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鲁岳先生宁澹语卷下

译“乐于取别人身上的善来成就善”以及“与别人共同为善”这两句话极其奇妙。把给予当作给予，仍然有所限量；把取来作为给予，给予就没有限量。把取当作取，仍然存有思虑；把给予作为取，取就没有思虑。内心没有思虑，外在没有限量，这是至善的本体，也是与人同善的妙用。龙的德性先潜藏而后显现；到了显现时，也不忘记潜藏，所以“不用”反而成为作用，是运用得神妙的地方。君子的学问先闭塞而后通达；到了通达时，也不改变闭塞的根本，所以不勉强用力反而成为真正的力量，是超越强力的强。用葛做鞋，用桃作菜肴，难道不能说节俭吗？诗人却讥刺这种做法。所以数着米粒才下锅做饭的人，不是能操办大烹的器量；劈开柴薪才生火的人，不是能担当长远事业的材料。因为他们心胸狭窄吝啬而且琐碎。古语说：“马蹄踏出的水洼里不能生蛟龙，小土丘上不能长松柏。”意思是小的东西不能成为大的东西。所以求学贵在有宏大的见识。轩皇喜爱嫫母的丑貌，并没有因此改变对落英美丽容貌的欣赏；文王喜爱菖歜腌菜，难道与龙肝的上等美味有什么不同吗？圣人不能没有嗜好，这是情性，和凡夫相同；但圣人之所以形成真正的嗜好，是由于学习，这又与凡夫不同。至于喜爱斧凿之声，喜欢打结的帽子，喜欢痂皮、臭味，形成钱癖、马癖、地癖之类，都是任凭情欲行动，不值得谈论。我们对此应当格外谨慎。山势尖锐，就没有大树；水浅，就不能有巨大的鱼；树木光秃，鸟不会筑巢；树林稀疏，野兽不会打洞。因此圣人用深厚来包藏天下，用博大来承载天下，用平易来养育天下，用周密来规范天下。宋国宰相子罕家堂下的污水，从邻居的洞穴流出。有人说：“为什么不把它堵住？”子罕说：“邻家的地势高而我家的地势低，堵住水流是做不到的。”宜兴王尚书■〈亻与〉买住宅时，卖房的人说祖坟在宅地内，想把它迁走。■〈亻与〉说：“既然已经把整座宅子让给我，竟不能保全其中三尺土地，我于心不忍。”于是留下墙上的洞，听凭对方祭扫。这两件事，都充分体现了把万物视为一体的心，不只是古人所称“不求田宅方圆、不为子孙谋马牛”而已。田地道路和高门大宅都是身外多余之物，何至于为了它们与人结怨结仇呢？刘伶在屋中袒露形体，光逸从狗洞里露出头来，聚集几个人共同饮酒，连续昼夜不停，这有什么值得玷污史册的呢？晋人却把这些事采录下来，称他们为“八达”；这是老庄流毒，也是国家混乱灭亡的凶兆。人与人相互投合，必定是因为彼此信任。一旦不信任，即使是原宪那样廉洁的人，也一定会认为他这是向我索取贿赂；即使是晏婴那样忠诚的人，也一定会认为他这是用言语压制我；即使是管宁那样的朋友，也一定会认为他是在席位上嫉妒我。君子对于所投合的人不肯苟且，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有审慎的自信。君子不与人争，争并不是美德。然而遇到朝廷中的重大利害问题，就应当争；遇到纲常上的重大关系，就应当争；遇到学术上正邪的大原则，就应当争。争论若出于无所为而为的心，虽然争论，实际上是不争。上朝进殿时像猛虎一样勇决，却不失和气，这才叫君子。伯温撰写《孔明论》，康节愤怒地说：“你即使像武侯那样贤能，尚且不可以妄加评论，何况你与他相差极其遥远呢？”以武侯的贤能，怎么知道他不能兴起礼乐呢？后辈动辄议论前辈，也是不对的。近来石埭毕司徒说：“我的儿子像范，反而刻印《朱子晚年定论序》，认为文公一生守着书册，沉溺于言语，到晚年才觉悟。”我说，文公的心意，应当从《学》《庸》二序中去寻求，仔细玩味，自然能够领会，不能草率地这样评论。把这两段公案合起来看，可以知道前辈教导子弟，即使对贤者也不肯放松督促教诲；对于相隔久远的前辈，也不敢轻率地指责瑕疵。求学者应当以此为法：保存忠厚的心意，建立正大的人品，戒除浮薄的习气，确定整齐一致的趋向，都在这里了。近来人们相互沿袭着诋毁朱子，始于《晚年定论》，后来竟成为后学的口实，不免流于错误。有人说朱子早年眼睛明亮，用来注经；晚年双目失明，才开始悟道，反而遗憾眼睛没有早些失明，这是什么话呢？我看朱子写给潘叔度、潘叔昌的两封信，只说精力日益衰退，视力完全减弱，闲暇时静坐，收敛放纵的心；又说偶尔起来看看书，姑且用来遮眼。即使有“遗憾眼睛没有早些废坏”的话，也不是真正失明。后学误传，常常就是这样。粗浅的说法尚且错误，精微的说法就更可想而知了。悟道的人难道一定不能注书吗？世上不学习朱子的学问、不注书的人，难道全都属于悟道之列吗？必须具有眼力，才能看透千古的是非；必须立定根本，才能承受一时的毁誉。蔡元定已经被贬谪到道州，仍然聚集门徒讲学，并且说：“如果一定要使我遭受祸害，也不是关门塞洞就能避免的。”这就叫有确定的见识，有坚定的操守。有一位朋友说自己犯错后就知道悔改，先生说：“《系辞》说‘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这个字，是把凶转为吉、把失误转为所得的门径。然而圣人用一个‘震’字，意思是既然已经有悔过之念，就必须像雷霆一样奋发迅疾、震动自己，改过向善，使一次悔过永远不再重复悔过。如果今天犯错而悔恨，明天又犯错而悔恨，就是晏子所说的‘愚人多悔’。却还常常自夸说：‘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过错！’这不也是‘掩耳盗铃’吗？” 百姓饥饿，就像自己饥饿；百姓陷于水火，就像自己陷于水火。以赤诚之心担当天下，只知道去做，认为自己本来就应当这样。不知道有功，又怎么知道自我矜夸？不知道有才能，又怎么知道自我夸耀？禹之所以德明而流传久远，正是因为如此。有功劳却不说功劳，有才能却不说才能，这就是把天下万世看成一体。眼睛不把看见当作自己的功劳，耳朵不把听见当作自己的功劳，手不把拿取当作自己的功劳，脚不把行走当作自己的功劳。忌讳疾病的人，会自己毁掉自己；掩护疼痛的人，会使自己陷入病中。不忌讳、不掩护，却又不急于求医，最终也只是自己耽误自己罢了。所以遮掩弥缝，危害很大；孤陋寡闻，危害尤其大。在水面上拖丝，在石头上着棒，浪费精神，白白延误岁月，这是学习的弊病。每一针都刺中要害，每一艾都贴着患处，新痛尚未停止，旧病已经除去，这是学习的益处。遵循成法，述说祖先的德业，是孝子的道理。所以“三年不改”并不是说三年以后仍然可以改，而是说一生一世都应当如此。

译好学的人，急于求得自己尚未听闻的道理，害怕失去已经听闻的道理，就是这样；横向去诘难别人，纵向论说这件事，苦苦劝告对方，甘心接受对答，凡此都是为了彰明师友的益处，获得博闻的效果。曾子得到一些鱼，只知道鱼的腥汁而不知道其中的深味，因自己听闻得太晚而伤感，甚至流下眼泪。大贤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士人呢？小事尚且如此，何况最高的道呢？应当勤奋求闻，虚心接受；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不可懈怠。求学没有先于觉悟的事，却自称已经顿悟之门，奔驰于无上的境界，这是极大地误导人。求学也没有先于修养的事，却孤独拘谨，自称脚踏实地，固守狭窄的墙界，同样极大地误导人。真正的觉悟一定包含修养，真正的修养一定通向觉悟。“不看、不听”“独处”“未发”这三个说法，都指的是我的本性本体，完全不能分开。如今把“不看不听”当作静，把“独”当作静中的动机，把“未发”当作静中的一物，这样说得越多，道理就越分歧。戒慎恐惧的工夫、慎独的“慎”、致中的“致”，难道果真是三样东西吗？如果一定把“独”当作动机，那么当初立言时为什么不说“慎几”，却说“慎独”呢？后来又为什么说“知几”，不说“知独”呢？“几”和“独”大概是有区别的。有人问：子思谈“中”，为什么要用喜怒哀乐来说明？先生说：颜渊论仁，不超出视、听、言、动；子思论中和，不超出喜、怒、哀、乐；孟子论性，不超出举止容貌和周旋应对。圣学的根本，只在克制自己；从自身修养下功夫，没有别的巧法，也可以由此明白“当下”的说法。有人问“素位”。先生说：“‘素’是我心的本体；‘位’是贫贱富贵各自所处的本位。君子时时看见这个本然的本体，时时履行自己所处的本位，身处富贵贫贱之中，而富贵贫贱不能进入我的内心。这一本体始终得到而从未失去，所以叫作自得，就是得到自己的本然。保持本然，就能安处平易；失去本然，就会行走险途。保持本然，就能等待天命；失去本然，就会侥幸求取。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决定在这里。” 向外追求，是在本性之外有所企求，这种企求不可以有。如果本性本体没有外在界限，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把朝廷大事系于心中，即使居于室内也能感应千里之外，这仍然属于本然，不能说是在本性之外。这个意义尤其精微，不可不讲明。“居易”的“居”兼有行的意思；“行险”的“行”兼有居的意思。有人问：《易》说“天下何思何虑”，禅宗说“不思善，不思恶”，这两个意思怎样？先笪说：儒家与禅宗根本宗旨的差别，正就在这里。禅宗把善恶一并不思，归结为空罢了。儒家禁止思恶，却不禁止思善；所谓“何思何虑”，是不妄自思考、不妄自忧虑。下文随即由此说到精研义理以求实际应用、安定自身以崇尚德行、兼有三王之道、梦见周公、好古而敏于求学、居于仁而行于义，这些才是所说的同一归宿。《华严经》说：“有分别就是无分别。”专门执着“不思善恶”为道理，不过是把所说的话全都视为无谓罢了。他们总是把黑夜的昏暗看作正，把白昼的光明看作偏。圣人用白昼统摄黑夜，用过去的功用统摄现在，又总以一年统摄日月，正如用善统摄有无。他们所说的“无”，是绝对对待的无；我所说的“善”，是绝对对待的善。有眼力的人，岂会被字面迷惑而不能分辨？然而儒家用它教化万世的夫妇，使天地归于正直；释氏却把它当作袒护出家一端的极大毒药罢了。有人问敬轩先生的学问。先生说：“学问以恢复本性为宗旨。他谈格物的意义，说‘只是格这个性罢了’，这是这位先生极其透彻的话。他又说：‘太极极其微妙，但实际上并不外在于身心的动静以及五常百行之中。’后人把它说成高远得不可追究的道理，越求取反而离它越远了。”我谈太极，也正是这样说。有人问白沙先生的学问。先生说：“白沙说：‘学习以自然为宗旨，以忘掉自我为根本，以无欲为最高境界。’但他又说：‘如果没有孟子积累义理的工夫，突然对他说曾点所达到的境界，就好像是在说梦。’我于是仰察白沙的学术源流，所谓自然，正与孟子集义的旨意相同，所以他又说：‘工夫深、力量到，华落而实存，才是浩然自得。’浩然之气，本来就是自然的。后来的学者凭空猜测他的学说，把它引入玄门老氏一流，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白沙。有人问敬斋先生的学问。先生说：“学习以主守忠信为根本，以寻回放纵的心为要务。大概这位先生是从亲身实行开始下功夫的。”又说：“第一，怕见解不真实；第二，怕工夫间断。”这四句话，是针对求学者病症的药，切中骨髓，希望大家牢记奉行。闽中的陈布衣先生致力于实行圣贤的学问，曾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的主钥匙，其中一两个字就是玉钥匙。”合肥蔡先生阐明“无自欺”的旨意，正好与此相合。人的内心有两个念头就是欺骗，归于一个念头就是不欺；所谓一个念头，只是把心归一于天理罢了。学习的妙处在于心中觉悟，但如果离开亲身实行，另去寻求一种牛鬼蛇神般的说法，就已经把心与身看成两件事了。有人问董子怎样。先生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效。内心确立诚意，并把它贯彻到行动中。董子对后学的功劳不小。”杨慈湖斥责“确立诚意并贯彻实行”这句话，认为它没有通达根本，似乎过分了。大概慈湖习惯了禅宗的言语，喜欢谈空寂本体，厌恶谈实际工夫。王心斋说：“孟子还很粗浅，这句话出自横渠先生。”我认为前辈评论人物时，见解各有不同，实在不必抄袭沿用，否则反而会变成错误。朱子的《纲目》，有宋代李力起、莘发明，刘友益的书法，元代汪克宽的考异，徐昭文的考证，王幼学的集览，明代陈济的正误，冯智虚的质实；各家说法与朱子相抵触的很多，可以看出前辈立论的艰难，也可以看出后贤喜欢议论的容易。不过这只是就言论而言。在千载以前考察事情，当时不同、地点不同、情势也不同。千载以后，仅凭我一个人的意见，遥遥加以推测并严厉责备，不也是过分吗？凭吊古人不可不宽恕。佛教说无生，玄学说长生，都只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儒家说生生，把天地万物都贯通起来看作生生不息。天比生广大，地比生辽阔，万物都凭借生而存在，人禀受中和之气而生。所谓中，是生生不息的主宰；达到中，天地万物的位置和养育就都完备了。无生最终仍归于生，无生、长生最终仍归于养生。它们所依凭的主旨，始终没有超出“生生”的范围。同无知的人说话就厌烦，同知己的人说话就喜悦，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以厌烦的心情说话，可能变得刻薄严厉而失去常理，不如以沉默回应；以喜悦的心情说话，可能变得过分亲昵而失去常理，不如简略回应。所以说，合乎伦常的言语，以简略和沉默为准则。

译读《三国志》到孙权评论说：“鲁肃劝我把土地借给玄德，这是他的一处短处，不足以损害他的两项长处。”我推察鲁肃的这番意思，难道是他的谋划对吴国不利吗？大概是把忠于汉室寄托在其中，暗中扶持正统的意思，与武侯相合，这才是他的长处。他劝孙权攻破曹操，也是替汉室谋划。千年以后，谁能真正理解子敬呢？子敬还在我的桐乡留下了遗迹。士大夫言论不合、意见不投，便兴起争斗，甚至赴水蹈火，毁坏国家的公事，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思。看看蔺相如、廉颇、寇准、贾昌朝等人，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韩琦、范仲淹二公经略西夏时，韩琦主张五路进兵，范仲淹坚持不可；韩琦径自实行自己的主张，导致好水川战败。然而二公最终没有把言论意见的不同筑成壁垒，而是以志同道合、共同谋划相互倚为犄角，挫败元昊的胆气，树立灵夏的威势。这是经世济民的才能吗？也是他们学问修养的力量。古语说：“胡荽不会结出菽，菽根不会生出麻。”意思是万物各有自己的种类。这就是各自端正、各得其所的道理。所以要把福庆遗留给子孙，就必须在深厚的根源上积累；要使雨露滋润最终汇成溪流，也必须从桃李的根本开始。作为别人的祖父或父亲，谋划在于继承祖业，不可不播种根基；作为别人的儿子或孙子，谋划在于维护门第声望，不可不培植根基。《论语》说：“君子端正自己的衣冠。”《孝经》说：“不是先王制定的法服，不敢穿。”孟子说：“服从尧的法则。”这里所说的“正”，不是仅仅指衣帽整齐、不歪不斜。大概说的是合乎法度的服饰。王俭梳解散髻，斜插簪子；周弘正梳锦髻，穿红色短裤；谢尚穿刺有花纹的裤子。这岂只是服饰妖异，实在是人的毛病。近来看到后辈逐日趋向靡丽之风，很是触犯这一戒条。希望彼此共同归于正道，遵守先王的法度，彰明崇尚俭朴的意义。这是可以共同学习的一端。学习，是为了充实自己资质所接近的方面；学习，是为了克服自己本性中偏颇的方面。刘惔推断桓温讨伐蜀地一定会成功，有人问原因，他回答：“从博弈可以看出，桓温善于博弈；但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他就不会行动。”大概刘惔已经从细微处看透了人的性情。谢玄统率军队抵御前秦，推断一定能办成，说：“谢玄平日任用人才，即使在鞋履之间，也都能使各人得到适当的任用。”这两件事正相类似，天下从来没有疏忽轻率、鲁莽冒失的人能够与人共同成就事业。如今求学也同样如此。王应麟说，得到一件奇异的事，就像得到一船珍珠，这属于增长见闻、增长知识的领域。然而把心力用在奇闻异事上，哪里比得上用心于性命之学？所谓自家的宝藏，不必去询问别人的珍宝。那些稗官野史、杂说丛谈的传记，既未必全都真实，阅读者也只是用来取笑；而且其中还有启发人的邪僻道路、严重败坏风俗的内容，不可不谨慎。涵养自身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在于致知。这两句话本来就是知行合一，并没有先后之分。并不是说敬在知之前，也不是说知在行之外。先父曾说：“敬，是敬重自己所知道的；知，是知道自己所敬重的。”这就得到朱子的精髓了。有人问近代儒者谈自然，先生却说：“圣人也有强制自己的工夫。”这和告子有什么区别？先生说：“告子哪里谈得上强制？只是有所不能得到，便思量而不去求取，于是放任过错、增长傲慢。孔孟的学问，行动不能达到时，都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看见过错便自我责问，省察内心而不使它有恶念。日积月累，从勉强而达到不再勉强，从强制而达到不再需要强制，这和告子相差万里。” 荀子说：“使精神彼此相反而仍归于一、不分成两端，便是圣人。”这句话最切近于修养心神的要诀。所谓相反，是精神统率精气，不让精气泄漏；精气巩固精神，不让精神耗竭，这是相互补益的意思。所以说“一而不贰”。有生命的身体中，神由精产生，而神又使精产生；在天地形成以前，神主宰精，精才是神所寄居之处。蜀地有一位山人不起杂念，十年之后便能预知未来。董五经长期不与外物接触，心静而明。这些与至诚相比，哪里能算得上预知呢？心与气相合，气与神相合，天地万物就没有什么能隐藏形迹。这与至诚相比，哪里能算得上预知呢？所以有事情发生以前未必知道，却不失为至诚的人；有的人能够预先料知事情，却未必符合至诚，不可不加以辨别。如果认为鬼神没有知觉，那么为什么不也认为它们没有知觉，进而忽视尊崇、祭报的礼仪呢？如果不能把鬼神当作没有知觉，那么为什么不也认为它们有知觉，妄自生出祈求福佑的念头呢？这就是所谓既要敬畏又要远离它们，大概指的是这个意思。温公说：“接受别人的恩惠而不忍心辜负他的人，做儿子一定孝顺，做臣子一定忠诚。”这句话最应该用心体会。所以秦西乞因为放走小鹿而受到赏赐，金日磾因为牧马而得到赏识。朱子解释“载营魄”三个字最为详尽。老子把它按人的精神来解释，杨子把它按日月来解释。按日月解释，月亮的形质叫魄，太阳的光耀叫魂；按精神解释，魂属阳而活动，魄属阴而宁静。魂像火而分为二，魄像水而为一，所以说：“承载着魂魄，守住一而不使它们分离吗？”让魂附加于魄，以动来守静，以火逼近水，以二来守一，使它们始终不相分离，就像人登上车而被车承载一样。魂安定，魄精明；火不燥烈，水不泛溢，这就是长生久视的道理。苏轼依据王元泽的说法，把魂看作神，把魄看作形体，想使神常常承载魄而运行，不愿神被魄所承载。这样一来魂会劳累，魄也不得安息；幽深昏冥之中，精一的妙处反而被强盛的阳气挟持而奔驰，最终扰乱身心，陷入伤生损寿的境地。他又说子产的话：“万物刚开始生成时叫作魄，魄生成以后有了阳气叫作魂。”大概是说，刚刚形成形体时，精血凝聚，其中有灵性的部分称作魄；魄生成后，便有温暖之气，其中有神明的部分称作魂。二者相合以后才有形体，这就是《易》所说的“精气为物”。到了变化的时候，魂游离而成为神，魄下降而成为鬼。这些论述都很确切。古人说：“棺材盖上之后才开始评定，一个人的一生前后必须完全相符，才称得上是完美的人品。”改正过错和改变节操，这两种行为都受到讥议，但改变节操的人所受的遗憾尤其严重。弇州说：“李密为祖母陈述苦衷，辞去官职以后因升迁迟缓而怨望获罪；方望劝隗嚣称王，后来又拥立刘林，最终被杀；李迥秀为了母亲休弃妻子，触犯了妻子，后来却成为张阿臧的私夫；刘殷是孝子，却把两个女儿送给刘聪，做到太保；房玄龄的妻子因为丈夫生病而剜去自己的眼睛，后来却以嫉妒闻名。”唐太宗用毒药威胁她，她也不害怕。臧质守卫盱眙，难道比耿恭差吗？孔觊的清正节操，难道有愧于羊续吗？袁顗的才气，也不在他的舅舅蔡兴宗之下，却终于因参与叛乱而被杀。人本来不能只根据事情的始末来评判。然而嫉妒是女子的常情，李密获罪，只是有人嫉妒他罢了。臧质、孔觊起事，他们的是非各有其道理。弇州的见识太粗疏了。

译《国语》说：“疲弱的男子不能任事，疲弱的女子不能成家。所谓疲弱，就是身体衰弱而不能做事。”所以《洪范》把它列为六种极端祸患之一。引述欧阳南野先生的话：“知觉和良知实际上不同。凡是视觉、听觉、言语、行动，都是知觉，却未必都善。良知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就是所谓本来就有的善性。”他又说：“格物，就是遵循正道而不随邪道，行善而不作恶，每天依循良知所体现的天理，不使它受到亏损和蒙蔽；这是圣门中踏实、真切地下功夫的地方。”如今有人斤斤计较地把理看作障碍，却不知道这本身就形成了无理的障碍，哪里知道什么叫格物呢？《战国策》全是狡猾欺诈的话，话说在这里，心思却在别处。然而它的言论一定以大义为根本，明确辨别是非；又一定揣摩当时的情势，切中利害，然后才能震动视听，在诸侯中取得成功。我们这些身为儒者的人，说话有时不合人情，也有时未必合乎义理，那就还在战国诸人之下了。何况事情本来已经办成，不必再说，却还要多方用诡诈来惊吓他人吗？所以说“远离鄙陋和背理”，又说“亲近诚信”，这是重要的道理。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使人彼此相远。”习染作用于人，对内熏染、改变人的心意，对外熏染、改变人的形质。兰草和鲍鱼容易改变气味，青色和黄色也会改变颜色。熏染人的东西，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来；受熏染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什么样。心意像火，形质像油脂，而本性于是受到焚烧。那么，要修养本性，应当习染什么才可以呢？祸患没有比不爱惜自身更大的，危害没有比不选择交友更大的，过错没有比不读书更大的，损失没有比不珍惜时间更大的。处在生死关头、义利交错之际，最容易迷惑人的心意、挫伤人的气魄。即使是豪杰，也难免在其中反复不定，何况普通人呢？孔子经常提起这两句话，用来警醒后来的求学者。节操高尚的人，仍然是纲常伦理的支柱。与其临到危难时苟且求生，不如舍弃生命来取得正义；与其像盗贼一样攫取而丧失品行，不如保持自身清白来树立名声；与其才多艺多却毫无顾忌，不如遵守规矩准绳，亲自实践并有所收获。这就是卞庄、公绰，大概又超过臧孙、冉求了。穷究经书、博览事物、讲求词章训诂，不是学问。穿着宽大的衣服，模仿尧的步态、舜的步态，模拟古人的一两件行为，也不是学问。在岩穴中骄傲地谈论，却不能兼善天下；夸夸其谈地说经世济民，却不能独善其身，也不是学问。所谓学，就是觉悟，只是觉悟自己的本性罢了。这一本性与太虚同为一体，与天地万物的元气一同运行，时时流行，处处圆满；没有人与我的分别，没有显露与隐蔽的区别，常常喜悦快乐，常常自然而不恼怒。自古以来学术之所以不纯粹，只是因为名声之根难以斩断。一旦有了求名之心，即使气魄很大、才力很多，也难免夹杂着迎合外界、取悦他人的念头，并在希望别人知道却又少有人应和的处境中逐渐消磨，最终不能成为君子。然而有的人责骂好名，却仍把这种责骂当作自己的名声；也有乡里之人不喜欢名声。归根究底的道理，只是致力于实际罢了；求福的人，也只是自己去求福罢了。太阳并不以自己发光为意，难道它会因此躲避光明吗？孔子自己说过，以快乐忘掉忧愁，但关键在于发愤到废寝忘食。他教导人也凭借这种发愤。发愤有两层意思：有一种是愤恨的愤，内心因为惭愧、悔恨、以自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而羞耻，于是产生怨恨悔过，这是觉悟的契机；有一种是愤激的愤，精神情绪郁勃振奋，振作起自己作为人的行为，于是产生勇往直前的力量，这是进取的契机。这种发愤一旦迸发，就像孟明视为了报答三次败退之辱而出征，渡过黄河便焚烧船只，发誓不再退转；又像田单激励士气守城赴死，只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求生的念头。这种发愤既然出于内心恳切、意志恳切，别人认为是苦事，我却认为是快乐。一天发愤，就是一天快乐；一生发愤，就是一生快乐。早晨在这里，晚上在这里，存心在这里，承续在这里。它可以把饥饿化为饱足，把郁结转为通达，使意志贯穿金石而不改变，使生命与天地一样长久。这就叫最大的快乐，这就叫真正的快乐。圣人之所以能够统摄天下、统摄万世、统摄天地鬼神，使没有谁敢与他抗衡，只是因为他的精神，尤其是因为他的精神完整。众人也有精神，但精神是残缺的，所以有时能够统摄别人，别人也能反过来统摄他；可以与人抗衡，人人也都能彼此抗衡。精神怎样才能完整？在于专一。精神怎样会残缺？在于心思分散于两三件事。一心专一就光明，心思分散就昏暗。纪渻子养鸡、丈人粘蝉、醉汉从车上坠落而不受伤、眼花的人临近深渊而不害怕，都归结于精神完整；小小的试验尚且如此，何况圣人呢？圣人所说的精神，并不是虚空。能够用文章义理来表现虚空，那么虚空也就都成为真实了。卦象、礼乐所起的作用，多么伟大啊！天那么高，星辰那么远，靠什么使璇玑玉衡与七政协调运行？大地这么广阔，山川这么险要，靠什么确定九州？治理九年洪水，直到细小如一根毫毛的事情；铸造九鼎来穷尽地辨识奸邪，使人不会遭逢不善、束缚支无祁等诸妖。韶乐奏起，百兽起舞；凤凰来仪，这些都是精神的实际作用，总的说来都是文明充实、寄托于勤俭的实际功用，只是人们不肯相信罢了。在口渴中暑、行走于道路之时得到井中的冰水，那就像琼浆一样；在雪霜时节找到柴薪生火，那就像得到丝绵一样；在市场喧闹之中得到正大之论，那就像获得了权衡；在世俗罗网和尘劳之中领会性命之论、精微幽深的旨意，那就像遇到了导师。如今却又有人这样说：“这不过是布帛菽粟一类的话罢了。”如果舍弃布帛，谁给人穿衣？如果舍弃菽粟，谁给人食物？舍弃衣食，人凭什么生存并保全自己的性命？人被邪说迷惑、因学问而动摇，逞强于口舌、搅乱自己的惰性，实在太严重了。若不是凝聚精神而相信它，合力前进，夜以继日，坐以待旦，我恐怕他们会一天比一天远离学问，像胡人与越人彼此赶不上；对于道则毫无滋味，像栗子和荆棘一样无法吞咽。斗和秤可以用来平定事物，也可以被盗用；符节和印玺可以用来取信，也可以被盗用；仁义可以用来治理，也可以被盗用。圣人难道不知道天下后世一定会盗用这些东西吗？即使剖开斗秤、毁掉符节印玺、抛弃仁义，难道就能保证天下后世从此不再盗用吗？如今却说：“有法就会乱，有知识也会乱。”这样一定要安然睡在巨大的房屋和骷髅之间，面向南方称王，才算不是盗用、不是混乱吗？活着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却又增加一种长生不死的说法；死去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事情，却又增加一种不会死亡的说法。[缺字]愚弄蒙昧之人、欺骗贤者智者，差不多没有不成为盗用、没有不造成混乱的了。言论中有不能保证实行的，不是真正至高的言论；行为中有必定不能通行于天下的，不是真正至高的行为。圣人的言论和行为，才是至高的。

译黄老之术可以治理天下。然而黄帝高明久远，老子不能与他并列。老子的学说，只有汉文帝能够运用；用来治理景帝时就不能运用。运用它，反而招来了六国旧事般的变乱，杀死晁错，杀死周亚夫，几乎造成大乱。后来又流变为申不害、商鞅的学说，终于因灭韩而使秦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学说偏颇。它在根本上刚强，在运用上柔弱；柔弱的一面便废弃礼法，刚强的一面便纯粹使用刀锯刑罚，难道是尧舜的治术吗？总而言之，清明存于自身，有所开创便走在前面，各种方面并行而不相悖，白天为主而兼摄夜晚，这就在于像天地一样覆盖、承载万物的人了。鬻子说：“百姓地位极其卑下，但让他们选择官吏，他们一定选择自己所爱戴的人。所以十个人爱戴他，他就是十个人的官吏；一百个人爱戴他，他就是一百个人的官吏；一千个人爱戴他，他就是一千个人的官吏；一万人爱戴他，他就是一万人的官吏。成为一万人的官吏，就可以选任卿相。卿相，是君侯的根本。”先生说：“爱别人的人，别人常常也爱他。想让百姓爱我，就必须由我来爱百姓。然而有真实的爱，如召伯甘棠诗歌所歌咏的爱，晏子施舍让人避火的恩惠；也有虚假的爱，如田常用大斗进、小斗出的私惠，王莽以四十万人的功德歌颂来博取名声。假如虚假的爱胜过真实的爱，便说这是君侯的根本，那只不过是给乱臣贼子提供借口罢了，难道是建立政治的常道吗？” 人观察别人，究竟看他说的话，还是不看他说的话呢？卫姬知道齐桓公将要攻打卫国，是从他脚步高抬、神气昂扬、看见妾而脸色变动这些表现看出的；管仲知道桓公保全卫国，是从他作揖恭敬、说话舒缓、看见臣下而面露惭色这些表现看出的。这种智慧真是细微啊。言语、步态、气势、脸色，都是由内心通达外表，实在值得警惕。絺疵窥探韩、魏的情形，也是如此。举出商鞅在秦国任相的事例：他首先颁布垦草令，共有若干条。其中一条说：“大臣、诸大夫见闻广博、能言善辩，关于游学闲居的事情，都不许学习，也不许在各县之间闲游居住。”这样农民就没有机会听闻别的学问，也无从脱离原有的生活，百姓被愚弄而不知道外界，不喜欢求学问，就会专心务农、迅速垦除荒草，田地必然开垦出来。先生说：“商鞅变法，他的智谋也一定首先在于禁止诗书、禁止学问，目的就在于使百姓愚昧，以取得富强。后来焚书坑儒的灾祸，都由此开端，不必只归罪于李斯。即使是汉代的党锢、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党人碑、道学的名籍，其根源也都始于此。奸人危害国家，危害万世，哪里杀戮得完呢？”士人，是国家的宝物。士人之所以成为宝物，是因为他们研习诗书、明白学问。如果再加上严厉禁令，接着施以酷刑，全国都愚昧了，哪里还能得到士人？怎么会不篡夺、杀戮而造成大乱呢？如今那些错误而混杂、毫无分别的说法，借口“六经注我”的人，其方法在于使人愚昧，也是焚书坑儒的帮凶鬼。圣人深居简出以避免受辱，安静自守以等待时机。然而孔子并没有因为伐木、削迹的缘故而停止自己奔走不安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天下万世的大事重大，而一己之身的考虑微小。所以时机不允许做事，却仍然想去做，因为没有什么需要等待的；世人认为是耻辱，却不足以成为真正的耻辱，因此没有什么需要躲避的。不是至圣之人，达不到这种境界。英明的君主，不会用傲视霸王的心态去傲视贤才学者；不会用轻慢富贵的心态去轻慢老师朋友；又怎么可以用蔑视名利的心态去蔑视圣贤呢？臣下哪里能够强迫君主成就霸业王业呢？关键在于君主自己努力；贤师良友也不能强迫求学者掌握求取富贵的本领，关键在于求学者自己立志。勉强哭泣的人并不悲伤，勉强欢笑的人并不快乐，强迫别人学习的人也不能使他真正成才。只有自己奋发努力并付诸行动的人，才像三冬经历严寒、三伏经历酷暑一样，必定能够达到目标；又像百草遇到春风、嘉禾得到膏雨一样，必定茂盛。文章家屡屡轻侮、厌弃和鄙薄道学，然而王弇州《记札内篇》中有几条偶然与道学相合的话，不可遗漏。他说：“思无邪，是《诗》的纲领吗？自强不息，是《易》的纲领吗？无不敬，是《礼》的纲领吗？允执厥中，是《书》的纲领吗？”又说：“只重内而非难外，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但这并不是真忘，而是无不敬。”又说：“有人说佛教、老子虚空，圣人之道真实，是这样吗？答：把真实看作虚空，把虚空看作真实，无不归于虚空而成就一个真实，这是佛老之道；真实就按真实看，虚空就按虚空看，用虚空彰明真实，用真实维系虚空，这是圣人之道。”所以，圣人就是顺其自然的人。这几段话，不能不说是深刻通达道学旨意的。圣人把自身与天下合为一体，但先后、本末仍有分别。所以说：首先修养自身，一切都以此为根本。以庄重的仪容和谨慎的行为修养外在，以仁义中正修养内在。纲领举起，细目自然整齐；道理的根基茂盛，枝叶自然通达。千里之外响应于居室之内，万国都因一个人的修养而端正。大的事情不遗漏，细微的事情也不苛摘。恭敬沉默，居于高位，无为而使天下得到教化。这就是黄帝完全采用岐伯的医术，却不让岐伯治理天下；满文领会老氏的旨意，却不以老氏之术治理天下。如果琐琐碎碎、拘拘泥泥，只把天下限制在自身以内；又烦琐迟缓，把天下抛在自身之外，那就又是岐伯、老氏必定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了。荀子说：“凡人喜欢傲慢，等到小事、大事发生之后才振作起来、去处理它们，所以常常不能取胜。哪里有比小事更多的呢？为什么？小事发生得频繁，留给人的时间很多，积累起来的数量很大；大事发生得稀少，留给人的时间很短，所积聚的精力很少。所以善于把握每日事务的人可以称王，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可以称霸，能够积累细微功夫的人就能迅速成功。” 先生说：“诸位懂得这个意思吗？这极其令人警醒，也极其切要，正是圣人所谓时时学习、逐渐由小积大的意思。我看世上犯这种毛病的人不少，他们常常以‘只治理要务、不治理细节’为托词，天天习惯于因循，事情因此不能办成；又彼此沿袭忽略，祸患将要到来了。修养道而不三心二意的人，即使上天也不能给他带来凶祸；违背道而妄自行事的人，即使上天也不能给他带来吉祥。这一切都是由细微逐渐发展到显著的。荀子尚且谨慎于所积累的事，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明白了。” 宋代儒者说：“谁是身处红尘，谁是处于清静？不必论是在城郭还是青山。”亢仓子说：“有人住在山林却喧闹，有人身在人世却安静；有人喧闹却正直，有人安静却邪僻。”古代得道之人的话，多有相合之处。然而归根究底，求道的人一定要借助环境来涵养内心。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样得到助力比较容易。延平先生教导求学者一定要静坐，大概也是借静坐作为环境。近来体察而有所领会，超越动静而不息，那么提起正是放下；使整个身心进入实际运用，就是最大的安静。养护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所谓减少欲望，也只是告诫人的说法。圣人本来无欲，难道还要说只是少欲吗？然而又说：有欲望却不贪求；所谓无欲，只是没有贪欲罢了。

译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孟子本来是根据穷困和显达来谈的。然而善只有一个，能够独善的，也就是能够兼善的。只是兼善有大小之分，有时是一乡，有时是一国，说到天下就大了。孔子尚且兼善万世，但他的根基必定是从独善其身中得来的。如今劝导人，只讲大的兼善和大的独善。我的年友陈筠塘，名幼学，把他所著的《知罪录》赠给我，大概是因为祝允明诋毁孟子，所以写此书来诋毁祝氏。以孟子的学说而论，古今不相信它的人，如荀卿、司马光、李泰伯、郑叔友，以及祝允明、李贽一类人，都肆意丑诋孟子。替孟子辩护的人，则有我余隐之和如今的陈公。总的都以朱子的论断为准则。王化卿先生说：“践行形体、涵养元气，这在孟子以前从未听说过。孟子独创了‘[缺字]之心之[缺字]’便思考的说法，这种关于思考的学说仍然是贤人之学；至于践行形体的说法，则是不经思考便能获得，正是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是圣人之学。他上承前代哲人，下启后来的学者，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竟然根据他的文辞博辩，把他指为纵横家一流呢！” 宋澄子在道路上索要黑色衣服，妇人以此获利，是因为他昏乱。东野稷在庄公面前使马失败，是因为急于显示技艺。贪图利益而丧失操守，见到巧诈而遭受挫折，求学也是这样。搜罗奇异、学习诡谲，面对被褥和身影所代表的私下真实情况时就会失败；矜持庄重、装作隐逸，一遇到仓促危急的刀锋就会被讥笑。子华子不把祥瑞征兆增添到尧舜的治理上，子思不因美好的须眉而抬高人的道德价值，孔子不因被宋人围困而改变弦歌的快乐，庄子不因梁国宰相的权势胜过雏鹓的飞翔，老莱子不因楚国征聘的安逸而认为它胜过肩荷锄头的劳作，于陵子不因齐国宰相的饮食而认为它胜过饥食螬李，伯夷、叔齐不因孤竹国本有的荣华长寿而认为它胜过死于西山。偏与全虽然不同，各自安于自己的选择，成就各自所追求的目标，道理却是相同的。看重内在，外物就轻；看重天下，自身就小；看重万世，一时就短暂。亲眼看见天下、万世都成为自己的事业，又哪里还有内外、轻重的分别呢？[缺字]子把夷、惠并称为贤人，说圣人甚至是百世的老师，又说不及尹者：[缺字][缺字]清与和的道理是虚的，人人都可以学习并担当的道理才是实的；人有[缺字][缺字][缺字][缺字][缺字]了。[缺字]子思说：“县子说，您行善却不希望别人知道，是真的吗？”[缺字][缺字]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修养善行，别人知道并称赞我，这是行善中有[缺字]、想得到却得不到的事；如果我修养善行而别人全不知道，那么一定[缺字]这是行善却受到毁谤，是我不愿意却无法避免的事。至于[缺字]声称行善，孜孜不倦直到半夜，却说“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恐怕别人称赞我”，这种人不是虚伪，就是愚蠢。先生说：“只要知道该做的在自己，至于别人如何看，就听凭他们罢了。谁能故意设法求取称誉，又故意设法躲避称誉呢？” 《宁澹语》卷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