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六亭文选》　清代郑兼才撰 姚序 我年轻时读到《成均课士录》，知道六亭是山阳汪瑟葊先生所器重的人。我认识六亭，是在道光元年；那时我刚卸任台湾县令，六亭以教谕的身份到任，年纪已经六十四岁了。我初到台湾时，听人说起嘉庆年间蔡牵作乱，六亭守城并上书议论时事，对台湾有功，因此本来就知道他有干济之才，并不只是擅长写文章而已。六亭于是拿出他所著的《宜居》《愈瘖》二集和杂著文章，托我阅读审定；我更加知道，他所到之处，都把砥砺名节、崇尚实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文章也像他的为人一样朴实厚重。我校阅完毕归还给他，其中有些地方我提出了非难，他从来没有不接受的。当时他正整顿昭忠祠，在酷暑中督促工程而不回避，终于因此成病去世；这时是道光二年七月。我和诸位生员办理他的丧事，将灵柩送归故里，并且写文章为他的墓作表。过了一年，赵文恪老师来到福建，访知六亭和谢教谕金銮都是贤者，便向朝廷请求，把他们奉祀于乡贤祠；陈恭甫编修又为他撰写墓志，郭兰石学士书写并刻石。于是，六亭的名声更加显著。又过了十五年，我任分巡台湾道，再次来到台湾，他的嗣子拿着他的遗文来见我，原来都是我亲手订正过的；重新翻阅一遍，不觉眼泪流了下来。我的老朋友左石侨，也是瑟葊先生所器重的士人，和六亭先后同门。他们的文章和任学官的经历、品行相当，却一直没有相识。左石侨恰好主持海东书院，于是把六亭的文章交给石侨重新编订审校，刊刻流传。前两集是六亭自己编的，共六卷；杂著则是石侨所编，也有六卷，附在后面。总题名为《六亭文集》，共分三编，十二卷，文章一百四十六篇。石侨非常器重六亭，每编写成一编，必亲手校订，删去其中几篇冗长散漫的文章。六亭确实可以凭此流传后世了。唉！人的可贵在于能够自立罢了。六亭只是一个学官，是世人所谓品秩低微、清冷闲散的官员；但看他一生所到之处，能够发抒出这样的文章，和那些身居高位、仪仗显赫却在世上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我不能不为之警醒。这就是序。时在庚子年（道光二十年）五月。《宜居集》自序 上等的文章用来载明大道，其次的用来记载事实；记事的文章有的简约明白，有的详细确实，都是因为事实使文章显得重要，又因为文章使事实得以流传。至于文章本身不足以贵重，只因事实而保存文章，这是文章中的下等。假如连所记的事实也不值得看重，那就更加低下了。兼才不擅长文章，却惭愧地担任学官；凡是修复废弛的事务、厘清订正错误的地方，颇为做了一些事情。从地方官的职责来看，这似乎是不急迫的事务；但推究它合乎古人的礼意，也算是司徒、宗伯所掌管的一项事务。事情有轻重之分，各有适宜；有缓急之别，各有时机。古代设立学校，是为了宣扬教化，所以依托学校来祭祀先圣、先师。到了唐代，下诏郡县学校都建立孔子庙，从此学校都因庙而设。先有庙，然后才有学校；先有学校，然后才有学官。因此，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应当把洁净修整殿堂廊庑、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作为第一要务，然后再推行教化、教导学生；这样事情有先后次序，自己的职责也稍稍相称，内心便可以安定。我私下曾想，我担任学官二十年，任职之地更换了四次，对于这件事却从来没有兢兢业业地办理。每逢有营造、修缮、兴办之事，必定写文章记载。庙旁的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也因而更新规制、整顿祭祀；以及其他创办而不可不记的事情、世俗惯例沿袭而不可不禁止的事情，事务不止一端，文章也不忍全部舍弃。台湾的旌义祠，起初是郡中绅士祭祀阵亡义民而建，事情有条理，并不是由官府办理的。官府所办理的，是祭祀阵亡的员弁、兵丁。兼才因为奉旨特建旌义祠，在修志局时也曾依据各案议恤册以及《东瀛纪事》分别详细订正，发文给县里，通报请求入祀；后来没有得到批复，也将等待后来的官员办理。这些都是借事实保存文章，文章写得工巧还是拙劣，本来就不在考虑之内。后来修纂郡县志的人，或许不能不有所取用。兼才的官职正在这里，所以他所急切、所看重的也只在这里。进一步讲道德，我做不到；即使和守土的官员相比，事功也不敢自夸。孟子说：为了贫困而辞去尊贵的职位、居于卑下的职位；辞去富裕的生活、居于贫困的生活。教谕只是八品官，因为隶属于孔子庙，能够得到优厚礼遇却生活贫困，和守门击柝的人相同；有才而不得志的人可以做，有志而没有才能的人也可以做。为什么要做这种官呢？因为地位低、俸禄薄，职务容易称职，是适宜居处的位置；文公注释《孟子》的话没有欺骗我。因此把我的文集命名为《宜居集》。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德化郑兼才。《愈瘖集》自序 “瘖”是废疾。即使亲近如父母，也不能用语言表达；父母虽然爱他，也很少能靠医治使他的疾病痊愈，而一旦让他能够说话，像这样，哑病的痊愈大概是很难的。不过，兼才孜孜不倦地求愈的，并不是要治愈天生的哑病，而是担心那些天生不哑的人不幸沦为哑者，希望或许能够有一番痊愈。兼才入仕二十多年，从内地调到海外，经历了蔡牵之变，又一次被选任为邵武的建宁官员；虽然没有身居要职，但对于一方的机宜以及风俗的利弊，常常在私下的文牍中表现出来，也不时以议论时事来尽自己的力量。然而这些意见，都出自了解兼才的人以及曾经做过兼才老师的人。不是这样，即使彼此同在一座城里，也终于因为避嫌而停止。过去晏子回答齐景公说：下面没有进言，我就称他为哑；上面没有听闻，我就称他为聋。兼才所遇到的，大概都是不愿做聋人的人；上面不愿做聋人，下面却处在哑人的地位，可以吗？况且哑者对于父母，并不是没有孝敬父母的心，只是嘴不能用语言表达罢了。不哑的人，言语可以表达，却不把话传达到应当知道的人那里，这是忍心辜负恩德，他的内心已经先死了。因此，求治愈哑病，就是为了求得把这颗心表达出来。有人说：你的心意已经表达出来了，假如所说的话不足以打动上面所听到的，那么哑病即使治好了，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说：我只知道尽到自己的心力罢了。俗话不是说吗？千百次思虑中偶有一次正确；这总比一味趋利避害的人强，所以才以哑自藏。至于利用自己不哑，假借威势蛊惑众人、超越职分谋求私利，那就是品行败坏中的最严重者。兼才最害怕的，就是不哑反而不如哑。还谈得上痊愈吗！嘉庆己卯年秋，写于京师寓居的房舍。《宜居集》卷一 《续建安溪县崇圣殿名宦乡贤诸祠劝捐序》《厘正安溪县诸祠祀典并请补祀申文》《安溪县续建崇圣殿名宦乡贤忠义孝悌节孝四祠暨新建文昌宫碑记》《台邑观风告示》《募修台湾县学宫序》《申报续修台湾县学宫文》《申请续修台湾县志文》《代台郡请广乡试中式额及岁科试入学额初呈》《代台郡请广解额及学额第二呈》《举报入祀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祠牒文》《请定台郡祀典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