不观察的，其中有比马本身更可贵的地方。因此穆公听到他的话，认为事情坏了；伯乐却正由此知道九方皋胜过自己千万倍，而马来后果然是天下之马。大概九方皋对于马，默默领会了不言之妙；伯乐对于九方皋，也在无声之中完全相知。没有九方皋，就不能得到天下之马；没有伯乐，也不能认识九方皋。沙丘从来不是没有好马，只是伯乐和九方皋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即使有天下之马，不能让它同良马并驾，而使它屈居在驽马、劣马上面奔跑，也是有可能的。唉！天下之马尚且如此难以识别，何况天下的士人，尤其是超出世俗范围而不可测知的人呢？徐无鬼见魏武侯，向他谈论相马，这就是武侯大为喜悦而发笑的原因。楚庄王问詹何：“怎样治理国家？”詹何回答：“我明白修养自身，却不明白治理国家。”楚庄王说：“我能够奉守宗庙社稷，希望学习守护它的方法。”詹何回答：“我从未听说自身治理好了而国家混乱，也从未听说自身混乱而国家治理得好。因此根本在自身，我不敢用末节来回答。”楚王说：“好。” 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种怨恨，你知道吗？”孙叔敖说：“说的是什么？”狐丘丈人回答：“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大的人，君主厌恶他；俸禄厚的人，怨恨会波及他。”孙叔敖说：“我的爵位越高，志意越谦下；我的官职越大，内心越谨慎细小；我的俸禄越厚，施舍越广泛。这样可以免除三种怨恨吗？” 爵位高的人会被人嫉妒，是因为别人认为他压过自己；官职大的人会被君主厌恶，是因为君主认为他逼近自己；俸禄厚的人会受到怨恨，是因为人们认为他聚藏太多。爵位高而志意谦下，别人就看不见他的高贵；官职大而内心谨慎，君主就不嫌他的官大；俸禄厚而施舍广，别人就不会厌恶他的富有。这就是远离怨恨的办法。

译孙叔敖生病，将要去世时，告诫儿子说：“楚王多次要封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我死后，你替我向楚王请求封赏，他若封你，千万不要接受富饶的土地。楚、越之间有寝丘，那里土地贫瘠，名声也很坏，楚人畏惧它，越人忌讳它；可以长久占有的，只有这个地方。”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要用肥美的土地封给他的儿子。儿子辞谢不受，请求赐给寝丘，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它。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就不会同人争夺。正因为不争，所以没有怨尤；有过失反而可以长久。孙叔敖的爵禄足以使自身荣耀，却能远离怨恨；利益恩泽延及子孙，又能够长久保有。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不过是在富贵之中审察盈虚消长的道理，使地位高而不至于危险，富足满盈而不至于溢出罢了。这就是所说的虽然富贵，却不以富贵奉养自己而损伤自身。至于颜阖真正厌恶富贵，则又比这更进了一层。牛缺是上地的大儒。他下到邯郸，在耦沙遇到盗贼，盗贼把他的衣物、车和牛全部抢走，他便徒步离去，回头看他们，脸上欢然，没有忧虑吝惜的神色。盗贼追上来问原因，他说：“君子不会因为外在供养之物，损害自己所修养的德性。”盗贼说：“啊，真贤明啊！”不久，盗贼相互说：“凭他的贤能，若让他去见赵君，赵君一定会认为是我们使他陷入困境。不如杀了他。”于是共同追赶并杀死了他。燕国人听说后，聚集宗族互相告诫：“遇到盗贼，千万不要像上地的牛缺那样。”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教训。不久，他的弟弟前往秦国，到了关下，果然遇到盗贼。他想起哥哥的教诫，便同盗贼力争；后来争不过，又追上去用卑下的言辞请求归还财物。盗贼发怒说：“我们已经宽大地饶你活命了，你却一直追赶我们，行迹将要暴露。既然已经做了盗贼，哪里还有仁义？”于是杀了他，又连带杀害了他的同伴四五人。牛缺确实能够做到毫不吝惜，因此遭到杀害。燕国人的弟弟又因为想起哥哥的教诫，假装有所吝惜而遭祸。虽然说安危的变化，出于无意而成就，但归根到底，两人的行为都过分了，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呢？牛缺遇到盗贼时，脸上欢然，没有忧虑吝惜的神色，这已经足够了。等到盗贼追来询问原因，他又说“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于是自己的行迹显露了。那个想起哥哥教诫的人，力争不胜，也就可以停止了；后来又追上去用卑辞请求财物，于是盗贼的行迹也显露了。彼此的行迹都显露出来，盗贼就担心他们反过来危害自己；这就是二人被盗贼杀死的原因。不过，牛缺的行迹显露在先，它造成的危害较远，所以只害了牛缺；盗贼的行迹显露在后，它造成的危害较近，所以又连带杀害了同党四五人。虞氏是梁国的富人，家中充实富盛，钱帛无数，财货无量。他登上高楼，面对大路，设置音乐，陈列酒食，击博取乐。楼上的侠客相伴而行。楼上博戏的人掷明琼，张中反，两人用防鱼棋子相击，笑着飞掷鸢形棋子，恰好有一枚坠入腐鼠并击中它。侠客们相互说：“虞氏享受富贵快乐已经很久了，而且常怀轻视他人的心。我们没有侵犯他，他却用腐鼠侮辱我们。这次若不报复，就无法在天下树立我们的名声。请和各位同心协力，率领徒众，一定灭掉他全家。”同类的人都答应了。到了约定日期的夜里，他们聚集众人、积备兵器，攻打虞氏，把他全家彻底消灭。盈满的道路，是上天所要亏损的，是大地所要改变的，是鬼神所要加害的，也是人道所厌恶的。只有圣人看见万物的变化迁移，所以去掉过分，不以增益生命为意；去掉奢侈，不放纵性情；去掉过泰，不过分超越本分；只是守在自身范围之内。虞氏的财富已经因不仁而积累怨恨，又登高楼以招致鬼神俯视，临近大路以触犯众人所厌恶的事情；设置音乐、陈列酒食、专事击博，纵情放荡，怎么能够长久？所以即使他未曾有意凌辱万物，祸败的到来，仍由飞鸢恰好坠下腐鼠而引起。飞鸢得到腐鼠，本来就可能忍不住丢下；四通大路上的人那么多，却偏偏恰好击中他的侠客，难道不是他的骄奢被神人共同厌恶，冥冥中有人使腐鼠坠下并击中了他吗？这或许正是要激起侠客的怒气吧。东方有个人，名叫爰旌目。他将要出行，饿倒在路上。狐父的盗贼丘看见他，放下壶中的食物给他吃。爰旌目吃了三口以后才恢复视力，说：“您是什么人？”丘说：“我是狐父人丘。”爰旌目说：“啊！你不是盗贼吗？为什么要给我食物？按我的义理，我不能吃你的食物。”他双手撑地呕吐，却吐不出来，发出喀喀的声音，最终伏地而死。狐父人丘确实是盗贼，但他拿来给食物却不是盗行。爰旌目因为这个人是盗贼，就把食物也说成盗物而不敢吃，这是失去了名与实的分别。当他还不能看见时，便接受食物；等吃了食物而能看见后，却因妄见而作出判断，把盗贼的食物也说成盗贼之物，甚至不顾丧失自身。由此可知，心和眼的认识，对于使自己获利很少，对于伤害自己却很多。爰旌目的名字，是因为眼睛能够辨别。《庄子》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以为德性存于有心，而心又有眼。”《老子》说：“圣人只为腹，不为目。”难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吗？柱厉叔侍奉莒敖公，认为莒敖公不了解自己，于是离开他，住到海边。夏天吃菱角，冬天吃橡栗。后来莒敖公遭遇灾难，柱厉叔辞别朋友，前去为他而死。朋友说：“你因为认为他不了解自己，所以离开；如今却去为他而死，这样看来，知不知道你又有什么区别呢？”柱厉叔说：“不是这样。过去我认为他不了解我，所以离开；如今我要死去，正是为了证明他果然不了解我。我将为他而死，用来使后世那些不了解臣下的君主感到羞惭。凡是了解我的君主，我就为他而死；不了解我的君主，我就不为他死，这才是正直地行事。”柱厉叔可以说是因怨恨而忘掉自身的人。柱厉叔是因为自以为有见识而忘掉自身的人。人的所谓见识，产生于妄见：把身体当作自我，珍视爱护它，希望求得不死。由此又担心万物会伤害自己，对于万物没有不想完全了解的，直到一切都弄清楚才停止。既然已经自以为有见识，认识反而在内心受到迷惑，怨恨积聚其中，最终忘掉自身而不觉悟。他开始时想凭见识爱护自身，最终却因见识反过来伤害自身。可见有见识还不如没有见识，已经很明白了。君子对于死亡，有的看得比鸿毛还轻，有的看得比泰山还重；如果杀身成仁，就是因为死亡轻而取义。因怨恨而伤害自身，有什么益处？所以圣人所崇尚的，在于知道什么该知、什么不该知；他所忧患的，在于不知道自己其实不明白。杨朱说：“利益从我这里发出，实际的利益就会到达；怨恨从我这里发出，外来的伤害就会到来。由内而发、在外得到回应，只有请问求取的事情才会如此，所以贤者谨慎自己的发端。” 观察爰旌目、柱厉叔，就可以知道怨恨过去，伤害会到来；难道贤者会去做这种事吗？

译杨子的邻居丢失了一只羊，已经带领同伴去追，又请杨子的童仆一同追赶。杨子说：“唉！丢了一只羊，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去追？”邻人说：“岔路太多。”他们回来后，杨子问：“找到羊了吗？”回答：“丢了。”杨子问：“怎么会丢呢？”回答：“岔路中又有岔路，我们不知道它往哪里去了，所以只能回来。”杨子忧戚地变了脸色，很久不说话，整天不笑。门人觉得奇怪，请问：“羊不过是低贱的牲畜，又不是先生所有的，为什么却少言少笑到这种程度呢？”杨子不回答。门人没有得到指示，弟子孟孙阳出来把这件事告诉心都子。后来心都子同孟孙阳一起进去问道：“从前有兄弟三人游历齐、鲁之间，同拜一位老师学习，学习仁义之道后回来。他们的父亲问：‘仁义之道究竟怎样？’长子说：‘仁义使我先保全自身，然后成就名声。’次子说：‘仁义使我牺牲自身来成就名声。’小儿子说：‘仁义使我自身和名声都得以保全。’这三种方法彼此相反，却都出自儒家；究竟谁对谁错呢？”杨子说：“有个人住在河边，习惯水性，勇于游水，驾船摆渡来谋利，所得足以供养百口。那些带着粮食来跟他学习的人，结成一群，其中溺水而死的几乎有一半。” 这是学习游水而不是学习溺水，却造成了这样的利害后果。如果认为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呢？”心都子默然不语地走了出去。孟孙阳责备他说：“为什么您问得如此迂曲，先生回答得如此偏僻？我更加困惑了。”心都子说：“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使羊丢失，求学的人因为方法太多而丧失生命。学习本来并不是根本不同，根本也不是不相同，可到了末流却差异成这样；只有回归共同的根本、返回唯一的本源，才不会迷失。您在防子长先生门下，学习先生的道，却不能通达先生的境界，真可悲啊。” 《易》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的呢？天下最终同归一个归宿，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归于同一，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的呢？大概是因为思考本来就要有所归向。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那还思虑什么才可以达到同一呢？百般思虑而归于一致，那还忧虑什么呢？譬如要到燕国的人，车辕向北；要到越国的人，车路却向南。只要审察清楚燕、越的位置，相信道路并且不停下来，即使岔路很多，也不足以迷惑。只是求学的人看见大道却不审慎，相信大道却不坚定，希望以浅薄的功夫取得近在眼前的效果，舍弃人道的美好而喜欢走捷径，凭自己的妄见造成差别，口头上说它们同归一致，却被不同的道路迷惑，百般思虑如同丢羊一样，最终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怎样返回。这就是杨子因迷惑于亡羊之事而损害言论【原文“损言▯”疑有讹误】的原因。羊在十二辰中属于未，未是土的正位；在五脏归属上属于脾，在神志上属于意之府。羊丢失，就会损害守护意念的人。所以杨子对此有所感触，庄子说“藏谷均于亡羊”，也是这个意思。心都子是能够存养心神、守护意念的人。因此，他知道以学习仁义为目标的人，虽然同拜一位老师，却采取不同的方法，所以才提出问题；而杨子则用学习游水却一半陷入溺水来回答。孟孙阳虽然处在万物之先，趋向于行动而出，却已经支离于大道了；他与庄子所说的孟子反不同。因此说心都子的问题迂曲，杨子的回答偏僻。把学习游水作为比喻，大概是说，学习大道的人，只期望超越生死，把世人渡到没有困难的地方罢了。然而求学的人采用太多方法来求得生存，不就近似于学习游水却反而溺水吗？虽然如此，溺水而死并不是水的过错，丧失生命也不是大道的过失。把摆渡当作牟利的事情，就免不了溺水；采用太多方法求道，就免不了【原文“防生”疑为“丧生”】。顺应水的规律而不存私心，又怎么会溺水呢？遵循大道平坦的道路而不喜欢走捷径，又怎么会丧失生命呢？这就是杨子的志意。杨朱的弟弟叫杨布，穿着白衣出门。天下雨了，他脱下白衣，换上黑衣回来。他家的狗认不出他，迎上去对他吠叫。杨布很生气，准备扑打它。杨朱说：“不要扑打它了，你自己也同它一样。假如刚才让你的狗白着出去、黑着回来，难道它能不感到奇怪吗？” 白衣和黑衣只换了一次，狗就认不出人来；那么人也会因此扑打它。外界事物发生迁变，自己却不能觉察，反而随着这些变化产生喜怒的人，各不相同。这样说来，过错究竟该扑打谁呢？只有顺应大的变化而不被任何东西蔽塞的人，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杨朱说：“行善不以此求取名声，名声却会随之而来；名声并没有和利益约定，利益却归附于它；利益并没有和争斗约定，争斗却找上门来。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地行善。” 事情开始于行善，最后却涉及争斗，那么所谓善，究竟是真的善，还是不善呢？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地行善。所谓谨慎地行善，不是说善事不可以做，也不是为了接近名声才行善罢了。如果不存心接近名声，天下就没有人能够同他争夺了。从前有人说，知道不死之道，有人能学会它。燕君便派人去接受这种道术。传授者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便死了，燕君非常愤怒，准备把他的使者杀掉。宠臣劝谏说：“人所忧虑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急迫的；自己所看重的事情，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怎么能够使君王不死呢？”于是没有杀他。有个齐国人也想学习这种道术，听说传授者已经死了，便拍着胸脯表示遗憾。富子听见后嘲笑他说：“他所想学的是不死之术，可那个人已经死了，他还为此遗憾，这就是不懂得学习的道理。”胡子说：“富子的话不对。世上有自己掌握某种技术却不能施行的人，也有能够施行却没有相应技术的人。卫国有个擅长计算的人，临死时用口诀启发他的儿子；儿子记住了他的话，却不能实行。别人来询问他，他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对方，询问者采用那些话并实行了其中的技术，和他父亲没有差别。既然如此，死去的人为什么不能说出生存之术呢？” 《庄子》说：“假使大道可以献上，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献给自己君主的。所以燕国的君主不能使传道者不死，是因为传道者虽然献出了他的道，却不能使自己不死。又说，假使大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把它传给自己子孙的。所以卫国那个擅长计算的人用口诀启发儿子，儿子记住了他的话，却不能实行。然而大道可以传授，却不能直接接受；正因为可以传授，所以能实行的人不能没有相应的技术；正因为不能直接接受，所以有人虽有那种技术，却不能实行。列子的著书，也属于这一类。由于大道不能直接告知，也不能直接交给别人，所以不得已把它寄托在书中。希望使觉悟的人使用其中的话，实行其中的技术，而与大道本身没有差别。邯郸百姓在正月初一向简子献上斑鸠，简子非常高兴，厚赏了他们。宾客问其中的缘故，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是表示我有恩德。”宾客说：“百姓知道您想放生，所以争着捕捉斑鸠，死掉的已经很多了。您如果真想让它们活下来，不如禁止百姓捕捉；捕捉后再放生，这样所施的恩德抵消不了造成的损害。”简子说：“对。” 《阴符经》说：恩从害中产生，害也从恩中产生。把仁爱当作空洞的形式，反而正好会伤害万物。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百姓，都是辅助其自然本性，而不存爱护、谋利之心；对一切同样看待，如同对待刍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译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祀祖先，供养着一千名食客。席间有献鱼和雁的人，田氏看着它们，便叹息说：“上天对于百姓真是厚爱啊！它生长五谷，繁殖鱼鸟，供人取用。”众食客像回声一样随声附和。鲍氏的儿子年仅十二岁，也在食客末席，走上前说：“不如您说的这样。天地万物和我们一同生成，都是同类。各类之间没有贵贱，只是凭借形体大小和智力强弱相互制约，轮流互相吞食；并不是天地特意为了人而生出万物，人取来能吃的就吃，难道天本来是为了人而生万物吗？况且蚊蚋叮咬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上天本来是为了蚊蚋而生人、为了虎狼而生肉吗？” 《庄子》说：万物与我本为一体，所以禽兽的智慧有自然的一面，与人相同，只是因为形状不同而显得疏远罢了，难道它们是特意为了彼此而生的吗？太古时代的神圣之人，对于不同种类的事物，能够聚集并加以教导，使它们受到教化；他们与人民相同，因为其心智与人并没有相距太远。后世才开始凭借形体大小和智力强弱相互制约，轮流互相吞食。如果把人吃肉说成万物是为了人而生，那么蚊蚋叮咬人的皮肤，也可以说是万物为了蚊蚋而生人了。田氏供养一千名食客，却还不如鲍氏这个年幼的儿子很早就有见识。由此可知，只要能够认识道所在的地方，就不分年少年长。像鲍氏的儿子这样，可以说是一千名食客中难得的贤者。齐国有个穷人，经常在城里乞讨。城里人嫌他来得太频繁，大家都不给他东西。于是他去了田氏的马厩，跟随马医做劳役，借此得到食物。城里人讥笑他说：“跟着马医干活来吃饭，难道不觉得耻辱吗？”乞丐说：“天下的耻辱没有超过乞讨的；乞讨尚且不觉得耻辱，难道做马医的助手就算耻辱吗？” 替马医做劳役的耻辱，比乞讨后借取食物还要大。然而齐国这个穷人起初并不是因为乞讨可耻就改变志向，只是因为众人都不给他，所以不得已才这样做。他既然能够如此安于贫穷，那么即使有人拿荣辱来戏弄他，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更何况真正能够辨明荣辱境界的人，看待获得与损失、利益与祸害，又会是怎样呢？宋国有个人在道路上行走，捡到别人遗失的契券，回家后把它秘密收藏起来。他数着契券上的齿记，对邻居说：“我发财已经可以等待了。” 遗失的契券不足以使人致富，就像陈旧的言辞不足以使人得道一样。这就是齐桓公读役夫关于车轮的书，役夫放下锥子和凿子而上前询问，并说古人的书只是糟粕的缘故。有个人家里有一棵枯梧桐树，他的邻居老人说枯梧桐树不吉祥，邻居便立即把它砍掉了。邻居的父亲于是请求把树拿来当柴烧，那个人便不高兴了，说：“邻居的父亲只是想得到柴薪，才教我把树砍掉的；和我做邻居却如此阴险，怎么可以呢？”邻居老人说枯梧桐不吉祥，并不一定是因为想得到柴薪才这样说；后来又请求把树当柴烧，就走上了令人怀疑的道路。那个人于是认为他阴险，却不知道究竟是邻居的父亲真的阴险，还是他自己心存险诈？总之，是否险诈，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有个人丢失了斧头，便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他看那孩子走路的样子，像是偷斧头的；看他的脸色，像是偷斧头的；听他说话，像是偷斧头的；他的动作、神态，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头的。不久，他在山谷中挖掘，找到了自己的斧头。后来又见到邻居家的孩子，发现他的动作、神态没有一点像偷斧头的人。邻居家的孩子一向就是原来的样子。丢斧头的人把猜疑藏在心里，于是看他什么举动都像偷斧头；猜疑一旦消除，就看见他没有一点像偷斧头的人。由此看来，万物的分别错杂，全都是由自己的内心造成的。求学的人如果能够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像那个丢斧头的人找回斧头一样，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不会离开大道。外物又怎么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呢？白公胜担忧发生叛乱，退朝后站在那里。他倒拿着杖，杖头的金属套向上刺入下颌，鲜血流到地上，他却不知道。郑国人听说后说：“连下颌都能忘掉，还有什么不能忘掉呢？”他的心意集中在某件事情上，以至于影响了行动；脚被树桩和坑洼绊倒，头撞到竖立的木桩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庄子》说：“至人没有自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些东西。回头看自己的身体，百骸、九窍、六脏，全都完整地存在着，怎么能够没有自我呢？为什么不看看白公胜呢？忧虑藏在内心，就到了连下颌都忘记的地步；连下颌都能忘掉，还有什么不能忘掉呢？何况内心能够达到大道，那么形体就与大同相合；所谓无己的道理，也就清楚明白了。” 从前齐国有个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早穿戴整齐到集市去，正好到了卖金子的地方，便抓起金子转身就走。官吏把他捉住，问道：“人都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抢别人的金子？”他回答：“我拿金子的时候，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 如果看见外物就像抢金子一样，那么外物之外便没有大道；如果看见大道就像抢金子一样，那么大道之外便没有外物。《列子》一书在这里结束，大概是因为八篇的训诫全都借助外物来阐明大道。后世读这部书的人能否有所领悟，也取决于他有无欲望、能否看见罢了。《说符解》说：谈论大道的本体，不树立任何一物，超离于言语；谈论大道的作用，却不废弃任何一物。寄托在形体之中，有了形体的数目，才有名称；有了数目，才可以记载。成败得失不改变，就像符契相合而可信；始终可以验证，就像符契两半相合。没有什么比天更神妙，它的规律与阴阳相合；没有什么比地更富有，它的道理与刚柔相合；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伟大，他的德行与仁义相合。像影子随形体一样，弯曲或直随着形体而不改变；像回声随声音一样，高低取决于声音而没有差错。神农具有炎帝的德行，完备的就是这些；虞、夏、啇、周的典籍，记载的就是这些；法士、贤人的言论，阐明的就是这些。因此，列子的教诲，从杨朱以上的内容说起，已经把至道的极致全部说尽了，最后一定要以《说符》作结。所谓至道的极致，难道只是使人处于幽深、昏默的状态而已吗？它是要借此感通，最终贯通天下万事的道理，这就是《说符》所要讲的事。所以《说符》的意义是：对自己要有法度，对他人要有考察；处世在于尊重大道，治理在于知道贤能；应对事情依靠智慧，保持胜势根本在于大道。治理国家要先治理自身，远离怨恨要靠谦下；利益从自身发出会成为实害，已经产生的怨恨会招来祸害。因此贤者谨慎于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名声没有和利益约定，利益却归附而来；利益没有和争斗约定，争斗却会找上门来。

译所以君子谨慎地行善。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世道安危、人伦得失的道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言语所能论述、心意所能察知并达到的事情。因此，谈论大道却不涉及《说符》，就不足以称为大道。虽然如此，列子以《天瑞》作为首篇，以《说符》作为结尾；《天瑞》所说明的，就是自然之符。《天瑞》谈天道的奥妙，以及它怎样与生化相合，是从天而出、进入人事；《说符》谈人事的显著表现，以及它怎样在至道的奥妙中得到验证，是由人事进入天道。大道的运行，像圆环循环运转而不停滞；它的边际不能穷尽，它的道路不能穷竭，永远生发，永远变化，不过如此罢了。我曾考察《列子》一书，从《天瑞》以下，依次叙述大道的本体，其中的次序是可以说明的。天道的运行，必然首先讲《天瑞》；圣人应对世间，没有比帝王更大的，所以《黄帝》篇次于《天瑞》，《穆王》篇次于《黄帝》。三代的君王，没有比文王、武王更高的；到了穆王，王业就衰落了。不说王业兴盛而说它衰落，是为了说明大道的奥妙：大道一旦开启端绪，就不再保持纯正恒常，最终会走向弊病。前面既然有黄帝的治理，后面必然有穆王的弊病。既然有帝王的治理，如果不是孔子这位大圣人删定《诗》、整理《书》、系辞并作《易经》，那么帝王的功业就不能在后世彰明。这样看来，能够汇集并彰明帝王之道大成的，只有孔子，所以《仲尼》篇次于《穆王》。由孔子以来传道的次序，就没有遗留下来的蕴奥了。列子大概又考虑到后世纷乱、事变不一，容易支离于大道，所以借《汤问》来穷尽各种变化，使人不因外物而妨碍大道。总的说来，万物的变化没有不是出于力量的，其结果没有不是受命运制约的。因此设置关于力与命的问答，最终使它归于自然，只是希望人不要被外在事物所决定。至于《杨朱》篇，则遣除万物的虚名，归结于大道的极致。大道达到这里，就到顶了、说尽了，不可以再有所增加。然而大道又不能最终什么都不留下，所以以《说符》作结。由此看来，列子的教诲，一方面从天而出而成为《天瑞》，另一方面由人而入而成为《说符》。这正是传承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所谓古代博大真人的著作。他自称为“子列子”，大概是因为他被称为“子”；这一点与孔子同样不同于其他诸子所称的“子”。后世不能通达这部书的境界，便说它与帝王之道不同，把这部经书同列于诸子之书。这不过是用管子窥看天空，所见太小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求学的人应当尽心体会。《冲虚至德真经解》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