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瘖集卷三

译《台邑志》稿，前年薛司马来信说，已经在姑苏开雕，并经吴中旧友参与订正；司马去世以后，稿本是否已经刊成，还不清楚。阁下在这部书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苦心都清楚可见，如今还要把它置于不可知的境地，我对此很忧惧。世间的儒者拘泥于重视道德的话，往往轻视兴复、营建等事务；却不知道圣人只在真诚和虚伪上加以判断，如果涉及虚伪，即使自以为是在讲道德，也不过是空洞的东西，更何况谈什么事功呢？如果既然所立的志向没有别的，只肯把自己的心力用于百姓，那么即使是一手一足的微小劳烈、一土一木的微小功绩，哪里不是治理所相关的呢？所以修台志这一件事，我认为正是海外的事业功绩所在。记载大道的书，没有比夫子更完备的。然而夫子赞助修订、删削订正的事情，都在弟子从鲁国回来以后，起初本来无暇顾及。周公多才多艺，而所著《周礼》竟然成为没有完成的书。并不是周公不能完成，而是看周公告诫君奭的话，便知道周公的功业本来有重于《周礼》作者身份的地方，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当前急务是什么。以周、孔两位大圣人来看，本来都是先急切地以仁德覆盖天下，然后才用著述教导万世。台湾经历兵灾以后，孤悬海外，安抚辑宁的谋划，足以使当权者深深忧虑而不能在早晚之间放松，实在有十倍于修台志的重要性。然而阁下和我的官职本来都是学官，责任虽然不足以牵系海外的安危，却确实关系到邑志的兴废。孔子作《春秋》，说把道理寄托在空言上，不如把它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修志也正是这样：它固然关系到治理的大事，也是阁下把志向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的一部书。我因为它没有刊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继续完成它，也实在可叹啊！离别很久，思绪充满胸中，感念旧事，姑且再次谈到这些；希望您能够教导我。○寄给退谷 前些时承蒙您赐教千余言，我让孩子们抄录保存；反复阅读以后，更加悔恨自己的过失，也更加佩服先生读书确有所得。我所作的答复如此这般，只是聊以抒写心事，终究很少有切合自己的谈论，辜负您的重大教诲太多了。承蒙您惠示四篇大作，发明前人没有发明的道理，读它足以端正人心、挽救颓废的风俗；我全都让儿子抄回，以便给本族中有志于正学的人看，也抄寄给伊墨卿、吴清夫二人。建宁县令包礼堂明府也饱读了这些文章。礼堂任建宁县令，守持自己、爱护百姓，官声很好；只是恩惠多而威严少，顽强粗暴的人不知道畏惧罢了。墨卿三月进京，路过建宁，对您的大作极为折服，只遗憾没有见到您的面。这次再次出仕，他自任很重，将来所建立的功业应当值得观望。我过去的朋友如伊墨卿、陈恭甫，十多年来学问见识比以前大有进步，我非常敬畏他们；自知浅陋，只是因为有交情，才没有被几位先生嫌弃。去年秋天想要补辑《礼经》，就是接续以前手头编纂而未完成的工作，如《内则》《玉藻》等篇，按照旧例恭敬抄录御案，并节录各经的考证；本来认为可以由此继续做到《周官》，没想到因为有其他事务，连《礼记》都没能完成，实在可惭愧，也可畏惧。近来看到《香山全集》，其中有和我《年三首》的诗，尤展成大概是取白居易《香山》诗的首句“我年五十七”来命题。阁下赐和的两首诗，都是白居易、尤展成没有说过的内容。我的一首诗经墨卿删润，姑且保存下来等待订正。郭景江州牧去世，事情出于意外；他在百姓中留下了遗爱，反而更加增添人们的思念。景江我一向没有见过，双梧太守则是我在台湾一向熟悉的人。能守约的人，不是真正贫穷；能守拙的人，不会最终失败。双梧自从担任观察使，经历军务和台湾事务，并不是不能忍受挫折；何况如今还在台湾。所谓挫折，只是滞留在那里，不能卸下担子回内地，并没有什么大的冤屈压抑。他背上生疽，我估计是因为两个公子早年显达却夭折，一个死在家中，一个死在京城，晚年暮景中舔犊情深、悲伤难解，或许因此病发而不起。来信为两位公子的死感到悲哀，因而不能释然于他作为好官，我认为实际上自有命数。两位公子正好是因为做了好官的儿子而死，不然又哪里值得挂在先生口中谈论呢！前一封回信已经谈到，所以再次论述。○答复退谷 我在本月二十六日收到您的手示，反复诵读，恭敬地知道了全部情况。过去一直牵挂的事情，顿时释然于心；没想到我们两人的官场处境既然相同，渡海的经历也同样相似。我既为阁下庆幸，追想事情，又转而为自己庆幸。张抚军虚心而善于访察，像我这样迟钝笨拙的人，尚且受到他殷切诚恳的对待；何况阁下才高识远，所说的话都切中要害，他对您的倾心重视，更不用说了。杨太守被撤回内地，听说是制军附片奏报上去的。同僚之间相互牵制，我们尚且如此；难怪抚军只能付之一声叹息，毫无办法。我已经被选为邵武府建宁县的学官缺，惭愧于被科名牵累，又呈报获准留在京城。详细读您的来信，早已洞察事情的症结，我姑且反说其意，权当作吉祥话罢了。志稿前五本已经交给我的老师宝斋先生。艺文两本，只涉及取舍，没有什么需要参订的。都宪事务繁忙，恐怕费时间翻阅，所以还没有交上；领取出来时一并寄回。我从前的旧友，如今大多不在京城；新交又还没有深厚融洽，想要像道由先生对于阁下那样，已经■〈甚少〉不可能了。您所作的《蛤仔栏纪略》一书，充分显示了深厚的用心。杨太守的贤能和劳绩，也由此没有被辜负。就我所知道的，除了汪瑟葊阁学、辛筠谷都谏，没有人能够审定这部书。这两位都博通历史，偶有议论，能够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古今事实相互考证印合。这部书如果得到他们阅览，一定会有所发明，容我另外抄写后寄去。只是论证一门没有承蒙您的大教，实在是遗憾。先前呈上的拙作三种，千万不要给别人看；闲暇时希望您为我订正。令弟先生去年冬天没有来得及一叙，只托敝门徒黄子跃送过三封信。临行时打算顺路前往拜访，最终却没有做到；至今还放在心上。南北相隔遥远，美好的会面难以预期；我遥望您的风采，远远仰望期待，不能把话全部说尽。姚石甫说：六亭、退谷，都是困穷的教官，却对杨双梧和郭景江两位贤能的太守、州牧念念不忘；甚至从千里之外寄信，挂念他们的去留、生死。唉！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喜爱《缁衣》的人了。然而居于上位的人，却不能不受毁誉牵累，而有撤回他们的举动；即使抚军也无可奈何，难道不是娥眉遭人嫉妒、古今同样令人感慨的事情吗！读了六亭的几封信，为此潸然泪下。○答复退谷

译今天在文起刘兄那里，接到并诵读您的亲笔信，您对汪瑟葊阁学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感佩。瑟葊比我大一岁，与您的年龄相仿，年轻时所遭遇的境况也相同。两人都在孤苦中立定志向，所学应当都达到了纯正丰茂的境界。只是瑟葊稍微料理家务，费用不至于滥用；不像阁下不屑于烦琐事务，一概置之不问。承蒙您给我看志稿，想要大加删削，却苦于受世俗议论牵制。确实如您所说，不过今昔的形势不同：明代以前，城郭、坛庙以及沟渠、塘堰大多由官府治理，如今却不是这样；我们福建尤其严重。衙署、贡院尚且交给百姓，街巷、桥梁更不用说。台湾在这方面，很有漳、泉的遗风，当然不是大贤者夸耀善行、施展劳绩才偶尔出现的事情。如今在各项事务中，只选择重大的，附带记下董事姓名；或者由一人独力修成，间或用特别的笔法记载，不埋没别人的善行，这与道理并不违背。其余的可以大致删去。近来得到康对山的《武功志》，这部书与《朝邑志》相比，体例稍微合乎时宜，可以取用它的长处，也只在于扫除世俗成见。然而仔细考察官师人物传，它取舍由己，褒贬同时体现，似乎是对山私家修撰的作品，不是官修之书。《朝邑志》虽然属于官修，但当时主持的人也不过是一位相知的县令罢了。我所厌恶的志书体例是：小小的邑志，把督、抚列在前面，把藩、臬、道、府列在后面；开始修志就申报详请，完成以后又呈送审阅，种种牵制，恶劣的套式令人厌恶。孔子作《春秋》，虽然谦称只是私下取用材料；但删削取舍的专断，即使游夏也不能赞助。如果按照如今的制度来实行，请示鲁公，由周天子下令，三家担任总裁，游夏担任分纂，即使圣人也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了。《朝邑志》以康对山作序，《武功志》以吕经野、何大复作序，都必须把本辖上级官员列在序文之首。前明时尚且如此，如今也不能完全废弃。艺文一门，序、记多半因事而保存文章，其中文字繁复冗长、可以删节的，似乎应当节略保存。无关紧要的诗，以及有关但写得不佳的诗，希望全部删去。我的拙作千万不要保存！志书篇目中的“香火”二字，我先前怀疑是沿用俗称，现在才知道它本来出于史书。近来评论《武功志》的人，把这部书看作作志的最高标准，恐怕未必如此。我的意见是，《武功志》篇目详细，《朝邑志》格局宏大。阁下说《朝邑志》太简略了；但《武功志》中人物传记如后稷等、列女传记如太姜等，难道不显得过于繁赘吗？评论者引用对山的话来称赞他的高见，难道不是因为是对山本人而产生的看法吗？如果当时把这些裁去不载，真不知道又会作出怎样的评论！现在派儿子抄录呈上，以酬答您赠送《朝邑志》的情谊。回想从前台湾志刚开始修纂时得到《朝邑志》，到如今再次订正时又得到《武功志》，有美好的地方就相互合取，恰逢这样的机缘，难道是偶然的吗！书中讹字都已校勘，圈点依照原本，并节录评论。地理沿革和建置原本载在诗文碑记中，都没有抄录。因为事情急迫，先抄写寄去；院试以后将全部抄录保存，秋天在省城时，两部书可以相互阅览。以上复信。○答复黄力夫 承蒙您来信告知何穆岩（曰诰）、李古山（祥赓）两位先生的品德学问，是学校中的领袖；我们这些人职责所在，只有推举优秀者，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李古山先生此前本来曾经登上荐举的文书，却谦逊推辞而没有前进；又多次请他所著的《学易慎疑》，他谦让不愿居功，但实际上彼此都相互敬爱。穆岩何先生，大家都称赞他擅长古文，正如您所说，却很少谈到他的为人。他孤高自守、安于自得，已经可以由此大致看出。士人之所以可贵，在于明白义理、熟悉时务，能够适用于实际。能够通晓经书宗旨、安分地在乡里教书的，次一等罢了。做事不合乎道理，倚仗所学来骄傲待人的，这是士人中最下等的。贵地士人的志向卓越，只是近来的风气稍微炫耀新奇而忽略实际实行。比如安葬父母不哭，忌日也不知道，竟安然不觉得奇怪。偶尔有人割股疗亲，或守在灵柩旁边睡卧，便啧啧称赞。不知道割股疗病只是出于一时的行为，孝顺的征验在于平日感通天地的真诚，不是可以空自羡慕的。侍奉父母的常道，就在日常饮食起居中。文王、武王的大孝，表现在早晚问安；曾子奉养父母的心志，也不外乎酒肉。亲人下葬以后，已经不能凭借衣食财物来奉养；第三年之内早晨回来、晚上住宿，这件事确实很难做到。至于是否算作孝，我就不知道了；更担心阴间与阳间气息隔绝，活人守在旁边，反而不是死者所安适的。做人子女的，应当深思这一点。至于持斋忏悔，把僧人请到家中、让妇女到寺庙结会，母亲役使儿子，妻子烦劳丈夫，这种风气起初流行于江西，后来蔓延到邵武；我每次当众大声疾呼反对，却丝毫没有悔改的心。如今诏书严切禁止，大吏也加以宣扬；只有真正读书的人，稍微知道告诫自己的家人。因此我曾说：我们福建下游各姓分党械斗，是有形的祸害，正是孟子所说的洪水猛兽；上游男女老幼诵经烧香，是无形的祸害，正是孟子所说的杨、墨邪说。洪水猛兽有时还能够平息，杨、墨邪说却越流传越严重，它的祸害将有难以忍受、难以说尽的一天。我实在没有德行可以胜任这件事，不能不依赖穆岩、古山两位先生。古代曾有普通人行善，教化影响乡里。希望您替我把这些话转告他们！您离开乡里已久，来信中有意于风俗人心，也有敬重桑梓的情义。所以我粗略叙述城乡的大概，并陈述自己的浅见，只希望有见识的人加以察看。姚石甫说：这真是一部对名教有功的书。用它来教导士人，可以说是尽到职责中最大的事情了。如果有贤能的县令辅佐着实行这种教化，礼乐大概就会兴盛起来吧！我治理台湾县将近一年以后，六亭才到来。像正文风、端正士习、惩治淫祀、申明大义这些事情，诸生虽然曾经反复听我讲说，却非常苦于没有助力。等到六亭到了台湾，我不久也离任了。回想这一年之中，实在有许多心事没有完成，遗憾正日益增长；每次见到六亭，都因此更加惭愧。○给王空同（鍚龄）

译近来正在修撰《台邑志》，兼才又向上级长官请求，得以请谢退谷来郡主持稿务。退谷文集中有《秦屿四君咏》，其中一首就是咏先生的。兼才同先生交往已超过十年，直到如今才知道先生号空同。由此看来，兼才哪里足以真正了解先生呢？退谷的天文学说，认为出自先生。后来他把分野列入地志一门，而所说又与前人不同，急切想为先生订正。兼才把抄稿封好寄去，请先生校正后，希望尽快回示。春来海外平安无事，任期届满后打算渡海回内地，仍赴公车；查看选官名单，已经注定江西长宁县的缺。年末进京，应当设法改任教职。兼才并非故意避开烦难而求简易，实在是因为职分所属，关键在于能够尽职。教职是清闲的职位，不受上司督责，而且任职久了，事务可以量力而行；只要能振兴文教、整顿学校，清廉安静、少有欲望、好学能文，就足以在学校中获得美誉，名声传到当权者那里。知县却不是这样。前面有交接任期的压力，后面又有仓库事务的牵累，案牍足以使人劳心，奔走又常常导致旷职；而且对外要借助胥吏，对内要倚靠宾朋，小则使人闭塞聪明、蒙蔽耳目，大则擅权自用。至于亲属往来、同僚酬答，所牵涉的事情本来已经很小，却都足以使县令困顿。兼才所见所闻，并不是没有好的知县，他们有志于兴利除弊；可是到了卸任之日，原先谋划议定的事情都没有一件办成，想像兼才在安溪、台湾所做的那样，反而无法做到。这并不是真才干彼此不相称，而是前有牵制、后有阻碍。因此，兼才不应当做县令，也已经很明白了。至于替别人做鹰犬、给儿孙做牛马，只要少年时承受过家训，长大后得到师友的帮助，颇知道自我激励，忧患并不在这里。来信过分承蒙您的奖誉，我不揣冒昧，虽言语谬妄而触动心事，仍说了这些话，希望真正了解我的人能够教正我。寄给家朗山、云舫兄弟 去年夏天兼才在京城，送云舫四兄上车，并写信问候朗山二兄。不久离开京城，从建宁旧任所取回行李。八月初到达省城，领取渡台的许可证；回程到了仙游，得到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仓皇赶回故里，寝食难安。过了一个月，想到我们家族的族谱修于明万历年间，如今应当继续这件事，于是设立编修机构，命各房分别辑录。事情稍有眉目后，就前往安溪，并到卓村与官寿相处。在这以前，兼才参加会试十一场都没有成功。担心辜负死友的期望，到了姑苏时，便向泉州会馆馆主黄公鲁溪请求墓地，把苏星山、陈公的两具棺柩寄葬在那里。这年秋天，郭霭士进京；到了苏州，知道了这件事，便同他的弟弟各拿出五十两金子，把苏星山的棺柩运回家，而陈公的棺柩仍孤零零地寄葬在义冢。兼才因前往安溪的便利，夜宿小姑乡陈家；陈公的父亲知道儿子已经安葬，心里稍稍宽慰，想来日后只要把遗骨运回就是了。腊月十五日，抵达台湾县学任职。自三四月以来，只有续修《台邑志》和详细办理昭忠祠两件事，每天都劳碌奔波。秋冬之间，如果能够选授教授而渡海回内地，就能同四兄在春明门下再次携手相见；否则，就只能等任期届满罢了。二兄的器量是我们这一族中第一等的，做了县令以后，我颇怀疑他会感到寂寞冷落。财运、气数和官运，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仁慈的声名和合乎义理的声誉，则要看平日的作为，我们彼此勉励。要养成美好的名声，没有比做官亲自去做更好的；过去在京城时，我已经同四兄详细谈过了。一方面抚育百姓需要苦心，另一方面辅佐事业功劳很大，彼此共同做成事业，这都出于读书所得。兄弟之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百里〕 兼才入仕二十多年，私下看见喜爱钱财的人未必能以钱财终身，喜爱名声的人未必能因名声显达；只有怀着一片苦心、满腔义气，凡是关系到伦理纲常、功劳在于保卫民众，可以替百姓请命、同众人一起迎来福祉的事情，就毅然去做。起初好像是在冒险，后来自然会风平浪静；全国的人既然都谅解他没有别的企图，后人就更加追念他留下的恩德。吕新吾说：平日读书，只有做官才是施展抱负的时候。又说：做官的人修明政事、建立功业、改善社会、安定百姓，只觉得时间不够用；只怕一旦升迁，不能完成自己的施政。这是真实确切的心声。兼才最敬信这句话。我们家一向被称为善于做官的人家，如今父子多人却因为言语彼此伤害，隔绝在海外，即使想要败坏法度，在台湾的同乡也都替他们伤心流泪，看到这些，我更加感慨。离家居住已经很久，得到机会落笔，便不断被触动而感慨。彼此交情深厚而我的言语浅薄，这不是兼才所能改变的，只希望两位兄长谅解。○杂著卷二 续修《台湾县志》列传 家谱拟传 伯父斗山先生家传 三兄澹轩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