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着卷四

译○《龟宅郑氏续修族谱序》我的老师大宗伯江瑟葊先生，在为晋江张鞠园的《庐州府志》作序时说：国史、县志、家谱三者，只有修志最难。朝廷设置官员掌管国史，又有起居注、时政记、会要、六曹文案以及百家记述。编纂这些材料，即使改朝换代，也不难完成。家谱记载的是一家的事情，世系、德业、婚姻、仕宦、生卒，只要子孙不是极其不肖，大都能够知晓。县志所记载的范围则止于一方。它所依据的是官府的簿籍，出自胥吏之手；地方长者的记忆又各不相同，如果不及时编纂，隔了多年，缺失必然很多。他这样说，确实是事实。我私下认为，古代所谓史书，记载县事的是县志，记载国事的是国史，属于公事。家谱记载一家，虽然也有公共性质，却属于私事。公事则书法可以不加隐讳，哪怕改朝换代、更换官员，善恶也在所不避讳。可是家谱中的宗祖，历经一百几十世而不更易；各支子孙又都各自避讳祖先和尊亲的名字，家谱必须兼顾这些忌讳。拿这一点同县志和国史相比，家谱就更难了。我们郑族的族谱，明初祖先福公所修的早已失传，如今流传下来的有三部：一部是孚所公于明万历年间所修，一部是宇澄公于顺治己亥年所修，另一部是愧两公于康熙癸巳年根据宇澄公的谱增补完成的。乾隆八年，他的孙子起凤又续修其后，但都没有刻印。孚所公的谱很早就刻板刊行，愧两公的序文所说的刻板谱就是它。刻板谱被后人诟病的地方有两点：把‘垂戒不孝’列为一条，因为那不符合事实；至于记载户部公没有子嗣，则正合谱法和《春秋》的义理，只是应当补写过继承嗣一节。愧两公的谱纠正了这个弊端，凡是兄弟的儿子出继给别人承祖的，一概不记；难道也是改变旧例来断绝人口记录吗！如今距离愧两公又过了八世，幸逢太平，子孙繁衍，只是支派有兴衰，习俗有美恶，其中需要避讳的事情，又不仅仅是争论嫡庶以及异姓、同姓继承的不同。秦国的嬴氏、吕氏，在宫闱之中尚且难以掩盖，何况是耳目最近的乡里呢？然而事情的痕迹虽然明显，事实却涉及暧昧之处，写入族谱，子孙将无地自容；不写而加以隐瞒，又等于把别人的姓氏编入本族谱中：这就是修谱困难的地方。我们郑族的先世没有这种事，前人尚且对执笔犹有顾虑，何况想在我们这一代修谱呢！嘉庆庚辰年秋天，兼才从京城回来。参加公车考试十一次都没有成功，年纪又超过六十岁，并且将要到海外任官；修谱本来就难，想在临行前修成几十年没有修成的族谱，就更加困难了。但这是子孙的事情，不能最终推卸不管，族中志同道合的人也因此催促我，于是我冒昧在十月初一，于光裕堂祖祠召集英俊子弟开局，每天携带笔墨分头查考。刚过一个月，各房便拿着本支谱系来记录已经入谱的，续写尚未入谱的，合计完成八卷；生卒全部记载，坟墓也都登记。有时遇到破坏法度、扰乱规范、为乡里所不齿的人，也全都不加避讳地记录下来，等待由兼才完成定稿；这都是因为我郑氏祖先有灵，使各房都想到追溯本源，都知道大义，所以才能借此完成这件事。只是惭愧兼才学识浅陋，对于谱例和宗法完全没有讲明。来到台湾后，又重新订定县志，直到第二年才得以着手修谱；深怕对上不能继承先人的事业，对下不足以取信于后代。幸好三部旧谱都还在，得以参酌完成这部族谱。从一世始祖到二十世，依照宇澄、愧两公根据旧谱审订的内容写入谱中，只尊重本派并附带支派，以免混淆；彦芳公以下的世系，则依据孚所公谱和庙祀牌位的昭穆关系，仍按昭祖公的世次注在下方，最后附上家传、妇德、科举、祭礼、族规以及宅田等内容。至于其他有助于尊祖、敬宗、和睦族人、亲爱亲属之道的书，也谨慎地抄录在卷首，让后人敬服并学习；这符合谱法的必然要求，也能激发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使伦理不违背，规矩世代遵守，并且顺应时代不断修订完善，不致残缺。兼才承担了困难，后人就容易了；这样用来追溯本源、把美德留给后代，那么这部族谱也就增光了。道光二年二月，二房后裔兼才谨慎作序。

译○《时文稿自序》乾隆丁未年，兼才三十岁，奉两松徐中丞的檄令进入鳌峰书院，得以拜孟瓶葊先生为师。庚戌年，因为参加朝考，在京城拜侍陆耳山老师，不久进入太学学习。辛亥年，汪瑟葊先生奉命掌管成均，兼才亲自受业于他门下。嘉庆丙辰年，兼才任学教习期满；丁巳年冬天，选任闽清县学教谕。第二年戊午年，将要离开京城，先期把文稿抄录汇总为一册，再请瑟葊老师审定。这些文章就是自辛亥年以来，历任司成所选录的，以及助教陈旭峰先生亲手订正的作品。己未年，因第一次参加春官考试，再次来到京城，不久报罢回到闽清。稼门汪中丞任戊午福建乡试监临官，兼才拜见他后，他担心兼才荒废学业，每月命我学习五艺。兼才偶尔抄录旧作呈上，评阅意见多出自他门下宁化人吴清夫之手。兼才由此结识吴清夫，是从这时开始的。辛酉年，参加恩科考试，仍然报罢。当时已经调任安溪，兼才向有关部门请求，获奏准留在京城等待考试。不久，辛筠谷老师以侍御身份告假回乡奉养父母，他的伯兄淑邮先生仍留在京城等待礼部考试。瑟葊老师也在前一年服丧期满后进入京城，宝斋老师又在这一年冬天任学政差事期满，从山西回来。兼才都亲自拿课文请教，依据他们的评语，仔细考察异同，以决定取舍。可是旭峰先生虽然在京城，自辛酉年因眼疾谢绝宾客后，已经不能再得到他的一句话了。乙丑、戊辰两次北上，都从台湾来。戊辰年，再次留在京城。当时刚刚辞去江西长宁县令的升任机会，得以仍然铨选为教职，意气还很豪迈，但同辈寥寥无几，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雅集了。淑邮在乙丑年已经考中进士离开，瑟葊老师又因学政差事留任江西；宝斋老师升任副宪，也不像从前那样能够从容评论文章。因此辛酉、戊辰两次留在京城，聚散已经不同，论说文章的乐趣，前后就远远不能相比了。任官游历中得到指点的，有闽清郭司训励斋（宗泰）、台湾胡司马岳青（应魁，丹阳人，淡水同知；先任德化县令）、来建宁的金孝廉芑汀（荣镐）三人。郭氏很少加以褒贬，只劝兼才读归太仆的稿子；胡氏褒贬都多，金氏多贬少褒：见解各不相同，但都对兼才有益。辛未年，兼才再次从京城回来；到这时，大概已经参加七次春官考试了。检查囊中多年积存的文稿，想到应当继续抄录保存。于是就各家所认可的文章，重新加以订正；命儿子用楷书誊写，自己则汇集保存他们的评语。其余同僚朋友偶尔写的评语和跋文，也间或保存下来。连同前面计算，共抄录文章若干首，大概是宽泛地计算其数目，等待真正了解我的人再次加以裁定斟酌。抄录完成后，仍把汪、陈二人的序文冠在卷首。积年既久，知道这一切都是老师朋友的力量，但我的技艺也仅止于此。兼才年纪将要超过五十岁，自己如此迟钝笨拙而一事无成，也实在可悲！叙述这些，用来说明这部文集编成的始末，同时又不甘心让它腐朽散失，希望老师朋友能够再次对我有所匡正。壬申年孟春，兼才写于绥安官舍。○《台湾县学署再到堂额跋》在海外做官，有再任的，有三任的。以观察身份再次到任，离今已久而百姓更加不忘的，只有海康陈清端公。至于主持学校教育的官员，再次、三次到任的，我近来见到有两人：一个因弹劾离职，一个因保举而任县令。他们的得失，大概有幸运和不幸运之分。然而君子做官，不能只论得失，只应论勤惰。世上若没有海康那样的人，哪里承受得起一次、两次到任呢！我从甲子年至今，两次任此职，百姓还是那些百姓，年岁却已经不同。抚今追昔，自己不禁感到惶恐。已经请朋友书写匾额，于是亲自写下这篇跋文，以记下我的畏惧。道光元年（辛巳）九月。○《柯淳葊诗文序》嘉庆己巳年冬，兼才因公到郡城，在邵武县学署拜访晋江淳葊先生。淳葊刚刚编订完成自己的诗文稿，嘱咐兼才校订文集，并命我作序。兼才与淳葊相互知名已经超过十年，如今因为做官同在一地，才开始会面相聚。于是读他的诗和古文，了解他的言论、性情，才知道应当怎样为淳葊作序。淳葊最初任永定县官，不久调任诏安；没过多久，赴台湾嘉义任职。这次来到邵武，又已经超过五年。在同僚中，他独以刚直著称。有话想说，必定立即说出，不能隐藏；既然说出，内心和口头也一定不会相违背。他的性情刚健明朗，不肯做闭塞隐秘、深藏不露的事情。因此朋友中疏远他的自然疏远，亲近他的始终亲近；彼此性情相投，谁也不勉强谁，也都不自知其中缘故。他写诗作文也是这样。从居家到做官的三四十年间，对内有家人父子，对外有师友宾客同僚，以及各地风土人情的差异、山川古迹的变迁，凡是自己经历的忧乐、生死、盛衰、得失，其中缠绵悱恻、低回感慨和叹息，都因为亲身经历而全部在诗文中抒发出来，直到完全表达出心中想说的话才停止。自从朝廷以制义取士以来，能够兼擅诗和古文的士人很少。我私下认为，制义代圣贤立言，只求说得正确。所谓正确，就是不背离、不违逆，各自得到其中的神理。诗和古文都是作者发自肺腑想说的话，贵在得到真实。所谓真实，就是不矫饰、不装点，各自符合作者本人的情性。淳葊凭借阳刚的禀性，发而为诗文，语言质朴却不因质朴而衰弱，事情繁多而文体不弱，有光明磊落的气概，没有用晦涩艰深来装饰自己；使世上那些学习淳葊、亲近淳葊的人，读到这些文章无不欣然抚卷而起，说：‘这确实是淳葊的诗、淳葊的文章啊！难道不是因为得到了真实，并且能够表现他的性情吗！’淳葊另有制义文集，其他文集有十多种，这一集先行刻印流传。在校订完成之日，抄录这些话来请淳葊指正。

译○《续修台湾县志跋》《台湾县志》共七卷，经耘庐薛司马详细核定，续修完成。完成后，他请我作序，对兼才说：‘这部书的修纂你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如今将要渡海回内地，何不写一篇跋呢！’兼才说：‘好。’兼才于嘉庆九年（甲子）调任台湾，恰逢县里修建学宫。第二年秋天，兼才参加会试回来；到任后，正赶上山海盗贼发动变乱，郡中进入战事状态。到了丙寅年八月，兼才才得以商议完成学宫的工程。又召集董事、督促工匠，于是说：‘县里的事务应当兴办的，难道只有学宫吗！搜集文献、考核史料，地方志是其中的要务。’当时大帅留在郡城，重兵尚未撤离，百姓刚经历战乱，安抚救济是急务；县令有专门负责的事务，没有时间兼顾。于是兼才先行筹划，详细请嘉义学谢教谕总纂修志事，并慎重选定分纂、采访人员十五人，发文给县里具报，各人都回答同意。退谷谢先生在今年二月奉道台檄令进入修志局主持此事，有人建议删去前志中记载郡治的事务。兼才说：‘删去澎湖的事情可以，删去郡治的事情却不可以。台湾是海外之地，而且刚开始开发，多次遭受兵火，事情多有变更。前志修于乾隆壬申年，年月已久，档案逐渐腐蚀；如今只能向故老询问，取信于后人。如果一定要说：‘这是郡里的事情，不是县志应当保存的；这是郡里的官员，不是县志应当记载的。’那只不过是采取苟且求易于完成的办法罢了。何况像街里、城池等内容，已经不能清楚地划归郡而从县志中删去；因此在义例上放宽一些，失误还小；如果使后世郡中的文献无从查考，失误就大了。’有人问：‘那么澎湖应当怎样处理？’回答说：‘澎湖有专志，始于胡别驾；与前一部县志的修纂相比，年代较近，而且没有改置之事，所以可以删去。’众人请退谷谢先生裁决。谢先生说：‘志书是用来传信的，台湾属于郡的附郭县，县里的耳目接近，听闻见闻足以考证；前志没有遗漏，沿用它就可以了。澎湖远隔海中，而我们住在郡城，与其握笔凭空猜测，不如暂且缺略；既然已有专志，删去它是合适的。’于是各自按照簿册计算里数，近处采集，远处搜访，依限完成汇集，互相考订参核。至于彰显隐微、阐明幽暗，尤其谨慎详尽。谢先生澄清心志、凝神思考，辨明是非，广泛收集众人优点，提出自己的裁断见解；凡有所论断，都秉持大义。其体例同陈少林的《诸罗县志》前后相合。只是少林处在建立简略体例的初期，能够洞察事势，所以筹划安排以等待后人；谢先生处在奢侈淫靡风气之后，熟悉人情，因此加以阐明，使人追寻过去的制度。他们的主旨归趋略有不同，后来的阅读者也可以由此了解他们各自的用心。这次修志的费用，出自乐于捐输的人，支用则归于节省；总纂修的束脩、薪水共若干金，雇人抄写的工钱以及纸笔杂费共若干金，开雕刻印的费用由某位先生承担完成。至于在修志局中的各位先生，自始至终都出自己的力量为公事效劳，就像先前督理学宫时一样；都是因为耘庐司马能够得到士人的心，大家乐意为他所用。兼才借此得以完成此事，其中所遇到的机缘大概也算幸运。

译○《跋黄石斋先生手卷》书法足以使人的手受到尊重吗？记得庚申年夏天，兼才在汪稼门中丞那里见到杨忠愍的墨刻尺牍，中丞把它当作珍品给我看。与忠愍同时代的严分宜也能书法，但人们并不以看待忠愍的态度看待分宜。来到台阳的第四年是嘉庆丁卯年，朋友韩奎垣拿出石斋先生所写的便面，也把它当作珍品给我看。与石斋同时代的洪文襄也能书法，人们更不以看待石斋的态度看待文襄。唉！石斋是忠孝之人，时事的感伤往往表现在笔墨之间。他所处的境遇，大概比忠愍还要艰难。所写的便面，是亲手抄录自己的诗作真迹，又不是忠愍的墨刻所能相比。奎垣珍爱、看重它，应当超过中丞珍爱忠愍墨刻千万倍。然而这样看来，石斋本身也确实值得尊重，难道真是书法足以使石斋受到尊重吗！石斋的书迹流传于世，并不是不常见，但人们却越来越珍爱、看重。晋江张鞠园任刑部官员时，拿出家藏的石斋书法装裱本，进呈给大司寇胡云坡。胡司寇收敛神色推辞说：‘我有什么福分能够得到这个！’最终也不敢接受。翁覃溪阁学于是取张鞠园装裱的本子作跋，逐一依据传记和族谱，考察它应当写于何时，仿佛自认为能够了解石斋。唉！石斋是忠孝之人。胡司寇自称没有福分得到它，我不知道奎垣究竟有什么福分能够得到。同年出生的余治堂强行分走其中一件，我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福分，竟能得到奎垣所得到的东西！奎垣喜欢结交当时的士人，尤其和治堂友好。治堂临走时，写了一篇跋。这个手卷在我阁中放了好几个月，我徘徊不敢拿出来。如今写成这篇跋，也是被归期逼迫才这样做的。如果说是为了留给奎垣，以表示交情，那还可以；如果说这样就足以了解石斋，连覃溪阁学都做不到，我这个小子哪里敢这样说呢？听说石斋北行时，洪文襄在旅舍与他相遇，石斋惊以为鬼，转身逃避他。洪文襄本来就是与石斋相反的人。那么，凡是反对石斋所作所为的人，都是鬼，都是石斋想要逃避的人。世上观看石斋书迹的人，可以因此感到畏惧了。丁卯年秋九月。○《鹿耳门天后庙额跋（代）》皇帝继承帝位，武功威烈大为承继；威势和神威远远达到各处，使陆地上的人震恐、水上的人战栗。愚蠢的蔡牵，竟敢图谋不轨；如今又带着逃窜残余的性命，重新投入罗网！我既然奉命东征，立即赶赴鹿耳门，督率水陆军队剿捕；而汕外惊涛汹涌，与炮火箭矢交相冲击，击沉贼船超过一半，生擒贼党二百多人，都是逆首，罪恶满盈，以至触怒神明。如今诛灭这些小丑，辅佐圣朝。欣喜感激之余，恭敬献上‘神潮助顺’匾额，悬挂在堂上，并写下数语作跋，使其流传不朽。●杂著卷六 《上辛筠谷侍御》《诸生月课辨存》《寿澹轩兄六十》○《上辛筠谷侍御》兼才去年夏天寄去一封信，里面附有《蛤仔栏纪略》抄本。蛤仔栏过去一直没有归属内地，去年冬天梁九山根据谢退谷所著《纪略》，分条上奏，如今已经奉旨收抚。《纪略》一书，夏天已经由前任台郡守双梧杨公刻印；如果能够得到一本，当立即寄给您阅览。古人把在林下优游自得看作第一等好事，然而古今形势不同，彼此风俗不同；如果乡里多有变故，地方官权势重要，反而不如远方做一个守官，还能得到优游自在。兼才家乡靠近漳、泉，这种事情一向熟悉，冒昧据此进言。前次辞谢长宁县令的升任，汪瑟葊、莫宝斋两位老师颇不以为然。瑟葊老师来信，引用欧阳永叔‘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两句话来劝勉我。我私下认为，教官虽然职位处于清闲之地，也足以惠及事物，只是不能惠及远方；县令权势足以惠及远方，但职位卑下、牵制很多，也未必完全能够惠及事物。所谓能够惠及事物，不只是看官职，也应当兼看其人。如果我的老师身居清要之职，是朝廷的耳目，如今又已经归养十年；吏治民风，听闻见识更加全面。他日出山，把所经历的事情写入奏章，简直不用一个早晨，雨露就能遍及天下。把孝道转化为忠诚，我亲眼见过，这难道是小事吗！永叔这两句话，大概除了我的老师没有人能够当得起。我的一点浅见，借此机会向您陈述，恭敬地请您鉴察。○《诸生月课辨存》（《书种堂六种时艺汇存小序》之一） 月课，是书斋中的一件事；时艺，又是月课中的一件事。它关系到功令，而实际实行则要看主持此事的人。兼才主持月课，远处的学生就封寄题目，近处的学生就亲自考试。年轻而有馆舍或远方求学的，封寄题目；没有这些条件的，亲自考试。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只听凭他们自己来不来。月课如果缺考两次，不得超过三次；时间久了，爱好学习的人中，有些每天进步而自己却不知道。文章是末节；品行和忠信才是根本。孔子以仁义礼智信四者教育弟子；又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求忠信尚且不出十户人家，何况如今要在一郡、一邑中求文章呢！动不动就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才，只是自己坐在那里不知道罢了。明代谭友夏送朋友主持黔南乡试时说：不要说黔地少人才，要看考察人才的人怎么样。兼才常常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主持考试的人想凭一己的见识，在四书文中评判几千几百人，如果不能剖析源流、精细审察义理类别，就很少有不颠倒错乱的。记载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不学习，哪里能够知道不足呢！谭公这句话，大概是在教人反省自己。兼才所到的地方，不敢说那里没有人才，只是自己鉴别人才的见识浅薄，实在非常惭愧于谭公的话。这部文集所保存的文章，虽然是用来课试别人，却也无异于在课试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闽清是我第一次任职的地方，后悔没有把文稿留下。安溪、台湾虽然留下了文稿，但大多散失了。只有建宁的各篇文稿还保存着，其中间或有文章来自邻近的学生、出仕游历的子弟以及外省游学的诸生；虽然不敢一概收为弟子之作，但因为月课而评论文章，其中佳作也抄录附在这里，共计文章若干首。○《寿澹轩兄六十》三兄澹轩，在嘉庆乙亥年二月初一过六十岁生日。这一天，建宁令包礼堂明府命他的嗣子士彦到学署来。兼才想到自己在官署中不能回家祝寿，心里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