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三上 疏类

译皇帝制诏说：创业凭借武力，守成凭借文治，这是古人说过的话。然而兵与农本来可以合一，文与武本来可以同道，它们的作用果真有不同吗？文武的区分始于什么时候？兵与民的分离起于哪个朝代？我曾经向古代考察过这些问题。《尚书》称尧说‘又能武又能文’，称舜说‘文明’，称禹说‘文命’而没有提到武，称汤说‘圣武’而没有提到文。周代的谋略和功业，各自专重一端，而且夏、商、周三代相继崇尚某一方面，却没有说到武事。周代排列四种民众，兵士却不在其中，这是为什么？汉、唐、宋的英明君主，有的创业而兼顾文治，有的守成而兼顾武功，有的虽未完备，也足以善于治理。议论者又说，天下安定时，应当重视宰相；又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会危险。那么治理军队的方法，果真同治理百姓的方法相同还是不同呢？我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文武才能统一天下，建立官制、划分户籍，各有一定制度；历代圣君相继承袭，大体遵循这条道路，一百五十年间，天下安定、功业成就，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太平日久以后，玩忽苟安的弊病乘机滋长。学校的制度完整存在，但士人有的失去学业；免除、借贷的诏令屡次下达，但百姓多半申诉饥饿；流徙徒众的余党，变成盗贼，给朕留下了日夜忧虑。如今赋税和运输已经使民力枯竭，而军粮还没有供应充足；调遣军队、备战御敌，兵力也已经疲劳了，而百姓的祸患还没有消除。难道是官员没有选对人吗？然而选举制度、黜陟典章、赏罚命令，也未尝不曾用心实行。现在想要完全修明内政、抵御外患的实际措施，谨慎对待安逸嬉游的戒令，使文治兴举、武功成就，让天下的军民彼此保卫、彼此养育，共处于无事的太平时代，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你们大夫有志于经世致用，今日策试，不必用隐微的辞义来发问，只举出切合时务的内容替朕陈述。正德六年辛未三月十五日。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安定天下的伟大功业，有教化成就天下的伟大德行。安定天下的功业在于武，化成天下的德行在于文。施行文教并选拔人才来治理百姓，百姓就会安定，文德就会充实；修治武备并选拔人才来统率军队，军队就会强盛，武功就会建立。只有文武并用，所以功业和德行都崇高。这就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及我朝能够长久安定、长久治理，而不是汉唐宋以后各朝所能达到的原因。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正值盛年，正承受国运丰成之时，科举贡士慎重选取，免除和借贷的诏令屡次下达，武举也设置科目，平定僭越叛乱的道路已经开启。文德既已施行，武功也得到振兴，文武之道本来已经可以说尽了。如今陛下召臣等到朝廷，赐下清明的询问，首先提出创业与守成中文武的异同，其次问及二帝三王以及汉唐宋诸君的得失，最后又问及圣祖的定制和今日守成时玩忽苟安的弊病，并想求得保全长久基业的方法，这正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列位祖宗圣君的用心。臣岂敢不披露肝胆，把圣上美好的诏命稍稍发扬于万一！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的大要有两个，就是文与武罢了。用仁德养育天下，所以凡是奖掖尊崇儒者贤士、怀柔保全百姓，以此经纬天地而成就安定功业的，都属于文治；用义理端正天下，所以凡是选将择帅、振奋激励士卒，以此消灭奸邪而成就安定功业的，都属于武功。有武而没有文来辅助，就会偏重义而伤于刚强，无法保持浑厚的治道体制；有文而没有武来辅助，就会偏重仁而流于柔弱，无法建立精明的治理功效。所以这两者就像天的阴阳二气，不能彼此胜过；又像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陆贾所说的长久之道，正在于此。至于所谓创业凭武、守成凭文，大概只是分别就两者中较为重要的方面来说罢了。假如创业者可以不问文治，那么开创并修明人伦、重视对百姓的五种教化，难道不是文治吗？假如守成者可以不问武功，那么整治军备、整顿六军，难道不是武功吗？可叹自从封建制度分裂而文武分开，井田制度败坏而兵农分离，文事只管文书簿册，武事只管弓箭兵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兵士拿着干戈，农民拿着耒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务。唉，兵农合一、文武同道，古代的制度难道不能在今天恢复吗？我曾经向古代考察过这些问题：钦明文思、睿哲文明、四方施行文命、开始修明人伦、重视五种教化，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文德；诛杀四凶、征讨三苗、诛戮防风、升陑出师、牧野作战，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武功。那些称说尧的德行为‘又能武又能文’，是举其全体而言；称说舜的文明、禹的文命而不提武，称说汤的圣武而不提文，周代的谋略功业各自专重一端，是就其偏重的一面而言。议论者只看见三代相继崇尚某一方面却不说武事，却不知道崇尚忠、崇尚质、崇尚文之中，武备本来就已经具备，难道是轻视武力吗？只看见周代列举四种民众而兵士不在其中，却不知道井、邑、丘、甸等共同编制之中，兵政已经默默包含其中，难道是忽视军队吗？从这以后，就有令人感慨的事情了。诛灭秦朝、兴起汉朝，武功已经显著，而举行太牢祭祀，大概才知道崇尚文治，却终究不足以遮盖轻视儒者的过失；灭除隋朝、开创唐朝，武略已经振作，而设置崇文馆，大概才知道崇尚文治，却终究不足以掩盖令人惭愧的德行；扫平五代而达到建隆之治，武威也可说严肃了，宋太祖半夜仍读书，崇尚文教，却终究不足以恢复帝王时代的旧制。创业像这样处理，可以说兼顾了文治吗？宣室召见贤者，致力于用德化教导百姓，而朝廷上练习射箭，终究没有洗雪凶奴带来的耻辱。廷英馆讲论道理，文风大为振兴，而淮蔡刚刚平定，便由此酿成骄纵放肆的祸患。寻求遗书而达到太平之治，政教也算美善清明；河西、河东已经平定，两浙归顺纳土，却终究不能恢复中原旧制。守成像这样处理，可以说兼顾了武功吗？如果只从事弓箭骑射而文教不纯正，那么平定乱事的功劳就不足以同汤、武相比；如果只崇尚文章辞藻而武功不能竞进，那么达到治世的美好又哪里能够像成王、康王时代呢？议论者又说，天下安定时，应当重视宰相。任用宰相来治理百姓，当然是正道；然而任用宰相而忽视将领，那么紧急时刻可以依靠谁呢？又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就会危险。讲习武事来治理军队，当然是正道；但如果依仗太平而忘记祸乱，安全能够长久保持吗？大体说来，文德施行以后百姓才能生活顺遂，武功建立以后军队力量才能强盛。缺少其中一个就会偏颇，两个都缺少就会灭亡，这是治理天下的常道。帝王时代与后世的差异，大概正取决于此。

译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凭武功取得天下，凭文德实现太平。如今看我朝的制度，文官从科举贡士中选取，由吏部铨选；武官从功臣世袭家族中选取，由兵部铨选。建立官制有一定制度。士兵编入伍列，以供军旅使用；百姓编入户籍图册，以供租赋征收。划分户籍有一定制度。又让军务机要由兵部参与谋划，让编制军队、镇守地方的事务由宪臣总督，于是文武之间有相互维系的形势。无事时率领军士屯田，有警时征集民壮防御守卫，于是兵与民之间有相互贯通的作用。这些良法美意，超过近代；神圣功业和盛大德行，远远可以追及古代帝王。史臣赞叹说‘独自禀受完整的智慧，功劳高过千古’，难道是过分赞美吗？列代圣君相继承袭，大体遵循这条道路。督促文臣使百姓安定，德业就更加广被；督促武臣使军队强盛，功业就更加盛大。但太平日久，玩忽苟安的风气产生，也是势所必然。因此学校制度完整存在，士人却有的失去职业，没有经世济民的实效，却有奔走竞争的风气；免除和借贷的诏令屡次下达，百姓却多半申诉饥饿，没有击壤歌唱的快乐，却有玩弄兵器、酿成祸患的忧虑。这就说明所谓以文治民的制度值得忧虑了。屯兵列营而坐，老弱等待供养，只白白耗费粮运劳力，却没有看到抵御侮辱的效果；接到檄文就出兵，郡县坐享供给，只看见调遣征发的骚扰，却没有听到平定盗贼的功绩。这就说明所谓以武治兵的制度值得忧虑了。这样，怎么能不使陛下日夜忧劳呢？文武之道的作用不可偏废，所以应当寻求兼用文武的方法；但任何方法实行久了都会产生弊病，因此还必须寻求能够实行它而不致产生弊病的人。就今天的谋划而言，也只有选得其人来实行这些制度罢了。文德还没有广泛施行，难道不是因为主持文治的人没有选对吗？一定要慎重选择师儒来端正士风，重视郡守县令的责任来主管民政。他们初入仕途时，要精严科举贡士的途径来选取；已经做官以后，称职的给予奖赏，不称职的给予惩罚。等任职日久，再依据公正的黜陟典章进行考察，务必使主持学校的官员像胡瑗、孙复，使治理郡县的官员像龚遂、卓茂，那么一定能够彰明礼义，使士人得到教化；使贤能循良的人才尽心治理，使百姓得到供养。菁莪、棫朴所表现的教化，凫鷖、行苇所表现的风俗，或许可以重新看到了。武功还没有充分显扬，难道不是因为主持武备的人没有选对吗？一定要扩大将帅的选拔范围，使豪杰俊士得以通达；谨慎制定世袭荫袭的资格，以革除疲弱冗滥。他们初入仕途时，要严格选荐制度来选取；已经做官以后，胜任者奖赏，不胜任者惩罚；等任职日久，再依据公正的黜陟典章进行考察，务必使通过荐举任用的将领像韩信、郭子仪，使出身功臣世族的将领像谢玄、曹玮，那么一定能够淘汰冗余士卒，使百姓的利益得以兴起；剿灭盗贼，使百姓的祸害得以消除。《兔置》所歌咏的干城之臣的美德、泮宫中献俘报功的盛事，或许可以重新看到了。由此修明内政、抵御外患的实效完全实现，安逸嬉游的戒惧也谨慎遵守；文德施行于九州，武功光耀于四方。军队坚强足以捍卫防御，扰乱华夏的蛮夷自然平息；百姓乐于缴纳赋税，肆意作乱的奸邪自然受到感化。陛下的治理可以追及古代帝王，使唐宋长久的基业相形见绌，并恢复祖宗的旧制了。到了文章末尾，陛下又策问臣说：你们大夫有志于经世致用，策试之日，不必用隐微的辞义来发问，只举出切合时务的内容替朕陈述。臣承受教养之恩，又蒙科举荐举；经世致用的志向，本来就是臣愚拙而长久的心愿，而切合时务的事务，又是明主所希望听闻的。凡是策问涉及的内容，臣已经谨慎分条陈述在前面了；臣愚拙的意见中，还有一些切合时务的内容，谨敢替陛下把这些道理全部说完。臣听说，只有学习可以培养天德，只有勤勉可以兴起王道，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种学习，只有全面考察群臣可以激励并辅佐这种学习。这四方面都能做到，文武之道就可以依次兴举。臣谨为陛下分别说明，并郑重重申。君主，是天下的主人；一颗心，是君主自身的主人。本心的善，其本体十分幽微，而利欲的侵袭却从未远离众人。若没有办法辨别它们，天理和私欲就会混淆，天下最根本的原则也就无法端正。因此没有比讲习学问更优先的事。所谓学习，并不是广泛涉猎、机械记诵，以杂博相互夸耀；也不是割裂篇章、拼凑装饰，以华丽浮靡相互争胜。关键在于读经书以师法圣贤的心意，观史书以师法古人的行迹，体味圣贤之言，求得其中义理的恰当；考察古今变化，以验证成败得失的关键。像商高宗始终尊崇学问，周成王学习而达到和乐光明，这样才或许可以使本心的天理明白、天德完整。天下对于君主，把四海的财富都聚来使君主富足，把五种尊贵的位置都集中到君主身上，难道是要把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给君主享乐吗？君主一身所系的责任极其重大，而万端政务的责任极其繁多；若没有办法统摄裁制它们，重要事务就会纷乱受挫，天下的大治也就无法成就。因此没有比勤于政务更重要的事。所谓勤政，并不是用衡量文书、限期处理奏章的办法，以琐碎事务使自己劳苦；也不是让卫士传递饮食，以逞强明自任。关键在于早晨听理政务，晚上询问访察，掌握赏罚威福的权柄而断绝逸游的快乐，察知百姓万物的实情而存有敬畏戒惧之心。像商汤天未明就大为显明地处理政务，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这样才或许可以减轻自身的责任，使王道兴盛。自己讲习学问，却不借助他人来辅佐，学习就会时而勤奋、时而荒废，像暴寒暴暖那样不稳定。因此一定要借助以道德教诲人的人，来阐明明睿智慧的道理；借助传承德义的人，来防止见闻上的错误；借助保养身体的人，来调适起居的适宜。左右侍从都任用老成之人，陪侍人员全都选用贤俊之士，使邪僻亲昵的私情无处容身，那么早晚接见他们所得的益处，就足以成为维持这种学习的助力。程颐所谓辅养君主的德性，就是要使君主每一步都不离开正人，才能受到涵养熏陶，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自己勤于政务，却不要求他人分担，劳逸的形势就会不同，自己的勤勉也可能松弛。因此一定要责成主管铨选的人任用贤才，责成主管钱谷的人使财用充足，责成主管刑罚的人公平审理案件，责成谏官直言得失，责成将帅抵御外侮、奋发抗敌，使相互牵制的私心无从扰乱。这样，早晚都不懈怠的益处，就足以成为激励辅佐这种勤政的助力。欧阳修所谓善于用人的人，必定使有才能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见识的人竭尽谋略，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然而这些都是皇祖留下并已经实行的安定成效，只在于陛下大力继承它罢了。

译臣考察皇祖论说侍臣时，曾说：我常常在宫中无事的时候取出孔子的话来读，例如‘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使人民按农时服役’，这真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准则。又曾命人把《大学衍义》书写在两廊墙壁之间，说是用来准备早晚观览；由此可考见他讲习学问的功效。他还说：我想到创业的艰难，白天没有空闲吃饭，夜里不能安睡。又说：我即位时曾说，要用勤勉自我激励，不到天亮就临朝，直到下午才回宫。由此可考见他勤政的事迹。他又曾退朝到白虎殿，召见刘三吾讨论治国之道；由此可考见他亲近君子的成效。他曾告谕中书省大臣说：阴阳失调、天象乖戾，你们应当辅佐朕修养反省，要竭尽心力来匡正我的不足。命令吏部任官时说：应当公正地辨别贤能与否；命令通政司任官时说：要以公心、实情和正直明亮的态度来处置事务，希望不要辜负任用。由此可考见他全面考察群臣的实际做法。李绛告诉唐宪宗说：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远离奸佞，进用忠直之人，以便同祖宗合德。吕大防上疏陈述侍奉亲长、治理内政、对待外戚、崇尚节俭、宽厚仁慈、尊崇礼制、勤勉自身八项办法，把这些告诉宋哲宗说：全部实行家法，足以成为天下的准则。何况我皇祖的制度又超过唐宋呢！陛下想听取切合时务的事务，不以隐微辞义来为难臣；愚臣想要抒发经世致用的志向，哪里敢凭浅陋的见闻和谄媚的言说来冒犯陛下？伏望陛下留心省察，深信这些道理并努力实行，那么树立德行、建立功业本来并不困难，施行文治、运用武功也自然有充分余地。这是宗庙社稷的福祉、百姓的希望，难道只是愚臣个人的幸运吗？冒犯天威，臣战栗惶恐至极。臣谨慎答对。（御批第一甲三名） 《圣功图》疏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邹守益谨奏：这是为了感戴恩德、献上愚见，稍稍有助于东宫的圣学。臣蒙受圣恩，擢升补任东宫官僚，恩命降临，感激之情无法承受。古人蒙受一饭之恩，尚且想着报答，何况皇上特别擢拔臣等，厚重地授予清贵官秩，把重大职责交给臣等，哪里只是‘一饭’的恩德可以相比！因此臣等感激万倍，图谋报答的心愿没有止境。仰想皇太子如今尚未出阁，臣僚还不能正式供职，也还不能进献文章言辞，只能绘图来涵养太子的聪明资质，预先培育圣功的根基。每天只要听到正直的言论，看见正当的事迹，学习正道，时间久了自然会默默受到感化，习惯与本性融合罢了。臣等又听说，古代圣人的学习，图画、史书和箴戒每天陈列在面前，用来维持身心，准备得无不完备。进善的旌旗、供人指责的谤木，早晚都能充分听闻。善言每天进来，德行就每天崇高；批评的话每天听到，过失就每天减少。帝王乐于寻求诽谤自己的话，为什么呢？是为了使自己优裕地向圣人境界不断前进。臣等私下取用古人的意思，绘成《圣功图》十三幅，装订成一册，献给东宫殿下。伏愿皇上稍稍垂览，如果认为臣等所绘图册对于东宫培养成为圣人的资质或许略有帮助，便下令内侍中谨慎厚重的人，时常把臣等所绘图册进呈皇太子观看玩味；暂且不必讲解文字意义，先观看图像而领会其中意趣，自然会有深刻的契悟，胜过烦琐的讲说。臣依据事实直陈言辞，没有什么忌讳。虽然还比不上古人拾遗补过的盛大节操，也或许可以做到言语不加修饰、不弄虚作假，希望皇太子预先培养接纳谏言的气量，不要让古人树立诽谤之木的美名独占前代。又因为图像只绘出大意，古代的服饰、器物和制度都没有精细考证。神尧、大禹、高宗、文王以及汉明帝、傅说、桓荣，有的画作冕服礼裳，有的画作便服，只是依据圣贤图像绘出大略，不敢求得形貌完全相似。至于文字书写，只凭儒士劳良佐、陈佃按照书册誊录；即使有差错讹误，也不敢涂改补正。臣所作的解说有错误，完全是由于学说浅陋所造成。臣谨慎地把罪状全部陈明，伏乞圣明察知臣感恩图报的愚诚，体谅臣等献上微薄心意的诚恳，宽恕臣等发生讹误的缘故，赦免臣等不知忌讳而获罪的过失，特意命内侍人员时常把图册进呈东宫供太子观看，以表达臣等微小而真诚的心意。臣等承受恩德又畏惧获罪，惶恐战栗至极，派千户曹昂携带进呈，谨此上闻。一、文王为世子时问安图 谨按：这是文王做世子时侍奉父母的礼法，是万世帝王都应效法的。仰想皇太子殿下具有足以作为天下准则的大孝，也都应当学习文王。这幅图就是一个榜样。如今时时观看这幅图，自然能够兴起孝心，扩充自己的良知良能，成为天下的准则。二、文王为世子时观察膳食图 谨按：这是文王做世子时侍奉王季的礼法。史书称王季享年一百岁，文王早晚都亲自察看膳食，确实是圣人的大孝，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式。想来文王当时已经四十多岁，武王也已经二十二岁了。这也可以看出圣人家庭宫廷之间天伦亲情的极大快乐。伏望皇太子殿下常常观看这幅图，也可以见到古代圣王侍奉父母的礼法，涵养孝心，恭敬地察看圣人的膳食，以大孝成为天下的准则。三、文王为世子时在学校按年齿礼让图 谨按：这是文王做世子时入学，与同学者按照年齿互相礼让，万世都仰慕为盛德。古代入学的人都穿士人的服装，天子的儿子也穿士服。如今考察古代图式，也没有固定格式，只能像这样大略摹画。况且大学中按年齿礼让的礼法，后世很难实行。洪武初年，曾经建立大本堂，让先代功臣谨慎的子弟侍奉东宫；亲王讲读时，也没有按年齿礼让的礼节。臣等实在难以再作虚构。只希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也能看见古代圣贤谦逊而忘却权势的意味。四、汉代儒者桓荣授经图 谨按：这是汉明帝做太子时，桓荣为太子传授经书；汉明帝即位成为天子后，又以师礼尊崇桓荣。史书把这看作盛事。汉代距离三代不远，还保留古代风气；太子自称姓名、自称童蒙，都是极盛的谦德。我国朝儒臣辅导东宫，礼法有一定的格式。仰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也能看到上古帝王以五种教化教导太子的用意，从而涵养圣德。五、神尧茅屋土台图 谨按：这是史书所称帝尧为具有俭朴德行的天子，宫室、服饰和器物都简朴到这种程度，由此可知百官臣民更加俭朴。天下崇尚节俭，正是天下富足的原因。我宣宗皇帝的俭朴德行同帝尧相符。仰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可以看见古代帝王俭朴的气象。何况恭逢皇上顺应时宜创制制度，宫室、服饰和器物都依照礼制修订确定，规制极为完备，足以成为万世法则。我的殿下只要遵循既定的法则，享有万世太平罢了。多么盛美啊！

译六、大禹饮食菲薄、厌恶华美衣服图 谨按：这是孔子称赞大禹所实行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缝隙：自己所用的饮食菲薄而不奢侈，祭祀鬼神却极其丰盛洁净；自己所穿的衣服粗陋而不华美，礼服冕服用于祭祀时却极其美好。奉养自身简约，侍奉神明丰盛，所以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帝王富有天下，难道会没有甘美的饮食？难道会没有洁净华美的衣服？只是帝王是天下的表率，帝王喜欢节俭，天下人就都节俭；帝王喜欢奢侈，天下人就都奢侈。天下都节俭，财物用度就充足，百姓就安宁；天下都奢侈，财物用度就不足，百姓就不得安宁。大禹崇尚节俭，实在是万世的法则。仰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以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大臣们有所取法，便不敢贪婪奢侈，这实在是天下万姓无穷的福祉。七、大禹降低宫室、尽力开凿沟洫图 谨按：这是孔子所说的，大禹自己的宫室低矮简陋；对于百姓田地中的水道、引水灌田的沟渠，却都竭尽力量去治理。他对自己的供养很薄，对百姓的事务很厚，所以成为盛大的德行。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费用，价值要百金。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于是就不修了。帝王富有天下，百金很少，却不肯轻易花费。汉文帝的德行盛大得如同大禹。大禹平治水土，又开通沟洫，教百姓灌溉田地。江、淮、河、汉的水，干旱时引入沟洫，田地得到浇灌；水涝时水沿沟洫流向河海，不至于泛滥。百姓没有旱涝的忧患，年年都能丰收。田地有了沟洫，夷狄盗贼遇到沟渠就会停下，不能纵马突进，所以世间极其太平，没有夷狄资助盗贼作乱的忧患。仰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领会古代帝王勤俭的用意，涵养圣德，这将是万世的福祉。臣等再按：尧建都平阳，禹建都安邑，都属于冀州。后面有太行山拥护，前面排列着三岳，黄河环绕，从碣石流入大海；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江水发源于嶓冢山，向东北流入大海，环绕朝向帝都，是天下第一的形胜之地。只是土地狭窄、山势险峻，漕运困难。我朝建都燕京，也处在古代冀州境内，形势胜概同尧、禹相同。天下普遍的河流都朝向这里汇聚，万山也朝向这里拱卫，这是圣朝万万世太平基业的根基。臣等谨附带说明这些，为殿下考察天下地理略尽一点帮助。八、周王稼穑图 谨按：这是周王室拥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朝从后稷开始教百姓从事农业，《诗经》说‘赐给我小麦大麦，上天命令我普遍养育百姓’，是说后稷教百姓种植麦子，奉行天命来养育百姓，能够体察上天的心意和命令。后稷的后代取得天下后，到公刘又修治后稷的事业，《诗经》说‘于是整治场地，划定疆界，堆积粮食，建造仓库’，是说公刘教百姓务农，使百姓富足，田界和场地都有粮食储积。到太王时，又修治后稷的事业，《诗经》说‘于是划定疆界，整理田地，开通水道，划分田亩’，是说太王迁到岐地，教百姓划定疆界、整理田亩，勤力从事农业。到文王时，又修治后稷的事业，《尚书》所说‘就这样安定功业、治理田功’，说的就是这件事。到成王时，周公担心成王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不知道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于是写作《无逸篇》，开头就把稼穑作为首要事务。这就是周王室拥有天下的根本。到康王召见王以下的时期，太平日子久了，不再体恤百姓从事农业的辛苦，周王室于是衰落。伏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领会帝王体恤百姓、重视根本的用意，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福祉。臣等再按：古人称帝都，以丰、镐为上，秦、汉、隋、唐都建都在那里，称为关中。如今看来，那里的俊才虽多，却有黄河泄散王气，前面南山遮蔽离明之象，西面有羌戎为患，东面有濠水涵养潼关，只足以自守，不能兼制整个天下。与我朝神京相比，宇宙间完整的气势都聚集在这里，远远不是关中所能相比。臣等谨附记这些，为殿下考察天下地理略尽一点帮助。九、周室后妃养蚕织布图 谨按：这是《礼记》和《诗经》所记载的养蚕织布之礼。天子、诸侯的后妃夫人亲自察看养蚕、绩麻和制作衣服的事务，不只是自己勤劳节俭，实在是为了教化天下，使天下妇女都勤于养蚕、勤于绩麻，这样女子就会有多余的布匹，人人都能得到衣服，天下太平也就由此而来。仰望皇太子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领会古代后妃重视根本、勤劳节俭的用意。十、宫中空地种植蔬菜图 伏读我圣祖关于政务的重要训示，圣祖俭朴的德行超过千古，是圣子神孙万世都应遵循的法则。一百七十年来，大内宫殿中有应当拆旧建新、改换破损而使之坚固的地方，我皇上顺应时宜创制制度，又都修治得完好坚固，这是万年无穷基业的保障。伏望殿下仰思皇上创制制度的勤劳、太祖传下基业的美德，时常观看这幅图，将以遵循皇上建立制度的谋划，不敢再有更改建造，使宏大的基业永远稳固，实在是万万世太平的保障。十一、西苑耕作图 皇上在西苑耕作，知道百姓的艰难，这同大舜耕作、后稷从事农业、文王重视田功、武王重视百姓的粮食、成王播种百谷，都是同样体恤百姓的心意。仰望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体察皇上忧劳警惕的用意。臣等又记下《悯农》诗，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意思是人依靠农民来养活自己，应当体恤农民的辛苦。又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意思是农民贫困，尚未有丝就先盘算出售，尚未有谷就先盘算卖出，救急都来不及，就像割去心头肉来医治眼前的疮。又说：‘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大臣们修建宫室、剥削百姓来供养自己，筵席铺张绮罗，奢侈尊贵到了极点；又因为接近君主、凭借宠幸，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百姓不能承受这种命运，于是纷纷逃亡。君王如果能够照察到这些情况，一定会思考体恤百姓的办法。伏望殿下常常讽诵这些诗，可以看见农民贫困痛苦的情状。再想想农民一家八口，耕种一百亩田，收获粟米有多少？缴纳租税有多少？牛和种子需要多少？粪土需要多少？徭役又有多少？除去缴纳官租和承担差役以外，剩下的还有多少？这样才知道百姓实在辛苦，实在艰难。贪赃的官吏又加以剥削，夺走他们的衣食。下层百姓的实情不能向上申诉，只能闭口忍受饥饿，实在可怜。由此更加可以看出皇上在西苑耕作，确实是深切念及百姓的艰难；圣德超过上古，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

译十二、西苑养蚕图 伏见我圣上制定西苑养蚕的制度，其同上古帝王重视祭祀、致力于农业根本一样，都有忧劳警惕的用意，并不只是取法周代一个朝代罢了。臣如今只把养蚕取丝的大略说一说；至于后妃养蚕的礼仪图，不敢全部绘画，恐怕有所冒犯。伏望殿下时常观看这幅图，体察圣上重视根本、崇尚节俭、教化天下的用意。臣等又见《蚕妇》诗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意思是城里的妇女不养蚕，却穿着绫罗绸缎；乡间的民妇辛苦养蚕，却没有绫罗给自己穿，所以流下眼泪，这是她们愁苦的感情。民间养蚕妇女终年辛苦，养蚕制丝，精细的丝织成锦绮，全都用来供给官府；粗丝织成紬绢，全都拿去换米糊口，不能留给自己使用。她们穿着单衣忍受寒冷，老人和孩子一同度过风寒，只要没有灾荒，才能活命。不幸的是，贪赃官吏又拘捕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用刑逼迫索取钱财，于是连平日的衣服也一起卖给别人，用来救自己的性命。民间妇女实在极其艰难。殿下常常想到这些，才知道皇上制定西苑养蚕织布的礼制，完全是为了体恤百姓妇女辛劳的用意，这实在是天下万姓无穷的福祉。十三、商王高宗访求道义图 谨按：这幅图讲的是高宗访求道义，傅说首先揭示“学”这一句话，用来嘉惠万世，表现万世君臣讲学、树立人伦极则的样子。明君只知道学习，所以不敢自以为是，而是寻求贤能之士相助，使他们布列于各个职位；天地万物都因此各得其所、得到养育。他所说的“谦逊其志”和“时时勤勉”，正是历代圣人相传的心学要旨。所谓谦逊其志，就像大海空虚，无所不容，所以能从众人那里取其长处归于己善；所谓时时勤勉，就像太阳运行，昼夜不停，所以能敦厚笃实、发出光辉，最终达到圣明神化的境界。商王中兴，实在就是由于这个道理。臣等又恭敬地读到我太祖高皇帝所作《大诰》，其中《君臣同游》篇说：“从前臣下能够与君主同游，是因为他们竭尽忠心成全君主，饮食睡梦之间从未忘记君主的政事。”所谓政事是什么？只是致力于为百姓造福，纠正君主的过失，挽救君主的错误，弥补君主的缺失，使祖宗在地下显赫，使父子生前欢聚，使妻子儿女当时荣耀，使自身和名声流芳千古，历经千万年也不磨灭。想来我太祖高皇帝所说君臣同游的话，就是商王高宗访求道义的心意。高宗访问傅说，是希望通过讲学得到启发和辅佐；我太祖与臣下同游，是希望臣下纠正过失、挽救错误、弥补缺漏。高宗讲学，也只是为了百姓。我太祖对臣下极尽恩惠礼遇，也只是希望他们为百姓造福罢了。高宗的心意就是太祖的心意，都是在为万世树立人的根本道德准则。仰望皇太子殿下熟读玩味《高宗访道图》，以圣祖的格言训诫加以印证；又熟读玩味我皇上赐给臣下的《敬一箴》，体会我圣祖与臣下讲学的心意，也就是圣祖君臣同游的心意、商王高宗访求道义的心意。这样，道统的正宗脉络就能传承万世。臣等不胜殷切期望！（奉圣旨：邹守益借这幅图上疏讥刺朕，交给礼部参究勘问。又奉圣旨：姑且念他是进献忠言，免其罪。钦此。） 《大礼疏》翰林院编修臣邹守益谨奏：为恪守礼义以明确国家舆论之事。臣恭敬地蒙受皇上想要隆重报答生父恩德的圣意，屡次下令群臣会议，以求得天下公论。公卿以及台谏、百官交相上章论奏，推究大宗小宗的道理，辨明正统与私人亲属之间的等级，只是唯恐皇上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一味以礼尊崇亲属；群臣则献纳正确意见、替换错误意见，想以义来侍奉君主，这实在是极为盛大的节操。后来一两个奸人妄以强词欺骗君上，激怒圣心。陛下没有察觉而错误地相信了他们，在尊号之上，完全由圣上独断。大小臣工没有人敢于匡正挽救。近日关于营建宫室的议论，又劳烦圣上降旨诘责，认为群臣欺骗年幼的朕，实在严重败坏纲常，破坏父子之情，伤害君臣之义；而公卿以及台谏、百官畏惧天威，不敢

译再陈说一句，以解除陛下的疑惑。有关部门逐渐奉行此事，道路上传播开来，还说已有“孝顺长子”的称号；这就成了陛下徇私情而自以为孝，群臣顺从命令而自以为忠。若长久这样下去，陛下在上面独断专行，不顾天下万世的公论；群臣在下面依附逢迎，只图一时富贵，却忽视国家长久的打算，抛弃礼义、损害道义，这不是国家之福。从前鲁国国君不忍心让患病的父亲元公住在原来的寝宫，害怕更换寝宫的竹簧，实在是爱得太过了。曾子责备他说：“君子爱人，是用道德来爱；小人爱人，是姑息迁就。”如今对献帝加以隆重尊崇，难道不只是更换一根竹簧那样的小错吗？以献帝的明智，如果想到曾子守礼的道理，难道不会认为陛下这是姑息性的爱吗？从前鲁公接受天子赐予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大概是尊崇到了极点；孔子却痛惜地说：“鲁国举行郊祭、禘祭，不合礼制，周公恐怕会为此悲哀。”万世以后，将会有因不合礼制而为之悲哀的叹息，给献帝增添负累；陛下难道能安心吗？大小臣工援引经书、考据古事，是希望陛下专心于端正正统，不被异说动摇；对于献帝的尊号，保留最初受封的称号，以避开皇考的嫌疑；对陵墓和宗庙，则在每年时节派重臣代为祭祀，等皇嗣繁盛之后，在安陆另立后寝，以保全百世不迁的尊贵。这样，宫闱没有僭越的嫌疑，对于生父也得到了追崇的适当安排。把这一道理传布给宗室藩王，他们便会安定；传布天下，天下也会心悦诚服。这是群臣忠诚、爱护而又忧惧恳切到了极点的真情。陛下没有察觉，反而责备他们，说他们忤逆且怠慢；那么圣明睿智的心就会受到摇撼，喜怒哀乐也难免失去平衡了。陛下入承大统，是为了继承孝宗而治理天下。臣民爱戴孝宗的德行，想要报答他，对于陛下谁敢怀有二心？况且陛下圣德高明，临朝听政、讲学，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在朝廷的臣子无不感激。起初诏书说要思考辅佐太平大治。大礼关系极其重大，谁敢欺骗？“欺骗”二字，不仅不敢说出口，实际上连在心里萌发都不敢。只是有一两个奸人颠倒黑白，把忠诚说成欺骗，离间上下的交情，摧折忠直之气，想借机钻空子，暗中操弄威福。这是先王必定诛杀而不会听任的人。陛下不加以诛斥，反而错误地相信他们的话，臣恐怕奸邪谄媚之人会逐渐进用，共同施行邪谋，公论的元气就会索然耗尽，天下的事情便有极其可忧的了！臣遍览前代史书，关于继承者和生父的道义，明白可考。冷褒、犹之类的人，当时被称为忠诚爱护，后世却斥责为奸邪谄媚；师丹、司马光一类的人，当时被称为欺慢，后世却仰慕他们为正直。后世看今天，正如今天看古代。臣愚昧地认为，大小臣工应当披肝沥胆，秉持节操竭尽忠诚，守住师丹、司马光的正道，以启发圣心；不可因畏惧威严而迁就回避、反复无常，以求苟且获得宠禄。陛下应当委屈自己听从善言，不吝惜改正过错，察知群臣忠诚爱护的真情，信任并任用他们；那些因违逆圣旨而离开国都的人，应召回任用，使他们各自施展才干，辅佐纠正过失；至于冷褒、犹之类的人，则应斥退断绝。这样或许可以使圣意坚定、国论明白，再也不敢有人动摇宗庙、离间宫闱；圣德和大孝光照四方，太平之治或许还可以谋求。从前先帝南巡时，群臣交相进谏劝阻，先帝勃然大怒，重重加以惩罚贬黜，难道不是认为群臣这样怠慢违抗是有罪的吗？然而皇上当时在藩邸听说这件事，一定会认为这些臣子是对先帝竭尽忠心。如今入承大统，难道独独不能容忍群臣对陛下竭尽忠心吗？如今上天示警、地震不断，灾异频繁，百姓困穷、盗贼兴起，白骨遍野，甚至有父子兄弟相互吞食的事，这自古以来都是罕见的。正应当上下共同修治，敬畏上天、忧虑百姓，寝食不安；怎么可以懈怠相安，推说没有忧患呢？

译臣供职史馆，参与修纂先帝实录。每当看见奸人当权、政事刑法日益败坏，便潸然流泪，惭愧自己没有匡正挽救来报答先帝的恩德。如果再缄默不言、只求保全自己，从而辜负陛下，对着面前顺从、背后非议，那么死后也有说不尽的惭愧！因此冒昧陈述狂妄愚昧的意见，希望能够传达到圣上听闻。假使将来史册上圣德功业日益光明，那么臣即使退居乡里，也同样分享荣耀。冒犯天威，惶恐不胜，等待治罪。（奉圣旨：邹守益这个人，越出职位妄加议论，不修习本职，既然知道忌惮，又来亵渎怠慢，实在太轻率。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拷打审问后奏报。） 《薛文清公从祀疏》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读臣邹守益谨奏：为敬奉圣谕，议论祭祀典制之事。近来御史杨瞻、樊得仁建议，要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从祀于孔子庙廷，礼部又上题此事。奉圣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堂上官员各自提出意见。钦此。臣仰察圣心以道统为主张，鼓舞后学，广泛采纳舆论，慎重对待祭祀典制，怎敢不竭尽所能提出末议，以备圣上采择。臣谨按：孔门评论人的品格，最高的是中行，其次是狂，再其次是狷。所谓中行，就是具有中和之德，树立根本并践行通达之道的人。孔门弟子称说孔子处事合乎中道，说他温和而严肃，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就像大的和谐元气，周遍贯通天地，运行于四时。当时只有颜子善于以自身表现出孔子的内蕴。考察他的好学之处，就是不迁怒、不重犯过错。他深沉潜修而纯粹，呈现出和煦如春的气象。所以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了吧！”所谓狂和狷，虽然未免有习气偏颇，但狂者高声自许，仍有毅然认为圣人必定可以达到的一面；如果功夫细密严谨，狂者就可以达到中行。狷者不屑于不洁之事，战战兢兢地唯恐污辱自身；如果功夫广大宏阔，狷者也可以达到中行。所以道以中和为最高，学习以中和为目标。《中庸》的写作，开头用戒慎恐惧指示修养功夫，结尾用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来概括成就，后来圣门的传承因此没有坠落。两汉以后，并不是没有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匡正时局的辅佐之臣，但往往发言行事不能合乎中道，无法参与天地化育、主持万物，正是因为不讲求学问罢了。所以即使唐太宗英明睿智，自以为表彰圣学，所从祀孔庙的二十二位经学大师，也都是以专门训诂为功。至于马融、王肃一类人，败坏名声、损害道义，也滥列其中。若不是陛下圣明，洞察千古，又有谁能加以厘正呢？训诂日益繁多，著述日益丰富，纠缠于文字意义，比较异同，摹拟礼仪，任意穿凿本性，离道越来越远，却还安然自以为是孔氏之学。譬如做释氏门徒的人，不从事于明心见性，却修建寺院、供养僧人，诵经读偈以希望成佛；做老氏门徒的人，不致力于达到虚静极致、守住深厚宁静，以接受无为无欲的教化，却炼制金石、学习方术咒语以求成仙。这些都是铺陈糟糠而抛弃精醇。我朝历代圣君用道德礼乐教化成就天下，文章、政事方面的臣子，都足以与古代圣贤媲美。然而毅然把理学作为宗旨，实在是从薛瑄倡导开始的。薛瑄在濂洛之学所说的静而虚、动而直、大公而顺应等旨意上深入造诣、自有心得，臣不敢妄加许断；但他从幼年到老年，始终专心致志、努力践行，恳切地以恢复人的本性为教旨。考察他出仕、退处、进用、退让之间，不向权奸屈节，不到私宅谢恩，不对权贵近臣曲法，不在临刑时屈服志节，不在宰相职位上滞留不去；当时众人一致尊敬信服，称为薛夫子，这难道是可以凭声音笑貌来取舍的吗？与古人相比，他大概接近狷者一流吧？世人议论薛瑄不应列入从祀，有人认为他见理还不够明澈，不足以传承此道；那么即使颜子、曾子以下，也已有不得其宗旨的人，对薛瑄的要求就太完备了。又有人认为他著述较少，不足以辅助圣经；那么即使颜子、曾子这些真正得到圣学宗旨的人，与后来的儒者相比也有所不及，对薛瑄的要求又太浅薄了。祭祀典制的重大，没有比孔庙更严肃的了。不应进祀而进祀，是祭器礼仪的玷污；可以进祀却加以阻难，也只会阻塞进德修业的道路。这两种做法，都是失去中道。皇上大力弘扬敬一之学，以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综合裁定群臣议论，自有天理法则。臣认为，进祀薛瑄，树立他的声望典范，以彰显国家盛德，对于世道人心未必没有补益。谨此上疏。《九庙灾自陈疏》南京国子监祭酒臣邹守益谨奏：为自陈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以消弭上天灾变之事。根据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的手本，又根据礼部咨文所载监察御史党承赐等上题的“答复天戒，严格实行上下交相修治，以隆盛圣治”一事，奉圣旨说：宗庙发生灾变，朕心震惊，应当痛切地加强自我修省，以实际行动侍奉上天。两京文武大臣，着令各自陈述时政的缺失；各衙门着令分条上奏，务必切实涉及民间疾苦和国家体统，不许虚应故事、泛泛铺陈文饰。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文书已经送达臣处。臣听说上古关于君臣共同修治的训诫说：“君主能够艰难自持，臣下能够艰难自持，政事才会治理好。”《尚书》又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民能够遵守常法，百官修治辅佐君王，只有这样君王才会明明有德。”所以君主能够艰难自持，就能把上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这叫善于侍奉上天；臣下能够艰难自持，就能把君主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这叫善于侍奉君主。从前殷王中宗时，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中，灾异实在很大。他向伊尹询问，通过提升德行战胜妖异，所以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按照天命自我衡量，敬畏地治理百姓，不敢荒废安逸。因此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时，有飞雉飞上宗庙鼎，灾异也很严重。他听取祖己的意见，终于把政事端正过来，所以使殷邦得到美好治理，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什么时候有人怨恨。因此高宗享国五十九年。遍览史册，警戒十分明白：有的国家因多难而兴盛，是敬慎胜过怠惰；有的国家没有灾祸却丧失国运，是怠惰胜过敬慎。所以修养身心之所以能够延年益寿，国运之所以能够祈求上天延长，普通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资圣贤，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全取决于一念的真纯；也全取决于这真纯的一念不被任何东西转移动摇。近来上天出于仁爱降下警戒，火灾波及宗庙，古代的灾变与今天相比还不算严重。

译陛下孝敬先人的思念真挚悲切，深深自责悔过，谕告群臣痛切地加强修省。甚至有愿意投身火中的话，这与桑林祈雨时献身为牲的祷告，虽然时代不同而精神相同。仅凭这一念，上天后土实在都在共同鉴察，高庙以及历代圣君的神灵也都在共同鉴察。若能保持这种真纯，不让它有丝毫转移动摇，使宫中和谐肃穆、宗庙庄严，即使隐微处也有神明临鉴，即使无人看见也能持守不懈；务必把上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那么了解人民、安定百姓，任用有德者、讨伐有罪者，安抚万邦、抚绥四夷，就会像决开江河一样浩大顺畅，完全可以等待事情自行成就，不必再向外求取了。臣感动到了极点而流泪，仰望屋梁暗自叹息，认为皇上如此忧劳勤政，孝心诚意又如此深厚，所有臣工都应当与国家同甘共苦。辅佐大臣应竭尽力量，耳目之臣应竭尽聪明才智，务必把陛下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可怀有私心、用欺骗手段谋求自身利益而辜负国家恩德。这样或许各自遵守常法，尽到修补政事的责任。有能力的人应洗心革面、竭尽劳瘁，共同渡过艰难大事；没有能力的人则应引咎请求退职，不可窃居禄位、耗费民脂民膏。臣又想到，《大学》古来称赞豪杰，把司成视为首先承担师儒责任的人。南京地区又是国家丰镐那样重要的根本之地，师道不能树立，善人就不会兴起；善人不能兴起，善治就不能恢复。这对于政体的关键作用并不轻。我高皇帝的规条说：本监正官总理一切事务，务必整肃威仪，严格建立规矩，作为属官的表率、后进的模范，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懈怠。我以自己的愚昧，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学术浅薄，不能宣扬阐明圣道；才识质朴愚鲁，不能通达国家大体。虽然勉强加以鞭策自己，想要贡献微薄之力，最终却仍然惭愧自己尸位素餐，应当先行罢免。如果再贪恋俸禄、留恋职位，以至于玷辱官箴，将凭什么严肃实行上下交相修治的实务，扩展革新的美好成果呢？伏望圣上慈悲，将臣放归乡里，选择当时贤能之士，以端正教化的根本；这样或许修省能够落到实处，灾变也可以消弭。（奉圣旨：邹守益借自我陈述之名，言辞悖逆尖刻，着令保留冠带闲居。） 《勤王飨功颂》正德乙卯年六月丙子日，宁王的叛乱在南昌兴起，震惊京畿。都御史阳明王公从赣地奉命前往福建，在丰城脱离险境，赶赴吉安，广泛征募义军，以遏制叛乱的谋略。七月辛丑日向东誓师，癸卯日驻扎在樟树镇。各郡纷纷带兵会合。庚戌日在市中申明誓约，诛杀伍长、斩杀将领各有法度，绝不赦免。辛亥日攻克南昌，壬子日军队进至东湖，与贼军相遇，连续作战，将其大败。丁丑日水陆伏兵同时发动，火舰一同推进，于是擒获元凶而归，将功劳上奏天子。八月辛未日犒劳各军，大宴群僚。当时，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以监督之职参与；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通判谈储、胡尧元，推官王暐，知县王冕、李楫、刘源清、张淮，以克敌之功参与；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郎中鲁直、御史张鳌山、佥事刘蓝、知府刘昭、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以急公义、赞谋划参与；其余效忠尽力的将士，也都按照职位排列记载。啊，诛除叛乱、讨伐贼寇，是万世的大法则；把它写入诗歌，以彰明风俗教化，是太史的职责。于是作颂说：高皇帝恭敬地承受上天的明命，历代圣君彰显德行，鸟儿飞翔、鱼儿游泳。树立屏障辅弼，诚心保佑同姓宗亲。如今宁王藩府兴起叛乱，诛灭那凶恶如枭獍之徒。皇帝命令中丞，前往整治南闽。神灵实在挽留王公，使他脱离百姓罗网般的灾难。于是奋起义军，奉行上天的惩罚。鸾凤、鹏鸟、鹗鸟，左右簇拥、翩翩而行。终于攻克狡贼巢穴，终于擒获大恶之徒。山川重新焕发光彩，鬼神各自安定其位。上天辅佐皇国，没有使我们的军队徒劳。世代相济的骄横奸邪，几天之内便被平定。于是犒劳各军，百官都在。我皇帝酬报功劳，还将有大赏赐。愿我新兴的国家，不再踏入邪僻之道。让忠孝成为我们的准则，以公共大义作为占卜吉凶的准绳。愿王公德行盛大，最终完成九仞之功。广布文明教化，拔擢贤才而进用。愿皇帝建立人伦极则，于是确定贤明的太子。使国家万邦守持正道，与上天相配而无穷无疆。卷第三下，《说》类 《学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中，人最为尊贵。人之所以尊贵，在于具有本性；本性之所以成为本性，在于仁、义、礼、智、信。能够在天地之间充分实践这五种德性，就可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称得上是人。只要有一项亏损，便已经自己得罪上天，何况损害这些德性而毫无顾忌。这样，即使外表高大、长着胡须眉毛，反而会成为虎狼、蜂蚁、鸿雁、睢鸠的罪人。人的形体都是同样由人构成的，人的本性也都是相同的。为什么竟会成为虎狼、蜂蚁、鸿雁、睢鸠的罪人呢？是因为物欲牵累了他。学习的道理，就是用来防范物欲，使人恢复天地赋予的本性，只求不辱没作为人的身份罢了。从前圣人论说好学，只说不求安逸饱足，勤勉做事、谨慎说话，到有道德的人那里请教并改正自己罢了。他称赞颜子，也只说不迁怒、不重犯过错罢了。这就是圣人之学可以考察的地方。所以说：“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它。”学习者所学的就是这个，温习者所温习的也是这个。温习而说“时时”，是说功夫不能停息。学习的弊病没有比停息更大的，停息了，物欲就会流行，天理就会泯灭。天理与物欲相互消长，二者没有同时并立的可能。所以君子戒慎恐惧的志向，从听见发展到即使听不见也如此，从看见发展到即使看不见也如此，从说话发展到即使不说话也如此，从行动发展到即使不行动也如此，始终如一，片刻也不离开。道不能离开人，人也不能离开道。人与道凝聚为一，然后才能践行人的本性而不辱没自身。这就叫善于学习。专门从事训诂的，知识或许专一；专门从事记诵的，知识或许广博；专门从事辞章的，文辞或许华美，但如果在道上反而背道而驰，就是学习的蛀虫。何况窃取孝悌忠信的现成说法，把它当作谋求利禄的媒介，安然把恶行传播给众人，还向世人宣称这就是学问，难道可以吗？我沉醉如梦，已经二十九年了。每天在荆棘泥淖中跌倒，却自以为走在康庄大道上。幸赖先觉之人大声把我唤醒，使我准备改道去追随来者；又有八九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磨砺、扶持我，想求不枉此生，于是我推究学习的最高根本来告诫自己，并时时观照它以自我警戒。《鹿鸣》诗篇说：“人们喜爱我，就把周全的大道指示给我。”古人在饮酒进食之间相互爱护，是用道德来爱护，而不是姑息迁就，正是这样。所以一个人明明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却说自己不能实践，就是在残害自身；说君主不能实践，就是在残害君主。这个道理从孩童时期我就已经熟读了。若说朋友不能实践，难道不也是残害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