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江先生集卷二

译君主的忧患，没有比喜欢“总揽”之名而实际上把政权交给别人更大的了。名义上总揽，实际上却把政事交给别人，这不是不能总揽的忧患，而是总揽却不得其道的忧患。所谓总揽，是杓柄由我转动，而杓柄本身不改变为旋转之物；车毂由我转动，而车毂本身不改变为转动之物。对事务有所分工，同时把权力也分出去，这就不是总揽；对权力有所插手，同时把事务也一并插手，这也不是总揽。任用某人，却随即把许多事务堆积交给他，使他负责处理，这不是总揽；代替某人办理，又因听取意见过多而思虑昏乱，因案牍程式而形神疲惫，这也不是总揽。让人知道君主不能任用他而表面夺取他的权力，这不是总揽；让人揣测君主不能任用他而暗中困厄他，这也不是总揽。所以君主并不一定要萎靡不振、不能自我把持之后，才会失去总揽；只要插手而失去关键，即使总揽，也未尝不是分权。也不一定要光芒四射、独自运转之后，才算得到总揽；只要能够掌握关键，即使分权，也未尝不是总揽。因此，总揽正是兼听的反面。事情本来有表面相反却彼此成就、彼此违逆却互相契合的，所以兼听未必不是总揽，总揽也未必不是兼听。高皇帝废除中书省，分任六卿，似乎是分权了；然而机要事务仍可参与，而掌握权柄终究不可转移，哪里能看出这有违总揽呢？当今皇上圣明独断，公卿只接受成命，似乎是总揽了；然而听取意见逐渐闭塞，纲纪逐渐无法振作，又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变成分权呢？况且皇上不肯兼听，难道不是为了杜绝臣下纷争，抑制各部门专擅，毅然把太阿之剑从已经倾倒的局面中收回吗？然而臣下纷争，仍然只是臣下的事情；偏听偏信到了极点，弹劾奏章便在宦官手中受辱。各部门专擅，仍然只是各部门的事情；偏任到了极点，朱绶便被宦官窃取。用人不只看贤与不肖，却怀疑身边的人；因怀疑而加以牵制，就更加怀疑。任官不只看职位大小，却吝惜给身边的人；因吝惜而暗中促成他们钻营，就更加吝惜。弹劾本来是用来整肃百官的，却有人借受过伤的鸟羽来招揽贿赂，于是奏章被压下而不发出。荐举表扬本来是用来鼓励在位者的，却有人借修怨隙来剪除冲天的翅膀，于是人才被压制而不能出头。公卿知道这些却不敢说，台省官员说了也不敢说尽。辅弼大臣代替皇上掌握、执行政事，而皇上不采用他们的掌握和执行；耳目之臣代替皇上察看、听取，而皇上不采用他们的察看和听取。难道不是皇上的心腹之处有所蛀蚀而不清，皇上的病根有所禁锢而不能痊愈吗？权力，是天下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祸害。由一人正确运用它，天下就治理；把它假借给外人，天下就混乱。让天下共同使用它，天下就治理；把它秘密藏在宫内，天下就混乱。权力假借给外部，内部就无法收回；权力秘藏于内部，外部就无法争夺。掌权者如果竟使外部不得争权，那么在言语传达、命令奉行之间，处处都会成为弊端；威福赏罚的施行，也都会变成奸邪聚集的地方。不只是臣下受到坑害，君主也会孤立。俗话说：“君主失去精神，老虎便在后面张弓。”又说：“防备在外面，贼人却在里面。”喜欢总揽的君主，大多是聪明强毅的君主。然而聪明强毅的人能够看见远处，却看不见近处；能够控制外部，却不能控制内部，那么灶火烧旺、草帘蔽塞，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皇上远承尧、舜咨询任官的宏大美德，近守分职统率属官的安宁辅弼之道；谨慎于掌握权力，却不吝惜委任权力；不把权力私藏于自己，也不接受私人借权。他兼听而后裁断，独自把兴盛之功归于士大夫分担谋划，又把威福礼乐的专擅权衡定于自己。所谓掌握国家纲纪、驾驭皇帝大宝的道理，就在这里吧！至于颠倒法令、张扬权势，那就是上面握住爪牙、下面指鹿为马的道路。总揽却有不总揽的情形，这就是要旨。○策二

译臣下有重要的职责，就是守住自己的官职权限；君主有重要的权柄，就是分派官职。想要守住官职，就不要把本职当作名高而向外扩张，向外扩张就会侵犯别人。想要分派官职，就不要因为吝惜名位器物而让众人相互兼摄，众人兼摄就会造成旷职。侵犯职权的人，别人羡慕他所有的多余权力，便矫饰着自行办理，于是精力耗散；旷职的人，别人苦于他所缺少的职能，便把兼摄的事务也合并办理，于是事情废弛。侵犯职权的弊端越过本分，最多止于一个官职，危害较小；旷职的弊端杂乱琐碎，关系到百官百职，危害很大。总之，兼摄助长侵犯，侵犯又造成旷职，因此过错不专在侵犯职权的人，失误也不专在下级。孔子称守道不如守官，等到谈论政事时又说“先有司，举贤才”，难道不是因为前一句严密防止侵犯官职，后一句又寄托了慎重兼摄官职的告诫吗？唐虞之际，四位大臣各自受命，并不称为互相抵触；夔一人掌管音乐，也不称为专擅听政。圣人难道不能施展驾驭远方的谋略吗？做君主的难道不知道臣下的才能足以一人兼任多人，却还要聚集众人，斤斤计较地约束他们吗？恐怕是因为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兼顾的地方；与其贪求合并兼任的虚名，不如成就专精至美的事业。后世如果宰相不处理钱谷，执法官不核查案牍，中书不敢兼管枢密院的谋议，大将不敢干预官吏的贤能与否，这难道不是臣下恭敬谨守职分吗？也是因为君主明察才能授予职位，只设置足数的官员，使臣下自己消除越权争先的念头，而没有地方施展多余的议论。当今号称官员配备齐全，执持玉圭的贤士济济于朝廷，分持符节的臣子忙碌于各郡国。大官守法，小官清廉，怎么敢有不善不类的行为而给群官带来羞耻？然而近来朝廷推举的人往往被留在宫中，主管者动辄苦于代人兼摄，甚至让一人兼任数事，最终却不能治理一事；让一件事拟用数人，最终却不能得到一人。难道是主上慎重辨别贤奸，抱着不得已的心情，所以迟迟不能决定任命吗？如果怀着这种不得已的心情，蓄积着迟迟不能授印的意志，那么未任职的人多有观望等待的态度，已任职的人多有代人任事的命令；官职越省减，事务越多，职责越纷杂。臣下献身侍奉君主，东西南北，只听上面命令，即使一身承担全部事务，难道敢不竭尽四肢百骸的力量吗？只是人的精神有限，才能有边际，器量各有适宜，疲劳也有极限。把大才用于小事，就像让颜阖的马去拉车；要求有限的才能完成无穷的事务，就像把黔中之驴当作千里马。离开适合自己的事情去计算功效、勉强发挥作用，就像让高大的栋梁冲撞城池，让骏马去捕老鼠。使人知道官职不可侵犯，却又不得不去侵犯；使人知道职分不可不守，却又无法守住。使人不以侵犯职权为忌讳，反而把侵犯当作常态，那么要成就名声就困难了；使人不把侵犯职权当作施展才能、显露奇特的资本，反而把它当作困顿失败、颓败折损的地方，那么要取得实际功效就困难了。臣下的力量已经耗尽，对国家还能有什么补益呢？因此，在职分之内有所侵夺、抢别人的功劳来归自己的人，是臣下；在职分之外有所要求，强使别人承担本来做不到的功劳的人，是君主。在职分之内有共同承担的事情，却自己不敢越过界限的人，是臣下；在职分之内有所防备，使别人没有机会越过界限的人，是君主。君主下令，臣下执行；报告功绩就升迁，否则就贬黜。君主分派职责，臣下各守其职；事情治理好了就任用，否则就罢免。这样还担心什么侵犯官职？还担心什么旷废官职？又何必担心群策群力不能汇合、众多政绩和官职不能凝聚成效呢？谨以这些话再次回答明问。○策三 上下之间用言语相互了解，而上下之所以能够相互了解，靠的是内心。上面不能体谅下面的内心，所以言语传上去便成为拒绝的理由；下面不能使自己的内心安定真实，所以言语说出来便成为欺骗。下属因上级拒绝而愤怒，便在言语上更加争辩，于是言语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愤怒；上级因下属欺骗而惩罚，便笼统地把说话者都归罪，于是言语即使公正也变成私意。做臣下的人，竟使君主不相信臣下的言论，让一个人堵塞国家的言路，难道能说这是听取言论者的罪过吗？如今天下发表言论的人更多了。谈论当权者，便借剑比喻其猛烈；谈论宫闱，便解衣而退以表示忠诚；谈论皇帝，便牵衣直谏以表示节操；伏在蒲席上叩击宫门，无不是刚直之言；呈上奏章、启奏政事，没有不是谋议。难道这不也是清明时代的高尚节操、远古遗留下来的正直吗？然而我曾经翻阅奏对文书，私下不能没有疑问。陶唐治理天下时，树旌旗、设谏鼓，在宫门之内广泛招呼，仍然担心有谏言不能上达。如今固然不缺因进言获罪的人，而刚直的奏疏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南北各处，难道果真是不避斧钺而这样做的吗？还是有所激愤，有所希求，暗中把它当作获利的手段呢？过去的进言者，出自奋不顾身之士；如今的进言者，却出自功业失败、受到压制掩覆的人。[“招号■〈宀禹〉内”中有异体或缺损字符，原文存在OCR问题。]奋不顾身的人，因为批触皇帝逆鳞，便磨砺自己的志向；功业失败、受到压制的人，却把国家如病狗般的疯狂作为打破瓦罐、保全自己的办法。至于谋划到了打破瓦罐而名声显扬，那已经是额外的收获了。这样看来，由激愤而进言的道路只有一条，由希求而进言的道路却有百条；激愤之心无所求，希求之心却有所作为。以激愤而形成希求，便是无所求却也有所求；以希求而造成激愤，便是有所求却好像无所求。无所求却也有所求，就会把君子混入小人之中，只是由一念一事的私心引起；有所求却好像无所求，就会把小人混入君子之中，使那些忠心向君、竭力进言的人，也因避开托词和路径相同而不愿申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用准绳纠正君主、弥补君主的缺失，是进言者的责任；借君主之名作为诘问攻讦的工具，是进言者的罪过。使君主有所畏惧而不敢不听从，是进言者的责任；使君主产生疑虑而不愿听从，是进言者的罪过。使天下蒙受进言的利益、把进言当作美谈，是进言者的责任；使天下窥见进言者的用心、把进言当作垄断权力的手段，是进言者的罪过。总而言之，都是由于内心欺诈而产生的弊病。所以我替进言者设想：心地应当精纯洁白而虔诚，精神应当清明澄湛；开导应当循序渐进，抓住适当时机。如果内心不能和谐而又欺骗自己，凭什么有所依恃而进言？反省自己的内心而不欺骗自己，又有什么可害怕而不进言？巷中可以相遇，窗户可以容纳，又有什么必要激烈冲撞而直言？麻布可以撕裂，栏杆可以攀援，又有什么顾忌而不直言？直言和讽谏，各有可以掌握并加以运用的方法，但最终都归于同一个清澄而无欲的内心；这正是忠诚之士区别于苟且纠缠者的地方吧？否则，君主尊贵如天，威严如雷霆，而我想凭微薄的言辞叩击九重宫门，使意见上达，即使积累诚意也未必能够沟通，何况还怀着二心呢？这也是回转天意、使君主觉悟的道理，执事肯进一步教导我吗？[“禾诸心而欺”字句不明，疑有OCR或传抄错误。]○策四

译臣下的忧患，没有比喜欢“同”的名声却不考察实际内容更大的了。有共同的名义，朋党的形迹就会形成；没有共同的实际，恭敬合作的功业就会废弃。所以“同”本身不是臣下所忌讳的，所忌讳的是内心不同而形迹相同。内心不同而形迹相同，那么专一的意见表现在国家事务上，丝毫没有补益；而对异同的辨析、黑白的分别，反而会给小人以借口，让他们修治君子的嫌隙，使国家坐受纷纷喧闹的祸患。这样看来，求同之道难道可以轻易说明吗？孔子曾称道君子和谐而不盲从，《易经》又有“同人于野”的亨通，这难道不是说“同”有适宜与不适宜吗？内心相同的“同”，是“同人于野”的同；形迹相同的“同”，是“和而不同”的同。关于“同”的说法，便由此开始了。因此，善于求同的人，有时顺应人心喜悦，有时面对人心反感，却不是阿谀依附；有时赞成，有时否定，却不是故意对立。不善于运用求同之道的人，有时彼此背离而显出事实上的乖违；有时又以彼此仰慕的诚意相互利用，也难以长久。精细明察而又宽厚，不把情势限定为一种，却能使治理兼具多种适宜；善于谋划、善于决断，不把才能限定为一种，却能使治理道理兼具多种娴熟；崇尚通达，也崇尚法度，不把道路限定为一种，却能使谋略共同畅通，这难道不是内心精纯融洽、外在形迹反而可以舍弃，以一心一德的高雅，成就善始善终的治理吗？末世道术越发分裂，各自建立门户。害怕孤立而援助少，便壮大羽翼来张扬旗帜，于是栽培门生的“桃李”便出现了；希求声名施展于青云之上，便迎合意旨来买卖交情，于是排列起“槐柳”。把脚插入龙门的险坡，在月旦评中发表高论，称作“同名”；屈尊驾临夷门宾客之处，投辖于孟公座中，称作“同侠”；挥动玉麈作清谈，沿曲水流送羽觞，称作“同谈”；登临仲宣之门，在兰台聚会中铺陈文采，称作“同调”；穿着宽袍博带以为修养，以道德性命之学作为凭借，称作“同学”。“同”开始时，贡禹因之弹冠，冯驩因之弹铗；“同”长久以后，张良、陈平因此凶终，萧望之、朱云因此在末了结怨。“同而相同”，不难挟持君子来排斥小人，于是顾厨俊及之名声建立；“同而不相同”，也不难借君子排斥君子，于是牛李、朔洛的嫌隙产生。不是争论国家的是非，却争论议论的名目；不是争取独自行事，却争取党羽关系；不是争取担当和自立，却争取黑白是非，于是上面动摇君主的心意，下面混淆清正的舆论，中间助长小人的奸谋，使他们得以执持他人的长短，这对于“同”又有什么合宜之处呢？我认为，志向可以相同，但意见不必相同；[“命曰曰”疑为衍文，依文意译作“称作”。]趣味可以相同，但操守和议论不必相同；气质类别可以相同，但名声高下不必相同。用那些不必相同的地方，调和甘苦药石的滋味；用那些可以相同的地方，联结精神命脉的交往。用可以相同的地方，组成正人君子的朋党；用不必相同的地方，融通清浊黑白的辨析。这就是韩愈与范仲淹的友谊、同寅协恭的真实情形吧？即使不说“同”，也可以了。○策五 我曾听说，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的关键在于：照见尚未发生的事情很难，照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较容易；谋划将要发生的事情容易挽回，谋划已经发生的事情就难以挽回。如今天下的危乱，是尚未发生，还是将要发生，还是已经发生？如果说已经发生，却看不见土崩瓦解的迹象，茫然如同什么也没有看见；如果说将要发生、尚未发生，那么人心已经动荡不安，国势已经震荡。俗话说：“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常苦于人们不相信；事情发生以后，常苦于来不及挽救。”按照今天的事情来筹划今天的时势，即使想不相信也做不到了。执事认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太阿之剑被仆御窃取，名位器物被私人滥用，荼毒遍及士大夫，抚恤教养百姓对地方长官来说十分艰难。说到开采矿产，便有揭竿而起的呼声；说到税收专卖，便听到反戈的变乱。凌辱儒绅，便有青衿露刃；搜罗逃亡者，便有亡命之徒起而任事。纪纲衰陵而不能振作，法律松弛而无人掌握。朝廷内外危急不安，已经有了异志。皇上难道能因为西夏的变乱、朝鲜的警报、播州酋长的衅端，随发随灭，便使威灵远播吗？姑且不论吴、蜀、淮、蔡的事情，即使这三件事都发端于域外，凭借国家全盛之力，仍然使朽败的铠甲停顿、兵器失利，疲敝士马而耗空海内。假如祸难从萧墙之内发生，拿什么来防备？祸患发生在肘腋之间，又拿什么来应对？[“皇上得微以”疑有脱误，译文按反问语气保守处理。]宦官的播虐，是萧墙之内的灾难；各部门官员私自设置职位，是肘腋之间的祸患。别人担心没有可以夺取的权柄，而我深深担心的正是权柄被夺；别人担心没有可以剥夺的官职，而我尤其担心官职被剥夺。如果夺去他的权柄，剥夺他的官职，使他在内不能容于乡里，在外不能容于官府，前面受到逼迫，后面又没有凭借，那么他的势力将衰弱得不再作为，难道还能把头并在一起去接受小吏的拘束吗？所以，宦官的权力，早摧毁就变乱迅速而且小，晚摧毁就变乱迟缓而且大。变乱迅速，只是由牙侩、椎埋一类人突然发动，凭一己之力容易控制；变乱迟缓，便是由积怨深重、愤怒已久的民众一同发动，分裂之后难以挽回。它与周代列国、汉代外戚、唐代藩镇、宋代夷狄所造成的祸患相比，远不止如此。贾谊说：“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说是安全。”尚未燃起的火，尚且不能承受痛哭流涕的忧惧，何况那点点火光已经将要燎原呢？唉！治理有开始的基础，混乱有开始的征兆。当初掌握法令、持有符节之时，君主的意旨尚未决定，诏令尚未颁布，两个三个小人便已经暗中窥伺执政者的心意，以此作为左右偏袒的依据。这时谁来首先赞成？谁来纵容怂恿？谁来成为祸乱的阶梯？如今即使有善于治理的人，也没有机会施展力量了。我愚见只想到在搬柴之前就制定对策，在水源将尽之前便怀抱隐忧；管窥之见只有这些，执事还请进一步教导我。否则。○朝政 明体与适用本来不是两回事；把它们看成两回事，是因为学术不端正。管仲、晏婴、申不害、韩非偏重于实际施用，长沮、桀溺、荷蒉偏重于体道，结果是体不能成为真正的体，用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用罢了。难道明白体道，却把天地万物置于法度之外吗？难道讲求实用，却不能照管自己的身心意知吗？做秀才就应当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不是一定要讲求天下事务才算承担责任；谨慎独处、克制自己，端正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罢了。即使讲求天下事务，也不是为了争斗取胜，而是借此设身处地、穷究精微义理。以前袁星白屡次问我：谈论朝政，莫非是越出职位权限吗？这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人谈论朝政，是把它当作逞口舌之利，这就是越位；有的人谈论朝政，是把它当作求知致用的途径，这就不是越位。如果真心求知，难道只有朝政才应当讲吗？千百年来治乱兴衰的变化、人才和政事，我还要从古代典籍中一一研求而探寻其要领，难道只是像庸俗儒生那样记住一些旧故事就算了吗？况且处处都这样求取增益，就一定不肯白白度过一时，也不肯放过一件事；那么沉溺于酒肉朋友、整天群聚的毛病，我知道就可以免除了。清正谨慎

译有人问我：“世上贪婪而放纵的人到处都是，要找到一个清正谨慎的人实在困难，可是舆论有时还要非难他们，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君子和小人都共同冒用的名号，怎么辨别呢？”那人说：“小人贪婪，君子清正；小人放纵，君子谨慎。薰草和莸草区别明显，怎么能说没有分别？”我说：“你只知道外表，不知道内里。国家的是非大体明确，人才就可以辨别；人才能够辨别，任用和罢黜就可以公正；任退公正，吏治和民生就都能各得其所，这才是天下的大计。如今有一种人，把一切都置之不问，却只在一箪饭、一碗羹的义理以及木头竹屑之类的小技能上拘谨自守；至于触犯小人的忌恨、触动当世的罗网，以及上关国家大体、下关清议的事情，却唯恐伸手撩动胡须，百次之中也不发作一次。即使责任在自己身上，也不过调停两方面以保持表面公平而已。这种用意是什么呢？只是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罢了。不爱钱财却爱官位，不能说他没有所爱；不趋逐利益却趋附权势，也不能说他没有所趋。世上有大奸人，想要颠覆一世的局面来实行自己的意志，必定要借助貌似君子的人来为自己所用。因为真正的小人不能用，真正的君子也不会为他所用，只有貌似君子的人才会被他利用。他们表面上没有贪污卑秽、败坏常理的行迹，内心却有柔弱易于控制的一面，所以大奸人借助他们，表面上堵住众人的议论，暗中却使自己的便利得到满足。这样，他们就成为大奸人的工具了。到了私欲消灭公义、邪恶侵害正道的时候，他们的良心难道不会恐惧惭愧吗？但既然已经接受了恩惠，不能反悔，就不得不随之进退。这就是马融、扬雄之所以不能振作的原因。”有人说：“这些人担任大任会使国家覆亡，但把他们放在州郡，让他们奉行职责、遵循法理，为百姓造福，不也很好吗？”我说：“像你说的，利弊各占一半。如果没有大权和要挟，他们都正是借此显示长处、树立名声的时候。” 善于钻营的官吏 善于钻营的官吏所奉行的方法，大体是趋奉权贵，不可稍微违逆他们的意思而获罪。到了近来的钻营之官，做法又深入细微了。即使对自己的吏胥，也不肯稍微违逆其意而招来怨恨，因为他知道吏胥的笔能卖弄访察所得，舌头能颠倒黑白。这样一来，只要吏胥治理政务就够了，还要我做什么？在清静的夜里自己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思？即使苟且保全性命，又有什么脸面回到乡里，面对父兄亲戚呢？有人说：父兄亲戚和乡里人，只希望他善于做官、得到高官厚禄罢了，并不必考察他的内心。何况体察世情、为自己打算明白，正是父兄亲戚乡里所谓聪明伶俐、乖巧能干的人，难道像那些痴拙顽固、以直道触犯时俗、做官不通达的人吗？我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病根在家乡，不在任所。王道 三代以前，是非黑白自然分明；贤能的人居于相应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职务，小德之人受大德之人役使，小贤之人受大贤之人役使；尊崇贤者有等级，人心自然服从。因此人人安于自己的位置，没有喧嚣争竞、倾轧排挤的祸患。《尚书》说：“王道广大平坦，王道公平平正。” 这句话说的是轻重长短没有丝毫差错。后世把是说成非，把醉人指为清醒，颠倒已经到了极点，怎么还能有平正广大呢？正人君子想要挽救这种弊病，不得不矫正偏曲，反复申说辨明，因此难免有抑扬高低的分别；这是用表面的不平来求得真正的平正，实际上更深入于平正。见识浅薄的人浮泛地引用“广大平正”的话，说：“天下是一家，何必分党？”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小人独占其利益，君子蒙受涂炭之辱；他们本意未必不是想要广大平正，却已经失去了广大平正的真正旨意。习染之心 抄袭现成的成语，习惯了却不加察辨，常常会耽误人的学问，危害人的家国。大体说来，被抄袭的话，必定各自符合抄用者性情所接近的一面；有的人借它来粉饰自己，有的人用它来诋毁世道，却不知道表面上像是正确的，实际并不是那样。善于辨析言论的君子，不可不加以辨别。比如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人，动不动就说“我在求自己的本心”，却不知道他所相信的究竟是本心，还是习染之心。爱与憎 爱一个人就把他放在膝上，憎一个人就把他坠入深渊。这是今人的讥刺说法。其实，爱憎之道并不是这样。《大学》不是说过吗？“喜爱美色一样地喜爱善，厌恶恶臭一样地厌恶恶。”喜爱美色那样的心情，哪里只是把人放在膝上？厌恶恶臭那样的心情，哪里只是把人坠入深渊？圣贤只在产生爱憎之前辨明道理，不是在爱憎发生时故意采取两端。如果担心自己的爱憎未必恰当，喜欢一个人不敢达到十分，憎恶一个人也不敢达到十分憎恶，那就是子莫式的中庸、乡愿式的“善”罢了。君子与小人 小人的愚拙者，容易犯过错；而奸巧者，似乎没有过错。君子的纯正者，没有瑕疵；而有所偏向者，也有瑕疵。因为小人奸巧而没有过错，就放过他；因为君子有所瑕疵，就抛弃他。这哪里是有识见的人所应做的呢？交友之道 同君子交往的，是君子；同小人交往的，是小人。君子可以交往、小人也可以交往的，是乡愿之人。乡愿喜欢君子，不十分热烈；厌恶小人，也不十分强烈。他用情处在爱憎之间，所以立身也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天下的君子少，小人也少，而乡愿最多。小人的危害在于一身，乡愿的危害在于风俗。科举事业 科举虽是小道，但舍此之外就没有出仕进身的途径。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职位，孔子、孟子也没有施展抱负的地方。所以假使孔子、孟子生在今天，他们做这件事一定会十分勇猛、十分精细刻苦；一定会勤勤恳恳，像孔子问礼、学琴那样，向人请正、求益，不敢自作主张、自以为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求取什么才是可以被人知晓的。古人凭道德被人知晓，今人凭文艺被人知晓。古人用道理彰明德行，具备了可被人知晓的条件；今人以文艺精工为可被人知晓的条件。所求知晓的途径虽然不同，但成为可知之人的道理相同。有求取知名的心，就是人欲；有可被知晓的凭借，就是天理。人欲、天理，其中已经自然分明，难道一定要脱离时尚，才去寻找天理吗？如果说孔子、孟子轻视时文而不去做，那么孔子、孟子就是忘却现实的人了。他们当年周游列国、四处求聘，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今有人修养自身、端正行为，很自负地认为自己不错，却不修习本业，进取不能前进，功业不能在当时显现，德泽不能施加于世，归根到底就是自暴自弃。所谓修身，也不过是小小的家法规模罢了，并不是能够认识天地万物一体之义的人。韩愈说：“如果有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这样。” 论文章

译文章虽然有千头万绪，路径只有两种：一是组织文辞，二是发掘义理。组织文辞的人，像梳理字句一样排列文字，显示华美的色彩和声调；发掘义理的人，层层剖析、深入探究，传达精神和幽微难状之处。两者各有深奥境界，功夫都有顿悟和渐修之分，但要达到极致、登上高峰，没有什么胜过义理。因此，组织文辞的人是在剪取春花的色彩；发掘义理的人是在施展秋日驾车般的技艺。窃取灵气的人，振作的是月露般的声调；深思的人，奏出的是山水般的声响。浅深的本质不同，最终成就也不同。然而世上致力于华饰的人多，穷究精神的人少。眼花缭乱容易使人喜悦，巴人之歌容易和唱。把心思用尽在琐碎刻薄上，整天也写不成一个字；浮泛铺陈、勉强拼缀，下笔便不能自止。于是有人说圣贤的意旨像魑魅一样不可测知，却从未进入思维幽深的领域；文章却越来越滔滔不绝，义理反而不能胜过文辞，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我之所以看重发掘义理，不是因为有屠龙之类的嗜好，而是因为那是庖丁解牛般的技术；我之所以轻视组织文辞，不是担忧损伤璞玉，而是担忧追逐表面光华。人们只知道花藻悦目，却不担心它会凋零；只知道丝竹悦耳，却不担心它会失调。句调的新旧，如同世俗对事物贵贱的评判；神奇与腐朽，本来就相互转化。齐地的紫色、邹地的缨饰，并没有固定的制度。拿着笔杆写作的人，把眼光横放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把心志寄托在三次拜谒上。青黄赤紫等色彩的变化，每天都在眼前更替；追逐潮流、追逐嗜好的轨迹，始终没有固定的时候。摩天的影子偶然落在庭院里，便像刻舟求剑的人那样刻舟寻剑。甚至有人青丝鬓发已经枯槁，靠丹铅修饰而白发苍苍，仍不忘追逐红粉，这无异于仰药自杀，却始终不怪罪药物罢了。假使他们在开始构思时，完全排除对纷华的贪慕，抛弃翠羽般的华饰而不顾，只探取骊龙颔下的明珠，那么原本的生机就会活动而日益充足；譬如剖取孟郊的肾，吐出李贺的肝。千载流传的诗名，确实是由性灵开启的。何况经学、文艺这些小道，难道能不穷究其幽深、穷尽其义理，而飞扬雕龙般的声名、焚烧枯鱼般的辞赋吗？然而，阳春之曲悲叹和唱者少，夜光之珠又忌讳暗中投掷。读书人困顿时，别人以朱色为贵，我却以黑色自守；世人竞相追逐华饰，唯独我探求幽深。别人夸耀机巧便利，我甘愿刻苦琢磨。辞赋还没有凌云之气，声誉还没有达到吐凤之盛，却想凭穷究义理、穷尽微妙的言论，胜过剪彩镂冰般的华美，这岂不是几乎要成为蜀地的雪、越地的太阳了吗？唉！青色蛟龙将要升腾，挺身于苍梧深渊；斥鹖也在跃动，飞翔的踪迹却只在蓬蒿园中。所以蚂蚁的土堆能在骏马的脚下夸耀，康庄大道却被劣马拖曳；一根羽毛倒在婴儿面前，百钧之重却胜过乌获。大丈夫低头受学，正要执掌文坛牛耳，难道能因为世人大多只喜欢巴、郢之曲，便舍弃艰难而选择容易，沦为人间的第二流吗？写文章首先必须懂得义理，这就像观察一个人，必定先看他的精神、气局、阵势、关窍和身体筋骨；文章的经纬，就像外貌的色泽和装饰。精神有余，所以筋骨不僵滞却坚固，色泽不靠雕饰却自有光彩；精神不足，就会筋弱骨枯、色泽干涸，即使善于矫饰，也不能掩盖真实。文章也是这样。文章虽是小技，枝节却有万端，关键要让自己做主人，文章做仆人；自己负责倡导，文章负责跟随。但这难道是强迫文章服从自己的意思吗？应当剖开缝隙，握住明珠，进入时越困难，出来时越容易。庄子说：“眼睛能够看见的是形和色，耳朵能够听见的是名和声；有了不靠视听而能感知的东西，然后视觉和听觉才由此产生。”世人凭形色名声来探察人的内情，离真正的观察和听察还远得很。唉！制科以来，作者并非只有一个，真正确立于宇宙之间、至今不朽的，大多是精神传给意旨，意旨传给义理。精神传给意旨，所以文采自然流逸；意旨传给义理，所以精神情态深厚显著。至于编排贯串而形成格局，锤炼铸造而形成声响，都是义理畅达后机势自然联结、情感充至后文采自然绚丽的结果。所谓随着时代而新旧变化，并不在于工匠般的巧心。浅陋的人不探究深处，只苟且安于容易；与自己相同的就喜欢，与自己不同的就憎恶。他们用艳丽的心思剪裁色彩，却断绝探寻明珠的念头；每得到一篇科场新文，便相互惊叹，拾取前人唾余，争相追求铿锵声响，把它拿来诘问前辈的著作，这本来就是尘土中的饭、灰烬中的余物了。不到几年，所谓新的又恢复为旧的，后来的又更新，于是又改变步调、改换弦索，像从前一样追逐；年年把文章作为占验，天天发生变化。赶上时运的人，一天之内便能驰骋千里；惊叹追逐的人，却感叹自己的头发已经斑白。我的意思是，文章的文采就像求仕进者的头巾衣服；取得仕籍以后，穿绛衣、戴大冠，巍然显赫，足以使市井儿童惊异，但使他取得仕籍的根本本领却不在其中。如今人们对科场文章，只看见它的头巾衣服，却不追寻它的根本本领，难怪别人用紫色便跟着用紫色，别人用白色便跟着用白色；变化越来越多，仿效却越来越不够。唉！从前的华丽锦绣，后来会成为破旧短裤；今天的祭祀牺牛，后世会成为祭祀用的刍狗。精神可以历世而常新，义理可以历经亿载而不磨灭。那些服气养生的人，难道真有使容貌华美、头发润泽的办法吗？只是因为调和之气达到极点，形体便不衰败，这正如前面所说的筋骨和色泽。领悟、验证有一定的方法，精神义理自然显现；然后把诸家不同的义理汇聚起来，在众说中剖析名义和诠释，那么[原文“苞禾?畜”疑有脱误]就不会徒然凭识见；所知更卓越，如巨鱼跃入深谷、飞兔踏上云端；有时标举一句话，吐露一点精义，使浅陋的人仰头四顾、互相描摹仿效，难道竟是团聚黍粒来戏弄小孩吗？廷对 参加廷对的士人，第一步必须具备董仲舒那样的经学，皇甫规、刘蕡那样的正直，这样才称得上有用的文章，才算真正的人才。近来抄袭旧套，拾取腐朽的词句，把“实心实政”“纪纲精神”等话铺陈成篇，如同太仓中的粮食，腐烂得不能食用。过去阁臣取用那些像自己文章的，动辄进呈皇帝，卑劣地博取上等名次。试看近年以来，哪里有以忠孝大节与日月争光、像罗伦、舒芬那样的人？哪里有潜心研究理学、刚正耿介而超绝流俗、像吕柟、罗洪先那样的人？这难道只是士人风气不如古代吗？也是因为上面所取用的把鱼目混作珍珠，于是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罢了。似乎应当预先发布告诫，严格警戒各位士人，不得沿袭过去拾取陈腐、抄袭剽窃的弊病。对策时，各自竭尽忠诚，不要拘泥于对偶，不要回避时事。阅卷官也必须先看他的器量见识，然后再评价字迹书法，不得仅仅因为楷书工整，便遮蔽文章腐烂的毛病。如果仍旧沿袭过去的弊习，应允许言路官员查出并弹劾，这样或许士人知道应当趋向，真正的人才也可以得到。学校

译儒学官员培养士人，以德行作为根本；如果只知道考核学生，却不考核那些教导学生的老师，就不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方法。近来督学也曾考察考核师儒，不过只是评定他们的文章技艺罢了；至于考语，只凭有关官员，而有关官员不考察他们品德的邪正，只看他们逢迎得是否巧妙。即使有所告诫责罚，又哪里足以表示惩戒？似乎应当预先进行访察，分别品类：端正清苦、超然绝俗的，列为上品；谨慎自守、勤劳督课学生的，列为中品；不修养品行，多方索取贽礼，亲近偏邪、颠倒是非的，列为下品。访察确实之后，分类辑录成案；巡视到来时，上品越级荐举，中品优厚奖赏，下品剥夺资格、斥退，不得稍有宽贷。至于诸生，也要体现先重德行、后重文章的意思；其中品格卓越、志趣高明的，也应时常察举，增加名额，准许供给廪饩；廪生准许充入贡额，间或实行一次，以表示激励。那些助长恶行、没有才德、志向沉沦污下的人，即使文章列在上等，也一并黜退革除。又应命令有关官府的门簿，必须按季度报告学官；省试必须按月上报，加意督促责成，务必端正士人风气，士人没有不奋发向上的。《刘练江先生集》卷三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同辑 杂著（三） 读史 读史 如今人们感伤时事，动不动就说：“这种情况古代从来没有。”哪里知道天地之间哪一件不是已经有过的事？只是偶然没有亲眼见到罢了。我每次读书，遇到古今相似、议论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就随手札记下来，代替自己的谈论。汉成帝、汉哀帝年间，匡衡、张禹、孔光、董贤这些人都受到尊崇宠幸，荣耀显赫，恩遇无比，后来世人却把他们看作小人。朱云做槐里令，梅福做南昌尉，鲍宣戴着髡钳刑具回乡，龚胜解下印绶离去，处境多么困顿，后来世人却把他们看作君子。古语说：“国家无道时却富贵，是可耻的。” 圣贤的学问要经历千磨万折，才能成为有用之学；一定要有气骨强硬的人，才可以作为根基。就像把铁杵磨成针，而坚劲的骨力始终存在；像揉竹子做弓，强大的力量自然不同。三代以后，朱云、龚胜这一类人，如果进入圣人的门下，都将大有成就。像孔光、张禹，本来就是柔弱的骨性，又增加了世故，越发难以自持，所以让软弱圆熟的人去讲中庸之道，只会自我伤害罢了。汉末因丞相而入诏狱的人本来就很多，但没有像王嘉那样受到全面侵辱的，大概是因为他走直道。走直道而自取祸害，竟然如此吗？张禹、孔光却偏偏没有这种祸患，弯曲得像钩子一样，却做了公侯，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汉代明白经学之术的人不少。到了元帝、成帝之间，皇帝喜爱经学和文学，韦玄成、匡衡、孔光、张禹这些人于是获得尊贵显赫的地位，宠遇达到异常的程度。当时没有见识的人看见这种情形，难道不会心生艳羡吗？哪里知道他们将遗臭万年，与王莽、曹操同类呢？仲翁的言语[原文“口?”疑有脱误]，即使有抱关、桓荣那样的夸耀，考察古今千载，仍是鄙陋之人。汉代以经学出任丞相，从公孙弘开始；而千百年来宰相在浮沉中阴险害人的局面，也从公孙弘开始。传到张禹、孔光手里，就更加巧妙了。大体上，他们把圆滑柔媚说成涵养，把模棱两可说成浑厚。本来是害怕祸患，却托名为明哲保身；本来是保护奸邪，却托名为谦让。他们外表上假装庸常，没有什么可明显指责的地方，实际行为却是真正的乡愿，给国家留下祸害。当时权柄不在丞相手中，所以还没有机会大肆施展奸恶。如果让他们掌握大将军的权柄，能够专断行事，那么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秦桧，不必等到后世轮回，就会立即出现了。皇甫规请求退职而不得，于是越过边境迎接朋友的丧事，希望刺史举奏此事来申明自己的志向。胡芳任并州刺史，说：“我应当替朝廷爱惜人才，怎么能中了这个人的计呢？”最终没有举奏。王甫假传诏令诛杀窦武，造成千古以来的大变乱。张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