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集卷八十五

译拘泥古法而不能通晓今务的，叫作腐儒；熟悉世故而昧于道理的，叫作俗吏。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不应学习的。恭请明察：如今学业和品行不加修治，只在[“筭拨歴”疑有讹误]之日计较月份，连经术也不讲究，众人争论短长得失的甘苦。唉，这本来就应当是执事您感到惊异而急于询问的事情。诸生进入太学，都由贡举而来，德性已经成就，学业已经完成，登用任官将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考察天下的形势，不过是人情罢了。人情所安适之处，不能强行拂逆；即使有尧、舜的智慧，汤、武的勇力，如果违背人情来任用，也断然不能成功。事情也只是使文情合乎法度罢了。太古之时，百姓刚刚出生，披头散发、赤身裸体，与禽兽没有不同；圣人制作为冠带衣裳，正是顺应人情最安适的需要。假如只用土石草木把人覆盖起来罢了，难道会有人不跳跃奔走、投掷挣扎吗？国初的生徒，本来有几年不迁徙的；如今不过三四年间，争端就百出，难道古今人情相差如此悬殊吗？回答说：不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对这件事有所乐于其中，谁肯甘心承受辛苦并安处其中呢？所以骑马驰骋、在原野上试剑打猎，已经十分疲惫了，第二天仍然要拿着戈、跨上马鞍，奋勇跃进而争先，为什么呢？因为以捕获野兽为乐。假使只有打猎比较的劳苦，而没有打猎比较的乐趣，我知道人一刻也不能安处其中。今天的事情，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国初虽然说每日轮番值班，但因此供给饮食；诸生整理衣襟、束好衣带，带着书到学馆，吃饭完毕后轮值防守，从容办公，然后各自坐进号舍，以完成学业，而且早晨学成，晚上就能被任用。既没有领取薪水的劳苦，又有施展志向的乐趣，怎么会不安适呢？如今却不是这样：虽然有廪饩供给，但已经不是当初养育贤才的本意了；何况贫困、疾病和衰老又逐渐侵入其中，辛苦奔波于旅途，流浪消磨岁月，即使是有志之士，也会起来争取改变，何况本来就好逸恶劳的普通人呢？这种局势是必然会达到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曾经验证过：想离开这个地方的人，一定是内心有所不乐；彼此争斗的人，一定是彼此不能安处。快乐就能彼此安适，彼此安适就会互相谦让，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说：知道而不喜欢，说明认识还没有达到；喜欢而不感到快乐，说明喜欢还没有达到。事情达到快乐的境地，正是圣人制定礼乐的根本。如今的生徒，有的已经仰望太学却产生畏惧，哪里能够快乐呢？恭请明察：欺骗虚诞彼此相习，每每称病来逃避坐堂听讲；奔走竞争成为风气，有的依附权势以求迅速显达，害怕拘束而喜欢放纵，逃避勤劳而追求安逸。唉！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如同风。”孟子说：“上面有所喜好的，下面一定有更加喜好的。”今天太学的教化，难道和古代的教化不同吗？所保存的只剩文学一科罢了；它又和古代的文学不同吗？我自从进入太学以来，私下曾留心观察，所见所闻不过是说：“某人长于举业，可以考取进士。”于是便以礼貌相待；又说：“某人熟悉时文，可以在科场中称雄。”于是便援引帮助他。教导人的也只是如此，从未听说某人因为道德而得到一次褒奖，某人因为学习圣贤而获得一次赞誉。难道几百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两个人足以当选吗？我不敢如此深重地诬蔑当世。何况科举之业，取决于人的资质，其学问有达到的，也有未达到的；圣贤之事，本出于天性，只是没有学习罢了，一经学习就一定能够达到。大体说来，科举之学容易，圣贤之学困难；又举世都喜欢科举而不喜欢圣贤，那么谁肯严重违背天下人的爱好，独自攻治自己难以做到的事情，从流俗中拔身而出，挺立在风气之上呢？世间能有几个人呢？况且文人没有品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大概是他们尽心于枝叶而遗弃根本，游艺的时间多，而立身实践的功夫少。如今即使不能径直 把根本所在指示给学者，反而替他们推波助澜，助长这种风气。明知这个人不可与之谈论，却只是一味看重他的文辞。他将会说：“我的丑陋，我的文章足以遮盖它。”旁边又有愚昧不肖的人仔细看着，也会说：“某人尚且如此，还能在人群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妨害。”辗转相互仿效，人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普通人的性情，如果没有在前面加以劝导，又没有在后面有所畏惧，就不能使内心合乎规矩法度。士人的习气不美，是有来由的。恭请明察：改变士人的心志，更新士人的习气，使为师者各尽其职，不做倚着坐席的博士；使为士者各自遵循学业，不做城阙中的游荡子弟。在学问上争先，而不计较资历；以道德相互谦让，把奔走竞争当作可耻。应该怎样施行才可以呢？我听说圣王不拘守旧有礼乐来治理，君子不沿袭旧常来建立教化。为什么呢？因为道与时势常常不能同时推行。执事您怜悯学教的衰败，奋然左手提携、右手扶持。我认为执事既是贤者，又遇到了合适的时机，私下对此寄予希望。如果一定要远远追效三代，坐享人才成效，这件事关系到我这个学生，另有论述撰写；但估计不能突然实行。为什么呢？太学与铨选相互贯通，想恢复太学，必然要改变铨选；想改变铨选，必然要改变科举。这不是有志于治理的圣君和得到君主信任的贤相，逐步进行大约三十年的更张，就不能达到，所以说不能突然实行。如今想实行国初积分之法，恢复宋代儒者湖学的规制，我直说它的形势也有不能实现之处。又为什么呢？积分之法，就是前面所说的贯通铨选；如果已经按照今天的资格来实行国初的积分，那么士人就会有老死在成均的，难道这是他们本来的愿望吗？至于宋代胡瑗痛恨词赋的弊病，在湖学中用经义、治事来纠正它。湖学是地方郡学，当时教师有确定的教法，弟子有确定的学业，所以安定先生的门人出现了，而天下的人才也因此衰败了。庆历年间曾把这种办法颁行于太学；但宋朝三舍法还有小成、大成的遗意，所以士人多有在那里学习数年的。大概经义、治事之学，不是可以在早晚之间要求成效的，日子久了、功夫到了，或许才能有所成就。然而宋人也只是把它写成法令罢了，没有看见他们真正能够实行，难道不是因为乡学和国学不同吗？教师虽有确定的教法，弟子却没有确定的学业，所以才如此。今天的事情又不同了：进入太学的人有所谓水程事务；[“故之日”疑有脱误]，实际上在学的也有数月的，有超过一年的，最多的也不超过

译三期月之外；此外还有课试的拖累，还有领取薪水的劳苦，其中真正用心于学习的时间，能有多少呢？即使勉强施行，也不过是揭示一个虚名罢了，对上下都没有实际益处。人居住在家中与居住在旅舍不同：住旅舍时常想着出行，住在家中则能安于自己的事业。如今的太学，就是今天士人的旅舍，所以说这是形势上不能实现的地方。只有二程关于礼贤、以吏为师的建议，可以用于今天。虽然如此，建立法令贵在有助于办事，不贵在纷纷更改；如果法令一立就使人惊骇，惊骇便产生疑惑，疑惑便不信任，不信任便不实行。关键在于顺应形势而使之合宜，就像大禹治水一样，难道只是大禹治水才如此吗？三代圣人都采用这种方法。况且忠厚与文饰相互因循，忠厚的弊病就用文饰来救正；文饰与忠厚相互滋生，文饰的弊病就用忠厚来救正。因此人们不会惊骇，也不会察觉法令已经改变。燕、赵人出生后不懂舟船，一旦来到具区、彭蠡湖边，看见帆樯就会疑惑；等看见船只在风浪中出没、纵横上下，就会双腿发颤、脊背出汗；而吴、楚人本来就有以舟船为家的，耳目所见不同。耳目受到的障蔽实在太厉害了，不可以一下子改变并消除。如果骤然要求他们达到言意之外的境界，那么不成为燕、赵那样害怕舟船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太学，应当按照今天的适宜办法来处置；今天适宜的办法大略有四件事，请让我说说：第一，扩大大学的学术，用来挽救科举的弊病。我听说古代的人没有不学习的，他们学习二十五年以后才出仕；既然出仕，只有根据才能任用，没有所谓资格限制。因此伊尹从莘野兴起，傅说从版筑之间被举用，太公从渭水之滨起用；开始时这样培养他们，最后也这样任用他们。如今科举取得出身以后，只讨论年资和官阶，竟不问他的学问以什么为根本、才能能够胜任什么。说到这里，即使想忍住眼泪而不痛哭，也做不到。上面的人既然这样对待天下的人才，人才所学习的内容，除了有司规定的一套举业之外，也就很少再留意了。不过，举业的本意未尝不好，为什么呢？以经书为根本来考察义理之学，参照论、判、表、策来考察治理政事的方法；胡瑗所谓经义、治事，本来就是兼举并行的。圣祖的谋划极其深远，前辈先达的功业也很高；如今的举子不必有融会贯通的功夫，不必有探究讲求的力量，只需背诵书坊所刻的数千余言，那些文字软熟腐烂，练习成依稀仿佛、浮靡对偶的语句，就足以应付有司的选拔了。学术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可悲吗！如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遥远，聪明才智、能言善辩的人本来并不少，都是科举之学误害了他们。天下的人才不过分为两等：天资聪明敏捷的为上等，后来通过学问通达的为次等。上等人才，只是比别人早几年取得科第；次等人才，只是比别人晚几年取得科第，大致就是这样。早取得科第的人，血气尚未安定，一旦内心与外物交接，就有人被功名引诱，有人被富贵引诱；间或有志于学术，却又重重被政事束缚，既有志向又有条件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这就是上等人才被科举误害。晚取得科第的人，血气已经衰弱，力量赶不上志向，这就是次等人才又被科举误害。天下所有人才都这样被科举误害，不幸的是已经无法挽回了。又有幸进入太学的人，正应当与他们讲明学术，致力于身心修养，而不只是词章；留心经世济民，而不只是记诵；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便去实行什么是正确的。这样，即使学习年月有深有浅，也都不会失去成为君子的资格，将来或许会有可以寄托希望的地位。如果再督促他们专攻举业，就是用有限的功夫去做这种无用的事情。朱子所说的“技巧越精，心术越低下”，还不如不教这些技巧，以保全他们朴实忠厚的本性。为什么呢？举业是求取仕进的媒介，不是达到治道的道路。它的弊病在于浮华而没有实用；挽救它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太学。乡学所储养的是尚未成材的人才，太学所培养的是将要任用的人才。第二，开放荐举，使它寄托激励劝勉的微小权力。国家从科举、贡举中取士，比起古代，似乎范围较小；但也足以供天下任用，取才只期望能够适用罢了。何况太学中的士人，都是声名在外、等待任用的人，荐举似乎没有必要等待。这其中还是有道理的。朝廷任用官员，制定等级差别：有守、令、藩、臬、卿、大夫、公、孤，分别规定章服，辨别资阶；这些都不是人的天性本分所固有的。只是借助这些来巧妙发挥作用，使年轻的、地位低的俯首知道尊贵而服役，其中才质中等的又羡慕并希望达到，所以说爵禄、束帛是用来磨砺世人、激励庸钝的。凭借执事您的盛德重望，在太学中仔细观察、严格考察，每年最终不辜负执事的人，选出一两人，特别加以表彰论列。即使被荐举的不一定任用，任用的也不一定显达，天下已经明白知道太学有荐举的道路，谁不愿意居于其中，接受磨砺、拔擢洗濯，以应合执事您的选拔呢？它的功效实在不少。第三，尊崇礼貌，以爱惜人才。我听说太学与各官署不只是形势不同，宗旨也不同，对吗？为什么呢？各官署叫作政，太学叫作教；各官署叫作治，隶属太学的则称作师生。各官署有五刑，太学则有两种处置；各官署以法为主，太学以恩为主。如今在彝伦堂之上，生徒快步趋行、拜揖行礼，一点也不敢越过规矩；堂上高拱而坐，只用手势指示意思，难道各官署敢这样吗？我认为若不是这样，道就不能尊崇。退下后听取事务，大略应当收敛威严，不必有益于威吓，拜跪等礼仪一概免除，以激励诸生的气节；让他们执经请教、从容讨论，直到一天结束，以承受执事您的教导。我认为若不是这样，道就不能推行。至于高大的厅堂、深长的台阶，使人不敢抬头仰视，本来就已经造成隔阂而不能沟通了。良好的法令、美好的用意，又从哪里能够实现呢？孟子论政，所以一定以仁心、仁德声誉为根本。培养人才如同培育山林，不只是用雨露滋润它，也不能让牛羊在其中放牧。雨露滋润，牛羊放牧，我私下恐怕滋润的力量抵不过放牧的破坏。最后，还在于改变文体，以挽救俗学的弊病。

译《左传》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创立言论。” 文章不是君子首先看重的事情，却也是君子不能废弃的事情。文体关系到时代，义理不能歪曲，君子又不能对此漠不关心。因此写文章如果不以六经为根本，全都是苟且之作。前代的文体，都有已经形成的论说；唯独宋朝南渡以后，文体纤弱破碎，议论者说这是国体衰弱的表现。元人承袭宋代，用粗豪叫啸来矫正它，反而更加不足观。我朝又鉴戒元人的过失，大多以欧阳修、苏轼为宗。我看世人喜好欧、苏，也曾取来欧、苏的文章，闭门阅读，却没有发现它们足以作为法则。于是叹息说：“由六经达到欧阳修、苏轼，是有这种情况的；从欧阳修、苏轼出发而达到六经，却从来没有。”欧阳修的文章温和雅正，是他的学问胜过别人；苏轼的文章通达流畅，是他的才华胜过别人。没有欧阳修的学问和苏轼的才华，却写他们那样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想仿效李陵却没有成功。国朝一百多年，文运昌盛美好，应该正在今天，恭请您留意。六经，是道德的渊薮。自汉代以来，用文章取士，已经不能改变；不敢不以六经为根本，就好比前往都城的人在半路迷失了道路，有人指给他说：“这里是南面，那里是北面，这边是东，那边是西。”这个人即使向北出发，仍然可以到达大道而前往都城；如果却告诉他说：“这里有近路，那里有便道。”我看他不是向东走到海里去，就是向南跑到越地去，这样到老也不能望见都城。写文章以六经为根本，正是为他指示方向，希望将来能够凭借文章看见道理。这四件事，我愚昧无知，不敢断定一定如何，只希望人才和学术能够因此有所改变。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道。”唉！天下的事情，要去做，不要害怕开始时的困难，然后才能获得最终的安定；一定要探究根本原因，然后才能达到末端的治理。因此我替执事您分类列举并逐条说明，以等待采纳选择。至于所谓学校名称，名称不同而意义相同，即使说名称相同，也可以。孟子大概对此有所见识。成均，是五帝的学校；“成”的意思是成就，“均”的意思是平等。上天所生的人才，在这里成就；天下的人才，在这里得到平等。上庠，是有虞氏的学校；“庠”的意思是养育，用来养育才德俊秀的人。东序，是夏后的学校；“序”的意思是次序，即按照先王之道的次序来学习。右学，是殷商的学校；“学”是学习士人的宫舍。周代制度称作东胶，又称天子的学校为辟雍。“胶”的意思是纠集，用来纠合收聚学士；“辟”是明，“雍”是和，即教化天下的人，使他们成为士。它们的意义都以教导士人为主，不像有的学校专门用于养老，有的专门用于教民，有的专门用于练习射箭；职责有分别，意义也不同。《周礼》所记载的大学之道，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以及乐德、乐语、乐舞；《王制》中所见的，则有四术、四教。这似乎比孔门传授的还多。《周礼》《王制》所说的，都是修身的事情，有的从道理上说，有的从教化上说，实际互为表里。所谓教师的职掌，我听说古代的教化不只用礼，还一定用乐，所以大司乐、乐正都属于学校。用三德教导国子的，是师氏；用道养育国子的，是保氏。司成之名起于唐代，大概是总管学校政务的官。司业这一官职设于隋代，它的本源大概在乐正、司业吧？虽然名称不完全相同，职掌都在教育和培养罢了。所谓士人的含义，是命乡里评议秀才，升到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评议士人中的优秀者并升入学校，称为俊士；升到司徒那里的人不再由乡里征召，升入学校的人不再由司徒征召，称为造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把他们报告给君王，称为进士。“选”是选择，即选择而取用；“俊”是百姓中的优秀者；“造”是成就，即成就其才；“进”是使其进身而任官。这些名称的意义是这样吗？所谓历代的学校，有东郊、虞庠、辟雍，是周代的五学；明堂、灵台、辟雍，是汉代的三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国子监，是唐代的七学；太学、武学、小学、律学，是宋代的四学。数量虽有不同，依我考察，它们重视太学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为什么呢？周代的虞庠是小学，泮宫是诸侯的学校；辟雍与东郊在同一地方，称东郊，又称辟雍，以区别于诸侯。汉代的明堂、灵台各有专门职事，只有辟雍是养育贤才的地方。唐代的六学，都由国子监统领。宋代的四学，由司业主持，也隶属于国子监。与今天的六堂一样，都由彝伦堂统辖，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不过汉代的三雍，本来是根据图谶之说；唐代的七学，混杂了以一门技艺命名的学校；宋代承袭唐代遗余，仍然保存旧有轨迹。我朝则以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为名，直接追法三代而加以推广。如今的士人居处其中，难道敢不顾及名称而思考它的意义吗？这也是我的志愿。恭请明察前代太学诸生：有举旗营救鲍司隶的，有倡导义举而不受朱泚玷污的，有舍生抗争宰相任用与罢免的，有卷起堂帘议论丞相起复的。他们的忠义节操是怎样的呢？诸生难道肯把自己置于这些人的下面吗？唉！那几个人，都是所谓遭逢时代不幸的人。他们的忠义节操确实激昂千古。执事认为，他们是用什么道路达到这种境界的呢？天下的荣华美好，人们常常不去追求，是因为认识不足；认识了却不去做，是因为认识还不真实。只有真正认识，所以能够努力实行。那几个人正是履行了这一点。我曾经考察，西都的学术距离古代不远，哀帝、平帝时期尚有遗存，所以应当有举旗营救鲍宣的士人。唐德宗时期，阳城、韩愈相继在太学，所以应当有倡导义举的人。道学在宋代兴盛，所以应当有舍生弃国而不以个人利益为念的人。他们都明显地知道名分和义理值得看重，杀戮和耻辱也甘愿承受；他们去做这些事情，难道还需要等待什么条件吗？想要达到古人的境界，也不过是教导他们学习古人罢了。

译如果真正教导他们，使他们已经有所认识，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实行。幸运时成为贤能的宰辅、良好的百官；不幸时遇见鲍宣、遭逢朱泚，亲眼看见李纲被迫离国和史嵩之重新起复，那么要成为王咸、何蕃、陈东、黄恺伯，也就不难了。孟子说：“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是有所涵养的。”至于那些不受教、不学习的人，连一箪饭、一豆羹都尚且不能相互谦让，怎么能指望他们舍弃身躯、奔赴死亡来扶持天下的大义呢？这就是不知晓道义的罪过。因此士人的习气不美，是因为还没有受到教导；已经教导却不遵循，是教导还不完善；教导完善却不改变，是把人才当作无用之物，应当驱逐到远方，终身不与之为伍。这难道也是古代的道理吗？天理存在于人心，不是由外物熏染而来的，实在是由外物使它丧失；这只在于执事您使他们觉醒罢了。我这个学生出身鄙陋乡野，早年缺少父兄、师友的教导，什么都不知道。[“罔知”后疑有脱文]在大人君子面前冒犯忌讳、狂妄进言，没有地方逃避罪责。然而我自料只有执事您可以听到这些话，实在幸运。应当先教导，然后再处罚。《俨山集》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俨山集》卷八十六 明代陆深撰 题跋一 题写《海叟集》之后 《海叟集》旧日已有刻本，另外又有人选编《行在野集》。闲暇时我于是和李献吉员外一同阅读，又从远处搜集编次，成为今天这部集子。先生多有奇谋，才思敏捷，素来善于谈笑，最终也凭借这些使自己免于灾难。只是他的诗却高雅庄重、悲壮沉雄、浑厚雄健而深沉郁结，和这种形象很不相似。难道先生只是另外拿出其余的才华来应付世俗，而内心所蕴含的本来就不可测度吗？我与深先生同乡，遗憾相隔遥远，无法考察评论，姑且诵读他的诗，以附合孟子所说的意义。题写蜀地刻本《史通》我在史馆任职时，曾经在同年崔君子钟家看到《史通》的抄本。当时讹误很多，读起来十分困难。年力渐衰以后，我仍没有忘记寻找善本。嘉靖甲午年，我任江西参政时，同乡王君舜典以左辖身份从西蜀来，把刻本惠赠给我。我读完一遍后，又采录其内容作为纲要，颇为遗憾蜀本还不够完善。第二年乙未，我承乏任职于蜀地，便根据旧刻本加以校勘，补正残缺和磨损错误，共有若干字；又订正错简，恢复缺失的文字，于是《史通》才可以阅读了。过去人们多称刘知几有史才，考察以后更加相信；加上他性情资质耿直方正，尤其适合担任史官，只是评判是非任凭感情，往往搜取圣贤的过失，这是他的短处。至于评论文体，憎恶轻薄、牵强排比，也可以说是恰当的；善于阅读的人，节取采用就可以了。题写《史通》之后 考察《史通》共十卷，旧本定为三十八篇，每篇叙述一件事，只是因沿袭旧例而分为上、下篇。上篇旧称《阙文》，今本保存三十七篇；因而订正《曲笔》《鉴识》两篇的错简，便把它们合为一篇，以恢复原貌。这样未必就是原书的本来面目，但文章已经不再烦琐缀连了。刘知几写这部书时，自我标榜很高，曾说国史以叙事为工，叙事以简约为主，因此从司马迁、左丘明以上的人，都要受到评论弹劾。然而本篇的冗长，也不少啊。嘲笑前人做得不工，却忘记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得拙劣。唉，修饰文辞的困难竟然如此！题写《七贤过关图》右边这幅画描绘雪景：溪山、树木、山石之间有一座关门，关门下面骑乘而过的共有七人；黄牛一头，骡子五头，青黑色的马一匹，随从八人。每个人都背负或拿着琴、书、囊、箱之类的东西，都是日常所需物品。画面若按迁居行旅来安排位置，笔意颇有佳趣。人物的衣冠似乎属于魏晋时期，难道就是世传所谓的《七贤过关图》吗？如今为樗仙王公进德所收藏。王公正在章圣宫闱供事，受到今上眷顾，日益掌握权柄、得到任用；他所喜好的，都是琴书、图画、史籍之类。他在东华门外有一座高大的宅第，清整雅洁，从不与俗人交往。休沐闲暇，便闭门焚香，弹琴读书，有时展开古代名人的精妙墨迹，临摹书写而不释手，所以书法劲健秀丽，终于成为名家。与当代张东海、萧海钓等人可以并驾齐驱。他尤其喜欢接待礼遇贤士大夫，让座设榻，始终欣然不厌。我烦劳召命从蜀藩入朝掌管大官，恰好主管他的家事，每次接谈议论，他宛然是一个儒者。于是我在席间看到了这幅图，急忙为之称赞赏识，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画艺罢了。王公随即装裱成卷，请我题写几句话，过了一年我还没有机会答复。考察七贤过关的事情没有可考，难道是竹林七贤吗？有人说，就是画家所创作的七个人罢了。大概画家多重视兴致，不屑于拘泥形似，关键在于从笔墨的路径之外得到它的意趣，这样就可以了。王公蒙逢圣明之世，参与机密谋议的帷幄之地；如果他把爱画的心转化为爱惜人才的举动，那么天下一定不会有被遗漏的人才。正如这幅图中人物远远离去一样，我特意把这个期望寄托在王公身上。题写《偶轩先生小传》之后 传记说：“出使四方而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大概说的是即使死也要守道。” 为什么呢？置身于险阻之地，遭受瘴气、雾气、风涛的毒害，死于其中是一种；在夷狄的朝廷上抗手行礼，又有遭遇跋扈强梁之人的危险，死于其中是第二种。所死的情形虽然不同，处置死亡的态度却是相同的。虽然如此，只有仁者不因平安或险难而改变自己的心志，然后才能顺应道义；只有勇者不因祸福而夺去自己的志向，然后才能彰明道理。所以说：“并不是亲身经历最困难，而是选择所趋向的道路最困难。”苏武出使匈奴，留居十九年；当他遭遇险阻、丛杂困厄时，濒临死亡有好几次。世人常常因此看重苏武，称赞他能够处置死亡。像偶轩先生黄公死于海上，难道不是所谓仁者吗？黄公死后二十年，我跟随黄公的儿子、今任御史的如金，和黄公的堂弟讳干刚交游；跟随黄公陷入灾难的还有一个儿子叫希英，他们同在孝宗朝考中进士。因此我听闻他的事情很熟悉。干刚虽然没有奉命出使的责任，却因出使而死，说他死于使命，也可以。难道不是所谓勇者吗？黄公死后既然蒙受恤典，过了很久，御史君的兄弟又都凭文学继承家业、光耀门庭；时间越久，名声越流传、越显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如果国家缺少忠良，家族缺少兄弟友爱，失去这两位贤者，实在可惜而悲痛啊。题写《萝山集》潜溪宋先生景濂，是开国时期的文人。一百五十年以来，博学多闻，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人。我读宋先生的文章，读得最早；至于诗，却没有办法得到。我私下猜想，先生在诗歌方面，莫非略有谦让？或者也是古人所说的难以兼具长处？近来得到《萝山吟稿》五卷，读了以后，锤炼的精密工巧、体裁的辨析整治、气韵的雄伟瑰丽，以及兼采百家的辞采，都是本朝诗人前所未有的。我欣喜安慰了多日，如同重新得到至宝。于是感叹前辈的高雅，世人不容易完全了解；又因自己的浅陋而惭愧，只是到晚年才与之相遇，却没有时间学习了。这一年是己卯年，在冬至日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