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江先生集卷三

译正直之人，因为刚从外地回朝，不知道王甫的本来图谋，错误地与他合兵，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唉！士人刚进入仕途时，黑白尚未分明，本来没有邪心，却因错误而失足，像张奂这样的人，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讲求辨别是非，难道可以不预先进行吗？爱惜人才应当效法胡芳，这样才不至于苛待君子；帮助邪恶应当以张奂为鉴，不至于误助小人。光武帝征召周党，是盛大的典礼；周党伏身而不拜见，是高尚的志节。博士范升上奏说：“他的文才不能推演义理，武力不能为君主而死，却钓取虚名，希望得到三公之位，难道不是嫉妒吗？”《后汉书》评论说：“周党性情狷介、超绝流俗，却鄙视郭林宗的为人，难道是因为郭林宗没有断绝与贵族的交游吗？范升偏颇得多么厉害啊！” 姚元之刚任宰相时，估量唐明皇气度宽宏、锐意治理，于是先设法提出事情来坚定皇帝的意志。他说：“臣愿意把十件事上奏，陛下如果认为不能实行，臣就敢于辞职。”皇帝说：“你试着说说。”他回答：“诸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皇帝说：“朕能够实行。”姚元之于是叩头致谢。后世做宰相的人看这件事，似乎会认为这是要挟君主。卢怀慎不经营财产，虽然官位做到卿相，所得俸禄赏赐全都分给亲戚，妻子儿女免不了饥寒，居所也不能遮挡风雨。他死后，只有老仆人卖掉自己来办理丧事，这就是他的清贫超过常人之处。然而他不以“伴食”之名为耻，也不嫉妒姚崇的才能，反而与姚崇同心共济，始终没有嫌隙。他又知道宋璟贤能，临终遗表特别推荐他，这难道只是靠拘谨自守来博取名声的人吗？从他对待姚崇来看，可以见到大臣宽容包容的气量；从他知晓宋璟来看，可以见到大臣知人的智慧。当时称他为“伴食”，可以说是没有见识到了极点。宋真宗在位时，有个卜者上密封奏章，谈到宫禁中的事情。皇帝大怒，把他收捕起来。他家中有朝廷官员往来的书信，皇帝想把这些书信全部交给御史审狱弹劾。王文正公争辩此事，才作罢。后来又有大臣极力进言，请求实行此事。皇帝命令中使再次去取，文正公说：“早已得到旨意，已经烧掉了。”这件事最合乎大体。假如本朝魏璋攻讦汤鼐、路楷诬陷沈炼，都凭私信行事，若让王文正处在政府中，哪里会有这种事？唉！不能成为文正公，也就罢了；竟还有人借此修治私怨。” 真宗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想把刘氏立为贵妃。李文靖公面对使者引烛烧掉诏书，并附奏说：“只说臣沆认为不可。”后来有个狂妄书生趁文靖公外出，拦住马献上书信，逐条诋毁他的短处。李逊谦逊地说：“等我回去详细看。”书生讥笑发怒，随后放肆地说：“身居大位不能使天下安定，也不能引退来避开人的议论，长久妨碍贤者进身的道路，难道不惭愧吗？”文靖公在马上局促不安，不停地道谢，最终也不计较。前一件事显得胆气太大，后一件事显得行迹太怯弱；文靖公之所以成为文靖公，就在这里。如果换作别人，权势专门用来压迫寒士，谦逊顺从专门表现在中使面前，只要稍作变换，便会相差如霄壤。用笔涂改诏书、封还词头，本来不是臣子可以轻易做到的事。然而必须这样，才显出以无为的方式实行忠诚、使君主心服的作用。大夫以下的臣子，只有这一着可以勉力做到。如果既不能使君主心服，又难以极力争辩，只是模模糊糊、唯唯诺诺，甘愿忍辱而等待君主慢慢醒悟，古代只有箕子这样做。所谓同姓的卿，是如此；异姓的卿，反复劝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离去。在出仕和退处之外，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在既不出仕、又不退处之间，也没有可以安置面目的地方。仁宗谈论宰相人选，王仲羲说：“只有宦官和宫妾，以及那些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才可以充当候选。”后来果然得到富郑公。后世宰相与宦官交往，探听君主的意旨，然后所请求的事情必定能够得到。假设让一向没有私交的富郑公担任这个职位，难道将一事无成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能够委屈自己的人，没有能够

译正直地对待别人的。” 有人说王安石不爱恋宫中的爵位；听说吕惠卿讥讽别人投匦，他却留下那人并感到高兴，这是为什么？大体是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喜欢甜美的言语，厌恶直率的言语。这不只是天性本来如此，也是爱恋官位的心充塞其中罢了。

译司马温公被任命为枢密使，准备奏表恳切辞谢。韩魏公寄信劝他接受，他也不听，说：“自古以来，被这种官爵引诱而败坏名节的人很多。”等到辞去翰林学士，虽然皇帝亲自下诏劝留，他也不接受；内臣强行把告身塞进他的怀里，他行礼却不接受。这固然是宋朝以礼遇待臣下，也是温公自我要求不轻的表现。所以当时君主看重他，如景星卿云一般；即使有蒲宗孟巧妙进谗，也有些事情不能实行。后世留恋权势如爱膻腥，贪嗜官位如贪烤肉，抱着一段鼫鼠般的心思，君主早已看穿，言语不被听取、谋划不被采用又有什么奇怪呢？即使把君主当作猪狗禽兽，也并非没有独处时的惭愧；到了漏尽钟鸣之时，也还有狐死首丘的愿望。然而君主以臣下受教为有利，臣子又害怕触犯龙鳞，于是有想请求离去却不能的，有想留下却觉得无味的。至于表面上装作求退，暗中却谋划援引挽留，那就连九尾狐、三窟兔也不够玷污人的齿颊了。钱若水说：“实际上未曾有过那种操守高远、不贪名位权势、能够完全遵循进退之道来感动君主的人，于是留下了君主轻视鄙薄臣下的结果。”这句话洞察了千古以来的情形。唉！怎样才能使钱若水从九泉下复生，洗清鼫鼠般心思的污秽呢？温公入朝为相，首先改行差役法。范忠宣公听说后，对人说：“这件事应当仔细讨论后缓慢推行，否则会逐渐成为百姓的祸害。而且宰相的职责在于求取人才，变法不是首先应做的事。”回朝后，他极力向温公说明，并且说宰相应当虚心接纳众人的意见，不必每一项谋划都出自自己。谋划都出自自己，谄媚的人就能趁机迎合，而正直之士将会收敛退避。苏东坡与温公讨论免役法不应改变，温公不高兴。苏轼说：“从前韩公刺守陕西义勇军，您任谏官时极力争辩，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全说出来吗？”唉！贤明如温公，尚且有两位君子不怕说逆耳之言，何况那些远远不及温公的人呢？欧阳修、余靖议论范仲淹有宰相之才，皇帝便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台谏官推荐而得到吗？”坚决辞谢而不接受任命，希望与韩琦一同出任边地，皇帝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尚未出发，又重新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欧阳修、余靖的议论，是公正的舆论；范仲淹也辞谢，是认为台谏官不应与执政官混同。薛奎任参知政事，挺立不屈，不受牵制跟随；然而他竟想把天下都约束起来，无论大小事情都纳入规矩，常常因不能如意，便回家躺卧，叹息忧愁惭愧，甚至不吃饭。家人问他，薛公说：“我惭愧自己比不上古人，又害怕后世讥笑我。”从今天人的眼光看薛公，难免认为他过于感情用事；然而大臣如果这样存心，又何必担心宰相事业不能崇高呢？韩绛议论市易官不可留任，皇帝的意思还没有决定。韩绛拜了两拜说：“臣的意见不被采用，已经辱没了宰相之位，请允许臣从此辞职。”皇帝惊愕地说：“这是小事，为什么要这样呢？”韩绛说：“小事都不能伸张，何况大事呢？这正是穆生辞去醴酒的意思。如果等到大事也不能实行后才离去，所受的羞辱就太多了。”韩绛难道不知道委曲求全、等待君主醒悟吗？只是义理上不能这样做罢了。韩绛原来依附王安石，素来被清议所排斥，但这一件事确实显得棱角分明。赵清献说：“小人即使只有小过错，也应当竭力排斥并断绝关系，这样以后才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过失，应当保护爱惜他，使他的德行得以成就。”所以刘器之任谏官才几天，就上奏论列章惇十九章；蔡确虽然已经被贬，仍然极力论奏其诽谤诗的奏疏十余次，一定要让他远地流放。后来有人评论此事，并不认为他过于激烈，因为辨明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是台谏官的职责。如果是宰相，就必须像韩魏公那样，不公开分别黑白，而在暗中逐渐转移、夺取小人的权势，这才合乎宰相的体统。但不可采取吕范所说的调停之法，一调停，小人就会进用，君子就会退避。《易经》卦辞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形成泰卦；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就形成否卦。”从来没有同时任用君子和小人而能够成就治理的。何况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避，和小人同列，免不了遭受涂炭之辱；小人容易进用而难以退去，和君子不合，更善于布置罗网之计，祸害人家、国家，哪里是浅少的呢？庆历年间，尹师鲁因范希文党案被捕入狱，刘湜审理此案，想把他陷害至死，最终没有成功。后来尹师鲁知随州，孙甫经过那里，两人相对而坐谈了几天，无所不谈，但尹师鲁从未提到刘湜。孙甫问：“刘湜审理师鲁，想置师鲁于死地，而师鲁始终不提刘湜，这是为什么？”尹洙说：“刘湜与我本来没有什么不足之处，他只是希望借此掌权，那些想掌权的人想要害我，刘湜不过不能自立罢了。我对刘湜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孙甫十分佩服他的见识和气量。刘元城被贬到梅州，有个当地人带着厚重资财进京求官，对章惇说：“我能杀掉刘某。”章惇立即任命他为本路转运判官。他将要到郡时，刘元城的家人料理后事，全都号哭绝食，但刘元城饮食起居自若。第二天，那个人却在半夜吐血死了。有客人慰问元城说：“如果那个人不死，您的安危就难说了。”刘元城也没有喜色。我认为，做君子的人应当效法师鲁，舍弃自己已经很严重的怨疾；做小人的人应当以转运判官为鉴，消除自己的不肖之心。小人谋害君子，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以为权柄在自己手中，哪里知道苍天本来另有权衡？萧望之上书自我申辩，不能说没有过错；但攻击萧望之的必定是石显、弘恭。萧望之傲慢无礼，不能说没有过错；但攻击萧望之的必定是甘延寿。郅寿请求购买公田，不能说没有过错；但陷害他的必定是窦宪。刘挚回复邢恕的书信，不能说没有过错；但攻击刘挚的必定是杨畏。大臣如果不喜爱贤者，即使他本身还有千百种贤能，也不值得一看。公孙弘的节俭、王安石的兼并之心，都被人称为奸邪。大臣如果能够喜爱贤者，即使他本身还有不贤之处，也仍然足以遮盖。正因为如此，胡广虽为中庸之人，却推荐陈蕃、李膺；卢怀慎虽被称为伴食，却推荐宋璟，这些仍然有可取之处。刘忠任吏部尚书时，有个王主事，他的父亲退休后居家，渐渐贫困，于是刘忠送给他白金二十两，让他奉养父亲，并说：“恐怕你父亲的奉养不够满意，你若想委曲自己的心意来供养他，将来就会有改变节操的事情；希望你不要改变节操。”司马温公任宰相时，常常询问士大夫的私用钱财是否足够，人们觉得奇怪而问他，他说：“假如衣食不足，怎么肯为朝廷轻易决定进退呢？”这两件事看起来像是姑息式的爱护，然而中等资质的人因此受到砥砺，所成就的功效就很大；宰相替天下培养人才，道理就应当如此。只是士人也应当自己树立品格，不可以借此推卸责任。宋濂说：“宁可忍饥而死，不可苟且求利而生。”

译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天性极其聪敏，不到二十岁，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由此看来，文学才华还不足以成为父兄为子弟高兴的理由。范淳夫对儿弟们说：“在朝廷立身，不可以广泛求人知遇；接受的恩遇太多，就很难在朝廷立足。”高琼告诫儿弟们说：“不要委曲奉事权要，以求取得进身之阶。”两位公都把立身行道的事情期望于子弟，不只是希望子弟将来显贵、光大门宗，也是为了使朝廷能够得到任用正人。如今的人只怕子弟不善于结交权贵、不能追逐荣华进身，哪里顾得上败坏名声、毁损节操？可悲啊！张浚与赵鼎谈论人才，张浚极力称赞秦桧。赵鼎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是赵鼎的明察。后来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才知道秦桧的奸邪，临离任时不再推荐秦桧。秦桧侍奉赵鼎时，却完全听从赵鼎的话。赵鼎因此深信秦桧，还说秦桧可以担任大任。这是赵鼎的昏暗。赵鼎前面明察、后来昏暗；张浚前面昏暗、后来明察。总的说来，都是秦桧在播弄。小人的机心难道不深，而君子的见识竟不够浅吗？由此可见，张浚、赵鼎都不能做宰相。秦桧主张议和，志向在于谋求自身利益，不顾中原称臣的耻辱。在那时，抗疏应当像李纲，遗书应当像范如圭。那些只作一般辩难、稍微表示不同意见，却仍然居其位、食其禄的人，即使一向号称君子，我也不取。宋徽宗时，章惇已经被贬。任伯雨、陈瓘等君子分布在台谏之位，慷慨议论政事，差不多有希望扭转局势。然而曾布从中挑拨离间，任伯雨等君子不久便相继被罢免。曾布又把蔡京引入相位来帮助自己，最终造成靖康之祸。由此才知道，除掉一个小人，还不足以庆幸；而留下一个小人，就会造成大祸。做君子的，怎么可以只庆幸偶然使朝廷上的小人被逐，便忘记《包鱼》的警戒呢？绍兴年间，因为旱灾祈雨，谏议大夫赵濡上言：“过去祈祷时禁止屠宰，只禁猪羊；今后请连鹅鸭也一并禁止。”当时胡致堂在西掖，见到后笑说：“可以称为鹅鸭谏议了。”言官专门选择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来敷衍塞责，谁不是鹅鸭一类呢？只会让后人再次嘲笑后人。虽然如此，与其做鸱枭，宁可做鹅鸭。振兴已经灭亡的事业、挽救衰颓、恢复失地、拓展国土，必定要有确定的规制来包举全局，还要有实际的德行来充实它。往下说，子产辅佐郑国、诸葛亮建立蜀国、王朴振兴后周，都能在帷帐之内运筹，而功效收到遥远的荒外。宋朝末世，用人忽而任用邪恶、忽而任用正直；办理政事忽而昏暗、忽而明白；讨论制度今天认为正确、昨天又认为错误。即使有一两个大臣，张浚却失于无能，陈俊卿失于懦弱，赵汝愚失于疏阔，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奸人和奸相刚被罢免就又兴起，譬如蔓草丛生的荆棘，藤蔓牵引、根部滋长，没有人能够剪除。大臣，是君主的嫡长子；群臣，是众多的儿子。如果嫡长子怀有奸心，众子也跟着效仿，而做父亲的安然不知忧虑，国家就一定会败亡。徐谊对赵汝愚说：“自古以来，臣下做忠臣就是忠臣，做奸臣就是奸臣；忠奸混杂而能够成事的，从来没有。您内心虽然警惕，表面上却想坐观成败，这不就是所谓混杂吗？如今的贤者遇到事情而受到牵制，大多犯有这种毛病，只恨没有徐谊来激励他们罢了。” 石显诬陷并杀害萧望之后，害怕天下的学士讥讽自己，于是推荐贡禹，使他历任九卿，对待他极其优厚周备。韩侂胄的罪恶已经明显，于是凭借权势利益来蛊惑天下士大夫的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等人都因此被重新起用。石显任用小人的本性虽然丑恶，但正当他想有所作为时，必定要借助名士来收买人心。士君子在长期受压抑、处境困顿之后，一旦显达受用，如果不是有意矫饰的强者，很少有不趋向利益的。《易经》说：“鼎中有实物，要慎重选择它的去处。”白圭的玉上有天然的瑕疵，不能再磨去；即使后悔咬自己的肚脐，又哪里还来得及呢？韩侂冑自夸有制定国策之功，想得到节钺，赵汝愚阻止了他；叶适等人劝赵汝愚应满足他的欲望，也都没有被听取。朱子也曾间接说不应让他参与政事，同样没有被听取。起初罢免留正，后来驱逐黄度，奸诈的谋划已经显露出来了；赵汝愚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同赵鼎对于秦桧有什么不同呢？古语说：“君子对待小人，常常采取疏远的态度。”确实如此！然而，这些道理都没有在《夬》《姤》的旨意中讲明。宋神宗时想任用陈升之，司马温公说：“陈升之确实有才智，只是恐怕在面临重大节义关头时不能坚持，容易被夺去主意。”从前汉高帝评论宰相，说王陵有些憨直，陈平可以辅佐他；陈平的智慧有余，但难以独自担当重任。真宗任用丁谓、王钦若，也让马知节从旁参预。凡是才智出众的人，必定要有忠诚正直的人在旁边制约他，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李空同写信给杨邃庵说：“从前您掌政时，议论的人说您喜欢任用通达多才的人，奖赏能言善辩的人，所以那些显名高位者，多是办理事务、精通文书的人，而端雅宽厚、能够镇服风俗的人少；爽利快当、只求办成事情的人受到宣扬，而事先忧虑、能察知微小变化的人却被压抑；圆通曲折、随机应变的风气盛行，而至死坚持、执守义理的心志消沉。”这类议论关系到风俗教化，执政者和掌握用人权的人不可不知道。王安石掌权时，喜怒之间便可造成祸福，凡有所施行设置，天下没有人能改变；那些喜欢发表高论的人，开始表示异议，最后却附和他；当面称赞、背后诋毁，嘴上说是、心里说非的人比比皆是。只有刘道原独自奋发自励，不顾忌讳，直指王安石所作所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有时当面指责王安石，直到使他脸色铁青；有时在众人聚集的场合，王安石的党羽站满四周，道原公开评议他的得失，毫不隐瞒。憎恨他的人侧目而视，爱护他的人也为之寒心，甚至捂着耳朵起身躲避；道原却始终不放在心上。魏庄渠在正德年间，凶恶的宦官专权，士大夫沉浮苟且求仕；地位高些的只留意诗文史籍，夸耀自己矜持庄重；次一等的便下棋饮酒罢了。唯独魏庄渠留心经世济民之学，最初任刑曹时，竭尽精力研究法律义理；后来又以职位低微为可耻，广泛结交天下士人。凡是邱氏《衍义》所记载的经世事业，他一定加以讨论，务求取得成效。后来又认为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转而反求于自身心性，大概经历了三次转变。因此，他在江湖间便思念君主，身处台省便忧虑百姓；不只是上奏、采纳意见、参与论思，即使是寄托情怀的赠答诗文和诏令，也都用来忠告、引导、辅弼、匡救，没有一样不竭尽全力。这两位先生，难道不能说是真心爱国的人吗？不然，他们难道不能借口《明哲》诗所说的道理来苟且求取俸禄，何必这样正直敢言呢？

译如今人们动不动就说国家政治黑暗，却不知道沉默到足以容忍祸乱，也不去思考这些道理。这些话是对隐居不做官的人说的。既然已经做官，就有宁武子在无道之国装愚的做法，也有在国家无道时食用俸禄的羞耻。哪里有吃着别人俸禄，却不忧虑别人忧患的道理呢？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一定要做到这样，才可以保持沉默。因此，应当懂得行为端正而言语谦逊的道理，也应当知道发现危险便接受使命、不能等待到第二天的时机；还应当勉励自己具有见到危难便承担使命的节操。刘元城过去曾跟随温公交游，等到温公位居政府，却唯独没有写信问候他。薛敬轩闲居时，执政李贤多次写诗问候他，他始终没有写一个字回复。这才是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如果其他人以“不磷不淄”自我标榜，反而会堕落。王晦叔任留守时，管理御史严厉得如同用带刺的荆棘抽打湿物。谢希深、欧阳永叔每次外出游玩，王晦叔责备说：“你们把自己同莱公相比怎么样？莱公尚且因为骄奢而招来祸患，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谢希深以下的人没有敢回答的。欧阳永叔拿起手板站起来说：“莱公的祸患不在饮酒，而在年老了还不知道退让。”当时王晦叔已经年高，如果因此有所触动，后来却终于推荐欧阳永叔进入馆阁，推荐章德懋为庶吉士。当时阁老刘定之任教习，有一天用《玉堂蔬圃》诗考诸生，章德懋结尾说：“贤德啊，公仪休，拔掉园中的葵菜。”刘定之认为他轻薄。后来又考《中秋赏月赋》，章德懋说：“天下人中有遭受悲愁、羁旅、疾病、贫穷、孤独、鳏寡的人，看见月亮就不会快乐；只有身居高官、享有厚禄、处在太平无事日子里的人，看见月亮才会快乐。”刘定之更加愤怒。后来章德懋因上疏劝谏焚烧烟火而被贬斥，刘定之于是也不救助他；同王公相比，真是相差千里。邝公埜任陕西副使时，曾用俸禄买了一件红褐色衣服寄给父亲。父亲大怒说：“你掌管一方的刑名，不能洗雪冤屈、施惠于百姓使他们安定，却索取这种不义之物来玷污我！”立即封好退还，并写信责备他。刘公球的堂弟刘琵任莆田知县时，寄来一匹夏葛，刘公球当天就退还了，并写信告诫说：“努力实行清白的操守，以光耀前人；这不是我对贤弟的期望吗？”世上的父兄如果都这样，子弟哪里会有贪污财物的败行呢？杨子器告诫几个儿子说：“如果能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方面胜过别人，即使不能考取高等科名也没有关系；否则即使考中三元，又有什么用呢？”罗一峰《上诸父书》说：“做祖宗、父亲、兄长的，只希望有好的子弟。所谓好的子弟，不是指喜欢田宅、衣服、官爵，在一时之间向乡里夸耀的人，而是指具有美好的名节，能同日月争光，同山岳争重，同云壤争久，足以安定国家，足以使四夷受到教化，足以安顿百姓，足以流传后世的人。如果只求吃饱穿暖，学习势利，如前面所说，那就是恶劣的子弟。这种子弟在家中尚未做官时，已经足以辱没祖宗、殃及子孙、害自身；一旦出仕，足以玷污朝廷、祸害天下、辜负后世，甚至使子孙不敢承认他，如宋代的蔡京、秦桧。这难道是父兄祖宗所希望的吗？”这番话语意激切，不是当时人所能说出的。凡是教诲子弟的人，都应抄写一份，张贴在家中内堂。毛吉任广东副使时，死于贼乱。当时家僮办不起丧葬用品，代理官员余文暗中把数百两军饷交给他。当天夜里，家僮的妻子忽然走到中堂，占据正席坐下，举止神态像毛吉一样，回头对左右说：“请夏宪长来。”全家惊慌，跑去告诉住在附近的沈经历。沈经历报告给佥宪胡荣，胡荣立即赶来查看。那妇人瞪眼看着胡荣说：“不是你。”过了一会儿，夏宪长来到，她才起身作揖说道：“毛吉承受国家恩典，不幸死于贼乱，本来没有什么遗憾。但余文留下的官银交给我家奴仆，即使官府没有查考，我在地下也要背负污辱。希望赶快把它还给官府，不要玷污我。”说完，忽然倒在地上，过了很久妇人才苏醒。其实毛公从来没有死过。其他人如果生前已经收受污秽之物，就不必等到余文把钱袋交来才会这样了。” 邹汝愚年幼时考取四川乡试解首，听说某省解元某人很有当时的声名，便前去拜访。刚坐定，那人问：“贵省解元的坊牌额是多少？”邹汝愚立即愤然不答而离去。国子官魏龄对李时勉说：“昨天在选部听见众人相互谈论，只问某处地方好不好、某地有什么出产，没有听见一个人谈施政教化和治国方略，都是这样，天下怎么能得到治理呢？”李时勉听了高兴地说：“新任堂官有见识，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举子询问坊牌，候选官询问优缺，世态本来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里只是彰显了两位君子坚定不移的志向罢了。然而从世俗人的眼光看这两位君子，免不了要讥笑他们迂腐空疏。邹汝愚年幼时考取四川乡试第一名，众人都羡慕他。邹汝愚作诗说：“龙泉山下的小书生，偶然窃得三巴第一名。世上有许多难以办成的事情，乡里人何必如此惊讶。”读了这首诗，就知道士人不应因科举功名而自我欢喜。邹志完因直言获罪，见到友人田承君时，便流下眼泪。田承君严肃地责备他说：“假使志完隐瞒沉默，在京师做官时遇到寒疾，五天不出汗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使人死亡吗？士人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读了这段话，就知道士人不能以节操气概自我夸耀。从来金榜题名、位居鼎甲、显赫一时的人很多，如今能在青史上留下美名的有几个？人生如果不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死后不过被野兽吃尽，科举功名有什么益处？难道只是毛发一样的小事吗？曾泉由御史被贬为汜水尉，任职三年，善政声名传遍各处，死后百姓仍然思念他。何塘以翰林身份被贬为开州副职，制定三审法来使徭役公平，建立分段施工法来修筑河堤，百姓都称便。这种不因一项节操而自满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努力作为呢？况锺任苏州知府时，上奏说：“御史同在任官员相见的礼仪，以及凡是迎接诏敕、到学校巡视的礼节，都有一定的制度。近来常有人违背、超越礼分，各府知府又只顾自己软弱庸懦、贪婪暴虐，害怕受到御史纠察弹劾，便谄媚奉承、拜跪服从，甘愿承受责骂侮辱。偶尔有奉行法令、坚持操守、不肯阿谀屈服的人，御史就寻找小过失，擅自施加威福，使贤良之人不能安居其位，而邪佞之人得以苟且保全。”如此等等。这说明当宣宗政治清明时，郡国官吏逢迎的风气已经很盛了。然而，正因为郡吏敢于直言，这才是对宣宗有益。风气日益转变，俯仰之间便形成习惯；弯曲顺从的人受到称誉，刚强正直的人却被排斥。即使有况苏州这样的人，又有多少能够免于被写入弹劾奏章呢？即便如此，芝兰不会因为无人欣赏便不散发芳香；世上有志之士，正应当挺立疾风中的节操。

译王忠肃翱由两广被召回吏部，船停在济宁时，都水主事依法按照先后顺序通过闸门，即使显贵官员也不能插队。众人觉得奇怪，王翱说：“那是他所制定的法令，怎么忍心破坏呢？”到了吏部，王翱就把他调任考功主事。刘忠宣任广东布政使时，到了新会县，县令吴献臣没有前来迎接，过了很久才来，说：“当时正值邹智将死，所以迎接迟了。”刘忠宣一点也没有责怪的意思。王翱、刘忠宣都是古人；都水主事、新会县令，难道事先知道他们不会获罪，反而会受到知遇吗？他们只是把做官和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罢了。如今有的人还未到任，便先替官员安排好远离罪责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因此才成为千古佳话，实在令人长叹。项襄毅任兵部尚书时，有宦官拿着皇帝的旨意，来查找王三保下西洋时的水程记录；不久便命一个都吏到库房下去查找。当时刘忠宣任郎中，先进去找到那份档案，把它藏到别处。都吏查找不到，项襄毅便鞭打责罚他，命他再次进去查找，像这样查了三天，始终不能找到。刘忠宣也秘密不说。恰逢科道官接连上疏劝谏此事，事情才被搁置。后来项襄毅叫都吏说：“库中的卷宗档案怎么会丢失？”刘忠宣在旁边微笑说：“三保太监下西洋时耗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的也有数万人。即使找到珍宝，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这是一时的弊政，是大臣应当极力劝谏的事情。档案即使还在，也应当毁掉以杜绝根源，难道还值得追究它有没有吗？”项襄毅立即肃然起敬，降下座位，对刘忠宣再次作揖致谢，指着自己的座位说：“您的阴德不小，这个职位不久就应当属于您了。”后来刘忠宣果然做到兵部尚书。由此看来，刘忠宣的远见和项襄毅的谦虚自谦，都是人杰。然而堂官能够放低身份向下属请教，又不难主动显露自己的短处，项公尤其难以企及。谢文正刚进入翰林院时，有一名御史突然升任都宪，台中按惯例请他撰写公文表示祝贺。谢文正说：“这个人一向不被公议所认可，怎么可以用谄媚的话使他高兴？”最终没有替他撰写。吕泾野有一位旧交替权贵带三百金请求他写公文，吕泾野说：“人心如青天白日，没想到你竟把它看成鸟兽。”旧交惭愧地退了出去。由此看来，文章辞笔也不是谄媚小人的工具。锺同、章纶因劝谏改变太子储位而被关进监狱，朝廷官员于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兵部进士杨集给于谦上书说：“奸人黄竑提出改变储位的主张，只是为了迎合皇上的意旨，本来就是脱身的计策罢了。您等人是国家的柱石，却留恋宫中长久侍奉所获的恩赏，难道不想想怎样善后吗？眼看别人死在杖刑之下，而您安坐享有崇高地位，怎么面对清议呢？”于谦不能采纳，杨集被调出任安州知州。唉！只有于少保才可以接受这样的进言；他尚且不能采纳，何况职位在他之下的人呢？天顺初年，王振的祸根已经萌发但还没有显露，各位君子在经筵讲学，却很少有人发言。只有考功郎李茂宏曾说：“值得忧虑的是君臣之间的感情不相通。如今经筵进讲不过是应付故事，用来粉饰太平；君臣隔绝、蒙蔽不通，未必没有意外的忧患。” 于是李茂宏抗章请求辞官离去，后来果然发生了土木之难。李君可以说有先见之明。当时杨士奇号称贤相，反而不能识破王振的奸邪，甘愿俯仰顺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况且言路难道没有一个人吗？可叹！可叹！李文祥是湖广麻城人，有才学声名。他同万安、孙宏璧一同考中进士。万安想拉拢李文祥使他依附自己，便让孙宏璧把他请到家中题画。李文祥立即奋笔作诗，末句说：“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万安因此记恨他。李文祥见到那些随波沉浮、迎合世事的人，就斥责辱骂；只同邹智、汤鼐、王恕等几个人来往，自我标榜很高。恰逢诏令开放言路，他便上书请求统一立法、进用贤能、罢黜奸邪、扩大言路、采纳谏言，言辞极其恳切正直。皇上召他到左顺门，中官传旨责问“中兴再造”等话，认为这些话不吉祥。李文祥从容分辨应答后离去。当时万安票拟皇帝旨意，任命李文祥为县丞；后来因推荐起用为兵部主事。不久又被贬谪，最终早死。李公可以说是时运不济的人了。然而即使当时官位做到三公，寿命达到百岁，今天也终究要离世；哪里比得上千百年后仍然生气凛然地活在人们心中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万安、尹直相继被罢免，刘吉害怕科道官弹劾自己，于是建议应当破格升迁科道官，给予他们非通常次序的职位。庶子张升上言说：“刘吉知道如今只有科道官能够发言，于是想破格升迁科道官，却不知道朝廷用人只取决于贤能，不应论其属于哪一派。刘吉柔弱谄佞、逢迎取悦，无所不用其极；从此科道官再也没有肯发言的，群臣也纷纷附和他。李林甫的口蜜腹剑、贾似道对言路的笼络，刘吉实际上把二者合为一身。请列举刘吉十条罪状，立即谴责罢斥，以回应灾异。”没有得到答复。御史魏璋阿附刘吉，弹劾张升，使他降为南京工部郎中。这时言路已经断绝了。张升不说话，还有谁来揭发刘吉的奸邪呢？然而魏璋的一份奏疏也不能平白无故出现，这正是为了报答刘吉破格升迁的恩惠。唉！吮吸舔舐权势的人，哪一代没有呢？幸赖张公几句话，吐出了千古以来的正气。马士权是泰州人，博览群书，富有气节。他寄居京师时，教授学士先生，多数人都对他很敬重。他同徐有贞尤其交好，也同石亨友善。后来石亨排挤徐有贞，恰逢有人投递匿名奏章诽谤朝政，石亨说是徐有贞让马士权做的，于是逮捕马士权下狱，拷打得几乎死去，前后有数次；马士权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有人摘取徐有贞诰券中“缵禹神功”等话，出于臆测，硬说他确实谋划叛逆。马士权大笑说：“哪有自己撰写诰券、反而暴露叛逆谋略的道理呢？”锦衣卫无法使他屈服。后来徐有贞出狱，感念马士权的义气，把女儿许配给他。徐有贞的儿子后来长期背弃婚约，马士权也没有说话。当时人都看重马士权的高尚，而轻视徐有贞。后来张聚为白陈伸张冤屈，蓝道行为严世蕃揭露罪恶，都是具有铁石心肠的人。假如让那些人处在琐闱的职位上，他们难道肯像妇女儿童那样支支吾吾、嗫嚅不言吗？宋人诗说：“高谈唐虞，是儒者的事情；卖主负国，哪里说得尽。请不要笑我金锤简陋，却能使屠夫酒贩懂得报恩。” 石亨、曹吉祥横行得厉害，御史杨暄准备弹劾他们。兵科给事中王铉听到这个计划，便暗中告知石亨、曹吉祥。杨暄因此获罪。后来都御史耿九畴准备率领各位御史列举罪状弹劾二人，还未发出奏疏，王铉却先上疏。耿九畴阿附他们，徐有贞、李贤于是被关进诏狱。像王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于曹吉祥、石亨的人了。不知道石亨等人显露凶兆的时候、禁门里操戈的那一天，王铉又到哪里去保全性命呢？李襄敏任宰相时，公正廉洁，执法严明。给事中萧彦庄因个人怨恨弹劾他，李襄敏于是辞官。后来萧彦庄也因其他事情被贬谪，因贪婪暴戾而被杀。议论的人说这是天道报应。

译何观弹劾王直，胡濙、郭希颜弹劾严嵩；这些人的为人虽然未必清楚，但他们的言论本来都有根据。然而一件事是给事中毛玉弹劾王直，结果被廷杖并调出京城；另一件事是台省官员联合上疏弹劾严嵩，结果被判在市中斩首。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认为他们煽惑舆论、扰乱政事，所以竭力攻击他们呢？还是承受了权势熏灼者的指使，替他们驱使呢？为什么要同郭希颜这样的微贱小臣相争？扶助大臣来帮助小臣，就像捕捉幼鸟来喂鹰，羽毛很快就会被拔光，政治又有什么难以败坏的呢？只是可惜国家体制被破坏，士气也因此消沉了。永嘉向内阁上奏说：“内阁按惯例以日期先后排列，以宫职高低区别尊卑。凡是内阁中的一切事务，不询问国家利害，不进行虚心公正的讨论，只由居首的一人作主，其余人唯唯诺诺，不敢表示可否。一有人发言，便暗中排挤斥退，所以众人终身只是陪着吃饭，集体进退罢了。这种情形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明明知道他的心术偏私、会误国，仍然跟着称赞他，以求取欢心。比如吏部考选某官，必定要先由他主张某人，才予以选用，而且能立即选入科道，作为自己的私人。又常常主张某人升任某官，吏部没有敢不听从的，甚至升官的文凭也要收取财物。为国家求取贤才的心思完全没有了。兵部任命某镇某营的将领，主张任用某人，兵部也没有敢不听从的。更严重的是，许多战败坏事的人反而屡屡被举荐任用；那些负债、剥削下属的人到处钻营求取职位。为国家选择将领的心思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因此，内阁这个地方虽然地位尊重，但居于内阁的人品却很轻贱。人们所畏惧他们的地方，只是因为他们是代替皇帝发言的官员，能够传播朝廷施加恩惠或威罚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具有公平正大的心志，足以压服天下人。这样的人，要想让他们同心辅政，共同成就皇上正大光明的事业，决定是不可能的。” 朱子说：“君臣之间的名分，权力不能稍微偏重；一旦偏重，就没有君主了。如果仍然倚仗权势、始终不悔改，那是尧舜时代也不能容忍的，请立即加以诛杀斥退。这样或许能使政事根本清明，谗邪自然平息。王阳明写信给杨邃庵阁老说：‘听说您进身掌管机密，天下士大夫都欢欣庆贺，认为太平可以立即到来。门下的鄙陋后生却独自深切忧虑，认为仍然非常困难。要扭转艰难、倾覆否运，在今天除了您没有可以指望的人。只有亲身承担天下的祸患，才能掌握天下的权力；掌握天下的权力，才能救济天下的危难。然而在尚未获得权力时，取得它非常困难；一旦取得，运用它就很容易。权力是天下最大的利害。小人窃取它来成就恶行，君子运用它来成就善事。所以君子不能一日离开权力，小人也不能一日拥有权力。想救济天下的危难，却不通过权力来实现，犹如倒拿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希望不被割伤是很难的。因此，君子取得权力有自己的方法：以至诚为根本树立德行，以善类为根基扩大辅佐，向人显示自己有无所不容的气量来安定人心，以不与人争竞的心胸来平定是非，以不可夺取的操守来照临一切。用节操端正自己的方向，用神妙而不可测的机变来震慑奸邪，用必然可以依赖的智慧来收拢众人的希望；自己坦然处在下位，却推举别人居上；退居人后，却让别人先行。因此功劳盖过天下，却没有人嫉妒；善行利益万物，却没有一个人同他争夺。这些都是明公您所能做到的，也是平素积蓄而具备的，只是到了仓促紧急之时，还要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果断起身掌握权力罢了。亲自承担天下的祸患，之后才可以免除天下的祸患。小人不懂得祸患不能侥幸逃脱，却想用诡诈求得解脱，最终只是酿成大祸，也终于不能逃脱。因此，敢于承担祸患的，只有忠诚忧国的君子能够做到，小人做不到。把这两篇议论合起来，可以作为宰臣千古以来的警戒和借鉴。大体说来，权力太重，小人就会借机聚集；权力离开君子，君子就会受到牵制；关键只在于掌权者是什么样的人。胡端敏论述士风的奏疏，极其切中当时的弊病。他说：“我私下认为，士风的正邪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如今国家太平日久，朝廷官员安于豢养，习惯于因循，把迎合逢迎当作高明，把廉洁退让说成矫激，把推诿逃避事情说成老成，把结党作恶、同流合污说成忠厚。他们聚居时所谈论的、心中所存的，不是升官，就是置办家业。有人谈到国家、谈到应当忧虑民间疾苦、应当体恤百姓，众人便愤怒猜疑，众口一词排斥他；不是说他无事生非，就是说他喜欢沽名，一定要把他逼到无处容身才罢休。至于经过某地时，他们便以地方官迎接得早晚来评定其贤能与否；因事返回原籍时，又以官府是否接受请托来评定其毁誉。由于这样，贤与不肖混淆，是与非颠倒，天下不能治理，百姓不能安生，哪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呢？这些话本来不必再说，因为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真应该靠胡公来把大家唤醒一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刘练江先生集》第四卷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同辑 书（一） 上书给归德沈公 再次上书给归德沈公 第三次上书给归德沈公 上书给晋江李公 再次上书给晋江李公 上书给大司成李公 再次上书给大司成李公 第三次上书给大司成李公 致信孙醴泉户部 致信汤质斋侍御 致信孙拱阳公祖 致信吴缵敬署令 致信王敬宇巡按 致信蒋县令 寄给仲广文 致信祁茂才 致信王茂才 ○上书给归德沈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