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澹居文集卷之二

译奏请为从祀名臣议定谥号的典礼尚未 ○恳请圣明及时议定补谥，以彰显崇尚文教之意，辅成至善的政治。臣接到邸报，看见礼部有一份奏本，说谥号典礼耽搁已久，累计超过五年，恭敬遵循明旨，请求集议举行，以申明公论，彰显激励劝勉之意。事情奉圣旨说：谥号关系国家大事，不嫌详细慎重；对于逝世已久、舆论认为应当表扬的，以及近年去世、应否改换谥名的，都要分别发文访查，列明事实，秉公会议，不得徇私滥举，也不许子孙滥行请求，以免辜负重大典制。钦此。臣私下看，皇上赐予谥号，必定以国事公论为准，这是极其慎重；采纳各种确定的舆论，这是极其公正。正逢这次盛举，在朝诸臣没有不献议 ○并择取近年去世、应当获得谥号的大臣；如果像礼部所陈述的那样，料想没有不恰当的，便完全符合法令，也仰合圣上的德意。臣极其愚陋，见闻短浅，私下想请求为两位从祀之臣议定谥号，以补足礼部议论尚未涉及之处，幸望皇上垂听。先帝尊崇理学，让尚书薛瑄从祀孔庙；我皇上又采纳朝廷诸臣的意见，让新建伯王守仁、检讨陈献章、布衣胡居仁三人一同从祀。理学之士是国家的珍宝。自太祖开创基业以来，列祖相继传承，教化兴盛和谐，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到了我皇上，才有四位大儒符合从祀典礼。这难道不能说是培养深厚、选择精当、表彰盛大吗？然而四位大臣中，薛瑄谥文清，王守仁谥文成，陈献章、胡居仁却尚未蒙赐谥号。臣以为，从祀和赐谥都是盛大典礼，相关条例极为严格；可是文武诸臣获得谥号的以百计，从祀功臣只有十人左右，从祀理学家也只有四人。因此有获得谥号而不能从祀的，却没有已经从祀而不能获得谥号的。如今两位大臣已经从祀却没有谥号，似乎与盛典有所不合。国家制度只规定文武大臣按例可以请谥；薛瑄、王守仁爵位达到尚书，且有封授任命，确实符合制度；陈献章只授检讨，胡居仁只是布衣，这两人按制度似乎难以越格。然而谥号本来就是为贤者设置的。两位大臣的贤德不亚于文清、文成，既然已经一同升入庑位，享有祭祀俎豆的荣耀，为什么唯独因为出身布衣，就吝惜不给他们改定名号的典礼？臣查考陈献章师从吴与弼，博览通晓经籍，独居小卢山，默默体悟大道根源，以虚静为立身根本，确知戒慎恐惧并非大道，偏重于静养内在端倪；贯通上下古今的联系，拓展高明的境界而洞彻开豁、毫无疑惑；行走在广大之道上，超脱而无所阻碍；笃厚孝敬母亲，于是断绝仕进之意，勉强接受征召后，接连上疏请求归去。他进退出处的原则没有逾越，义利的关口尤其严峻。加之他涵养性灵深厚，而妙用又能随时自然流露。胡居仁以守持敬意为宗旨，把勉力躬行为实践根基。他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就是尧舜之道，○侍奉父亲，并不难做到亲尝父亲的粪便；敬爱兄长，即使到了白头也不能懈怠。他说，谨慎地独处是最切要的，所以即使面对妻子儿女也像面对宾客，处在家庭中也像处在朝堂上。他斥责佛、老二氏的错误，清楚判别疑似之处；分析百家学说的区别，细密到毫厘。他主持白鹿、桐源的讲席，阐明《周易》和古礼的精微。大概他在躬行实践方面极其笃实，在内心体认方面也日益深入。因此陈献章的学问以悟入为主，大体接近王文成；胡居仁的学问以修养进入，大体接近薛文清。他们都上溯洙泗的源流，一同登堂进入颜回、曾参的境界。向上可以辅翼圣贤真道，向下可以作为世间教化的楷模。这正应当赶快补定谥号，以表彰儒学中的英杰，彰显从祀典礼的美盛。唐代制度规定，隐居乡里的贤德之人声名和实际都显著，便谥为先生。宋代又赐徐积谥号节孝先生，赐林逋谥号和靖先生。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请求给周敦颐谥号元，给程颢谥号纯，给程颐谥号正；杨楝请求给罗从彦谥号文质，给李侗谥号文靖。周敦颐官不过虞部郎中，程颢官不过御史里行，罗从彦官不过主簿；程颐以布衣被荐举为说书，李侗最终也是布衣。当时朝廷大臣提出请求，皇帝都批准并实行了。因此考察前代，贤者获得谥号，并不问官位高低，也不问是布衣还是被征召的士人。其中名列理学家之外的，有徐积、林逋的先例；名列理学家但尚未从祀的，有罗从彦、李侗的先例；名列理学家而且已经从祀的，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先例。这些事都清楚载在史册，可以援引。况且本朝崇尚儒学，远远超过唐宋，陈献章、胡居仁补定谥号，难道反而可以落后于这几位大臣吗？伏乞皇上敕令礼部再次查考议定，明确了解国家公论所在，广泛采纳意见，确实拟定谥号，将陈献章、胡居仁补谥之事恭请皇上裁决。这样，圣明独断，一代空前的盛典就会显著；儒臣受到表扬，百世瞻仰的榜样也将在此建立。万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呈上。纪事 奏疏已经写好，内阁叶公当天就对少宗伯杨公说：「这是万世不变的公论。」杨公欣然与仪制郎魏公共同拟写复议，于是得到圣旨，准许补赐谥号。陈献章谥「文恭」，胡居仁谥「文敬」。大概本朝布衣获得谥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褒奖推崇理学

译奏题为「恳请圣恩褒奖推崇理学，以维系风俗教化事」。臣听说，世道的升降根本在于人心；人心的邪正，取决于学术。圣王在上，贤哲宰相列于朝廷，必定讲明学术，把它作为世道的标志；必定褒奖推崇名德之臣，把他们作为学术的标志。这样的人活着，就应当列入记录、任用的典制；这样的人去世，就应当提出祭祀表彰的议论。大概人心有共同的道理，风俗教化也与此相关。本朝继承宋代诸儒之后，诵读《孟子》，人人争相自我磨砺，被称为理学之臣的人才成批出现。先帝拔擢其中一人，皇上拔擢其中三人，一并从祀孔庙。不在从祀行列而载入史册、如《名臣录》中的，又有若干人。儒学文教的盛况，还有什么能超过它？然而德行根本崇高隆盛、官位又达到显要地位的人，按例应当赠谥，在朝廷上加以表彰本来容易；只有那些具有盛德而身居布衣，或沉抑在普通官僚之中的人，按例难以在朝廷表彰，才不可不议论褒奖推崇，以此为风俗教化作打算。臣私下见当今天下被称为理学家的，如吉安的邹元标、庐州的蔡悉、绍兴的周汝登。这三位大臣，有的探究性命之学的奥秘，把义理造诣推进到精微境界；有的坚守名节的藩篱，以清正的风气振动流俗。他们居于江湖时，像高飞鸿雁一样仪态高远；登上朝廷时，则施展如龙出现般广博的政教。他们都在天下显赫突出，只是官位没有达到其德行应有的程度。至于他们身后是否应当列入记录、任用的典制，暂且不详细议论。唯有那些已经去世、民间舆论长久信服、德行实在却幽隐未显而特别恩典尚未及于其身的人，臣愚昧地认为有三位。第一位是扬州的王艮。他本来只是微贱布衣，却独自承担弘扬此道的重任，从海滨突然崛起，以讲学自树旗帜。通过格物求师，在南方建立宗旨；以良知为根本，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中道，独自体悟中道的本体；认为六经有总纲，独自提挈其总旨；认为人心无所显现、无所趋向，就是无极太极，并与法象形成以前的本体冥然相合；认为博览千卷万卷，不如独自阅览一处而默默观察。他说，除了铨选任用之外，人人具有同一的本性，满街都是圣人；万物与我一体，不让万物扰乱自己，自我觉悟便能消除私欲，这些见于《乐学》的歌辞；随有所悟便印证圣人宗旨，这些见于《大成》的诗咏。他所体认的唯一真理贯通天地，自信古今没有差别。这位大臣见识高明，学问探究根本，大概得到了圣道简易的方面。第二位是建昌的罗汝芳。他幼年就怀有成圣的志向，很早便契合性命本体的精微，透彻体悟良知，并进一步加以阐发。他把孝、悌、慈作为实际功用，把敬畏天命作为实际功夫。不拘泥于语言文字，不烦劳于防范检束，不受世俗局势和格式套法束缚，也不被人情好恶污染胸怀；心境光明清朗，如鱼跃鸢飞，气度宽广深厚，如天空海阔。他提倡明德之学，直想使天下人都明白自己的德性；撰写《识仁》一类的篇章，直想使天下人合为一体。从少壮直到终老，没有一天不是悟道的时候；从初次出仕直到退休归乡，没有一处不是讲学的地方。他一生不看见别人的过错，常把「怪一得」三个字作为待人的准则；一切事情都不与人争执，持守「不敢」两个字作为修身的凭证。对于人没有什么不爱，对于万物没有什么不能容纳。这位大臣的性体虚静圆融，涵养醇厚精粹，大概得到了圣道广大的方面。第三位是常州的顾宪成。他追溯周敦颐、二程的学术源流，守持朱子的准则；在朝廷任职便砥砺名节，修身处世便树立清正的标范。他敢于向当时的宰相提出正直意见，侃侃而谈；引导后进，作为师范，气象巍巍；挽回无善无恶说的波澜，使孟轲的学术传承大为振兴；把平常的德行和平常的言语揭示在书斋墙壁上，使子思的宗旨重新显明。他表彰东林，祭祀杨时；排斥百家，尊奉孔氏。阅读《小心斋札记》，便可见他穷究义理的功夫和经世治国的谋略，条理清楚得如同指掌；阅读虞山诸会的议论，便可见众多士人的会集和各支郡受到风动，众人翩翩联袂，一同登上进取之途。这位大臣大节峻拔，独自造诣精深笃实，大概得到了圣道正直的方面。这三位大臣，在扬州一带，过去三吴从未有理学的旗帜，而王艮、顾宪成在其中崛起，竟然成为众望所归的泰山北斗；他们倡明我道的功劳，是无可比拟的。在豫章一带，向来号称理学的渊薮，罗汝芳在其中继承发扬，光明显著如日月，使求学者称为「明德先生」；他继承发扬我道的功劳，更是无可比拟。然而这些并不是臣一人的私见。过去抚臣刘节、台臣吴悌，曾上疏推荐王艮，认为他应当符合征聘的典礼。如今台臣左宗郢上疏举荐罗汝芳，徐缙芳上疏举荐顾宪成，都认为应当给予改定谥号的典礼。这四位大臣的话，难道会是毫无见识而这样说的吗？《传》中说：「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如果这个人可以在社中祭祀，就称为瞽宗。」臣愚昧地认为，王艮和另外两位大臣确实都是这样的人；或者可以命令郡县建立祠堂，在乡里祭祀他们；或者如台臣所议，准许为他们改定名号。虽然本朝制度规定，谥号不及于小臣，更不及于布衣。然而臣此前已经为从祀的两位大臣陈献章、胡居仁请求谥号，蒙皇上主持道统之盟，并特别加赐谥号；那么这件事也就是今天可以援引并推广的先例了。大体说来，世间只有理学这一途最为严格，而世人对理学一途的责备，也最不宽容。闵损、冉耕、子游、子夏这些高第弟子，也只不过获得圣人一方面的学问；至于学士以下的人，怎么能要求他们才德兼备、样样完美呢？所以应当认识其大处，不苛求其小节；取其实际，不计较外表；考察其内心，不被表面行迹牵累。况且这些人往往行为多有方正，言语多直率，仪态多朴拙，处世多迂阔疏略，抱负足以使自己终身享有荣耀，却不向时俗求取名位。有时人们反而乘其疏略来指责他，厌恶他的迂阔而疏远他，嫉恨他方正、刚直而排挤他；诋毁讥评的话，反而出自那些随波浮沉、俯仰取容的人，或出自有权势者的手下。于是便说理学家没有完美品格，没有通达才干，一概讳言不谈，把理学看得像嚼蜡一样寡味，却哪里知道它是活人赖以生存的粮食呢？把它鄙视得像破败的絮物，却哪里知道它是活人赖以穿着的布帛呢？把它看得像荒野居处一样简陋，却哪里知道它是活人赖以安居的住宅呢？对时俗容易做到的事情宽容取舍，却对理学中艰难做到的事情严厉责备。世间教化怎么能不流动如江河，人心怎么能不趋向歧路呢？

译只有圣明的君主和贤哲的宰相，能够察知理学的要领，提挈它的纲维，推崇奖掖理学并赐予褒扬，使先贤的风范独自在衰乱末世振兴，使枝叶末节的议论不至于压倒根本，这不也就是江河中的砥柱、歧路上的指南吗？臣极其浅陋、极其昧暗，但私下听说臣父学渐，庭闱中的教诲谆谆都在这里，臣每天都有所体会，于是忘却浅薄见识，奉献这样恳切而愚拙的意见。伏惟皇上采纳选择，敕令吏部、礼部查考议定施行，这对斯文是极大的幸运，对世道也是极大的幸运。臣不胜恐惧屏息，至诚等待命令。万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呈上。○福府庄田第二疏 奏题为庄田之事屡次劳烦明旨，四万顷的数目势必难以足额取得，恳请圣明免于再次查勘，俯从原奏，以完成封典，安定地方。本年六月十一日，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文：关于供养赡养所需土地，明旨应当遵行；户部说应当实行潞府的先例，确实不能依据景府的先例；现今可以查考核实，恳请圣明裁定，敕令内阁、六部诸臣，远则取法祖制，近则遵循严旨，确定拨给土地的顷数和租银数目，以襄助封王典礼。此事涉及福王先前所奏之事，奉圣旨说：览看福王所奏，请求按照成例拨给养赡土地，先前已经屡次降有明旨，命令遵照景府、潞府两府的事例拨给；如今已经很久了，该地方官仍然不遵行，推诿拖延，耽误大典。你部里还要发文给河南、山东等处的抚按等官，即刻在各地详细查明各府遗留下来的以及应当拨给的土地，务必实足四万顷，不得拿荒芜土地敷衍，着令归福王府自行管业，以资供养；还要赶紧迅速具奏，不许再次迟延。该部院知道。钦此，钦遵。于是移文咨送前来，听候遵行。其间又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文，同前一件事。该部题覆福王庄田的缘由，奉圣旨说：从前已经多次降旨，命令遵照景府、潞府的土地事例拨给，务必足额达到四万顷，归福王府自行管业，以资供养。你部为什么不遵行，屡次上疏烦扰奏请，暂且不追究。你部里还要赶紧发文给河南、山东等处的抚按等官，再加严厉查勘各府遗留下来的以及应当拨给的土地，按数拨给，不许仍像以前那样拖延违慢。该部院知道。钦此，钦遵。现合发咨文前去，烦请转行查照。本部奉明旨所涉及的事项，已经详细行文给该布政司，严令督促各府州县遍查废府遗留下来的土地，以及拼凑拨给的相应土地，务必达到实地四万顷，按照会典每亩征收三分，另外详细斟酌如何管业，限期具奏前来，以凭题覆等情。奉到此令后，都已经立案行文给该司。卷内查得，先前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文，说福王府第将要完备，养赡土地预先应当比照请求，以便查明拨给，使皇恩广布。该部题奏奉钦依，福王庄田比照潞府先例拨给等情；此前已经多次行文给布政司，遍查废府遗地以及官田、民间闲地，共得到一万九百九十七顷二十八亩八分有余，每亩征收三分，共征银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两八钱有余，仍按照原议补银一万两，行令有司征收解送。已经会同抚臣具疏题请，同时行令该司查明地段、划定四至，造册另行上报。如今根据上述缘由，该臣会同巡抚河南右佥都御史李思孝说：关于庄田一事，抚臣、按臣曾用升以及臣都认为，清查废弃产业、搜括闲田和民田，绝不可以拨给王府管业，而应当归有司管理。这些话说得很详细了。然而明旨谆谆，必定要足额取得四万顷，难道是因为形势上还可以增加，而臣等便可以顺从旨意，把这当作美事吗？臣等认为，国家分封亲王藩国，本来是为了夹辅王室，并不是专门为了使他们安享富贵尊荣。亲王出封外镇，本来是为了恭敬地奉行自己的职位，也不是专门为了安享一块封地而已。这一义理和原则，在朝诸臣已经反复陈说，详细而明确，无须臣再赘述。只是所谓四万顷的说法，一是因为比照潞府的事例；却不知道景府当时取得土地的数目很多，那只是一时偏爱之情，并非祖宗旧制。潞府是因为景府遗留下来的土地而请求得到，土地本来取自景府，并不是从民间拨取的。假使今天果真有像景府那样的废府遗产，那么要足额取得数目又有什么困难？臣等查考原奏，该司两次上报废府遗产，仅仅得到四千二百八十二顷三十八亩有余，而辗磨、窑基也都在搜查之列。等到废府已经没有遗产，便可知道所上报的闲田两次共得到六千七百一十四顷八十九亩有余，连公田、学田也都被搜查了。等到明田也没有了，便可知道遗产不足，不得已才搜查闲田；闲田不足，又不得已而摊派银一万两，以凑足潞府四万两的数目。其无计可施的情形由此可见，也可以知道，这四万顷土地按照当前形势，臣等万分确定是不可能取得的。臣等略微揣测皇上的意思，莫非是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所以想拨给民田吗？土地各有主人，关系国家赋税，关系百姓性命；不用说形势上难以强行夺取，就是考察祖宗训诫，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臣等万万不敢承担强夺民田的责任，否则酿成祸乱，势必发生，臣实在不忍说下去。因此臣等希望皇上宁可使王府所得稍少、百姓所得稍多，以保养宁静和平的福祉；不要违背百姓而一味顺从王府，以招致土崩瓦解的祸患。皇上英明，天性卓绝，一定能够辨明这一点，不必等臣把话说完。臣等又揣测皇上的意思，莫非是认为士人百姓之家还想藏富，而替福王担忧贫穷吗？却不知道帝王之家与士庶不同，钦赐的庄田世世代代守有，也世世代代享有名声荣耀；使皇子皇孙荣贵显赫，难道还不够多吗？试看各省藩王，土地不过数千顷，俸禄不过万石，而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供御等物，没有不极尽珍奇华美的，完全可以向上比拟天子的车舆。什么时候曾见过有贫穷困窘、卑琐衰败到值得忧虑的藩王呢？臣等又希望皇上以节俭作出法则，作为万世圣子神孙的法则，不要以奢侈作出法则，给后世留下尾大不掉的祸患。皇上以节俭的德行居先，对此也一定另有明辨，不必等臣把话说完。庄田的数目，从今天来看，比起潞府似乎稍微减少，不足以满足福王之心；从后世来说，只要有德行、有人才，根本稳固而国家安宁，在国家兴盛之际，诵声遍布道路，喜气洋溢，百姓不说得到康侯，也会说得到良翰，所得难道还不够多吗？不谋求这些，却区区争论土地多少、计较财用盈缩，臣恐怕百姓会头痛皱眉；即使福王心满意足、志愿得遂，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臣等认为，四万顷这个数目，不如已经议定的数目便利。伏乞皇上怜念这块重地，俯从臣等意见，敕令户部仍按照臣等原议复奏请求，俞允施行；臣等遵奉施行，地方就幸运了。至于庄田的管业，听凭有司征收解送。祖宗训诫中已有记载，明白如日月星辰。皇上本来事事取法祖宗，难道肯在这一件事上违背祖训吗？臣等也不敢再赘述了。伏候敕旨。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呈上。

译○进呈《治平十二箴》奏请是：恭逢皇极盛建、泰运中兴之时，谨将先臣所撰《治平十二箴语》抄录进呈，供皇上阅览，以此略尽愚忠。臣承蒙召用，刚从田野而来，恭敬看见我皇上年少登基，秉持德行而合于天道，百般政务焕然更新，万机独自总揽，天下欣欣然，仰望如尧舜的朝廷；诸位大臣济济一堂，幸而遇到夔、龙那样的明主贤臣相遇。臣愚昧地认为，圣人不会因为处在平常安定的环境中，就忽略警戒劝诫，何况今天正是多事之秋？小臣也不会因为身处疏远之地，就忘记进献规谏，何况今天面对的是大有作为的君主？虽然时局变化中最急迫的事情，本来在边疆和将帅；然而国家根本最先要处理的，实在在朝廷和君相。朱熹入朝应对，不超出正心诚意这一句话；陆贽陈述政事，也只是以不辜负天子、不辜负所学为念。大概君心端正了，宰相的治道就能确立，使清明的气象显著呈现在君主与辅弼大臣的交往中，使恭敬勤勉的风气潜移默化地贯通于百官群臣的心志；纪纲法度都振作而不松弛，顺治和威严自然安宁而没有祸患。臣极其浅薄，又多病，承蒙神宗皇帝拔擢置于台班，二十一年中大半时间都在休沐。每次侍奉臣父学渐，早晚趋庭受教，他都谆谆开示。先臣承受恩典，两次被封为酒西道御史，苦心求学、修养德行七十六年。本来凭借通晓经学的资质，幸而获得执掌文笔的官职。虽然终身处于隐退沉沦之中，却勤心诵读。当神宗垂衣拱手而治的日子，他怀着使国家丰足、安乐、广大、富裕的愿望，曾撰写《十二箴语》说：一是敬畏天命，二是遵循先祖法宪，三是勉力修养圣德，四是勤于讲筵，五是开通言路，六是慎重诏旨，七是笃厚宗藩，八是严防佞幸，九是务求民生正义，十是整饬武备，十一是核察吏治，十二是明确赏罚。他认为圣子神孙总要以祖宗为法；而国家福运重重兴盛、教化累世和洽，都可以用“治平”二字概括。只是因为他不在那个职位上，不敢越权干预；臣也伏处草野，没有办法写成奏牍。如今皇帝登临天下，中兴事业开始，而臣幸而奉行简命，勉强来到京城，感激之情超过极限，用什么来图报呢？只是自量朴实忠诚，不能有所增加，所以将先臣所列十二条箴言奉上，仰求圣明鉴察，也可以稍微显示读书人进献教诲的心意。议论如果涉及纷扰争辩，本来是圣聪最厌恶的；而箴言规诫如果完全出于切实之事，正是圣明所必定采纳的。伏乞皇上留心省览，采纳选择并加以施行，那么既可享有圣躬万年的福庆，臣的愚见也算尽了一点忠心。谨将先臣所撰《治平十二箴语》缮写成另外一册，恭敬进呈。臣不胜瞻仰上天、仰望圣明，欣喜雀跃地等待命令。○附《治平十二箴》

译序说：即使是割草砍柴之人的意见也一定采纳，这是国家盛运所以总汇彰明的原因；即使是晒日取暖的小小愿望也值得体察，和乐之风因此能够遍及民间。正因为如此，忠于君主、热爱国家，并不因身份疏远卑贱而不存于人心；忧虑圣君、担心光明受损，常常寄托在歌咏声韵之中。借鉴九龄、千秋的忠谏，用来祝愿皇上福寿无疆；借鉴德裕献给皇帝的篇章，用来赞美如今的吉庆。只求臣下正直，众人都说好。继承大统要像新创一样，效法贤者而遵循旧制，制度宏大的规范取法汉祖；文治武功的雅正恢复到周皇的程度。恭敬勤勉地写成韵语，简约陈述箴言条目，岂敢说能把圣道全部写进帝王礼服，只是姑且以微薄之力效法忠义。仰望希望皇上不要遗忘这些文字，或许也能对国家治平略有小小补益。一是敬畏天命：上天成就的命运，开始护佑我朝明皇。源头深远，首先发端于我明皇；时运如同驾车而来，尊贵高远。每日面对上天，每日接受上天监临，诏书告诫当及时把握政务关键；《诗经》告诫要在天明以前警醒，唯有战战兢兢、勤勉不息。帝位既然居处于此，就应当对视听之事敬畏天威；民间的怨言能够上达，仁爱之心应当真诚；即使幽隐冥漠之处，也只有亲自体察。吉凶祸福相互依存，恩惠和悖逆由此分开，因此举行祭祀，祈求神灵降福或降罚，使福泽广泛施加。恭敬侍奉上天，应当想到皇祖察见内心、顾念万事，即使雨旸稍有失常，也要刻刻约束自身、恭敬自持。周遍实行各种礼仪，没有不恭敬肃穆的，于是神人与人相和，长久享有安康福禄。在深宫幽隐之处，也不要有愧于自身修养；不断光明修德，处于宽厚深密之中，以此报答并弘扬上天的美好恩典。二是遵循先祖法宪：皇祖留下谋略，经营制定典章法则，谋议训诫垂示后世，心力已经用尽。相信正道，相信法度，明确得如同画出一条线，是想让后世不敢有所废弃。继承次序，福运重重兴盛；述作几乎无与伦比，谨慎恭敬、绳绳相继，使国祚长久。守成的艰难与创业同样重要，纷乱骚扰接连不断，民心不能安定。要成为君主、成为王者，治道就在于率先遵行旧法；勤勉实行，才能光大前代的美德。难道可以自恃一人聪明而扰乱众人的明察？难道可以动摇旁落的制度而沉溺于因循？始终努力求治，孝思光明，鉴戒正在眼前。皇图因此长久，时时处处都要仰望祖宗，如此取法效法，以彰明法守，遵循王道。三是勉力修养圣德：帝王建立天下准则，首先要勉力修德；保全自身、保全百姓，没有不是由此开始的。皇祖睿智圣明，远远继承虞舜朝廷的传统，把中正一脉持守到底，作为天下信服的仪范。对于好恶要考虑是否偏颇，对于喜怒要考虑是否过度，以中正作为衡量，最终归于至一。这个“一”就是天理，它的萌芽极其细微；存养稍有差错，万事都会错误。所以正心是第一要义，必须使清明之德存于自身，使刚健纯粹。声色、财货、贿赂会损害性情、迷乱心志，不应亲近，也不应积聚，以此修养自身。广大治道的安定，关键在于以敬为主；祈求祖先保佑万年，上天自然保佑你安定。振奋精神，取得实际功效，使善政光明显著并有完美结局；谨慎对待寒暑交替和突发变化，确实端正圣功。四是勤于讲筵：先圣树立法则，后圣作为楷模，都要借助启发辅导，都要凭借训释讲解。恭敬地想皇祖勤于讲筵，白天多次召见儒臣，亲近儒臣，阐发经义，询问时事，讨论利弊得失，尽量让臣下直言，穷尽思虑。君臣交泰于是融洽，皇帝的德行日益刚强；天聪天明，智慧临照四方。讲筵并非只是增加文饰，万机是皇帝首要的事务，又能同谁商量？怎么能承受疏远讲筵？应当尊崇正学，斥退异教；以虚心接受教诲，以正直态度抗疏进谏。赐座、赐食，荣宠待遇并非虚夸；像磨砺金玉一样修治自身，保卫安定王室。愿始终如此，不倦怠、不厌烦；学问积累、德行崇高，便可凝聚并承受皇帝的眷顾。五是开通言路：天威近在咫尺，然而堂下却如相隔万里；要撤除阻塞、消除蒙蔽，必须建立使言路通达的制度。即使拥有圣明智慧，也不能废弃忠诚正直的意见，就像高山大海，也不抛弃细流尘土。君主圣明、臣下正直，轩宫姒室之中，也不能忘记接受劝告，不可只听顺耳之言而排斥逆耳之谏。人臣最真切的本性，难道会缺少刚直敢言的人吗？仪仗前一声号令，便有人不难远引而去；又应当像经过急流仍能砥砺、面对疾风仍然坚劲。即使舍弃七尺之躯，也要做到言语危切、行为正直；从几位老臣到普通官僚，都不要彼此分裂如水火，也不要互相争斗如戈矛。好的谋议要入朝报告，私下言语不要混杂其中；应当勤于召见对答，扩大兼听；上下同心，和谐的德行才能彰明。即使车驾停留、转圜调解，君主职位上的缺失又怎么会存在呢？六是慎重发布诏旨：礼乐制度都由天子制定，谦下的命令和广布的号令，应当像风行雷疾一样传达。法令由皇帝裁定，内阁拟议后还要经过省察驳正；三日之内形成诏令，宣示郡国，以尊重皇帝独自总揽大权，防止有人私自操弄。内降诏令就会偏私，中途留置诏令就会阻塞；谗言会震动军队，进言之臣还要补写奏牍；如果以墨敕随意发令，就会败坏政事，宰相只能举烛相对，天子也听不到真实声音。四时运行有信，宫中鼓钟有常，千里之外必然响应；尺一诏书不存私意，以彰明君主的德行。这些训诫和常法，都应当刻在石上。不要说不可违抗，就应当在幽微处更加谨慎；不要说还可以更改，就应当确定为一统之法。法令施行应当迅疾如奔驰，不徇私应当稳重如山丘；内廷顺从、外部威严，以此巩固金瓯般的国家。七是笃厚宗藩：天子万年，宗族本支如盘石般牢固；高尚德行彼此协调，宗室盟约永不废弃。玉牒上的宗室日益繁多，恩宠俸禄日益丰厚；以义来节制恩，以恩来彰显义；歌咏如同《行苇》所说的亲亲之恩，难道要像《角弓》所讽刺的那样互相怨恨吗？叔父、伯父、兄弟，应当共同享有同一的坚固情谊。汉代实行分封，也分给相应俸禄；宋代则亲善宗室，同时甄选科举人才。应当仿照实行，以联结为一体，屏卫京城、维系四方；皇族子弟济济一堂，笃厚亲情、尊重故旧，这是有道国家长久的根本。宗室应当一心向着王室，以此治理家国；祖训光辉灿烂，愿永远不要废替。眷顾这同根同源的宗室，祈求国祚延续万年万世。八是严防佞幸：忠臣和佞臣道路不同，邪与正志向各异；能够察觉细微处，便可预先防范；能够果断处理，政治才能得到治理。光明如同天上的太阳，群阴却遮蔽了它；炀灶之徒借助丛生的势力，灾祸于是因这些佞幸而蔓延。他们乘人之危，耍弄机巧，以媚态取悦辅弼之士，使他们违背忠言，使他们抛弃圣主；把持义理作为要挟，皱眉或微笑都必然得到宠爱，嗜好也没有不满足的。只要他们没有可乘之机，我的内心就像镜子一样明察；宫廷内外、左右帷幕之间，没有什么能逃过我的洞察。祖宗的训诫浩大深远，超过百代；宫中不得干预朝政，内臣不得管理外廷事务。圣上的身体既已洁净，光明的德行又如此盛大，难道能因为利权而开启祸端吗？貂珰之徒筹算剥削，连鸡豚也要专卖取利；山海方面的收入每天都应核查停止，保卫国家、治理政务不可懈怠。九是务必重视民生，这是天下的根本，应当看重百姓。对于田地耕作和赋税征收，要考察抚养教化的实际情形；对专卖和采掠之事，百姓已如皮肤被剥、骨骼被捶，家家叹息愤懑，织机上的劳作也令人伤心。圣祖施行政教，遇到灾异一定救济；身居崇高地位，心中却周济饥饿溺困之人，于是下诏让父老勤勉宣讲六条谕令：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受到教化，扩大并振兴学校；不要珍视货贿，不要奢侈营建，不要崇奉鬼神，不要滥用征战；一定要堵塞漏洞，一定要警惕竭泽而渔；一定要提拔循良之吏，一定要惩罚搜刮百姓之人。太平并没有固定的外在形象，它体现在爱护养育百姓上；元气充足深厚，最终必然使人俯首叩拜。倘若不是这样，民生就会困窘；困窘到极点就必然发生变乱，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十是整饬武备。二百多[缺字]承赖太平的庇护，儒生宽衣大袖反而显得轩昂，铠甲却轻忽无用；营卫之士排列得像星辰一样密集，基层的伍什却空虚。

译自从与戎族讲和以来，边防谋划更加疏忽；敌人每年得到缯帛，士卒每月领取粮饷，积久便产生骄惰，征调时就违背制度。近来听说东方暗中正在萌发不可测的事端，应当以高明的法术先发制人，以声势震慑；《诗经》所说的忧患，正是极其紧迫。赫赫的圣祖，功业高过万古，平定敌庭并刻石记功，周密谋划以防患于未然。万历年间的武功，在东西两方取得三次捷报，彰明圣威，使天地震动、四方慑服。古代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希望预先准备破衣絮被来巩固藩篱；愿元老能够振作，军需不要亏缺，士卒战马吃饱而奋发，以安定王国。十一是考核吏治。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本来就是为了百姓；郡县官府奉行职务，与百姓最为亲近。遵循善政、廉洁公正，才称得上上等治理；若宠赂盛行，就会显著败坏，吏部议论也不予认可。诵读孔孟之书，承受朝廷恩惠，难道能因为官场邪曲而丧失本心吗？世间最大的祸患，是文书相互蒙蔽，暗中勾结群小，把保举他人当作功劳，使乡里百姓叹息，遭受各种疾病和痛苦。深严的九重宫门之内，又有谁能把这些情况告知呢？追究根本，关键在于懂得学习；涵养义理，是非好坏自然能够觉察，这要取决于君主。像汉代那样综合考核官吏，必然会有龚遂、黄霸这样的贤吏，使百姓得到充足的恩泽；吏治兴盛，民情也同时得到安适。这样就不只是百姓口中的“去思”，而是国家的根基。十二是明辨赏罚。圣明的君主激励世人，权柄独自掌握；极其诚信而不违背，极其公正而不偏私。这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做到的，而是上天光明的命令；上天降下福祉或发怒，民众的志向也因此归于正直。皇祖神武，手持衮斧当机立断；有功不使其受拘束，有罪不使其逃脱。法律因人情而改变，弊害便会由法律滋生；宠爱的人得到恩赐，憎恶的人被夺取，功罪失去平衡，于是开启侥幸之门，也有人因此失望，转而图谋货贿，官场的规矩便由此丧失。希望把三尺法绳与天下共同遵守，不要凭主观臆断排斥人，不要因私情而施用；端正根本、澄清源流，考核文臣、阅视武备，治理内政和外事，这样还怕什么不能抵御侮辱、安定百姓呢？考察官吏的责任在各主管官署；我这个小臣只是过分谋划，谨慎地把这些规条刻录下来。天启二年八月初三日撰成。《宁澹居文集》卷之二完。●《宁澹居文集》卷之三 皖桐方大镇君静甫著 议 篇 序（一） ◆议◆ 《荒政议》《度支议》○《荒政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