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集卷八十九

译跋溧阳史氏族谱 江南的世家，实在只有溧阳侯的后裔最为著名。大概从汉代兴盛以来就是如此。不过，外戚和王侯受到恩泽而显贵富裕，在这以前史氏也曾有过。至于文献方面的美善、安然退处的操守，那么在今天的光禄少卿知山先生身上，难道不是更加盛大吗？知山名后，字巽仲，孝庙年间考中进士。在留都任给事中时，他忠贞、安详、文雅，明白大体，不事外在的装饰，保全自身而退居，尽情享受山林泉石的乐趣，仿佛神仙一般。如今皇帝继承大统，叙录并起用遗留下来的旧臣，于是升任卿寺官。先生在陈谢之余，反而更加坚定了最初的志向。将来还必定会使国史增光，何况这部家谱所承载的意义呢？他在闲暇时亲自编排成册，寄给我在江东的住处。我读后，觉得其中纲纪明白，体例严整。好啊！只是魏晋时代按照门第选拔人才，隋唐尤其重视，所以氏族谱牒的书籍极为重要。当时宰相都兼管谱牒之事，图谱局隶属于翰林，著名姓氏和望族都加以特别优待。近代稍稍松弛，可以说选立贤才已不拘一格，而豪杰兴起，确实有不依赖周文王举荐的了。不过，神明的后裔、圣贤的后代，即使沦为齐国的普通百姓，先人的功德与天地相参，也足以使他们的子孙多少得到一些荫庇。我读这部家谱，正为此有所感慨。跋《五贤像》我闲居时，郑侯思斋送来二泉书院新刻的《五贤像》以及题写、书画和跋文，画中的人物都是我一生中的师友，而五位贤人又都是我极力仰慕的人。每次展读，都会悠然忘记时间，同时也由此产生感慨。忠武侯生逢王朝末世，事业没有达到自己的志愿。我家宣公亲手拓印中兴功臣罪行和功绩的碑刻，范文正公一开始就受到进用，却每天受到当权宰相的排挤。司马公也遭受党争之祸，只有韩魏公始终受到知遇，没有片刻间断，因此他的宰相功业终于成为近代第一。古人评论韩公，不只是说他才能和品德完备，也说他的福分同样齐全。唉！又哪里能够找到像韩公这样福分完备的人来拯救世道呢？思斋应当好好收藏它。跋《九歌图》《楚辞》的《九歌》共有十一首，大概是以“九”命名篇章，并不一定取其数目。后来遂成为文章家的一种体裁。这一卷把《九歌》逐篇配图，却只有十首，缺少《礼魂》一首，难道是遗失了末页吗？这是太原进士宋应宿文明所收藏的。古代君子左边放图、右边放书，是为了取其近便而游心于高明之境。这一卷把图和书合在一起，所取的便利尤其明显。文明如果又能借助其中深奥典雅、高古的辞句，来认识鬼神祭祀的道理，难道不是更加有助于学习吗？书法采用隶书而带古意，不俗。卷首有西涯李文正公题写的篆书，尤其值得珍重。跋解学士书卷 学士解公才华和声名冠绝当世，他的书法纵放奔逸，而意趣格调却特别谨严，像这卷前人的作品，实在值得敬重。姚文学文光带来给我看，我连续看了好几天，舍不得放手。另有李文正、吴文定、王文恪三篇跋文，都是为这卷而作，由此才知道它原是薛二守朝英的物品，如今由南翔张子奇收藏，值得珍藏。跋米元章书卷 以上四件法帖合为一卷。卷首是米海岳的作品，接着两帖没有署名，最后一帖署了名却没有写姓氏，都是元人的书法。惭愧我见识浅陋，不能逐一审定辨别。然而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事，依赖这些东西才得以流传，并不只是用来满足玩赏而已。米海岳的书法对于晋人书法最有功劳，所以它的渊源高出宋代一朝。这一件是《慧日峰录一庵记》，可惜开头损缺了几行。行笔则以《圣教序》为规模，波磔笔法尤其好，懂得鉴赏的人自然应当仔细看。跋《东园遗诗》二首 为东园十三景赋诗的人，有涿郡陶宗仪、吴郡杨基、富春吴毅、大梁董升【缺】倪枢【缺】邵焕、上海马琬、天台李垚、嘉兴郭亨、江右谢俊，共十人，每人十三篇，总共一百三十篇。所谓东园，大概就是我家乡松城陆氏的景周。关于园主人没有资料可见，只看园池亭馆，幽静绝美而高雅；加上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激发，想来也是一时的盛事。这一卷如今由中书王子贞收藏，都是当时的手迹，可惜纸墨焦枯破旧，首尾横裂；当时文章书法的盛况，想来也不止这些。因此我把它抄录编次成一编，以备郡中的掌故。前朝时期，浙西人士沿袭南宋末年安逸享乐的习气，专门以亭馆相互夸耀，而松城尤其号称乐土，四方名士都把它指作避开尘世、寄托身足的地方，所以当地的士绅和文献在江南最为显著。考察这十个人，杨基字孟载，陶宗仪字九成，这两人最为知名；其余人的诗也都有法度，可以讽诵。只有邵焕题作“里人”，意思或许是复孺的子弟和同族兄弟。考察复孺名贞亨；复孺的祖父桂子，字德芳，号玄同，从淳安迁来小蒸定居。后来复孺迁居潢泖之上，号青溪居士；他的诗中往往有“青溪”的语意。那么所谓东园，难道应当就在潢泖和小蒸之间吗？将来有一天我向东返回，乘一叶小舟，拄着藜杖，在那一带徘徊，时时吟咏佳句，在山光水色之间慰藉古人；如果旧日世家的文献还有幸没有损毁而保存下来，岂不是一件痛快的事吗？正德十二年丁丑夏五月二十五日，写于长安寓舍。我抄录《东园诗》以后，子贞又把其余的卷册送给我，于是又得到诗九十一篇。作赋的有七人：曲江钱惟善、扶风马文璧、竹素生卫毅、璜溪冯以墨、蔷薇洞隐者谢复、吴郡傅著、平阳曹绍。曹绍另有序一篇，并且说：“附在思复翁所作的序后。”思复就是钱惟善的字。如今曲江的诗还在，那么这篇序难道散失了吗？陆氏东园的始末，世系履历还没有考查清楚，还应当访求考证。这不过是一家的事情罢了，和文献轻重的道理有什么关系呢？只是这些作品在雕残散失之后仍然令人抚卷兴叹，不能不为陆氏子孙的不肖而遗憾，何况世上比这多万万倍的文献呢？这就是我辑录它们的意图。跋所书陆放翁诗 古人所说的赋诗，并不一定要由自己构思立意、组织辞句才算自己的作品，左氏所记载的事情就可以考见这一点。总之，能够像亲自写出一样抒发志向、叙述事情，才令人畅快，我尤其喜欢诵读这样的诗。陆放翁的诗写病卧山堂，我恰好在查阅《渭南集》，文学姚时望请我为这卷书题写。我在懒散之余，便和他一起诵读。每读一篇觉得痛快，就提笔把它写下来，不知不觉写满了整卷。古人说：“庄周主张万物齐一，所以能与蝴蝶互相化生。”果然如此，实在不必拘泥于是不是亲自创作的分别。跋《绝句诗选》以上诗作分为四类：畅快、婉约、风调、壮浪。本来是按照声调来选择的，而以唐诗为主；其中音节相近的，也兼收进来。至于辞意，则取自山林间各家合作者，其他的不收；即使说它只是诗中的一个门类，也可以。

译跋所书陈虞山诗卷 虞山和我同年凭《诗经》在乡试中举，御史江石虚先生任考官，把我们的名字连续列入荐举名册；我们各自把经义刻成程文，因此我和虞山情同兄弟。后来虞山任谏官，我任史官，但彼此出入时总像是互相避让，因此常常以为遗憾。后来我被贬到南剑，又北调到晋臬，虞山也从葛阳迁任浙宪；我们在公馆相逢，畅谈了两昼夜，把平生仕途出处和学术方面的详细情况都谈了出来，感到十分畅快。于是他拿出这卷书，我便作了这篇文字。人的会合往往不在荣耀显盛之时，而多发生在流落之后；这也像子嗣常常在盛年夭折，却在衰老迟暮之时连续出现。人世间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我在怀玉山房秉烛记下这些。再跋虞山卷 己丑年腊月初一，我从葛阳冒着小雨登上怀玉山，天黑后才到，点灯写这卷书，是为第二天早行作准备。我今年五十三岁了，年末行走在险途上，精力疲惫，所写诗文书法都十分潦草。回想当年在南都等待发榜时，三山街大中桥上与虞山挽臂谈论文章，那时的情形多么不同啊！古人之所以有年老后悲伤的感叹，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这天夜里雨声隆隆，到天亮还没有停，于是不能成行。空斋清幽，颇有闲暇，便又写下这些话作为跋尾。子女的到来有迟有早，人的会合有先有后，难道只有人事如此吗？即使阴晴也不能预料，天道常常就是这样。那些在虚妄境界中忙碌、颠倒地重复旧路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虞山请仔细思量，应当能够回答我。初二日重题。跋家藏韩干画马 以上八匹马，是我家太史公竹坡先生买到后，拿来献给先祖父筠松翁的。筠松翁给它题名为《八骏图》，最为欣赏。长兄友琴先生接受下来收藏。我小时候大概记得事情就是这样。原来这是我乡一位士大夫家的旧物，仓促间流落在外；后来那家还收藏着许多题识。正德戊辰年南归，第二年整理先世遗物，友琴先生拿出来交给我。这时筠松府君已经去世十二年了。我们相对捧卷哭泣，把它装裱成横卷，常常随身携带。于是诵读东坡所题《韩干十四马诗》，对照图画逐一寻找，正是为这幅画所作。这大概确实是韩干的画。可惜后来涉水等六匹马已经亡佚。庚辰年，因为画卷有所损坏脱落，便交付重新装裱；这时先兄友琴也已过小祥。感伤哀悼之余，于是在卷后抄录苏文忠公的诗和跋，给子孙看。名家法书和名画即使达到了神妙境界，对世间仍然未必有益；而用巧计偷窃、凭豪势强夺，由此酿成灾祸、连累德行的人也不少，这是君子应当深以为戒的。只是这卷书关系着我家的世代恩泽，所以它可贵的地方并不在区区技艺的末节，也借此给子孙看。这一年秋七月初一日。跋所赠沈子龙诗 子龙还是诸生时，我一见面就认识了他；我看重他的并不只是文章。近年他果然在科场脱颖而出，乡里人颇以为我有知人之明。我没有别的长处，唯独鉴识天下士人，历来屡有奇验；难道只是我偶然说中，反而增加了我的不幸吗？今年庚辰会试，我作为乡郡的士子，预先占卜会试中榜，希望能像掷卢得枭那样成功，并准备招他到成均东署听候考试。二十六日举行会试，我们门下有个名叫廖道南的学生也赶到，于是留下来和他一同参加考试。我内心欣赏廖生，但私下的希望仍在本乡人身上。点灯后举行小宴，大家作《聚奎亭诗》，各自拿着纸张，酒杯和笔墨交错传递，直到更漏下了三十刻；每个人心里都动摇，似乎有人想离席而去。我仔细看子龙，只见他神情闲雅，仿佛毫不介意，正在和客人下棋决胜；随后又取出古琴弹奏一曲。不久报喜的人到了，廖生果然凭《诗经》夺得天下会试第一，吴君与成也考在前列，我乡的李廷凤接着考中。子龙的气度更加平和，举止更加整肃，我心中也更加看重他。于是送廖生、吴生离开去办理公事，又叫来酒和子龙饮酒，畅谈古人道德的高尚美好、文章的升降，以及我们乡里风俗的变迁。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等候的差役催我参加早朝，于是便和他告别。士人的出处本来各有时机，考中一次进士难道就足以使子龙获得全部成就吗？因此作诗赠给他。跋《忠贤遗墨卷》以上是师山郑先生的遗令一首，共八十六字。唉，他所做的事情真是极其壮烈啊！他的后代郑旸偶然把它寄给我看，江东陆深于是让他的族人防与僴装裱成卷，并附上余忠宣公的一封亲笔信、《元史》列传两篇、吕旭写的《郑忠歌》诗两篇。卷首题写“忠贤遗墨”。考察史书，师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是歙县人，隐居授徒，征召而不肯出仕。忠宣公名阙，字廷心，是庐州人，进士及第，镇守安庆，官至行省参政。两位先生同乡而且交情深厚，考察信中的话，知道他们是生死相交的知己。只是他们殉节恰好也在同一时期。遗令上题的戊戌年，实际上是至正十八年。忠宣公在这一年正月殉难，师山先生则死在其后六七个月。难道是师山已经听说忠宣殉节以及忠宣妻子卜氏也随之死去的事吗？师山的妻子也曾表示要毫不犹豫地随夫而死。难道他们平时受到彼此感召，早已有这种志向吗？多么奇异，他们的道义竟如此相似！平日无事时，朋友之间相互切磋砥砺，难道只是相互敬爱、相互激赏，使声誉流传无穷吗？到了变故来临、面临生死大事时，他们彼此信任的程度反而更加深厚，使后人考察其中缘故并评论时，仿佛他们平日早有讲习、事先约定一样，这是多么高尚啊！感叹元氏凭借武力和才能兴起，却没有丰厚的功业和恩泽；到了末期，政治松弛放纵而失去纲纪，偏爱皇族，而中原仁义礼乐的美好传统，一向没有亲身履行、真正实践的事实。对于南方士人尤其肆意排斥，酿成祸败，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忠宣公身受深重责任，镇守之地正当盗贼冲击的要害，在孤城中彰明大节；在城破身死之日，他在这里做到心安理得、义无反顾。师山先生只是一个穿布衣、居岩穴的士人，却遭逢以夷变夏的军队，仍然坚持坚定的志向，从容自裁，把身体性命看得像丢弃冠带一样，可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南方士人究竟对元朝有什么亏负呢？我已经哀悼两位先生的节操，于是附带写下这些话，深深感慨罢了。旸字廷宾，是接受遗令者忠的嫡系后裔。唉，还请慎重收藏它啊！

译跋《秋锦堂卷》菊花具备四时的气息，根在冬天归藏，春天萌发，夏天长苗，秋天开花。因此它芬芳灿烂，足以经历整个时节。春日娇艳的花，却经不起十天，老园丁就是这样说的。君子听了说：“菊花在秋天开放，是把一切都等待到时机成熟；求学要在壮年有所行动，是为了努力增进德行。时机足够了，便能有所守持；德行足够了，便能有所作为。”我的朋友许君达夫种了几百株菊花，到了秋天盛开，色彩交错如织，于是给他的居所题名为“秋锦堂”。有人说达夫有学问又有才华，多次参加北方科举，正是以菊花自况。我说：“确实如此吗？这样理解达夫，未免太浅了。” 跋顾九和宫谕海棠诗 海棠是花中的极品，却没有得到名公的赏识；正如杜少陵到了东坡的定慧院才作赋，世间才知道珍贵事物是否遇到赏识，本来就是这样吗？这首诗是我的朋友顾宫谕九和所作，为二守吴侯敬夫写在扇面上，辞采和书法都很有晋唐风韵。敬夫是我乡里的优秀士人，博学而有清雅才华，游学南雍时曾考取第一，进士学业足以作为后学的规范，却终于没有在天官主持的进士考试中取得进身机会，后来又以第一名获得释褐出仕，于是逐步升为大夫，再任大郡副职，声名大盛。这也正像海棠一样。九和写这幅字，是偶然如此，还是有意为之？也许无法知道，但事情相互类似，确实就是这样吗？跋墨竹 墨竹画兴起于李夫人，画竹的方法在文与可答复东坡的信中已经具备。世人称文与可是“竹圣”，难道是空话吗？本朝以来最以画竹著名的，有金陵王孟端、中书娄江、夏仲昭、太常娄江；娄江出于金陵，后来画法略有变化，但潇洒而绝俗，中书娄江尤其如此；至于精神气力，太常娄江也自有独到之处。这一册是我北上时茂勋赠给我的，共八幅，晴天、雪景、风雨，以及老竹、嫩竹、浓墨、淡墨，各不相同。总的说来，是学习仲昭的画法。跋所书瞿甥学召诗卷 我乘船经过钱塘，在严衢一带行走，溪山的景色十分优美。进入闽关，景色尤其奇绝，无法用语言形容。到了劒州，坐卧都像在画图之中。官舍坐落在山顶，放眼望去，山川景物错落如锦绣。又有小亭和池塘，足以供登临游览之乐。公务清简稀少，我头戴幅巾、手拄竹杖，即使画工也不能把这一切完全画出。我在小阁中休息，挥笔把南来所作的诗写满一卷，还不到一半就寄给瞿外甥。学召知道我这样的老年情怀。《俨山集》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俨山集》卷九十 明代陆深撰 题跋五 跋文与可画竹 老可画竹，妙处在于能把竹子的神韵传达出来。我家在吴中有几亩竹林，每当千竿竹影摇曳于月光之下时，我手持老庄的书，露坐在竹林中，四面看着繁密的竹影，常常拍掌笑道：“这真是一幅文与可的画啊。”等到来到长安，便与竹子隔绝了，忽然看见这幅画，反复抚摸了几遍，说：“这是从我家园林中分出的一枝竹子啊。”不知不觉便惘然若失。《书辑》跋 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嫉妒的人甚至到了气得呕血、伤害生命的地步；吝啬的人甚至挖掘坟墓而招致死亡；贪婪的人甚至触犯礼法刑律，做出盗贼的行为。即使是唐太宗，也还有夺取《兰亭序》的举动，其他人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了。近世赵文敏公赵孟頫，常常拿自己的字加倍交换鲜于枢的字，得到后就烧掉。既庆幸鲜于枢早死，又厌恶他身后留下名声，确实如此。唉，实在太过分了。只有巙巙学士康里子山对待周伯琦，可以说有大臣的气度。从前至正年间，将要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时，起初子山常常让伯琦每天篆写几十个“宣文阁”匾额的字，伯琦很不理解其中用意。一天，有诏命子山书写“宣文阁”匾额，子山上奏说：“臣能写真书，但不是古法。古代的书体没有比篆书更合适的。朝廷的宣文阁应当使用篆书。”伯琦擅长篆书，当世无人超过他。顺帝采纳了他的话，召伯琦书写，下笔便符合皇帝的旨意。因此伯琦更加受到重用。古人对于一件小事，能够这样曲折周全地成就别人，其中有宏大的体恤和格局，大抵君子之人，志意深远，内心仁厚，知道天下广大，不是一双手脚所能包办的。所以对于小小的长处也一定包容，仿佛主动趋向它们，把各种长处汇聚起来共同成就事务；这不也是见识深远吗？知道器物和事业能够成就，并不是只有专门精工才做不到的。因此，即使是一种微小的技艺，终身不改变，最终也能流传后世，这不也是仁厚的保存吗？我辑录书法资料完成，偶然有所感触，于是记下这些话。跋张碧溪诗 诗一定要困穷之后才精工，这只是世俗的说法。世俗人把饥寒叫作困穷，把富贵叫作通达，却不知道举世之人中，身居尊贵官衔、爵位很高，钱粮多到串钱朽坏、仓粟腐烂的人，并不少见。而诗人却有时要隔着一个时代才偶然出现一位；即使唐代文学最为兴盛，三百年间也不过李白、杜甫二人罢了。宋代即使说没有诗人，也可以。因此这样说来，造物主把温饱的条件全都给了人，却偏偏在诗歌这件事上格外吝惜、珍藏，仿佛不愿让人窥探。所以我一定要把诗写得精工，才称他为通达。石季伦、潘安仁的诗，并非没有工巧之处，但他们最终都因极度富贵而一起死在东市。假如这两个人懂得及早退身、防患的道理，本来可以凭诗人的名声流传当时；这样考察他们的结局，也可以在后世免受讥议。所以我又认为诗人不只可以称为通达，也可以称为安适，而且可以称为尊贵。慈溪张碧溪先生，字子威，大概是近世诗人中写得精工的一位。他一生所受拖累，正是由于柴米油盐等琐事。您喜爱他这个人，欣赏他的诗，却不能不为他的困穷而悲伤。我曾偶尔举杯向碧溪说，愿意用我自己的处境换取他的诗才，这样如何？碧溪只是对我笑而不回答。这卷诗是郑君宜重所书。我病后起来高兴地诵读它，于是把上述议论系在卷后。等待有识者来相信它。跋宋人临《阁帖》以上是《阁帖》第九卷中的王献之书法。吴门沈辟之拿给我看，认为是宋高宗临摹的，大概是根据印记而这样说的。我在秋雨中的楼居细细观看它，纸张和墨色都不像近世所能有；但书写功力沉静专一，笔意婉转妩媚，大概很像闺阁中的书法，因为临摹者下笔多有羞涩之意。感慨地想，思陵喜爱文章和书法，在帝王中第一；当时妃嫔大多也从事书法，像宪圣吴夫人一类，各有擅长。难道这就是宫闱中学习临摹的作品吗？其中好的作品竟然又得以流传后世吗？姑且把这些记在后面，等待博雅君子来判断。

译跋《石鼓诗》以上是《石鼓诗》，儒学前辈对它的辨析讨论很多，大概是《诗经》风雅传统的遗留。石鼓如今在北监，我任司业祭酒时，担心它日渐剥蚀，想把它锁闭保护起来却没有办成。另有一块刻碑，是元代司业潘迪用当今文字摹写的，仍然保留原文缺损。潘碑和石鼓，已经历了多次保存或亡佚。潘迪在大德年间任职，当时虞文靖公在成均任助教，曾说十面石鼓中有一面已经没有字，另一面只剩几个字。潘迪和虞文靖相距不远，他的话已经如此。如今又过去将近二百年，石鼓的情况可想而知。石鼓诗能够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家文字汇录而流传，石鼓本身难道就足以依靠吗？像王顺伯、郑渔仲这样博学的人，又都爱好古物，搜访、训释不遗余力，仍然都只能保存残缺的文字。欧阳公《集古录》所录，才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将《资古录》所录，只多出九个字，却说先世收藏的本子早在《集古录》之前。孙巨源从佛龛中得到唐人所录的古文，才有四百九十七字，比《资古录》又早。更早的，韩文公所见的纸本，已经说是笔画纤细处都完备，又感叹年代久远而缺笔。韦应物也说受到风雨侵蚀而有缺误，杜工部更直接说陈仓石鼓早已讹误。它上下各代的流传情况就是这样。近世吾衍子行尤其号称博雅，自称按照甲秀堂的谱图，随着石鼓的形状补足缺字；又把钱币排列成文字，以求得章句，再参照薛尚功的款识等作品，这已经很用心了，却也只得到四百三十多个字。每面石鼓把行数截分为十行，而章句次序又与各家不同。子行是个耿介之士，从未到过燕地，只是在画中见过石鼓罢了。不知近来究竟凭什么缘故，竟能得到这十首完整的诗呢？这组诗是修撰杨用修慎所传下来的，如果确有可靠根据，岂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吗？如果只是把残缺处补缀起来作为奇异，当然不如保留疑问更好。我正在选编四言诗，不觉欣喜，便把它抄录在卷首。跋《汉魏四言诗》以上四言诗的体制，到东汉末年已经衰弊，几乎成了《毛诗》的抄集。只有曹氏父子凭借豪迈雄健的才华，兴起而使它焕然一新，多少还能令人满意。其中曹孟德尤其擅长，我仍遗憾《鹿鸣》中的句子还沿袭旧的套路。我选编汉代诗歌，以魏武帝曹操的作品作为终点。跋《诗大序》《诗经》大序，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是子夏所作，有人认为是国史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卫宏所作，都没有确定的依据。考察它的文辞和意义，大概是先秦的古书。只是其中有错简，而研究经书的人却没有察觉，难免牵强附会、勉强拼合，造成破碎割裂的弊病。我冒昧地把它订正如下，也想使它恢复旧貌。校定《诗大序》跋 考察古文，原本都是写在漆书竹简上；编联竹简的皮绳容易断，竹简也容易散乱，因此古文流传到后世，错乱实在很多。像这篇序，我所见也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哪里敢自信呢？其中偶有缺误，也仍然仿照原貌保存下来，用来备作一种说法，并且向君子求正。跋《石斋诸诗》以上诗作共若干首，各种体裁都具备，都是各位大夫、士人为我少师公所作的。我得到它们并读完后，写下感叹：“人将要依托于物而流传吗？物受到重视，人就会流传。人果真要依附于物吗？人受到重视，物也会流传。石斋的意义，各篇作品都已经充分表达了。”只是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从朝廷中的贤达，到普通百姓；从隐蔽在内室深宅的人，到偏僻深山大谷中的人；远到四方异族，凡是听说“石斋”这个名字的人，都仿佛亲眼见到了公。这难道是要依靠语言文字才做到的吗？其中一定有根本的原因，只是我陆深不能知道。我曾想请教公本人，却也没有机会。恭敬地题写在卷后。跋杂诗与郑大行 以上诗作新旧间杂，我根据现有的抄录下来。去年向西行时，偶然在吴门相遇，认识了公吾。如今我住在榆关，于野因为出使公务来到这里，我们相处了六七个昼夜，讲学论文章，无所不谈；说到而没有领会的地方，大概很少。我向来畏惧与当世人交往，不知道如今像于野这样有才华的人有几个呢？他能使我欣然感到旧友相逢的快乐，忘却羁旅中的愁怀，我所得的已经很多了。因此写在卷末，以记下年月。跋《渊明图》这幅图，如今是华亭县令聂文蔚君所收藏的。陶渊明的高尚节操，距今已有一千多年；能够凭想象得到近似其神影的尚且如此，何况亲自接受过他的熏陶呢？大概有一种超越世俗而独自长存的精神，不正是这一类吗？文蔚由甲科中第，才华出众，逢此时运而得志，对于这样的画本来应当无暇顾及。难道所谓超越世俗、独自长存的东西，本来就在笔墨之外，而由于气味、嗜好的相同，大概不能轻易从外在形迹上寻求吗？我在画后题跋，归还给他。题跋许防《近田诗》卷 我朝国运绵长，根基深厚宏大，所以世代为臣之家，确实多有子孙继承先人的贤德；然而还没有像灵宝许氏这样兴盛的。深在晚年出生，尚且来得及侍奉襄毅公；函谷翁、松皋翁又同为翰林官，都是尚书前辈。父子都任尚书的不过六七家，却没有两代三位尚书的。若再相继担任太宰，更是古今罕有。许氏的兴盛，难道是偶然的吗？松皋翁作《近田诗》给长子参军看，许防参军便把它作为别号。深读了这些诗，于是看到了松翁的实学，也看到了许氏家学的传承竟是如此。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参军应当珍藏它。题跋莫子良送行诗 中江莫子良考中戊戌进士时，我正忝任读卷官，看到他所作的对策非常好，封送上去供皇帝阅览，皇帝亲自批定为第二甲第四名。这年秋天，吏部选拔他为南虞衡主事，他作诗以叙别。将来担任清要显贵的职位，终究应当有所期待。子良的祖父宗大，考中癸卯乡试第二名；子良在甲午科也考中第二名。他的父亲汝明，号省轩，则由癸酉科起家，如今正在礼闱候补。吴松又是文献上的第一等人家。子良，你就要远行了。题跋《龙江泛舟曲》律诗变成小词，称为诗余；诗余又发生变化，成为小词的变体。到了金元时期，曲子最为盛行，有腔、有调、有板，称为北曲、南曲。这是北曲的变体。我病后偶尔作一曲，准备让小童歌唱，用来陶冶抒怀；仍能得到诗人的情意，只是因为其中保留了地方风土的声音罢了。所谓缠绵宛转的言辞、绮罗香泽的姿态，大概说的就是南曲吧？《俨山集》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俨山集》卷九十一 明代陆深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