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江先生集卷一

译君主必须不把天下据为自己的私有，然后才可以覆盖、统摄天下；也必须善于运用自己的私有之物，然后才能对天下没有私心。为什么呢？天下，是君主与天下人共同拥有的器物。与天下共同拥有的，叫作公；不是天下共同拥有而是君主独自占有的，叫作私。把天下这个公共之物置于一旁，像附赘悬疣一样，却专门顾惜自己的私有，天下将把什么托付给他？如果只把天下当作公共之物而一味为公共之名行事，又不如顾惜私有那样能够尽知事物、发挥才能而无所吝惜。因此，君主最不必担忧的是有所私；有私而能公用它，私也就成为公了。尤其不必担忧不能善用自己的私；私而不能公用，才是真正的私。不要被私有之物的藩篱束缚而不能扩大，不要停留在私情之中而不能尽力。能够运用私有之物，却没有私心的障碍，这不就是所谓以天下为家的王者吗？姑且用筌和蹄来说明这个道理。家，是士人和庶人的所有物；天下，是天子的所有物。天下分开来说，是天子的家；分给士人和庶人来说，似乎又是说王者无家而容易混淆；但又有‘王假有家’的说法，可见王者从来不是没有家。假使王者有家却不把自己的家据为私有，只是不敢把家放在天下之前，把家看得厚而把天下看得薄，使家肥而使天下贫瘠，这就足以说明他的德意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以天下为家？而所谓以天下为家，难道果真是亲疏没有等级，宫廷和官府没有区别，把一切混同在玄妙齐一的境域中吗？难道果真是有无互相借贷，子母相互权衡，富足与贫乏相互救济，使万乘之尊屈居于编户百姓之下，具有平民兄弟般的心情吗？唉，并不是这样。家，是因为有所合而形成的；既然分工不同，那么构成它的方式也不同。有士人庶人的家，也有王者的家。士人庶人的家，修缮房屋内室，治理堂屋深处，关闭门户，整饬墙垣；掌管账算的家督治理家内，依靠市肆经营的家相治理家外；生养聚集、经营修缮，则由家中的子弟旁支在内外之间操持筹算。帷墙以外、里巷以内，不是他的所有，也不是他可以参与的。这并不是吝缩而不扩大，而是士人庶人作为家，范围只能到这里。王者却不是这样：以朝廷为房屋内室，以国都为堂奥，以华夏诸国为门户，以四夷为墙垣。嫡长子叫作家督，宰相执政叫作家相，百姓黎民叫作家中的子弟旁支。天下仓库充盈、粮食丰足、钱币腐朽，不说天下富，而说家富；天下财物耗尽、民户十室九空，不说天下贫瘠，而说家贫瘠。天下归附于他，不称他为君主和老师，而称他为父母；父母，是一家人的父母。王者保有天下，不说保民，而说保护赤子；赤子，是一家人的赤子。假使王者只知道有自己的家，不知道有天下，那么即使天下归附于他，他也不会真正承受天下；这是有家却不能保护家。难道不是违背家人的心意，反而在墙内自相争斗吗？但那些主张以家为本的人会说：踩了市民的脚，就向他道歉，因为那是陌生人；兄长则可以亲昵抚慰，至于最亲近的亲人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因为是一家人。家中的东西不用征取就会送来，不用索求就会得到，即使每天有征收、每月有进贡，人们也不会责怪它没有法度，我也不认为这是非分之举。却不知道家中的藏蓄已经倾尽，我不能独自获利；其他家人的财力已经耗尽，我不能独自充足供养；家人的忧愁、痛苦、怨恨、叹息正日益严重，我不能独自享乐、独自安闲。即使有奢侈放纵的人，也没有不衡量家中的财力来决定收入和支出的。衡量家中的财力来决定收入支出，那么增加财物时宁可有余，使用财物时宁可不足；越是细密节省，生养积聚越多，账目计算越详细，积累越丰盛。不把家弄到充盈、财物暴露堆积，达到封君那样的富足还不停止，那么以天下为家，难道会与此不同吗？所以，不仅不把自己的家据为私有，而且连有家也不知道；不仅不知道有家，而且不知道有天下。知道有家而不知道天下，固然是专门运用私心；不知道有家而又知道有天下，仍然是没有把私心运用尽。因而轻重厚薄的分别不能确立，有余不足的形态不能设置，内外远近、丰盛枯竭、盈满缩减的界限不能划分。膳食可以减少，衣服可以洗涤，但平准、间架等税法一定不能开放；帷帐可以收拢，马匹可以退减，但算舟、榷酤等法令一定不能实行；房屋的椽木可以取用，宫室可以降低规格，但搜刮渔市、榨取民脂民膏、使人切肤刻骨的奸法一定不能采用。天下的仓箱、粮仓，就是我家的筐筥；天下的田野、井牧，就是我家的瓶罂；天下的农桑五谷，就是我家的府库财物；天下的铜山金穴，就是我家的钟釜；秦地的陶器，豫章的木材，吴越的蚕丝，滇粤的玳瑁珠玑，就是我家的钱帛。何必把它们储藏在箱笥、收敛在囊袋中，然后才算是我的所有物呢？这样一来，穷尽天地产物，搜尽地上毛物，东到扶桑，西到疏勒，南到暹罗，北到突厥。奇珍异物多得像粮食、羊群一样；只要它们不是从天下之外产生的，也就是不是从我家之外产生的。以整个一家来承奉一个人，那就有高天泰山般的尊贵；以整个一家来供养一个人，那就有山海陵谷般的积蓄，藏在取之不尽的府库里，取用不竭的深渊中，采集在不必借贷的园囿里。推究上面可以感通乾父，下面可以感通坤母，感到家道渐渐昌盛，和谐欢乐而且沉醉其中，也不会吝惜把苞苻灵应、祥麟神雀、芝房蓂荚之类祥瑞赐给我家的宗子。人们看见王者的时代，法度更加深远，规范更加宏大，万灵都承受役使，造化也掌握在手中。若说他享有丰厚的供奉，达到这样的程度，谁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家人所给予的呢？假如只斤斤计较、琐琐屑屑地划地自守，选择少数人亲近，那么九重六宫十二等宫室的全部地方，也不足以抵得上天下的一角；聚集在身边、近侍、同床、左右的人，也不足以抵得上天下的一个家族。即使有琼林大盈、洛口敖仓的储蓄，按天下来计算，也不过是多少豆区、多少釜钟、多少日常支费呢？这样的家，也太小了。何况君主一旦只拥有自己的家，就一定会使天下贫瘠来肥养自己，使天下困窘来满足自己的专擅；骨肉亲情已经断绝，百姓的和谐没有建立，墙垣失守，门户立即破坏，堂奥不能保全，而房屋内室之中也将让别人安然鼾睡了。

译这难道不是因为见识不够广大，反而把以天下为家的尺度限制在自己身上吗？所以说：天子不说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在一个家中，不可以偏偏有余，也不可以偏偏不足。又说：得到臣民便无家；所谓无家，正是把天下作为自己的家。后世君主不明白家的意义，把自己早晚安居的宫室当作家，那么就会像镜子有套、宝剑有匣一样，把真正的作用封闭起来；把那些听从命令、颐指气使的家奴当作家人，那么就会像社坛有老鼠、城墙有狐狸一样，养成祸患。割取家人的爪发肌肤来供自己饮食，仁者不忍心这样做；放纵家中凶悍的仆人豪奴去欺凌子弟，智者不这样做。然而最终竟甘心如此，是因为‘有家’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假如扩大他所谓有家的见识，怎么忍心在家人与天下之间安排轻重厚薄呢？虽然如此，桑弘羊、孔仅一类人掌握财政，汉朝的祸患便不会这样；商鞅、王安石一类人掌握权柄，宋朝的祸患也不会这样惨重。鸡豚等小事原本也掌握家政的，是君主；辅助掌管家政的，是宰相。君主长在深宫之中，生长在保姆手里，哪里知道天下？哪里知道百姓的艰难？如果不是宰相以天下一家的道理进言，希望君主扩大兼爱之心、施行恩泽，那就困难了。萧何治理未央宫，修建得过于奢侈，却替自己辩解说：王者居所如果不壮丽，就不能显示威严。一定要壮丽之后才有威严，这仍然是把天下当作私家的心思吧。《族谱论》。考察世族的起源，始于唐尧；他的后裔受封于刘累，侍奉夏孔甲，成为御龙氏；在商代成为豕韦氏，在周代成为唐杜氏，后来成为士氏，这些都记载在《左传》中，可以考察。我考读历代旧牒，世系流派后来遍布天下，经历晋、唐、宋以来，支派更加繁多，家世相隔久远，不敢接续那些关于华贵宗族的错误认识，因此只把大概写在这里。我读历代旧谱，私下没有一次不感叹继承和守护先业的重大。俗语说：‘哪里只谈根株，树干大了，枝条自然倾斜。’所以瞽叟、鲧受到称誉，杜氏、房氏却留下笑柄。其他荣辱近似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有识之士总是忧虑后代。至于在屏风上写训诫，刻石砚以寄托追思，著录绍述先训，传写县谱，汇集家礼，叙述六代世系，也只是为了使祖先的功烈传播，留下宏大的声誉。大概他们都有所见识，并不是随便做做而已。我曾观察今人希望子弟贤能，与古人没有不同；可是他们的子弟反而为祖先没有功名门第而感到忧病，我对此十分困惑。一个人所建立的事业，不在于贵贱；公侯将相从来没有天生的种类。即使有忠孝廉洁的品德，选择合宜的地方践履，时机到了才出仕，说话不是公正之言就不开口，即使只是一个小官，甚至平民，也能使自己的先人感到荣耀，何况地位更高的人呢？即使凭借祖先的恩宠和荫庇，穿着冕服、乘坐轩车，却反而骄纵淫逸，沉溺宠爱，饮食驰逐，不修饰名声品行，连菽麦都分辨不清，这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况且李广是陇西的右族，是豪杰之士，许多人乐意投奔他的门下；等到李陵投降匈奴，李广后人便以此为耻而离去。陈仲弓、荀季和都是汉朝平民，他们的孙辈背弃祖业而出仕魏国，使求学者有了继承守护先业实在困难的感叹。由此看来，过错难道在先世吗？我家世代隐居，不凭借仕途进身。逸溪公深厚有福，后人于是有人凭儒学显达。我担心逸溪公的盛德被废弃而不载入记述，先后名实的纲纪被湮灭，后人也无法阅览，因此为此论述，写出大略。至于彰明祖先功烈、昌盛遗留传统，如蒪、琰、姚、班诸人所做的事情，所谓使根源声名得到荣誉施予，就在读者自己体会了。否则如果放荡自恣，玷污名节，那么丙显也可以不敬高庙，这部谱牒就只成了多余的赘疣。我不敢自称有石砚寄托追思的深意，只愿借此扩大屏风上训谕的意义。《恕斋说》。汉代儒者把大中解释为极致，极致的流弊于是变成苟且容忍；到了先儒把极解释为四方的标准，学者才开始知道什么是极。汉、唐儒者把博爱称为仁，仁的道路于是变成小恩小惠；到了先儒把仁解释为包摄四德，学者才开始认识仁。汉晋以来有恕己、恕人的说法，恕的弊病于是变成姑息；到了先儒把恕解释为如同自己的心，学者才开始明白恕。圣人渐渐远去，道学失传，于是汉人的中庸、唐人的模棱，都足以把自己附会到这三个字的意义上。天下看不见圣人已经很久了，还好有伊洛诸位君子出世，揭示圣经中千年来的奥秘，后来的学者才得以承接其余绪，求进于道。番易徐君应明有志于学，特意把恕作为入门之道，那么他有幸生在道学盛行的时代，不至于涵容忍让、混同宽贷而沉沦于汉唐的陋习，这是明白无疑的。不过，如同自己的心这件事，也有需要用力实践的地方。按《论语》和《大学》中专门谈恕的内容，有两件事：孔子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大学》说‘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有可以作为尺度的道理’，这是说以爱自己的心来爱别人。《大学》又说‘自己有的，然后再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的，然后再责备别人没有’，这是说以治理自己的心来治理别人。然而，以爱自己的心来爱别人，先儒一定把它归结为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以治理自己的心来治理别人，先儒一定把先严格自治作为根本。因为如果不能穷究事理、端正内心，那么自己爱什么、恶什么、取什么、舍什么未必正确，把自己的心推及外物也一定不恰当。如果不能严格自治，就是拿一个不正的自己作为标准，将使天下人都像自己一样不正，彼此牵连而陷落；那么我的恕，岂不是与真正的恕相差很远吗？而孔子所说‘终身可以实行的道理’，难道会是这样吗？所以《论语》中一贯之道的恕，《中庸》中距离道不远的恕，又一定要和忠并提。因为只有忠，然后所存的如心之念才无论到哪里都正确；而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严格自治，都只是为了求得不违背忠罢了。或者我还听说：《论语》的忠恕，是至诚不息、万物各得其所，这是圣人的事情；《中庸》的忠恕，是尽自己的内心，再推及别人，这是学者的事情。我们这些普通人，沿着前面所说的功夫努力，并不断坚持而进于《中庸》的忠恕，那么圣人忠恕的天性，难道会因为我们资质浅薄，就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至曾子所说的‘唯’吗？愿意和徐君共同讲论这些道理。《举劾说》。

译巡抚、巡按掌握的权力中，举荐和弹劾最为重要。百官因此受到劝勉或惩戒，公道因此得以畅通或闭塞，都与巡抚、巡按的举劾密切相关，也最为重要。然而如今世上所谓的举劾，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我曾经每天听到邸报。有人说：“今天某巡抚的举劾奏疏送到了。”被举荐的人，不必问就知道，必定是藩司、臬司等方面的大官；被弹劾的人，不必问就知道，必定是通判、县丞一类的小官。所举荐的人，不必问就知道，必定是彼此勾连、结党成群的，不到几十人不会停止；所弹劾的人，不必问就知道，必定寥寥无几，才两三个人。如此看来，仿佛贤能的人全都是大官，而不肖的人全都是小官；仿佛贤能的人很多，而不贤的人很少。假如世上贤能的人全是大官，而且贤能者很多、不贤者很少，那么政事应当清平，诉讼应当得到公正处理，上面不会有贿赂，下层不会积聚怨毒，天下人便可以安卧而太平无事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说明大官未必全都贤能，贤能者未必很多，不贤者未必很少。大官未必全都贤能，贤能者未必很多，不贤者未必很少，那么那些只举荐大官、只弹劾小官的人，莫非是因为举荐大官足以树立恩德，而弹劾小官又不妨碍自己承担怨恨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又莫非是因为势力弱的人容易受到欺凌，而根基牢固的人难以拔除吗？他们举荐或弹劾的人数有多有少，又莫非是因为厚厚地买取恩情，却薄薄地招惹怨恨吗？这样一来，人心怎么能够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怎么能够不被堵塞呢？不过，确实也有身为方面大官却不被举荐，甚至反而遭到弹劾的；我曾经惊讶地询问过那个人，才知道并不是他有能力弹劾藩司、臬司等方面大官，也不一定是那个人确实不贤，而是他有时意气用事、性情倔强，不善于曲意逢迎。否则，就是受人指使怂恿，替别人泄愤取快。也有身为通判、县丞的小官却不被弹劾，甚至反而被举荐的；我曾经惊讶地询问过那个人，才知道并不是他有能力举荐通判、县丞一类的小官，也不一定是那个人确实贤能，而是他有时援引关系、善于钻营，最有力量。否则，就是他的亲戚或故旧。这样看来，被弹劾的人即使不是小官，也一定是意气用事、性情倔强或替人泄愤取快的人；被举荐的人即使不是大官，也一定是善于援引关系、钻营，或者是亲戚故旧。那么，人心又怎么能够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又怎么能够不被堵塞呢？由此说来，做巡抚、巡按的，固然不能把善于举荐人、弹劾人当作荣耀，却必须把举劾不当看作值得警惧的事情。○闸说 我们县虽然靠近湖泊，但遇到旱灾时，水反而尤其难以取得。因为漕河干涸就关闭闸门，水势泛滥就开启闸门；开闸、闭闸，总是以漕运为原则，而不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原则。今年春末，到了朱明时节仍不下雨，官河渐渐干涸，当权者发文命令各郡县不得轻易开闸，并且不时派人去侦察。县里的人便多次请求县令开闸。有人问我：“开闸会妨害漕运，闭闸又会妨害百姓，那该怎么办？”我说：“开闸适当时，转运漕粮是为了百姓守卫，灌溉田地是为了养活百姓；这两件事缺一不可，怎么能只看重那一方面而轻视这一方面呢？况且县虽小，难道不是上天的赤子吗？怎么忍心让它受苦？”有人说：“各位当权者却把这看成严重的过失，怎么办呢？”我说：“从别人犯的过错中可以看出他的仁心，当权者一定会鉴察此事。他们说漕河干涸也会对县里不利；我说不然，湖水水位高出一尺多，取这里的水来救济那里，水流动而不会涨满，怎么会有船只胶着不能行驶的事呢？何况如今湖闸还没有开。”有人说：“既然如此，县令为什么害怕而不肯开闸？”我说：“这不是县令的过错，而是烧灶者的过错。如今想开闸，必定要先询问县令左右的人和渡口官吏；左右之人和渡口官吏必定先盘算贿赂，贿赂送进来就催促办理，贿赂送不进来就从中阻挠。” 田埂各处都要分别筹集钱财，很难凑齐；行贿的人少，不行贿的人多，于是催促的少，阻挠的多。又难道没有胆怯的人吗？他们怕别人怀疑自己收了贿赂，便表面上加以拒绝；难道没有强悍的人吗？他们嫉恨别人独自收受贿赂，便暗中排挤。甚至真正开闸的人没有几个，却借着公义的名义暗中向当权者报告。当权者一旦责备下来，下属县邑奉行得更加谨慎，即使有一百张嘴，又怎么能挽回呢？唉！县令和当权者本来都应当与百姓共同治理。百姓如果得利，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所以，能够洞察浅薄官吏的私心，就不会被甲说乙说所迷惑；能够真正怀有惠及百姓的志向，就能够使上级公正的诚意得以沟通。又能衡量水量的盈亏，适时开闸、闭闸，不拘泥于一种办法来办事，那么漕河不会干涸，百姓也能得到多余水利的滋润。这是良吏的苦心，不是借助筹划所能完全赞美的。○杂说

译人活一天，如果能听到一句善言，看见一种善行，做成一件善事，这一天才算没有白活。韩持国说：“圣人的功名，要因事情而显现，不可以怀有追求功名的心。”这是精于修治内心的人。方逊志说：“善于用人的人，应当激发他们喜欢建立功业、喜好声名的心理。”这是善于助益世道的人。[“一肋世”疑为“弼世”等字，原文有误，译意据上下文处理。]人的德行和事业不可自满，官职爵位却不可不知足。自满，进步到更高地位就不远了；不知足，失意怨望就容易产生。父兄对于子弟，虽然期望和责备没有穷尽，但一旦做了官，就不可以再有追求显贵的心。一有这种心，得不到它，只会滋长骄傲自满的苗头；失去它，就会损害欣喜快乐的情趣。家庭中会因此产生势利冷暖，骨肉之间会产生怨恨责怪，不祥的事情就纷纷发生了。杨子器做县官时，便说：“能做到这个地步就足够了”；做部属官时，又说：“能升到这个地步就足够了。”父兄用这种道理教导子弟，还怕没有好孩子吗？弟子把它作为准则，还怕没有好的人品吗？文文起说：“清廉耿介这一点，是今人的最终目标，却是古人起步的地方。立足点一旦确定，就应当继续前进，难道可以凭此自我限制吗？这是上等人的话。有见识的人应当自己珍重它。” 人只要戴着冠、长着须眉，大体都称作丈夫。然而孟子品评丈夫有四种：大丈夫、小丈夫、贱丈夫、不丈夫。大丈夫是最高的。小丈夫能够进谏，能够舍弃爵位俸禄，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只是修养功夫较少，不能平息愤懑不平的情绪，把名节看得过重，若以大人的学问来衡量，便显得小了，但仍不失为丈夫。至于把朝廷当作市场，以富贵蒙蔽别人，不能知止，足以做到公卿，却亲自去做商贾的事情，那就是把丈夫做贱了。身负昂藏大丈夫的身躯，却不能自立，排队奔走于权势门下，暗中取得富贵，在乡里炫耀显赫，凭须眉之身甘愿做妾妇所做的事而不以为耻，那就是身为丈夫却不像丈夫了。小丈夫的学问还可以扩大；贱丈夫即使得到尊贵，也不值得尊贵。至于戴着丈夫的冠，却做妾妇的事情，又凭什么以须眉之身立于世间？贞正之士以同他交友为耻，后代子孙以他为祖先为耻，国家难道还能指望他有什么用处吗？然而世上走这种道路的人并不少。可叹啊！百年不能长久的身体，想挽救也没有办法；百世不能更改的名声，想掩盖也没有计策。士大夫怎么可以不及早为自己作出取舍呢？我曾经对汪北山说：“党祸的惨烈太严重了！宗室亲属被灭绝，郡县残破。人情谁不爱生怕死，而当时人人都这样仰慕义行，根源究竟在哪里？”汪北山说：“那时家家讲求义，如今家家讲求利。义所在的地方，没有不奔赴的；正如利所在的地方，没有不竭尽追逐的。” ○天下本无事辨 所谓“天下本无事”，是说事情各自都有应循的道理，我们只须依照它来处理，不必另外增添机巧计谋来扰乱自己。比如三苗应当讨伐，就讨伐；共工应当流放，就流放。舜也只是顺应他们应当被讨伐、被流放的情形，并没有自寻烦扰。飞廉应当杀戮，就杀戮；戎狄应当抵御，就抵御。周公也只是顺应他们应当被杀戮、被抵御的情形，并没有自寻烦扰。若是因为厌烦而偷安，姑息奸邪而逃避祸患，遇到有先见之明的人提出未发生之事的谋划，便动辄引用“天下本无事”的话来驳斥，等到真的发生事情，又哪里来得及谋划呢？所谓“事情来了就顺应”，又在哪里呢？因为所谓顺应，是顺应天理，不是顺应人情。欧阳修推荐范仲淹应当担任宰相时，范仲淹接受任命本来却以此辞谢，说：“执政大臣难道可以由台谏官推荐而获得吗？”这看似违逆人情，实际上是顺应道理。顺应的道理，并不是一味顺从的意思。[“肖象”字面有疑，疑为“肖像”或“相象”，原文有误。]○刻文丞相像传引 传记称，文丞相年轻时拜谒乡校五君子祠的塑像，便慨然产生了祭祀贤人的志向，有见识的人那时已经知道他非同寻常；这本来就是丞相的天性。然而人性往往要受到感发之后才会振作，通常都是如此。人的忠义之性，虽然各自都具备于本然的善性之中，但如果不时加以提醒，就容易忘却。因此，拉住一个人对他说起丞相的名字，没有不津津乐道、心生仰慕的。若仔细考察他的行事，却大相违背，那么又何必等到面对重大节操、处在利害生死的关头，才颓然屈服、任人摆布呢？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把丞相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受到感发，那么这幅刻像也不能说不是树立典范、资助教化的凭借了。○宋文信国公纪年跋 唉！这就是已故宋文丞相纪年的书。丞相享年不长，但他一生光明灿烂，已经足以写秃笔锋。即使再加上更多经历，又还能增加什么呢？有些人一生漫无作为，白白活到老，想求史册上的一个字来表彰自己，也不可得到。晋人说：“人不可以没有年寿。”难道真是这样吗？长寿者和夭折者最终都要死，芝草和荆棘也都一同凋落，谁的寿命短，谁的寿命长，谁先死，谁后死？不会随着千秋一同磨灭的，只是那一点光明坚定的精神罢了。如果只看年寿，那么这个人早已连同尸骨一起腐朽了，凭什么还能让人直到今天仍仰慕而赞叹不衰呢？所以，为丞相作谱，记载的是他生前的年寿；丞相之所以值得作谱，依靠的却是他身后的年寿。生前的年寿，是年寿的小处；身后的年寿，是年寿的大处。人们可不要因为小年寿而忘记大年寿啊！○题胡时臣先生传后 从世俗眼光看胡先生，难道不是把他当作愚人吗？世人无不把官职看得像黄金一样珍贵，稍微回头看看，谁肯拿不可估量的东西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先生却偏偏冒险，因此被认为愚蠢。既然早年已经获得声誉，何不暂时收敛锋芒以求晚年收获？先生却更加坚定，因此被认为愚蠢。人的寿命长短虽说是天数，但世俗的眼光短浅，难道不会说：“为什么不做一个随俗敷衍、以此多得福分的人呢？”这样反而使自己被放逐，这又被认为愚蠢。唉！先生确实愚蠢了！然而世上那些不愚蠢的人，能保全瓦片般的性命吗？能像如意珠一样事事顺心吗？能百年不变、不朽吗？这都未必。与其等到延冈被焚烧，何如先把门前的祸患铲除？陇、蜀不必兼得，身体和名声也不必两全。天道本来如此，能够自行成就的事情，自有它的道理。[“延冈之焚”典故及“自哉有之矣”字句均有疑，原文疑有讹误。]假如说：“善行不接近名声，恶行不招致刑罚，没有灾祸，没有艰难，安坐而取得公卿之位，这才是人生遂意。”那又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孔光、张禹一类人就在这里，任凭你去做吧。○题邸中杂记前 我这个独居书斋的病人，已经很久不曾点灯读书了，随意拿起一部书，姑且用来排遣兴致，读到会心之处不能自已，急忙拿起笔记录下来。偶尔附会自己的意思，虽然涉及的事情不多，也算是窥见一斑了。古人听到黄鹂的叫声，说那是医治俗耳的针砭；鸟声尚且能针砭人，何况先民的言论呢？我从此病情顿然痊愈了。[“间翼巳意”字句不明，疑有OCR或传抄错误。]○题吾心亦凉前 我早就怀有游览山水的愿望，只是苦于缺少胜游的条件。《玉壶栖逸》诸编，姑且把它们当作少文的山水壁画，早晚欣赏而不感厌倦。今年夏天，我到北窗下避暑，又得到其中相近的三十八则。大体上，情感关涉山水，文辞组合便自然奇妙，不一定非要提起衣裳、穿着木屐亲自游历才算佳作。读者能够像韩持国那样欣赏常颖士吗？这样又何必羡慕层层积冰呢？[“层氷”疑为“层冰”，依字面译。]○书座右

译好人在患难中却不去救助，这是不祥；坏人处在职位上却不把他罢免，也是不祥。假装善良的人，事事都可以装饰掩盖；对于圣贤的作为，只要碰上违背时俗、抵抗流俗的事情，便不肯去做。不是害怕祸患，就是担心损害名声，总之是因为内心始终充满一团私意罢了。谦虚自守，和善自得，与人相处融洽，在众人中不争胜，面对财物不苟取，像鸡群中的鹤一样自在，这是居住乡里的好处。但耳朵习惯于琐碎卑下的言谈，眼睛习惯于追逐宴饮的行为，把不分黑白当作浑然一体，把不违背时俗当作忠厚，就像进入鲍鱼之肆久了，便和它一起发生变化，这是居住乡里的害处。坏人固然不可做，庸人难道又可以做吗？坏人固然不应交往，庸人难道又值得交往吗？所以，乡人把清浊等同、混同为一片，清醒的人并不算苛刻；古人在早晚之间遭遇这种情形，狂直的人也并不是矫饰。平常人惯于苛责君子，却宽恕小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仇视君子、亲近小人，而是因为君子所谋划的是大事，却遗漏了细节，世人只检查细小的地方，所以认为缺点很多；小人所违背的是道理，却迎合人情，世人只知道计较情面，所以多加宽恕。又借口《春秋》“责备贤者”的说法，却不知道《春秋》的责备并不像今人的责备。讨伐贼人的大义，除了贤者还指望谁来承担？如果连这件事都不去做，不是害怕祸患，就是与邪恶相互勾结，不能称为贤者。若是拘泥于细小的行为，因为一点过失便遮蔽其全部，那么就是使君子没有自我完善的办法，反而助长小人的气焰，怎么可以呢？利是粗重的尘垢，名是细微的尘垢。断除追逐利益的根，却说要断除追逐名声的根，这是走进了更细的道路。如果追逐利益的根没有断，却空谈断除名声，恐怕追逐名声的根虽然被压死，追逐利益的根反而活跃起来，其中包藏的事情说不尽。“不好名”三个字，是放纵情感、放纵欲望；王塘翁把它比作猛兽和洪水，并不过分。○书弟清之斋壁 进入我座中的人，最上等的是谈论道德、探究性命根本；其次是考察古今、表彰善良而辨别邪恶；再次是谈论文史，品评高下，并旁及经学和制艺。一谈一咏，没有不是芝兰般的高雅之言，这就是群居的最大快乐，也是三径所增添的光彩。若是谈论市井小民的财利，居室中猥琐杂乱的事情，或者计较往来得失，或者品评酒食，或者夸耀服饰的艳丽奇异，或者炫耀田地房屋的丰盛茂美，把它们比作粪土，又怎么忍心让它们充满我的帷帐之间？我宁愿请黄州人来讲鬼故事。梁鸿、管宁虽然贫贱，却让人觉得满身都是芳兰的香气；孔光、张禹虽然富贵显赫，却像把粪土装满帷帐。太阳和月亮也不如萧敷，西园诸子一时之间便自命为权奸。歌颂王莽的是汉代的大儒，难道读书真有益处吗？讥刺秦桧的是宋代的低级将领，难道不是杀身成仁吗？奸臣如果没有碑石，世人还以列举他的姓名为耻；把篡夺说成禅让，华歆亲自起草了那篇制词。○公举汪学博名宦呈 为公开推举正学笃行、足以列入祭祀名宦的儒官，恳请举行表彰以有益风化一事：我私下见本县儒学已故教谕汪文盛，天性清正坚贞，养成刚健宏大的品格，早年闻道，亲自接受周都峯先生的传授；晚年执经讲学，竭力追仿胡安定夫子的教学方法。他教人先重德行、后重文艺，考核士子崇尚志节而戒除浮薄沉沦。一个月之中，一半时间会集考课，一半时间会集讲学，多方善于诱导，人人都沾染了教化的春雨。在讲学席前，有时谈经，有时谈史，有问必答，处处都像饱饮河水一样得到满足。他清廉如玉壶中的寒露，虽然学生通常要以束帛为贽礼，他却连一丝一毫也必定推辞；他的操守高耸如乔岳泰山。即使开口说话、举止容貌，也必定使讲坛气象严峻。他平日没有一件事不是以古人为标准要求自己，临终诀别时，没有一句话谈及妻子儿女的私事。他的书卷只有半囊，进入他的居室，和进入冰天雪窖有什么不同？衣被缝补了百处，看见为他收殓的人，谁不泪洒而心中酸楚？他的德化和刑政相互融洽，[“于矢不受一钱”字句疑有脱误]，不肯接受一文钱，以免损害孔夫子的志向。他在义理和教子方面都很笃实，死后竟不肯多等一天去请求当权者周济。这尤其是自古以来少有的事情，足以证明他齐家的学问。我们私下认为，名宦这一重大典礼，是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劳的；如果他的功德已经惠及后学，何必计较他的官阶困厄而处于卑微冗散之位呢？况且表彰不遗漏地位低下的人，观看的人就容易受到激励；人们更加深切地思念已经离去的人，活着的人也会更加受到勉励。●刘练江先生集卷二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同辑 杂著（二） 策一（万历辛丑会试） 策二 策三 策四 策五 朝政 清谨 巧宦 王道 习心 爱恶 君子小人 交道 举业 论文 廷对 学校 ○策一【万历辛丑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