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六力命篇

译第六卷《力命篇》力对命说：“你的功用怎么能和我相比呢？”命说：“你对万物有什么功用，竟想和我相比？”力说：“人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是我的力量能够决定的。”命说：“彭祖的智慧没有超过尧舜，寿命却有八百岁；颜渊的才智没有超过普通人，寿命却只有十八岁。仲尼的德行不在诸侯之下，却困厄于陈、蔡；殷纣的行为不在三仁之上，却占据君位。季札在吴国没有爵位，田恒却专有齐国；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季氏却比展禽富有。像这样，如果都是你力量所能决定的，为什么让那个人长寿、这个人夭折，使圣人穷困而逆臣显达，使贤人卑贱而愚人尊贵，使善人贫穷而恶人富有呢？”力说：“如果像你所说的，我本来对万物没有功用，而万物却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你所控制的吗？”命说：“既然称作命，怎么会有控制它的人呢？我只是直行时推动它，曲折时任其自然。谁长寿、谁夭折，谁穷困、谁显达，谁尊贵、谁卑贱，谁富有、谁贫穷，我哪里能知道呢？我哪里能知道呢？” 北宫子对西门子说：“我和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别人却使你显达；我们属于同一族人，别人却敬重你；相貌相同，别人却爱护你；言谈相同，别人却信任你；行为相同，别人却认为你诚实；同样做官，别人却使你尊贵；同样务农，别人却使你富有；同样经商，别人却使你获利。我穿的是粗布短衣，吃的是粗糙粮食，住的是蓬草房，出门靠步行。你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精米和肉，住的是重檐高楼，出门有四匹马驾车。在家时你神情欢悦，好像有意弃置我；在朝廷上你正颜厉色，显出傲视我的神态。我的求见比不上你的宰相，游玩也不能和你同行，这已经有多年了。你自己认为德行超过我吗？”西门子说：“我无法知道其中的真实情况。你做事总困顿，我做事却显达，这难道是厚薄的验证吗？你却说和我各方面都相同，你的脸皮真厚。”北宫子无话回答，惘然回去。半路遇到东郭先生。先生说：“你怎么走了又回来，孤单地走着，脸上有深深惭愧的神色呢？”北宫子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东郭先生说：“我将替你消除惭愧，和你一起到西门氏那里再问他。”他对西门子说：“你为什么这样羞辱北宫子？你应当把道理说清楚。”西门子说：“北宫子说他的族世、年龄、相貌、言语、行为都和我相同，可是贵贱、贫富却与我不同。” “我对他说：‘我无法知道其中的真实情况。你做事总困顿，我做事却显达，这难道是厚薄的验证吗？你却说和我各方面都相同，你的脸皮真厚。’”东郭先生说：“你所说的厚薄，不过是说才德有差别；我所说的厚薄却不是这个意思。北宫子德行深厚而命运浅薄，你命运深厚而德行浅薄。你的显达不是凭智慧得到的，北宫子的困顿也不是因为愚蠢而失去；都是天命，不是人为。可是你凭命运优厚而自我夸耀，北宫子却因德行优厚而惭愧。你们都不明白本来如此的道理。”西门子说：“先生请不要再说了！我不敢再开口。”北宫子回家后，穿着他的粗布短衣，却觉得有狐貉皮衣的温暖；吃着他的粗粮豆类，却觉得有稻米粱肉的滋味；住在他的蓬草屋里，却觉得像有大厦的荫蔽；乘坐他的简陋车子，却觉得像装饰华美的车。终身安闲喜悦，不知道荣辱究竟在别人那里还是在自己这里。东郭先生听说后说：“北宫子睡得太久了，听我一句话就能醒悟，真是容易醒悟啊！” 管夷吾和鲍叔牙两人友情非常亲密，同在齐国。管夷吾侍奉公子纠，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齐国公族中受宠的人很多，嫡子、庶子都在行动，国人害怕发生祸乱。管仲和召忽奉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奉公子小白逃往莒国。不久公孙无知发动叛乱，齐国没有国君，两个公子争着回国。管夷吾和小白在莒国道路上交战，管夷吾射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即位后，胁迫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夷吾被囚禁。鲍叔牙对桓公说：“管夷吾有才干，可以治理国家。”桓公说：“他是我的仇人，我想杀掉他。”鲍叔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没有私人的怨恨，而且一个人能为他的主人效力，也一定能为君主效力。如果想成就霸业，不用管夷吾就不行。君王一定要赦免他！”于是召来管仲。鲁国把管仲送还齐国，鲍叔牙在郊外迎接，替他解除囚禁。桓公以礼相待，给他的职位在高国之上；鲍叔牙反而把自己置于他之下，把国政交给他，称他为仲父。桓公于是成就霸业。管仲曾叹息说：“我年轻贫困时，曾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分财时多半归自己；鲍叔不认为我贪心，知道我贫穷。我曾替鲍叔谋划事情，却使他陷入很大困境；鲍叔不认为我愚蠢，知道时机有利有不利。” “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驱逐；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德，知道我没有遇到时机。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败退；鲍叔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年老的母亲。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受辱；鲍叔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以小节受辱为耻，而以声名不能显扬天下为耻。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世人因此称赞管仲、鲍叔善于交友，小白善于任用能人。其实并不是他们善于交友，也不是小白善于任用能人；并不是另有善于交友之处，也不是另有善于任用能人之处。召忽不是能够主动赴死，而是不得不死；鲍叔不是能够主动举荐贤才，而是不得不举荐；小白不是能够主动任用仇人，而是不得不任用。后来管夷吾生病，小白问他，说：“仲父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可以不必忌讳。假如到了大病的程度，我把国家托付给谁才可以呢？”夷吾说：“君王想托付给谁呢？”小白说：“鲍叔牙可以。”夷吾说：“不可以。他为人清白廉洁，是个善士；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他不会亲近；一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都不会忘记。让他治理国家，对上会牵制君主，对下会违逆百姓。他得罪君主，恐怕不会长久。” 小白说：“那么谁可以呢？”夷吾回答：“如果不得已，就隰朋可以。他为人对上能忘却个人得失，对下不背叛；以自己不如黄帝为惭愧，又怜悯不如自己的人。把德行分给别人，叫作圣人；把财物分给别人，叫作贤人。凭贤能凌驾别人，没有能够得到人心的；凭贤能谦居别人之下，没有不能得到人心的。他对于国家有听不到的事情，对于家庭有看不见的事情。不得已，就隰朋可以。”这样看来，管夷吾并不是轻视鲍叔牙，而是不得不认为他不足；也不是特别厚待隰朋，而是不得不认为他可用。开始时厚待的人，后来可能变得薄待；开始时薄待的人，后来可能变得厚待。厚薄的来去，并不由我决定。

译邓析持有两可的说法，设置无穷的言辞。子产执政时制定竹刑，郑国采用它，邓析多次用来诘难子产的治理，子产被他说服。后来子产逮捕并杀戮邓析，不久又诛杀了他。这样看来，子产不是能够主动采用竹刑，而是不得不采用；邓析不是能够主动使子产屈服，而是不得不屈服；子产不是能够主动诛杀邓析，而是不得不诛杀。” 可以活而活，是上天的福分；可以死而死，也是上天的福分。可以活却不活，是上天的惩罚；可以死却不死，也是上天的惩罚。可以活、可以死，能够得到生或死的，有这种情况；不可以活、不可以死，却有时死、有时生的，也有这种情况。然而生生死死，不由外物，也不由自己，都是命。智慧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说：‘幽深而没有边际，天道自然会合；寂寥而没有分别，天道自然运行。’天地不能违犯它，圣人的智慧不能干预它，鬼魅不能欺骗它。自然默默地使它成就，使它平和安宁，顺应它、迎接它。” 杨朱的朋友叫季梁。季梁得病，七天后病势极重。他的儿子围着他哭泣，请求医生治疗。季梁对杨朱说：“我的儿子竟然这样不肖，你为什么不替我唱歌来使他明白呢？”杨朱唱道：“上天尚且不能识察，别人怎么能够觉悟？不是上天保佑，也不是人造成灾祸。是我呢，还是你呢？恐怕都不知道吧！医生啊，巫师啊！难道他们知道吗？”他的儿子没有明白，最终还是请来三位医生。第一位叫矫氏，第二位叫俞氏，第三位叫卢氏，他们诊察季梁的病。矫氏对季梁说：“你的寒温调养没有节度，虚实失去标准，疾病是由饥饱失常、色欲过度造成的；精力思虑烦乱耗散，并不是天造成的，也不是鬼造成的。虽然病势已经很重，仍可攻治。”季梁说：“这是普通医生，赶快让他退下！”俞氏说：“你最初是胎气不足，乳汁却过多。病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病因由来已久，逐渐积成，不能治好了。”季梁说：“这是良医，暂且给他食物！”卢氏说：“你的病不由天，也不由人，也不由鬼。禀受生命、形成形体，既然有支配它的东西，也有知晓它的东西；药物和砭石对你又能怎么样呢？”季梁说：“这是神医，给他厚重的赏赐，送他走！”不久，季梁的病自然痊愈了。” 生命不是凭尊贵就能保存，身体也不是凭爱护就能强健；生命也不是凭卑贱就会夭折，身体也不是凭轻视就会衰弱。所以，有人尊贵却不能生存，有人卑贱却不死；有人受到爱护却不强健，有人被轻视却不衰弱。这看似相反，其实并非相反；这是生命自生自死，身体自厚自薄。有时尊贵他反而生存，有时卑贱他反而死亡；有时爱护他反而强健，有时轻视他反而衰弱。这看似顺理，其实并非顺理；这同样是生命自生自死，身体自厚自薄。鬻熊对文王说：“自身增长，并不是外物所能增加；自身缩短，也不是外物所能减少。计数所失去的又算什么呢？”老聃对关尹说：“上天所厌恶的，谁知道其中的缘故？”意思是说，与其迎合天意、揣度利害，不如任其自然。杨布问道：“有这样一种人：兄弟年纪相同，言语相同，才智相同，容貌相同；可是寿命长短却像父子一样不同，贵贱、名誉、受爱与受憎也都像父子一样不同。我对此很困惑。”杨子说：“古人有句话，我曾经懂得它，现在把它告诉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偏偏如此，这就是命。如今世事昏昧纷乱，种种变化难以明白，人只是随着所做或不做的事情而行。太阳一天天过去又一天天到来，谁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一切都是命啊。相信命的人，不再分别寿夭；相信理的人，不再分别是非；相信心的人，不再分别逆顺；相信性的人，不再分别安危。也就是说，既没有什么可以相信，也没有什么可以不相信。真实而诚朴，还有什么可舍弃、可趋就的？还有什么可悲、可喜的？还有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黄帝之书》说：‘至人安处时像死了一样，行动时像器械一样。’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安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安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行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行动。他不会因为众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情态容貌，也不会因为众人不看而改变自己的情态容貌。他独自往来，独自出入，谁能阻碍他呢？” 墨尼、单至、啴咺、憋怤四个人一起生活在世间，彼此都自以为得志。他们终年互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却自以为自己的智慧深远。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个人一起生活在世间，彼此也都自以为得志；终年不互相传授处世的方术，却自以为自己的机巧精微。狡愘、情露、謇极、凌谇四个人一起生活在世间，彼此也都自以为得志；终年互不明白，却自以为自己的才智有所获得。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个人一起生活在世间，彼此也都自以为得志；终年不互相指责揭发，却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过失。多偶、自专、乘权、只立四个人一起生活在世间，彼此也都自以为得志；终年互不顾盼，却自以为正逢其时。这些都是人的各种姿态。他们的外貌和表现虽然不一样，却都归于道，而道所归宿的地方就是命。那些看似成就的，往往只是暂时显得成就，起初未必真是成就；那些看似失败的，往往只是暂时显得失败，起初未必真是失败。所以迷惑产生于这种暂时的表象，而在表象变化的关头，人往往昏昧不明。如果面对表象变化而不昏昧，就不会因外来的祸患而惊骇，也不会因内在的福分而喜悦；随着时势行动，随着时势停止，连智慧也无法预先知道。相信命的人，对于他人和自己不抱两样的心。对于他人和自己还存有分别心的人，还不如闭上眼睛、堵住耳朵，背对山坡、面向深坑，也不会因此坠落跌倒。所以说：死和生由命决定，贫和穷由时势决定。怨恨夭折的人，是不懂命；怨恨贫穷的人，是不懂时。该死时不害怕，处于穷困时不忧愁，这就是懂得命、安于时。即使让智慧很多的人去衡量利害、推测虚实、揣度人情，他成功也可能判断正确，失败也可能判断正确；智慧少的人不衡量利害、不推测虚实、不揣度人情，他成功也可能判断正确，失败也可能判断正确。衡量与不衡量，推测与不推测，揣度与不揣度，有什么不同呢？只有不去衡量，也不执着于不衡量，才能保全而不丧失；这也不是因为知道什么叫保全、什么叫丧失，而是自然而然地保全，自然而然地不保全，自然而然地丧失。

译齐景公游览牛山，向北俯视自己的国都而流泪，说：“我的国家多么美啊！草木郁郁葱葱，我怎么能一滴一滴地离开这个国家而死去呢？假如古代没有死亡，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史孔、梁丘据都跟着哭，说：“我们依靠君王的恩赐，还能吃到粗粮和差肉，能乘坐劣马拉的车；即便如此尚且不愿意死，何况我们的君王呢？”晏子却独自在旁边发笑。景公擦去眼泪，回头对晏子说：“我今天游览而悲伤，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我哭，只有你独自发笑，为什么？”晏子回答：“假使贤能的人能够永远守住这个国家，那么太公、桓公就会永远守住它；假使勇敢的人能够永远守住它，那么庄公、灵公也会永远守住它。要是这几位君主能够永远守住它，我们的君王现在就会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沟之间，只忧虑农事，哪里还会想到死亡呢？这样一来，我们的君王又怎么能在这个君位上站立呢？正因为君主们轮流占有它、轮流失去它，才轮到您做君主；如今您却独自为此流泪，这是不仁。见到不仁的君主，又见到谄媚奉承的臣子。我看见这两件事，所以只能暗自发笑。”景公惭愧了，举杯自罚；又罚史孔、梁丘据各饮两杯。魏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他的儿子死了，却不忧伤。他的辅佐者问道：“您爱儿子，天下没有人能比。如今儿子死了却不忧伤，为什么？”东门吴说：“我过去本来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时候并不忧伤。现在儿子死了，只是又和过去没有儿子时一样，我为什么要忧伤呢？” 农民追随时令，商人追逐利益，工匠追求技艺，做官的人追逐权势，这是形势使然。然而农民还会遭遇水旱，商人还有得失，工匠还有成败，做官的人还有是否得到际遇，这又是命运使然。第七卷 杨朱篇 杨朱游历鲁国，住在孟氏家。孟氏问：“人活着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追求名声？”杨朱说：“追求名声是为了富足。”孟氏问：“已经富足了，为什么还不停止？”杨朱说：“为了尊贵。”孟氏问：“已经尊贵了，为什么还不停止？”杨朱说：“为了死后。”孟氏问：“已经死了，还要做什么？”杨朱说：“为了子孙。”孟氏问：“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杨朱说：“名声会使自身劳苦，使内心焦灼。凭借名声的人，恩泽可以施及宗族，利益可以兼及乡党，何况子孙呢？”孟氏说：“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定廉洁，廉洁就会贫穷；追求名声的人必定谦让，谦让就会卑贱。”杨朱说：“管仲辅佐齐国时，君主淫逸，他也淫逸；君主奢侈，他也奢侈。君臣志趣相合，言语得到听从，治道施行，国家称霸。管仲死后，留下的只是管氏一家。田氏辅佐齐国时，君主财物充盈，他就降低自己的享受；君主征敛财物，他就把财物施舍出去。百姓都归附他，于是取得了齐国；他的子孙享有齐国，直到今天也没有断绝。由此看来，实在的名声使人贫穷，虚假的名声反而使人富足。”孟氏说：“实际和名声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名声没有实际内容，实际也未必需要名声。名声不过是虚假的东西。过去尧、舜假意把天下让给许由、善卷，却没有失去天下，享有帝位达百年。伯夷、叔齐却实实在在地把孤竹君的君位让掉，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国家，饿死在首阳山。实际和虚假的区别，明显就是这样。” 杨朱说：“百年，是寿命的大致极限。能活到百岁的人，一千人中没有一个。即使有一个，从婴儿时期到衰老昏昧，几乎已经占去一半；夜间睡眠所消磨的时间、白天醒着却没有真正享用的时间，又几乎占去一半；痛苦疾病、悲哀苦楚、丧失、忧虑和恐惧，又几乎占去一半。算起来，十多年中能够悠然自得、没有丝毫忧虑的时间，也不过一时半刻罢了。这样看来，人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有什么可快乐的？不过是为了美食厚味，为了声色罢了。可是美食厚味又不可能永远吃够，声色也不可能永远玩赏听闻。反而还要受到刑罚和赏赐的禁制、劝诱，受到名声和法令的进退支配；慌慌张张地争夺一时的虚名，谋求死后的余荣；小心翼翼地顺从耳目所见所闻，爱惜身体和心意所认定的是非；白白失去当年最大的快乐，不能在一时之间尽情自得。这和重囚被枷锁束缚有什么不同呢？太古的人知道生只是暂时来到，知道死只是暂时离去；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