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集卷三

译续修《台湾县志》后跋。呈给道宪，请求查办南坛义塚折。辞谢新近擢任长宁令，请求仍改任教职呈。○答复署理台湾守。兼才以前议论修纂《台湾县志》，实在是因为谢教谕金銮调任嘉义，恰逢这个机会，所以竭力禀告前任道宪，请他就近延请谢教谕主持编纂。原台湾县薛县令因为军事刚刚结束，没有空闲兼办志局事务；兼才身在志局，也不能推辞责任。自知并不擅长掌故，但这件事关系风俗教化，只求自己的内心能够自我审问。不料台湾的朋友至今仍然恳切地把此事上报，希望让长官知道，又承蒙长官错误地采信了虚名，去年冬天详细修订郡志时，据呈文列上兼才姓名，请求让我与谢教谕专门负责此事。今年四月间，又接到您的亲笔函件，不仅降低尊贵身份礼贤下士，以谦逊的光辉惠及下属，还远远颁下宪柬；竟又因为我忝居宗族末属，视我如同一家人。这在内心反复思量，实在不敢承受；感激之余，急切想找机会效力。只是会试一事，是我一向的志向，不忍立即改变。又想到谢教谕已经告病在籍，主持编纂没有人，即使兼才奉檄渡台，对郡志也没有益处。已经蒙藩宪俯察我的内情，详细核准，并由制、抚二位宪台发札下询；兼才便以愿意参加会试一事，据实禀复。后来台湾县学出现空缺，又调补兼才；估计部里的批复将在秋冬之间。昨天拜见抚军，承蒙当面指示先去参加会试。这都是因为重洋远隔，所以格外加意体恤。武闱考试结束后，立即请求发咨北上。辜负了这项盛大的举措，必定会承蒙谅解。再者，先前《台邑志》仓促成书时，戊辰年兼才留在京城，曾将稿本呈给汪瑟葊、莫宝斋二位老师，以及国子监助教辛敬堂绍业。只是辛敬堂多有订正驳议，谢教谕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因此商量订正得更加周密。当时已经咨补南平，等到再次调任安溪，又多次删改增补；晚年精力，全部用在这部书上。无奈兼才辞去长宁县令后，改选邵武府建宁县；寄往台阳的书信，十封中难有一封送达。升任的薛县令既不知道谢教谕多年不断订正，渡海回内地时只带着初稿到姑苏刊刻，其中又经过旧友凭己意删改，不但不如谢教谕修改的本子完善，即使与初稿相比也有许多两样。谢教谕十年精神所汇聚的成果，虽然得以刊行，仍有许多缺憾，更可见完成一部书的困难。等到送考之余，我会检核对照，抄录呈上，供郡志采辑，或许可以稍微尽到我报效的私心。谨此答复，并缴还谦柬。○呈给叶健葊观察。兼才承蒙阁下不嫌弃我的浅陋，使我得以拜读您先前编纂的《兴安府志》。凡是旧志已经详细记载的，不再重复收录，直接简明恰当；至于补充遗缺、订正错误，又足以弥补旧志的不足，实在是志书中的善本。其中记载刊发王载川先生从祀贤儒考订一事，兼才从前没有见过。台县学校文庙殿堂廊庑的木主还都合乎制度，唯独冉儒公良孺都写作‘孺’，无法判定究竟哪个正确。先前谢教谕金銮根据《齐民要术》说，木棉适宜种在海边盐碱地，撰文主张应该种植蚕桑，想来也确实适宜。烦请将《蚕桑须知》和《从祀贤儒考》各检出一册。昭忠、义烈等四座祠的记载特别详细，各篇传记也都神采焕发、声气充沛。王总戎（名兆梦）石泉之战的功劳，是阁下亲眼见过的。岳一山（名震川）舍人的记载，尤其值得流传。末尾附有续写的纪事，得自传闻；弟仅采录其说保存下来，其中都寄托着深思慎重的意思。蔡牵死后，歌颂平海的文章刻在山上，被有识之士讥笑嘲弄。《大云山房文稿》记载刘之协的事情，也成为文章的累赘。见闻各有依据，要传信于后世实在困难。刘次卿（名士夫）所作《文峰书院碑记》说，学政官公就是安溪的官石溪，名献瑶；他从小笃信濂洛关闽之学，因为杨江阴的推荐而成为国子监老师。后来又两次担任学政差使；当时与陈文勤中丞一同在关中任官，应该可以称为文采彬彬的盛事。史书编修《儒林传》，最后列入武进张皋文惠言；阳湖恽子敬说，他的学问多次转变，最终达到濂洛关闽之学的境界。官石溪身体力行，功劳很多，只因文集没有刊行，未能与他一同入祀乡贤祠。大概自从兼才任安溪教谕时就倡议此事，闽省名宦、乡贤两祠过去曾请求王南陔中丞订定，后来因为长久没有批发而停止。台邑名宦祠只祭祀一位旧任县令，像姚公启圣、觉罗满公保这样平定台湾有功的大臣，都未获准在海外县邑共同祭祀，足见内地郡县把驻省大吏一概合祀的做法有失妥当。至于台郡昭忠祠，已经奏明附设在敕建功臣祠旁边。查功臣祠旁边并没有另行建造，所谓昭忠祠，就是指功臣祠内部的左右夹室和东西两条廊屋。兼才前次在台湾任学政时，曾把各案汇集造册，由县里详细申报请求入祀，但因为渡海回内地参加会试，没有得到回复。如今功臣祠外墙将要倾塌，内外两堂堆放木料，左右夹室分别让祠夫居住；西廊祭祀林逆一案的兵丁，加上乡勇只有九人，东廊虽增加牌位补祀兵将，却又没有按照部议五十人一牌，杂乱混淆，不足以表示敬意。春秋两季官祭，祭西边而缺少东边，办理也不完善。我恭敬地想，阁下修纂《兴安府志》，对于名教所关涉之处，阐明幽隐、发掘潜德，不遗余力；而且发誓秉公、发誓谨慎，每项议论的实行、每条法令的建立，全都合乎天理、符合人心。兼才在考订旧事之余，触及过去的事情。我私下认为，各直省昭忠祠的祭祀，既然奉诏相同，办理就不应有差别。台郡功臣祠的左右夹室就是昭忠祠，应当用来奉祀神位，不宜住人；既然公议建立旌义祠，昭忠祠东西廊所祭祀的应当是兵丁，不宜祭祀义民。义民应迁入旌义祠；朱一贵时期殉难的镇将，也应迁入昭忠祠，与各案阵亡官员分别在左右夹室祭祀，这样或许神灵安妥，活人也安心。这件事拖到今天又过了十多年，修复废坏、补足缺漏，不能不希望阁下把在兴安府所施行的办法施行到东瀛。谨将呈报县里的原案，以及过去请求订定名宦祠和私下订定两庑牌位的两份稿本一并呈上，统请裁决并发下办理。○呈给胡芝轩观察。为破除世俗偏见以符合制度、禁止亵渎混乱以尊崇正教事。

译我私下查考台郡宫庙的建置，凡是僧道不能居住的，都有捐置的租产，由公推的绅士掌管，每年准备雇募守庙人员的费用。由于没有力量另盖住屋，他们的居住和饮食全在后殿空屋中，屋外又另开两道便门，名义上说是疏通煞气，实际上是为了私下往来方便。于是践踏、亵狎之事，反而都发生在守庙之人身上。兼才所见各省行宫、文庙的看守兵役，都居住在庙外，轮流守护；唯独台郡全都住在庙内。例如文庙后殿奉祀至圣五代，文昌宫后殿奉祀帝君三代，都有一定制度，这些地方不是看守丁役等人可以越分安住的。如今已经习以为常、沿袭不改，放纵成风，未必不是地方上的负担。谨将各宫庙的实际情形，向执事陈述。一、小南门内的万寿宫，管事的是卑职所教的廪生郭维洪。据他说，租息很少，过去捐置的产业都已经荡然损坏。雇募的丁役住在正殿后面东西两屋，各自有厅房，中间隔着墙；东屋的东面、西屋的西面，各有一扇门通向道路。两屋南面的两道偏门都通向正殿；如果堵塞这两道门，使它与正殿隔绝，就可以自成一处，出租收息。现在住在里面的一名役夫，似乎应当迁到阙门内侧的房屋居住，规定从外门出入并负责照管，这样才有实效。如果仍听任他占住原屋，关闭前后门，外人无法查问，日久以后难以预料；不但敢于开通正殿，任凭牲畜践踏，成为极大的不敬；东屋道路偏僻，地方平时无事，容易窝藏人员，一旦有事，便可隐蔽往来。殿宇宽阔空旷，恐怕夜间聚集数千人，也没有人知道。一、县学文庙，是兼才前次募资修建的。议叙职员林朝英捐银八百两，在凤山置办产业，用于供应早晚香灯以及庙丁工资，每月银二两。我私下想，文庙的香灯，县册中原本就有开销；只是为了朔日、望日行香，并不像寺庙佛灯那样可以借口广结善缘。比如京师文庙有列圣亲临，礼仪应该更加隆重；但殿堂廊庑的香灯，从来没有派人住在庙中，早晚供奉。这不只是为了谨慎防火，也因为庙宇应当肃穆，不这样就不足以彰显诚敬。似乎应当停止这一项，在庙内少一个住庙的人，庙中就会少无数亵渎之事。林职员捐出的款项，过去交给府学生员王琳掌管，应立即议定在庙内改作其他项目使用；那片田地也应移交查验，调出契据凭证存案。一、新建文昌宫已经完工。前道宪糜捐置郡城禾藔港街苏锦芳布店一座，年税银六十五员，交给庙丁收用，用来供应香灯和工费；县里又每月供给米三斗。后殿左右的房屋是他们的住处，都有边门通向外面。因为此事由道署发起，公推道房二人——一户房韦启亿、一兵房吴夏瑚——以及乡绅二人——一举人林谦光、一监生陈瑛疆等——查核此事。庙丁把住屋出租给人，勾结闲杂人员和妇女等人进行猥亵、亵渎、混乱的活动，终于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又在外面劝人捐助油灯，拿来充作私用。林谦光等并不是没有亲眼见到、内心痛恨，只是意见不一，不能合力呈报革除，似乎不便再继续容留。应立即堵塞后门，命令他们迁出，另行雇募人员，规定住在大门右边的房屋中，白天负责照管，入夜后谨慎掌管门户，这才合乎体制。没有外面关闭大门、里面任意游戏，却还称作看守的道理！至于查核此事的人，可以分年轮流掌管，也可以归一人掌管，以免互相推诿，专门明确责任。一、关帝庙与天后宫，本来相互连接、彼此贯通。兼才前次随同各位宪台行香结束后，就是从庙内穿行到天后宫，礼毕后在大门外登轿，并不是从旁边狭窄的小路通行。兼才最近询问住持僧人，他还能指出旧路，不知是谁把它堵塞了。但重新开通很容易，只要运走土砖，就能恢复原来的道路。这件事虽然小，所关系的事情似乎很大。朝廷特命、专制一方的大员，穿着章服在身，步行街道，和商贩们前后同行于道路之间，未免显得轻慢亵狎。似乎应当从庙内原来的道路通行，以彰显体统。一、大南门内的功臣祠，即福公生祠。此前已经详细禀告叶道宪，请求在祠旁设置昭忠祠，以符合原来的奏议。查功臣祠左右各有一厅二房，增设神龛并制作各案阵亡官员的牌位；堂下东西两廊，祭祀阵亡兵丁，每五十人为一牌，都恭敬遵照谕旨，官员居正面、兵丁列两旁；此事在执事到任后，已经详细申报存案。至于蔡牵一案虽然已经入祀，但官员、兵丁合祀在东廊，都必须分别改制。一切费用，兼才等过去曾与各位绅士商议，从某某项内捐出番银三百圆，其中也包括修缮本县节孝祠的费用，各项都已经够用，已经选定本月十三日卯时开工。查功臣祠过去有公捐的租业，由叶姓掌管；他们招募充任祠夫，却长期不给工资，早已由县里会议决定驱逐，按照此前详细禀报，将其所住的房屋改作昭忠祠。叶姓听到此事，便以修理功臣祠为名到县里具禀。名义上有此事，实际上却没有内容，大致就是这样。以上都是兼才亲眼所见。除了昭忠祠正在会同县里筹办之外，其余各项都请求责令县里会同查核，传召并请各位管事人商议，命令他们不要存有私见，各自发自良心办理，这样才不辜负前任宪台和乡中先辈捐租置业的美意。至于偏门，应迅速堵塞；后殿不是可以占住的地方，自有官法可以惩治。台郡士人和百姓只知道有形的敬意才是敬意，却不知道无形的敬意才是敬意的最高境界。因此我冒昧忘记身份，冒犯陈述，完全希望对公事有所帮助，临文禀报不胜惶恐。○呈给胡道宪，请求订定昭忠祠祭祀事宜文。前次详细申报请求将有关牌位列入昭忠祠祭祀，正在查检名册，按照议定的恤典逐一写入；但其中有先前已经议定恤典，后来又因事情被扣除的，如林爽文案中的守备题陞游击陈元、把总郑英二人，都奉命扣除在案。陈周全案中的署彰化令朱澜、城守营参将署副将张无咎、镇标右营游击署参将陈大恩三人，都奉谕旨不必给予恤典。又《东瀛纪事录》中列出的被害台湾府知府孙景燧等文职十八人、武职九人，清册中都没有看见，无法查明他们过去是否议定过恤典。其中同知摄彰化令刘亨基、摄诸罗令董启埏、前署诸罗令唐镒三人，舆论并不满意；陈周全案中的鹿港理番同知朱慧昌，舆论也不满意。

译查林爽文案中，最先把匪党黄钟解送县里的，是石榴班把总陈和；后来代理诸罗县事务的董启埏捕获匪党杨光勳及其父文麟、儿子杨狗。杨狗因行贿而获释，便谋杀陈和。恰好陈和又捕获了贼匪张烈，杨狗纠集众人劫走张烈，并杀死陈和。董启埏所捕获的杨光勳又逃脱，后来被代理彰化县的刘亨基捕获。于是会议决定专门治罪文麟一家，而不追究林爽文（事情见《台湾县志·兵燹篇》）。因此，陈和之死，是由于代理县令收受贿赂释放杨狗所造成的。查议恤奏册中没有陈和的名字，似乎应当按照志书记载补入祭祀。代理县令董启埏舆论不满，也不是没有原因；刘亨基、朱慧昌虽无法考核事实，但当时采访所得众口一词，必定有所闻见，不能立即裁定他们有罪。这三人也应稍加区别：拟将刘、董二人另立一牌合写，列在本案末尾。那些奉谕旨不必给予恤典以及已经议定恤典后又被扣除的人员，也不能因为谕旨明确，就一概与其他人共同祭祀。拟将陈元、郑英合为一牌，张无咎、陈大恩合为一牌，朱慧昌、朱澜合为一牌，以表示区别。林爽文案中领饷被害的外委二人、淹死的兵丁七十三人，以及蔡牵案中溺死的兵丁六十三人，都是出军奉差而死。经奉当面谕示，一律列入祭祀。朱一贵案中的领旗王奇生，过去设置专牌，与欧阳总镇等并列在正面。领旗属于兵丁，应退居东边旁列总牌的首位。彰化幕友寿同春、粤籍义首监生李安善，都是林爽文案中被害并议定恤典的人；李安善因为是粤籍，不能进入台郡旌义祠，应与寿同春附列在本案额外外委的末位。陈锡宗案中被害并议定恤典的镇辕家人福寿，应附列在本案兵丁末位。前代理彰化令刘亨基的女儿满姑，是闺中的柔弱女子，因痛骂贼人而不屈死去，议恤册中没有见到她的名字；过去大家都怜惜她的贞魂无所依归，似乎应当以嘉庆十九年谕旨褒奖河南滑县令冢媳原氏的事例，在彰化节孝祠内另设一室附祀。如果礼制可以根据义理创立，等新调任的教职蔡克全到任后，再发札与其商议详细办理。再者，昭忠东西两祠各有正龛一座，长度各二丈；旁龛各有两座，长度各一丈五。所奉牌位应按照各案发生的先后排列。统计正面的文武官员，共有一百四十三牌；每龛一行供奉二十四个牌位，东西两祠合计供奉四十八牌，从东祠到西祠须排三周，数目才够。兵丁列旁的龛，每龛供奉总牌十面；其次从上到下计算五百人，两座相对的龛合计祭祀一千人，东西两祠四座旁龛合计祭祀兵丁二千人；余下二百八十七人，共需总牌六面，分在东西两廊祭祀。原来正面单独设置的牌位，都应在牌后记明某案及排列号码；旁边的总牌，则应在牌面上分别写清属于哪一案，以便查核。如果东西两祠分开祭祀，那么西祠祭祀林爽文案中的武职六十八人，东祠祭祀朱一贵案以及陈光爱、陈周全、廖挂、陈锡宗、蔡光■〈忄兴〉、蔡牵等七案，另加林爽文案中文职，共七十三人，人数大致相当。只是兵丁方面，东祠七案合计一千人，林爽文案多出二百八十七人，另有两廊原来的座位分开祭祀，也没有不可。事情关系祭祀典礼，兼才不敢擅自决定，谨请宪台指示，再发牒给县里转报详办。○呈给胡道宪禀复昭忠祠事。本月十三日接到您的札文和道卷四宗，只谨遵宪台指示，将林爽文、陈周全两案中阵亡官员曾奉谕旨不予恤典的人员，全部更换牌位、改制牌式。恭敬查阅卷宗，只有乾隆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所列总数最为完整，可惜没有名单可以凭据。根据报销清单以及兼才前次据以办理的奏册，逐一注明各官员姓名，仍然不能补足数目；而兼才前次据奏册所列人数，与报销清单相比又有所缺少。我私下认为，议恤行知册中总括列出了各省调赴的官员，报销单中列出的却只涉及本省人员。兼才前次据以办理的奏册所列，似乎只涉及在台湾一郡任官的人。现在参照报销单，除已经看见制成牌位的四十人外，未见名单的还需要增加牌位补祀的约有五十一人，其中很多是从内地各营调赴、阵亡的将领，自应恭敬遵照嘉庆八年谕旨，在殉难地点一体祭祀。以前从《东瀛纪事录》中录出的千总吴联贵、黄荣，已经见于报销清单；副将贵林、游击邱维扬、延山、海亮、都司杭富、守备马大雄，恐怕并不都是闽籍，所以报销单中没有列出。查议恤行知册中所列游击耿世文等五人，与兼才前次据奏册详细申报中的人数正好相符。邱维扬等人似乎是后来增加的，或许就是指这三人，但也没有确切依据。不过牌位已经制成，贵林、杭富、马大雄是否应当入祀，统请等待批示后遵行！又据议恤行知册列出的兵丁人数核算，共四千八百零六名；现在林爽文案总牌据前奏册为一千二百八十七名，只及四分之一，恐怕也只是台湾一郡的数目。至于陈光爱等人，是乾隆六十年案件，依据嘉庆八年奏办昭忠祠行知中所列阵亡官员、兵丁总数，与现有牌位的多少也相差很多。只是当时各府遵照命令建立昭忠祠，必定按照原籍分别命令各地祭祀，应该不会遗漏林爽文案，也没有必要补入；既然如此，也无从查补，合并说明。○再次呈给胡道宪。

译为继续查考、再次报告事。前一份名单列出的游击延山，其恤典是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准的，见于五十四年省会局移文查取延山家属、催促其子承袭云骑尉的文书中。又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澎湖洋面遇风淹死、带兵剿贼的把总蔡得恩已经补入祭祀；与他同时淹死的猫雾捒俸满巡检陈庆，奉谕旨都令常青查明，按照条例咨送有关部门分别议定恤典。因为蔡得恩议定恤典在先，所以议恤行知册的附单没有涉及陈庆。查明他已经按照蔡得恩的待遇，一体给予赏赐和恤典。又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省会局行文查核的附单，末条说：历次战斗阵亡的册籍中没有姓名的三人——北路协左营把总陈鸿猷、北路中营外委陈捷魁、水师协右营外委黄国梁——据当年十二月前守的申覆，省会局行文查问将军公中堂福，制作阵亡、伤亡各官弁兵丁的奏准照例给予赏恤底册，因为此前奉命撤除台湾局务时，都已经带到省里办理，实在没有案据可以查考，等等。可见这三人当时已经无法查考。何况距离今天已经很久，遗漏的又不只是这三人，更加无从查办。除延山、陈庆二人如今根据卷案应当继续列入祭祀外，海亮一人虽然屡次见于议叙册，却没有见到议定恤典；而且他是参将，不是游击，与《东瀛纪事录》中录出的海亮恐怕不是同一人。再查林爽文案阵亡的官员、兵丁，在嘉庆八年以前都已经祭祀于京师昭忠祠；台郡再次祭祀，特意是因为朱一贵案接续陈光爱案，中间缺少林爽文案，担心乡民无知，容易产生疑惑。副将贵林、游击邱维扬、海亮、都司杭富、守备马大雄等五人，如果已经给予赏赐恤典，京中昭忠祠必定早已入祀；在台郡既然无从查考，似乎不妨暂时缺列，以便归于核实。○昭忠祠告竣文。我私下查考，建立昭忠祠，是用来奖赏忠烈、彰明激励劝勉之意。自嘉庆八年奉皇上谕旨命各郡建立祠堂致祭，台郡议定附设在嘉勇公福康安等人的生祠旁边，已经奏明存案。嘉庆十二年兼才修完《台湾县志》，根据奏册把各案阵亡的文武官员及兵丁详细记录下来，发牒给县里拟定详文请求入祀；因为此前已经有请求把欧阳总镇等人迁入祭祀的一案，书吏不熟悉情况，认为不便更改，便一概驳回。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兼才奉调再次到台湾任学职；到道光元年正月以前，向升任的叶道宪详细呈报原案，请求入祀，三月又向宪台再次请求，都蒙准许。于是向乡绅、生员商议，捐出公项银三百圆，于六月十三日会同县里开工。生祠内正厅左右各有一厅二房，长期被借口看守祠堂的人占住；驱逐出去后，便拆去板壁，合并成一厅，增设神龛，左边为昭忠东祠，右边为西祠。正面的龛座长度各二丈，旁列龛座各二座，长度各一丈五尺。厅外东西廊有旧座二座，增置新龛，长度各八尺。首先祭祀康熙六十年朱一贵案中的镇将，接着祭祀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案中的文武官员。查这两案都发生在嘉庆八年以前，过去一向祭祀在京师昭忠祠；朱一贵叛乱以后，台地官民追念欧阳总镇等人赴敌死难的忠烈，郡城、县城各自建立祠堂奉祀。等到奉到宪皇帝敕旨，各郡县建立忠义孝悌祠，便误以为总镇等人应当遵照敕令入祀。如今台郡既然有专门的昭忠祠，自然应当迁来祭祀，以符合名实。但既然朱一贵案在前，就应当依次向下排列，由林爽文、陈光爱一直到蔡牵案为止；不能因为林爽文案的阵亡者已经在京师祭祀，便随意截断，又因为陈光爱案接续朱一贵案，导致海外乡民怀疑中间遗漏林爽文案，所以才把各案接联起来重新祭祀。只是年代久远，难以查核，也正集中在这一案件上。多次禀报承受宪台指示，又蒙命令发下道卷四宗，反复核对，根据议恤行知册所列武职各班的总额，以福建报销清单所列和兼才前次据奏册所录，按姓名落实数目，仍然不能达到额数，其中未查明的还很多；而所祭祀的一百二十八名得到优厚恤典的人，都有确实依据。另有一名原未列入奏册，如今根据志书详细查明后准入。前后各案合计得到一百八十一人，于是按照制度供奉在东西祠正面的龛中。旁列兵丁的总牌六面；林爽文案失查的人较多，就把能够查到的各案合计起来，东西祠各二十牌，东西廊各二牌，共四十四牌。按照制度约五十人为一牌，共计二千三百人。另有西廊旧日祭祀的兵丁二人、乡勇七人，查遍全册都没有这些人，不知道始于何人、何时。但官府祭祀历来已久，姑且附在牌位末尾，以保留旧例。牌位都由兼才亲自书写后付刻；官爵记载的详略，只是因为旧册中兵丁记录从林爽文案领旗王奇生开始，他过去与朱一贵案镇将并列在忠义孝悌祠中，如今将他移置在总牌首位。自开工以来，又增建了祠夫住屋。凡土木、木工等项目的议价，多由训导王承纬负责，总的要求是节省费用而把事情办成，共用番银二百零三元。又为卑学文昌祠增设两道界墙、增置窗户、修理砖庭，费用四十二元。此前收取公项银三百元，支出以后还剩五十五元，用来修建昭忠祠的屋瓦、新墙壁、更换厅堂地砖，以及修理卑学忠义孝悌祠和节孝祠。至于整座祠堂上下内外以及前座御碑亭的修补缺漏，前面的围墙和中、左、右三座大门，还需要再增加三百金，才能完成，不是一时可以立即办到的。已经通知范县令，定于本月二十八日辰时安奉牌位并开始祭祀。按理应当提前写文告竣。再者，先前堆放在生祠正厅中的木料，已经搬到空地。只是前面的碑亭有高宗纯皇帝为平台所作、刻在石上的诗文，共四块碑，其中左右两块仍被木料堵塞，关系大体，恳请再次责令搬走，一并禀报。附：列入昭忠祠祭祀的各案官员。列入昭忠祠祭祀的各案官员。

译总兵欧阳凯、水师副将许云、镇标左营游击孙文元、协标左营游击游崇功、镇标左营守备胡忠义、镇标中营千总蒋子龙、协标右营千总赵奇奉、协标千总林文煌及其弟林文甲、镇标中营把总林彦、镇标中营把总李茂吉、汀州镇中营把总石琳（以上隶属台湾）、北路营参将罗万仓、原任把总江先达（以上隶属嘉义）、镇标左营守备马定国、镇标左营千总陈元、南路营把总林富（以上隶属凤山）。以上十七人共有十六个牌位，都因康熙六十年朱一贵案而从忠义孝悌祠移来祭祀。理番同知长庚、原任理番同知王隽、新任彰化县知县俞峻、凤山县知县汤大奎、凤山学教谕叶梦苓、凤山学训导陈龙池、南投县丞周大纶、罗汉门县丞署斗六巡检陈圣传、斗六巡检署猫雾捒梁永湜、竹堑巡检张芝馨、巡检署彰化典史冯启宗、猫雾捒俸满巡检陈庆、凤山典史史谦、诸罗典史钟燕超。以上文职十四人，其中十三人都是乾隆五十三年奉皇上谕旨交由有关部门按年给予恤典；陈庆一人是带兵剿捕时淹死，奉谕旨命闽督常青查明，照例议定恤典。北路副将郝生额、镇标中营游击耿世文、镇标左营游击李中杨、镇标右营游击郑嵩、水师协中营游击杨起麟、镇标左营游击邱能成，以上六人见于兼才前次据以办理的奏册。福宁镇左营游击延山，此人于乾隆五十三年奏准，见于五十四年催取其子承袭云骑尉的文书中。北协中军都司王宗武，以上八人给予云骑尉世袭完毕，并再给予恩骑尉罔替。都司朱化英，淹死，给予云骑尉，完结，不再承袭。都司王德俊，列为超等，病故，荫补一子为七品监生，把总职位出缺后拣选拔补。以上三人见于乾隆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王宗武又见于兼才前次据以办理的奏册。镇标守备杨彲、北路左营守备郝辉龙、署澎湖左营守备胥献珪，以上三人给予云骑尉世袭完毕，并再给予恩骑尉罔替。守备罗世德，列为超等，病故；此人见于乾隆五十四年议恤行知册，胥献珪、郝辉龙见于福建报销清单，杨彲又见于兼才前次据以办理的奏册。题陞守备铜山营千总陈昌登，因伤亡，给予云骑尉，完结，不再承袭；此人见于议恤行知册，也见于福建报销清单。镇标中营千总苏明耀、镇标左营千总陈世杰、镇标左营千总魏大鹏、南路营千总丁得秋、南淡水营千总蔡连陞、水师协中营千总陈邦材、澎湖协右营千总陈淮，苏明耀以下七人，给予云骑尉世袭完毕，并再给予恩骑尉罔替。以上七人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陈邦材以上六人还见于《福建报销清单》：福宁镇中营千总邱国安、福宁镇左营千总王奕魁、延平城守千总黄国恩、汀州镇右营千总钟川阳、邵武城守左营千总陈忠耀、诏安营千总汤国宝（以上六人阵亡，给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水师提标后营千总潘金标（伤亡，给云骑尉终身，不再世袭），千总黄荣、千总吴联贵、千总陈汝志（淹死），原任城守营千总沈瑞（领饷时被害，减半赏恤，授恩骑尉世袭），原任千总芦思聪（以上十二人见《福建报销清单》；沈瑞还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潘金标、芦思聪又见于《议恤行知册》），镇标右营把总郭得胜、城守营把总吴洪、南淡水营把总萧世结、北路中营把总武成烈、北路中营把总陈国印、北路中营把总刘联陞、北路左营把总杨连彪、北路右营把总尹贵、北路右营把总高茂、水师协中营把总陈元生、水师协左营把总郭拔萃、水师左营把总徐庆、水师协右营把总任赞元、澎湖协左营把总余寿、澎湖协右营把总王泽高（郭得胜以下十五人，给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以上十五人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余寿以上十四人还见于《福建报销清单》，郭得胜又见于《议恤行知册》；水师提标中营把总蔡江、铜山营把总郑日新、金门镇右营把总江顺宝、南澳镇左营把总李松、水师提标左营把总甘瑞龙、建宁镇标右营把总官廷梅、陆路提标中营把总徐德陞、陆路提标前营把总黄拱辰、铜山营把总徐国章、福州城守右军把总张射斗、同安营把总曾超群、督标水师营把总林肇升、抚标右营把总严廷选、武举候补把总陈桓璧（蔡江以下十四人都阵亡，给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海坛镇左营把总蔡得恩（淹死，给云骑尉终身，不再世袭），建宁镇标右营把总席丰（列为超等，病故），陆路提标前营把总许升、漳州镇标右营把总蔡以和（以上三人因战事病故，荫一子为七品监生，把总职位出缺后拣选拔补），把总刘斌全（伤亡）。

译以上十九人见于《福建报销清单》；蔡得恩、刘斌全、席丰又见于《议恤行知册》；石榴班把总陈和（此人据《台湾县志》详细请示入祀，得到道宪批准），镇标左营外委沈贤、镇标右营外委方日高、南路营外委康宗保、南路营外委许鹏飞、南路营外委王朝桂、南路营外委许连陞、北路中营外委王光明、北路中营外委李国安、北路中营外委陈凤、水师协中营外委洪大猷、水师协左营外委汪瑞麟、水师协右营外委陈必高、澎湖协左营外委叶文郁、澎湖协左营外委孙文元（沈贤以下十四人，给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以上十四■〈辶里〉■〈辶里〉人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也见于《福建报销清单》；外委邓永渭、外委江海（二人领饷时被害，减半赏恤，授恩骑尉世袭），福宁镇右营外委陈烈、铜山营外委汤贵、福宁左营外委郑朝凤、建宁镇左营外委潘健、金门镇右营外委萧富、陆路提标左营外委柯连陞、陆路提标后营外委苏安武、汀州镇左营外委熊发得、福州城守左军外委蓝志纯、福州城守右军外委许国忠、督标右营外委孙进、水师提标外委彭大猷、云霄营外委沈扬芳、水师提标右营外委黄振元（陈烈以下十四人都阵亡，授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督标左营外委王福、福州城守右军外委林永（以上二人因战事病故，荫一子为七品监生，有把总职位出缺时拔补），延平城守左军外委李大魁（冲散后失踪），外委陈威（失踪未归），革职的罗源营外委姚登（以上二十一人见于《福建报销清单》；邓永渭、江海还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邓永渭、姚登、陈威又见于《议恤行知册》）；镇标中营额外外委段昭明、镇标左营额外外委吴国宝、北路协额外外委毛进丰、北路协额外外委陈清、北路协额外外委苏国珍、水师协中营额外外委陆铨、水师协左营额外外委包定邦、澎湖右营额外外委余应标（以上八人各赏银两，见于兼才前次据此办理的奏册），额外外委黄一登（此人见于《议恤行知册》），赐恤知县衔彰化幕监生寿同春、赐恤知县衔粤义首监生李乔基（二人附祀）。李乔基在据此办理的奏册中写作李安善。总计以上一百二十九人，都是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林爽文案件中的人员；鹿港理番同知朱慧昌（减等，按照伤亡人员议恤），彰化典吏费增运，台协左营游击曾绍龙（减等，按照伤亡人员议恤），北路中营千总吴见龙、镇标左营千总郭云秀、镇标左营外委任尚标（以上三人及费增运共四人，都照例授云骑尉世袭终身，再给恩骑尉罔替），镇标左营额外外委王洪（按照马兵例赏恤。以上七人属于乾隆六十年陈周全案件），佳里兴巡检姜文炳、台镇右营额外外委徐刚（二人属于嘉庆五年陈锡宗案件），凤山县知县吴兆麟、镇标左营游击武克勤、署城守营左军都司黄云、台镇标左营守备王维光、署都司守备涂钟玺、署都司守备陈廷梅、千总薛元勳、千总苏明荣、千总林士辉、福州城守营左军千总陈际唐、督标中营把总饶成基、镇标右营把总郭建生、南路营把总朱元英、下淡水营把总沈枝桂、下淡水营把总苏国梁、南路营把总吴高、督标中营外委余得恩、城守营右军外委张朝龙、南路营外委惠连陞、汀州中营外委赖石标、北路中营外委巫铋、镇标中营外委沈友谅、镇标左营额外外委郑连捷、城守营左军额外外委王大中、南路营额外外委严有信、赐恤把总陈凤、赐恤把总黄兴（以上二十七人属于嘉庆十年蔡牵案件）。又据《议恤行知册》，林爽文案件中还有外委叶腾云等二十人；但因行知册只列总数，没有逐一列名，所以无法查考。○呈给胡道宪 为再次请求确定祠祀事宜。我私下查考，本县名宦祠、乡贤祠一向都没有祭祀。嘉庆十二年据报告续修入志后，才据呈文请县里在名宦祠祭祀八人、在乡贤祠祭祀一人。至于应当列入忠义孝悌祠的郭其仁、许鸿、薛邦扬三人，既然已经得到抚恤典礼，就应照昭忠祠的例子，奉立木主入祀。名宦、乡贤入祀，按例必须咨报礼部。祠中所祭的九人，志局撤后，绅士打算上报上司，必定得到允许；但县里还没有据实详报，也未呈报礼部。又查名宦祠的设置，和乡贤祠适用同一条例。郡、县乡贤祠只祭本郡、本县的乡贤，不泛祭其他郡县；那么郡、县名宦祠也只祭在本郡、本县任职的官员，不能把驻省的大吏一概列入。驻省大吏应当祭于省城名宦祠；那里是各位巡抚、布政使等亲临之地，文庙春秋二祭以及朔望行香，都由各位大吏主持。若是外郡没有各位大吏亲临，则只祭驻在该郡的道、府及佐贰等官。至于外郡附郭的县，虽然同在一座城中，但驻郡道、府春秋祭祀和行香，都在郡学文庙，不在县学；因此县学名宦祠也必须有所限制，这样才同西边乡贤祠专祭一县乡贤的情况相称，宽窄不至于相差太大。查原任福建巡抚、赠礼部尚书、谥号清端的陈公璸，起初任台湾县令，应补入县学名宦祠作为正祀。原任知县沈朝聘、俞兆岳、周钟瑄三人，虽然已经请求入祀但尚未咨报礼部，应作为附祀。又有尚未咨报礼部的巡台御史林公天木、巡道奇公宠格、知府卫公台揆、同知方邦基、王作梅，应由县学移到郡学名宦祠附祀。县学乡贤祠所祭的怀庆府知府王凤来，也尚未咨报礼部，同样应列为附祀。

译再者，郡学名宦祠祭祀总督姚公启圣、靖海侯施公琅，是因为二人都是开辟台湾的功臣。朱一贵案件中，祠中祭祀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而总督觉罗满保曾参与平定台乱，并有恢复之功。祠中现在还合祭总督范公承谟，他在耿逆时期死于守节；省城已有专祠，且他作为名宦入祀与台湾事务无关，应改祭总督觉罗满公保，这对于表彰功劳的典礼尤其合适。谨就我所见，恭请宪台裁定。○呈给胡道宪 为酌情订定节孝祠祭祀事宜。我查考，节孝入祀按例须先由朝廷旌表；即使子孙无力申请旌表，也必须看其节烈特别显著，历时越久声誉越彰，才可以依据公议入祀。名宦、乡贤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志书中有传记，便可以一律入祀。旧志记载节烈妇女三十一人，入祀十六人；其中受旌表的七人是：陈越琪妻黄氏、侯孟富妻刘氏、林妙妻侯氏、庠生李时粲妻黄氏、烈女吕氏谐娘、曾国妻郭氏、鲁定妻袁氏（二人据府志）。雍正五年呈报入祀的六人是：辜汤纯妻林氏、洪之廷妻张氏、杨茂仁妻余氏、郑斌升妻陈氏、李宋妻赵氏、吴使妻纪氏。兼祀凤山节孝祠一人，即王寻妻阮氏；她的传记中都注明了入祀。以上都适合列为正祀。至于没有注明入祀的王晋光未婚妻吴氏、张金生妻蔡氏，应仍按旧例同上面十四人合祀。又有谢灿妻郑氏，是伪天兴州所旌表的；李余氏，新旧志书都没有记载。府志祠祀部分有一位余氏预娘，但没有注明丈夫姓氏，列传中又没有记载名为预娘的人，无法查考依据。嘉庆十二年修志续采二十九人，只有沈耀汶妻萧氏受过旌表，以及二十四年请旌的薛邦杨妻陈氏暖娘，都应列为正祀。其余未经题请旌表、先行制牌入祀的十九人：徐光庭妻董氏、陈应祖妻苏氏、王延枢妻曾氏、戴诚实妻吴氏、李元恩妻郑氏、陈开兴妻许氏、沈元美妻陈氏、黄信妻陈氏、蔡国定妻吴氏、蔡全英妻陈氏、蔡为妻潘氏、黄珪璋妻石氏、刘国传妻韩氏、郭启妻张氏、曹习辉妻洪氏、韩士贵妻曾氏、邵启明妻陈氏、黄天妻邵氏、吴炳才妻潘氏，都是志局撤销后绅士未查照条例便奉行入祀的，应另设神位附祀于节孝祠厅左，等候请得旌表后再移到正座。至于潘友德妻朱氏，过去未向志局呈报；徐茂榛妻吴氏，虽然已经呈报，但查得她死时二十八岁，守节只有十一年，不合条例。这两人的传记都是后来添入的，应和无法考证的李余氏一起另设神位附祀于厅右，等后世公议再定。谢灿妻郑氏，传记列在外编遗事中；虽然不便同本朝旌表者合祀，但纲常关系万古，也应在厅右附祀。由于前一份关于节孝的禀文尚未得到宪台批复，现在谨拟照名宦、乡贤两祠的办法，分别设置正祀、附祀，似乎较为可行。如果蒙准，即补载入志书，使后世有所考察，对于祠祀也显得更加慎重。○呈给胡道宪 为请求祭祀节烈妇女以激励风俗事。我私下查考，郡城昭忠祠已经多次承奉宪台指示，快要完成；其中所祭祀的阵亡文武官员、将弁和兵丁，又承蒙下令发出卷宗，重新查补五十多人，使他们不至于遗漏。只是边疆之外的勇士固然奋勇赴死、全然不顾自身，闺中的弱女子也同样视死如归。查乾隆五十一年代理彰化县令刘亨基十七岁的女儿满姑，以及乾隆六十年彰化县令朱澜的媳妇鲁氏、十三岁的女儿群姑，都因城池陷落、害怕受辱而死。满姑先投水但没有死成，后来因痛骂贼人、坚贞不屈而死；鲁氏和群姑也没有在水中死去，便都立即上吊身亡。此前兼才因为满姑的事没有见于奏册，怜惜她孤魂无所依托，曾援引河南滑县强令为冢媳之事，拟将她附祀于节孝祠，并上报宪台请求。等到恭敬读到乾隆六十年的上谕，才知道鲁氏、群姑都照满姑的例子，在原籍建立牌坊旌表，设位于节孝祠内，并仍行文福建巡抚，令其在当地烈女祠设位致祭；由此可知满姑先前已经得到抚恤典礼，鲁氏、群姑也都获得了优厚褒奖。皇帝的诏谕遍及天下，确实没有遗忘妇女；高尚的风声流传久远，也不应缺少祭祀。冒昧请求执事发文询问彰化县令：当地是否已经创建烈女祠？群姑等人是否已经合祀？如果都没有遵照诏旨筹建，祭祀典礼不便长期荒废，兼才就准备在新建昭忠东祠旁的空地上另行捐建祠宇供奉，以彰显国家制度并慰藉贞烈之魂。两位县令获罪，固然是地方治理有误；但三人殉节，确实没有辱没家法。名声和事实的核定必须严格，不能因为有儿子便宽免她们的父亲；是非公论自有定断，理应既在她们的籍贯地祭祀，也在此地祭祀。谨就我的见闻越职陈请，临写禀文时不胜惶恐。○呈给胡道宪 为请求拨用废祠的租粟，以资助正祠祭祀典礼事。我查乾隆五十六年敕建的功臣生祠建成后，前任道宪杨以者因生祠没有经费可用，经过前任沈县令详细请示，便从三官堂租业中拨出十分之三，计一百六十石，归入功臣生祠；现在由董事叶显懋管理。但既然过去是功臣生祠，距今三十多年也不能改称，就应筹备春秋祭祀的费用；何况祠堂左右如今都附设了昭忠两祠，历年来都有官祭，不应唯独中厅缺少祭祀。再查三官堂，是后任蒋郡守临离任时，郡城绅士陈名标等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并置办五百三十多石租粟作为香火费用。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奉到严禁建立生祠的诏旨，才把蒋郡守的塑像移到后室，改称三官堂。此前酌情拨定的租额由董事叶显懋接管；其经费的盈亏，兼才一直没有查考，但祠僧仍然拥有丰厚资产。我私下想，后任蒋郡守作为台郡守，功劳在于建设，其禄位牌郡学、县学都有，而生祠是私人设置的；功臣祠所祭的七人，功劳在于剿除祸乱，全郡数百万百姓都庆幸得以重生，而为他们建立生祠又确实是奉特别诏旨。如今奉旨建立的祠堂仍在，却没有祭祀，虽有祠堂就像没有祠堂；奉旨废止的生祠，祠堂虽废而产业仍在，虽没有祠堂却像有祠堂。只是让其他庙宇的僧人垂涎争夺，把祭祀产业当作打官司的资本，实在可惜。如果再次筹划酌情拨归，调剂使之公平，不仅有功者应当得到祭祀，在上可以维护国家体制，在下可以顺应民心，而且可以保全祠僧，使他们不至于占有资产胡作非为而获罪。如果可行，请立即责令县里查办。

译○呈给胡墨庄观察，请求再次订正《台湾县志》稿条记（四条） 祥异、赈恤原本在第五卷外编；如果按照订稿移到政志中，统计字数，大致可以相符。又如职官题名，府志与县志多有不同，刻本与稿本也互相不一致；不查档案，就难以作为依据。坛庙这一门，多是从外编移入的。辛敬堂说：祥异在正史中写作五行志，兵氛在正史中写作兵志；寓贤、方技，《一统志》都载入正文。寺院也是这样，都不能列在外编。如岳帝庙等两条，以及药王庙以下八条，都是辛敬堂认为不应列入外编的。然而像吴真人庙、圣公庙、临水夫人庙，虽然确实有其人，但不是天下共同奉祀的神，和正神终究有差别。比如水仙宫合祀夏后以及伍、屈两位忠臣，王、李两位才士，也属于没有根据的说法。把它们收入外编，似乎更符合实际。总之，这一门很难区分。辛敬堂想把坛庙改为祀典，凡列入国家典礼的都收入正文，而把祠庙附在后面，凡民间建立的祠庙和一切寺院都附在后面；似乎这样较为恰当，但现在已经难以追改。辛敬堂说，烈女、戎功、耆耇并不全是学校中的人物。我私下认为，这些事情都属于学校志的内容。大概辛敬堂讨论的是四个总目，认为它们不足以概括全志。教养是政事中最大的事情，学校为什么要同政事分开？《周官》的司马掌管国家政务，那就是军务；营制为什么不收入政志？谢教谕说辛敬堂依据《周官》，似乎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孟子说善政、善教，政事本来就有同教相对而言的情况。《小戴记》明列七教、齐列八政；政事已经列到八类，难道还不能统摄教化吗？哪里有教化不能单独施行、单独列举的道理？政事必定以德为根本，而孔子曾把政与德相对而言；刑罚不能脱离政事，而孔子、孟子曾把政与刑相对而言。只有《周官》把军事当作政事，也自有其主旨；如果一定依据《周官》，那么今天的道、府、州、县都不是治理政务的官员，治理政务的官员难道一定指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吗？这个讨论说来很长。又，辛敬堂说应当删去郡的事务。我记得谢教谕曾把这件事告诉兼才；兼才说：海外志书宁可失于范围限制，也不要伤于缺漏。况且像城池、街市等，台湾是附郭县，怎么能一项项同郡事划清界限？如果删去郡事，就是趋向容易、回避困难，并不是这次修志的本意。把这些说出来，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兼才。至于四个总目所讨论的志书好坏，恐怕不完全与此有关。现在记录下来，以备裁定取舍。古迹关系到地理形势，本来应当移入第一部地志；但其中记载的都是红毛以及伪氏遗留下来的事物，所以刻本按照初稿放在外编，只是“古迹”二字仍未改动。辛敬堂认为“古迹”这个标题有钦仰之意，不宜用于伪氏。现在拟依照辛敬堂的意见，把“古迹”改为“遗迹”，仍放在外编中；其中属于本朝的内容抽出，注明后仍收入第一部地志。又，辛敬堂认为“逸事”是正传之外的逸闻，卷中所载也不合适，想把“逸事”改为“外记”。谢教谕说，“逸事”二字本于郁永河《伪郑逸事》，可以不必改。现在考察，“外记”二字与外编总目重复。既然古迹拟改为遗迹，这里也拟改为遗事，似乎较为妥当。遗事中有“逸老”，是鼎革以后来到台湾的人；订稿一概抽出，列入寓贤。与《丛谈》中删去的内容，都有签记说明。谢教谕对文章有删无增，对诗则删增将近一半。他新收的、同时在志局任职者的诗作，依照谢教谕最初的意见全部删去；当事各位公的诗，收入还很少，应当保留。谢教谕来信说：好的志书一定不收现今人物的诗，何况我们两人的诗收入志书，只能得到丑名。但如果众人的诗都收，唯独我们两人的不收，就会使人认为我们有过错而自以为没有过错，那就更加不可。因此这一点请仔细斟酌。能够违背众议、坚守正道，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这些人也只好勉强收入其中，并且在取舍上更加谨慎。现在查阅志书，不仅在志局任职者的诗，连年轻人的诗也都续加进去。最后还附录诗余，这是初稿中没有的。共删去新收诗九十首；薛约二十首，摘录保存五首，作为这部志书在姑苏刻板的证明。其余各家的诗，留待后人续修时采入，这次不再收取。○呈给胡道宪 嘉庆十二年修纂《台湾县志》，三月开局；十一月完工后，兼才先渡海回内地。过了一个月，谢教谕也因任期届满离去。升任的薛志亮正值战事刚刚平息，忙于安抚治理；志局的一切事务，兼才承担得过多，往往受到阻碍而无法进行。薛县令不但没有产生嫌忌，反而把志书的收尾工作交给兼才，内心深感歉疚；他多次在上官面前委婉调护，使意见得以通过，事情也得以办成。兼才因此得到了他的帮助。谢教谕自从进入志局以来，始终平心和气，竭尽思虑精力，同在局诸友齐心协力；最后又有袁州辛敬堂助教直言无隐，对这部书帮助很大。然而十五年过去，今天还在世的只有兼才一人，连当年的朋友也将近一半已经去世。每次读到这部志书，总是抽泣不已，不能自持。只是初稿已经刻板，薛县丞又不知道谢教谕有订本，不能不把两种稿本互相参校，以完成两人的志愿，删去应删的，补入应补的。至于昭忠祠一事，先前是兼才与薛县令详细办理的，而今天能够完成，全靠执事与健葊叶观察始终主持此事；这也是志书中不能不补记的内容。因此我在各卷中摘举大要，说明事情的缘由。艺文末卷删削了将近一半。兼才这次来此，本来是奉檄修纂郡志，但实际职务仍在台湾县志；幸而遇到执事主持一方政务前来，使我能够把一知半解上禀宪台裁定，从此去掉瑕疵、弥补缺憾，成书的效果比过去更好。上天没有让海东的文献最终浅陋，实在都是执事的恩赐。前次呈上五卷，续次呈上三卷，统请等候发下后核算篇数、字数，再召匠人匀整刻补。这份呈文谨此上报。

译○《续修台湾县志后跋》《台湾县志》若干卷，是嘉庆十二年（丁卯）经县里会同详请，由嘉义县学教谕谢金銮续修的。三月开局，兼才因铨授江西长宁令，四月便奉檄卸下学务；但志局既已成立，不能中途停止，自己在礼闱任职的夙愿又不忍突然违背，于是决意辞去。十一月刚刚完工，便亲自携带副稿先退回内地，渡海入闽请示。入京后，他拿出稿本请人订正，主要同袁州辛敬堂助教（名绍业）商订。退谷这年腊月任期也满了，携带初稿回去，同长乐老友陈道由（名庚焕）贡士商议。军志中蓝鹿洲、陈少林为蓝荆璞作附传，也是依从道由的意见。己巳年，退谷补官南平，收到辛敬堂阅过的稿本，更加严谨慎重，删去繁冗，补足缺漏，连同艺文订成六卷。到完成时，退谷已经调往安溪；来信说：志书设置四个总目，辛敬堂依据《周官》说“教养是政事中最大的事情”，学校为什么要同政事分开？《周官》的司马掌管国家政务，那就是军务；营制为什么不收入政志？他认为四个总目不足以概括全志。然而孟子说善政、善教，政事本来就有同教化相对而言的情况；《小戴记》明列七教、齐列八政；政事已经列到八类，难道还不能统摄教化吗？哪里有教化不能单独施行、单独列举的道理？政事必定以德为根本，而孔子曾把政与德相对而言；刑罚不能脱离政事，而孔子、孟子曾把政与刑相对而言。只有《周官》把军事当作政事，也自有其主旨；如果一定依据《周官》，那么今天的道、府就不是治理政务的官员，治理政务的官员难道一定指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吗？况且辛敬堂说教化和军事都属于政事，不应分别列在政事之外；那么礼、教、兵、刑显然都属于治典。可是《周官》为什么又把它们分列在治典之外呢？只是因为治官可以包摄六官，所以独独用“治官”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只是因为政志可以统摄学志、军志，所以独独用“政志”这个名称来称呼它。三者都是人事。郡县志以地理为正志，所以把地理放在最前面，三者都由它统摄承接。其中论述次序彼此照应，文脉贯通，布局运笔并不是草率为之。分野虽然属于天文，实际根基在地理；烈女、军功、耆耇虽然不全是学校中的人物，但都属于学校志的内容。这些都是同辛敬堂不同的地方。按照辛敬堂意见改动的地方，是把祥异从第五部移入第二部，同赈恤合并；把古迹移入第一部地志；把坛庙中的岳帝庙等移入第二部坛庙；地志的山水又增附胜迹一门。退谷来信说，辛敬堂对这部志书功劳不少，指的就是这些。只是兼才已经回到绥安任新职，每月都能收到退谷的书信，但寄往海外的信十封中很难到达一封。薛司马不知道退谷已有订本，兼才也不知道司马已经在姑苏刻板；如今两人都已去世，稿书还在，参校合并的责任在兼才。我私下认为，属于本朝的古迹，自然应收入地志；若是在本朝建置以前，辛敬堂本来就说“古迹”含有钦仰之意，不宜用于伪氏，那么古迹不如分别改作“胜迹”和“遗迹”更为恰当。移入坛庙的谢东山、张睢阳、韩文公，事迹见于正史；至于圣公庙、吴真人、临水夫人等，辛敬堂虽说确有其人，但事涉荒诞，不如仍放在外编更为合适。第五部的“逸事”二字，退谷说出自郁永河，辛敬堂说“逸事就是正传之外的逸闻”，而卷中所载也不合，因此“逸事”应改为“遗事”。把沈瑞等九人列入寓贤，是因为鹿洲、少林把他们从寓贤改附到荆璞传中，俞荔一人则因不能单独成卷而移入。但同一件事中遭遇祸难，沈瑞的妻子列在逸事中，不列为节妇，沈瑞也就不能列入寓贤。所有这些，都是订稿中应当再次审查核定的地方。我自知浅陋，没有什么可以自信的；于是按照全书次序逐条列出，请墨庄观察裁定。各篇目中分合、移入移出之处，传记中补录、改写之处，以及从《丛谈》中删去新收艺文、不收现存人物的部分，凡是退谷亲自订定的，我都深以为然。其余各卷中移置的条目下面，偶尔有标识说明，也并非兼才个人的意见。特别加以评断的是季蓉洲《台湾杂记》所载暗澳一条；订稿把它收入《丛谈》，于是辨明该地在南极之下，被纯阳之气所照，草木不生，非红夷所能到达，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已经删去不载。辛敬堂说应当删去郡事，便说明海外志书宁可失于范围限制，也不要伤于缺漏；附郭县的城池、街市不能同郡事划清界限，我不赞成他的说法，而是遵从兼才原来的意见。至于四个总目的讨论，并不废弃辛敬堂的说法：它的主要意思在于告诉人们读书的方法，应当先讲求目录。他把北海司农的《仪礼目录》标为最古，因为志书也属于史书一类，并且论述史家目录的弊病，用来防止修志者沿袭流弊。又认为台湾地方虽小，而当时参与修志的诸位君子能够广泛搜集、详细考证，使山川、人物、政事灿然罗列在卷中，深深赞赏他们用力勤勉，更足以使人心中感奋；把这些记录下来，以志此书的幸运。兼才又在第一部增入杨观察原序，第二部坛庙增入昭忠祠，第五部兵燹增入蔡牵案，第三部学志补载增订尤其多，并且校正全书的错字、脱字。完成后，特意召集匠人谋划修补；同僚王君聚奎说：这是公家的事情，为什么由你个人承担？于是共同捐出俸禄完成此事。改补刻板二百多块，重新刻板五十多块，花费白银若干。聚奎名承纬，是晋江人。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教谕郑兼才谨慎作跋。○呈给道宪，请求查办南坛义塚的呈文

译台郡南坛义塚的殡舍，是乾隆四十二年后由蒋郡宪建立的（事情记载于《台湾府志》《台湾县志》）。最初的董事是职员郑其嘏、韩日文，后来是岁贡生韩必昌。兼才上次修志时想详细记载，因为没有底册而停止。后来又由岁贡生林栖凤任董事，如今是卑学生员王振和。此前据卑学生员陈克巽呈称：嘉庆二十四年误保王振和管理南坛义塚一事，现在听说他侵吞渔利，愿意退保以免受牵累等情。兼才认为这是十年前就应查办的事情，于是发票传唤王振和，立即命令他把所承管的租额以及历年报销底册送来查阅；直到现在还没有送来。后来岁贡生黄时成等呈请保举愿意充任董事的生员徐朝衡，据称徐朝衡家业同南坛租田龙肚庄相近，对人地都熟悉，容易管理。又据徐朝衡开报，南坛租田一处在槟榔林，一处在太爷廓。查太爷廍就是县志义所中记载的仁和里糖租，同永康里的田园一样，都是蒋郡宪捐置的。槟榔林则是郑其嘏、韩日文共同捐置的。他还开报现有店屋，郡城内竹仔街一座、帽仔街一座。兼才亲自查阅南坛碑记：举人陈名标捐店四间，每年租税银四十元；贡生陈鸣珂捐店三间，每年租税银七十元；职员翁云宽每年捐缴一百元，职员杨振文每年捐缴六十元，贡生薛文珩、生员林朝英每年各有生息银四十元。询问董事，他们都说不能像从前那样做到。我私下想，南坛义塚广泛施行皇上的仁德，恩泽甚至及于枯骨，是全郡第一等的义举。前任宪台的仁心惠政，在这里都能看见。世代遵守执行，是本地乡老、绅士的责任。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也有忠信之人；堂堂台郡，难道没有一两个忠信可靠的人吗？过去的弊病在于觊觎公产，架空公局来谋私；现在的问题在于虚耗丰厚资产，丢弃孤坟而不管理。与其茫然无从查考，任凭他们自行其是，哪里如同明确制定章程，使大家共同遵守？现在就现存的公捐田园、店屋，统计其收入若干，除去正供以外应支出若干，董事的辛劳也从优议定；并把条款编印成册广泛散发，使众人周知。每年年末，由具结保证的绅士当面共同造册报销。这样制定的条款既容易遵行，数目也无法隐匿；即使董事更换，也可以凭公查清租额，遵照章程办理，不至于把公捐租项私下交接，正供也不至于悬空无着。我听说自嘉庆二十三年王振和承办以后，正供一直没有完清；嘉庆二十三年以前尚未承办时，则一概奉令豁免。这说明董事没有选对人，先是有意侵吞渔利，甘愿同饿鬼争食；又存心拖欠，冒充欠户希望得到恩免，对义塚毫无补益。如果不赶快设法挽回，弊端将没有止境。至于店租和生息银的多少、有无，以及今昔不同之处，必定有底案可以查考。现在禀请府宪责令承办者查清档案，如果可以交给卑学查阅，使我能够把现存情况通盘计算，同绅士共同拟定章程，并立即把公举的董事造册详细报告。对于长期坏账、上报豁免的情况，也可以让众人知晓，以免他们产生疑惑和怨恨。这完全是为了公事，如认为可行，恭候批示，谨当遵照办理。批示：查南坛义塚的土地，是用来掩埋无主棺柩的；此前蒋守同各位绅士捐置田园，以充作经费。每年收租完赋以及一切支出，自然都应详细记载在簿册中，以备查考。然而各位董事把它视为谋利之处，图谋借机营私，甚至连租额也无法重新查考。如果不迅速清理核实，势必日渐侵吞，使这项义举败坏废弃。着台湾府立即责令查检档案，发文命令该学会同公正绅士详细查考，妥善制定章程，并共同推举诚实的董事，禀报复核裁定。○辞谢新授长宁县令、请求仍改任教职的呈文 兼才早年专心学习科举之业，自被选拔进入成均，充任八旗教习，在京留居九年，一心希望上进；后来幸而考中本省乡试。到这时，会试已经参加了四科；辛酉年接连到壬戌年，便由吏部奏准留在京城，得以免于回原任。乙丑年会试时，则从台湾任所渡海，请求发给咨文。实在是生逢文教昌明的时代，应当不辜负国家远大的期望。如今因嘉庆十一年蔡逆案件中的军功，选授江西长宁县知县一缺。自料笔墨功夫还没有荒废，明年春天辰科会试又将到来；假如立即赴任县职，那么在礼部会试中便没有希望，这与平素的愿望很不相合；又恐怕书生的见识尚未消除，对于吏治之道也没有帮助。去年七月间，某恭敬地奉到恩旨，按照应当升授的缺额升用。伏查教谕的升授缺额，并不只有县令这一条途径：或者由本班升补教授，或者选用京职，都与所奉恩旨相合。但京职属于清要班次，不敢贸然指望；若改任教职，对于参加会试还可以观光求取功名，在铨选制度上也确实没有妨碍。本月初十日又奉到行知，伏想宪令森严，而兼才的下情更加迫切；因此披露诚意，详细陈述，请求根据实情奏请空出原缺，改选教职。使我得以仍任清闲的官职，谋求补足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这样不仅可以凭借略有长处的笔墨，谋求更长远的前程；而且省内教化风俗的重任关系重大，也可以借此磨炼微薄的才干，稍稍表达报效之心。嘉庆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据阿林保等奏报，新选江西长宁县知县郑兼才恳请仍改任教职等语。郑兼才先前任台湾县教谕时，正值蔡逆滋扰，率领生员、监生出力守御，蒙恩按照应升授的缺额优先升用，由吏部签升为知县。该员有志于参加会试求取功名，情愿仍改任教职，以图参加会试；着照所请办理。郑兼才准许注销所选的长宁县知县一缺，蒙恩仍按教职选用，使他能够同样参加会试。该部知道。钦此。《愈瘖集》卷一 《呈给庆观察谈南路缉捕事宜书》《呈给庆观察论述疏浚城濠及应办事宜书》《山海贼总论》《巡城纪事》《台湾守城私记序》《记平定乱民陈周全事》《记抵御海寇蔡牵事》《在延平途中呈给张抚军的信》《呈给杨双梧太守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