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宁澹居文集（明）方大镇撰
方大镇字君静，万历十七年己丑进士，除大名推官，擢江西道御史，迁大理寺丞，历左少卿，有《方大理集》、《田居乙记》四卷、《宁淡居文集》四卷。
●目录
序
卷之一 奏议（一）
卷之二 奏议（二）
卷之三 议 篇 序（一）
卷之四 序（二） 题 跋 杂着
附
方鲁岳先生宁澹语
●宁澹居文集序
千古道统，杨子以为孟轲死，不得其传，而后人亦谓有宋诸儒始继绪。维琏尝疑此语为不然。夫孔明戒子一书，所称学须静，才须学，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说，非即主静无欲之谓乎？濂洛宗旨，似巳先揭于汉矣。学为真儒之学，故其才为王佐之才。元儒刘因有慕斯训斋扁静修，而桐城鲁岳方先生，又撮宁澹二字以名居，其见一也。忆昔天启癸亥，琏官职方，得与先生嗣君潜夫为僚友，因谒先生，目击而道存。其时权珰渐肆，祖宗成宪□乱，先生疏请经筵讲求典故，语至恳，此正格君救时一良剂。权珰不怿，矫旨严厉，先生拂衣归。迨后珰焰大张，琏亦被逐南还，再谒先生于桐城，而先生酌酒歌诗，飒有浴沂风雩意，且得详读先生箧中稿，精无伦，大无外。大抵博观泛取证入精微，而于儒释王霸之分途，古今诸儒之语录，剖析极真。至提性善为宗，以教学者，则又千载洙泗嫡系哉！葢自鹅湖分派以来，朱陆之学，儒者两尊之，然终不能左朱而右陆，则以朱之可兼乎陆也。及姚江良知之教出，而尊陆者渐诎朱，然吾终不敢谓陆之可加乎朱也。姚江欲人速见其心体，以脱言语文字支离之障，诚是简易一捷法，然儒者经纶三才，空守此心，遂已乎？即姚江亦岂能废孔子闻见择识，好古敏求一段工力乎？学古有获，着于书；多识前言往行，着于易。颜孟上根人，由博反约，而谓朱之竆理格物为支离，一切可废，岂良知物理有两耶？余尝曰：阳明之学，忠孝有用，圣学也；而其所以教人者，则非圣学全局也。即无善无恶之语，亦费注疏。心统四端，善岂无耶？若谓有，其善丧厥善，又何浅也？岂若先生之以止善为宗，明白直截，可使学者尽可实诣哉！先生韵言豪迈，似邵康节；文章根本六经，似曾子固。一生难进易退，萧然一室，抱膝长吟，则武侯隆中。澹泊宁静之气象，而海内共卜王佐之业者，琏读先生书，见决矣。识者当不以琏为阿好也。
崇祯元年首夏之吉，豫章邹维琏顿首拜误。
●宁澹居文集卷之一
皖桐方大镇君静甫着
奏议（一）
请蠲两浙商灶课税
白粮免征钞料
查勘白粮请恤（纪事）
○请蠲两浙商灶课税
题为两浙商灶困惫巳极，课税办纳孔艰，恳乞圣慈特下蠲恤之令，以宽民力，以裕边储。事，臣惟国家九边军饷，强半取给盐课，所倚办而转输者，惟二三商灶寔奔走之故，商若灶毕力以奉功令，无敢逋负。国家顺时体情，以恤商灶，无有额外催科绎骚之扰，此两利之道也。有如横征加派，以困之于内；旱熯水溢，以迫之于外；膏髓虚竭，皮骨空存，民命孔棘，课饷并亏，此两危之道也。安得束手坐视，不一冒罪请于皇上之前？浙自万历二十七年，奸弁高时夏姿奏余盐，煽祸肆毒，商民解体，莫必其命，几酿不测之变。当时盐臣剖心胆敝唇舌争之而不可得，幸皇上威灵赫奕，洞烛奸欺，遂俞盐臣之议，增加二万六千两，号曰新税。其中臣等衙门节省凑合，仅可一千二百两，而派之商引及于灶户者，则二万四千八百有奇，此外土宜铺垫之费不与焉。总以明旨既严，中贵又厉，益强捺竆民以从令，实非出于中心之乐输也。弟行之业已八年余矣，臣谬督兹役，自宜循仍旧贯，将顺之不暇，征解之恐后，何敢再置一喙，希觊浩荡之赐？然臣职在此，目击灾伤之至商灶之重困，不以此时叩阍沥诚，为诸穷苦者请旦夕之命，臣惧溺职非皇上所以任使臣之心，故不避斧钺之诛，辄敢上请。其说益有四焉：一谓民瘼之当轸也。
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译《宁澹居文集》，明代方大镇撰。方大镇，字君静，万历十七年己丑中进士，授大名推官，升任江西道御史，调任大理寺丞，历任左少卿。著有《方大理集》、《田居乙记》四卷、《宁淡居文集》四卷。目录 序 卷之一 奏议（一） 卷之二 奏议（二） 卷之三 议、篇、序（一） 卷之四 序（二）、题、跋、杂著 附录 方鲁岳先生《宁澹语》《宁澹居文集》序 千古相传的道统，杨子认为孟轲死后便无人得到传承，后人也说宋代各位儒者才开始接续这一传统。我邹维琏曾怀疑这话不对。孔明告诫儿子的那封信中所说的“学习必须静心，才智必须通过学习获得，恬淡寡欲才能明确志向，宁静专一才能达到远大目标”，不就是以主静、无欲为宗旨吗？濂洛学派的宗旨，似乎在汉代就已经先被揭示出来了。因为所学的是成为真正儒者的学问，所以才具备辅佐帝王的才干。元代儒者刘因仰慕这种教诲，取“静修”作为斋名；桐城鲁岳方先生又摘取“宁澹”二字作为居所之名，他们的见解是一致的。我回忆过去天启癸亥年，我任职方司官员，有幸与先生的嗣子潜夫做同僚，于是拜访先生，亲眼见到他，才知道道统确实存在。那时权宦逐渐放肆，祖宗制定的成法遭到□乱，先生上疏请求在经筵讲求典章旧事，言辞极其恳切，这正是匡正君主、挽救时局的一剂良方。权宦不高兴，假传圣旨严厉斥责，先生便拂袖归乡。后来权宦的气焰大盛，我也被逐回南方，再次到桐城拜访先生。先生饮酒赋诗，洒脱地流露出在沂水边浴后、在舞雩台上吹风的意趣；我又得以详细阅读先生箱中的稿本，精深无比，博大无外。大体说来，他广泛观察、博采众长，最终考察进入精微之处；对于儒、释以及王道、霸道的不同道路，对于古今儒者的语录，也剖析得极其真实。至于把“性善”作为根本，并以此教导学者，那又是千年来洙泗一脉的嫡传啊！自鹅湖分派以来，朱熹、陆九渊的学说受到儒者共同尊崇；但最终不能贬低朱熹而抬高陆九渊，是因为朱熹的学说可以兼容陆九渊的学说。到了姚江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兴起，尊崇陆九渊的人渐渐贬低朱熹；但我始终不敢说陆九渊可以超过朱熹。姚江希望人们迅速见到自己的心体，以摆脱语言文字支离破碎的障碍，确实是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然而儒者要治理天地人三才，只空守着这颗心就够了吗？即使姚江本人，难道也能废弃孔子所说的通过见闻、选择、认识以及好古、勤求而下的那一番工夫吗？学习古代而有所收获，就写在书中；广泛认识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就体现在《易》中。颜回、孟子是根器上等的人，也要由博返约；如果说朱熹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学说支离破碎，便可以全部废弃，难道良知和物理是两回事吗？我曾说：阳明之学使人忠孝而有实际功用，是圣学；但他用来教人的方法，却不是圣学的完整面貌。即使“无善无恶”这句话，也需要费力解释。心统摄仁义礼智四端，难道会没有善吗？如果说有善，那么这种善又丧失了它自身的善，这不是太浅薄了吗？哪里比得上先生以“止于至善”为宗旨，明白直截，可以使学者真正有所实践和造诣呢？先生的诗歌语言豪迈，很像邵康节；他的文章以六经为根本，很像曾子固。他一生仕途难以前进却容易退处，萧然独居一室，抱膝长吟，又像武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那样。先生具有恬淡宁静的气象，而天下人共同预料他具有辅佐帝王的事业；我读先生的著作后，已经看得十分确定。有见识的人应当不会认为我邹维琏是在阿谀偏爱。崇祯元年初夏的吉日，豫章邹维琏叩头拜书，误。《宁澹居文集》卷之一 皖桐方大镇君静甫著 奏议（一） 请求免除两浙商人、灶户的课税 免征白粮的钞料税 查勘白粮并请求抚恤（记事） 请求免除两浙商人、灶户的课税 题目是：两浙商人、灶户已经困苦到了极点，课税的办理和缴纳极其艰难，恳请圣上慈悲，特别下令免除、抚恤，以宽解民力，使边疆储备得到充裕。臣认为，国家九边的军饷，大半取给于盐课；承担盐课、负责转运的，只是二三商人、灶户，他们确实为此奔走。商人和灶户竭尽全力奉行法令，不敢拖欠。国家如果顺应时势、体恤实情，抚恤商人和灶户，不另行加征催逼，不造成纷扰，这就是两利之道。若横征暴敛、层层加派，使他们在内部困顿；旱灾、水灾又从外部逼迫他们，便会使民脂民膏耗尽，只剩皮骨，民命危急，课税和军饷也一并亏缺，这就是两危之道。难道能束手旁观，不在皇上面前冒死请命吗？浙江自万历二十七年起，奸臣高时夏擅自奏请征收余盐，煽动祸乱，肆意毒害，商民离心，性命无法保障，几乎酿成意外变故。当时盐臣剖心沥胆、磨破嘴唇舌头争辩，却不能获准；幸亏皇上威严显赫，洞察奸诈欺骗，于是采纳盐臣的建议，增加二万六千两，称为新税。其中臣等衙门节省并凑集的，仅有一千二百两；摊派到商引和灶户身上的，则有二万四千八百余两，此外还不包括土产、铺垫等费用。总之，由于圣旨已经严厉，宦官又加紧催逼，更加勉强压迫穷困百姓来服从命令，实在不是他们出于内心乐意输纳的。这项措施实行已经八年多了，臣错误地负责此事，本来只应沿袭旧规，顺从办理还来不及，唯恐征收解送落后，哪里敢再多说一句，妄想得到浩荡的恩赐？然而臣的职责就在这里，亲眼看见灾伤严重、商人和灶户极其困苦，如果不在此时叩击宫门、倾诉诚意，为这些穷苦百姓请求保全朝夕性命，臣恐怕就是失职，也不是皇上任用臣下的本意。因此臣不顾斧钺诛罚，冒昧上请。请求免除的理由又有四点：第一，百姓的疾苦应当得到体恤。《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