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澹居文集卷之三

译孔子谈论政事，说到万不得已时便说：“粮食可以舍弃，信用却不可舍弃。”粮食作为事务，紧急而实际；信用却似乎是迂阔的谈论，作用似乎虚浮的名声。孔子认为宁可因守信而死，也不愿因失信而苟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谈论一箪饭、一豆羹所关系的得失生死，最终也归结到辨明礼义，不肯接受以脚践踏而来的食物，这与孔子的旨意相同。难道他是看重迂阔的谈论而轻视紧急的事务，取得虚名而抛弃实际功用吗？信用，是国家的大宝。守信就有礼、有义，有君臣上下的秩序，即使处于危乱之中也还可以谋求治理；不守信就没有礼、没有义，君臣上下[疑“苶”字有误]，即使侥幸得到一时安定也难以保持。这正是孟子有功于天下万世的地方：用看似迂阔的谈论来制约紧急事务，用看似虚浮的名声来统摄实际功用，而天下万世终究不能超出他的范围。所以晋阳的百姓处在以灶中蛙为食的境地，却更加奋发；睢阳的士卒挖掘鼠雀来吃，却更加坚定，这就是信义的功效。晋惠公向箕郑问道：“救济饥荒靠什么？”箕郑回答：“靠信用。”晋惠公问：“怎样建立信用？”回答说：“对君主的心意要守信，对名分要守信，对命令要守信，对事务要守信。对君主的心意守信，美恶就不会逾越；对名分守信，上下关系就不会混乱；对命令守信，时令就不会耽误功业；对事务守信，百姓从事生产就有职业和产业。” 这样百姓就了解君主的心意，虽然贫困也不害怕；藏粮出库就像粮食进入仓库一样自然，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这话连辅佐霸主的人都能够做到，何况圣贤呢？如今天下承平，安于无事，可是有时一年收成不好一次，便使当政者产生深深的忧虑。水旱灾害，连尧、汤也不能避免。然而在这个时代便担心会萌发祸乱，在尧、汤的时代百姓却没有流离死亡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预先准备周全、救济灾害有办法吗？预先准备的策略不外乎勤于农业、节省费用两端。宋代沈约说过：“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丝帛，那么四十九岁以前所穿的就应该用布；七十岁的人可以吃肉，那么六十九岁以前所吃的就应该用蔬菜。”因此耕种三年可以剩下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可以剩下三年的粮食；百姓即使遇到连续饥荒，也没有迁徙死亡的忧患，依靠的就是这种储备。世风日益浅薄，人情日益奢侈。身处边远贫瘠的地方，却仿效富饶地区的生活；衣服、饮食、技艺制作都争相追求淫巧，不从事蚕桑而人人想穿丝帛，甚至婴儿也穿丝帛；不从事畜牧而人人想吃肉，甚至儿童也要吃肉。再加上没有常规的费用、没有名目的施舍，奢侈浪费而没有节制，借贷又不偿还，才遇到一点小灾祸，就束手向别人求助，实在令人叹息。至于救济灾害的方法，三代以后，忠臣贤士各有不同说法，但总不能超出《周礼》所说的十二项政事。只是权力在上而不在下；其根本道理在于节俭并且守信。因此，君主征取的赋税不能像丰年那样多，有所谓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讥，这五项都是减少征取。所谓缓刑、舍禁、去讥，就是减轻赎金、减少赋税，并不是废弃法律。君主的用度也不能像丰年那样多，有所谓省减礼仪、减杀丧礼、减少音乐、增加婚娶、广求鬼神，这五项都是节省用度。所谓广求鬼神，是指祭祀时用较少的牲和两簋，并不是举行淫祀。君主减少征取，却不能不公平地施予百姓，所以有“散利”一项；君主宽厚施惠，却不能不严格施威，所以又有“除盗贼”一项。散利的方法不止一种。有主张请求借粮的办法，鲁国的臧孙辰便对庄公说：“国家遭遇饥荒，卿大夫出面请求借粮，这是古代的制度。况且贤者在疾病面前先急于救助，而把安逸让给别人；居官者面对事务不逃避困难；在位者体恤百姓的忧患，因此国家才不会发生违失。”于是鲁国到齐国请求借粮，齐人给了他们。又如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借粮，越国发生饥荒向吴国借粮，也都是这种办法。这是第一种办法。有主张免除赋税的办法，汉文帝便免除百姓的田租，命令诸侯不要进贡，放宽山林川泽的禁令，减少各种服御、狗马的用度，裁减郎官和吏员，打开仓库赈济贫民。又有唐代江州刺史李渤说：“陛下为什么在大旱之中还征收民间拖欠十年的债负？”皇帝下诏全部免除。这是第二种办法。有主张赈济的办法，汲黯经过河南时，便宜行事，假传符节，打开仓库粮食赈济饥民。又有朱文公建立社仓，每年借粮并收取利息，遇到大饥荒便全部免除，以救济同社百姓。这是第三种办法。有主张赈济平价出售粮食的办法，如耿寿昌所建立的常平仓，丰年粮价低时，略高于时价买入粮食，以免过分损害农民；歉年粮价高时，又略低于时价卖出，以免过分损害百姓。这大概是管仲、李悝的旧法。宋孝宗下诏，把江西常平、义仓以及桩管米四十万石交给各主管官署赈济平粜；又从南库拨钱三十万交给朱熹赈济平粜；又截留饶、信二郡上供米各三万石用于赈济平粜。这是第四种办法。有主张赈济借贷的办法，就是郑司农所说《周礼》的散利、贷种、贷食：百姓没有种子、没有粮食，就由官府借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耕作。到了秋天□□□□曾巩□□□□□□□□一定要依靠非常的恩典。如今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百姓流亡共十万户，希望陛下赐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粮食一百万石，现今借出，日后收回[“目”字疑为衍文或讹字]。眼前赈济他们的艰难匮乏，使他们恢复产业、耕作；日后也不会损害储备粮食的实际数量。真正的费用，不过是钱五十万贯罢了。剪指甲应当剪到指甲，割头发应当割到身体；先王救济灾害时，连自己的发肤都没有什么值得爱惜的，何况身外之物呢？这是第五种办法。有主张安抚流亡百姓的办法，富郑公在青州任职时，因为河北流民很多，于是劝所属百姓拿出粮食，再由官仓补助；搜集公私房舍十多万处，分散安置流民，设置官员督办此事；死者合葬，称为丛冢。等到麦子成熟，按照远近发给粮食，让他们回乡，全活了五十多万人。其他路先前有在城中煮粥的，最后竟因人群聚集争抢食物，蒸热成病，不如青州的方法好。这是第六种办法。至于“除盗贼”这一项，汉代尚书陈忠的一篇奏疏可以作为证明。安帝时，百姓流亡，盗贼同时兴起，郡县官吏掩饰隐匿，没有人肯首先治理。陈忠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轻微之事是严重之事的开端，小事是大祸的源头。”

译所以堤坝从蚂蚁洞处溃决，气体从针尖大小的缝隙泄出。因此明智的人慎重对待细微之处，聪慧的人能够识别事变的征兆。《尚书》说：‘小的过错不可不惩治。’《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阿谀之人，以此谨慎防备不善之人。’这大概就是尊重根本、杜绝末流、探究深层隐患的考虑。我私下看到，元年以来，盗贼接连发生，攻打亭堡、劫掠财物，杀伤了很多人。小偷盗窃不能禁止，就会导致强盗；强盗不能断绝，就会发展为攻盗；攻盗聚成群体，必然产生大奸。因逃亡而定罪，是法令所急切处理的事情。近来州郡防御盗贼，既已懈怠，又想掩饰罪过、求取美名，把盗贼视为不可提及之事。即使发现盗情，也不致力于澄清查办；有时逞威滥怒，牵连无辜；有时跟随属吏追捕，奔波于道路。因此发生盗贼的人家不敢申报，邻舍乡里互相压制排斥，残酷虐待的弊病于是渐渐成为风俗。盗贼抢掠及其所受诛罚，都是由此造成的。前年渤海郡张伯路的事，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警戒；前车翻覆的车辙，距离现在并不远。”这是第七种办法。没有散利，就不能聚集百姓；没有除盗贼，就不能保全聚居的百姓。所以这两项已经概括了荒政的要领。再加上节省征取、节省用度，以信用示范百姓，向牧养百姓的人求取办法，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那么或许就能使灾祸转为祥瑞、危险转为平安，这并不是难事。国家关于农桑的政令，责成郡县办理，劝勉督促耕种，已有完备的规划；又设置仓库储藏粮食，用来供养军队、赈济百姓，号称预备，常常保存数年的储蓄，以应对缓急，难道不能说周密而谨慎吗？一遇到水灾旱灾，就规定上报的期限：夏灾以五月为期限，秋灾以七月为期限。隐瞒不报的，严加惩罚，绝不赦免。负责上报的事务由中丞掌管，勘查核实由直指掌管，复议免税赈济由司徒掌管。议定之后上呈，再由上级下达到下级；有时全部免除夏税，有时将漕粮改折，有时停止征收一半秋粮，有时把百官俸米改折，有时改从水运沿线各仓兑取，有时转发附近仓库的粮食实行赈济，有时直接从内库拨出数十万钱赈济；有时设置粥厂，早晚供给饥民；有时灾民卖掉子女，由官府赎回；有时收养幼儿、掩埋尸体的人得到赏赐；有时查验发给耕牛和种子，秋收后归还官府；有时议定借用公帑作为买粮本钱，建立平粜制度；有时劝富民借出粮食二十石、白银二十两以上的，按规定授予冠带；借出粮食五百石、白银五百两的，立坊表彰其家族崇尚义举；有时派官员实行赈济，同时派人捕蝗；又设惠民局，使贫病者接受治疗；设置捕盗条规，使奸邪之徒受到惩创而不敢放纵。所做的一切，都是忧念百姓的隐情，宣扬皇上的恩德，功令清楚明白，即使尧、汤也远远比不上它的功烈。这在于当政者谨慎奉行，为百姓请求朝夕之间的生存机会罢了。身居草野的臣子不能参与国家政务，只是乡党邻里之间本来就有相互周济的办法。从士绅、富户以下，各按自己的心意依次实行：对人就衡量亲疏而有次序地施恩，对事就比较缓急而有节制地救济；随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情意，完成自己的义务。对下，可以共同维持亲睦的风气；对上，可以暗中补助当政者在荒政方面的不足。这只是民间人士能够做到的事罢了。然而涓滴般的资财所能润泽的不过几个人，勉强尽力所能成就的不过一个地方；若举出其中的代表，也只有宋代冯公、黄承事这些人，还不能像郑国罕氏、宋国乐氏那样。哪里比得上掌握权柄、能够自由施设的人，探取古人已经试验过的良好制度和国家不可废除的法令，斟酌时势而承担责任去谋划呢？在一个县就是一个县的福分，在一路就是一路的福分。这样治理荒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度支议》主管财计的人起初担心把水泽取尽，后来又担心钱财从漏洞中流失。竭泽必然伤害百姓，漏卮则会损耗财物。两者都应受到责备，但十个人善于生产，也抵不上一个人善于使用。因此，漏卮的祸患尤其严重。国家生财的方法，如田赋、丁税、间架税，以及盐、铁、茶、马、车、船的专卖和关税，百司的赎金，鬻爵、鬻官田的成例，直到开矿抽税、加赋、捐资，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大司农报告财用匮乏，日夜忧虑不足，是什么原因呢？是漏卮造成的祸患。辽东战争时，向百姓摊派，向官府索取，向内库请求，请问先前所说运往辽东的财物如今在哪里？不交给敌人，就交给了别的深坑。这不是没有财物，而是有了财物却未必善于使用。如今只知道放宽众人的用度，却只严厉要求大司农生财；水从尾闾泄出，却希望涓涓细流永不枯竭，也已经很难了。我说诗书之士循规谨慎、刀笔之吏搜刮刻薄，又怎知搜刮刻薄之人不在诗书之士中呢？禁止火耗、秤头的法令难道不显赫吗？结果究竟怎样呢？我想取富商的财物，不取穷人的财物，又怎知富商不会把偿还的负担转嫁给穷人？物价上涨，乡里百姓尚且不能生活，结果究竟怎样呢？只有“与天地争利”这一句话，才是古人富国的良好原则。然而必须顺应天时地势来加以引导：有时开辟荒地，有时种植树木、发展畜牧，有时储积粮食，有时根据物价贵贱买入或卖出粮食。又必须让州县长官长期任职，使他们尽心尽力，然后才能筹划财计。这种办法见效慢、功效迟，哪里能突然应急呢？开矿和专卖商税这两种主张，是天下二十多年间一直怨恨叹息、幸而因皇帝施恩而停止的做法，千万不能再实行。唯独加派的主张，是近来六七年已经施行的新令，上下还能够相安而不惊。九厘虽然号称极限，却还没有达到过重、令人苦不堪言的程度。为了军饷而增加，军饷停止便减少，体恤国家的忠心本来就相同，捧读圣明诏旨也正是在这里。但调剂贫富、通融摊派征纳，只在各主管官署是否有心办理。可是漏卮的孔洞大多还没有人堵塞，郡县拖欠的款项本来并不在穷民身上，却独独充满了奸猾胥吏的钱袋。以共同招募为名，巧妙侵吞公帑，兵员和军饷一起化为乌有，动辄以数万计。为什么还悠悠然听任他们侵吞呢？把官中的物资归还官中，因而充作官中的用度，似乎还可以立即办理。然而除此之外作为漏卮的地方实在很多。若不早日堵塞，势必发展到竭泽。竭泽而渔没有止境，天下的事情就几乎不堪设想了。所以孟献子的忧虑在于聚敛之臣，今天的忧虑则在于盗窃财物的臣子。◆篇◆ 《审治篇》《明刑篇》《体国篇》○《审治篇》

译天下的动乱，不是从下层自行开始的，必定是上层人物有意引导造成的。用礼义来引导，纲纪就会严肃，即使利益在眼前，也不敢顾念，这就是天下得到治理的征兆。用利益来引导，人们互相争斗、互相残杀，把撬箱盗窃当作谋生之计；即使纲纪存在，也无暇顾及，这就是天下发生动乱的征兆。仁爱谦让的教化，既没有在自身的实行中体现，也没有在告诫劝谕中体现，却一味把盗取名声、延揽声誉当作急务，还想满足自己的私田之利。乡野商贩与大姓争论，便伤害大姓；有时又与缙绅士大夫争论，便伤害缙绅士大夫。有人告诉他说：“这个田夫商贩其实是盗贼。”他却强悍地不肯相信，反而更加放纵。起初不过放纵一个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个人，公然进行抢劫。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使士人和百姓和睦；如今却开创他们不和的征兆，放纵自己的颠倒想法，说：“我将要怀柔保护小民！”却不知道这些人不是百姓，而是奸邪盗贼；又说：“我将不畏惧强暴者。”却不知道这些人不是强暴者，而是善良之人。放纵奸邪盗贼，却说是怀柔保护；残害善良之人，却说是对付强有力者，这样用利益引导，动乱就会不断增长。等到酿成动乱、败坏名声，又不责怪自己防御处理失当，反而责怪大姓和缙绅士大夫，为什么不成为辅车相依的助力呢？结果使声誉不能上达，政令也不能实行。从前吴中发生民乱，掳掠大姓的财物，都是因为主管官府放纵奸邪、压制善良所引起的；那种祸患最终不可挽救，哪里还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官呢？宓不齐任亶父宰时，齐国的盗寇经过边境，父老请求说：“麦子已经成熟了，如今盗寇逼近，农民来不及收割，请下令让百姓自行收割；住在城郭附近的人收割后归来，可以增加粮食，也不至于资助齐国盗寇。”他们请求了三次，宓子都不答应。不久，麦子全都资助了齐国盗寇。季孙责备他，他回答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还可以种植。若让不耕种的人得到收获，就会人人乐于有盗寇。况且一年麦子的损失，对鲁国并不会增强盗寇的力量；如果让百姓开启自行取利之心，这种创伤必定数年不能平息。”这就是所谓用礼义引导，而不是用利益引导；即使兵乱纷扰，也不改变自己的政令。不是圣人的门徒，能有几个人做到这样呢？（附）檄 据我考察，中州曾与各主管官署约定说：“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是为了百姓。然而院、道距离百姓较远，郡以下距离百姓较近，而州县最近。号称百姓的父母官，请看看钱粮的征收解送、刑罚案件的生死，以及考核选送，有哪一件不是从州县开始的？州县的责任实在重大啊。近来有一两种普遍的弊病，试着把它们挑出来说说。事情有出自上司而上司想实行、州县却不肯实行的，于是便仰面望屋、挂起壁上；事情有出自上司而上司不想实行、州县却想实行的，便像疾风骤雨一样强行推动。甚至凡是自己想实行或不想实行的事，都一定借上司的批文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一旦有不妥，又推给上司的批文来卸掉自己的责任。这种弊病在于欺骗上司来行私事。有的偏听左右近臣肤浅而受宠的言论，有的偏爱市井无赖称功颂德的言论，自以为特别关心穷民。对缙绅大姓，不问其人贤不贤，事情大小，无缘无故制造冲突，突然开启祸端，自以为不畏强暴。把几年的精神全用在一件事情上，自己或许因此遭受惨祸，而百姓也得不到丝毫抚慰的好处。古代所谓不畏强暴的人，必定是凶恶之人，并不是贤良之人的称谓。” 所谓怀柔保护小民，保护的必定是善良百姓，并不是奸猾之人。借“不畏强暴”的名义来侮辱贤良，借“怀保小民”的名义来施惠奸猾；还隐瞒上司，为不肖之人遮掩，把罪过推给别人。这种弊病在于违背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上述两种弊病，都是不学习造成的。近来看到朝廷议论认为，推举卓异之才不如推举真正循良之吏，这大概是挽救世弊、补救偏差的正直议论。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本院希望贤能的主管官员时时体会这个道理罢了。然而和乐平易并不是姑息的宠爱，父母也不是妇人宦官式的仁慈。百姓有田地，就一定引导他们耕种；百姓有子弟，就一定教导他们向善；百姓有赋税，就一定督促他们按时缴纳；百姓有风俗，就一定约束他们使风俗淳厚。祭祀祈祷，一定为了百姓而虔诚；坛场、祠宇、城池以及毁坏废弃的设施，一定为了百姓而修缮；树木种植、畜牧养殖、积储收藏，一定为了百姓而经营；诉讼刑罚、赎金和差役追呼，一定为了百姓而简省；流离困苦、饥寒交迫的人，一定为了百姓而抚恤；凶顽豪强、败坏群体的人，一定为了百姓而驱除。仁义并行，恩威不相冲突，时时刻刻想着百姓，使人人都得到安置，这才差不多不辜负守令的职责和朝廷设置官职的本意，这就是和乐平易的功效。当政者有什么困难，不能特别推荐、推举他们，使他们成为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人呢？佐贰、首领等官职既然低下，他们的操守就容易放纵。近来的成例中，穹选、加纳等项目，本来就是用钱财取得官职，怎么能不以官职偿还钱财呢？这在于长官严谨约束，不让他们成为百姓的蠹虫和毒害；这样保全下来的百姓，难道还会少吗？布政司发文给按察司，并由守道、巡道各道转行所属[缺字]，务必遵照执行，一律归于循良和乐平易的实际，不要重蹈前面所说的两种弊病。佐领以下的官吏也一并严加约束，以使吏治光明、成为我们百姓的福分。各该司道把其中最优秀的人分别举荐上报；有不合格的也一并上报，以作为激励和扬善的助力，难道能说这是迂阔的谈论而轻视它吗？” ○《明刑篇》

译古语说：“明智的君主任用计谋而不任用怒气，昏暗的君主任用怒气而不任用计谋。计谋胜过怒气，国家就强盛；怒气胜过计谋，国家就灭亡。”因此，小白释放管仲而成为齐国霸主，重耳舍弃里凫须而使晋国安定，秦穆公释放孟明、西乞而使秦国强盛。汉高帝赦免季布，雍容宽厚的谋略成为后世准则，这些都是有来由的。然而我认为：个人的私仇可以赦免，朝廷的公法不可赦免；贤人触犯了不当之法可以赦免，小人犯下冒犯君上的罪行不可赦免。如果认为不赦免是可以的，那么周官为什么要议论三刺、三宥、三赦，齐国的风俗又为什么重视这些呢？燕国降霜的故事又为什么发生呢？如果认为赦免是可以的，那么诛杀两观之人、诛灭四凶，舜和孔子为什么不宽贷？石奢代父亲伏在斧下，日磾捶杀自己的儿子，又是为什么呢？天下的动乱不可任其滋长；轻视开端、傲慢对待细微之事，最终必然发展成大乱。羽林军士焚烧张彝的宅第，朝廷不予追问，高欢说：“天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了。”他于是散财结交宾客，最终篡夺了魏国。晋代董养游学太学，登堂叹息说：“每次看到国家的赦书，谋反大逆、杀害祖父母和父母这些王法所不能容忍的罪行，为什么公卿议论时还要文饰典礼，竟到了这种地步呢？” 人的伦理既然已经灭亡，大乱就发生了。”他撰写《无化论》来非难这种做法。在动乱尚未萌发时就开创性地加以防止，是能够预见先机的贤哲；等动乱已经显现才顺从它，则是招致灭亡的媒介。汉代王符在《赦论》中说：“如今对善良百姓危害最严重的，没有比屡次赦免赎罪更大的了。那些本性邪恶的人如同豺狼，即使蒙受赦宥的恩泽，最终也不会有改悔之心，于是恶人昌盛而善人受伤。”唐代马植上奏说：“如今因为旱灾而疏理在押囚犯，凡是抵触极刑法律的人一律免罪，使贪官污吏没有惩罚畏惧，死者含冤，这不是消除灾害、招来和气的办法。”钟离意评论王望时说：“如今青州刺史王望，怜悯灾民，便宜行事，拿出布帛粮食分给他们，这是心怀仁义而忘却罪过，面对仁义能够当先而不推让。若用法律绳治他，忽略事情的本情，就会违背圣朝爱护养育百姓的旨意。”明帝赞许钟离意，于是议论赦免而不治王望的罪。这些都是持平公允的论断。至于京兆尹在五日内急于诛杀，益州官吏因一文钱而罗织深文，都是以私怒滥用刑罚，足以作为世人的大戒。接受百里之地的托付，掌握主宰人命的权力，希望在是否赦免之间保持公允，不要让喜怒成为文饰就可以了。巡按各部的三篇檄文，也附在这里。（附）檄 据我考察，吴越地区的盐法极其严苛，只要犯私盐罪，便拟判徒刑。巡查各站时，每天大约有几十起案件，我内心很是伤痛，于是亲自根据私盐数量酌情处理。盐少的，以及因犯罪被拘押日久的，便酌量减轻等级；确属冤枉的，就直接释放。事情办完，共减免、改配的囚犯将近六千人。于是我与主管官署约定说：“主管官署审议案件，遇到死刑没有不详细谨慎的；但遇到戍边或发配，往往多有疏略，以为这是使他们活命而不是置他们于死地，却不知道戍边和发配的连累，大多也会导致死亡。”查盘官到达卫所、驿递、衙门时，务必核查这些人的情况，寻找保全他们性命的办法。戍边人员另行议处：其中有情理上不应发配却误行发配的，有应当发配却因疾病濒死的，有服役日期即将期满的，应立即揭报，以便宽免释放。驿递官虐待囚犯或收受贿赂放人的，一并上报，列入劣等考核。我从前任大名理官时，常常因查盘之事使这类人得以保全性命，也不止一次了，希望你们留意。又据我与主管官署约定说：“法律载有‘不应为’条，本来应笞打四十下，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杖打八十下。近来的明例也再次加以申饬，但主管官署议罪时仍然一概拟定杖刑赎罪，有钱有势的罚三两五钱，稍有财力的罚一两三钱。这样征求钱财，严重违背法律本意。今后务必分别事情的情理：应当笞打的就议定笞刑，应当杖打的就议定杖刑，不许混杂拟定后报请赎罪。各衙门若肯体会这个意思，就能在冥冥之中暗暗替百姓省下许多赎金，也省下许多杖责；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是父母官应有的道理。”又约定说：“近来查阅中州的案卷，死刑案件积累到二千五百件以上，也太多了。尸体伤情有的要检验四五次，有的要检验六七次，于是竟有十多年尸体不能入土，任犬猪啃食、风雨侵蚀，这实在不是古人施恩于枯骨、掩埋尸骸的本意；关系到天地和气，也不是小事。等到查究驳回的理由，不过说‘没有经过四次检验，难以转报详审’，或者说‘尸体伤情没有相互验证，应当命令重新检验’。这看起来似乎详细谨慎，实际上只是套话，翻动尸体、玩弄遗骨，累月连年；不但活人受到牵连，死人又有什么罪过，要承受这种痛苦呢？今后审理刑狱的衙门，凡遇到命案，都要遵照次序和近来的成例，迅速检验，务使伤情与杖痕相符、证据全部确实，随即招供上报，由府、道复验即可定案，不必检验三次；三次已经是极限，不必检验四次。即使骨骼破裂、内伤，也没有不能明显查出真实情况的；若有疑点，不妨驳回，也可以根据案卷审查证据、调取文书进行勘议，不必反复批示检验，造成纷纷扰扰。” 至于妇女，应当让她们免于检验下体；至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妻等骨肉之间发生变故的案件，应当只作简略说明。审理案件有不忍说出的地方，尸体检验完毕后，应当让人掩埋尸体，不许暴露在外。这是我们同样具有的怜悯之心，是一体相连的美好仁德。○《体国篇》

译汉代御史大夫桑弘羊创立盐铁酒类专卖、均输等法，桓宽议论废止这些措施，逐条回答，内容详尽充实，最终归结为致力于农业根本、去除末业，用礼义使百姓安定，向百姓显示质朴。这是王道的良好规划，是君主治国的良药。东汉尚书张林也说：“粮食之所以昂贵，是因为钱币贬值；可以全部封存钱币，只收布帛作为租税，以流通天下的使用。”又说：“盐是饮食中急需的东西，即使贵人也不能不需要，官府可以自行贩卖。”又说：“应当让交趾、益州的上计吏往来买卖珍宝，收取其中的利益。”这就是汉武帝时所说的均输。尚书朱晖再次执奏说：“这不能作为王道制度。天子不谈有无，诸侯不谈多少，享受俸禄的人不应与百姓争利。如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没有区别，盐利归于官府，百姓就会贫困怨恨；以布帛作为租税，官吏就会多行奸盗，这实在不是明主所应实行的。”光武帝愤怒地严厉责备朱晖，朱晖于是自我拘禁三日；皇帝下诏将他放出，他称病，不再署名参与议论，说：“朱晖年已八十，蒙受恩典得以处在机密之地，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内心知道不可行，却顺从旨意、随声附和，就是辜负臣子的道义。如今我的耳目已经无法听见看见，请伏地等待死命。”皇帝的怒意于是消解，搁置了这件事。我曾经说过，臣子的道义，不应当用谋利来侍奉君主，所以大夫有切戒聚敛的训诫，小子有痛切反对聚敛的言论。圣贤留下的训诫，意义极其深远。老子说：“得到利益时，一定要考虑它可能造成的祸害；因事情成功而快乐时，一定要顾及它可能导致的失败。”那些专门谈论利益的臣子，祸害的契机早已潜伏，失败的征兆早已萌发；他们把国家当作侥幸谋利的对象，正是古人所说的人民的祸害。如今天下通向利益的孔道，不能说不严密了。每年的租庸之外，有盐有茶，官府可以自行贩卖；有马匹在民间饲养，有市场和贡纳，又有关津税；司徒、水衡各自率领属官对商贾和车船征税，也已经细密到了极点。承办事务的人又以节省为名，上报超过定额的收入；前任官员已经上报，继任者不得不上报，又不能稍有减少，只得使数额更加增加。原来计划收入一千的，如今已经达到几万；多年以来，又加上貂珰和缇骑妄自请求专卖，重复征税，百姓不堪命令，动乱的形迹屡次出现，幸而自行消灭。假如在小人最初请求专卖时，大臣中有像汉代朱晖那样的人，天子圣明又哪里会逊于光武帝，而执政者却暗中通过诏令加以认可，那么究竟是谁开了这个头，留下了祸根？即使圣主日后回心转意，筹划挽救也会有那一天，但天下已经受到它的弊害，岂不是也使朱晖成为罪人了吗？所依靠的，是郡县主管官吏守护自己的疆域，抚慰安定、使百姓和睦；根据丰歉酌情议定征收或免除，赋税不能加重，超过定额的赎金不能增多，赎金不能流入私人箱笼，以此安定百姓。百姓的生计，正是贤能主管官吏职责范围内可以自行尽力的事情。从前我治理天雄时，奉中丞、直指的台批审讯案件，每逢议定笞杖，就立即判决遣送。所上报的赎金数额，不过是官民使用的纸钱几百文罢了。属吏以拟定的赎金太轻太少为理由，我说：“难道当道的贤者会因为赎金拟得太轻太少而责备理官吗？有罪的人即使有罪，我愿意以自身承担责任。”但往往能够得到批准。又查核恒山各州县，有所谓超过定额的丁银，多的达到二百，少的也不少于几十。我于是责问说：“丁银既已足额，怎么还能有超过定额的？如果新丁果然超过旧额，这一项就应当均摊；这项应当裁去。”又有所谓卷稍银，多的达到几十，少的也不少于十几。我再次责问说：“厘、毫、丝、忽的算法，本来就有累计成分，怎么和加派有什么不同？这一项也应当裁去。”回来后我便同涂太守商议，详细揭报刘中丞，于是发布檄令，六郡全部裁去这两项；计算州县、卫所一百多个衙门，每年可以替民间省下二万多两银子。后来李中丞捕获大盗康健，检取得赃银四千两，其他赃物也与此相当。议论的人想把这件事上奏皇帝，中丞问我，我回答说：“天子的太仓把这万两银子看作什么，哪里只像微小的草籽？治理盗贼、安定百姓，是臣子的常职，有什么值得上奏章自我宣扬的呢？况且还要拿几千两银子来夸说吗？”中丞认为有理，过了一年，汇总上奏时才提到这件事。中丞和太守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士君子本来不应当以谋利来侍奉君主，也不应当把利禄当作役使他人的事务；道理本来如此，德行也有志同道合的人吗？柳宗元《食货论》痛切斥责谈论财利的人，很合我的心意。而临胸冯宗伯说过[“临胸”疑有讹误]：“天下将要败亡时，必定先出现奸人，使天下的财物耗尽。财物就像骨髓，骨髓枯竭，人就会死亡；财物空虚，国家就会衰败。”然而古代谈论财利的人还出自士人阶层；如今君主出自市井匹夫，却能迷惑天子，那么策略越卑下，祸害就来得越快。一尺长的奏疏上呈，百家就空了；一张纸的政令下达，一路百姓就哭了。唉，真是悲哀啊！” ◆序（一）◆ 《家礼仪节序》《仕学肤言序》《言责要览序》《荷薪义序》○《家礼仪节序》

译《易经》解释《家人卦》时说，这样天下就安定了。《春秋》组织文辞，遇到这些事情便记载下葬、祭祀、迎娶女子、送嫁妇人等，褒贬之笔不止一次地表达了重视家庭礼法的意思。《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戴礼记》所记载的，也都把家法作为开端。它们以笃厚亲近的人、推及远方的人为原则，为百姓安排衣帛、粮食等生活所需，礼也不过如此而已。考亭的《家礼》、文庄公的《仪节》，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孔子说：“实行平常的德行，谨慎平常的言语。”又说：“礼片刻也不可离开自身。”礼大概产生于情感，也以合乎情感为止境。情感如果不受一定规范约束，就必然越过无所顾忌的界限。过于简略，容易放纵人的狂奔；过于繁琐，又会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只有考核文辞与质朴，综合进退往来，使即使是普通男女，也都能舒展四肢、发挥精神，于是内心才会感到畅快满足而没有遗憾。于是人们整理衣冠、长跪奉行，恭敬屈身而趋前，安置宾客、劝酒酬答，以此使关系和谐。他们收敛身体、屏住气息，使五官严肃、四肢坚固，好像面对宪法律令，不可放纵逾越[“跅■〈▯也〉”有缺字]。这其中难道也有某种关键，源于事理本来如此，又出于不得不这样做吗？圣人之所以使行为谨慎，就是因为有礼。考亭汇集诸儒的成说，文庄也是著名儒者；他们前后相继，隐微之处传承了圣人恒常的旨意，显著之处则把百姓日常使用而不自知的准则加以转化，而这些礼制都已具备了。从前贾生在《治安策》中，引用子母、妇姑之间互相争吵、反唇相讥的事，忧惧得变了脸色，长声叹息；而匡衡在《治性正家》一疏中，只说家庭之道完备了，天下的道理也就能得到。因此可以知道，移风易俗、维系世道、树立教化，正是两位先生所重视的，大概可以想见。我才疏位卑，巡视地方时，每每想到风俗日益衰败，世间教化很少兴举，就像拳头大的石块成为水流的源头，哪里能够找到砥柱中流的人，同我们一起筑堤防卫呢？恰逢督学杨公在毘陵主持考试，搜求到了这部书；司李钱君校订编次并付梓刊刻，拿出来给我看，我欣然觉得它很合自己的心意。我国朝廷的会典等书，从簪缨绂冕之家到圭窦荜门之家，都施行同一的法令。如今父子、兄弟、夫妇的生养、薄祭以及日常举止，都在这部礼书中具备了。难道可以听任个人各自制定准则、各家各自制定法令，却不以统一的规矩加以申明吗？这部书，难道本来就是两位先生用来扶助世间法令的吗？试着把它同治理国家、管理家户的典章相比照，使人约束情感而归于礼，认真恭敬地把它奉为神明，那么唐虞三代的威仪就可以看到了。孔子说：“我观看乡饮酒礼，便知道王道是多么容易施行。”我对于这部书也这样说。《仕学肤言》序 从前我任职天雄司理时，明辅涂先生正担任太守。我刚开始进入仕途，对政务还不熟悉，一见到先生，便知道他是有道之人，于是把一切心意托付给他，像老师一样侍奉。先生似乎也看重我的为人，把我当作弟弟对待。前后四年，我们说话必相互规劝，行动必相互辅助，亲密得如同埙箎合奏。如今离开先生已经十二年了，但没有一天不仿佛仍由先生引领着我。先生镇守魏地，大概是在大灾荒之后，仓廪空虚，田野间多是青草，百姓饿得蜷缩在道路上哀号，前后相望。先生忧戚地变了脸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为万民的父母，却不能把衣食推及百姓。于是他供给百姓衣食，又召集父老询问疾苦，设立常平法，拿出官库金钱买谷一万斛，按时买进卖出，只收十分之一的利息；稍有赎金，便立即投入其中充实储备。等到他离开郡府时，除去已经免除和借贷出去的粮食，还剩下十四万石多。百姓没有牛不能耕种，他又出钱买牛数千头，让百姓使用犁耕作，每年把利息登记入官，不久，号称官牛的已有两万头。天冷时制作数百套棉衣，召集没有衣服的人发给他们；鳏寡孤独者的供养，比平常定额增加一倍。有空闲时，便召集我以及其他僚吏、博士弟子员，勤勉细密地谈论名理，勉励他们树立品格、讲求气度。郡中每逢有祭祀之事，先生总在前一天停止刑罚，停止宴饮会聚，穿洁净的衣服、清洁身体，住在坛所，亲手检查祭品，半夜便肃敬地办理祭祀。我早晚侍从先生，总像金玉一样敬重他，从未不是像雁行般恭敬地退避让席。先生果然因考绩优异而升任光禄，出发那天，清简得几乎连行李都无法备齐。我后来过了四年，也在宫阙下等待诏命，每当见到魏地来的人询问先生过去的事，没有不抽泣叹息的。先生受到当地人祭祀，所受香火俎豆，和畏垒的杨子云相等。从政的人能够审察并实行他的思虑，使老人安享晚年，使孤儿有所依靠，使病人得到养护，使死者得到安葬，使男子有田地、妇女有桑蚕，这叫作“思”。使老人受污辱，使孤儿受压抑，使病人无人照料，使死者流离失所，使田地荒芜、织机空置，这叫作“斁”。先生的政绩深厚啊，他确实做到了“思”。先生曾亲手拿一册书给我看，说：“古人有句话：‘我对这些还不能相信。’我若不能相信，学习怎么能相信从政呢？”他在闭门办公的闲暇，撰成《肤言》，如今拿来同你一起看，你大概会认为我是浅薄之人吧？我读完之后，觉得文字质朴而旨意深远，事情切近而风教流传久远。以如今的时势来看，求学的人极其吝啬，做官的人极其奢侈，哪里能得到先生的话来作为准则呢？先生已经回到滇地，我也回到皖地，相隔一万多里，音信渺无踪影。只是这篇文章每天放在案头，我战战兢兢，不敢失去先生的教诲，那么我从先生那里所受的东西就很广大了。同心人的话，香气如兰，所以我乐意为它作序并刊刻它，希望让天下人知道涂先生的为人，也借此显明我同涂先生的交谊。《言责要览》序

译孔夫子论说进谏有五种方式，说：“我还是采用讽谏吧？”等到谈到子路时，却说：“触犯君主，可以称道史鱼；这样才叫正直。”这同讽谏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唐虞朝廷上，不因小事而先行规谏，君臣相互赞许、相互应答，赞扬之声尚未停止，便立即告诫不要琐碎烦乱。由此可知，圣人所谓的讽谏，大概是有要领的。难道它只是卑屑地沿袭批龙鳞、折门槛的作风，实际上却在偏僻小巷、低矮窗户、简陋床榻之间局促自守，到了朝廷之下反而拘谨不前吗？我认为，正直是根本，讽谏是运用；讽谏是形式，犯颜直谏是作用。如果不正直、不犯颜，却说“我能讽谏”，就像把木头揉弯，却想用它制成箭一样。何况百炼的钢铁尚且能够绕指而变，何况像茅草随风倒、波浪随水流的人呢？晏子说过：“一颗心可以侍奉三个君主，三颗心不能侍奉一个君主。”所谓一颗心，就是正直。若有三颗心，顾虑和委曲的想法交替出现，彼此争战，于是正直的根本就发生变化，更不用说谋求私利、沽名钓誉、倾覆危害、营求私事了。即使号称美好修养、光明节操、忠言良策，也必定要等到意见与君主相合之后才进言，考虑到能够取胜之后才进言；否则就闭口自保，把自己托辞于讽谏。这就是正直发生了变化。进谏之道已经遥远了。国家设置台省官署，以应当进言而不进言为罪，以所进之言不切中事理为罪。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战战兢兢，日日担心尸位素餐，所以端正冠冕、手执笏板，显赫地以谏诤著名，照耀史册，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人。风气败坏以后，习尚各走一途，章疏也有许多门路，于是出现了荒诞的人、诡诈的人、枝蔓的人、因愤怒而互相攻击的人，以及越俎代庖、拿起武器争斗的人。有的人凭一句话便取得高位，把它当作快捷方式；即使没有得志，也终身夸耀自诩，把这当作荣耀，遇到人便自我宣扬。有见识的人私下为此感慨，想把这种风气挽回到三代以前的境界，他们大概也会把正直之道作为准则吧？中丞甘公在西台任职已久，他所提出的各项意见，关于国是和官府常法，都刚正而有条理，在当时重如九鼎。我不才，近来因盐务之事，早晚同他相处。甘公得到《言责要览》，读后见其中列有若干条，法则和戒条分明，大体都是以正直为本而以讽谏为用。由此才知道甘公立身朝廷的原则，以及他维系风教的用心，是多么深远。唉，进言若能掌握要领，才叫嘉谋，才叫正论；否则就是邪佞之言，或是任由喜怒泛滥的说法，不能不谨慎。这部书如果也把正直之道作为准则，仰望它而趋赴，那么它将陶冶铸造后进，补救缺失、挽回天意，为国家社稷谋求长久利益，其功劳不小，足以作为天下的典范了。《荷薪义》序 孔夫子闲居时，叹息不已。子思拜了两拜，请问道：“您是担心子孙不能修养自己，将要辱没祖先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遗憾自己不能赶上吗？”孔夫子说：“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我听到先生的教导，‘父亲砍下柴薪，儿子却不能担负。’我每每想到这句话，就非常恐惧而不敢懈怠。”孔夫子欣然说：“我不用担忧你了，世代不断绝先人的事业，它大概能够昌盛吧！”我读到这段话，汗流浃背，连饭也咽不下去。以孔夫子的圣明、子思的贤德，尚且还担心事业废弃、辱没祖先，何况那些远不如圣贤、差了五倍、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人呢？桐地自来多贤人，我的先君子独自专心于学业，年少时遭逢偏罚，却努力奋起，到五十岁仍不停止求取功名，专心致力于这项事业。他所信奉、片刻不离的，是性善的宗旨；他所怀疑、丝毫不肯苟同的，是二氏之说。桐川小社的学业已经开始了，我即使才质愚钝琐陋，也应当加倍努力，为后代留下燕翼之谋；否则祖先的堂构由谁来承继呢？曾子侍奉父母，重在顺从父母的志向而不只在供养；即使父亲去世，也不改变他的臣属和政治原则，孔夫子屡次称赞他。愿先君子怜悯我这个小子，使我早晚敬慎从事；假如能够稍稍符合先人的德行，使晚年安乐，即使见到黍离之诗中杂生的稂莠也不感伤，听到家鸡野鸭之喻也不忧虑，我将有什么脸面在九京之下不留下遗憾和忧虑呢？何况先人的手泽还在上面，笔砚交往的痕迹也在眼前。我从前心中师法的三位先生张希古、赵承玄、章定夫，虽已去世；如今的吴客卿、何康侯、夏伯孺以及张道卿、王达夫诸位朋友，还有舍弟君节等人，不忘先人的遗爱，也不嫌弃我的愚钝，竭力推举扶持我。他们佩带绶带，发出“邪许”的号子，在这个社中共同笃行这条道路，我又怎么敢迟疑而不继续谋求呢？承蒙诸位君子把我视为尘土中的人，我不揣浅陋见识，每当同社中人商议求取学问，便偶尔记录下来保存，以记载这些日月中的作为，表明自己的资质和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我的说法如盲人摸象，言语浅陋，见识局促，像敝帚一样；门人耿献甫、吴公良、何子政等人，如果有意于采择这些粗劣之物，给予导师般的帮助，启发我的蒙昧、指出我的瑕疵，救正我的偏失、补足我的缺漏，慰藉我执鞭从学的志向，扩大我承接序文教益的收获，我岂敢不铭记在心、取其义理？我作《荷薪义》，想借此加重斧削自己的责任，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不能担负先业的人；然而终究免不了深深恐惧。时在戊午年立秋日。《宁澹居文集》卷之三终 《宁澹居文集》卷之四 皖桐方大镇静甫著 序（二） 题 跋 杂著 ◆序（二）◆ 《同咨录》序 《永思录》序 《田居乙记》小序 《同咨录》序